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 古今诗】

译《游灵谷寺》《读史二首》《京邸有怀》《甫里送妹》《金山寺》《金陵还家作》《和俞质甫夏雨效联句体三十韵》《濠梁驿》《淮阴侯庙》《舟阻沽头闸陆行二十余里到沛县》《南旺》《沛县》《徐州同朱进士登子房山》《自徐州至吕梁述水势大略》《鲤鱼山》《自刘家河将出海口风雨还天妃官二首》《自海虞还阻风夜泊明日途中有作》《淮上作》《宝应县阻风》《壬戌南还作》《登济城望城武》《淮阴舟中晚坐写怀二十四韵》《隆庆己巳赴京寓城西报国寺赠宇上人》《邢州叙述三首》《琼州张子的与余同年俱为县令江南子的自建德改当涂今入觐文改荣县一岁中三易县居京师旅寓相近以诗为别》《咏史》《奉托俞宜黄访求危太朴集并属蒋萧二同年及长城吴博士》《奉酬冯太守行视西山关隘次宋庄见弃田有作》《送衰太守之兴都》《赠孙太仓》《读佛书》《书王氏墓碣寄子敬淀山湖上》《素庵诗》《清梦轩诗次孺允韵》《清梦轩诗再次孺允韵》《山茶》《东房夹竹桃花》《火鱼》《钟山行二首》《郓州行寄友人》《谈侍郎歌》《黄楼行》《二石歌》《赵州石桥歌》《表兄淀山大参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题诗》《十八学士歌》《题异兽图》《甫里天随寺》《恨诗二首》《寓漕湖钱氏钱本吴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钱港》《驰驿》《甲寅十月纪事》《乙卯冬留别安亭诸友》《姜御史年九十六》《郭都统戍刘家河因燕次壁间韵》《西苑观刈麦》《送上卿顾东白先生致政还乡次张奉常韵》《缭丝灯次李西涯杨邃庵二先生韵二首》《赏荷次韵》《郑家口夜泊次俞宜黄韵因怀昔年计偕诸公》《小屯》《清明济上》《题周冕赠任别驾卷》《行卫河中》《初发白河》《过兴济》《李廉甫宪副书斋小酌》《自天津来至》《此已过一月去阙日远怆然有作》《隆庆二年朝京师南还与宣平俞宜黄武进陆太学同舟赠绝句一首》《又赠陆太学》《赠俞公子》《送同年查都谏山西行省》《送友人读书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尝读书于此》《檀溪跳涧》《宋康王乘龙渡河》《文渊阁四景图》《题二鱼图》《偶成四绝》《高邮湖为断缆所击几至失明》《光福山》《海上纪事十四首》《颂任公四首》《隆庆元年上幸太学赐六馆诸生宝钞陆启明与赐见分数楮》《寄胡秀才》《冰崖草堂赋》【附录】《归太仆赞有序》《震川先生小传》《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书先太仆全集后》《当道明府及远近士大夫助刻先太仆文集敬赋五章奉谢用文章千古事为韵》《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震川先生文集》流传海内一百多年，懂得文章的人都知道珍藏它。我的先父旧藏两部集子，一部二十卷，一部三十二卷，后来因寇乱散失。我跟随陈百史相国时，见到他批点过的二十卷，于是广泛搜求，两部集子又都存放在我的书架上了。二十卷是先生的堂弟归道传所刻，三十二卷是先生的后嗣君子祜、子宁所刻。两部书互有有无，其中或许夹杂着错误；而且我曾听钱牧斋宗伯说，先生的遗文还很多。我从前和先生的后裔孙雪庵一同在礼部任职，雪庵把重刻的道传集赠给我。不久，我的同年刑部公裔兴的儿子孝仪乘公车来到京城，把裔兴新刻的集子送给我。我读了他的跋文，才知道他曾和先生的孙子文休及其儿子玄公一起编辑这部书，并由牧斋先生编次：正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其余集子收藏在家塾中。但这部集子仍然只到二十卷，或许还没有全部刻完，不能说是全集。我向来仰慕先生的文章。如今我已经老了，虽然不能阅读，私下仍想着能够看到他的全部著作。偶尔和户部汪苕文、孝廉计甫草谈到这件事，便感到忧闷。不久，董黄洲出任昆山县令，于是我请他向玄公访求先生的遗文。