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三十二

译上天不赐予（福佑），只有我们下民秉持（天命），上天是明察且令人敬畏的。我听说：“上帝引导人安逸，夏朝却不适合安逸，于是上帝降临，面向当时的夏朝，夏王不能奉行帝命，大肆淫乱，是有原因的。”当时上天不再眷顾听闻，于是废弃了夏的大命，降下惩罚。于是命令你的先祖成汤，变革夏朝，治理四方。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不敬祀的，因此上天大力建立并保佑治理殷朝，殷王也不敢违背帝命，无不配享天命，他们的恩泽延续到后世。继位的君王却大大不显扬于天，何况说他会听信念及先王呢？勤于家事却大大淫乱，不顾念上天，只显耀于民。因此上帝不再保佑，降下如此大的丧乱。上天不赐予（福佑），不明察其德，凡是四方大小邦国的丧乱，没有不是因有罪过而受惩罚的。”

译这篇文献是周公在占卜洛邑之后所说的话，于是规划测量、经营建设，建立两座城邑，将其中一座作为下都，迁移殷商的顽劣之民，让他们居住在那里，使他们靠近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诫，于是告知他们迁移居住的意思，就像《盘庚》三篇也是告知民众迁移居住的意思一样。然而在盘庚将要迁移的时候，虽然因为耿地地势低洼、柔弱昏暗潮湿，对百姓不利，但在位的人不认为迁移是便利的，反而散布流言，来迷惑百姓的听闻，百姓于是相互抱怨而不愿意前往新的居所，如果盘庚用刑罚驱赶他们，用权势胁迫他们，谁敢不听从呢？然而盘庚却不是这样，他从容不迫地晓谕譬喻，反复叮嘱、委婉曲折，使他们心里清楚地知道迁移的好处，不迁移的危害，然后才与他们一起从事迁移。大概因为常人的性情，喜好安逸而厌恶劳苦，所以安于乡土、眷恋故居，而重视迁徙，必须让他们所告谕的话明白清楚，然后才能使下级服从上级，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至于周公营建洛邑，用来迁移顽民，在规划测量的开始，命令殷商的百姓从事工程劳役，而殷商的百姓一致大力行动，那么他们迁移的时候，一定不像盘庚的百姓那样抵触而不肯顺从。况且这篇文献的创作，就是在洛邑告知他们，这已经是迁移之后了，却还告知他们迁移居住的意思，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在武庚叛乱的时候，殷商百姓与他相互煽动而起，企图谋取非常之事，他们的气焰非常炽盛，如果不是周公，那么周朝能否成为周朝还不可知。这是殷商人的意思，妄图认为殷商可以复兴，周朝可以很快灭亡。从前宋襄公有称霸诸侯的志向，大司马固劝谏说：“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您将要复兴它，是不可以的。”周朝已经衰微，苌弘想要迁移都城来延长它的国运，晋国的女叔宽说：“苌叔违背天命，上天所要毁灭的，是不可支撑的。”上天所抛弃的，固然不可复兴，上天所要毁灭的，固然不可支撑，然而如果不是深知天命的人，是不能知道的。周公顾虑殷商的残余百姓见识浅薄、目光短浅，私下不自量力，而有复兴的志向，当武庚突然起事而立即失败，那么周朝不可很快灭亡，殷商不可复兴，这是明显的。而他们侥幸万一，天下有变，来逞泄他们的愤怒之心，还担心他们不会停止，所以在他们迁移的时候，谆谆告诫的话语，先说殷商因为淫乱放荡的缘故，而自我断绝于上天，不是我周家用诡计暗算来谋求得到的，你们只应当拥有你们的土地，以安定止息，不可以有其他顾虑，来自取罪过。从前秦军投降诸侯，诸侯的官吏士兵乘着胜利像奴仆一样驱使、轻慢折辱秦军官吏士兵，秦军官吏士兵大多私下说：“章将军等人欺骗我们投降诸侯，现在如果能入关攻破秦朝，那是大好事；如果不能，诸侯俘虏我们向东去，秦朝又会全部诛杀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各位将领稍微听到他们的计谋，告诉项羽。项羽于是召集英布等人商议说：“秦军官吏士兵还很多，他们心里不服，到了函谷关不听从，事情一定危险，不如攻击他们。”于是夜间攻击，活埋秦军二十多万人。因为人心不服，已经用计谋覆灭他们，使他们没有活口，以断绝后患。这本来是像项羽那样暴虐不仁的人所忍心做的，周公一定不会这样做。然而如果周公因为他们曾经参与武庚的叛乱，而将他们迁移到远方，谁会说这不是对的呢？周公的心却不是这样，正要建立城邑而将他们迁移到靠近自己的地方，只用优厚防备、宽大的话语逐渐磨砺而柔服他们，以消除他们强硬悖逆的气概，而都归于善良，这就是周公之所以为周公，而后世不能企及的原因。成周，是下都，王城是用来安放九鼎的，这是王都，所以成周是下都。研究王氏学说的人，认为成周就是洛邑，起初没有王城和成周的区分。解说《春秋》的人，也多将王城和成周合而为一。王城与成周，历代各位儒者记载得很详细，他们援引证据明白不可辩驳。考察《微子》《毕命》的篇章，那么殷商的百姓可以说是顽劣的。王氏说：“这些顽民，是商王的士人，而称他们为顽劣，是因为他们不遵循道德义理的正道而没有恒常的心。”王氏的意思，是说周公所迁移的，都是他们的士大夫，因为他们的心没有恒常，虽然是士人却称他们为百姓，这是牵强的说法。既然称他们为顽民，又称他们为多士，那么他们迁移的不只是士人而已。用王命诰告的人，是说诰告的是成王的命令，而诰告的人则是周公。先儒说：“所告谕的就是众士，所以用这个命名篇章。”根据这篇文献大多也是撮取篇中的话，“殷遗多士”的话而用两个字作为这个简编的区别，像先儒所说，是有其意义，但不是得到本意。三月，先儒认为是周公还政的次年的三月，成周南面临近洛水，所以叫“新邑洛”，说周公在这个三月开始在这个新建的城邑洛，用成王的命令来告谕商王的众士。“殷遗多士”，就是所说的殷商遗民，“弗吊”说不被上天怜悯，所以大大降下丧亡于殷商家而覆灭宗庙断绝祭祀。先儒将“吊”解释为“至”，说殷商之道不至，这是不对的。我在《大诰》篇已经详细论述过了。殷商已经丧亡，所以我周承受上天佑助的命令，奉行上天的威严，施行王者之诛罚。〇正殷命以终于上帝，是说上帝剿绝殷商的命。终，就是所说的天禄永终。殷商的命已经终结，那么周取代殷商，承受天命以拥有天下，所以称你们多士，说我取代殷商，不是我周敢射取它。周因为世世修德所以上天监视取代殷商，没有比周更合适的。王氏说：

