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记

译归来，欣喜地看见石廪堆和祝融峰。”如今所看见的，又不是海市、石廪峰一类的景象。先生父子一定能够为它作诗。我与陈家有两代师门的情谊，又加上玉叔的请求，并且借此得以亲近先生，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真义堂记　昆山县城的西面，有个地方叫真义。那里的水叫真义浦，乡里叫真义村。太湖的水环绕郡城，从娄门向东流出，经过昆山流入大海。从前湖泊水泽相互连接，茫茫一片巨大的水域，疑心古代所说的三江、五湖，有的就在这里。后来为了通漕运而修筑塘堤，水道的痕迹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真义在今称致和塘的地方，今天的塘，大概就是古代的江。真义浦则从巴城湖南面流来，沿着村子的东边，向南流入塘中。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荡、鳗鲡湖。这些湖泊彼此灌注输送，有时收束，有时放开，忽大忽小；其中阳城湖最大。从西北望去，水天相接，真是水乡泽国。世间传说，梁武帝天监年间曾在这里设置信义县。后来后人失去传承，于是把“信”字改成了“真”字。也有人说，天监年间设置的本来就是真义县，后人把“真”写成“信”，大概是为了避宋昭陵的讳。前元时期，这里是金粟道人的居所，园林池台楼榭盛极一时。四方名士，如张翥、柯九思、杨维祯、李孝光，都在他家寄居，号称“玉山佳处”。我曾经寻访它的遗址，想寻找所谓碧梧、翠竹、蓬莱、百花等坊馆，却无法看见，不由得常常感慨追想那个人；又感叹他高尚出众、超绝尘俗，如同幽暗高空中的飞鸿，却仍然免不了在世俗中自我摧折。我的外高祖太常卿夏公，曾经寻找顾氏的居处，在那里买田筑屋。然而夏公自己住在城中，每年只在规定时节去一次罢了。最后魏氏又在这里兴盛起来；他们的田地、房屋和童仆，不知道与从前顾仲瑛相比怎么样？而我的从舅恭简公讲明河洛之学，海内的士人常常来到聚星溪边聚集。我的舅父光禄典簿东溪先生，能够顺承兄长的志向，以慈爱、孝顺、和乐、友爱的品德在乡里著称。因此真义虽然只是村落中的小聚居地，名声却传遍四方。嘉靖甲辰年，舅父把几个儿子分家析产，次子浚甫在旧宅的南面建造新居，并把厅堂命名为“真义”。舅父母曾经往来经过几个儿子的家，到他们那里接受奉养。不久，二位老人相继去世。随后倭奴侵掠内地，当时湖上烽火不断，唯独浚甫的厅堂没有被毁。于是他还租住在城中，想等盗寇平定后，返回旧居。但他早晚向西眺望，始终不能忘怀，于是请求我为厅堂作记。所以我详细记述这个乡里的居处，来补足图志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又称述乡里的故事，说明魏氏兴盛的缘由。浚甫游学太学，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考中。但他为人遵循礼法，能够守护恭简公的家教。两个儿子正在学习进士的学业，不久就有飞黄腾达的希望。浚甫年仅四十六岁，而两个孙子都已经能够穿衣，能够快步行礼拜见。由此可以知道他后代将会繁衍昌盛，而我外舅积厚德所得到的回报是没有尽头的。遂初堂记　宋代尤文简公曾经喜爱孙兴公的《遂初赋》，于是用“遂初”给自己的堂命名，崇陵皇帝还亲自书写匾额赐给他，遗址在今天无锡九龙山之下。尤文简公的第四十四世孙质，字叔野，寻找旧堂遗址却不知道在哪里。于是按照它原来的意旨，在山的南面规划建造新堂，仍然用“遂初”作为匾额。叔野写信来请求我为它作记。考察孙兴公曾隐居会稽，放浪于山水之间，有高尚的志向，所以作了这篇赋。后来经历世途，违背了早年的爱好，被桓温讥讽。文简公历仕三朝，受到君主知遇，到老年仍不能离开仕途，却拿“遂初”作比，这似乎有些不相称。从前伊尹、傅说、吕望这些人，都是从囚徒、耕作者、垂钓者中崛起，辅佐商、周的君主，终其一生，再没有隐居的念头。古代志向得以实现、道义得以施行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只有召公请求告老，周公挽留他说：“你要明白地勉励并辅佐王，在诚信中承受这重大使命，只有继承文王的德行，才能大大承受无穷的忧患。”当时君臣之间的情形，由此可以知道了。后世君子遭遇的时代已经不是昔日那样，而道义又不容许不出仕。等到已经身居显贵，有时未必能够完全施展才用，但形势又不能让他立即离去。然而他内心所持守的那种坚定不移，始终不肯随世俗改变。即使处在三公的职位、享有万钟的俸禄，内心本来就不能安稳一天。那么，他超越世俗、远游高举的志向，理应时时流露在言语文字之间，有不能自已的地方。宋仁宗皇祐、英宗治平年间，欧阳公官位升至两府，受到的知遇不可谓不隆盛。如今读他的思颍诗、归田录，就知道欧阳公并不安于自己的职位。何况南渡以后，即使有宋孝宗的英明刚毅、宋光宗的总揽政务，也远远不能与盛宋的治理相比。到崇陵末年，皇帝疾病缠身、神志恍惚，宫官、外戚干预朝政，当时的事情多得说不完。虽然如此，二位公的言论已经在朝廷实行；当时的君主不能说不知道这些道理，却终究不能默默地安处于其中。这大概就是君子的志向如此。尤文简公去世至今已经四百年，叔野能够修复旧堂，遗留下来的建筑依然宛然如旧。无锡是南方士大夫进京的要道，经过这里的人登上此堂，也还可能想见文简公的仪容风范。读到我这些话，他们心中也不能不有所感慨了【“慨”字，原刻误作“槩”，依《大全集》校改。】。寿母堂记　正德年间，我们昆山的许登仕能够孝顺奉养母亲；他的母亲赵孺人享年九十岁，于是他把自己的堂命名为“寿母”。黄博士应龙为此作记。登仕的孙子，就是如今的吏科右给事中子云，在京师迎接太孺人到官邸奉养，而“寿母堂”的匾额已经撤去。于是给事中的儿子汝愚沿用旧名，请我重新作记，并且把这篇记带到京师去。许氏世代居住在县城马鞍山南、娄江之上，田园租税收入丰厚，并且以世代显贵来维持家业。曾经聘请乡里的先生沈通理作为老师。当时叶文庄公和张宪副节的兄弟都还没有考中，常常往来于许家。从洪武年间直到现在，他们的故居没有改变。这座堂的建造，推算起来大概也在最初选择宅地时。我们县虽然二百年没有兵火，但旧日的世家大族，很少有能够始终守住祖居的。像许氏这样的，大概并不多见。厅堂的名称只是随着时代更换，如今又再次更换，而都叫“寿母”。那么今天的太孺人，也应当像前代那位母亲一样享有高寿，达到期颐。给事中虽然不能像登仕君那样耕田放牧，早晚游玩嬉戏，不出家门；然而他身处朝廷之间，却没有失去晨昏定省的礼节，母子之间的欢乐，不减于前人，这尤其是世间难得的事。

