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尚书全解 书〇

提要

【臣】等谨案：《尚书全解》四十卷，宋代林之奇撰写。林之奇字少颖，号拙齐，是侯官人，官职做到宗正丞，其事迹详细记载在《宋史·儒林传》中。林之奇辞官居家，广泛考证诸儒的学说，从而写成这本书。《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五十八卷，这个版本只标题为四十卷。考证其孙子林耕的后序，称书稿刚完成时，被门人吕祖谦拿走了，学生们传抄记录，仅得到十分之二三。书坊急于刻印，于是以讹传讹。到淳祐辛丑年，林耕从陈元凤那里得到宇文氏所传的《书说拾遗》手稿一册，是《康诰》到《君陈》的文章。乙巳年得到建安余氏所刻的完整版本，才知道麻沙所刻自《洛诰》以下都是伪续。又得到叶真所藏的林、李两位先生的书解，参校验证，整理为四十卷。那么，《宋志》所载的，乃是麻沙伪本的卷数。朱子所说的《洛诰》以后不是林氏注解的，这个版本则是林耕重新编订的。朱子没有见到，夏僎作《尚书解》时也没有见到，所以所引用的林之奇的学说也只到《洛诰》为止。然而林耕既然称林之奇的初稿被吕祖谦拿走了，那么吕祖谦必定见过完整的书，为什么东莱《书说》从《洛诰》以下说是续林之奇的书，莫非林耕又有所增修，假托于他的祖父吗？从宋代到明代，流传已久，又散失了其中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印《九经解》时竭力购买，未能补全。只有《永乐大典》修纂于明初，那时还能见到旧刻本，所以所载林之奇的书解中，唯独这一篇保存下来。现在摘录并补入，才得以恢复旧貌。林之奇这本书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把阳鸟当作地名，把三俊当作常伯、常任、准人，都不曾依附前人。至于他辨析异同，贯通史事，深思熟虑，确实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虽然真伪混杂，也不可废弃。屡次散佚，最终能完善，也是因为他精神刻挚，有足以自我传扬的地方。前面有自序一篇，叙述《尚书》的始末很详细，然而错谬特别严重。《汉书·艺文志》已经明确说：“古文《尚书》孔安国献出，遭遇巫蛊之祸不列入学官，而采用伪孔传序藏于家中的说法”，并说刘歆没有见到，《儒林传》明确说伏生墙壁中藏有书，汉朝兴起后散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而采用卫宏《古文尚书》序，让女儿传说的说法，并说齐语难以理解，这些都是导致谬误的大纲。阎若璩等人已有明辨，这里不再详细论述。乾隆四十二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序

理义，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圣人对于经典，之所以能贯通百圣而不惭愧，覆盖天地而不羞耻，大概是因为出于人心所共同认可罢了。如果不出于人心所共同认可，那么异论曲说，就不是我们圣人所称的道了。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事，没有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一定不做的，只是与义相符合。”我私下认为，学者对于经典，如果不知道与义相符合，先在心中确立一定要做或一定不做的标准，或者认为甲的说法可以听从，乙的说法不可以听从；或者认为乙的说法可以听从，甲的说法不可以听从。这样，私议就会纷纷兴起，好恶混杂，将不胜其迷惑，怎么能符合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呢？如果想要符合人心所共同认可的，以义为主，没有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一定不做的，平心静气，广泛采纳诸儒的说法而取舍。如果符合义，即使是近世学者的说法，也在所取；如果不符合义，即使是先儒的说法，也在所不取。这样，就能卓然不被好恶所牵制，而圣人的经典将焕然明亮了。《书》是孔子所定的，共一百篇。孔子之前，《书》的多少无法得知。《书纬》说：“孔子得到黄帝元孙帝魁的三千二百四十篇作为尚书，断近取远，定下可以作为世法的一百二十篇作为简书。”这种说法不对。古书简质，必定不会这么多。班固《艺文志》在古今书之外，又有《周书》七十一篇。刘向说：“周时号称现在大概是孔子所论百篇之余，在周时所删去的才七十一篇。”自周以前，怀疑更少了。说有三千余篇，是不对的。孔子的百篇，遭遇秦火没有留存。到汉代，伏生口授得到二十八篇，后来又得到伪《泰誓》一篇，成为二十九篇。孔壁的书既已出土，孔安国定下可数的二十五篇，又别出《舜典》《益稷》《盘庚》《康王之诰》共为五十八篇。其文以〇书存古文，所以称为古文《尚书》。这本书的完成，遭遇巫蛊之祸而没有流传。汉儒听说孔氏的书有五十八篇，于是用张霸之徒伪造的二十四篇作为古文《尚书》。两汉儒者所传的，大致是张霸的伪本。其实未曾见过真正的古文《尚书》。所以杜预注《左氏传》，韦昭注《国语》，赵岐注《孟子》，凡所举书出于二十五篇之中的，都指为逸书。其实未