译“你们这些士人，放纵作恶却不被诛杀。”这与“眚灾肆赦”、“肆大眚”中的“肆”字意思相同，是说他们招致了天罚，只是诛杀独夫纣王罢了，胁从的人不予治罪。大概周公将要说明我们小国敢于夺取殷商的命数，所以呼唤你们这些士人并告知他们。王氏的说法，大概是牵强的解释。先儒认为上天保佑我们，所以你们这些士人臣服于我们，这也不是经文的本意。就像魏取代汉、晋取代魏、宋取代晋、齐取代宋、梁取代齐、陈取代梁、周和齐取代后魏、隋取代周，这些都是夺取天命啊。说小国，就像《大诰》中说“兴起我们小邦周”，大概是谦辞。《春秋》中诸侯多称“敝邑”，正是这类情况。

“允罔固乱”，应当采纳苏氏的说法，说“固”字读音如同“推亡固存”中的“固”，确实啊，上天稳固治理而不稳固混乱。上天不给予殷商家族永久的命数，大概是相信它不会稳固混乱，这才辅助我们周家，从百里之地兴起，让我们周家居于王位，这难道是敢去求取的吗？既然上帝已经不给予殷商家族永久的命数，所以下面的百姓都秉持心意归顺我们，大概是因为上天的明察与威严，源自于百姓的明察与威严的缘故。我难道曾经猎取而求取它吗？明，是上天所明察的，这就是上天保佑周家的原因；畏，是上天所威严的，这就是上天抛弃商朝的原因。明察与威严的到来，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未曾有丝毫的差错。

“上帝引逸”，这是古人的话，周公听说了。说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以使百姓安逸，这是上帝所引导的。引，是说天命的意思。既然上天恩惠百姓，君王奉行天命，那么使百姓安逸，难道不是上帝所引导的吗？夏桀不遵循使百姓安逸的道理，那么上帝对于夏朝，就像降临下来面向它，大概是谴责告诫，想要他改过。董仲舒说：“天人相互感应之际，非常令人敬畏。”国家将有失道的败亡，上天就先出现灾害来谴责告诫，如果不自我反省，又出现怪异来警示恐惧，如果还不知道改变，伤害败亡就来到了，由此可以看出上天仁爱爱护君主，想要纠正他的混乱。如果不是大失道义的时代，上天都想要扶持保全，在于勉强努力罢了，这就是上帝降临面向夏朝的意思。

上天虽然谴责告诫警示夏桀，但夏桀不能用上天的警戒，大肆淫乱放纵。并且编造言辞来自我辩解，这就是所谓的矫饰欺瞒上天。夏桀虽然有言辞，但不足以欺骗上天，所以上天不再念及听闻，而是废弃坠毁了他的大命，降下惩罚，于是命令你们这些士人的先祖成汤，变革夏朝的历法以拥有九州之师。成汤变革夏朝历法时，就挑选夏朝的俊民，让他们治理四方。下文说：“夏道的简册在王庭，有职事在百官”，就是这个意思。

殷朝的君主从成汤一直到帝乙，没有不明德而忧虑祭祀的。忧虑祭祀，是说恭敬地奉行社稷、宗庙、天地的祭祀。明德则百姓安于其治，忧祀则神灵享用其祭，人神共同歆享，这就是上天大力建立并安定治理殷朝，使其历运绵长，基业巩固的原因。殷王又都兢兢业业，只怕失去上天的心意，不因为上天大力建立并保佑治理我们，就自己懈怠，所以无不配得上天而布施他们的德泽。

至于后来的嗣王，指的是纣王。纣王则淫乱酗酒肆虐，而不明白德义，说祭祀没有益处，而不忧虑祭祀，所以看待天道如同没有明察，何况能听念先王所以勤劳国家的大道呢？大概自古昏暴的君主，不能率先遵循先王遗范的很多，但没有不畏惧的。只有纣王认为自己有天命，上天既然不畏惧他，那么他看待先王的政令又是怎样的呢？这话正与《召诰》说：“考察我们古人的德义，何况说能够考察谋划来自上天”，道理虽然相反但意思相同。纣王虽然大肆淫乱，不顾上天的明察和百姓的敬畏，所以上天不保佑，降下如此大的丧亡于殷商家族。天有显明的道，是天显；下民恭敬顺从，是民祗。不顾天显民祗，就是上不畏天，下不敬民。上天之所以不给予殷商家族永久的命数，大概是因为殷纣不明白他的德义。所以凡是存在于四方，国家无论大小，以至于丧亡的，都是天罚有其理由。像纣王不明白他的德义，上天不给予，难道不是有理由吗？现在你们这些士人还认为殷商没有灭亡的罪过，而上天还眷顾殷商，这是不知道天命。你们应当安居于此，怎么可以怀有其他的顾虑呢？

唐孔颖达说：“下篇说中宗、高宗、祖甲三位君王以外，后来即位的君王生来就安逸，也没有不能长寿的，那么帝乙以上并非没有偏邪的君王，而这里说没有不明德忧祀的，是立文的法则，言辞有抑扬，正要说纣王的不好，盛称他的先王都贤明，正因为守位不失，所以得以美言。”这个说法很好。从前鲁庄公丹漆楹柱雕刻斗拱，御孙劝谏说：“先君有恭谨的德义，而您却陷入大恶，恐怕不可以吧？”桓公固然不值得称道，而认为他有恭谨的德义，立文抑扬的法则，自然应当如此，古人都是这样的。

译王这样说：你们殷朝的众位士人，如今只有我周王伟大而灵验地秉承天命行事，上天有命说：“断绝殷朝的统治，向天帝宣告。我行事不再次前往，只有你们殷王室是我再次前往的对象。我将说：只因你们极大缺乏法度，我才不主动发动。从你们的城邑起，我也念及上天对殷朝的大罪，所以不加纠正。”

王说：“再告诉你们众士，我只是因此将你们迁居到西方。你们并非因为我一人不奉行德行而不安，这只是天命不可违背。我不敢有所迟疑，不要怨恨我。只有你们知道，只有殷的先人有册书和典籍。殷革除了夏的统治，如今你们可以说：夏朝曾简选人才在王庭，有职事在百官中。我一人只听从任用德行，所以我敢在天邑商寻求你们。我只是率领并怜悯你们，这不是我的罪过，这只是天命。”

王说：“众士，从前我从奄地来，我大大降下天命给你们四方国民。我于是明确地施行天罚，将你们迁移到远方。顺从事情，臣服于我，宗室多逊。”