译从前晋献文子建成住宅，张老作颂祝贺，君子认为这是善于颂扬和祈祷。《斯干》这首诗，是为新宫殿作的赋。诗中称颂兄弟友好以及生育男女的吉祥，盛意一直扩展到家庭和君王。然而其中没有说到母亲。只有《閟宫》诗说：“上天赐给鲁公深厚的福禄，使他长寿并保佑鲁国。鲁侯宴饮欢喜，贤良的妻子和长寿的母亲。”这首诗的赞颂十分丰盛，而且没有忘记祝愿母亲长寿。鲁国成为礼义之国，本来就是这样。选择宅地、建造房屋，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家族以及国家、子孙后代的盛衰兴替。如今许氏的厅堂，已经连续两代奉养百岁老人，可以说既兴盛又长久。又以“寿母”为名，那么张老的颂祝和《斯干》的祝辞，大概都有所本源【“抵”疑当为“柢”】。因此应当把这些写下来，告诉我们乡里的人。ˇ【“卅”字，《大全集》误作“世”，本卷《娄曲新居记》可以证明。】有堂记 沈大中以擅长书法闻名乡里，乡里人争相把他请到家中作客。大中往来于荆溪、云阳之间，富人聘请他教导子弟。他谈论杨少师的事迹十分详细。他天性特别喜爱书法，至于创作歌诗，意趣洒脱而不俗。于是选择在城东南筑屋，取昌黎韩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庐”的话，把自己的堂命名为“卅有”。那么与世上那些投机取巧、突然获得成功的人相比，大中难道不是显得笨拙吗？与世上那些贪得无厌、急切搜取、每天总有所企求的人相比，大中难道不是显得固执吗？唉！那些人只是被外物牵累罢了。天下的事物，凡是可以被我们占有的，都足以成为牵累。在尚未得到时为得不到而忧愁，已经得到后又因不满足而忧愁。只要追求它的心一产生，不满足的念头就会随之而来。如果能够不走到追求的地步，那么在没有时，不会察觉自己没有；一旦拥有了，也不过适合自己的需要、享受自己的适意罢了。这正是他能够拥有事物的原因。大中的居所，本来是我从高祖的南园。弘治、正德年间，我从高祖凭借富有和豪侠之气称雄一时。宾客朋友纷纷而来，在园中饮酒赋诗。蛾眉翠黛的女子与花木相互掩映。夜深人静时，环溪之间琴弦歌声彼此应和。那里荒芜成为草莽，已经有好几年了，最后才归到大中手里。财产有无的变化，谁又能知道呢！纯甫吴先生一向与大中友善，请我为他作记。我看到这个堂的名称，很有值得感慨的地方，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容春堂记　兵溪先生在清漳任县令时，与监郡官不合，按照惯例可以调任，于是拂袖归来。在县城西面的小虞浦购置园田，距离县衙大约二里。大概从太湖向东，吴淞江曲折流入大海，江的南北分散成许多浦口，像百足虫一样，而小虞浦离县城最近。乘船往来，一天可以往返几十次。园中有一座堂，打开北窗，马鞍山就像在屋檐边。间杂种植着四季花木，门外清水绿田如同图画。因此先生把他的堂命名为“容春”。他自认为，春天存在于天地之间，即使阴山雪岭、幽崖寒谷，也没有不到的地方，唯独这座堂似乎可以容纳春天。实在是因为四时景物和山水胜景，一定要在宽阔闲适、幽静寂寞的地方才能兼得；而金马玉堂、紫扉黄阁，却不能同时拥有这些。从前孔子和他的门人在沂水岸边讲习道理。春天到来时，彼此弹瑟歌唱，悠然自得。天下的快乐，没有什么能够超过这种情形。孔子让几个弟子谈论志向，他们却都舍弃眼前近处的事情，把心思驰骋到冠冕佩玉、出仕做官上。只有曾点能够切合当时的春景来说明自己的志向，所以孔子长叹赞许他。大概春天是众人共同拥有的，而能够真正理解它的只有曾点。陶渊明《归去来辞》说：“树木欣欣然向荣，泉水涓涓地开始流淌。羡慕万物顺应时节生长，感叹我的一生将要终止。”陶渊明可以说懂得这种境界了。先生请我为这座堂作记，于是写下这些话。我的曾祖父，和兵溪的父亲思南公，在成化甲午年一同考中乡试。这一年王文恪公是举人的第一名。我的曾祖父最终做到城武县令，思南公做到郡太守。我和兵溪同年出生，但兵溪比我早九年中乡试。庚戌年，我们一同参加南宫会试。兵溪到广平任官，才三年便已经厌倦仕途，而我直到今天还挂名在六馆的名籍上。所以写这篇记，不只是因为两家世代的交情和我同兵溪深厚的相知，也因为我对于人生出仕和退处的关头颇有感慨。自生堂记　我的朋友盛征伯，年轻时就和我友善。吴纯甫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征伯曾在他的门下游学。他和顾给事伯刚等四五人，尤其是同学并且彼此友好。几十年间，纯甫已经去世，各位朋友相继考中进士，唯独征伯仕途困顿、屡遭挫折。征伯为人刚正高傲、意气用事，不肯稍微向别人求取援助，因此日益贫困。去年，倭夷侵犯昆山，征伯家在东南门，所收藏的诰命以及先父礼部文籍的副本，全都毁于兵火，房屋也荡然无存。我力量不足以救济他，只有伯刚深厚地遵守故人之义，把他安置在齐门以内供养，对他的救助抚恤十分丰厚。起初，礼部官员留在南京，没有政务，喜欢研究医方。征伯年轻时就都诵读学习，年长以后多病，对医方更加精通。他的女婿郑生，传授薛氏治疗妇女带下病的医术，在当时很有名。征伯兼得了这部医书，所以医学方面广泛通晓。他曾经在海上收徒授业，方圆数里以内，没有病死的人。征伯不亲自配药，只把药方写给病人。病人往往就痊愈了，前来道谢。我家有病人，征伯总是为他们治疗。有时病了而征伯不在，多半就会死亡。今年征伯住在齐门，治疗了许多病人。有一个妇人已经死去，征伯把汤药灌进她口中，她便觉得身体能够动了，能够抬手到胸前。过了一会儿，病就完全好了。郡里人都认为他像神一样。征伯也高兴而且自负，说：“我不再收徒了，将要凭这个医术行走于世。”于是背诵扁鹊的话说：“越人并不是能够使死人复活，只是这个人本来应当活着，越人能够使她苏醒罢了。”于是把他的堂命名为“自生”。有一天我经过郡城，征伯把事情告诉我。唉！扁鹊的话，我年轻时曾和征伯互相开玩笑，说治理天下的人也应当如此。我那时年少放纵狂妄，慨然把古代的皋陶、夔自比。征伯又常常诵读古文辞，称述纯甫的话。如今我们都已经穷困衰老而没有际遇。我还在不停地奔走追逐，征伯却能在读书之余运用医术救活人。这正是我所感叹的。因此写下这些，作为他这座堂的记。可斋记 我的朋友陈敦书，在郡城一角建造房屋，把匾额题作“可斋”。嘉靖四十一年春天，敦书和我一同参加春官考试，多次来拜访我，请我为这座书斋作记。

译想到从前我和敦书一同中乡试，考官张文隐公以孔子为题目。我当时的议论，大概没有能够说尽，曾经想向敦书请教。孟子说：“孔子，是圣人中最能顺应时势的人。”孔子是“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退处就退处，可以迅速离开就迅速离开，可以长久任职就长久任职”的人。孟子所说的“可”，是说孔子能够因时应变而不拘滞。圣贤对于天下，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行迹；遭遇到时势所适宜的情形，也不能不有所不同。孔子的圣德，在春秋时代，也一定有自己处置的方法。并不是说出仕、退处、久任、速去都没有一定，而只是任意选择。我的看法是，孔子既然出仕而不隐居，那么可以出仕、可以久任，是孔子的本心；只是遇到不可以出仕的情形，不得已才退处，遇到不可以久任的情形，不得已才迅速离开。迅速离开和退处，并不是孔子的本心；孔子自己所选择的，是出仕和久任。因此他自称与逸民不同，而说“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是圣人出仕应对社会、顺应事物的原则，并不是说因为世道不可为就隐居。上天保佑百姓，给他们设立君主和老师。从尧、舜到三代，圣人没有不在位的。孔子对自己的期待，也就可以知道了。总的说来，伯夷、伊尹、柳下惠这三个人中，伊尹最接近孔子。伊尹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从亳进入夏地，既而以夏为耻，又回到亳。孔子离开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被驱逐，又在陈国、蔡国之间受困，十四年后才返回鲁国。