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下　　应制策

译问：今天的浙江省，是古代会稽郡和鄣郡的地域。这里儒林兴盛，前代史书已有记载。古代的事姑且不论。自从洛学逐渐传入东南，浙江士人中有亲自到程氏门下，或向程氏门人受业的，他们果真都值得称道吗？朱子汇集诸儒学说的大成，陆子静在江右崛起，两家门人传承学术的源流，可以讲述吗？那些与朱子同时兴起的人，果真也有人听闻于道吗？其中能够编纂阐述朱氏学说的，也有值得称道的吗？那些以文章闻名天下的人，在道方面也有所心得吗？诸位士子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仰慕先哲的高尚德行已经很久了。希望你们共同谈论这些问题。执事先生以浙江道学的传承来询问后学，只是我愚陋，并不是适当的人，哪里敢参与讨论此事？然而古代在学校祭祀先圣先师，所谓先师，就是本国的贤者，表明有所趋向和仰慕。浙江的诸位君子，我生来便私下有所了解。过去楚威王向莫敖子华询问，子华用楚国先令尹子文以及直到蒙谷五臣的事来回答，楚王长叹不已，赞赏他善于谈说本国的往事。我们浙江的儒者，正如齐、鲁诸儒在文学方面的情形一样，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天性。我怎敢没有所述说呢？我曾经说过，士人之所以能够自我成就，没有比学习更可贵的；学习又没有比闻道更可贵的。知道应当怎样求道，之后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知道应当怎样学习，之后才能够有所自我成就。这样一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不难了。秦、汉以来，在经学文章、功业节操方面闻名天下的人，历代都不缺少。但总的说来，都归结为不知道道，而任凭自己的气质行事，所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说接近三代。大约经过一千五百年，宋代河南程氏兴起，继承并阐明了道学，它的恩泽流布到闽、粤之间，这就是朱子得以承受其传授的原因。至于两浙，又是受到河、洛、闽、粤学术浸润的地方。然而程子门下，只有游、杨、谢被称为高等弟子。我们浙江士人中，亲自登门求学的，周行己能够阐明《中庸》的道理，浙江才开始知道有伊洛之学；刘安节、戴述懂得寻求成就自己的方法，以文章和品行受到推重；元承天资接近道，敏于求问和学习。这些是门人中尤其显著的。自从龟山把道学载运到东南，求学者大多跟随他交游，而宋代才得以获得程氏的正统传承。榆樗推阐《中庸》《大学》《论语》的旨意。王师愈跟随他学习《易》学和《易》论。朱子称赞他有根本、有文采，德行声望是东州的第一人。这些人就是向程氏门人受业的。罗从彦跟随龟山求学，传了两代成为李侗，李侗又传给朱子，学者把这一支看作程氏的正宗。陆九渊在江西兴起，对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的旨意有超然的领会。两家的议论，起初有不相合之处；但他们所发挥的整体和作用的盛大，都没有违背圣人。他们的学说都在浙江流传。辅广、徐侨起初侍奉吕祖谦，后来跟从朱子。伪学禁令实行后，求学者离散，辅广不为之动摇；他的《五经解》《诗童子问》多有发明。徐侨认为，朱子的书遍布天下，却不过是割裂摘取来作为求取功名的资本；若求其专一精深、笃实地领会朱子所说的意思，恐怕很少有人做到。他的学说完全以真实实践为根本。叶味道所作对策，大体本于程子，向君主说明帝王传承心法的关键。然而朱子门人中，黄干最为著名。何基以黄干为师，得以听闻学术源流的意义。王栢抛弃世俗之学，跟从何基；何基告诉他立志、居敬的宗旨。金履祥侍奉王栢，又跟随他登门拜何基为师。评论者认为，何基的清正耿介、纯厚笃实像尹和靖，王栢的高明刚正像谢上蔡，而金履祥亲自从这两人那里得到学问，又都充实到自己身上。后来许谦向金履祥求学，他的学说更加振兴。登门求学的士人，著录的有一千多人。从何基以下，学者所说的“婺之四先生”，被认为是朱子正统的嫡传。子静的门人中，杨简勤奋学习、努力实践，在治理和施政方面，都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他清明高远，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袁燮端正纯粹而专一精深，常说人心与天地本是一体，能够精心思考、谨慎守持，就能与天地相似。舒磷刻苦磨炼，改正过错而趋向善。沈焕品德高明，从不苟且地宽恕自己。朱子曾说，与子静求学的人交游，往往能使人自己有所领会。大概浙江尤其尊崇陆氏之学，而慈湖是倡导者。两家门人传承的源流，在婺地的四位先生、四明的杨氏这里，可以说是光明、俊伟，能够继承他们的传统。虽然末流形成的门户各不相同，但朱子所说的子静平日自我要求，是想亲身率领学者专一遵循天理，不让一丝一毫的人欲混杂其中；这种境界远远超出千古，不能加以诬蔑。现在推究程子的学说，从龟山传到朱子，朱子之后，便是婺州的四位先生。象山的学说虽然在江西流行，但以慈湖最为显著。那么伊洛、闽、粤、江西的学说，难道还有比在我们浙江更兴盛的吗？虞集说过：汝南周氏继承颜子的绝学，把它传给程伯淳氏；而程正叔氏又深深取法于曾子的学说，以成就自己并教导别人；张子厚氏又多有得于孟子。颜子、曾子的学说都出自孔子，难道会有不同吗？只是各人依据自己的资质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同，用力的地方也有所不同罢了。既然如此，所谓道统，难道可以妄加议论吗？这可以作为两家传授关系的定论。

