震川先生别集卷之四　　志

译魏、晋以后直到隋代，天下变故很多，战争频繁使用马匹，但马政没有值得称道的。只有北魏的马，自从世祖平定统万以后，因为秦州、凉州以西水草丰美，便用作牧地，马匹大量繁殖，达到一百多万匹。高祖在河阳设置牧场，常年饲养戎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迁到并州放牧，稍后又向南迁移，而河西的牧场更加繁盛。因此天下都称说北魏马匹的兴盛。唐代尚乘局掌管天子的御马，有东西两侧六闲。一叫飞黄，二叫吉良，三叫龙媒，四叫騊駼，五叫駃騠，六叫天苑。总共十二闲，分为两厩，一叫祥麟，二叫凤苑。每年河东、陇右各群牧进献良马，供给六闲的御马。后来宫禁之中又增设飞龙厩。起初得到突厥马二千匹，又在赤岸泽得到隋代的马三千匹，把它们迁到陇右，从此开始建立监牧制度。官职由太仆统领，属官有牧监、副监；监有丞、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副。每一群设置一人任长，十五个群长设置一人任尉。每年考核功绩，提升排马；又有掌闲，调教马匹，使它们习惯上乘。起初由太仆少卿张万岁主管群牧，从贞观到麟德四十年间，马匹达到七十万六千匹。设置八坊，在岐、豳、泾、宁之间，地域广阔千里：一叫保乐，二叫甘露，三叫南普闰，四叫北普闰，五叫岐阳，六叫太平，七叫宜禄，八叫安定。八坊的田地有一千二百三十顷，招募百姓耕种，用来供应草料。八坊的马分为四十八监，但马多土地狭窄，不能容纳，于是又分出八监，分布在河西丰饶空旷的原野。凡是五千匹马的为上监，三千匹的为中监，其余为下监；每监都有左右监，并根据所在地命名。当时天下用一匹缣换一匹马。张万岁主管马政很久，恩惠和信用施行于陇右。后来由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监牧，仪凤年间由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诸牧监使，后来又有群牧都使、闲厩使。又设置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临洮军，东北二使都寄治于原州。后来又在盐州增加八监，在岚州增加三监，并有白马诸坊、熡烦、玄池、天池诸监。自从张万岁失去职任，马政颇为废弛。开元初年，国家的马匹更加损耗，太常少卿姜晦请求在六胡州买马。王毛仲主管宫内外闲厩，马匹逐渐重新繁殖；开始时有二十四万匹，到开元十三年便有四十三万匹。天子因为突厥归附边塞，在受降城每年同他们互市，又在河东、朔方、陇右买马；混杂了胡马以后，种马便更加健壮。天宝以后，战马动辄以万匹计算，于是削弱了西北藩部。安禄山以主管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暗中挑选强健的铠甲战马运回范阳，所以他的兵力压倒天下。肃宗收集军队到彭原，搜查平凉监牧，仍得到数万匹马，军队因此重新振作。等到吐蕃攻陷陇右，苑牧的马全都被掠去。后来水草肥美的田地很快被赐给贫民，以及被各种赏赐、侵占，达到几千顷。德宗命闲厩使张茂宗收回旧地，百姓失去产业，忧愁怨恨。穆宗即位后，全部归还百姓。太和七年设置银川监，大概再也没有恢复开元、天宝时期的旧貌了。其他如蔡州龙陂、襄州临汉、淮南临海、泉州万安，都不足以计数。汉代以来的牧马官制，后世已不再听闻；只有唐代的张万岁、王毛仲，这两人的名声最为显著，而马匹也特别兴盛。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唐代得到人才、专门主管其职的结果。最初设置监牧时，地域在秦州、渭州以北，会州以南，兰州狄道以西，大概跨越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的土地。《汉书·地理志》说：武威以西原是匈奴昆邪王、休屠王的土地，风俗颇为不同，土地广大、人口稀少，水草适宜畜牧，所以凉州的牲畜，富足冠于天下。这些地方都包括在唐代牧地之内。五代战争不断，养马的政令没有记载。宋太祖起初设置左右飞龙二院，由两位使者主管。后来改为天厩坊，又改为骐骥院，并把天驷监隶属于它。真宗咸平三年，设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把各州的牧龙坊全都改为监。外地的监共有十四处，设置群牧制置使以及群牧使、副都监、判官；马厩和牧场的政务，都由群牧司掌管，从骐骥院以下全都听命于它。各州有牧监，由知州、通判兼任主管。在此之前，五代的监牧大多废弛，太祖开始设置两个养马机构，又修复四个旧马务，派使者每年到边州买马，闲厩才开始完备。太宗得到汾、晋、燕、蓟的马四万二千多匹，才开始分置各坊。国子博士李觉说：“冀北、燕、代，是马匹生长的地方，也是胡戎所依仗的东西。制服敌人，骑兵最为紧要。议论的人认为，想使国家马匹增多，在于用利益诱使戎人，购买他们的马。然而买马的费用年年增加，马厩和牧场的数量却不增加，这是失去了繁殖的道理。而且戎人畜牧迁徙，追逐水草，放任马驹交配，顺应马的本性，所以能够繁殖。它们到了中原，被拘束拴系，用枯草饲养，雌雄分离，压制其生性，因而毛色枯黄、身体衰败，数量减少是理所当然的。古代依据田赋出马，马都生长在中原，从未听说向戎人买马。如今所买的戎马，价格低的每匹也不下二千，往来的资助、供给、赏赐，又在这个数目之外；这是把高价花在外夷身上，却把中原的马贱弃不用，不合道理。如今应当把买马的价格减去一半，用来赏赐饲养马驹的将士，增加他们每月的供给，等以后交纳马匹时再停止。这就能使财货不流出国境而马匹得到繁殖。大概有母马二万匹，所收马驹即使只有一半，也可以每年得到一万匹。何况母马又能生驹，十多年之间，马匹必定加倍。过去猗顿是贫穷的士人，陶朱公教他饲养五匹母牲畜，于是他到西河，在猗氏南面大量畜养牛羊，十年之间，繁殖的数量无法计算。何况用天下的马来繁殖呢？”太宗赞赏他的意见。仁宗庆历年间，知谏院余靖说：“自《诗》《书》以来，中原养马的繁殖兴盛，并不只是出自夷人。”

译狄族也是如此。秦国的先祖非子住在犬丘，喜爱马匹，并善于畜养繁殖。周孝王召见他，让他在汧水、渭水之间主管养马，马因此大量繁殖。犬丘就是今天的兴平；汧水、渭水一带，就是今天秦州、陇州的交界。卫文公居住在黄河岸边来建立国家，诗人歌咏这件事说：“高大的母马有三千匹。”卫国，就是今天的卫州。诗人又赞颂鲁僖公能够继承伯禽的事业，也说：“雄马壮健。”鲁国，就是今天的兖州。《左氏传》说：“冀州以北的土地，是马生长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镇州、定州、并州、代州一带。汉代太原有官家的马厩，一座马厩有一万匹马；又有楼烦的玄池出产名马，就是今天并州、岚州、石州、隰州一带。唐代以沙苑最适宜养马，就是今天的同州。开元年间设置七坊、四十八监，其中一半在秦州、陇州、绥州、银州，都是自古以来牧马的地方。我私下看到，如今的同州以及太原以东的卫州、邢州、洺州，都设有马监；其余各州军的牧地有七百多处。请让群牧使、都监、判官分别前往旧日的牧马地，察看水草丰盛的地方，在四面适宜之处放牧。