他们担当天下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世上没有成汤这样的君主，所以伊尹必定不能像孔子那样出仕；这就是他不及孔子的地方。孔子大概自认为文王的文化传统在自己这里，有责任不能停止；而从大贤以下，如曾参、闵子骞一类人，孔子本来没有让他们出仕。他对于逸民也没有讥刺。唉！士人生在后世，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应当知道审慎选择。敦书认为我的话阐发了《论语》《孟子》的义理，请我写下来供他观览。耐斋记 万安刘先生来昆山主持县学。学署有三位先生，先生所居住的地方称为东斋。此前，两座斋舍的衙署都在讲堂东侧；近来才迁到西面，颇为幽深清静。先生到任后，就把自己的居所题作“耐斋”。我曾经到斋中拜访先生，当时秋风飒飒，黄叶铺满庭院，门外没有行人的脚印。只有一个穿黑衣的差役，在左右接待，为我们端来茶水。于是坐下来谈了很久。先生说：“我做这个官，品秩低、俸禄少，每月只支取廪米三石，用来备办稀粥，养活妻子儿女，常常还不够，这是忍耐贫困；上官巡视县境，我在职务上没有可以管辖的事，往往带领诸生到郊外迎接，到了以后跟随县令、县丞、主簿拜行快步，唯唯诺诺，这是忍耐屈辱；久任官员的制度不能实行，官职无论尊卑，大多按月期迅速调迁，以求速效，而我的官职常常不能升迁，这是忍耐长久任职：有这三种忍耐，所以我把书斋命名为‘耐斋’。”我辞别以后，有一天，先生派弟子沈孝来请求斋记。从前孟子谈到士人不肯行道，至于因为贫困而出仕，认为只有守关门、打更才合适。舍弃求学者的职业而去守关打更，大概也是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只有近代设置学官和书院山长，用来安置那些有道却不任职的士人。因为谋生和行道可以同时进行而不相违背，这种制度足以优待天下的学士，比前代尤其优越。所以当时把博士官称为清高。然而，追求清高之名，其中也有人不能忍耐。如果不能忍耐，那么即使博士官也不能担任；如果能够忍耐，就像孟子所说的守关打更一样，也是可以的。扬雄说过，不赞成伯夷、叔齐而赞成柳下惠；隐居首阳山是笨拙，居于柱下史之位是灵活。士人立身处世，各有自己的选择。假使能够忍耐，即使做到大臣宰相也可以。于是写下这些话，让沈孝回去向先生请教。双鹤轩记　我往年游历金陵，在鸡鸣山认识张氏的几位贤者。我性情鄙陋直率，只知道称呼别人的字，不知道张君的号是鹤洲。我家距离华亭只有一舍之地，却常常能在数千里之外结识贤士大夫，而居家时却从未彼此往来。难道九峰、三泖竟能这样隔绝人与人吗？故人陆宗道来，传达张君的意思，请我为所谓“双鹤轩”作记。华亭从前盛产鹤，当地人在海上捕捉后饲养。上海下沙有个鹤巢村，那里产的鹤被称为仙品。因此秀州一带的地名和水名，多用“鹤”字命名。张君起初自号鹤洲。一天夜里，他梦见东坡先生对他说：“你取名鹤洲，不如双鹤吉祥。”其中的意思似乎是希望张氏后代能够继承前代的科举声名，在世上显达。东坡曾称鹤这种动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诗人用它比喻贤人、君子和有隐德的人。然而梦中的意思，又仿佛在切切期望张氏获得世俗的荣华声名。东坡公以文字变化来寄托深意，本来就不可测度。比如他为王氏《三槐堂铭》作铭，说：“在自身修养德行，把报答寄托于上天；把希望确定在数年以后，就像手持左券，双方亲手交付。”那么他对于今天所谓“双鹤”的说法，也一定有深意。可惜不能跟随张君亲自向他询问。当初，张君的父亲考中进士，官至都宪。而张君凭太学上舍生的资格，多次考试都没有考中，选授为陕西都司幕官，不久便投递辞职文书回乡。如今他的子孙都文雅有礼，是国家的英秀；鹤梦的应验，大概就在这里吧！或者张君竟能感动坡公，使他在梦中出现，这难道也是容易得到的吗？坡公曾说：“延州来季子、张子房，都是没有死去的人。”我对于坡公也这样说。雪竹轩记　冯山人对我说：“我非常喜爱雪竹，所以朋友们用雪竹来称呼我。于是我用它命名我的轩，请您为它作记。”我没有空闲答应他，而山人请求了好几年，有时寄诗，有时写信，隔些日子就来一次。我认为山人从雪竹那里得到的东西，山人自己知道，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因此拖了多年没有回答。山人年轻时喜欢作诗，诗作传出后，上海陆文裕公极力称赞他。在这之前，山人住在昆山安亭。等我来到安亭时，山人已经迁到上海境内，与安亭隔着一条江。我曾经经过永怀寺，喜爱寺中的古桂，在那里坐了很久。问寺中来往的人，僧人说：“这里地处偏僻，完全没有人来。只有冯山人常常渡江而来，独自在桂树下吟诗。”后来我几次在张通参的席上见到他。通参与湖州刘尚书结为诗社，两位大人都称赞山人是笃实的君子。

译去年，山人已经年老，和通参游历匡庐、武夷，回来后拿一卷游记诗给我看。我开玩笑说：“冯先生的雪竹，难道一定要到匡庐、武夷之间去寻找吗？”今年，我在青浦嵩塘买了田。山人写信给我说：“我近来选择在盘龙筑屋，那里离嵩塘很近，你来看看我的雪竹。”我性情懒散，不能去拜访青浦县令，因而被他恼怒，我所买的田地几乎被夺走。我也被迫在这里销声匿迹了。山人又派他的儿子来，说：“我以前告诉你要为雪竹轩作记，如今又迁到了盘龙，我将在这里养老。你答应为我作记，几年了还没有得到。现在我早晚就要死了，只想得到你的一句话，这就是我的心愿。”我问山人的起居情况。他的儿子说：“去年他和通参在郡中游历，老人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路上有一口古井，没有石栏，他不知不觉跨过井口，差点掉下去。从此不再出门。他常常叹息说：‘匡庐、武夷，是不能再去了；雪竹，哪里没有呢？’”他儿子离去后，又多次写信来。正好我将要北上，想亲自到山人的竹居去一次，却不能实现。于是写下这些话告别，并且让人把它揭挂在屋檐之间，作为《雪竹轩记》。清梦轩记　我的朋友王子敬，在住宅西面建造了一间书室，把匾额题为“清梦轩”，请我为它作记。我读《无羊》诗，怀疑解说《诗经》的人没有得到它的主旨；这大概只是牧人的梦罢了。牧人在梦中所见，羊角牛耳，羊群密集湿润，从河里下来饮水，有的躺卧，有的仰卧；牧人还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背着干粮，为它们拾取柴薪，捕捉禽兽回来，然后挥动手臂驱赶牛羊而来。以牧人的愚朴，梦中的景象却能如此丰富。所以我曾经说，人的心灵，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即使列子所说黄帝游历的华胥之国、周穆王所到的化人之居，心神变化幻化的境界，也应当是存在的。只是庄周、列御寇一类人厌恶世道的混浊，恍惚放纵，自我驰骋，把这些说成蕉鹿、蝴蝶的譬喻，想变成乌鸦而飞上天空，变成鱼而沉入深渊，他们的心意也实在令人悲哀。人的生命状态，睡着时，是魂魄交会，是夜的规律；醒来时，是形体舒展开来，是白天的规律。《日大传》说：“包容天地的变化而不超越，曲折成就万物而没有遗漏，通晓昼夜的规律而获得智慧。所以神没有固定的方所，变化没有固定的形体。”