译吕东莱以关学、洛学为宗旨，主张变化人的气质；他所讲论谋划的，是要启发万物、成就事务。陈傅良对于古人的经制、治法，讨论精深而广博。陈亮才气高超，心怀经世济民。王袆认为，考亭朱子汇集诸儒学说的大成，而广汉张子、东莱吕子都同心协力，来捍卫先圣的道。正当那个时代，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经制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虽然他们的学说不能完全相同，但总的都没有违背道，难道不都可以称为圣贤之学吗？这些人和朱子同时兴起，都有所得于道。至于项安世、黄震、方逢时、史伯璇之类，大约有数十人，都是阐发朱子之道的人。至于以文章闻名当世的，黄溍、吴师道、吴莱、柳贯都是一代儒学宗师。柳贯和吴师道都向许文懿公求学；而文献公独自坚定地承担起斯文的重任，他的著述都以六艺为根本来辅助圣道，认为文章辞采必须根源于学术，用圣贤之道衡量也无愧。宋景濂确实出自文献公门下，于是成为本朝文章的宗师。本朝初年设置礼贤馆，景濂与丽水的叶琛、龙泉的章溢，以及浙西的儒者都在其中。本朝尊崇理学，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今天讨论前代正人对这一道统有功，难道可以把道学和文艺分成两科吗？况且士人共同研习这种学问，并不是徒然追求名声，而是想阐明道，所以天下人尊重他们。道一旦阐明，施行到世间，不过是举而措之罢了。宋代君子不能在世上大有作为，大概是上天的命运不愿意兴起三代那样的治理，而世人又不能穷究他们学说的实际功用。可是景濂偏偏说，诸儒前后相继，推明阐发、疏通开辟、扶助维持，使道理没有不彰明，事情没有不被穷究，即使圣贤在后世复生，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们；最终却没有人能够依照他们的学说在天下大有作为，他认为是因为有志者太少。难道事情真全是这样吗？我只因谈到浙江道学的传承，才敢借着这次明确的询问谈及它。至于道统的传承，我还没有完全了解。恭敬地请求您加以指教。问：禹的遗迹已经很遥远了。《尚书》只记载九州岛所到的范围，大概已经遍及四海之外。可是古人却说，禹治水时，益负责记载奇异之物，海外山岭之外没有远处不到；根据所听到、看到的，写成《山海经》，如果不是禹走得很远，就不可能到达那些地方。后来学者谈论禹的事，多有奇怪之说。史书称禹大概曾在江南会集诸侯，计功于会稽。杜元凯注《左传》，却把涂山说在寿春。会稽和涂山，难道是两件事吗？会稽本来就是今天浙江的境内。到少康时，又把他的庶子封在这里，以奉祀禹，号称于越。从此越代代成为君王。果真是禹遗留下来的功业吗？进入这片土地，就有看到河、洛而产生感想的人。诸位士子出生于越地，一定知道你们国家的往事，请谈谈吧。从前的圣人开辟宇宙，使百姓得以生存，万世以后，人人都仰赖他们的功德并思慕他们。何况禹治水，开辟土地、使天地平定，成就了万世永远赖以生存的功业；有气息的生物，即使在四海之外，尚且知道思慕他，何况当时会集群臣之地，以及子孙封守的国家，哪有不知道诵述他的呢？人的景仰思慕，有与那人同处一地而知道思念他的；有在百里之外而思念他的；有在数千里之外而思念他的；这说明那些人的德行彼此相差很远。不过，若一个人的德行足以使数千里之外的人思念，而又与他同处一地，那么对他的思念该是怎样呢？过去唐人定都河东，殷人定都河内，周人定都河南。三河处于天下中央，帝王的遗迹多在那里。后世的人考察寻访其缘故、记载那些事，唯恐有所遗漏。太史公向西到崆峒，向北经过涿鹿，向东渐渐到达海边，向南泛舟江、淮，所到之处，老人们都各自说起尧、舜曾经活动的地方，风俗教化本来就很不相同。他又向南登上庐山，察看禹在九江的遗迹，于是到达会稽，登上姑苏，远望五湖；向东探察洛汭、大邳，逆流沿河而行，经过淮、泗、济、漯、洛渠；向西远望蜀地的岷山和离碓；向北从龙门到朔方。壮观啊，子长的游历！其中所受到的感慨，留下了多么深厚的思绪。难怪他写书能够纵横古今，上下贯通数千年，成就一家之言。唐尧、虞舜活动的地方，距离今天已经有数千年，但天下人都能知道它们，因为他们的功德盛大，使天下人获得了无穷的利益。那么远道观览圣人遗迹的人，即使相隔数千年，也应当不能没有感触。自黄帝以来，帝王没有不建都的：轩辕的都城在涿鹿，颛顼的都城在帝丘，高辛的都城在偃师，帝尧的都城在平阳，帝舜的都城在蒲阪；禹兴起于西羗，汤起于亳，周成为王朝则在丰、镐。黄帝披荆斩棘、开山通道，从来没有安定居住的地方。他向东到岱宗，向北追逐獯鬻，向西到崆峒，向南登上熊湘，往往没有固定的居所。等到《尚书》记载舜“五年一巡狩”，直到周代仍沿用这种制度。那么三代天子的巡游，通常都遍及五岳了。苍梧、九疑之间，记载舜的遗迹尤其显著。年代历经久远，而上古圣人的遗迹都还存在；《帝王世纪》《皇览》等书，记述也很完备。

译禹接受治水的使命，开辟九山，疏通九泽，决通九河，划定九州岛，他所到达的地方，大概遍及四海之外。可是世上的论者竟认为，《山海经》全是禹亲自到过并记载下来的，说他向东到达转木、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攒树之所、捪天之山、鸟谷、青山之乡、穷发、带方之国；向南到达交趾、孙濮、续樠的地域，丹栗、沸水一带，南族、黄支的边塞以及不死之国；向西经过三危的险隘、巫山之下，饮露之民居住的地方和奇肱之国；向北到达大正之谷、夏海的尽头、祝栗的边界、禺疆的地域，以及积水、积石之山。这些全都是荒诞而无法考核的说法。张骞穷究黄河源头，班勇记载西域，也没有见到这些地方。大概上古年代久远，所以作者多把没有根据的说法托名于古人；而学者谈论禹的事，更加奇怪。羽渊的龙记载禹的父亲，石纽的出生追溯他的开端，台桑的相合记述他的婚配；禹观看河伯而得到《括地》，见到六子而获得玉匮，在临朐得到黑色文字，在浊水看见绿色文字；桐栢有鬼神所写的书，宛委山出现五符的要诀，秦薮显现阳行的遗迹，应龙有尾巴画图的奇异传说。这些说法荒唐无据，实在太过分了。可是屈子还勤于追问，郭璞却直接相信这些说法是真的。他不知道《洪范》所说上天赐给禹的九畴，不过是禹取阴阳之数，按照从一到九的次序排列罢了，难道真有神人亲手传授给禹吗？只有会稽的会盟，虽然书中没有记载，但经书和传注仍有可以依据的地方。大概禹在江南会集诸侯、计算功劳，并不是五年一次巡狩的常规典礼。传文说禹在九山之南的苑、宛中眺望，那么他的心意很久以来就在这里了。因此才举行这次不同寻常的会盟。禹的事业也在这里结束，所以百姓一直哀悼思慕他。可是《左传》说：“在涂山会盟，拿着玉帛来朝见的有万国。”杜预认为涂山在寿春以北。郦道元说，禹会集诸侯时，防风氏来得晚，禹便杀了他。《王肃家语》说，涂山有会稽之名。这样看来，杜预的说法不对。罗泌《路史》却说，禹在钟山召集群臣。晋灼说：“会稽就是茅山。”所以《越绝春秋》说：“禹登上茅山，召见群臣，于是改名为会稽。现在会稽还有禹村遗址。”又说：“禹治水，到达大越，登上茅山。”如今会稽在越地中部，而防风氏的国家在今天的武康，那么会稽也不是茅山。禹会集群臣的地方，难道不是今天所说的会稽吗？