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五　　宋史论赞

译论曰：太宗认为诅咒不能使天下臣服，为什么又把西池之变说得更加严重？这是谁替他作了佐证呢？还是说他的言辞为什么如此繁琐而意旨晦涩呢？到了这时，对权势利禄的顾虑消除了，兄弟之间的真情才显现出来。史书说廷美之祸开始于赵普、德昭因违背圣旨而自刎，这都不是实录。当禹锡告发变故时，赵普还滞留河阳；而禹锡是赵普府中的人，只是在仓促间入朝，特意窥测赵普的意图并加以赞助罢了。德昭是宽厚的长者，喜怒不形于色；一个普通人要自弃其身，也一定有所感愤。一句话触犯君父，怎么会因此自杀呢？这一定是国史忌讳其中缘故而没有流传。楚荣宪王。论曰：徽宗那样昏昧，却没有追究蔡邸之狱，大概因为蔡王年幼，而汪公望处理此事的道理明白。危险啊！在大利所在之处，嫌隙就会乘机而入。孝宗时，庄文太子去世，魏王恺应当被立为太子。皇帝因为恭王像自己，最终立了恭王。恺出任宁国判官，上车时回头对虞允文说：“还希望相公保全我。”我反复读这件事，因而悲伤。赵子崧 论曰：汴京失守，宋朝已经改换了国姓，康王的名号还没有正式确定，赵子崧虽然鼓动义兵起事，也是可以的。檄文言辞不恭，有什么罪呢？正当国家中兴之时，本应与天下一同重新开始，宽赦旧事，广泛采纳众议；然而高宗首先抹杀信王的功劳，又追究子崧的罪过，实在太荒谬了！不　百?心 论曰：不百?心由进士出身，出任地方长官，能够减少上面的负担、增加下面的利益，所到之处都有惠民政绩，这是古代良吏的用心。到了入朝任职时，喜爱谈论天下大事，不怕触犯忌讳，真是宗室中的英杰。世人称楚王元俨为天下人所推崇而畏惧；他不过是额头宽大、面颊丰满，徒然有一副威严的神色罢了。诸王总论。论曰：宋代诸王都用文雅来约束自己，擅长书写，喜爱诗书，不沉溺于衣裘、骏马、声色之中，大概是上层的风尚影响了他们。翠羽珊瑚的劝戒、以假山作答的故事，都说明君臣的爱好和崇尚达到如此程度。又设有睦亲院，大宗正有家法；对于袒免以上的亲属，贤能者便以姓名上报；疏远宗属也能凭进士身份起家，文雅盛美到了极点。虽然这不是三代经常制度的本义，但自近古以来，也是从未有过的。公　主 论曰：自从厘降的典制废止，肃敬和谐的风气便消失了。宋朝兴起后，沿袭降低等级的制度，反而颠倒了坐立的礼节。太宗把鲁国公主嫁给柴禹锡，只是特别偏爱柴禹锡罢了。到神宗时才下诏劝导公主遵循妇道，徽宗又制定盥洗进食的礼仪，他的用意是好的。然而公主凭借权势骄纵放肆，处在这样的地位本来就会如此，大概只是礼文制定了，实际却没有实行。我采录《宋史》，得到其中最贤明的三位公主。其他像叩击城门在夜间申诉、用玉管希求恩宠之类，又哪里值得一一计数呢？靖康之祸中，被迁往北方的帝姬，大约有二十人。范质、王溥、魏仁浦 论曰：范质早年被桑维翰所器重，后来周祖在雪夜为他解衣，他通晓机要事务，具有宰相的才干。宋朝兴起后，他逐渐提出政见，修饰补救旧有的粗陋，大概有所帮助。王溥解除了河中的疑难，赞成平定泽潞的策略，提拔任用人才，唯恐来不及。魏仁浦因黄谦的激发，从小吏起身，却能口头陈说、亲手上疏，谋划周密，没有遗漏。他们的才干技艺，都在周太祖时期显现出来。然而范质在禅代之际凭文学自我取悦，魏仁浦倒拿印信激怒君主，这是多么危险啊！所谓江湖之人习惯风涛而不感到畏惧，怎么能责备他一定要死呢？石守信 论曰：从唐末直到五代，藩镇造成的祸患，互相牵连，根深蒂固。每有一个地方动摇，周围便纷纷起兵响应。擅自更换军队主帅，甚至把这种权力转移到朝廷，天下人都认为这是无法根除的痼疾。然而小人喜欢作乱的心思，也必然使他们毫无顾忌地这样做。太祖神武盖世，向来受到石守信一类人的拥戴；他在潜居未显时，这些人早已低头贴耳，听命为他效力。等到他的名号和地位确定，任免全由自己掌握，于是便可以收取兵权，形势很容易。宋代的藩镇有五代沿袭下来的弊病，却没有五代那种难以消除的祸患。英雄成就大事，并没有什么奇策，只是能够掌握时机而不失误罢了。侯益、赵赞 论曰：二人都有将帅的才干。当他们陷身契丹、徘徊于蜀地和汉地之间时，几乎手足无措，这就是所谓智勇之士遭遇困厄而陷于困境。可悲啊！等到他们归顺汉祖，功名显赫，世人却仍因为他们投降受辱而责罪；唯独没有想到，天下的人才也是很难得到的啊！王全斌 论曰：赏罚的道理，由爱憎产生，大概确实是出于自然的真情。王全斌贪财放纵、残暴无度，太祖责罚他，是对的。可是太祖又说：“不是要把他作为戮辱的对象，只是江左尚未平定，姑且借此为之立法罢了。”这样看来，太祖并没有真正把全斌定为有罪的心意，却有夺取江左的意图。假使江左已经平定，那么成都十万百姓成为鱼肉，也不值得怜悯了。孟轲厌恶谈论利，确实是有道理的。赵　普 论曰：赵普辅佐宋朝，收回藩镇的权力，解除苛刻暴虐的政令，奠立三百年忠厚政治的根基；号称元老重臣，列入大祀，也没有辱没这个称号。然而古人所说的大臣，富贵不能进入他的内心，所以能够立身朝廷，使天下受到他的教化。像赵普这样的人，却郁郁不乐地滞留河阳，终于呜咽流泪。太宗也只是自认为怜悯旧臣而收用他。君臣之间，都没有什么顾忌。虽然他两次上疏请求北征，却只凭长篇文章中夸饰过错的言辞，以及跪着拾取、补缀旧说的作风，我知道这些主张在太宗一朝不能实行。卢多逊 论曰：我读卢多逊的狱案文书，其中说赵、白二人交通，并说“希望皇帝早日晏驾”。他的谋划组织疏漏荒谬，尤其可笑。卢多逊怀有邪心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赵普也没有胜过他的证据。这两个人，只是徒然因为权势利禄而互相倾轧；究竟谁邪谁正，我还不知道应当怎样判定。张齐贤 论曰：张齐贤慷慨任事，谈论边防时把治理内部作为首要，施行政务时把爱护百姓作为根本。我看他向天子献策时，竟用手抓饭吃，真是光明磊落而不拘小节的人。晚年受到薛、寇二人的牵累，他对细枝末节有所疏略，本来也应当如此。然而他终究不同于那些拘谨琐屑、只求保住官位的人。--------------------------------------------------------------------------------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六　《纪行》己未会试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