黄洲把各种刻本全部搜集汇编，刻成全集，这也是出任当地官员的人应当做的事，不只是文坛上的美谈。黄洲答应下来后告别了。唉！先生的文章，从他去世时起一直流传到今天，王文肃公当年就称道并引用它，钱牧斋、吴梅村等前辈后来又加以阐明；并不像韩愈的文章，经历长久岁月，直到遇到欧阳修才开始显扬。何况先生的贤能子孙一个接一个，都能搜集辑录遗文，把它传播到远近各地。因此我又感叹，天下的文人如晋江王遵岩、平凉赵浚谷，都有遗集。晋江的文集还有存本，平凉的文集则完全没有见到。我多次对在当地做官的人谈起此事，平凉方面，马学使的行动先已合了我的心意，替他整理编纂；晋江方面，虽然我曾两次托请主持衡文的人，却还没有见到像马君这样的人。士大夫出仕游历所到之处，如果确实访求前贤的遗文，不使它们散失磨灭，不像所谓草木荣华被风吹散、鸟兽的美声从耳边掠过那样，那么也是使国家文运昌盛的祥瑞之事。黄洲竟能理解我的话，和玄公商议，把已经刻成和还未刻成的文稿，合并牧斋编定的本子，汇成四十卷；当时在当地做官的士大夫又有一些人资助刻版费用，于是终于成为先生的全书。黄洲的志向和品行，大概不是庸俗的官吏了，这实在值得感佩。玄公寄信给我，嘱托我写序。先生的文章照耀古今，哪里还需要序文呢？何况我哪里是能够为先生的文章作序的人呢？姑且叙述我同黄洲说过的话，来答复玄公，玄公大概会谅解我了。康熙癸丑仲夏，宛平王崇简题。《归震川先生全集序》自古以来，文章家代代都不乏其人，但一定要卓然超群、能够转移文风的，才是最高的。唐朝中叶称道韩愈，同时代还有柳宗元、李翱。宋代称道欧阳修，在欧阳修之前从事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等人。然而说到振兴八代衰颓文风的，必定说韩愈；说到改变杨亿、刘筠的文风的，必定说欧阳修：这是因为他们学问深厚、力量宏大。

译明朝三百年间，文章流派不一。嘉靖年间，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三位先生兴起而振兴文坛，评论者又一定把归有光列为第一，难道不正是因为他的学问深厚、力量宏大吗？我从小就知道诵读并效法震川先生的制举文章，长大后又读到他的古文辞，确实相信他是卓然超群、能够转移文风的人。我承乏出任昆山县令时，敬斋王夫子嘱托我重刻先生的文集。恰好我从先生的曾孙庄玄公那里得到他尚未刻印的遗集，便在处理公文的闲暇时不时翻阅，真如所谓县圃中积聚的美玉，无不是夜光宝玉，只是很可惜旧刻遗漏了许多珍珠。玄公于是拿出钱宗伯的选本，汇集已经刻印和未刻印的作品，共计四十卷，想交给刻工刊刻，却因贫困无力承担，于是来同我商议。我便首先捐出俸禄，刻印了其中数卷。同僚吴无锡伯成、赵嘉定雪嵊，以及远近士大夫听到消息后相继捐助，合力完成此事。玄公又认为旧刻中有许多“乌焉鱼鲁”一类的讹误，多年校勘订正，全部改正。与旧本相比，顿时焕然一新，实在是件快事。我读先生的《易图论》《洪范传》，知道他的经学深邃；从《马政志》《三途并用》等议论，知道他通晓世务。至于疏浚吴淞江、论述三吴水利的各篇，如今正按照他的主张施行，大概将成为东南数百年的利益。又读到他自述任长兴县令时以德化民，那又是汉代循吏的作风。如今国家停止武事而振兴文教，广泛勉励士子通晓经学、研习古道，而参加科举的人也将先学习再进入政界，那么这部集子流传于世，难道也会成为昌明文运、造就人才的一项助力吗？玄公把作序一事托付给我，我这样的后学哪里能赞美一言半语？只是因为我一向仰慕先生，既高兴看到全集流传海内、惠及后学，又欣喜玄公也擅长诗歌和古文，能够继承他的家学，更为先生后继有人而高兴。所以没有推辞，写下了这篇序。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昆山县事、上谷后学董正位题。《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归子玄恭刻录他的曾祖太仆公的文集，尚未完成若干卷就去世了。