依照《周官》《月令》的办法，务必使马匹繁殖兴旺。另行制定赏罚制度，以明确鼓励和禁止。这样或许几年以后，马匹牲畜就会繁盛了。皇祐五年，丁度上奏说：“天圣年间，牧养的马达到十多万匹。后来有人说天下没有战事，牧马只是徒然耗费，于是废除了八个马监。然而秦州、渭州、环州、阶州、麟州、府州以及太山、保德、岢岚军，每年买马二万二百匹，也仅仅能够补足京畿和边塞马匹的缺额。自从用兵四年以来，买到的马才三万匹。何况河北、河东、京东、京西、淮南登记壮丁为兵，请下令：凡是能够畜养一匹战马的，免除两名丁男的差役，仍不提升户等，以备紧急之用。这样，官马就会繁盛了。”这项建议最终没有实行。至和二年，群牧使欧阳修说：“如今的马政，都是沿袭唐代制度；但现在马匹的多少与唐代不同，其中利弊很多，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唐代的牧地，都适合马的习性。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至河曲的原野，内至岐、豳、涿、宁，东接银州、夏州，又向东直到楼烦，这些都是唐代养马的地方。现在考察起来，有的陷没于夷【夷：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有的已经变成民田，都无法再取得。只听说现在河东路岚州、石州之间有很多荒山，以及汾河旁边草地也很宽广；那里草柔水甘，最适合牧养。这就是唐代楼烦监的旧地，可以在那里兴置一个马监。我认为循迹考察寻求，楼烦、元池、天池三监的旧地，或许还可以找到。再者，我往年奉命出使河东，曾经走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军，看到那里有很多没有耕种的土地。河东一路山川深峻、峡谷众多，水草非常好；当地地势高而寒冷，一定适合马的习性。至于京西路唐州、汝州之间，长期荒废的土地，数量也很大。请向河东、京西转运司下令，派官员查访草地；如果有可以兴置马监牧场的地方，那么河北各马监中土地不适合养马的，就可以废止。”嘉祐年间，韩琦请求清查各马监的牧地，留下牧马所需的土地，其余允许下等户耕种。朝廷派都官员外郎高访等清查河北，得到闲田三千三百五十顷，招募佃户耕种，每年约可得到粮食十一万七千八百石、绢三千二百五十匹、草十六万一千二百束。群牧司说：“各马监的牧地，间或遭遇水旱灾害。每个马监除放牧之外，每年还割取白草数万束，以备冬季饲马。如今如果全都分给百姓，日后马监马匹增多，或者发生水旱灾害，就没有土地可以转移放牧了。”皇帝下诏，派左右厢提点官察看规划；除去先前被侵占、已经清查出来的土地，暂且出租给佃户，其余土地交给群牧司详细审察，决定保留或废弃；有闲置土地的，就招募百姓耕种。五年，群牧司说：“凡是牧养一匹马，往来践食所占的土地有五十亩。各马监既然没有多余土地，就难以招募百姓耕种，请仍按旧制保留。广平废监原先已经分给百姓的土地，也请收回来。”于是下诏河北、京东的牧监帐管草地，从今以后不得任由人请射侵占，违犯者按违反制度论处。起初，真宗采纳群牧使赵安仁的意见，把牧龙坊改为马监，并铸造印章交给它。于是河南设置洛阳监，天雄军大名设置大名监，洺州设置广平监，卫州设置淇水监，郑州设置原武监，同州设置沙苑监，相州设置安阳监，澶州称镇宁监，滑州原来的龙马监称灵昌监。宋朝初年，全国内部有骐骥两院、天驷四监、天厩二坊以及上下马监；外部河南、河北设马监的有十四处。过去由群牧司掌管。干兴、天圣年间，军队长期没有使用，于是河南各马监都被废除。后来议论者说：“河南六监废除以后，京师需要马匹，只能从河北取得；道路遥远，很不方便。”于是下诏恢复洛阳、单镇两监，用来牧养河北繁殖的马匹。后来又恢复广平监，把赵州的牧马隶属于它。又把原武改为单辕，迁到长葛。大概自宋朝兴起以来直到仁宗时期，天下号称太平，而法度常常到了无法振兴施行的地步，马政也大多废弛。

译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锐意有志于治理天下，于是大举更改制度。熙宁以来，开始实行保马、户马制度，后来又变为给地牧马。起初，神宗忧虑马政不善，下诏说：“如今马政不修，完全没有成效，难道是任职时间不长而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吗？为什么马监这样多，官吏这样多，却如此缺乏人才呢？过去唐代任用张万岁，三代主管群牧，恩惠和信用施行于下层，所以马政得以修整振兴，后世称赞他能干。如今从上面的提总官属到下面的坊监使臣，既不是经过铨选，又迁调迅速，称为‘假道’，想让官员长期专任本职、充分发挥才能，是不可能的。现在应当选拔那些劳绩和才能突出的人，按次序升进。从坊监以上直到群牧都监，都考核他们的功绩，按等级升进，以此鼓励任事尽职的人。”于是枢密副使邵元请求利用牧马余田整治农政，以增加牧养的利益。群牧司说：“马监草地有四万八千多顷。现在按五万匹马计算，一匹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已经没有多少余田，应该暂且仍旧。至于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尚有良田一万七千顷，与其一点一点赋给百姓，不如用来收取刍草粮食。” 朝廷听从了这个意见。不久，枢密院又说：“旧制度以左右骐骥院总管国家马匹，景德年间才增设群牧使、副使、都监、判官，来主管马厩和牧场事务。虽然所任官职重要，但他们从未亲自巡察，不能全面了解牧养的利弊，因此马匹不能繁殖兴旺。现在应当分别设置官署，专门任用官员负责。”于是下诏在河南、河北分别设置监牧机构，任命刘航、崔台符担任其职，又各设置都监一员。设在河阳的称为孳生监。各外地马监都分别隶属于两位使者，各自条列上奏应当实行的事项。各级官吏以及主管牧田的县令、县丞、县尉，都交由监牧使举荐和弹劾。事务隶属枢密院，不归群牧制置司管辖。当时皇帝正留意牧监土地，但各监牧地都宽广肥沃，常被人冒领侵占，所以议论者争相请求收回余地，以补助刍草粮食。自此请求把牧地赋给百姓的意见纷纷而来，各马监不久也随之废除。于是挑选其中的良马，其余马匹全部卖掉，收取土地租金，用来充作买卖马匹的本钱。当时各马监既已废除，只能依靠购买马匹，而义勇保甲的马匹又改由官府供给，朝廷因此忧虑马匹不足。在此以前，河北察访使曾孝宽说：“庆历年间，曾经下诏令河北民户按照财力养马，以备官府临时购买。请参照旧例重新实行。”于是开始实行户马法。元丰三年春天，因王拱辰的请求，下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各路的州县，按户计量资产购买马匹。坊郭户家产达到三千缗、乡村户家产达到五千缗，或者坊郭、乡村家产合计达到三千缗以上【上：原刻误作“止”，依《大全集》校改】的，各养一匹马；财产每增加一倍，马匹也增加一匹；最多到三匹为止。马匹要求身高四尺三寸以上，年龄八岁以下。到十五岁时，再按原规定重新购买，并登记在提举司。于是各路都实行了户马法。在此以前，熙宁年间曾经命令德顺军的蕃部养马。