只有完全通晓昼夜的规律，才知道死亡与出生、梦与醒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子思说：“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发作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的正道。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喜怒哀乐不扰乱他的心，所以心灵空明澄澈，天地万物都能显现在其中。古代圣人，端正衣冠、凝神垂视，在俯仰之间，便能安抚四海之外，正如牧人在梦中的情形。清庙、明堂、郊丘、庐井，以及俯仰升降的礼节、衣服器械，都从他心灵的神妙中自然产生，不过是自然而然罢了，又哪里是刻意造作的呢？子思说：“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仍然戒慎，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仍然恐惧，这就是君子慎独。”孟子说：“夜间的清明之气足以保存人的善性。”这不就是清梦的道理吗？子敬聪敏而好学，渐渐有志于道，仰慕近世儒者从梦寐中推求自己所学的做法，所以用“清梦”命名书斋。我因此把子思、孟轲的学说告诉他。【这篇文章曾被钱宗伯删削，现今仍予保存。】栎全轩记　余峯先生隐居在安亭江边，在住宅北面建造三间屋子，匾额题作“栎全轩”。先生为人坦荡平易，任性自适，不在人前处处防备。心意所到之处，有时别人认为不对，先生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因此无论贵贱，人人都乐意和他相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与世俗并不协调。先生二十多岁时考中进士，任职郎署。不到十年，做到两司官。当时的两司官中，只有先生最年轻。先生又神态自若，不肯逢迎别人。有人因此倾陷他，最终他也因此罢官离去。适逢我也来到安亭江边，居所与您隔着一条水道，时常与您相会。您不喜欢饮酒，但每逢相会便谈论一整天，有时直到半夜还不离去。到了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您与人交往没有界限隔阂，欢快相处，而情意常常有余，正是如此。您喜爱山水。任郎官时，奉命出使荆湖，每天登黄鹤楼，赋诗饮酒。您在东藩任职时，拜谒孔林，登上岱宗，观看沧海日出的地方。归来以后，又仰慕陶岘的为人，驾一叶扁舟往来于五湖之间。有人去拜访您，您常常不在家。去年您前往越地，泛舟西湖，经过钱塘江，登子陵钓台，游览齐云岩，准备攀登黄山，游历九华山，兴致尽了才返回。一天，您邀请我坐在轩中，畅谈世事。您自己说：“我年轻时很早就入朝做官，官阶俸禄与同时代的那些人相比，颇为超越。一下子受到排挤，心意也无法自行排解；回头看看当时的事情，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处在清静之中观察动乱，身居闲逸之处窥察劳苦，这才知道如今的处境是有所获得的。天下的人，谁不自称有才？所以任用他，却不知道应当停止。正因为不知道停止，所以才走到穷困境地。汉代党锢之祸、唐代白马之祸中，成排被杀的人，哪里数得清呢？二十四友、八司马、十六子这一类人，哪一个不是一时的才俊呢？李斯在秦国受到任用，陆机、陆云进入洛阳，一时之间气势如风雷，光彩照耀如日月，天下人奔走仰慕他们。事情变迁、时代更替之后，想要牵着黄犬走出上蔡东门，想听华亭的鹤鸣，哪里还办得到呢？这样看来，庄子所说的‘不才而终其天年’，确实是通达生命的最高见解，也是我所寄托的了。”我听后叹息，认为这是懂得道理的话。虽然如此，有才与无才难道是固定不变的吗？世人所使用的是楩木、梓木、豫章木，那么楩梓豫章就是有才，而栎树就是无才；世人所使用的是栎树，那么栎树就是有才，而楩梓豫章反而无才。您本来就是清庙明堂所要取用的木材，却是匠石所轻视的木材。如果能成为栎树社神，您或许也有理由庆幸了吧！这也实在值得感慨啊！

译我的外祖家世代居住在吴淞江南面的千墩浦边。表兄淀山公从田野间入朝做官，宦游二十多年，归来后才租住在县城。嘉靖三十年，选定在马鞍山南面、娄水北面定居。我小时候曾住在外祖家，那地方大约离县城三十里，远望山势颓然如堆积的灰烬，烟云昏暗迷蒙，仿佛处于有无之间。如今淀山公日日亲近这座山，高楼曲栏，几席、门窗之间常常都能看见它。他又在屋后建了一座小园，在园中修筑亭子，取陶靖节“悠然见南山”的话作为亭名。靖节的诗，大多不是晋宋时期那些雕琢文饰之人所作的诗。可是“悠然”的意味，常常显现在言语之外，并不只是某一时刻的适意。只要内心没有滞碍，看见天地之间的万物，去到哪里不能自得呢？我曾认为，所谓悠然，实际上是与道同在的。若说靖节不懂道理，那是不可能的。淀山公具有杰出而有所作为的才干，所到之处任官，大多留下声誉和政绩，却被嫉妒他的人所不能容纳。然而直到今天，朝廷谈论有才而且有用的人，必定推举淀山公。淀山公大概还不能被世人忘却，而他用来使自己忘却世事的方式，正是这样。靖节离今已经久远，我没有办法向他询问。我将跟随淀山公来询问什么叫作悠然。那“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靖节无法用语言说清的，淀山公又怎么能够说清呢？淀山公走遍天下，曾经登泰山，游览邹山、峄山，经过嵩山、少室山之间，渡过东海、南海，进入闽地、越地的险阻之处；这座山哪里只是泰山的一块小石头呢？只是淀山公所以感到悠然的心情，特意寄托在这里罢了！庄子说：“旧国旧都，望见它就心情舒畅。即使丘陵草木已经有十分之九被岁月侵蚀，仍然会心情舒畅，何况是亲眼看见、亲耳听闻的呢？”我有幸侍坐于这座亭子，冒昧写下这篇记。【常熟本删去了篇末引用的庄子话，如今采用昆山本。】嘉靖某年，徐君以选贡身份从太学上舍调任县主簿，是大末地方的人。徐君一见到我，便问起棠陵，说：“或许我的百姓也有希望了吧？”徐君在书斋空隙处修建一座亭子，题名为“卧石”，说：“我年少时失去父母，曾经住在墓旁守墓，墓在浮石山。如今我在这里做官，虽然吴地、越地相邻，但远隔千里，松树楸树掩映的墓地仍在远方。风木之思的感触，片刻也不能忘记。因此用‘卧石’给亭子命名。”我考察图志，西安以北有一块一丈多高的石头，大水涨到也不能淹没。白乐天诗说：‘浮石湾前停五马，望涛楼上得双鱼。’徐君所说的卧石，难道就是这块石头吗？徐君如今参与民政事务，不能再卧在石头上了。或者说，仁人的心、孝子的心，本来就是一回事。古代的仁人，认为杀死一草一木也是不孝；如今百姓已经疲惫困苦到了极点，对内有沉重的赋税徭役，对外有蛮夷侵扰，这些事情徐君全都负有责任。如果能推展自己的仁心，正是所谓每抬一步脚都不敢忘记父母，这才是棠陵乡里的人吧！因此写下这篇记。浮图文瑛居住在大云庵，庵四面环水，就是苏子美沧浪亭的旧址。他多次请求我写一篇《沧浪亭记》，说：“从前苏子美所作的记，是记亭子的胜景。请您记述我修建这座亭子的原因。” 我说：从前吴、越立国时，广陵王镇守吴中，在子城西南修治南园。他的外戚孙承佑，也在南园旁边修治园林。等到淮海地区归入版图之后，这座园子并未废弃。苏子美开始建造沧浪亭，最后由僧人居住。于是这里的沧浪亭就成为大云庵。大云庵建立以来二百年，文瑛寻访古代遗事，在荒废残破、湮没无闻的地方恢复了苏子美的建筑。于是这里的大云庵又成为沧浪亭。古今变化，朝廷、城市和政事都已更改。