译（《尚书》）曾经散佚。刘歆身处西汉末年，想要设立古文书学的官职，写信责备各位博士，态度非常严厉。然而，刘歆所见的，都是刘歆伪造的版本，也不是真正的古文书。以至于贾逵、马融、郑玄、服虔等人，也都未曾见到古文书。直到晋、齐之间，这些书才逐渐出现。等到开皇二年，朝廷寻求遗书，得到了《舜典》，此后《尚书》才大体完备。唉！圣人的经典，可以说是遭受了很多磨难啊。遭遇秦朝焚书，失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隐藏而不显露。从汉武帝巫蛊之祸开始，到隋朝开皇二年，总共六百七十多年，然后五十八篇《尚书》才得以传授给学者并大体完备，这是值得感叹的。孔壁发现的《尚书》刚出土时，都用隶书写成。到了唐天宝年间，皇帝下诏让卫衡将古文改为今文。现在所流传的，就是唐天宝年间确定的版本。这大概是《尚书》的始末了。学习《尚书》一定要知道书的源流，大概有伏生传授的书，有孔壁后来出土的书。那五十八篇，都是帝王所确定的书，有坦荡明白容易理解的，有艰涩拗口难以理解的。比如《汤誓》《汤诰》，都是成汤时的诰令；比如《说命》《高宗肜日》，都是高宗时的言语；比如《蔡仲之命》《防子之命》《康诰》，都是周公的诰命。然而难易显晦，截然不同，大概是因为有伏生传授的书，有孔壁后来出土的书。那些文字容易理解，不烦劳训诂就能通晓的，如《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防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这二十五篇都是孔壁后来出土的，其文字容易理解。其余的都是伏生传授的书，大多艰涩拗口，不容易通晓。伏生传授的书之所以艰涩难通，是因为伏生是齐国人。齐国的方言大多艰涩难懂，比如《公羊传》的作者也是齐国人，所以传述《春秋》的语言也艰涩，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吧？“登来之也？”何休注解说：“这是齐国的方言”，由此可知齐国的方言大多难懂。伏生编纂这本书，往往夹杂齐国的方言在其中，所以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卫宏在《古文尚书序》中说：“伏生年老，不能准确说话，让他的女儿转述来教导晁错。齐国的方言大多与颍川不同，晁错不知道的有二三成，只能凭他的意思勉强诵读罢了。”看这些就可以明白，凡是书中难以理解的地方，未必帝王原本的书就是这样的，可能是传授的人弄乱了它。