皇帝询问其中的利弊，王安石说：“如今坊监花费五百缗才能得到一匹马，如果交给熙河的蕃部养，应该不至于花费如此多。蕃部土地适宜养马，而且以畜牧为生，确实便利。”不久却得到品质低劣的马驹【庳：原刻误作“痹”，依《宋史·兵志》校改】，马匹死亡或丢失还要责令赔偿，蕃部对此感到困苦，这项制度不久便废除了。到这时，环庆路经略司又说：“已经发文命令各蕃部养马。请下诏检验，达到标准的每匹发给五匹缣。鄜延、秦凤、泾原各路也依此办理。”养马的命令于是又在蕃部中实行。五年，下诏开封府界各县，保甲中愿意养马的听其自愿，并把陕西买来的马选给他们；户马也改称保马。六年，曾布等奉诏上奏保马条约。五路义勇保甲中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财力较高、愿意养两匹的，也听其自便。马匹都用监牧现有的马发给；有的由官府给钱，让百姓自己购买，不得强行发给。开封府界不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超过五千匹。除追逐盗贼以外，骑马越过三百里都禁止。在府界养马的，免除缴纳粮草二百五十束，另发钱帛；在五路养马的，每年免除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编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编为一社，用来承担马匹病死的赔偿。保户的马死了，由该保户独自赔偿；社户的马死了，由社户共同赔偿一半。每年检查马匹的肥瘦，禁止官吏苛刻留难。总计有十四条规定。先从府界颁行，五路则交给监司、经略司和州县酌情制定。于是保甲养马在各路实行起来。在此以前，文彦博、吴充说：“夏、商、周三代有丘乘出马，也有国家养马；国家的马匹不应缺少。而如今的法令想让百姓在马死后赔偿，恐怕并不是百姓的愿望。”王安石却认为：“法令下达之初，京畿百姓大多自己认为便利，愿意投递文书的已经有一千五百户，决不是受到驱迫。”他极力请求实行。当时河东骑军有马一万一千多匹，每年轮番戍守边疆，大约十年轮换一次。议论者认为耗费粮食而且马匹大量死亡丢失，于是实行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随后兵部说：“河东正规军有马九千五百匹，请暂时停止官府供给，用义勇保甲的五千匹马补足缺额，以一万匹为定额，等正规军马匹不足五千匹时，再实行供给调配。”事情下交中书，枢密院认为：“车骑是国家的大计，不应只因为一时节省费用，就轻率议论废置。况且官府养一匹马，每年需钱二十七千；百姓养一匹马，只免除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折算米价计算，其价值为钱一万四千四百，其他费用都由百姓承担，显然不是百姓愿意的。如果饲草喂料供应失时，或者调习不当，遇到紧急情况就无法使用。何况减少五千匹马，就意味着以后应减少正规军九千九百人，又减少配给马三千九百四十匹；边防事务靠什么来准备？如果照旧保留官军的马匹，逐渐让民间自愿牧养，不必限定五千匹，从道理上说是可行的。”中书省说：“官府养一匹马，按中等价格计算，每年需钱二十三千。招募百姓牧养，可以节省杂费八万多缗，并且使原来囤积刍草粮食的人无法凭此获取厚利。计算前两年，官马的死亡数是保甲马的两倍；而保甲养马又可以用来训练作战、抵御盗贼，公私双方都有利。”皇帝听从枢密院的意见，河东骑军没有减损，民间马匹也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五百户、十年、九千五百匹、万匹、九千九百人、三千九百四十匹〕 六年，提举河东路保甲王崇极说：“请命令本路保甲每十户取二户，教习骑马作战。每匹由官府给钱二十五千，让他们购买一匹马。期限定为五年，应当得到马六千九百一十八匹，花费缗钱十七万二千九百五十。”皇帝下诏用京东盐利钱供给这笔费用，命王崇极每月上报所买马匹的数目。于是保甲全都兼任购买马匹。七年，京东提刑霍翔请求招募百姓养马，免除他们的赋役。于是下诏京东西路保甲免除教阅，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每匹给钱一万；期限京东十年、京西十五年，达到数量为止。设置提举保马官，京西由吕公雅、京东由霍翔共同主管此事。并且废止乡村原先按照财力养马的命令。仍在养户马的，免养保马。凡是养马的，免除大小保长、税租支移、每年春夫、催税甲头、盗贼备赏、保丁巡宿等七项负担。在此以前，西方用兵，曾大量征调户马来供给战骑；借用的归还，死亡的赔偿价值。这一年，于是下诏河东、鄜延、环庆各路各发户马二千匹，以供正规军使用。河东就地供给本路；鄜延又用永兴军等路以及京西坊郭的马匹补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译环庆又用秦凤等路以及开封府界的马匹补充。户马配给军队以后，就不再补充。于是京东西的户马又改称保马。吕公雅又命令每都每年购买二十匹，起初期限定为十五年，后来缩短为两年半。京西不产马，百姓又贫困，对此非常苦恼。八年，京东西已经改为保马，各路养马的指挥也都废止。后来实行给地牧马，也就是源自户马的本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八匹、七年、五十匹〕 九年，提举开封府界蔡确说：“近来把国马分配给保甲，免除他们缴纳草料，并赏给钱帛。百姓因为养马比缴纳草料省事，即使不给钱帛，愿意替官府养马的人也很多。请增加马匹数量，每年只免除缴纳草料一百五十束。”皇帝下诏不得超过五千匹。于是京畿停止发给钱帛而增加了马匹数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匹、十五年、二年、八年〕 哲宗即位后，批评新法不便的人把保马视为当务之急，于是下诏说：“京东西保马的期限极其宽松，有关官署却不认真遵守，以致造成烦扰。先帝曾亲自下诏责问，如今仍然不能遵守。京东西两路购买马匹的年限，一律依照原诏令。”不久又下诏，把两路保马分配给各军，剩余马匹交给太仆寺。不堪供军配用的，退还给民户，并责令官府赔偿原价。霍翔、吕公雅都因罪被罢职，保马制度于是废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五千匹〕 保马废止以后，于是议论兴复废弃的马监，以恢复旧制度。下诏让库部郎中郭茂恂考察陕西、河东应当设置马监的地方。不久又下令河北、陕西转运提点刑狱司，巡行察看黄河、渭水、并州、晋州之间的牧田，上奏报告。当时已经停止保甲教习骑兵，并把户马归还百姓。于是右司谏王岩叟说：“军队所依靠的是马，能够使马繁殖兴旺的是牧监。过去废除马监之初，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十年以后天下一定会缺马。后来还不到十年，弊端已经显现，这极不利于国家。请收回户马三万匹，照旧恢复马监。把监牧事务交给转运官，不必专门设置使职。如今郓州以东的东平，北京的大名、元城，卫州的淇水，相州的安阳，洺州的广平监，以及瀛州、定州之间，棚舍基址和草地都还保存着，界限划分也很清楚。