我和诸位君子以及他的侄子安蜀接着完成了它，共四十卷。当初，太仆公的文集一次在我们昆山刊刻，一次在常熟刊刻，两种版本不免有同有异，也有许多错误。玄恭担心时间久了会失传，于是取出家藏抄本，和钱宗伯的本子互相校勘、编次，编定为四十卷。这样以后，错误的得以订正，缺漏的得以补全，好古的人可以据此校正。关于太仆公的文章，钱宗伯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然而钱宗伯厌恶那些贩卖拼凑、剽窃抄袭、拾取残文加以涂饰的人，而我却认为，文章的递相变化，并不是一代人积累而成的。宋代推崇经术的人，只有曾南丰，但拿他同程颐、朱熹的学说相比，还是不同。南渡以后，诸儒的学说盛行，于是学者无不先模仿它再发言，随着各人见识和学力的浅深、大小，把它表现在文章中，便无不有所契合。自南宋经历元代直到明初，所谓大儒的文章都是这样。然而到了文风衰弱，越发颓败成为老儒和学究的习气，即使大儒也不能免于此。那些自负才华的人想改变这种风气却找不到办法，于是干脆把理学的旧说一概抹去，反过来向秦汉以前的文章寻求门径。虚浮的气势、浮夸的声调纷纷出现，甚至想远远超过古代作者。天下哪里有离开义理而可以写成文章的道理呢？所以文章的弊病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也是由于人们相互沿袭、又相互矫正，才造成这样的局面。太仆公年轻时曾在魏庄渠先生门下受学，在安亭讲授经书。他的言论深深认为当时那些以讲道自我标榜的人是不对的。至于他评论文章，则独自推尊太史公，认为无人能够赶上。他曾自称在两千多年以前获得了太史公文章的精神，与世上那些只在形貌上模仿的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因此我说，文章到了太仆公这里，才可以称为真正恢复古文传统。不是太仆公这样谈论文章的人，都是明朝中叶陷于剽窃风气的人。从明初向上追溯到宋元以前的文章，那些不属于剽窃、却又没有完全达到文章极致的，是受时代压制、文风衰弱的结果。想要了解太仆公的文章，必须把前后各代作者合起来考察，这样文章的变化就全都可以看清了。太仆长期困顿于公车之中，退居家中，与外界断绝往来，潜心融会百代学术，才形成一家之言。他的曾孙玄恭才华出众，既贫困又年老，每天抱着他的遗书向同人号哭，集资刊刻。书将刻成时他却去世了，没能看到书的完成。这就是我感叹文章如此难成、流传又如此艰难的原因；后来的读者应当多么珍惜它啊！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乡后学徐干学谨序。《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过去我非常爱好震川先生的文章，曾与先生的孙子昌世访求遗集，参照阅读并订正，才编成初稿。昌世的儿子庄拜在我门下，认为我略知他祖先的学术，便提衣请教，每年总要来两三次。后来他又与堂叔比部君商议，重新刊刻先生全集。比部君把校勘的工作托付给我。我年老后归依佛门，旧日学业已经荒废，便停止禅诵，连日整理研究，编排篇目，删汰繁芜，重新编次整齐，总编为一集。放下书简后，我感慨叹息说：我佩服先生的著作，不能说不专心而且长久；因丧乱荒废学业，匆匆又过了二十年，到今天才重新看清它的面貌，豁然明白先生作文的宗旨要领，这难道不是幸事吗！先生钻研六经，兼收雒学、闽学而追溯它们的根本。他认为秦火以后，儒者各守专门、各成名家，确实有传授指引，古代圣贤的深奥义理未必长期湮没在汉、唐，却突然在有宋才被开辟出来。儒林与道学分为两科，儒林不能涵盖道学，新安学派不能涵盖金溪、永嘉学派，姚江学派也不能涵盖新安学派。真正的见识只能独自信守，虽出现在千年之后，也从未标榜为名高。