然而说禹到达大越而登上茅山，难道今天的会稽就是古代名为茅山的地方，而不是建康的茅山吗？《吴录》说：“原名茅山，又名覆釜。”大概禹把它改成了现在的名称。《括地志》说：“石箐山，一名玉笋，又名宛委山，就是会稽的一座山峰，在今天会稽县的东面。”太史公说：“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所谓禹穴，就在会稽山中。可是近世的解释者竟远隔数千里，转而取巴蜀的禹穴来解释，也错了。禹既然最终死在会稽，所以会稽百姓思念他。因此少康把自己的庶子封在这里，以奉祀并守护禹的祭祀，号称于越。这就是越国建立的开始。然而传了十几代，中间国家灭亡，百姓又有幸得到他的后代来做君主，这便成为瓯越、东越。因此越国北部边界有御儿乡。《万岁历》的说法，其中的事情也颇为奇怪。大概是越人思慕禹，想得到他的子孙做君主，竟到了这种程度。后来勾践成为越王，与吴国交战；在夫椒战败后，退守会稽。他得到范蠡、大夫种作为臣子，乘夫差骄傲之机，在黄池会盟时发兵袭击吴国都城，最终又使吴王退居姑苏山。所以《春秋》说“于越入吴”。当时越国还是小国，却几乎称霸天下。越国濒临灭亡而又复兴，也因为越人思慕禹，希望他的子孙不要灭亡，到了这种程度。后来王子搜担心做君主，逃到丹穴。越国没有君主，寻找王子搜而没有找到，就追到丹穴。王子搜不肯出来，越人用艾草熏他，抬着王舆迎接他。王子搜所在的丹穴，就是禹穴。吴、越交战时，越人在檇李迎战吴军，在姑苏、夫椒击败吴军，又把吴王逼退到甬东。檇李就是嘉兴的醉李城。夫椒就是太湖中的椒山；甬东就是勾章以东海中的洲岛。又过了几代，王无疆被楚国灭掉，楚国把原来吴国的土地一直占到浙江，越国因此分散。越国各族的子孙争相自立，有的成为王，有的成为君，分布在南海边上。大概越人虽然败亡离散，却仍因思慕禹而拥戴他的后代为王、为君。这里所说的南海，就是今天台州以南的海域。无疆的长子后来迁往琅琊，次子蹄守卫欧余山之阳，仍然接受楚国的封爵。无诸据守泉山，汉朝立他为闽越王。他的弟弟余善与孙摇，又以海东一带的土地称王，号称三越。这些地方仍在今天会稽的地域内。这样即使到了汉代，越人仍因思慕禹而拥戴他的后代为君主。太史公叙述越国的事情，大概反复感叹禹的功劳太大了：疏通九川，划定九州岛，直到今天中原诸夏仍安定太平。后来禹的后裔勾践劳苦自身、焦虑思虑，最终消灭强大的吴国，向北在中原展示武力，并且推重称述禹遗留下来的功业。他在《东越列传》中又说，越国虽然是蛮夷之地，它的先人难道曾经对百姓有过大功吗？为什么能延续这么久！历经数代一直成为君王，勾践一战便称霸，直到余善灭国之后，他的后裔繇王居股等仍被封为万户侯；由此可知越国世世代代都成为公侯。太史公又感叹禹留下的功业。越地世代奉祀禹，比三代以后其他地方的祭祀延续得最为长久，实在是因为神禹治水的功劳存在于万世。子长的论断，是不可诬蔑的。我生长在越地，观览临安的胜景，观看钱塘江的潮水，想到宋代建炎年间一百五十年间都城的盛况，常常感慨长叹。何况想到禹的功绩，难道会没有“我们恐怕要变成鱼”的感叹吗？承蒙明白地询问，我谨慎地叙述所听到的情况。总之，其中所怀想的事情很深远，并不是要夸耀自己像胥巨那样见闻广博、像子产那样博物多识。谨此回答。《河南策问对二道》

译问：古代君子，因应时势，竭尽忠诚直谏，提出宏大的议论，在世上卓然有名，记载于史传中的很多。今天没有时间全部列举，姑且选取其中最著名的，和诸位士子讨论。有的人天下共同称赞，但也不能没有瑕疵和非议；有的人一时之间挽救弊端，却还不算通达全局；有的言论可以作为常法，足以施行到后代；有的意义深远，可以作为君主的法则和戒诫。贾谊通达国家大体，但他的学说出于申不害、商鞅；董仲舒专心于国家大业，但他的学说流于灾异之说；经学明白、少有匹敌的匡衡，受到阿谀奉承的讥评，但他的言论可以废弃吗？博学多闻的刘向拘泥于五行的传说，但他的见解也有可以采纳的吗？谈论当世政治治乱，晁错之流不能超过他，果真如此吗？志在向君主进献可行、废止不可行的建议，他的论议辨析通晓政体，可以全部叙述吗？至于竭尽诚意奉献国家，而道理归结于切要之处，把他与历代政论相比，谁更高明？论说谏诤以仁义为根本，明白如丹青，是一生努力学习所得，可以作为世人的借鉴；拿它与《申鉴》相比，哪一个更好？学者称述古代，是为了给当世取法。上述几个人的著作很多，是否可以摘取其中一二，足以用来警戒并应付当世事务？或许可以同魏相条陈晁错、董仲舒的对策，苏轼进读陆贽的言论一样，用来考察经世致用的学问。评论天下的士人，不是有才干就不足以通达当世的事务，不是有见识就不足以周全地了解事物的实情，不是有诚意就不足以抒发进献忠言的心意。不能通达事务，就很难切中要害；不能周全了解实情，就不能把道理推究到极致；忠诚不能充分表达，就会以偏激来沽名钓誉，怀抱隐情而多所回避，徇私而少有公心，怯懦而不能尽言，他的话就不能令人相信。可悲啊，人臣对于君主，在得到进言机会的时候，也没有不说话的，但往往在这三方面有所失误。有的人狂妄呼号，在万乘之君面前自我表现，却不衡量自己，还用来推销欺骗冒犯的奸诈之术。正如所说：“井里的青蛙不能和它谈海，是受居处限制；夏天的虫不能和它谈冰，是受时令限制；见识浅陋的人不能和他谈道，是受所受教育限制。”拿一根小木杖去撞击万钧重的大钟，必然不能使它发出声响。世上的论者说：进谏的方法，是天下最难做的事；应当观察容易之处，避开困难之处，然后上下相安而和睦。又认为臣子能够进谏，还必须能使君主接受谏言，这才算得上善于进谏的臣子。这同韩非的说法以及担心自己的主张与君主不合，有什么不同？这都是害怕触犯君主的逆鳞，结果天下便没有忠义之言了。总之，君子遇到时机、处在君主朝廷中，他的才干足以通达这些事务，见识足以周全了解这些情况，难道会忍心不向明君进言吗？所以知道而不说，说了却不能说尽，都不是在君主朝廷中立身行事的道理。这就是所谓把自己的君主当作不能成为尧、舜的人。执事先生出题，列举前代论述进谏的人来发问。一个时代的君主，所处时代的大臣不知有多少。当时陈述意见的人大概很多，但史书所记载、彰显其名声的只有这些人。史书所记载的累积起来已经很多，而执事先生所举的又只是这些。即便如此，能够说话切中要害，把道理推到极致，忠诚又足以感动改变君主，并且给后世留下法则的人，也很少。像执事先生所举的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人。