使臣和牧卒大半还在，只要稍加招集，转眼之间就能安排妥当；百姓可以免除交纳钱财的祸害，国家可以得到牧马的利益，难道不是很好的计策吗？何况自从废除马监以来，把牧地赋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很多。如果重新设置监牧，收回土地归官府所有，百姓就会感戴恩德，如同卸下沉重负担一样。” 从此，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监都得到恢复。起初，熙宁年间把天驷四监合并为两个，左右天厩坊也被废除。到这时，又恢复左右天厩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绍圣初年，掌权者又根据自己的意图决定废置，时论也再次改变。太仆寺说：“府界的牧田，除去已经占用和出租的以外，还剩二千多顷；有人议论恢复京畿以内的十个孳生监。”过了两年，给地牧马的制度就实行了。此前，知任县韩筠等建议：“凡是授给百姓一顷牧田的，替官府牧养一匹马，并免除其租税。县里登记马匹的高下、老壮和毛色，每年检查一次；马匹死亡或丢失的，责令赔偿。已经租种牧田的，也依照上述办法养马。”知邢州张赴上奏赞同这个意见，并且说：“授田一顷、替官府养一匹马，与陕西沿边既养马又戍边的弓箭手相比，更为优厚。”枢密院同意他的请求，又说：“熙宁年间废除各马监、把土地赋给百姓，每年收取缗钱达到一百多万。元祐初年没有研究其中利弊，只是一心废除元丰、熙宁的政策。夺回已经租种的土地、恢复旧马监时，桑树、枣树、水井、房屋都多有毁坏砍伐；监牧官吏的费用无法计算，牧卒扰民，棚舍、水井被强行摊派，祸害不止一端。左右厢今年登记的马有一万三千多匹，能够配给军队的没有多少，只有沙苑的六千匹胜过其他马监。如今张赴等所说的授田养马，既免除租税，又不责令马匹繁殖，而且不愿意的人也不强迫；绍圣初年，掌权者又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废置之事，于是当时的舆论再次发生变化。太仆寺说：“京畿地区的牧田，除去已经占用耕种的以外，还剩二千多顷；建议恢复在京畿以内设置孳生马匹的十所监。又过了两年，给田牧马的政策便实行了。起初，知任县韩筠等人建议说：“凡是授予百姓一顷牧田，就为官府牧养一匹马，并免除他们的租税。县里登记马匹的高下、老壮和毛色，每年检查一次；马匹死亡或丢失的，责令赔偿。已经耕种牧田的人，依照上述办法养马。”知邢州张赴把这个建议上报，并且说：“授予一顷田地，替官府牧养一匹马，比起陕西沿边那些既要养马又要戍守边境的弓箭手，待遇更优厚。”枢密院认可了他的请求。枢密院又说：“熙宁年间，停止各监，把马匹交给百姓饲养，每年收取的钱达到一百多万缗。元祐初年，不曾认真研究其中的利弊，只是一味废除元丰、熙宁年间的政策。夺取百姓已经耕种的田地，恢复旧有的马监，桑树、枣树、水井和房屋，毁坏砍伐了很多；马监的官吏，费用无法计算，牧卒扰害百姓，棚舍、水井等物又强行摊派，祸害不止一端。左右两厢今年登记的马有一万三千多匹，能够编入军队的没有几匹。只有沙苑的六千匹，比其他各监的马好。如今张赴等人所陈述的办法，是接受田地来养马，既免除租税，又不责求繁殖马匹；不愿意的人，也不强行勒逼；再加上用尺寸限制马匹的标准，那么无论遇到缓急，都可以使用这些马了。”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说：“给田牧马一事，起初是邢州守令提出的请求，从未下达给各路监司详细审察。各路各有不同的利弊，这些情况既然无法知道，百姓住宅与田地相距很远的，就难以同时耕种和牧马。一顷田地的价值并不高，而马匹丢失却要赔偿四五十千钱，这一定不是人情所愿。”他的意见最终没有实行。绍圣四年，于是废除淇水、单镇、安阳、洛阳、原武五监，撤销提点所和左右两厢，只保留东平、沙苑二监。同知枢密院曾布亲自叙述这件事说：“元祐年间重新设置马监，两厢所养的马只有一万三千匹，其中不堪使用的超过一半。如今既然用租钱在陕西设置了蕃落十指挥，养马三千五百匹，又有愿意养马的百姓数千户，而现存的两个马监各自都可以牧养一万匹马。马匹数目多于旧日各监，而节省的官吏费用也不是一项。近世的良法，没有能超过它的。”当时三省都称赞这个办法。后来，沙苑监又隶属于陕西买马监牧司，而东平监仍然被废除。

译大观元年，尚书省说：“元祐年间设置马监，马匹没有繁殖增多，费用却极其巨大。如今沙苑最号称马匹多，但占用牧田九千多顷，刍草粮食和官府各项开支，每年耗费四十多万缗钱，而牧养的马不过六千匹。从元符元年至元符二年，丢失的马有三千九百匹。而且这些马一向没有调教训练，不适合使用。用九千顷田地、四十万缗钱的费用来养马，却不适合使用，又有如此多的马匹丢失，利弊显然可见。如今把九千顷田地按贫瘠程度计算，扣除三分之一，仍可得到六千顷良田。按价值计算，每顷可值五百多缗钱。若每一顷田地招募一人养一匹马，那么百姓可以得到田地的利益，马也能得到适宜的饲养环境，可以继承先帝把军队隐于农民之中的意旨。请下令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司和同州，详细审察后上报。等看到实际利益以后，六路新边的闲置田地，应当依次推行。”当时，熙河路兰湟牧马司又请求兼行招募愿意养母马的人，每收取三匹马驹，其中两匹归官府，一匹用来赏赐。诏令实行了这一办法。四年，又停止京东西路给田牧马，恢复东平监。政和二年，诏令各路重新实行给田牧马，又停止东平监。宣和二年，诏令废除政和二年以来给田牧马的条令，收取现有的马匹以供军用；凡是牧田和设置马监的地方，一概恢复旧制。又恢复了东平监。给田牧马始于绍圣年间。到了政和年间，蔡京掌握政权，更加大力推行这一政策。蔡京被罢免后，这项政策又被废止。政和六年，又诏令制定赏赐标准：凡是一路牧养的马达到三千匹，州所辖各县达到一千匹，县达到三百匹，提点刑狱和守令各升一官。超过这个数一倍的，再减少磨勘年限。于是各路响应招募牧马的人家，共有八万七千六百多户，马二万三千五百匹。既然按照上述诏令给予奖赏，兵部的正副长官也因为兼管八路马政而升了官。然而北方发生战事，马政也更加紧急了。靖康元年，左丞李纲说：“自祖宗以来，选择陕西、河东、河北水草丰美、地势高而凉爽的地方，设置马监共三十六所。近年几乎全都废止，民间杂乱饲养马匹来充当役用，官吏只求在文书上敷衍塞责，马匹再也没有优良的了。如今各项事务缺马的地方占了一大半，应当恢复旧制。根据时势的需要，征集天下的马匹，按价给钱，不到十天，仍然可以凑齐数万匹马。”然而当时已经不能完全实行他的主张了。前代史书谈到牧马政令的，只有宋代记载得最详细。关于出牧、上槽、刍秣、棚井、繁殖损耗等，大多与今天相同，是因为时代相近。因此这些内容已经记在《兵志》中，这里不再论述。唯独户马、保马、余地牧马，仍然成为后世的祸害，所以详细记载于此，是想让讨论马政的人知道其中利弊的实际情形。大概自熙宁、元丰变法以来，直到崇宁、宣和年间小人当权，政策屡次恢复又屡次改变，始终没有形成良政，宋朝也随之灭亡。渡江以后，朝廷设置了不少马监，但江南多是水田，后来三衙每逢暑月，便把马放牧在苏州、秀州，大大成为百姓的祸患。