译我自幼在父亲担任旴江郡守的官舍中，侍奉父亲。当时郡斋正在修刊礼乐书籍，父亲亲自主持此事，与益国周公、诚斋杨先生书信往来，对书中的错误和舛误进行了详尽的订正。闲暇时，父亲对我说：“我家先祖拙斋先生的《书解》，如今流传于世的本子，从《洛诰》以后都是错误的。大概这本书刚完成时，门人东莱吕祖谦（字伯恭）取走了全本带回，学生们传抄的不到十分之二三。书坊急于刻版印刷，不再参校订正，以讹传讹，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父亲还记得乡间旧族以及曾经跟随先祖拙斋先生学习的人录得的全文，等到我回来时，父亲正四处寻访，却未能如愿，不幸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早年丧父，稍懂读书，就日夜挂念此事，忙于科举学业，由乡试入选进入太学，奔波劳苦，像这样过了三十多年。淳祐辛丑年，我侥幸考中末等进士，闲居等待任职，得以整理旧书，每天与抑斋（今观文陈公）、虚斋（今文昌赵公）参考研究，恭敬请教。抑斋出示北山先生的手迹，详细讲述他在婺州做官时，跟随东莱先生学习，东莱先生说：“我年轻时侍奉父亲在福建做官，跟随林少颖先生学习，并且完全知道先祖拙斋先生传授《尚书》的缘由。”当时抑斋正在研读六经大义，尤其重视林、吕二人的学问。虚斋也仿照朱文公辨正孔安国《尚书》的方法，著成《本防》。我得以在其中互相质疑辩难，凡是各家的讲解，都搜访无遗。一天，友人陈元凤（字仪叔）携带《书说拾遗》一集给我看，封面虫蛀破损，字迹如蝇头般细小，说是从宇文旧族那里得到的，大概是宇文祖先曾跟随拙斋先生学习，亲自传抄的稿本。这个集子从《康诰》到《君陈》，此后就没有了，于是拿来与刻本参校比较，《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都与刻本相同，从《洛诰》到《君陈》与刻本不同，内容详细程度是刻本的两倍。至此更加确信书坊的本子有误。当时让儿子们用大字誊抄出来，将原集归还，但还是没有其他本子可以参校。又有一位朋友说：“建安书坊余氏几年前新刊印了一本书，称为《三山林少颖先生尚书全解》，这个集子大概得到了真本。刊印完成仅几个月书坊就失火了，现在版片不存在了。”我也不相信，于是遍访所有卖书的人。乙巳年仲春，一位老人穿着破衣，袖手而行，跌跌撞撞走进门来，高兴地向我行礼说：“我为您找到了青毡。”打开一看果然是新刻版，以《尚书全解》为标题，书坊确实是建安余氏，就加倍价钱买下了。用誊抄本参校，从《洛诰》到《君陈》以及《顾命》以后直到卷末都是真本，以前麻沙本从《洛诰》以后果然都是伪作。朋友们辗转借观，认为得到了未曾见过的版本。不久我暂代乡校学录，叶君是乡里的老儒，曾跟随勉斋先生学习，他的祖先也曾跟随拙斋先生学习，与东莱先生同时代，又拿出家中收藏的林、李二位先生的《书解》及《诗说》抄本给我看，比较之下首尾完全相同，大概得到这个本子而更加有了验证。唉，这本书先祖拙斋先生初著时，每天诵读正经从头到尾一遍，即使有其他事务也不停止，贯通各家学说，旁搜远绍，汇集而成，概括详尽，不应该在《洛诰》以后详略如同出自两副手笔。现在用各本参校真伪，清楚地相信并有证据，可以流传而没有疑义了。《书解》自从麻沙初刻，接着婺州及蜀中都有版本，然而承袭错误，竟然不能辨别。柯山夏氏的解说多引用林氏的说法，从《洛诰》以后就简略了，仅有一两句话，也是沿袭旧本，往往传讹。东莱的解说只在《禹贡》中引用林三山的几段，其他没有详细解释。东莱不是隐藏他老师的学说，大概是因为拙斋先生已经解释过的，东莱不再解释，只是条陈阐发其义理。唉，《尚书》自孔安国以后，不知有多少家解说，我家先祖拙斋先生汇集概括，从壮年到老年，用心如此勤勉，用力如此深厚，才写成书而流传，却沿袭谬误，后学无从考证。我家父亲在家庭传授中更加散佚，极力搜访，竟然无处可得。我恪守父亲的遗志，又过了三十多年，广泛询问，且疑且信，等到得到宇文私录，又得到余氏新刊全解，又得到叶学录家藏抄本，考证新旧，订正真伪，参合旧闻，然后释然没有疑义，确定下来。那么著书传世，难道容易吗！我既高兴先祖拙斋先生的书得以保全，又高兴父亲县丞的志愿得以实现，但我有什么能力呢？大概是上天不想让这种文化废坠，所以长久压抑后得以伸张吧？不然，为什么壁藏汲冢的竹简会再次出现呢？淳祐丁未年，石鼓书院经费匮乏，财力非常薄弱，学田收入勉强够给，当权各位公卿不轻视鄙薄我，捐钱拨田，都有所帮助。三年之间，修补经创，石鼓两学焕然一新，书版旧帙缺失的重新齐全。于是感慨地想：我家父亲未实现的志愿，哪有比这更迫切的？我家祖先未齐全的书，岂能缓于此时？这实在是子孙的责任。于是汇集书院新租每年收入的积蓄，凭借郡学宪台拨款的盈余，节省学官清俸公给之余，计算日期命令工匠，因此。全书急忙刻版印刷，字体稍加大，工匠必须用好版，以千计，字数以五十万计，分为四十卷，始于己酉年孟冬，等到第二年夏五月完成。这本书的流传，也太难了！也不是随便就能成功的。旧本多错误，我偕同次子骏伯重新校勘，凡是校正了七千多字，现在成为善本，希望对后学有所补益。淳祐庚戌年夏五月，嗣孝