所谓天下共同称赞却不能没有瑕疵和非议的人，难道不是指通达国家大体却出于申不害、商鞅之学的贾谊，专心国家大业却流于灾异之说的董仲舒，以及受到阿谀奉承讥评的匡衡、拘泥于五行传说的刘向吗？汉高祖时，同姓诸侯很少，于是尊崇刘氏子弟，大规模分封九国；诸侯王僭越仿效天子、超过制度，匈奴又多次侵犯边境。贾谊陈述《治安策》，所说都是当时迫切的事务。有人说他明白申不害、商鞅的学说，只是因为他论述诸侯王应当使用权势和法制罢了。然而大量分封诸侯，确实是实际情况，与晁错削弱七国不同。贾谊以三代长久的原因作为根本，认为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在于及早教导他并选择正直的左右之臣，教育得当而左右正直，太子也就端正了。有人说贾谊和晁错都明白申不害、韩非之学，但晁错认为君主之所以尊贵显赫、功名流传后世，在于懂得权术，并用权术来教导太子。至于《保傅》篇，使后世知道三代教导太子的办法，是贾谊开创的，哪里可以与晁错同样评论呢？汉初制度疏略宽松，贾谊想改定正朔、更换服色、整顿官名、兴办礼乐。他说商汤、周武王用仁义礼乐安置天下，所以恩德流布；秦用法令刑罚安置天下，所以恩德一点也没有。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转内心而归向正道，这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局限在刀笔文书之间，并不只是汉代的事情，即使到了后世数千年，也仍然如此。刘向称赞贾谊关于三代与秦朝治乱的论述，认为他的议论非常美善，通达国家大体，即使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难道不是这样吗？汉武帝选拔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应对策问，所说都依据经义，以天道为根本。他说：“君王想有所作为，应当到天那里寻求开端，所以圣人效法上天来建立道。天地万物的本性，以人为贵；人应当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又说：“努力学习和求问，就会见闻广博而知识更加明白；努力实行道，就会德行日益增长而取得大的功效。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这是孔氏流传下来的话，七十子以后没有人能够阐述得如此。董仲舒论述圣王的礼乐教化，想让当世君主改弦更张，与贾生的旨意没有不同；但董仲舒的学术源流更加深厚。汉朝兴起以来，天子和大臣都喜好崇尚黄帝、老子的学说。到孝武帝时，才开始兴起文学，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实在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的。因此，凡是不属于六艺的学科、不属于孔子学说的，都断绝其道路，不让它们同时发展。直到今天，学者还遵守这一原则。不过，自我放纵、苟且简略的政治，经历百代也没有改变。道理与六艺相同，但用于治世的手段不同的人，也未必都合乎圣人的轨道。班固称赞董仲舒在汉代经历秦朝焚毁学术之后，六经分散残缺，闭门授徒，发奋学习，专心于国家大业，使后来的学者有统一的依据，成为群儒之首。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汉代儒者传授经书，都各有自己的家法。匡衡精通经说和《诗经》，当时少有匹敌。因此他的奏议纯粹是儒者的言论。他说：“朝廷是天下的栋梁。公卿大夫共同遵循礼法，恭敬谦让，百姓就不会争斗；喜好仁爱、乐于施惠，下民就不会暴虐；居上位者崇尚义、尊重节操，百姓就会兴起而实行善行；宽厚仁慈、和善惠爱，众人就会彼此亲爱。”又说：“修治性情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哪方面有余力，并努力弥补不足。聪明通达的人，要戒除过分明察；听闻少、见识少的人，要戒除闭塞；勇猛刚强的人，要戒除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戒除缺乏决断；沉静安适的人，要戒除行动迟缓；心胸宽广的人，要戒除遗忘。”又说：“妃嫔配偶之间的关系，是百姓产生的开端，是万物变化的根源。婚姻礼仪端正之后，万物才能顺遂，天命才能完备。”又说：“审察六艺的旨意，就可以获得天人之间的道理。”又说：“圣王亲自处理事务，行动、静止、周旋往来，奉承上天、侍奉亲人、临朝面对群臣，行动都有礼节文饰，用来彰明人伦。”端正根本、涵养性情、审察经艺、治理内政、端正仪法，都是君主的大法。匡衡能够说出这些话，史书却讥讽他贪恋俸禄、保全职位，说他有阿谀奉承的意旨，把他和孔光等人一同讥评。史书认为，这是因为恭、显掌权，他不能犯颜直谏，所以才会这样。然而他援引先王的话，含蓄宽厚，也足以称为贤者。刘向博学多闻，通达古今。他作《洪范论》，阐发《洪范大传》，论述天人感应；《七略》分别考辨艺文，综合百家学术的源流；《三统历谱》考察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他与孟轲、荀况、司马迁、董仲舒、扬雄并称。他讥刺、切责王氏，尤其出于至诚。大概从恭、显掌权的时代起，他的忠诚恳切已经在密封奏事中显露出来了。他说：“群贤在朝廷和谐相处，万物在野外也会和谐。考察历代的治乱，必定是用和气招致祥瑞，用乖戾之气招致灾异。”于是他论述当世君主应当开创三代的事业，招纳文学之士，宽容优待，使他们能够一同进用；奏章交错送到公车，人数充满北军，朝臣意见相互冲突，言论荒谬乖戾，文书纷乱纠结，毁誉混杂，迷惑耳目，感动改变人心，数不胜数。当时恭、显掌权，善良之士遭受侮辱。永光年间的诏书也说，邪说空自进献，事情终究没有成功。公卿大夫各有不同的好恶，孝元帝本来已经知道这一点，最终却因为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败坏了宣帝的事业，实在可以作为后世永远的鉴戒。刘向的学问，见于《洪范传》。他推究事迹，按照同类相互联系，沿着箕子的旨意，论述天人感应，后世儒者也不能妄加评论。所谓一时救弊却不能通达全局的人，难道不是指崔寔谈论当世政治治乱，并写有《政论》吗？汉代儒者谈论教化，从贾谊、董仲舒、匡衡到刘向，都极力论述。