郢州、鄂州一带也设置过马监，但都不能使用，战马全都依赖川、秦、广三边供应。宋初收购马匹时，戎人把马赶到边境，十匹、百匹合成一券，一匹马预先发给一千钱，官府供应刍草粮食，继续供养，直到送达京师；有关部门将马卖出，分别隶属于各个马监，这叫作“券马”。边州设置马场，收买蕃汉马匹，编成一纲，派殿侍率领押送的队伍前往朝廷；有时就地分配给军队，这叫作“省马”。陕西广锐劲勇等军队相互结社，每次买马，官府在给付价钱之外，社众又共同凑钱增补，这叫作“马社”。军队兴起时，登记百姓的马匹并收买，用来供应军队，这叫作“括买”。宋初，买马的地方只有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招募马匹的对象只有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等各蕃。到了雍熙、端拱年间，河东有麟州、府州、丰州、岚州、岢岚火山军、唐龙镇、浊轮砦；陕西有秦州、渭州、泾州、原州、仪州、延州、环州、庆州、阶州、镇戎军、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有灵州、绥州、银州、夏州；川峡有益州、文州、黎州、雅州、成州〔“成”字，按《宋会要》应作“戎”〕 茂州、夔州、永康军；京东有登州。自从赵德明占据河南以后，收买马匹的地方只有麟州、府州、泾州、原州、仪州、渭州、秦州、阶州、环州，以及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四军。后来设置马场，又只限于环州、庆州、延州、渭州、原州、秦州、阶州、文州和镇戎军。大致说来，宋初买马每年只能得到五千多匹。天圣年间，蕃部送来的马达到三万四千九百多匹。嘉祐以前，原州、渭州、德顺军三处买马，三年共达到一万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马，每年设置一万五千匹。元丰四年，诏令专门用雅州名山所产的茶叶来交换马匹，从此送来的蕃马逐渐增多。崇宁四年，诏令说：“神宗皇帝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求获得国家所需的马匹，法制已经十分完备。后来监司想侵夺茶马司的利益，用来帮助籴买，所以茶利不能专归茶马司，马匹也达不到定额。近来虽然重新制定了条约，命令茶马司总管运茶买马的职务，但仍然担心有关部门只顾眼前的短利，不顾长久的深害。三省应当谨慎遵守已经实行的制度，不得任意改变扰乱元丰年间形成的法令。”从此，提举茶事和买马事务由同一官员兼任，这两项职务才开始合为一体。宋代买马，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叫战马，产于西部边陲，良好强健，可以用于行军作战；宕昌峯、贴峡、文州所产的就是这一类。第二类叫羁縻马，产于西南各蛮部，身材矮小，不合标准；黎州、叙州等五州所产的就是这一类。绍兴三年，在邕州设置提举机构，向罗殿、自木?巳、大理等各蛮部买马。但是自木?巳等蕃部本来没有马，大概又是从南诏购买的。南诏，就是今天的大理国。大理的土地连接西部戎地，所以马匹很多。虽然是在广南进行互市，实际上仍然是西部的马。

译宋朝自熙宁变法以前，苑马的政务也不能算完善。大概世上妨害马匹的事情有三种：一是选择官吏，二是法令繁多，三是更换地方。所任官吏不适合管理马匹，这是妨害马匹的第一点；法令不适合马匹，这是第二点；地方不适合马匹，这是第三点。大费曾辅佐舜调教鸟兽，鸟兽大多驯服。后来周孝王把犬丘封给非子，说：“栢翳的后代也替我繁殖马匹。”古代还有豢龙氏。周代官制说：“服不氏，掌管饲养猛兽并教导使其驯服。”“掌畜，掌管饲养鸟兽，使其繁殖兴盛并教导使其驯服。”马并不是异兽，必定有能够驯养它的人，非世代相传的专门官员不可。羌族儿童、胡人少年，梳着项髻，光着脚，随着水草放牧，马和人的心意彼此相通，并不是靠读书人的文章学问和法度来治理的。法令屡次改变，马和人都不能完全适应，又怎么能顺遂地生长呢？何况把马安置在贫瘠狭窄的地方，使它无处放牧，或者放在种植禾稼稻粳的田地里，被沟渠田埂和界限阻隔，奔腾跳跃也无法尽情施展，这不是使它适应驰骋旷野的天性。过去元魏从代北兴起，所以马匹特别兴盛，即使唐代的马也未必能超过它。因此说：“马在陆地居住，就吃草、饮水；高兴时就交颈相互摩擦，发怒时就背对着彼此互相踢蹴。”这才是马的真实天性。元朝起于北方，于是凭借弓箭和马匹的优势，统一了天下。方圆万里的沙漠地区，牧养繁殖的马匹很多，太仆寺的马几乎无法计数。管理牧马的人叫作哈赤、哈剌赤，设有千户、百户等职，父子世代承袭任职。从夏天到冬天，他们顺应各地的情况，随着水草迁徙放牧。酝都的马，在朝廷中担任卿大夫的人亲自给它们喂养。皇帝车驾前往上都时，太仆卿以下的官员都随从。先派人把马赶出建德门外，选取肥壮、适合挤乳的马带走。皇帝车驾返回京师时，太仆卿提前派使者征调五十匹酝都马送到京师。“酝都”就是因承担乳车之职而得名。本朝洪武六年，在滁州设置太仆寺。洪武七年，设置群牧监。洪武十三年，又增设滁阳、仪真、香泉、六合、天长五个牧监。滁阳有群二十二，仪真、六合各有群七，香泉有群八，天长有群四。洪武二十三年，确定为十四个牧监、九十八个群。洪武二十八年，废除牧监，开始命令民间自行繁殖牧养马匹。洪武三十年，在北平以及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设置行太仆寺。这一年，太祖因为宁辽各王分别占据沿边的草场收〔“收”字疑当作“牧”〕 放马匹，于是绘制西北沿边地区的图籍：从东胜向西直到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从东胜向东直到大同、宣府，又向东南直到大宁，再向东直到辽东，又向东直到鸭绿江；向北不止数千里；向南直到各卫分守的土地；又从雁门关外向西到黄河，渡过黄河到察罕脑儿，再向东到紫荆关，又向东到居庸关和古北口以北，再向东到山海关以外。凡是军民屯种的田地，都不得牧放和繁殖牲畜。腹地的荒闲平地及山场，腹内诸王、驸马以及最边远地区的军民，可以在那里牧放牲畜、砍柴。靠近边境的受封诸王，不得把这些地方占为自己的牧场，以妨碍军民。腹内诸王、驸马，可以自由往来东西，自行驻营，借此训练防御胡人的能力，或者〔“胡，或”二字原刻为墨钉，按《大全集》校补〕 有人把荒地占作自己的草场、山场，就告谕并制止他们。皇上又因为朵甘、乌思藏和长河西一带的西蕃，自古以来用马匹进入中国交换茶叶，近来由于私茶流出境外，进入互市的马匹减少，于是蕃地的马一天比一天贵，中国的茶一天比一天便宜，便命令秦王、蜀王派都司官军，在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以及进入西蕃的各个关口，巡查禁止私茶出境的人。又〔“入”字疑当作“又”〕 派驸马都尉谢挞前往告谕蜀王说：“秦州、蜀地的茶，从碉门、黎雅直到朵甘、乌思藏，五千多里之内都使用它。那里的百姓一天也不能没有茶。近来由于边境官吏查禁不严，以致私茶贩运出境，被夷 人轻视。