我曾登上姑苏台，眺望五湖的浩渺、群山的苍翠；太伯、虞仲所建立的事业，阖闾、夫差所争夺的国家，伍子胥、文种、范蠡所经营的功业，如今全都不存在了。庵和亭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钱镠趁乱夺取并窃有吴越，保有吴、越之地，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延续到第四代。他的子弟姻亲乘时奢侈僭越，宫殿馆舍、园林苑囿极尽一时的壮盛；而子美的亭子，却受到僧人如此钦敬重视。由此可以看出，士人想让名声流传到千载之后，不与万物一同消散，还是有办法的。文瑛读书，喜爱诗歌，与我们这些人交往，所以大家称他为沧浪僧。子问居住在辰洲的甫里，是我妹妹的女婿。我常常到他那里去，泛舟吴淞江，游览白莲寺，休息在安隐堂，追想天随先生的高尚风范，彼此感慨叹息。而子问一定带着《史记》同行。我年轻时就喜爱这部书，认为自班孟坚以来，已经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它了。只有子问认同我的话。隔几年不见面，见面时一定询问《史记》，从不谈及其他。适逢他的厅堂毁坏，重新建造精舍，取名为“花史馆”。大概是因为在庭院中栽种四时花木，把《史记》收藏在室内，天天在其中诵读；认为人生这样就足够了，不应当在世间有所营求。四时的花木处在天地运行、古今更替之中，它们逐渐积累变化，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人处在天地之间，唯一担忧的是不能置身于事务之外，却不知道停止。安静地处在事务之外，看天地间的万事，就像看庭院中的花，只不过在我面前开放、凋谢罢了。从黄帝到太初，上下两千多年，我安静地观察它们，难道不仍然如同四时的花吗？我和子问共同拥有的，不过百年而已。在百年之内看两千多年，不超过一瞬间。可是把自身看作私有之物，忙忙碌碌而不知道停止，又怎么能够把世事看得如同读史，把历史看得如同观花呢？我与子问谈到这些，大概也就超越了仅仅读史。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杏花书屋记》杏花书屋，是我的朋友周孺允建造的读书之室。孺允自己说，他的先父玉岩公任御史时，在沅、湘一带曾经梦见居住在一间屋子里，屋旁杏花盛开，几个孩子在其中读书，清亮的读书声传到门外。嘉靖初年，玉岩公起复任官，升为宪使，于是从旧居迁到县城东门，就是如今居住的宅第。他指着屋后的空地对孺允说：‘将来应当在这里建一间屋子，命名为杏花书屋，用来记下我的梦。’ 玉岩公后来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来不及回乡便在金陵去世。孺允兄弟多次遭受侵侮，不免有风雨飘摇的忧患。这样过了几年，才获得安定的居所。到了嘉靖二十年，孺允修缮玉岩公居住过的厅堂，便在园中建造五间屋子，收藏万卷书，按照玉岩公当年所命之名，把匾额悬挂在屋檐之间，四周遍植花果竹木。春天到来时，杏花灿然开放，恍惚如同玉岩公当年梦中所见。回想洞庭湖边的树叶、芳洲上的杜若，真可以说醒来时所见的是虚妄，而梦中所作的反而成为真实。登上厅堂，思念那个人，难道能不感慨吗？

译从前唐人重视进士科，士人刚刚考中时，正值长安杏花盛开，所以杏园宴被视为盛事。当今举行进士考试，也正逢杏花时节。而士人考中，多以梦见这种花作为前兆。这是世俗之人不能忘怀荣名才会有的想法。玉岩公因为议论政事触犯天子，在岭南海边辗转十多年，所谓铁心石肠，对于富贵的念头已经完全灰灭，却又把科举功名寄望于子孙。这是因为古代君子爱护国家，并不只是竭尽自身而已；即使到了后代，仍然希望子孙世世享有祖先的德泽，在无穷的时代施展力量。玉岩公的用心，就是这样。如今距离玉岩公去世才没有多久，从前与他一同考中的人，一时之间都富贵显赫，后来却有人不知去向。孺允兄弟虽然暂时不得志而如尺蠖屈曲，但人们正期待他们受到重用。他们的孙辈也都秀美聪慧，由此可以知道诗书传家的恩泽。诗说：‘从今开始，年年都有收获；君子有丰厚的福禄，留给子孙。岂不共同欢乐吗？’我在周氏家中看到了这种情形。《题玉女潭记》阳羡的山水奇特优美，以张公洞、善卷洞和玉女潭最为著名，它们的名称都寄托在神仙传说上。我读《山海经》，看到昆仑山、广都之野、轩辕之丘、不死之国，认为这些不过是齐谐、邹衍一类人的说法罢了。然而如今天下的名山在中州一带，往往有许多仙人的遗迹，难道那些事情都确实可信吗？溧阳史氏，自汉代杜棱壮侯以来已有数百年，世人称为史侯家。从溧阳到玉女潭有四十里，史君在这段路上铲除荆棘、焚烧茅草，砍伐石块、疏通泥土，人的力量用尽之后，天然的景观才显现出来。从玉女潭继续向前，可以得到二十四处景致。他为这些景致命名并把名称揭示出来，如所谓仙馆、佛窟、瑶台、琪树、鹤坡、鼍峡之类。好事之人听说后仰慕它们，即使不能到达，也如同远远望见了一样。天下太平，天子英明圣睿，史君本是朝廷的显贵大臣，却竟然自行隐遁到山泽之间。装点青山碧水，依附奇异景物，使后世百年之后，人们便会把史君当作仙人。由此说来，我大概可以怀疑所谓仙人的遗迹，都是遁世远游之士有所寄托而造成的；史君也属于这一类吗？《见苓书舍记》长洲人刘逊，与我的朋友盛应祯同年中举的家中子弟相互友好，又和我一同在太学学习。盛应祯多次称赞刘逊的为人，说他读书、喜爱古代，笃守品行和情谊。刘逊所承继的父亲是水部君，水部君曾自号饭苓子。水部君去世后，刘逊把自己的书舍题名为“见苓”，用来寄托思念父亲的心意。后来因盛应祯嘱托我为之作记。我说：做儿子的，父亲去世后无法再见到他，但只要思念他就能见到他。没有什么不思念的，也就没有什么不能见到的。书舍是刘逊平常居住的地方，在这里见到饭苓子，便可以看出刘逊没有什么不思念。礼制说：继承别人作为后嗣的人接受重大的祭祀责任，并且按照尊长的服制服丧；以所继承父亲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并以自己的父母祭祀他们。这只是就礼制形式而言。至于内心的感情，有时也容许存在不能强求之处。然而刘逊对于水部君，又加上了对父母的思念。推究这种心情，可以说是深厚到了极点。吴中士大夫记载水部君的事迹，大概说：水部君最初考中进士，因为父母年老，不肯赴任，恳切上疏请求回乡奉养。等到父母去世、服丧期满，亲近的人极力劝他出仕。水部君不得已，只到京城一次。正德初年，宦官乘势欺凌天下士大夫。水部君任主事，负责漕运事务，居住在济水以北。不久便以疾病为由辞职，长期离去。他取号饭苓子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因此感动于刘逊的深厚情意，又赞叹水部君不热衷于仕进；他的风范气概，不只是可以让刘氏子孙传扬罢了。《娄曲新居记》所谓娄曲新居，是因为我的县城在娄水的曲折处，沈先生原来用它来命名自己的居所。起初，吴国建立时，它的东门叫娄门。震泽的水从这里向东流入海，所以这条水叫娄江。古代娄门外就是马亭溪。溪上又建有城，越王余复君在那里治理，于是沿袭称为娄县。王莽时称为娄治。吴国有娄侯，有人又称它为疁城。江水入海的地方叫刘家港，“疁”与“刘”读音相近，因而发生讹变。吴国强大时，疁地大概在北郊，禺??乐东所舍说……【原文有缺字及疑误，无法确译。】