王吉也说，庸俗官吏用来治理百姓的办法，并没有礼义和明确的准则，不是可以世世代代施行的。任凭主观臆测穿凿附会，各自采取权宜办法，结果质朴的风气日益衰败，亲爱之情逐渐淡薄。东汉以后，尤其竞相追求苛细明察。钟离意、宋均、鲁恭、第五伦之流，常常把这些作为论说内容。杜林也讥刺后世不能用德化治理，却热衷于法令；吹毛求疵，诋毁欺骗没有限度，馈赠桃李之类的小事，也聚集起来成为罪名。家庭没有品行完备的人，国家没有廉洁之士，仁义的风气便衰败了。崔寔独自撰写《政论》，认为汉朝承受百王以来的弊病，几代以来政治多施恩贷，驾驭国家就像放松缰绳，帝王之路倾斜险恶；他想严峻法令来求得治理，把这种主张当作乱世的药石。仲长统称赞他的书，认为君主应当抄写一通，放在座位右边。难道不是因为要用通达权宜的方法挽救弊端，正是一时最急迫的需要吗？如果把它施用于宦官、外戚势力纵横的时代，本来就应当这样。崔寔的《政论》，难道是不能通达时势的议论吗？所谓言论可以作为常法、能够施行到后代的人，难道不是指荀悦志在向君主进献可行、废止不可行的建议，并写有《申鉴》吗？建安年间，政权转移到曹氏手中，天子只能拱手而已。荀悦自认为当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便写成《申鉴》五篇。他的论述辨析，通晓政体。他说：“施行政事的方法，首先要屏除四种恶行，然后推行五种政事。”把“虚伪扰乱风俗、私心破坏法令、放纵逾越轨范、奢侈败坏制度”作为四恶；把“发展农桑来养育民生，审察好恶来端正风俗，宣扬文化教育来彰明教化，建立武备来掌握威势，明确赏罚来统摄法令”作为五政。荀悦这些论述，并不是为汉末而发；只是他自以为怀抱帝王的谋略却不得志，于是借奏论把它表达出来。总的说来，他所提出的施政措施，都是太平时代的法则。可以说言语简约而事情完备。考察他关于端正风俗的论述，他说君子之所以能够感动天地、感应神明、端正万物、成就王道教化，关键只在于坚定不移。在上位的人审定美丑，以善恶决定功罪，以毁誉是否相符来考察成效；听取言论而追究事情，举察文辞而核验实际，不被欺诈虚伪迷惑以至于动摇众人的意志。这样，事情没有不通达，万物没有不见功效，善行没有不显著，恶行没有不彰明；百姓上下都看见利害关系在于自身，于是严肃恭敬自己的内心，谨慎修养自己的行为，民心便平定了。汉朝之所以逐渐衰败，放纵外戚和宦官的权力，造成党锢之祸，难道不就是由于这些吗？这与匡衡所说四方的栋梁、刘向所讥朝廷意见相互冲突，都是同一个意思。荀悦的《申鉴》，难道不是可以作为常法的论著吗？晋朝初年，士大夫祖述何晏关于老子、庄子的言论，朝廷上下都把浮华荒诞当作美好。武帝开创帝业后，法令制度废弛。刘颂竭尽忠诚奉公办事，每逢上书论奏，都考核政事体制。他说，法令禁制宽松放纵，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不能一旦之间就用严正的法令绳治臣下。然而，至于纠正世俗、挽救弊病，自然应当逐渐走向清明严肃；正如行船虽不能横截急流，却应当逐渐斜行前进，稍稍转向所要去的方向，然后才能渡过河去。他这种挽救时弊、纠正世俗的主张，并不是急迫苛切的论调，与那种只求一切从严、敢于断然割除的做法不同。他又说，圣王教化天下，自己掌握根本要领，把具体事务交给臣下；任事之初就区别才能高下，根据成败来分辨功劳和罪过，使群臣无法逃避应得的赏罚。尚书总领大纲，年终考核簿籍，实行赏罚升降。如今权力不能归于君上，事情没有功效，却不知道应当责究谁。细小的过失和错误荒谬，是人情中必然存在的；如果全都用法令纠察，朝廷中就没有可以立身的人了。担任监察官的人，往往大纲不能振举，却一定要检举细小过失，严密编织法网来罗织微小罪过，弹劾奏章接连不断，表面上像是完全出于公心，实际上却在其中扰乱法令。所以圣王不喜欢琐碎严密的按察，却责罚凶恶狡猾的奏劾。刘颂这些话，确实是末世的普遍弊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掌握天下权衡的人，不能以公正的眼光观察天下大势，却以为这样就足以堵塞自己区区的责任，也不过是庸俗官吏的作为罢了。由此说来，刘颂想要纠正弊病，却不一定要任用严厉苛切的法令；这正是他比寔更贤明的地方。拿他们同政论相比较，刘颂的主张是正确的。

译唐德宗时，陆贽上书说，进谏诤言的道路有九种弊病：君主以“好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强辩才、炫耀聪明、严厉威吓、放纵刚愎”为弊病；臣下则以“谄媚奉承、观望迟疑、畏缩软弱”为弊病。他论述朝廷缺乏人才，其弊病有七项：不澄清根源却只防范末流，不考察实际却只追求广泛访求，求全责备，嫉恶过甚，考核试用不合方法，取舍违背道理，沿袭旧例而不选择是否可行。他又说，选拔人才、驾驭官吏有三种方法：提拔来表彰其特殊才能，贬黜来纠正其失职，按次序升进来使其谨守常规。他希望君主悔过改化，关键在于舍弃私意而听从众人，违背欲望而遵循正道，远离奸邪谄佞而亲近忠诚正直的人，推行至诚而除去逆诈，堵塞进谗阻挠的道路，扩大进谏诤言的门户，废除求利的法令，致力于使人民休息安宁的方法。这些道理容易知道，也容易实行，只在于把它们约束落实到内心罢了。《唐史》称赞他关于进谏的论著有数十上百篇，讥切陈述当时的弊病，都以仁义为根本，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光明显著如同丹青。苏轼认为，那是进献苦口的药石，针砭危害身体的膏肓。像陆贽这些话，打开书就能明白，是汇聚古人精华、可作为治理和乱亡的借鉴之书。即使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能够达到清明太平，考察他们关于道德仁义的宗旨，陆贽大概还超过他们。他论述兴亡的关键时说，上天所观察、所听闻的一切，都取决于人；上天降下灾祸或祥瑞，也都根据人的德行来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这并不是在人事之外另有一种天命。时代的否塞与通泰，事情的减损与增益，万物的变化所系，都必定取决于人情。人情有通达和闭塞，所以产生否塞与通泰；人情有厚重和浅薄，所以产生减损与增益。圣王居于众人之上，必定使自己的心顺从天下人的愿望，而不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于是整日战战兢兢、勤勉努力，一天之内处理万端事务。