王说：“告诉你们殷的众士，如今我只不杀你们，我只是因此命令有申明。如今我在这洛地建立大邑，我只四方没有宾客，也只有你们众士有所职事奔走，臣服于我多逊。你们还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还安宁地居住。你们若能恭敬，上天只赐予并怜悯你们；你们不能恭敬，你们不仅不保有你们的土地，我也将上天的惩罚施加于你们自身。如今你们只在此居住你们的城邑，继承你们的居所，你们在此洛地有干戈和年寿。你们小子于是兴起跟随你们迁移。”

王说：“又说此时，我才或许说你们所居住的地方。”

先前已经说了纣王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像夏桀丧失他的天命一样，周朝取代殷朝，也像成汤革除夏朝一样，这一起一废，都本于上天，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众士应当平心静气，深思其中的原因，安于天命而不可有其他顾虑。所以这里又重申：凡我之所以不认为你们的罪过可以诛杀而赦免你们，又为你们迁移以便靠近，使你们逐渐感化，无非是天命，是灵善。王者治理天下，其举措动作，无非是天之事，所以典称为“天叙”，礼称为“天秩”，命称为“天命”，讨伐称为“天讨”。凡施加于国家的，不是人的私意所能做的，只应当秉承天意行事罢了。能奉行天命的，天所给予；那些断绝于天的，天难道会享用吗？纣王肆意淫乱而不明于德行，所以腥闻上达于天，而被天所断弃，于是天在天下四方监察寻求可以取代殷朝的人，适宜没有比周更合适的了。因为周的文王武王，大大能善于奉行天之事，以治理其民，所以上天有命而命令我周说：“应当断绝殷朝的统治，而由你取代。”割殷与割正夏的割相同，只有天以割殷之命，命令我周王，所以周王以割殷之命而向天宣告。苏氏说：“将有割殷之事，必先向天宣告而后行，即‘将有大正于商’之意。”此说很恰当。汉孔氏说：“向天宣告，谓既攻克纣王，在牧野祭天，告天不顿兵生事。”这则不对。因为这里正说天命我有周，所以周向天宣告而后取代，这所谓的宣告，即所谓向皇天后土宣告之意，不是《武成》中的大告。惟我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汉孔氏说：“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贰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复有变。”其说不明白，不如苏氏于“惟我事不贰适”曰：“我有事于四方，曷尝有再举而后定乎？”贰适，再往也。其言是矣。至于“惟尔王家我适”，乃曰“惟于殷则观兵而归，已而再往，不申言贰适者，因前之辞也。”此则是泥于先儒观兵之说而为此解也。荀子曰：“王者之兵不试，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葢王者之用兵，既度之人，又度之己，己可以取之而彼未可取，吾不动也。彼可取而已，未可以取之。吾不动也，必其彼有必败之理，已有必胜之道。计之之审而后有事焉，则岂有再往而定乎？苏氏之言是也。但观兵之说无经见，某于《泰誓》已尝论之详矣。惟尔王家，我适当连下文说，尔王家指殷也。言凡我之事，未尝再往而后定。今于尔王家所以往而伐之者，葢我之言曰：惟尔殷纣大无法度，天人之所共弃，则我之胜商，岂至于再乎？武王数纣之罪曰：力行无度，而其所以为无度者，如曰播弃黎老，昵比罪人，朋家作仇，胁权相灭，则其无度也不亦大乎？纣既以无度之故，天人之所共弃，然后我从而伐之，则我之于尔本，岂有伐之之心哉？使纣能明厥徳，以光大成汤之绪，则周文武虽有圣徳，亦将永为商之诸侯，以藩王室而已。惟其暴虐淫湎，靡所不为，天意之所愤怒，民心之所咨怨，故不得不应天而顺人也。则商之丧亡，非祸端自周而动也，其乱从而起矣。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纣乃自伐也，故周伐之。”

译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不主动去触动你，是你自己迁往你的城邑。《伊训》说：商汤从鸣条发起进攻，我从亳地开始行动，也是这个意思。周人讨伐殷商，大概是因为我念及天命，去诛杀殷商的大罪过，所以不去追究其余党。大概是因为诛杀首恶，胁从者不予治罪，那些沾染旧习的人，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就是你们这些士人之所以能存活至今的原因。王氏说：现在不加以惩治，是因为你们不忍心助长上天施行的暴虐。《酒诰》说：上天并不暴虐，只是百姓自己招致罪祸。你们把灭掉殷商看作是上天的暴虐，可以吗？“猷”，是发语词。迁居到西边，就是你们迁往洛邑。洛邑地处中原，却说西边，是相对于殷商旧都的方向而言的。唐代孔颖达说：从殷都到洛邑，向南行进再向西回转，所以说迁居西边。人的本性没有不希望安定的，所以君王一定要让百姓安于他们的田地和家园，没有丝毫骚扰，然后百姓才能享受康乐安宁。现在却让你们承受迁徙的劳苦，并不是我一人所秉持的德行，不使你们康乐安宁。这只是天命所应当的，关键在于不要违背罢了。所以我敢不拖延而稽留，天命让你们迁居，并非出于我的私意，不要因此怨恨我。你们殷商的先人，大概都有册书典籍记载殷商革除夏朝天命的事迹，这是你们所熟知的。那么我们周朝讨伐殷商，也就如同殷商革除夏朝一样。你们难道还能有其他说辞吗？现在你们却发出怨言说：“殷商革除夏朝时，夏朝的士人，都被引导而进用，被简选而择取，让他们在王庭任职，所以有官职行使职权，列于百官之中。现在周朝对待士人，却不是这样，这说明周朝还不忘小嫌而抛弃小怨，不像殷商对待夏朝那样。大概我一人所听察而任用的，只看德行罢了。有德行就进用，无德行就退黜，哪有彼此之分呢？”唐太宗曾说：“我任用官员一定依据才能，没有才能即使是亲近如襄邑王李神符，也不随意授予；如果有才能即使是仇人如魏征，也不舍弃。”唐太宗尚且如此，何况周朝呢？现在你们这些士人沾染了殷商的余习，骄奢淫逸、自夸自大，无所不至。我怎么敢在大邑商中寻求你们而任用呢？之所以舍弃你们而不寻求，是因为你们没有德行，并不是因为对殷商有仇恨而抛弃你们。我只是遵循商汤的旧例，广泛赦免你们的罪过而怜悯你们的愚昧，将你们迁往王都，以施行教化。这不是我的罪过，也只是天命罢了。大概君王与天地合其德行，先于天意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意而奉行天时，所以他的举动，天就是圣人，圣人就是天。所以周公将殷商的顽民迁往靠近王室的地方，以及因为你们没有德行而不任用你们做官，虽然都是周朝的政令，都认为是天命。奄，是淮夷，四国三监及奄，指管叔、蔡叔、霍叔及奄国。当武王去世而周公摄政时，三监及淮夷挟持武庚叛乱，周公亲自率领军队讨伐他们，先诛杀三监，后讨伐奄国。自从讨伐奄国归来，周朝就大大降黜你们四国百姓的命运，明确地施加上天的诛罚于你们，其余的百姓则从遥远的地方迁移过来，以靠近王室，使他们亲近并臣服于我家，以多为顺从，革除他们不善的习气。周公东征，那么来自奄国的人，周公此言王说：“过去我从奄国归来，那么以从奄国归来为成王。与成王讨伐管叔、蔡叔后，一同从洛邑视察殷商的旧地，那么殷商为远，所以以迁往洛邑为移你们到遥远之地。王氏认为将百姓迁徙到远方，此事没有经典记载。既然迁徙到远方，为什么又要迁往周朝呢？王氏又以我宗为康叔，既然迁徙到远方，而康叔封于殷商旧都，怎么能臣属于康叔呢？我宗犹言我家，不是康叔。说你们这些士人的罪过固然该杀，然而我不忍心不教导就诛杀你们，所以我只是用命令来告诫你们。我营建大邑于这洛邑，大概是因为四方诸侯朝见贡赋而没有地方接待他们，又想让你们这些士人服勤奔走以臣服于我，而多为顺从以四方之故，所以有王城；因为士人之故，所以有成周。既然建立这都邑以迁徙你们这些士人。你们或许希望，拥有这块新土。先儒认为还有本土，这是错误的。迁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靠近王室，施行教化，难道又还有本土吗？希望安居于此，干事于此，而得到他们的归宿。你们如果能修养自己以恭敬，那么上天必定会给予我怜悯你们。给予怜悯，就是引导简选而在百官之中。《左传》说：恭敬是德行的聚集。能恭敬必定有德行，德行用来治理百姓，君王请任用他们。大概殷商士人的恭敬，就是迁善远罪，所以上天给予怜悯而让周朝任用他们。如果不恭敬，那么岂止不能拥有这块新土而已呢？我将施加上天的诛罚于你们身上。现在你们只是安居于你们的新邑，而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居住于此，那么你们在这洛邑就会有干禄和长寿了。继承你们的居住，就是有长寿。小子与《酒诰》中的“小子”相同，指他们的子孙。先儒以迁为迁善，其说法牵强，不如苏氏说：“你们能恭敬，天就安居，你们子孙中有兴盛者，其由来都自于迁洛。”殷人怨恨不在王庭百官，所以成王以此回答他们的意思。这是对的。大概人爱自己的子孙，是天下至情，所以以此诱导他们。王说：“又曰者，”唐代孔颖达认为凡言“王曰者”都是史官记录言辞，不是君王的话。现在史官记录君王的话“曰”