译先生年轻时参加科举，文笔豪放、气势充沛，把陈腐习气一扫而空；人们惊叹他能与眉山苏轼抗衡，却不知道他文章的浩荡跌宕，更多得力于庄周。壮年时学问大成，每次作文都完全以古人为准绳尺度。这正是柳子厚所说的“旁推交通以为之文”。其他方面也可以由此推知：参照《孟子》《荀子》来舒展文章的枝脉，参照《谷梁传》来激发气势，参照太史公的文章来显出洁净。他的舒展、劲厉、清洁，学者全都不能领会，只有先生深知并能自行得到其中妙处。他钩取、摘录、搜寻、抉择，在细微毫末之间与古人相互印证。回头看那些拼凑贩卖、剽窃偷取、拾取涂饰的人，就像秦越人诊病一样，能洞察脏腑的病灶，于是斥退并驳斥他们，剖开肌肤直达纹理，使一切都无处逃遁。凭着厌烦科举的举子身份，困顿孤单，只提着三钱一枝的鸡毛笔，面对科场四战的要冲。直到霜降水落、草枯花萎，那些充当他们首领的人，最终只能叹息佩服，后悔自己早先没有屈服。唉，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先生凭借几乎兼具众长的才质，勤学深思，排斥邪说、抵制伪说，删削衰败之文，阻挡这种文章末流的发展。那些才力浅薄的年轻人，见闻短浅，只学习表面，改变文章使之通顺，妄自认为可以接近先生。他们家家奉龙门，户户奉昌黎，错误反而越来越多。先生曾为沔人陈文烛的文章作序，讽刺他喜爱学习《史记》，只是知道西施皱眉很美，却不知道皱眉之所以美的原因。学习先生学问的人，不要成为只知道皱眉美的沔人，就差不多了。先生是儒者，曾经读尽五千四十八卷佛教经典，精心探求第一义谛，甚至想把那些书全部废弃；但在悼亡、礼忏之事上又笃信因果，恍然悟到珠宫贝阙般的生天之处，那么他的见识大概是韩愈、欧阳修所未能达到的。相关言论都在书中，我并不是要借儒学而进入墨学。我年轻壮年时沉溺于世俗学问，中年以后跟随嘉定几位老儒游学，间接听到先生的讲论，便突然改弦更张，渐渐知道了方向，先生确实为我引导了前路。启、祯年间，海内人士仰望祭祀先生，像五纬高悬天空，光芒清寒而色泽端正；这种风气的开端也由我首先倡导。后来又接受比部君的嘱托，编排论定这部集子，得以手执笔墨，在书册上略尽微薄之力，实在深感幸运。岁月流逝，我年老而智慧将衰，不能发扬光大先生善美教化的遗训，就像萤火闪烁，想照亮须弥山顶，也只能惭愧自己的微末罢了。可是比部君品德高雅而不同流俗，能够表彰发扬他的家学，南丰曾说的“一瓣香”不必远求而已有所寄托，这是值得欣喜的。庚子年五月最后一天，虞山年家后学钱谦益拜了两拜谨序。先太仆震川公的文集，最初在闽中有刻本。后来公的儿子伯景、仲敉在昆山刊刻，先伯祖泰岩在常熟刊刻。闽本距离遥远，不能流传；昆山本、常熟本彼此有不同。然而公遗留下来的编稿残简，还保存了十分之八九。牧斋先生与公的孙子文休广泛搜求，得到公的藏本，篇幅几乎是刻本的两倍。先生亲自校勘，珍视得像秘府藏书。不久发生绛云之灾，全部毁于火灾。幸赖文休的副本保存下来，我从玄恭那里得到并抄录。想到文章显晦自有定数，恐怕最终湮没无闻，便向先生请求，希望把它刊刻流传。先生认为刻本编排多有错误，意旨和形象也还隔膜，于是将各本合并并重新编次，得到正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其余文集收藏在家塾中，未能全部刊出。我曾经这样评论：不读《史记》《汉书》，就不知道《左传》《国语》为何能写成那样的文章；不读韩愈、欧阳修，就不知道《史记》《汉书》为何能写成那样的文章。现在通过公的文章可以认识韩愈、欧阳修，通过先生的选编，可以认识公的文章。奇妙啊！海内从事古代文章的人，一定会从这里寻求门径。然而公难道只是追求文章工巧吗？他的学术方面，辨析《易》图的宗旨，探究《洪范》九畴的法则形象，以及作史的志向、议礼的言论，都阐发了先儒尚未阐明的内容；他的经世之学方面，条陈水衡事务，详述太仆掌故，以及用人方法、抵御倭寇的议论，都有助于当世应当实行的政事。听到贞孝之事，便奋袖挥臂，不愿让柔弱的女子、侠义之士受到豪强诬陷；修订宗族姓氏谱牒，便叹息流泪，一定要使远祖近宗都归于敦厚和睦。其他如赠送、庆贺的文章，吊祭、悲哀的作品，无不斟酌合乎法度，归本于端正善良。