所谓“几”，就是事情的细微征兆。确实如此！孔子读《易经》读到《损》《益》两卦时，感叹说：“损、益，大概就是王者的道理吧！”陆贽论述天命与人情的关系，可以说是切实恳到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宋嘉祐年间，司马光上书说：君主的大德有三项：仁、明、武。用来兴起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使万物获利，是君主的仁；懂得道义、认识安危、辨别贤愚、分清是非，是君主的明；只要合乎道义所在，决定之后毫不迟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是君主的武。他论述驾驭臣下的方法有三项，叫作任官、信赏、必罚。他认为，国家只采纳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只追究文辞而不追究用意，所以天下人粉饰名声以求功劳，巧饰文辞以逃避罪责。他希望使广大而久远地任用在位之臣，各自承担相应职务：有功就增加品秩而不调换官职；无功就降职罢黜而另行求取能人；有罪就流放、斥逐或处刑而不能加以宽贷。又因为祖宗开创基业艰难，国家达到太平盛世的光荣美好难得而易失，所以写了《保业》。巩固太平的根基，趁势安定它容易建立功劳；等到它衰败后再挽救，就很难施展力量，所以写了《惜时》。没有长远的考虑，必然会有眼前的忧患，所以写了《远谋》。燎原大火，起于微弱的火星，所以写了《谨微》华美而不实在，对治理没有益处，所以写了《务实》。合起来称为“五规”。司马光自称自己有幸侍奉三朝皇帝，都是把这六句话进献上去的，平生所学全都在这里了。他又说，五规都是守护国家的重要道理，是当时最迫切的事务。宋仁宗可以说是汉、唐以来的贤明君主了；在这个时期，韩琦担任宰相，君臣都很贤能，却最终仍不能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实行。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器量和能力有所局限吗？即使经过四十年深厚的仁德恩泽，也没有办法达到三代的盛隆，实在令人惋惜。我曾经读过他的《保业规》，其中说天下的取得极其艰难，守成尤其艰难。自周朝以来，天下分裂后又统一，统一后又再度分裂；到五代时，百姓幸存下来的几乎没有多少，太祖才开始建立太平的根基。上下历经一千七百多年，天下统一的时间也不过五百多年而已。承受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完全拥有四海，传之万世，难道可以不加倍珍重吗？君主处在全盛的运势中，应当知道天下容易分裂而难以统一，土崩瓦解的形势常常潜伏在极其完整安定的状态中；实在不可有一天不战战兢兢、勤勉努力。唐朝自从丧失河北后，以天下的力量，最终也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沦陷于契丹，宋朝于是南北对峙，最终又不能自立，衰败而归于北方。如果能够完全拥有唐、宋所不能拥有的土地，难道不是更加应当珍重吗！所谓“没有一尺土地不是他的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是他的人民”。因此，爱护我们的人民、保卫我们的土地，实在不可以有一念放纵自己。陆贽、司马光的话，固然都可以作为万世取法的准则，申鉴的话也不能更改。文章有的博大，有的简约，本来不能以此论定优劣。您想要取用几个人的著作，作为可以流传后世的警戒、用来完备当世事务的参考；我对于前面陈述的内容，大概也只是得到它们的梗概。过去我曾经诵读并评论过这些著作。虽然其中的言论散见于史传，但天人性命的道理由此显现，诗、书、礼、乐的道理由此保存，陶冶性情、端正自身的准则由此彰明，端正根本、改善风俗的关键由此昭然。朝廷所以能够顺利治理，百官所以能够各得其职，王者教化所以能够兴盛，国家大政所以能够确定，天命的去留、人心的向背，全都系于此。至于说到意义深远、可以作为法则和戒诫的，刘向关于山陵的奏疏，以及陆贽、司马光论述天命和守业的文章，是其中尤其恳切的。至于财赋、军队、农业以及夷狄等重大事务，各篇奏疏都有涉及；为了说明您问题中尚未涉及的内容，也来不及全部叙述。至于财赋、军队、农业以及夷狄等重大事务，各篇奏疏都有涉及；为了说明您问题中尚未涉及的内容，也来不及全部叙述。这几个人，固然都是一代伟人；他们的议论显著于本朝，流传于后世。与那些见识短浅、拘谨琐碎、矫揉造作地勉强拼缀议论而内心空无一物的小儒相比，真如秋虫的鸣叫。大人的言论深远，小人的言论狭隘；正直之人的言论坦率，邪恶之人的言论隐晦；仁厚之人的言论宽恕，残害之人的言论刻薄；有智慧之人的言论明白，昏昧之人的言论闭塞。像米盐一样琐碎的广泛辨析，不适合在君主面前施用；用铢称量、用寸测度的细碎计较，不能用来规划天下的大事；把蔬菜排列成行、给瓶罐筑堤防，按粮食粒数计量后再舂米，数着米粒做饭，这些都不是治理万乘之国的方法。像这样的内容，常常出现在奏牍中，君主的听闻和阅览就会昏昧了。

译所以说：“栋梁之材可以冲击城池，却不能堵塞洞穴，这是说器物各有不同；骐骥、骅骝一天能跑千里，捕捉老鼠却不如狸和狌，这是说技艺各有不同；鸱鸮夜里能迅速捕捉跳蚤，能察见毫毛的末端，白天出来却睁大眼睛也看不见山丘，这是说本性各有不同。”因此，如果没有能够治理天下的才干和认识天下的见识，又没有忠诚到足以冒犯君主的人，他的言论一定没有文采，他的事业也一定不能流传久远。唉！哪里能让这些君子起而复生，同他们谈论天下大事呢！我生性狂妄愚昧，对当今世务也颇有感触，只是考虑到自己不敢把尚未被问及的事情说出来。然而，我私下仰慕魏相、苏轼分条陈述政事、进献读本的做法，忠诚爱护之情实在无穷无尽。问：如今河南设置行省于大梁，包有郑、卫、梁、楚、颍川、南阳的土地。前代人才盛多，难以全部列举。姑且选取当时任职掌事、出自豫州和冀州的人，各举其大略，同诸位士子谈论。如今正逢角逐争战的时代：有的人运筹帷幄，却辞去万户封侯；有的人尊崇光明的王道谋略，拒绝接受九锡的提议；他们的心志和行迹怎样？又都遭遇戚宦竖臣作乱的艰难：有的人依违两可、顺从旨意，成就了拥立或偏袒一方的功劳；有的人坚守正道、嫉恶如仇，却遭到灭顶之灾；他们的道义谁更正确？