译因为前面的事情没有说完，所以说“又曰”。苏氏说：“这不是同一天的话，所以用‘又曰’来区分。”这些都不如薛博士的话：“‘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我怀疑这两句有错误。陈少南对此解释得尤为详细明白，他说：“‘王曰’下面应当有文字，那是简册脱落了。”“又曰”是承接上文而言的。《多方》篇末尾说：“王说：‘我不只是多次告诫，我只是告诉你们天命。’又说：‘那时你们起初不能恭敬地协和，那就不要怨恨我。’由此可知‘王曰’下面应当有文字。‘乃或言尔攸居’，它的文字是承接上面简册脱落的部分。我不担心知道它下面的内容了。这一篇与《盘庚》都是告知迁居的意思，所以它们的辞意大多相似。‘非我一人奉徳不康宁’，就是《盘庚》所说的‘我延续你们的命于天’。‘予岂汝威也？时惟天命无违’，就是所说的‘天将永远把我的命定在这新邑’。‘无我怨’，就是所说的‘你们不要共同愤怒、勾结、防备、议论我一人’。大体都是这样。大概古代的圣人，只是不忍心轻视百姓而欺骗他们，所以他们谆谆告谕的话语，开导他们做这个而禁止他们做那个，不约而同。汉朝初年，因为娄敬的建议，迁徙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燕、赵、韩、魏的后代以及豪杰名家，来充实关中。后来世代迁徙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高资富人以及豪杰兼并之家到诸陵，这也是迁徙殷朝顽民的遗意。然而周公迁徙殷民，大概是让他们靠近王室，效法教化他们的训诫，所以虽然是商朝的遗民，沾染了恶习，不能自我反省，但成王、康王在上面建立皇极，周公、君陈、毕公在下面宣扬大德，经历百年之后，这些百姓才大大转变为忠厚。汉朝迁徙豪杰，只是作为强干弱枝的手段罢了，并没有教化他们的道理。所以关中因为五方之人混杂，风俗不纯正，世家大族喜好礼文，富人以经商牟利，豪杰则游侠通奸，这与周朝的风俗固然相差万倍了。不仅如此，周公迁徙他们，是用优游宽大的言语，从容地逐渐浸润他们，使他们感动而归向善道。汉朝则不然，只是命令迁徙，就迁徙了，不曾有告诫劝谕的言辞。秦少游学士说：“上等的防止议论，次等的有言语，下等的来不及言语。像汉朝这样，就是所谓来不及言语的。”

译《无逸》出自《周书》。

周公作《无逸》。《无逸》中周公说：“唉！君子处世，切莫贪图安逸，应先知晓耕种收获的艰难，这样在安逸时才能体察百姓的依赖。观察那些平民百姓，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于耕种收获，他们的子女却不知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贪图安逸、变得轻慢，既狂妄又不敬，甚至侮辱自己的父母说：‘从前的人没有听闻和见识。’”