沈先生世代是本县人，如今七十岁了，从未离开娄曲，却用它为居所命名，大概是自称要终老于此罢了。从前伏波将军平定交趾回来，说起他的弟弟少游，感叹我胸怀慷慨、志向远大，说：‘士人活一世，只求衣食勉强足够，乘坐下泽车，驾驭劣马，做郡中的属吏，守护祖先坟墓，乡里称为善人，这就足够了。非要追求多余的财物，只是白白使自己劳苦罢了。’当我在浪泊、西里之间时，下面是积水，上面是雾气，毒气熏蒸；抬头看飞翔的鸢鸟纷纷坠落水边，想起少游平日的话，哪里还能办得到呢？班定远在西域，年老之后请求哀怜，希望归还，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到达酒泉郡，只愿活着进入玉门关。这两个人，君子大概都会为他们悲哀。唉，人生百年之内，真正可用的日子有多少呢？想要走遍万里道路，只知道奔驰而不知道停止，这是为什么呢？沈先生大概是在叙述自己年轻时艰难的经历，说：‘我晚年才在郊外得到一块地，安居其中并以此为乐。我把园子命名为南园，把馆舍命名为星槎，把厅堂命名为卅有，说这是我到老年以后才差不多拥有的东西。后来又把它卖给了别人家。到如今才在县城南街选定居所。亲朋往来，乡里的风俗淳厚。有一所住宅，有几间房屋；有花有竹，有一壶浊酒，几茎黄齑，焚香赋诗。自己体会桑榆晚年的乐趣，外物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它。’ 《传》说，旅舍没有固定之处，属于迁徙不定的人；这样看来，我大概可以免除这种命运了！我读他的这些话，觉得其中有隐居的情趣，同时又因古人发愤立志，在万里之外争取功名，到了白头还回头顾念，忽然产生狐死首丘、依恋故土的感情而有所感慨。于是叹息那些漂泊不定的人，到底何处才是尽头！便写下这些话作为记。《宝界山居记》太湖，是东南地区的大水泽，广阔五百里。群峰从波涛之间冒出，数以百计；重重水岸、别具形势的山坞、幽深的山谷和曲折的角落，无不是仙灵栖息的地方。天下的山，得到水便显得秀美；水如果受到束缚而狭窄，便不足以完全显出山的奇特。天下的水，得到山便有所停蓄；山如果孤单低小，便不足以充分表现水的情趣。太湖浩瀚深广，沉浸环绕着许多山，山多而湖水足以容纳它们。我想，只有海外的绝岛可能胜过这里，中原没有这样的地方。因此凡是奔涌、屏列在湖边的山峰，都借助太湖而显得胜绝。

译从锡山经过五里湖，便到了宝界山。它在洞庭山以北、夫椒山和湫山之间，仲山王先生居住在那里。先生年轻时便弃官，他的儿子王鉴刚刚考中进士，也告假归来。一家人每日在庭院之间以诗画自娱。于是经长洲陆君前来，请我为这篇山居记作序。我没有到过宝界山，曾经在万峰山读书，完全看遍了湖滨群山的景色。虽然各山的朝向形势不同，却无不借助湖水而显得优美；而马迹、长兴一带，常常处在残霞落日之中，这样看来，所谓宝界山，大概也可以远远望见。过去王右丞的辋川别墅，其诗画的美妙，至今还可以想象它的景致。仲山的居所，难道会比华子冈、欹湖等奇异美景逊色吗？千里湖山，难道是蓝田所能拥有的吗？王摩诘清雅的情思和超逸的韵致，超出尘土世俗之外。然而天宝末年，他竟不能自决而死，以至于沾染了羯胡的腥膻。由此可知，士大夫出仕或退处必须合乎道义，一旦失足，便再也无法洗清。像王摩诘这样，也使后人在千载之后留下遗恨。如今仲山父子在圣明时代嘉美地退隐，哪里是王摩诘能够相比的呢！哪里是能够相比的呢！《南陔草堂记》我的朋友陈吉甫在县城东南门外的须浦之上选地居住。从城门向南出去，是通往松江的道路；江南江北的村民凡有征召、聚会，必定经过这里，所以集市颇为喧闹杂乱。吉甫的住宅在浦西，我家旧居在东南门，也就是所谓河西。须浦的水源出自县城护城河，娄水沿着这里向东流，到太仓入海。船只昼夜通行，呼喊声不绝。吉甫家背靠护城河，旁临须浦，独自呈现出林野的趣味。他在住宅后面建了几间厅堂，前面面对小池，池边有亭台、花木和奇石；池南有幽静小路，向西出去便是开阔的平野；厅堂西面是园圃，种有许多竹树花果。又建了几间厅堂，吉甫把它作为奉养父母、使父母娱乐的地方，所以用《南陔》为名。我读《诗经·小雅》，读到《六月》的序，认为从《鹿鸣》到《菁菁者莪》二十二篇诗，大概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道理，全都在其中。‘小雅废弃以后，四方夷狄便交相侵扰，而中原衰微了。’【“夷”字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然而，这组诗一定以《南陔》为根本。人没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心，那么君臣、兄弟、朋友之间的秩序从哪里建立？和乐、忠信、廉耻、礼义从哪里得到正道？法度、积蓄、军队、征伐和功业从哪里得到适当的尺度？福禄从哪里安定？阴阳从哪里得到调和的规律？贤人从哪里得到合宜的位置？万物从哪里顺利成长？治理国家的根基怎么会不坠毁？恩泽怎么会不乖违？万物怎么会不失去自己的规律？万国怎么会不离散？诸夏怎么会不衰败？这就是四方夷狄交相侵扰而中原衰微的原因。【“夷”字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因此，乡饮酒礼、燕礼中，都先击瑟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吹笙，在堂下演奏《南陔》《白华》《华黍》，大概是对外尽到君臣之义，对内又返回父子亲情的根本，这样王道就完备了。汉代儒生在秦火之后搜集残篇，这几篇已经散失，从此便成为只有笙乐曲调而没有歌词的篇章，却不知道《诗经》三百篇，孔子都曾用琴弦伴奏歌唱，以求合乎《韶》《舞》《雅》《颂》的音调；如果本来没有歌词，又怎么会有《南陔》《白华》《华黍》的篇名呢？如今世间流传的《新宫》《采齐》《狸首》《骊驹》，以及三《豳》、三《夏》、九《夏》之类，歌词散失的本来就很多。束广微所补的亡诗，大概也接近原意，但用意只停留在早晨进食、晚上用膳之间。若从《诗经》中寻找，像《卷耳》《采苹》等作品，虽然闲淡，意义却深远；至于《陟岵》《蓼莪》，更有幽深遥远、无穷无尽的思念。束氏是不能相比的。吉甫的父亲与我的父亲同窗求学。年老以后，又一同参加社集，在社中整日欢喜；饮酒时一定喝醉后才离开。他一生具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品行，吉甫又能承奉他。这样一来，凡是登上他厅堂的人，就像听见钟鼓、听到笙瑟一样，也可以知道《南陔》之诗并没有失传。我因此推究《小雅》的意义，并把这些写下来。《莪江精舍记》我乡里的严氏居住在吴淞江大直浦以东，世代凭借财产富有。到了都事君兄弟，以选拔秀才的身份进入成均成为弟子，廉卿还曾经和我一同参加春官考试。我弟弟亨甫是都事君的女婿，所以我在启贞还是幼童时就认识他。都事君仪表魁伟，胡须漂亮；启贞年少时就身材丰硕，和宾客应答、行揖礼让，俨然如同成年人和长者。见到他的人往往称赞说：‘生儿子何必多呢！像您这样只有一个儿子，也已经可以知道严氏后继有人了。’ 都事君去世后，启贞承担起继承家业的责任，越来越能够使家业兴盛；但不幸早早夭亡。他的遗孤润当时还年幼，由母亲诸孺人抚养教育，直到长大成人。如今距离启贞去世，忽然已经超过十二年，润也将加冠并娶妻了。诸孺人是宁邑令贞伯的女儿。她修身持行，有卫国姜氏那样的操守；她教育孩子，有欧阳太夫人那样的严格。润仰赖母亲慈爱的容颜，以她为依靠，足以自我宽解。