他们同样背负着拯救苍生的期望：一人因此招致山桑之败，一人因此取得淮水、淝水之捷；他们的名声和实际功绩谁更相称？他们同样处在中兴的运势中：一人完成了著述文章的才能，一人完成了应付事变的事务；他们的功业和声名谁更优秀？时局多难时，有的人怀有高远志向，却不能避免陈涛斜之败；有的人具有胆略，却不能抵拒封丘门的入侵；他们的才干谋略谁更胜？遭逢太平盛世时，有的人见识器量英伟，制定安定社稷的策略；有的人临事果断，具有大臣的风范；他们的德行事业谁更盛隆？诸位士子尚且应当评论古人，以上这些问题本来就是你们应当用心研究的，何况是本乡的先哲呢？请把这些问题全部叙述出来作为回答。担当天下的事务，贵在善于应对天下的变化；如果才德不能完备，就不足以承担它。才德纯正完备，所以能够承受极大的事物而不惊慌，容纳极繁多的事务而不混乱；用来辅佐世道、成就治理，能够使天下不至于倾覆，同时使自己处在安全的境地。一个人自身所具备的条件是这样，但使他所遭遇的时势和命运不能如此，这本来就是君子不能预先保证的。《尚书》说：“如果有一个专一诚实的大臣，忠诚专一而没有其他本领。” 这说的是德行足以兼具才干。若只有德行，不过是迟钝朴拙、浅陋鄙俗的人，不能谈论才干。《尚书》又说：“不敢废弃他的义德，总是遵循谋议，从容地成就德行。” 这说的是才干以德行为根本。若只有才干，不过是轻浮敏捷、机巧快利的人，不能谈论德行。要想凭借一个人担当天下的事务，如果缺少这两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足以取得成就。世人因此认为，才德不足以汇聚并承担天下的事务，却又寻求小才薄德的人来任用；天下的事务一天比一天废坏而不能振兴，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过去成周营建洛邑，说那里是天地交合之处，是四时交替之处，是风雨汇集之处，是阴阳调和之处。《诗经》说：“嵩山高峻，是群山之首，高耸直达天际。正是这座山降下神灵，生育了甫侯和申伯。”人才如此盛多，固然是有原因的！像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成为王者的辅佐；管仲、子产、百里奚、孙叔敖也都闻名于世，孔子、孟子大概都评论过他们。如今特因您的提问，略举汉代以来遭逢时机、遇到明主、经营处理世事而为史传所记载的人，谨慎地搜集摘录来回答：张子房处在秦、楚交战之际，因为家世而辅佐韩国，为韩国报仇，选择可以托身的人，于是跟随高帝。汉朝天下已经平定，子房不接受万户侯的封赏，愿意跟随赤松子游历。有人说子房最终不再侍奉汉朝，是因为韩国。可是，诛灭秦朝、消灭项羽，已经完成了子房的志愿；转而侍奉汉朝，对义理有什么损害，为什么一定要离去呢？只是因为他所遵循的道理恬淡寡欲，轻视人世间的功名，具有飘然远游的志向罢了。荀文若遭逢汉室的动乱，辗转经过河内、冀州，来投从曹氏，奉迎皇帝车驾，把都城迁到许昌。魏国的大业即将完成，文若不赞同九锡的建议，最终死在寿春。有人说文若之死不是为了汉朝。一个士人要死也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他甘心做曹氏建立功业的辅佐者，怎么会轻易舍弃生命？只是他受到才干的驱使，料想天下没有能够完全发挥自己才干的地方，于是把自己托付给了不适合的人，蒙蔽了明哲保身的智慧罢了！世人评价子房，过分责怪了他的离去；评价文若，又过分责怪了他的绝交。史官的话说得好：“智慧和谋略有的精密、有的疏略；推究事情的本源和结局，关键在于考察其最终归向，只取其归于正道的一面罢了。这也就是舍生取义的道理。”这个评论是恰当的。陈丞相在楚、魏之间辗转于动乱之中，最终归附高祖，常常提出奇计来挽救纷乱纠结的危难。等到诸吕擅自封王时，他无力匡正，反而迎合心意、顺从旨意，吕氏的权势由此兴起。然而他能够联合将相谋划，趁间隙发动行动，于是安定了宗庙社稷。大概因为他跟随高祖身处军旅之间，不忌讳使用诈术，最终凭此取得成功，可以说是善于应变、合乎权宜。要说成就天下大事所贵重的地方，如果都像王陵那样说，未必能够逆转折服吕氏的势力，不过是称病闭门罢了；那样以后又能有什么作为呢？陈仲举处在桓帝、灵帝时期，有使天下清平的志向，树立风教声誉，抗言评论昏暗的世俗，成为天下正直之人的归依。可是宦官竖臣操弄国权，使天下混浊混乱；仲举和闻喜共同谋划诛杀废黜他们，以清理朝廷。天下豪杰俊士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想着奋发自己的智力和力量。然而谋划不够长远，导致太后迁居云台，凶恶宦官得志，士大夫都丧失了气节，国家也因此衰败困顿。他只是能够为天下大事而死，智慧却不足以称道。户牖最终建立了功业，却不能免于诡诈；仲举虽身死，却没有失去正道。史官的话说得好：“把仁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功业虽然没有完成，但他的信义足以扶持民心；汉代天下遭乱却没有灭亡一百多年，是几位贤人的力量。” 这个评论很卓越。段深源见识器量清明高远，是清雅风流议论所推崇的人。他退居不接受征召任用，当时人把他比作管仲、诸葛亮，并根据他的出仕和退处来预测江左的兴亡。等到他入朝掌握国政，正赶上石季龙去世，实际上正是平定关河的机会。可是他出任中军将领，军队驻扎在山桑，却一点也没有抵御胡虏的策略，导致国土缩小、军队丧失，华夏动荡沸腾。难道不是名声超过实际吗？谢安谢石隐居东山，本来没有出仕救世的意愿。可是众人常常遗憾他不出仕，为苍生忧虑。等到他被起用后，以和缓安静镇定局势，以长远谋略驾驭政事。苻坚率领百万军队驻扎在淮水、淝水之间，京师震动恐惧，他却安然自若，毫无畏惧之色。他指挥授予将帅方略，大体取得胜利，强敌土崩瓦解，中原迅速收复，江左因此安定。难道不是实际足以符合名声吗？不过，深源清明的声誉和高雅的气度，本来就受到众人议论的归向，而桓温尤其忌惮他。桓温也曾对人说：“浩有德行、有言论，假使让他担任尚书令、仆射，足以作为百官的表率；朝廷只是用错了地方，违背了他的才能。”这话并非虚妄。有人把谢安比作王导，确实如此；但把段深源同王衍相比，却不能不稍稍贬低段深源。