周朝兴起时，凭借百里之地的诸侯身份，积累德行、累积功业，于是取代商朝而拥有天下。天下统一之后，成王继位。成王即位时，百官约束自己以听从冢宰的指挥，制定礼乐，建立制度纲纪，没有不完备的，天下太平。此后成王开始亲政。大概是因为他在年幼之时承受万乘之尊，在天下安定之后处理万端事务，没有经历栉风沐雨的艰辛就占据了这富贵的地位，没有耗尽精力、疲惫精神的辛劳就享受了这治世的成效，那么贪图安逸享乐的心不期而至地自然产生了。所以周公在他刚亲政之初就写了这篇文章作为告诫。范内翰曾说：“贤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能在祸乱未发生前予以挽救，在邪念未显现前予以防范。如果祸乱已经发生，那是众人所能知道的，还依赖贤者做什么呢？”周公在成王贪图安逸享乐的心尚未萌发时，那谆谆告诫的话语就已经如此，这就是周公之所以为周公的原因。汉代的孔氏说：“成王亲政，担心他贪图安逸享乐，所以用所告诫的内容作为篇名。”而丰祭酒也说：“孔子编排《尚书》，用周公所告诫的内容作为篇名。”周公告诫成王，其大意固然在于不要贪图安逸，但如果认为因为此义而命名篇名，则必然会有窒碍不通之处。为什么呢？因为《尚书》五十八篇，其篇名本来就不能都概括全篇的意义。这种说法大概是由于认为编排《尚书》的工作出自孔子之手，所以认为篇名都包含其意义，殊不知这都是当时的史官摘取几个字作为简册篇目的区别，所以其意义有的可以贯通，有的窒碍无法贯通。如果不强求篇名一定包含其义，就没有拘泥的弊病了。《尚书》的序言中有直接陈述作者而不陈述所写事情的，如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无逸》《立政》就是如此。司马侍讲说：“本篇论述不要贪图安逸的事情，文义已经明白易晓，所以孔子作序只说周公作《无逸》。”而薛博士也说：“不要贪图安逸的意义很明确了，在作序时，只是端正其名称罢了。所以说周公作《无逸》。”这也不对。既然《无逸》的序言不陈述写作的原因，而在篇首也不陈述，那么说因为文义明白易晓，所以在序言中只端正其名称，是可以的。然而考察五十八篇，在篇首有详细陈述写作原因的，这说明文义已经明白易晓了，为什么又在序言中重申呢？大概《尚书》的序言原本自成一篇，不冠于每篇之上。所以其体例往往不同，有的事迹见于序言而篇首不陈述的，《汤誓》《大诰》就是如此。有的事迹见于篇首而序言不陈述的，《咸有一德》就是如此。只有这篇的序言与篇首都不陈述写作的原因，这都是各自出于当代史官一时的旨意，不可以作为定论。因此为之解说的人，必然在五十八篇中遇到窒碍不通之处。“君子所其无逸”，是说君子处世，切莫贪图安逸。司马侍讲说：“周公感叹赞美君子处世常不可贪图安逸，这是对的。”大概君主一身，危害他的因素很多，有的因为酒，有的因为色，有的因为音乐，有的因为田猎，有的因为宫室，有的因为珍禽奇兽，都可以成为天下动乱的征兆，而其根源都来自君主的贪图安逸。而君主如果有贪图安逸的心，那么这几种因素就有空隙可以乘虚而入了。这就是君子处世不可以贪图安逸的原因。然而君主凭借无敌的尊贵，无伦的富有，那么什么欲望不能得到，什么事不能成功？所以即使万里之外难以得到的东西，可以使其在几步之内得到；数年难以完成的事情，可以使其在一日之间完成。这样贪图安逸的心就会逐渐滋长了。因此贪图安逸常常容易，不贪图安逸常常困难；贪图安逸的人常常多，不贪图安逸的人常常少。如果不是有办法警示恐惧并制约驾驭他，使他担忧于此，思虑于此，而他贪图安逸的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发作，有所愧疚而不肯发作，那么怎么能做到不贪图安逸呢？所以君子不贪图安逸，必定先知晓耕种收获的艰难。鲁哀公问孔子说：“我生长在深宫之中，由妇人抚养长大，未曾知道忧愁，未曾知道劳苦，未曾知道恐惧，未曾知道危险。”孔子说：“您进入宗庙门向右登上台阶，从东阶抬头看屋梁，低头看几案，器物还在，人已不在。您以此思考悲哀，那么悲哀怎么会不来呢？您天未亮就梳洗戴冠，天亮时听政，一件事物应对不当，就是动乱的开端。您以此思考忧愁，那么忧愁怎么会不来呢？”劳苦、恐惧、危险，都是如此。周公想要不贪图安逸，就先知晓耕种收获的艰难，这也是孔子想要哀公思考的意思。有思考的内容，那么戒慎恐惧的心就不敢忘记；有知晓的内容，那么怜悯抚养的心又怎敢忘记呢？这就是不贪图安逸的原因。司马侍讲说：“农事最为劳苦艰难，寒冬耕种，酷暑除草，浑身沾湿，双脚涂泥，终年勤力，幸好没有水旱螟蝗风雹的灾害，然后才能……”

译先缴纳租税，再偿还拖欠的债务，剩下的已经没有了。那些田地多而人口少的，仅能维持一年的用度。那些田地少而人口多的，不免又要向人借贷。他们吃的不够糟糠，穿的不够粗布短衣。如果稍微遇到水旱饥荒，那么冻饿死在沟壑里的人就数不胜数了。他们是天下最勤劳的人，承受着天下最艰苦的生活。天下人的衣食都出自农民。能够养活天下所有人的性命，而农夫反而自己缺乏衣食，以至于冻饿而死。看这番话，那么天下所谓的艰难，难道还有超过这个的吗？如果能把耕种收获的艰难，常常放在心中。一想到这些，那么警惕和恻隐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大概会说：他们劳苦万状，我怎么忍心安逸呢？百姓必定能够安心从事田间耕作，而没有丝毫的干扰。苏氏说：旧说认为先知道农夫的艰难，才谋求安逸享乐，这是不对的。周公正是把安逸作为深深的警戒，怎么会急于谋求安逸呢？大概说：君王应当先知道耕种的道理，只有艰难才能带来安逸快乐。这个说法是对的。前代儒者的失误在于“谋”这个字，把安逸享乐当作谋求的目标，那就是有心于安逸。有心于安逸，就会成为百姓的祸害。只有把耕种艰难放在心上，而不留意安逸的，才能得以安逸。大概喜好安逸未必能得到安逸，不追求安逸的人自然安逸。李翱说：人们都知道重敛可以得财，却不知道轻敛得到的财更多。柳宗元说：贪官污吏经商，不如廉洁官吏经商，后者获利更广阔。这就是周公所说的“不追求安逸反而安逸”的道理。不追求安逸反而安逸，并非如此。不追求安逸的人，他的心已经在于安逸了。效法它必然达到，这是理所当然的。自古以来无为而治的，只有舜。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而坐罢了。扬雄问道也说：垂衣拱手而看百姓富足，这就是无为了。然而舜之所以享受安逸，难道没有用心吗？从耕种陶器捕鱼直到成为帝王，耕种的艰难都亲自尝遍了。不仅仅是知道，这就是他无为而治的原因。君主知道耕种的艰难，不是徒然的。想要知道百姓所依赖的是什么。百姓所依赖的，是衣食。鱼没有水就会死，所以鱼所依赖的是水。人没有衣食就不能生存，所以人所依赖的是衣食。君主能知道百姓所依赖的在于此，那么他的一举一动，一道号令，都唯恐夺取百姓的农时和困乏百姓的体力，使他们失去所依赖的。这可以轻视吗？相视，是看那些农民。不孝无知的人，他们的父母勤劳于播种收获，得以养育子女，子女不劳而坐享父母的养育，所以不知道耕种的艰难。既然已经不知道了，所以他们用心不谨慎而考虑祸患不深远，只求苟且眼前，因此肆意享乐，轻率浪费妄用，败坏父母的基业，而且违背常理不恭敬，无所拘束。进而用荒诞妄言欺骗父母，不然就轻慢侮辱父母，说：“你们只是年老的人，没有什么见闻知识。”意思是他们没有什么见闻知识，所以不能享受安乐，只是自讨苦吃罢了。古代的君主，只有从底层崛起的人，没有不知道耕种艰难的，如汉高祖、宣帝、光武帝、唐太宗、本朝太祖、太宗皇帝就是这样。只有继承皇位守成文的君主，不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旦继位，就享有前世的富贵，得到既容易，所以对于耕种的艰难，很少知道的。如宋武帝，年轻时在丹徒亲自耕种，等到受命即位，锄头耒耜等农具还有不少留存，都命令收藏下来留给后人。等到文帝去旧宫，看见并询问，左右如实回答，文帝面露惭愧之色。有近侍进言说：“大舜亲自耕种历山，伯禹亲自从事土木工程，陛下如果不看列圣留下的物品，怎么知道耕种的艰难？怎么知道先帝的至德呢？”文帝是元嘉年间的贤君，尚且在这方面不足，何况其他人呢？文帝以锄头耒耜为耻，确实是失德，然而他在衡阳王将要出发时饯行，命令诸子暂且不要吃饭，等到聚会时设置的饭菜，太阳偏西还没到，大家都有饥饿之色，于是对他们说：“你们从小生长在丰裕安逸中，没见过百姓的艰苦，现在让你们知道有饥饿之苦，知道用节俭来对待事物罢了。”那么文帝对于耕种的艰难，并非不深知。他把武帝的亲自耕种当作耻辱，大概是耻于先世的贫贱罢了。唐明皇曾经在苑中种麦，率领太子以下亲自去割，对他们说：“这是用来祭祀宗庙的，所以不敢不亲自做。”他是想让你们知道耕种的艰难。宋文帝让他的儿子挨饿，唐明皇让他的儿子割麦，都是担心他们生来富贵，不知道饥饿耕获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让他们处于困厄劳累的地方而让他们知道。儿子既然知道了，就不敢侮辱父母了。如宋孝武帝拆毁高祖所住的阴室，在那里建造玉烛殿，和他的群臣观看，床头有土墙，壁上挂着葛灯笼、麻绳拂尘，侍中袁觊极力称赞高祖俭朴的德行，孝武帝不回答，只说：“田舍翁得到这些就已经过分了。”齐废帝、东昏侯建造宫殿，都用金碧装饰。武帝在光楼上施青漆，世人称为青楼。东昏侯说：“武帝不灵巧，为什么不全部用琉璃？”这就是所谓的侮辱父母说：“从前的人没有见闻知识。”宋武帝、齐东昏不值得责备，如果