不用浮泛言辞谄媚别人，不用华丽言语加饰事物，那么公修饰文辞、树立诚意的原则，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读这部集子的人，因公的文章而了解公的为人，这正是先生教导我的子孙不要废弃祖先典范的深意，也正是惠及后学的盛大心意啊！庚子年夏至日，从孙起先拜手恭敬记述。谦益说明：荒僻村落偏远难行，承蒙您亲自屈尊前来，命我校订震川先生文集，我不敢以地方荒落为辞推辞。于是寻绎旧日学问，连续编排多日，终于告成。应酬文字中，偶有率意轻易而冗长的，我冒昧凭个人见解删汰了四分之一。披沙拣金，务求完美。因为一生所承受的师法都在这里，实在想在遗稿上效法攻王之勤。现将编次的大意略述梗概，请您明察指正。也可以召玄恭来详细审阅商议，如有不妥，不妨改正。

译编次的方法，大略仿照韩、柳、苏三人的文集。古今文体不一，也不完全拘泥。先生精研经学，不依傍宋人门户，如《易图论》《洪范传》就是如此，所以把经解列在首位。其次是序、论、议、说，都是议论文章。韩集总称杂著，今依各集略作区别，共四卷。其次是赠送序、寿序，共六卷。赠送序考论学术和吏治，都不是随意之作。寿序为古人所没有，先生写作这些文章，也都符合古文体制。旧本另置外集，今仍将它们列在赠序之后。其次是记，三卷。旧有记行诸篇，今依陆放翁、范石湖的例子，收入别集。其次是墓志铭、墓表、碑碣、行状、传、谱、世家，共十二卷。墓志类文章，自本朝弘治、正德以后，泛滥到了极点。先生立法简约严整，一概取法古人；文章移步换形，尺水兴波，直追昌黎，不必再说其他。现在删去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其他文体却不是这样。其次是铭、颂、赞，一卷；祭文、哀诔，一卷；书信，三卷。以上各类文章，删去四分之一，也有保存一半的。欧阳修、苏轼的文集都是二人亲自编定，外制、奏议另编一集。现在集中只剩下几篇，所以把它放在别集之首，策问附在后面。其次是《宋史论赞》，一卷。先生有志于重修《宋史》，保存这些论赞，是为了显明他的志向。欧、苏文集中都另载短简。古人取用、编次那些不经意写成的短札，其中的神情气韵和谈吐仿佛都具备，所以录为二卷。寒暄应酬的骈偶文字不收。其次是纪行，一卷。其次是《马政志》，一卷。先生任邢州入贺使时，曾留下来编修寺志，所以有这篇文章。既然关系到国家旧事，文章又自称仿照《史记》的六书体例，便依昌黎《顺宗实录》的例子，编入别集。公文和吏牍各有格式，能够详尽说明事情，文雅与通俗都能晓畅，才算合格。不是老于文笔的人不能写，也不能理解。现将它们录存，略编为一卷。水利、赋役、御倭等书议散见于集中，可以相互参考。唐人编李白、杜甫的诗集，把文章列为别集，认为比兴和著述应依作者所重。现在取其意，录古今诗一卷。先生还是举子时，就凭论策擅长应试。如今保存的，是科场帖括和科举程序之文；但其中议论慷慨爽直，行文曲折，大概是将二苏、秦观、晁补之的文风降低一等而写成的。现在仿照二苏《应制集》的例子，录论策一卷。以上编次震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余集不分卷，约三百多篇。先生对于词章，剥落表面，只保留真实。即使其中应酬牵强之作，有的质朴而文采少，有的放纵而近于浅易，有见识的人精心探求，也可以看出先生摆脱流俗、信心师古的大致宗旨。我凭浅陋见识，擅自有所取舍，终究未能免俗，拘拘然以当时的心目来测量前代贤哲，实在惭愧有余。放下书简后，慨然长叹三声。并记在这里，以求教于明智之人。庚子五月二十八日，谦益说明。凡例五则 一、选定。此集过去曾刊刻三次。复古堂本只分上下两卷，内容不完备可想而知。昆山本文有三百五十多篇，常熟本篇数略少，而昆山刻本所没有的几乎占一半。未刊藏本又有二百多篇。钱牧斋先生曾合并已刻、未刻诸本，共选得五百九十多篇，尺牍、古今诗不在其中，合计四十卷。现在大体采用他的选本。但未刻本中没有收录的、已刻本中被删汰的，庄认为仍有遗珠，便又依自己的意见增入十多篇。现在除尺牍二卷、诗一卷之外，共计文章六百零五篇，全部交付刻工刊刻。其余二百多篇，则依钱宗伯之名称为余集，收藏在家中。一、编次。