物品有本来极其微薄，但使用它就变得贵重的，茶就是这样。茶叶贸易始于唐代，在宋代兴盛，到宋代时它带来的利益已经很大了。前代并不是要以此专门谋取利益，大概是控制夷 狄的办法，应当使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贱，使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贵罢了。国家专卖茶叶，本来是资助交换马匹，以备国家使用；如今却只是交换财物，使蕃夷坐享其利，而进入中国的马匹很少，这难道是用来制约夷 永乐元年，把北平行太仆寺改为北京行太仆寺。四年，应天、太平、镇江、扬州、庐州、凤阳各州县，都增设判官、主簿各一员，专门管理马政。设置陕西、甘肃两个苑马寺，又设置北京、辽东两个苑马寺。五年，增设北京苑马寺监。六年，增设甘肃苑马寺监。赞语说：《易经》称“乾为马”，在卦爻辞中，谈到马的地方不止一处，可见马的作用很大。我跟随太史询问本朝的马政，从洪武以来，大略知道了它的起源和发展，于是写成《马政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三二十里〕 自古以来直到今天，胡虏〔“虏”字原刻为墨钉，按《大全集》校补〕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历代守卫边境的要务，没有不把预先谋划当作急务的。所以我对于北方边境的忧虑，尤其谨慎周密：你如果能听从我的训诫，明白事情的形势，即使不能战胜他们，也不能让他们成为我国边境的祸患了。”

译太祖把元朝皇帝驱赶回漠北以后，已经没有再穷追的意图，但元朝残余势力不能不侵犯边境，各王往往轻率地出塞。皇上长期身处军旅之间，深知马匹不足的祸患，于是便发布了上述告诫。因此他尤其留意西蕃的茶马贸易，确定金牌制度，命令重臣前往招抚晓谕。大概胡人的精锐兵力在于马匹；中国如果马匹不多，也不能与胡人搏战。只有采取守卫自己的办法，步兵才可以使用，并且只能把他们驱逐出境而已，这实际上是帝王驾驭边防的上策。永乐元年，把北平行太仆寺改为北京行太仆寺。永乐四年，应天、太平、镇江、扬州、庐州、凤阳各州县分别增设判官、主簿一员，专门管理马政。设置陕西、甘肃二苑马寺。又设置北京、辽东二苑马寺。永乐五年，增设北京苑马寺监。永乐六年，增设甘肃苑马寺监。赞语说：《易经》称“乾为马”，在卦爻辞中，谈到马的不止一处，可见马的用途很大。我曾向太史询问本朝的马政，从洪武年间以来，大略知道了它的起始情况，于是作《马政志》。马政官职：《周礼》说：“太仆，下大夫二人。”《汉书·百官表》说：“太仆，是秦代设置的官，掌管车舆和马匹。属官有六厩，以及龙马、闲驹、槖泉、騊駼、承华等监，边郡的六牧师苑也都隶属于他。”《后汉书·百官志》说：“太仆掌管车马。天子出行时，奉行车驾和上卤簿的事务。使用大驾时，担任御者。属官有考工、车府、未央厩。”汉代旧有的六厩，后来裁并为一厩。又设置左骏令，另行主管皇帝乘舆所用的御马。因此，分布在河西六郡的牧师苑都被裁省了，只有汉阳有流马苑，由羽林郎监管。永初初年，越嶲设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设置万岁苑，犍为设置汉平苑。晋代太仆有时设置，有时裁省。宋、齐两代只有在郊祀时临时设置太仆，负责执缰驾车，事情办完便撤除。梁代设置太仆卿，与太府、少府同列为夏卿。太仆在汉代属于中二千石，梁代列为十二卿，到了后魏为第二品，是最高品秩；后来又与九卿同列第三品。大概此后品秩都属于第三品。当时南北分为二朝，南朝有时设置、有时裁省，北朝则没有裁废。隋炀帝把太仆骅骝署并入殿内省的尚乘局。汉代以来太仆设置官职的沿革始末，现只叙述其大略，详细情况各史中都有记载。《唐六典》记载太仆卿的职责：“掌管国家厩牧、车舆方面的政令，总领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以及各监牧官属。少卿作为他的副职。凡国家举行大礼、皇帝大驾出行时，便供应五辂和属车等车舆。凡各监牧送来的羊马名籍账册，便接收并汇总，呈送尚书省荐部，以评议有关官吏的考核。每年四个仲月，都祭祀马祖、马步、先牧、马社。”《六典》在开元年间编定，这部书仿照【“访”字依文意疑当为“仿”】《周官》，叙述太仆的三项职掌最为详尽。另有尚乘局，《六典》和《百官志》中也都有记载。宋初有飞龙厩、天厩坊、骐骥院。后来设置羣牧司，厩牧事务都由羣牧司掌管，而太仆只掌管天子的五辂、属车以及后妃、王公的车辂。元丰改行官制，把羣牧司的职掌一并归入太仆。元祐初年，下令内外马军专门隶属太仆，可以直接上达枢密院，不经过尚书省。崇宁初年，下诏太仆寺不办理外部事务，恢复旧制。渡江以后，裁省太仆寺并入兵部。详细情况见《宋史》。元代太仆寺掌管阿塔思马，又有尚牧监、尚乘寺，见《元史》。我考察《汉书》的表志和《唐六典》：太仆不只是供奉皇帝乘舆，从天子的六闲直到外面的各苑，都归它管辖。汉武帝另设置奉车驸马都尉，才开始分掌皇帝乘舆的事务。唐代沿袭隋代的尚乘局，又另设官员管理内厩。本朝太仆寺统辖羣牧监，后来废除羣牧监，改令百姓养马，而由太仆专门统领。内厩另有御马监管理，只有在马匹不足时，才向太仆取用。至于大驾出行时卤簿仪仗的陈设，则由驾部和环卫司负责，也都不再与太仆有关。南京太仆寺原本留在京城；像行太仆寺、苑马寺，也都分别设置，没有统一管辖的机构。辽东、山西、陕西设有行太仆，辽东、陕西又设有苑马，甘肃设有行太仆，过去也有苑马。苑马的设置，在辽东有永宁监的清河苑、深河苑；陕西长乐监有开盛、安定、广宁苑，灵武监有清平、万安苑。这些地方都是前代水草丰美之地，靠近北方少数民族，苑马的设置最为兴盛。只是它们不归太仆统领，这与古制不同。现将洪武以来的官制和职掌附列于后。马政祭祀 《周礼》说：“春天祭祀马祖，夏天祭祀先牧，秋天祭祀马社，冬天祭祀马步。”马祖，就是天驷。房宿象征龙马。又据《周礼》，夏天要“禁止养第二代蚕”。按照天文，辰是马的精气所在，龙与马同属一气。古代的圣人如果不是通晓天地万物的道理，谁能做到这些呢？因此制定祭祀制度，国家便能得到福佑，各种生物也都兴盛。祭祀选用刚日，使用少牢，都在大泽举行。详细仪式见《隋书·礼仪志》和唐代开元年间的仪式。祝文都说：“天子派遣某官某恭敬地昭告……”我考察《史记》中秦、赵的记载：伯益开始担任虞官，辅佐舜调教驯服鸟兽；后来费昌、仲衍世代担任御者，因有功被列为诸侯。造父受到周穆王宠幸，得到骥、温骊、骅骝、騄耳四匹马，献给穆王。穆王让造父驾车西巡，见到西王母，因沉醉于游乐而忘记回去。后来徐偃王反叛，造父驾车载穆王，每天奔驰千里赶回来，造父因此被封在赵城。后来奄父为宣王驾车，非子因为善于养马，孝王把犬丘封给他。难道因为栢翳担任虞官，他的子孙便世世代代都善于驾车、能够繁殖马匹吗？上古圣贤都神灵通达、能够与万物相通，不是后世的人可以揣测的。穆王和造父的事，真是奇异。社祭祀勾龙，稷祭祀弃；像造父、非子这样的人，难道就是今天所说的先牧吗？太仆是秦代的官，主管奉车，又掌管马政。我想秦代的制度大概有所依据，或者是《周礼》散佚而记载不全；否则，为什么前代担任御者的人都能善于驭马呢？太仆兼掌奉车和马政，它源出于古制，显然不只是秦代的官职。洪武六年，太祖到滁州，学士宋濂随从。太仆寺卿唐元亨请求设置庙宇，在滁州祭祀。永乐年间，北京太仆寺设在通州，所以仿照滁州建祠。神位有先牧、马祖、马社、马步、司马，共五位神。每年春秋，天子派太仆少卿主持祭祀。天下凡是养马的地方，各处也都建有祠庙，于是成为普遍祭祀的祠庙。