译汉武帝是可以指责的。汉文帝曾经想建造露坛，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需要一百金。文帝说：“一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承奉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有愧于先帝，哪里还需要建造露坛呢？”这是文帝心中战战兢兢，只怕自己不能享受先帝留下的福泽。而汉武帝却不是这样，他建造建章宫，左边是凤阙，右边是神明台，号称千门万户，土木工程耗费超过前代好几倍。那么他的内心必定认为前代的制度狭隘鄙陋，不足以显示天子的尊贵。正因为他轻视前代的制度，所以由此积累下来，高皇帝的约束规定就被纷纷更改，最终完全废除了。他为什么不思考曹参问汉惠帝的话：“陛下仔细考察圣武，谁比得上高皇帝？您却傲视前代，认为他们不足取吗？”虽然汉武帝的政令文章光辉灿烂、值得称道，但他所犯的错误却太大了。所以周公用不肖子弟作比喻，说他们不知道耕种的艰难，因而安逸放纵、言语轻慢，既然荒诞无礼，就侮辱他们的父母说：“以前的人没有值得听见的见识。”这确实完全描述了不肖子弟的情状。周公以此进谏告诫君王，大概是希望君王谨慎地遵守周文王、周武王忧劳勤勉、防备奢侈节俭的道理，以此来救济百姓，不可以稍有改变，这样才能保持丰盈、守住基业。观察汉武帝，才知道周公的话确实是万世的明鉴。

译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殷王中宗，严肃恭敬地敬畏天命，用法度约束自己以治理百姓，恭敬戒惧，不敢荒废政事而贪图安逸。因此中宗在位七十五年。至于高宗，从前曾在民间劳作，与平民百姓相处。当他即位时，曾守丧三年不说话，他不说话，一说话就和谐，不敢荒废政事而贪图安逸，使殷国安定，以至于大小官员百姓都没有人怨恨。因此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至于祖甲，因为不合乎道义，从前曾做过平民。当他即位时，于是知道平民的依靠，能够爱护恩惠百姓，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因此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从这以后，立为王的人一生下来就安逸，一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听到平民的劳苦，只追求享乐。从这以后，也没有人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

周公作《无逸》，大概是因为成王刚听政，天下已经太平，不曾劳累他的筋骨，困苦他的心志，却凭借这崇高的地位，享受这安定的成效，那么畏惧之心容易松懈，骄奢怠惰之心容易滋生，所以想让他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又用那些平民中安逸、轻慢、欺诈、侮蔑的人来警戒他，让他知道前世积累的不易，而不敢轻视。然而周公的心还认为不够，又举出商朝君主中不贪图安逸的，在位年代长久；贪图安逸的，就早亡其国。让成王如果将要沉溺于安逸享乐，以苟且求得眼前的快乐，那么就没有希望享有在位年代长久；如果要想长寿，以保全无边的福分，那么即使一天的安逸，也不可以做。大概声色游猎，以放纵安逸快乐的心情，是人君所想要的；而在位长久，以得到高寿，又是人君所最想要的。用他所最想要的来节制他所想要的，或许他知道所羡慕的了。这是周公作《无逸》的本意。《诗经》说：“殷商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的时候。”殷商的借鉴在夏朝，那么周朝的借鉴就在殷商了。所以周公警戒成王，所以举出商朝不贪图安逸的君主来说。司马光说：“前代不贪图安逸的君主很多，唯独称引商朝以来的贤王，是因为商朝的事离周朝最近，熟知其详情，所以选取切近的话来说，容易效法。”商朝的贤王不说成汤而说三宗，危素说：“三宗是继世拥有天下的君主，与成王相同。”这篇说周公说“唉”的有七处。司马光说：“人想要说话，如果意深事重，那么必须先叹息。周公说话每次更端就说‘唉’，就是这样。”中宗是大戊，大戊是成汤的玄孙，大戊的哥哥雍己立为王时，殷道衰微，诸侯有的不来朝见，等到太戊立为王，殷复兴，诸侯归附他，所以他的庙号为中宗。大概古代祖有功而宗有德，其他庙则亲尽而轮流毁弃，只有祖宗的庙则百世不毁。所以刘歆说：“天子的庙七座，七是正法数可常数。”宗不在这个数中，如果有功德就宗之，不可预先设定数，所以在殷大甲为大宗，大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周公《无逸》的警戒，举殷三宗来劝成王。由此说来，宗没有定数。那么大戊称为中宗，大概是殷人因为他有德，立庙为宗而不毁，“曰中宗”是他的庙号。严恭寅畏天命，是说他的畏天。大概天命没有常定，修德就降福，不修德就降祸，所以不可不敬畏。唐孔颖达说严是威，恭是貌，寅是心。胡瑗则以严为貌，恭为行，寅为心。像薛季宣、丰稷，都从而分别，都不必这样。既说严，又说恭，又说畏，大概是说他的畏天之心有加而无已。书的文辞，其义同而重复说的多了。这正如所谓“日严只敬六德”，说敬重六德的人与之共事，而王氏以为貌严、行祗、心敬。他的畏天，岂徒然哉？自度，是自治以法度。犹如所谓“身为法度”，能自治以法度，那么不耽于逸豫了。《史记》说：“大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大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欤？帝其修德。’大戊从之，而祥桑枯死。”大戊对于天命，其战战兢兢如此，所以他的自度可知了。惟其自度，所以以治民则致其祗惧，而不敢荒怠自安。昔禹之训有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则治民不可以不祗惧。《酒诰》说：“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大戊的严防寅畏天命，所谓畏天显；治民祗惧，所谓畏小民。惟其无逸如此，故在天子位享国祚者七十有五年。高宗武丁，大戊之孙。武丁未即位之前，其父小乙欲其知稼穑艰难，人民疾苦，故使之出居民间，劳苦于外。及小人共事，故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诸家说者，无不以《说命》言“既乃遁