然而想到先父早早离世，便诵读《蓼莪》诗篇，天天哭泣。他在江上游走，因痛惜流水一去不返而悲伤。所以用“莪江”命名他的精舍。有怜悯他志向的宾客，来请求我写记，并请我为他加以解释。我认为人的感情都有止境，至于悲伤过度，也应当有办法使人排解。严先生真是孝子！只是为自己的亲人悲哀，难道可以用世俗的道理来替他排解吗？虽然如此，还是有应当纠正之处。‘三年的丧期，到二十五个月便结束。悲痛没有完全消尽，思念也没有忘却，但服丧到此停止，是因为送别死者的事情有终止，重新开始生活也有节制。’所以说，先王制定礼制，不可以超过限度。我怜悯严先生每天诵读《蓼莪》诗，难道要让重新生活也没有节制吗？您应当继承祖先的志向，想办法安慰母亲的心，追求所谓立身行道、扬名后世的事业；这才是使无穷感情得到真正延续的方法。我从前经过严家，第一次见到都事君时，他饮酒雍容和乐，欢宴了一整天。第二次再来，启贞已经成为主人。当时我的朋友徐直言在他家塾中，留我住宿，第二天我告别离去，那就是如今所谓精舍的地方。往年严先生来为他的外祖父陆冢宰家请求祝寿祈福的文辞，我才开始认识他。大约二十年之间，我看到了严氏三代，实在有值得感慨的地方；又赞美严先生的志向，于是为他写了这篇记。《菊窗记》距离安亭约二十里，有个地方叫钱门塘，洪氏居住在那里。吴淞江以东是顾浦，转向北流，洪氏的住宅在顾浦以西。地势平坦开阔，没有丘陵；但浦岸高高隆起，远远望去，他们的住宅仿佛处在山坞之中。

译从前仲长统曾经说：假使住宅有良田和宽大的房屋，背靠山、面对流水，沟渠池塘环绕四周，竹木遍布；船车足以代替步行渡水的劳苦，役使的人足以解除四肢的劳累；奉养父母有多种滋味的膳食，妻子儿女没有劳身的苦楚；好友聚集，就摆上酒菜来娱乐他们；良辰吉日，就烹煮羊羔和小猪来奉献；在田畦园圃间徘徊，在平林中游玩，长久保全性命，不羡慕进入帝王的门庭。大体说来，如今洪氏的居所，隐约就像仲长统《乐志论》中所说的那样。您家竹木很多，前面面对宽阔的池塘，夏日清风徐来，荷花交相映照，尤其胜过其他地方。您不取这些来命名住宅，反而把“菊窗”题作屋名，大概是因为您曾诵读陶渊明的诗：‘酒能消除百般忧虑，菊能延缓衰老。’又说：‘我的屋子在南窗下，如今生长着几丛菊花。’【“能”字，陶渊明集作“解”。】仲长统的议论虽然美好，但如果人人都必须等到具备他所说的那些条件之后才能快乐，那么不能快乐的地方仍然很多。他最终做了尚书郎，在初平、建安年间留下仕进的踪迹，却有愧于鸿雁高飞、隐入冥冥的境界。发表那些宏论又有什么益处呢？陶渊明所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可以说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得。如今您既有仲长统那样的快乐，又仰慕陶渊明的高尚情趣，这正是我无法测度您为人的地方。我将带着酒去菊窗下拜访您，向您请教。您名悦，字君学。《本庵记》我的客人曹杨君伯厚，把自己的读书之舍命名为本庵，便通过他的朋友张师周来请求我为它作记。我问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原来如今的少保司马公任曹郎时，在官邸生下了伯厚；他的先父少保公以御史身份在江都管理盐务，听说得了孙子而高兴，于是说：‘我居住在扬州而这个孩子出生，因此给他取名叫扬州民。’并且说：‘我家两代享有荣禄，深厚的福分不敢承受，只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能够做一个耕田的农民，就足够了。’嘉靖四十一年，伯厚考中进士，主考官认为“州民”不适合作为称呼，于是改名为俊民。伯厚不能违背主考官的意思，又不敢忘记祖父当年的命名，所以把自己的庵命名为“本”，用来表示不忘先少保公。所谓“本”，就像说“开始”。万物的生长都开始于根本，所以把本看作开始。从前林放询问礼的根本，孔子告诉他，礼的根本在于俭朴。礼产生于内心，孔子不直接说内心，却说俭朴；从它的开端去探求，没有不能得到它的内心实质的。《传》说：“天地，是生命【“生”字，《大戴礼记·礼三本》作“性”。】的根本；先祖，是同类的根本；君主和老师，是治理的根本。没有天地，怎么会有生命？没有先祖，怎么会有后代？没有君主和老师，怎么会有治理？”【同上所引，原文“恶”都作“焉”。】圣人所谓的根本，都是在说事物的起始。人能够想到天地生养自己的根本，就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性；人能够想到先祖繁衍同类并生下自己，就不会残害自身；人能够想到君主和老师治理天下的缘由，就不会遗弃君主、背叛老师。因此有子记载说：“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意思是君子实行仁德，以孝悌为开始，这样就能够获得仁的内心实质。【原文此处承接上句，所引版本存在分句和校注层次差异。】伯厚每天侍奉少保公，承顺他的脸色、奉养他的生活，一刻也不离左右。孝悌之道，他不用勉强就已经做到了。然而他还想到先少保公在江都的日子，可见他的追思十分深远。少保公当时掌管国家政务，凭借才干和德行受到天子的倚重；伯厚又在众多士子中名列前茅，从容地在南宫任职。两代相继成就美德，当时人都认为难得。等我看到他在一次命名之间尚且如此不忘根本，这才知道他家之所以尊贵显达，大概是有道理的。因此作记。《野鹤轩壁记》嘉靖戊戌年春天，我和几位朋友在野鹤轩聚会作文。我们昆山的马鞍山虽小，却确实奇特；轩在山脚，旁边有泉水，芳香清冽，可以饮用。稍微转向东面，盘石很多，那里是山中的胜景，俗称东崖，也称刘龙洲墓，因为宋代刘过葬在那里。墓在乱石之中，从墓间向上仰望，只见青苍碧绿、山石嶙峋，看不见泥土。只有石壁旁有一条小路，蜿蜒向上，不知道通往哪里。想来其中或许有仙人居住。起初，慈溪人杨子器、字名父，创建了这座轩。县令能够爱好文章、爱惜士人，不做庸俗官吏，人们称赞他为名父。如今奉祀他，把这里作为名父祠。唉！名父哪里知道四十多年以后，我们这些朋友会聚集在这里呢？当时参加聚会的有六人，后来到的有两人。潘士英从嘉定来，汲取泉水煮茶，反而做起主人来。我等不时散去，只有士英和他的随从留在这里。狂风暴雨，山崖崩塌、石块坠落，山鬼在夜间号哭，真令人忧惧啊。【抄本详细列有八人的姓名，本可不必录。如今采用常熟本。】《保圣寺安隐堂记》长洲东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随先生的故居就在这里。如今这里是保圣教寺。郡志又记载有白莲讲寺，但甫里并没有两座寺，白莲寺大概是保圣寺的别院。志书记载：“寺院创建于唐大中年间，熙宁六年，僧人惟吉重修。” 又说：“惟吉在祥符年间创建白莲寺。”如今乡里人所指称的白莲寺，只在西廊；西廊后面就是天随先生祠。地方并不广大，不应当另称为寺。我年轻时经过甫里，拜谒天随先生祠。在寺中游走，寻找古代碑刻，几乎没有保存下来的。只有元统二年《法华期忏田记》，由轮管忏司知事比丘有亲，从政文选所立的那块石碑还在。成化二十二年，当时国家连续几代太平和睦，京师大规模崇建寺院，僧司在八街剃度了数万人，举行醮祠的地方一天天增多。左善世璇大章住持大兴隆寺，正受到皇帝尊重宠信。而璇本是故乡陈氏的子弟。起初他是寺中比丘，得到许可，乘驿马回乡探望母亲，便把母亲接到寺中的爱日堂奉养。第二年，他从四明普陀回来。这年八月，重修此寺；又过一年五月，工程完工。再过一年，他回到京师。总共建成殿堂七座、廊庑六十间。最初拆毁旧殿时，梁柱斗拱之间有木板，标记着绍兴、宝祐年号，所以知道此前曾多次修建，但没有文字可以考察。寺院西北有安隐堂。从前僧人每一房都以堂作为别名，像安隐堂这样的，大概有几十房。后来这些房舍日渐坍圮，如今东面已经没有僧舍了。住持僧法慧担心它最终全部废弃，而法慧的弟子又将断绝传承。此前，安隐堂分为两派。法慧于是与同堂的僧人重新合为一派，发誓共同守护它，并请求我为之作记。