译弘治二年【“二年”应为“弘治十二年”；下文说“十年二月告成”，因此原文“二年”必是误脱。】学士王鏊撰写建庙记，文中说：“国家的大祀，郊祭以外就是社稷祭祀。社祭祀土地，稷祭祀谷物，都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国家的大事在于战争，戒备政务中最重要的是马；马的繁殖生长在于人力，但也有超出人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因此祭祀马神本来就应当排在社稷之后。天文上，房宿是天驷，辰星是马。《诗经》说：‘既祭伯，又祭祷。’《周礼》说：‘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皇明建都于古代冀州，是马匹生长的地方。通州地势高寒而平远，泉水甘美，草木丰茂，一望可达千里。世代相传，太宗靖难时曾在这里与南军作战，仿佛有神灵相助，于是下诏在这里修建马神庙。庙在今天通州的北面，地名坝上，乡名安德。旁边是御马苑，共有二十处。春秋两季的仲月，太仆少卿前往主持祭祀，祝辞说：‘皇帝命某官某前来致祭。’前往时一定要入朝辞行，回来时一定要在朝廷复命，仪式严肃到这种程度。年代久远以后，栋梁椽木裂坏，藩篱台阶崩塌【“藩级??戚”一段原文有缺损，文义不明】，低洼潮湿之处污秽蔓生，人畜也不加禁约。行礼时甚至只能搭茅屋遮蔽，事后便拆掉。风露横侵，抬头可见星月，内心虔敬而外在环境亵慢，大家相顾叹惋。” 但大家都把改建之事看得很重。“弘治八年，太仆卿臣礼才把事情全部上奏，并请求立碑题名，以示永久。诏令准许。于是把劳役交给通州等二十五州县，费用随着年成丰收而筹集，劳力利用农闲征发。工程开始于九年三月，到十年二月全部完工。高耸的殿宇和穹顶的正堂，长廊深邃的偏屋，斋舍、厨房、浴室，都修缮旧有、增建新屋。四周环绕外墙，重重门内宽敞开阔，按时启闭，经过的人都恭敬肃然。这项工程，开始于前任太仆卿臣礼、臣钺，完成于现任太仆卿臣琮；少卿臣质、臣珩、臣缨实际参与协助。寺丞臣珪、县丞臣铎，实际督促办理此事。御马监太监臣春等，实际资助了费用。于是翰林侍读学士臣鏊拜了两拜，叩头行礼，把这件事写在碑上。古代王畿方圆千里，出兵车一万辆。国家初建时，把土地分给百姓并让他们牧养马匹，国家和百姓大概都得到了好处。到了今天已有一百多年，那些土地本来还在吗？如果从百姓那里取用土地，便会成为扰民；让百姓牧养，又会成为扰民，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今圣人在位，各项政务都得到实施，尤其重视马政，琮等人又共同努力来兴建神祠，那么属于人的事务，大概也将依次得到修复吧？铭文说：” “国马众多而整齐，在郊野的原野上；马群纷纷，如云舒卷，如雨密集。有座高大的庙宇，在潞水北岸；最初是谁建造它？是我文皇。谁敢有丝毫不虔敬？天驷星光辉煌！仰望那银河，那里有造父、王良。有所损坏，有所崩塌，起因都是人为。神灵于是降下祥瑞，人们因此获得喜悦。从前卫文公如此，鲁僖公也如此；心地深沉而明达，思虑也没有止境。功业因才能而兴起，也因懈怠而毁坏。雕琢石碑，刻写铭辞，在这里告诫后人永远不止。” 世宗虔诚地奉事上天，嘉靖年间四时遣官祭祀，都由卿主持。今上仍像平常祭祀一样举行。马神祠在通州北面四十里安德乡郑村坝。现在太仆寺中也有马神祠，寺官到任以及朔日、望日，只到土地祠行礼罢了，没有正式祭礼。举行祭祀时，则在通州坝上。坝上的各处马房养马，由御马监掌管，用来挏乳，供给天子的玉食。我已经像前文那样叙述了祠庙祭祀。后来询问熟悉本朝旧事的人，他们说：洪武二年，在后湖筑坛；在此以前，诏令礼官考定仪式，说：“《周官》按四时分别祭祀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先牧，是最初养马的人，究竟是谁，尚未听说。马社，是最初乘马的人，《世本》说：‘相士创制乘马。’马步，是给马造成灾害的神。隋代沿袭周制，在四个仲月祭祀，唐、宋都没有改变。现在规定在春秋两季仲月的甲戌日、庚日，届时派官员行礼。共筑四座坛。每坛用羊一只、猪一头、白色帛一匹；笾、豆各四件；簠、簋、豋、象尊、壶尊各两件。音乐使用时乐。献官斋戒，穿公服，行三献礼。祝文说：‘神灵肇始于天地万物，而马在世间产生。经过牧养而繁殖兴旺，驾驭并乘用它，马厩也各得其所。历代兴建国家、平定祸乱，都依赖战马，百姓因此得以安宁。朕自起兵以来，多次依靠马匹，摧毁坚阵、击破敌军，马匹功劳很大。考察古制，按照仪式，隆重举行祭享。在此表达报答本源之意，以彰明神灵的功德。’” 永乐十三年，行太仆卿杨砥请求在莲花池建立马神祠，皇帝命翰林院考察古今仪式。翰林院说：“古代春天祭马祖，夏天祭先牧，秋天祭马社，冬天祭马步之神；本朝在南京只祭司马之神。”于是设置马祖和司马五位神的神位。每位神各用羊一只、猪一头、帛一匹。仪式依照南京的制度。洪武年间本来祭祀四位神，到了永乐年间，儒臣却说南京只祭司马之神，不应当像这样考察失误。我怀疑后湖大概只是开始议定，到了滁阳又改变了制度，至今还没有考证清楚。天顺五年，天子又在坝上的马房，命令另行建祠；在元旦、冬至和皇帝诞辰派内侍主持祭祀，光禄寺准备祭品，不归祠官管理。马政蠲免与借贷：古代先王制定法律，完全依据法令，其用意大概是使人丝毫也不敢触犯。但法律所不能实行的地方，有时也会放宽或舍弃，所以说“君子赦免过错，宽宥罪责”，就像天地解除禁闭一样。如果法律一经确定便永不改变，那么人们将无从措手置身，势必发展到法律无法胜任的地步。法律不能胜任而穷尽，所以圣人用赦免来疏通它。至于向百姓征取财物也是这样。如今说让百姓固定缴纳赋税，而且必须一点也不拖欠，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存在。也只能姑且制定这样的法律，但最终仍要使天下人常存一种未必完全追究的希望，使人不再顾念已经过去的欠负，那么负担就会减轻，也可以勉力为将来打算；这就是君王的道理。国家向东南地区征收财赋，先皇帝在位十年间，时常颁布赦令，百姓安居乐业，积欠的赋税也少。此后直到三十多年没有赦免，积欠反而更多。积欠已经很多却不赦免，即使逐户诛罚，也不能全部收清。天子刚刚即位，诏书宣布免除已经追征的欠赋，天下百姓欢欣鼓舞，好像获得了新生。然而执行诏令的人仍加紧催征，稽查核验更加严密，百姓不能不失望，而积欠最终又不能因此收得一分。这究竟为什么不制定一个名义上的办法来给予百姓呢？