译在荒野，进入河边的住宅，从河地迁往亳地，这是高宗过去在外辛勤劳作的证据。《说命》中“既乃遁于荒野”以下的文字，是说甘盘逃遁离去，隐藏踪迹、隐没名声，不知他的最终下落，所以高宗想要傅说的训诫，说“我的志向不是这样”，这是高宗过去在外辛勤劳作的事情。高宗既然长期居住在民间，亲身经历了劳苦，因此当他起而登上天子之位时，就不敢安逸享乐。居丧期间，他居丧守制，三年不说话，他对孝道的笃诚就是这样。既然除去了丧服，就可以说话了，所以他一说话，天下就没有人不和睦。大概正因为他不说话，所以说话时天下人都信任他。而高宗治理百姓的方法，也像中宗不敢荒废安宁一样，所以能够很好地治理商朝，无论国家大小，都能得到百姓的欢心，没有怨恨他的人。先儒认为“靖”是谋划，说善于谋划，我私下认为“靖”应当解释为治理。《释诂》说：靖，谋划。《周颂》说“靖四方”。毛亨说：谋划。郑玄说：治理。郑玄的说法更优，那么这里也应当解释为治理。正因为这样不贪图安逸，所以高宗在天子之位上，享有国运长达五十九年。祖甲，是成汤的孙子太甲。太甲，是大戊的祖先。论世代的先后，先有太甲，其次是大戊，再次是武丁。现在却把祖甲列在武丁之后，先儒说：这是根据德行优劣和享国多少来排列先后，所以祖甲排在下面。而苏氏的说法尤为明白，他说：这里正在论述享国时间的长短，所以先说享国时间最长的，这不是按世代先后排列的。这个说法符合周公的本意，而郑康成却把祖甲当作武丁的儿子帝甲。查考《殷本纪》，武丁去世，儿子祖庚继位；祖庚去世，弟弟祖甲继位，这就是帝甲。帝甲淫乱，商朝再次衰败。商朝的君主既然有祖甲，而且他的世代在武丁之后，那么郑康成的说法似乎更优。然而帝甲既然因为淫乱导致商道衰败，就不是不贪图安逸的君主，周公怎么会选取他呢？郑康成的说法，认为帝甲有哥哥祖庚贤能，武丁想废黜哥哥立弟弟祖甲，认为这不义，于是逃到民间，所以说“久为小人”。这个说法大概本于马融，没有经典依据，难以凭信。陈少南也认为这个说法可信，而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诬蔑，并且说周公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这文辞不能说不是按世代先后来说的。周公既然以享国时间的长短来排列先后，并且把他们的次序列在上面了，他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大概是承接前面的文辞，不是按世代先后。唐代孔颖达引《国语》说：“帝甲扰乱了朝政，七代之后灭亡。”那么司马迁把帝甲当作淫乱的君主，不是没有根据的，怎么能说是诬蔑呢？看《太甲》篇说：“这确实是不义，习惯成了本性。”又说：“我小子不明德，自取不类，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以致招致罪过于自身。”这正是所谓不义，只有君王过去是平民，那么把祖甲当作太甲，难道不是很明显吗？难道不比郑康成所载祖甲过去是平民的事情更好吗？只有太甲刚即位时，陷于不义，做出平民的品行，所以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让他处于忧患之地，激发他的愧耻之心。过了三年，他能够悔过自责，处于仁德，迁向正义，听从伊尹的训诫。所以他起而即位，就能知道平民所依靠的，不贪图安逸享乐而耽误农时，困顿民力，所以能使众民安顺。即使是鳏寡不能自存的人，都能恭敬地赡养他们。正因为这样不贪图安逸，所以太甲享有国运长达三十三年。自时厥后，说的是继三宗而立的人，有的在中宗之后，有的在高宗之后，有的在祖甲之后。他们所立的君王，活着时安逸享乐没有节制，只图自己快乐，不再体恤百姓。他们之所以安逸享乐，是因为生于深宫，长在富贵，不知道耕种的艰难，听不到平民的劳苦，所以只沉迷享乐的事情就跟着去做。正因为这样安逸享乐，所以损害本性、折损寿命的事情就多了。所以他们享有国运长的十年，短的只有三年而已。周公引用商朝的君主，以他们的贤与不贤作为鉴戒，大概是想让成王在上位忧勤，像商朝的三宗一样，那么他享有国运长久也将像他们一样。长的七十五年，短的也有三十三年。如果在上位安逸享乐，像商朝的后王一样，那么他享有国运短暂也将像他们一样。长的不过十年，短的只有三年而已。成王将选择哪一条路呢？世上的人多把长寿短命归之于天命，却不知道人的长寿或短命是自己选择的。如果忧勤像三宗，而享有国运短暂到三四年；安逸享乐像后王，而享有国运长久到七十五年。这样才可以归之于天命，什么是没有招致而到来的，那就是天命。至于忧勤而长寿，安逸享乐而短命，这是自己选择的，难道是天命吗？古人有话说：“眼睛喜爱美色，叫做砍伐性命的斧头；耳朵喜欢淫声，叫做攻击心灵的鼓；嘴巴贪图美味，叫做腐蚀肠子的药；鼻子喜欢芬芳，叫做熏喉的烟；身体安坐车马，叫做招致跌倒的机关。”这五样东西用来养生，也用来伤生，那么放纵安逸享乐的危害最大，损害本性、折损寿命由此产生。现在天下的百姓，那些居住在深山穷谷之中的人，裸露他们的肌肤，劳苦他们的筋骨，经历岁月穷年而不得休息，即使终其一生也不知道