译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到如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又已经七十八年了。璇重修寺院的事情本应有记，却又缺少记载。法慧认为寺院的兴盛或许有所等待，但文章终究不可没有；所以急切地寻求寺院的旧事，希望我有所记述。他的志向并不只是为了小小的一座堂。我既然没有资料可以考证，只把我听闻中关于璇的事情较为明确的部分记录下来。因此也认为，若不是借托于这座堂，璇的事迹也不能流传。文章是天地之间最为重要的事物。从大中年间到如今，已经七百一十九年，世事变迁很多，而寺院还曾经存在。大概没有什么废弃之后不能复兴，只是文章流传下来的特别少。法慧大概知道什么才是值得珍重的了吧！《汝州新造三宫庙记》【代作】汝水从天息山向东流，进入汝南境内，从城北转向东，又由东向南。河岸边居住的人家称为竹竿巷，大概因竹竿河而得名，实际上是商贾汇集的地方。从前水势泛滥，河岸容易崩塌，一旦居民和街市全被水淹没，往来的人便无路可走。崇府承奉樊君捐出自己的钱，购买百姓的土地和房屋，把街道向内缩进若干步，以让出行路。从此道路重新畅通，居民和街市又像从前一样繁盛聚集。于是创建三官庙来镇护此地。中间是神殿，左右有两条廊庑；向右转向东，建有神库和神厨。又建了几间屋子，让求学修道的人居住。神殿十分宏伟华丽，三尊神像和各位侍从庄严美饰，俨然有帝王的尊贵。重重门扇和四周围墙临近水面。汝地百姓都来归依。工程始于隆庆元年秋天，完成于隆庆三年夏天。樊君奉命出使，第二次经过邢州，因为知道我是本郡人，又是旧日相识，请我为之作记。我认为河水毁坏百姓房屋，甚至淹没通行道路，这是主管官员应当忧虑的事情。如今主管官员既然受限于力量所不能及之处，又以烦扰百姓为难，樊君却肯捐出自己的钱，帮助国家主管官员解决急务，拯救受水灾的百姓，也可以说是贤能了。考察三官的说法，出自道家。道家认为天、地、水府为三元，能够为人赐福、赦罪、解除灾厄，都以帝君尊称。又有人认为三官起初都是活人，是同胞兄弟，如汉代茅盈一类人。这些说法诡异，大概无法弄清。然而百姓所奉祀的神，必定认为它灵验。正如史书所载，秦代祭祀的许多神祇并不合乎经典，却也有神光景象感动百姓，所以能够使神明显灵。即使古代圣人建立天地山川的祭祀，也都是兴起于人的心意，我想不过如此。如今只是因为三官之说出自道家，所以儒者不能了解其中的说法。或者说，樊君建造这座庙，是为了给这一方百姓造福，所造的福大概不少。樊君名准，字某，是郾城人。他读书作文，喜爱贤人，礼待士人；又能约束王国中的各位校官，使他们没有谁敢犯法。汝南的士大夫都乐意同他交往。-------------------------------------------------------------------------------- 《震川先生集》卷第十六·记 《重修阙里庙记》【代作】隆庆三年，阙里重修先圣庙竣工。某官某带着书信和礼物奔赴京师，请求我在丽牲碑上写一篇记。在此之前，嘉靖四十二年，衍圣公某把庙宇坍坏的情况报告给巡抚都御史张某，张某正准备勘察估量，却因为经费不足而停止。到了这一年，巡抚都御史姜廷颐、巡按监察御史罗凤翔、周咏，与藩司、臬司诸位官员共同商议，捐出岳祠的香税和有关部门的赎金，得到一千六百；工程所用的人，则调用州县轮番服役的士卒，并由兖州府通判许际可负责督办。知府张文渊当时负责监督视察。工程开始于仲夏，到年终完工。建筑规模宏伟，和从前相比似乎有所增加。左布政使某、左参政吴承焘、副使吴道会，都是最先倡议赞助此事的人。只有先圣孔子出生在尼山，在泗水之滨讲学，去世后安葬在这里。此地起初名叫阙里，后来也称孔里。先圣去世后，弟子们在他的墓旁搭庐守墓，不忍离去。鲁国人跟随他们来此定居的，有一百多家。鲁国历代相传，每逢岁时便来奉祀，诸儒也在这里讲习礼仪、乡饮酒礼和大射礼。汉高祖从淮南回来，经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此后历代君主登封巡狩，没有不经过这里并拜祭孔子的。我太祖高皇帝兴起于海内时，战争还没有平息，便急忙下令派遣使者祭祀孔子、承袭封爵给他的子孙，并修整他的祠宇。历代圣君相承，世世代代不断增修。今天子隆庆元年，在正殿传达诏制，派遣官员前来告祭；又亲临太学，亲自举行释奠礼，命儒臣列坐讲学。对三氏子孙的赏赐也有所增加。海内仰慕学问的士人，都低声应和，向往这种风气。圣人的道统因此更加光大。那么，鲁地的官吏以及在这里任事的人，如今举行这样的举动，本来就是为了虔诚奉祀先圣，也是为了宣扬圣天子的德意，不可以不记载下来。如今孔夫子的庙宇和学校，遍布天下。即使深山僻远之地，也都知道诵读并遵循他的著作。他在天上的英灵，没有一个地方不到达。然而孟子说：“离圣人的居处越近，意义就越重大。”荀子说：“求学没有比接近圣人更便利的了。”孔子去世已经几百年了，求学者尚且会来观看他的庙堂、车服和礼器，诸生在他的故居学习礼仪；其中有人流连徘徊，不能离去。这本来是因为远处只能凭想象，不如近处亲见而仰慕来得更加真切。只是诸位君子既然知道虔诚奉祀圣人，难道也只是办理外在的祭祀吗？从前子游听孔子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受人驱使。”如果不知道学习道，那么落实在喜怒哀乐上，就没有一样合乎准则，必定不能指望安定君上、治理百姓，移风易俗。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他要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等到颜渊请问具体条目，孔子便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以颜子的资质，尚且说要“请让我终身奉行这些话”。所以当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时，孔子便用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车、周代的冕服、韶乐和舞蹈来告诫他。孔子认为即使是颜子来治理天下国家，也不可有一天离开礼乐法度。这就是克己复礼的含义。后世求学的人，在看、听、说、做这些方面，连自身都不能治理，凭什么说自己是在学习道呢？所以，观仰感发于圣人的人，应当以求仁为近道；求仁又应当以学习颜子为近道。我赞许这件事的完成，恭敬地叙述我所听闻的这些道理，用来进一步告诫求学者。【这篇文章钱宗伯没有选入，今仍保存。】顾原鲁先生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