译祖宗让百姓每户养马，起初制定的法令极其严厉。难道不是希望他们养出好马，只是估计不可能完全按照法令做到，所以每次下诏，必定加以蠲免或借贷吗？这难道不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吗？但这也可以看出天子的仁爱之意，终究不会因为马政而使百姓受苦。因此我采录历年的蠲免诏令，全部记载下来。马政库藏：太仆寺掌管马政，而库藏尤其是本寺的重要事务，所以有以银换马、草场余地的租税等收入，凡是贿赂财物的收入，也都折合为马匹。马匹不足时，便命令百姓购买，通常根据土地的适宜程度和年成的丰歉来权衡。财货的收支，要把账目上报司马。像慰劳军队、修缮城池、府署营造制造等，都从本寺取给。大司农缺乏财物时，也常常向本寺借用。如果御马监或边屯马匹不足，来告诉太仆寺，太仆寺总是给予；有时给马，有时给财物，财物和马匹是同一回事。因此本寺的积蓄特别丰厚，而支出也加倍。苑马政务不能兴举，边地的马匹就不足；太仆又不统领内厩，内地马匹就没有限制。因此我每次考察秦、汉官制，都有所感慨。汉代毋将隆说：“武库的兵器，是天下共同使用的。国家军备的修缮、治理和制造，都由大司农估量钱财。大司农的钱，除了乘舆【原刻“与”字，据《大全集》校改为“舆”】不拿来供给皇帝日常奉养，皇帝的奉养、劳军和赏赐，都由少府供给。”这大概是不拿国家根本的库藏供给末端的用途，不用百姓的力量承担浮泛的费用，区别公私，显示正当的道路。太仆寺专门为国家掌管马匹，其收入又不同于大农；如果拿来供给其他事务或借给别人使用，就不是谨守本职了。这关系到军国大计，所以特别记载下来。我考察祖宗时期没有设置司库，大概当时太仆寺专门掌管马匹，而积存的金钱很少。弘治初年，开始设置主管钱财的官吏，难道不是金钱超过从前了吗？金钱一天天增加，而马匹却越来越瘦弱【“羸”字原刻误作“嬴”，据《大全集》校改】。议论的人又说征收金钱便利。这样下去，几乎就没有马了。有人说：“积存金钱用来购买马匹，就能立即得到百万匹骑兵，那么内库的金钱，就如同外厩的马一样。”这话不对。从前曾经拿出金钱购买马匹，当时尚且被认为扰民而不能实行；一旦仓促间搜括民间的马，难道就能得到吗？就像粮仓没有积粮，却有黄金珠玉，饥饿时仍然不能拿来吃。冀北的马匹号称天下第一，如今百姓每年缴纳马匹，往往要到别的郡去购买，所谓外厩究竟在哪里呢？而边地军队的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涓涓细流不足以填满尾闾的泄口，这不能不替它作长远的谋划。【旧刻将“职官”以下四篇另列入杂著。今按类别相近，将它们附在《马政志》之后。】--------------------------------------------------------------------------------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五　《宋史论赞》章献刘皇后 论曰：章献刘皇后因锻炼银器这种邪技起家，又从播鼗这种卑贱技艺出身，凭借才艺得到恩宠，终于干预国家大政，这不是皇后应有的美德。然而她不把权力假借给亲近的习臣，号令严明；虽然不走出宫闱，威势却加于天下。她还能保护仁祖，使母子之间没有丝毫隔阂；又下诏让群臣讲读，在西庑设置帷幕；把程林的图移来填塞淤地，听取夷简的话而醒悟，这些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李宸妃的事情，如果没有夷简，母子之间的关系几乎就无法解释清楚了吧！郭皇后 论曰：仁祖那样贤明，却让阎、吕二人任意施展奸邪；瑶华最终不得善终，实在深为可惜。推究其中缘故，是由于宠爱张美人，而郭皇后的册立又不是皇帝本意，难道本来就有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吗？杨、尚之争，不过是这种弊病的后果罢了。慈圣曹皇后 论曰：神宗因为太后的命令，不能胜过王安石的主张，他的志向也真可悲啊！选立皇后本来必须出自名门，光宪出自武惠，其才干杰出，本来就应当如此。女子忌讳因才干显露自己，像这位皇后，却不必厌弃自己的才干。古代把管、脱下耳饰的风气传授给后妃，难道只是让她们戴冠穿帔、辅助皇帝进膳罢了！宣仁高皇后 论曰：曹、高清二位太后，亲身经历仁祖宽厚博大的政治，又受到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风气熏陶，婆媳二人所见大体相同。明智通达显现在闺门之内，却偏偏在朝廷中有所偏私，本来是有原因的。到元丰末年，天下已经极度疲敝，如果没有聪明而不受迷惑的君主，在上面维持纲纪，在下面率领群臣，就不可能有所挽救。宣仁太后凭一位女子之力，勉强挽回天下的形势，怀抱十岁的童子，给他穿上黄袍，掌握上天授予的权柄。太后一出来主持政事，法令就得以保存；一退下来，法令便随之败亡。即使元祐初年的政治如同及时雨，我也知道它不能长久。钦圣向皇后 论曰：钦圣向皇后临朝执政的时间不长，除了决定继承人之外，没有什么特别可考见的事。然而她的言论和政治风格，本来就是宣仁太后的遗风。宋朝兴起以来，贤明的女后很少听说。自高、曹、向、孟四位太后，都是在变故发生的日子里施展才能，而她们的作为开始走出闺门。月亮本来已经很明亮了，又怎能同太阳昏暗相提并论呢？昭慈孟皇后 论曰：隆祐太后像瑶华那样再次被贬，流徙到洪州，中间颠沛流离，也可说遭遇很多了。宣仁太后怜惜她福分浅薄，大概确实如此吧！正当张邦昌、苗傅叛乱之时，孟皇后不过是孤单无助的妇人，奸贼党羽相逼，左右都对她侧目，她最终却能迎接康王，把玉玺交给他，又引导韩世忠使康王复辟。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身患忧患反而产生智慧吗？后来她垂衣穿着练帛，安然享受行宫的奉养；同那些被绳子缢杀、被钩子牵扯衣服的人相比，结局究竟如何呢？韦太后 论曰：高宗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在《韦太后传》中表现得很充分。然而他能修行问候饮食的礼节，却缺少枕戈待旦、雪耻复仇的志向，这不是天子的孝道。靖康之祸中，六宫被俘陷没的很多，她们遭受杀戮和侮辱的情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至于我读到乔、韦二人在沙漠中痛哭，每次合上书，都为她们流泪，认为世上的君主不能不读这一段。杨皇后 论曰：史弥远暗中窥伺宫闱的缝隙，真可怕啊。济邸也不是成器的人。他在潜龙未显、隐迹未发之时，不去侍奉君王饮食，反而感慨激愤，写信几乎写成字；这样做最终有什么益处呢？他能够砸碎乞巧用的器物，却为什么不能拒绝美人的进献呢？大概也是他自取其祸吧。皇后总论。论曰：世人都说宋朝的家法超过汉、唐。我读宋史，确实如此！章献皇后虽然嫉妒，却不因此薄待仁祖，也不在仁祖与杨妃之间制造隔阂。英宗、孝宗从藩邸入继帝位，她们待他们如同亲生儿子。高宗从再度废黜之后起身而奉迎母后，亲自侍奉饮食，母后有病便衣不解带。这种和谐恭敬的情形，确实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未曾有过的。然而仍然时常有宫闱近床之祸。杨、尚二人受宠，阎、吕便乘机而入；刘婕妤进宫，郝、蔡便逞凶；史弥远与济邸的祸患，也与杨皇后内外相应。唉，怎能不战战兢兢呢！魏悼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