钱宗伯所编文集三十卷，以经解为首，以书信为末；又有别集十卷，以制辞为首，以论策为末。现在大体沿用他的编排。只是我认为古人的文集，书信多列在前面，不应放在末卷，所以把书信三卷移到赠送序之前，并把祭文列为末卷。又论策，原依苏文忠集编在策问之前；现在移到别集之首，策问列在其后。文选类书籍把诗放在文章之前。现在因为府君专长在文章，诗只是兴之所至，篇章也不多，所以依柳子厚文集的例子，把诗列在末尾。一、正误。其他书籍刻本的错误，不过字形稍有差异，或偶尔脱落一两个字罢了。只有这部书旧刻本的错误多得数不清，大约有四类：有因读音相近而误的，有因草稿模糊而误的，有因书叶次序颠倒而误的，有因擅自删改而误的。如把尚书徐晞写成“熙”，把少傅夏言写成“贤”，把儒者钱德洪写成“宏”，这是因读音相近而造成的错误。又如“富贵淫佚陨命亡国”，本是《汉书》中的成语，却倒置错出，以致上下文不相连，文义难以通晓，这是因草稿模糊而造成的错误。至于《水利策》一篇，竟颠倒了四百多字，过去的选本、坊刻本全都沿袭错误而没有察觉，这是因版心页码颠倒而造成的错误。这些都由于失于校订，导致传抄讹误。至于擅自删改，尤其严重。昆山本因从祖喜欢自行作主，凡篇首说明写作缘由的文字往往删去，于是篇中便没有照应；擅自改动的地方更多。常熟本则因族人读书少，凡引用经史、他不懂的地方，不是删去就是改写。现在都依据家藏抄本订正；抄本中仍有错误的，再旁考古书，根据文义加以校正。前后校勘了好几遍，颇为精细详尽。间有疑惑之处，就暂缺不定。错误既已订正，本来似乎可以不必说明；但旧刻本流传已久，恐怕读者见到彼此不同，反而怀疑新刻本，所以不得不明白说明原因，并不是要揭露前人的短处。

译一、删重。隆庆元年浙江乡试时，府君任长兴知县刚超过一年，因为资历浅，不能担任同考试官，只进入外帘。然而他早有很高声望，主考官十分推重，五道策问都交给他拟作，并且命他写对策。后来便刻成程策。只有第五道，主考官大加删改。府君在给门人的书信中认为其中混入了鄙俗语句。因此现在集中的对策只保存前四道。昆山旧本因为只刻策问，所以开头刊载前四道策问；现在既然对策也一并刊刻，就不必再次重复，所以删去。又吴纯甫的行状、墓表两篇，大体相同，现在保存行状而删去墓表。西王母图序两篇，大同小异，现在保存前篇而删去后篇。送周御史序，一篇作颂而稍有改动，现在保存序而删去颂。若题目相同而文章完全不同，明确是两篇的，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一类，则两篇都保存。一、履历。凡是古人的文集，必定载录本传来显示其人的生平。府君的学术文章，本应收入《儒林传》《文苑传》，但由于国史尚未修成，缺少可供征信的材料。现在只选取前辈诸公所作的志、铭、墓表、行状、传、赞、序、跋，凡是与府君文集有关的文章，都附录在后面编成一卷，希望读府君文章的人，打开书卷就如同见到他本人。曾孙庄记。谨按：恒轩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曾多次删改，始终没有定稿。我在刻工处看见抄本，共有八则，其中许多地方可以商榷。本想删去其中的逸文，却不敢擅自处理。恰逢前往虞山拜谒从叔孝仪，孝仪叔拿出先叔的凡例一册，其中只有五则，说是从钱子绣林那里得到的。大概钱子从黄洲董夫子署中携带回来，这无疑是先叔最后的改本，而家中却恰好遗失了他的稿本。因此我喜出望外，赶紧交付刊刻。集中的选定、编次方法，大致因袭钱宗伯，但也不免稍有不同。现在把先叔的凡例系在后面，同时仍把钱宗伯的凡例保留在前面，希望既不湮没事实，也让后世君子有所考察。康熙乙卯孟春望后一日，玄孙玠谨记。《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经解 《易图论》上：易图不是伏羲的著作，这是邵子的学说。