译这样的谋略，使国势困蹙、军队丧失，华夏动荡不安。这难道不是名声超过实际吗？谢安石高卧东山，本来没有出仕经世的打算。然而众人常常遗憾他不肯出山，为百姓忧虑。等到他被任用后，便用平和安静来镇抚局势，用长远的谋略来驾驭事变。符氏率领百万大军，驻扎在淮水、淝水一带，京城震惊恐惧，而谢安却安然自若，毫无畏惧之色。他指挥调度将帅，大体取得胜利，强敌土崩瓦解，中州很快被收复，江左得以安定。这难道不是实际能够符合名声吗？不过，深源的清正声誉和高雅气度，本来就为众人的议论所归向；而桓温尤其忌惮他。桓温也曾对人说：“浩有德行，有言论，假使让他担任尚书令、仆射，足以成为百官的表率；只是朝廷的任用违背了他的才具罢了。”这话并非虚妄。有人把安石比作王导，这确实恰当；但把深源和王衍相提并论，却不能说没有稍稍贬低他。张燕公对于玄宗来说，是最有德行的人。等到太平公主掌权时，他忠诚恳切地进言，参与的秘密谋划很多。朝廷的大型著述制作，多出自他的手笔。他善于发挥人才的长处，招致天下知名人士来辅佐王者教化，润饰典章制度，成就一代法度。天子尊崇推重儒术，设置学士，修明太宗时期的政治，这些都有张公倡导的作用。开元年间文治物盛、礼乐灿然，张公的力量占多数，所以天下称许他的文章。姚元之尤其擅长吏治，处理事情从不迟疑。三次担任宰相，常兼任兵部，军队驻屯、侦察哨所、士卒战马、粮秣器械，没有不熟悉记得的。皇帝正亲自处理万端政务，早晚都向他询问，其他宰相畏惧皇威而谦退惶恐，只有姚元之辅佐裁决，因此得到专任。承接权贵外戚干预政事之后，法纪纲常大为败坏；他能够先整顿有关官署、罢去冗余职务，修明制度，选择百官使各自适合其才，所以天下称赞他的通达。然而，姚元之虽然善于应变、成就天下事务，但天性机诈权变；他在相州设计使张说出谋划策，罢免魏知古而任为尚书；至于东都毁坏宗庙时的答对，几乎接近谄媚。因此，张说、许国并称时，他们的文章确实都无可惭愧；但姚崇、宋璟齐名，君子不能不辨别其中的优劣。房管从成都把册书奉送到灵武，很快得到任用。他把天下事务当作自己的责任，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参与裁决机要事务，诸位将领宰相都不敢同他相比。后来因为贺兰进明的谗言，他分兵讨贼，军队在咸阳战败。唐代名儒都称赞他有辅佐君王的才能，然而统率军队本来不是他的长处，一同敌军交战，便导致军队覆败。前代史书称说他：“遇到时局太平时，在帷幄中从容筹划，可以算是名宰相；但任用在了不擅长的方面，于是陷入浮夸虚妄、结党营私的罪过。”桑维翰侍奉后晋，当国家草创之初，藩镇多有不服。桑维翰劝他的君主推诚相待、抛弃旧怨来安抚他们，训练士卒、整治军备，发展农业、沟通商业，以安定中原。告急军书纵横交错，他却从容指挥谋划，神色自若。当时齐王石重贵舍弃桑维翰的谋略，听信景延广的狂妄策略，于是被俘。至于桑维翰屈意侍奉敌虏，正如所谓羽翼尚未丰满，不能高飞，大概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罢了。我又曾读《唐史》，其中称赞郭子仪被罢免后，朝臣多说郭子仪的谋略兼备文武，可以重新任用；即使郭子仪也认为应当让他掌握权柄、任用他为天子立功。他的军队败绩，也是因为监军催促出战，并不是他的罪过。可惜他一旦受挫便从此不能再振作，后人把他比作王衍、陆机，实在荒谬！桑维翰两次掌握朝政，把杨光远、景延广调出朝廷任职；一道命令发出，十五位节度使没有敢违抗的。假使他处在太平时代，担任将帅宰相，他的功勋事业难道会小吗？唉！士人不幸，遭逢困厄的时运，以致身败名裂的，就是房管、桑维翰二人。宋朝自仁宗时期起，天下号称太平。韩琦、富弼二位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同时被任用，世人称为韩、范、富、欧。魏公在嘉祐、治平年间，两次决断重大策略来安定社稷。正当朝廷多有变故、处于危疑之际，他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并与范仲淹、欧阳修同心辅政；百官奉行法令、遵循道理，朝廷称为太平。富郑公担任宰相，遵守典章旧例，施行历来惯例，以公议加以辅佐，自己不存私心，因此百官各称职守，天下没有变故。史臣称魏公历相三朝、拥立两位皇帝，垂着衣带、端正笏板，声色不动，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境地，可以称为社稷之臣。又称国家处在隆盛时期，大臣必有年高德劭的福分，把自己的余力推及四方，足以庇护当世。富公两次与契丹订盟，能使南北百姓几十年不见兵革；他与文潞公都在太平时期享有高寿。自至和以来，共同确定国家大计，功业成就后退处，朝廷内外都倚重他们。由此说来，二位公的功名大概相当。唉！士人有幸而遇到太平盛世，福分和德行都完备的，就是韩公、富公二人。不过，关于中原地区的人才，我这里只是因您所问而说到这些。像贾生的通达，蔡邕的文学，张衡的精深思虑，卓茂的循良，李膺的高尚节操，黄宪的高雅器度，邓禹的功勋，有许多人不能一一列举。孔子曾经居住在卫国，于是卫国多有君子；光武帝起兵于南阳，于是南阳多有功臣。至于程氏二位先生，传承了千百年来没有传下来的道统；许文正公自己获得伊洛之学，具有开创天下太平的功业，这些人都是如今河南境内所产生的。诗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愿意借由程氏来求见圣人的道理，并立志追求伊尹所追求的志向。谨此回答。-------------------------------------------------------------------------------- 《震川先生别集》第三卷：制诰、奏疏、策问。先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赐谥“文毅”的诰文【初谥为“文隐”】。制书说：我对于国家的事情，凡是臣下有所建议陈述，只要有可以采纳的，全都赐予施行；确实是交付公议处理，而不存私心。所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承受湘水、汉水的灵秀，在风云际会之时得到机遇。在鸿渐之辰选拔为科举魁首，在龙飞之岁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入任翰林院，侍奉先皇帝三十多年。曾经主持南都事务，统领六卿；不久被召回，置于辅弼大臣之列。他忠诚正直、明达刚亮，差不多可以有所作为，却不能长享年寿。然而隆厚的恩宠和抚恤，使君臣之义可以说有始有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