译孙迪功郎、衡州州学教授兼石鼓书院山长耕，恭敬地书写。

译观林君耕叟在序中叙述其曾祖父全书的始末，两代人访求，志向也够苦了。在此之前，抑斋陈先生曾对我讲述闽学的源流，开导教诲非常详尽，于是知道它始于紫阳吕公载道，向南传至拙斋先生，他确实亲身继承了心学。拙斋著书很多，而对《尚书》尤其重视，即少颖先生的书解便是。然而自《洛诰》以后，传抄者失真，世人不能见到他的全书，成为憾事。先生的侄子讳子冲，考中癸丑科，担任南丰县主簿，曾分管盱江的教育，又两次调任为县丞。我从前在庠序（学校）时，还曾在丈席上结识县丞公。县丞公在盱江时，据勘校遗文很多，唯独对于拙斋全书散逸之余，访求而未得，不幸抱憾而死。又过了几十年，先生的孙子耕叟才摹刻完成，难道这本书的显晦，本来自有其时吗？拙斋虽然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但传承圣贤的心志，延续文化的命脉，他的功劳很大了。县丞公立志世代继承他的学问，却略微没有机会施展，到了耕叟，全书才出版流传。只有拙斋的学问，卓然光明，越久越昌盛，何须绘画？耕叟字耕叟，担任衡州教授，到先生刚好三代，他孜孜不倦地求学，多识往古的事迹，是好修德的人。君子说：不要辱没祖先。淳祐十年七月既望，后学盱江邓均拜手书写于湖南漕司湘山观。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一

宋 林之竒 撰

尧典 虞书

昔在帝尧

“昔在”，是篇首起语之辞。《书序》自为一篇，所以以“昔在帝尧”起于篇首。如孔氏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郑氏说：“昔在者，使若无先之者。”唐孔氏说：“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辞。言‘昔在者’从上自下为称。据代有先之而书无所先，故云‘昔’也。”此说未是。《书》始于《尧典》，云“昔在帝尧”，谓书无所先，尧可也。至《冏命》言“在昔文武”，岂书亦无先之者乎？五帝序说：“惟昔黄帝，法天则地。”正与此同。

聦明文思光宅天下

汉孔氏说：“言圣徳逺着，其说甚善。大抵说经之体，贵不费辞。如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十余万言，但说‘若稽古’，犹三万言。虽多，亦奚以为哉？是以古之人其说经也，以约为难，不以多为难。昔孔子之解经，其言愈约，其意愈明。如《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〇，好是懿徳。’但于本文外加‘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诗意昭然如日星。又何必以多为哉？如孔氏云：‘圣徳逺着，聦明文思。’圣徳也，光宅天下，逺着也。一言之间，岂不简而尽哉？大抵圣徳当其妙藏诸用之时而观之，运于无声无臭之间，不可得而见。所可得见而形容者，惟其显诸仁而已。聦明文思，皆其徳着见于外而可见也。其视明，其听聦，其文焕然，其思湛然。此四者之充实于一身，而其辉光所至，塞乎天地之间。葢其徳之着见于外而可见者，汉孔氏云：‘圣徳逺着’，可谓约矣。于约之中，有深义存焉。学者未冝以浅近而尽言也。”

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逊，遁也。《春秋》夫人姜氏逊于齐，公逊于邾，其义葢出于此。逊于位，非谓逃遁而去也。葢厌倦万机之务，将使舜摄行天子之事而嬗焉。孟子所谓尧老而舜摄也。《尧典》之序有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者”，葢二典皆虞书也。虞书纪舜之事，而推本其所得天下于尧，故序其事于《尧典》，实为《舜典》张本。正杜元凯序《左传》所谓“先经以始事”是也。

尧典

此二字，史官之旧题也。古者序自为一篇，故史官以此二字为题。孔氏既引序冠于篇首，因存而不去。某窃谓篇首既书《尧典》，而又存此二字，则为衍文。当于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下空一行，曰“若稽古帝尧”，乃为得体。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勲

若稽古者，孔氏说：“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王氏说：“圣人于古有可稽者，有可若者。”李校书推本古文书，以“曰”字为“胡越”之“越”，与《召诰》“越若来三月”同，此说甚善，当从李校书之说。程氏说：“若稽古者，史官之体，发论之辞也。史官记载前世之事，若考古某人之事，言之下篇云：‘若稽古帝舜，若稽古大禹，若稽古臯陶’，皆谓考古某人之事为如此也。”苏氏说：“史之为此书也，谓吾顺考在昔而得其为人之大凡如此。葢此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