“从前，庖羲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形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又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适宜之处，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大概是认为八卦穷尽天地万物的道理，宇宙之间，无论大细巨微、往来升降、生死消长的缘故，全都显示在卦象之中了。后人只要从某一种说法去探求它，就没有不能贯通的。因此，即使是阴阳小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卜筮单双之类，人人都自以为是《易》，但总的说来都可以用《易》来解释。我曾经这样评论：我认为《易》不能脱离卦象和数，而象数的变化可以达到无穷无尽。不过其中有正、有变。卦中明白而显著的，是正；从旁推演扩展的，是变。卦中明白而显著的，是圣人创作的；执守它而不知端绪，却拿来冒充天下大道。旁推而扩展它，是明智之人的述作；从一个方面出发，通达圣人之道。伏羲的创作止于八卦，因而重叠八卦，也就是如此罢了。起初没有固定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书，但刚柔上下、阴阳变化已经达到极致。夏代称《连山》，商代称《归藏》，周代称《周易》；经书所分的卦，其数目都相同。三代虽然名称不同，但伏羲的《易》就在《连山》中成为《连山》，就在《归藏》中成为《归藏》，就在《周易》中成为《周易》，从来没有另有所谓伏羲之《易》。后人所要寻找的，不过就是分散见于《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内容。如今所谓图学，把这些说成周代的《易》而不是伏羲的《易》，先另画横图，又从左右分析它，以象征天的气象，称为圆图；在其中交错排列八宫，以象征地上的类别，称为方图。《易》对于天的气象、地的类别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哪里还要等靠图才看得见呢？况且还说它一定出自伏羲吗？既把横图规整成圆图，又把圆图填成方图，前面在横图中排列六十四卦，后面在圆图中排列一百二十八卦；太古时代不用言语的教化，为什么会这样纷繁复杂呢？诸经遭受秦火之灾，唯独《易》凭借卜筮而保存下来。汉代儒生的传授非常清楚，虽然在大义方面没有新的发明，却只是保存残缺、守护遗文，唯恐散失。按理不应有这种交错环布的图，远远出现在姬昌、孔子之前，却被抛弃而无人论说，反而独自流落到方士之家；这难道能据此相信吗？《大传》说：“神没有固定的方所，《易》没有固定的形体。”卦分散在六十四卦中，可以排成圆形，也可以排成方形；一旦纳入圆方的形状，必然有曲折而不能完全周遍之处。所以把图分散为卦，卦才完整；把卦联结成图，卦反而受到局限。邵子用步算的方法推演成《皇极经世书》，有按分、秒直接推定时事的术数，他自己所说的先天之学，本来就是以此为依据的。总的说来，它的宗旨没有违背圣人，但不能把它当作创作《易》的根本。因此说，从旁推演扩展的是变；这就是邵子的学说。《易图论》下：有人说：自从孔子赞述《易》以后，如今流传的《易大传》，虽然未必全都出自孔氏，其中难道没有一两句微妙的言论吗？您不相信易图，认为那是邵子的学说，这当然可以；但邵子所依据的是《大传》的文字。难道《大传》没有说“《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吗？这就是所谓横图。又难道没有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吗？这就是所谓伏羲卦位。又难道没有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吗？这就是所谓文王卦位。您说这不是《大传》的意思，而是邵子这样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