译声色美味之所以令人喜爱，所以他们的寿命大多能达到百年。那些居住在都城之中、天子车驾之下的人，繁华景象令人快乐，嗜好欲望令人玩味，所以大多不能享尽天年而死。由此看来，君主的长寿，难道不是根本在于不贪图安逸吗？自古以来，臣子爱护君主，没有不希望君主长寿的。大概《洪范》所说的五种福分，第一就是长寿。五福以长寿为首，那么世间所说的各种福分，没有比长寿更好的了。《天保》是报答君恩的诗篇，其中说：“像南山那样长寿，不亏损不崩塌。”而召公颂扬天子的美德时，也说：“天子万年，天子万寿。”周公告诫成王，大概希望他统治国家长久，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他爱护成王的心，可以说是极至了。而他之所以能统治国家长久，就在于不贪图安逸。由此可知周公爱护君主之深，所谓用德行来爱护君主，正是如此。

译周公说：“唉！这也正是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克制和敬畏，文王穿着低贱的服饰，致力于安民和农耕的事业，温和柔顺、美好恭敬，关怀保护小民，施恩惠于贫困的鳏夫寡妇。从早晨直到日中，甚至到日昳，没有空闲吃饭，用来使万民都和谐。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打猎，因为各诸侯国的贡赋只供应正当的用途。”文王接受天命，是在他中年时，他在位五十年。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就不要在观看、安逸、游乐、打猎上过度，因为万民的贡赋只供应正当的用途。不要说：‘今天沉迷享乐，这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也不是上天所顺应的。’那时的人就会有大的过失，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迷乱，酗酒败坏德行啊！”周公的告诫，成王既引用商朝前三位君主，他们忧勤不懈而享国长久，希望成王以此为法则；又引用商朝后来的君主，他们安逸享乐而早早失去天命，希望成王以此为鉴戒。意思是说，前三位君主享国长久，不是上天特意延长他们的寿命，而是他们自身有延长寿命的原因；后来的君主享国短暂，不是上天特意缩短他们的寿命，而是他们自身有缩短寿命的原因。上天对人，吉凶寿夭，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难道只是偏私于前三位君主而特别厌恶后来的君主吗？只是因为他们在安逸与不安逸上有区别罢了。成王如果想要像商朝前三位君主那样享国长久，那么他无逸的心，怎么能不像前三位君主那样呢？这实在是周公爱戴君主的极致，然而周公的心还认为不够，又用文王享国的效果来告诉他。大概前代的君主，离周最近的，没有比殷商更近的，而我们周家祖宗的成法可以作为楷模的，比起商朝，又更近一些，所以先引用商朝的君主，然后才说我们的先王。就像《伊训》这一篇，先说夏后氏的美德而其子孙不遵循，于是说他们的烈祖的美德来训诫君王。古代的大臣，陈述善道、闭塞邪路，以启发开导君主，大都采用这种方法。周公感叹地说，不只是商王如此，我们的先王也是如此。我们周的大王、王季，都能谦抑而敬畏，不曾怀有骄傲懈怠之心，所以大王能够开创王业的基业，王季能够勤劳王家，而周的基业从此兴起了。文王继承他们，然而也不敢安逸享乐而困害百姓。大概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是要让君主用一人来治理天下，而不是用天下人来奉养一人。所以文王治理他的国家，只以百姓不得安定为忧虑，而不以一己的忧劳为困难。恭敬节俭节约用度，以降低他的服饰，大概是为了成就安民之功，以及治理农田之功罢了。柔和恭敬的美德都尽善尽美，大概是为了关怀保护小民，以及施恩惠于贫困的鳏夫寡妇罢了。从早晨直到日中及日昳，没有空闲饮食，大概是为了使万民都和谐罢了。如果想要天下的平民百姓没有不蒙受恩泽的，那么就不要期望适合一己的安逸，如果适合一己的安逸，那么天下的百姓必定有不得其所的。假使文王穿华丽的衣服，那么必定不能成就安民治田之功；狠毒暴虐傲慢，那么必定不能施恩惠于穷苦百姓；只念及口腹之欲，那么必定不能使万民都和谐。为什么呢？天下没有两全其美的利益。因此文王宁愿委屈自己以便利百姓，不肯违背百姓来奉养自己。然而文王爱民不仅于此，又不敢沉溺于游乐打猎，大概是因为各诸侯国的贡赋只供应应当使用的，如果用来供应游乐打猎的费用，那就不是正当的了。天地生产的财物有限，而各诸侯国的贡赋有定数，如果用来供应私人的费用，那么必定有接济不上的时候，而横征暴敛将由此产生。这就是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打猎的原因。只有文王无逸像这样，所以他享有国祚五十年。受命在中年，是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而在位五十年，那么接受天命而继位，以九十七岁来说，正好得到一半，所以在身上算是中年。唐孔颖达说：“文王即位时四十七岁，在身上不算中年而说中年，是举全数来说的。”徽、懿都是美的意思，徽柔懿恭，是说柔和与恭敬都尽善尽美，不是用声音笑貌来做的，就像说诚信恭敬能够谦让一样。日中昳，是说日中及日昳的时候。《左传》说：“太阳升到中间，吃饭时为二，早晨时为三，所以太阳有十个时辰。”平旦之后吃饭，吃饭时之后日中，日中之后日昳，昳就是昳，是说太阳倾斜而下。《说文》说：“太阳在西方时昳。”既然称为吃饭时，那么人饮食，大概在这个时间，现在从早晨到日中及日昳而没有空闲吃饭，他的勤劳可见了。遑就是暇的意思。唐孔颖达说：“重复说的人，古人自有复语，就像说艰难一样。”在《易经》中，损上益下为益，损下益上为损，损下的人适宜上人的增益，而却成为损，是因为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文王想要成就安民治田之功，就降低他的服饰；想要施恩惠于贫困的鳏夫寡妇，就温和柔顺美好恭敬；想要使万民都和谐，就没有空闲吃饭。身为君主，而他的奉养如此微薄，经营如此辛劳，可以说是损上益下了，而他的效果以至于享国长久，益处哪有比这更大的呢？而解说的人却说文王因忧勤减寿，武王因逸乐延年，这违背了经世之言，文武的年龄，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这是文武的年龄都算是期颐之寿。《鱼丽》的序说：“文

译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来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来治理外务，始于忧虑勤勉，终于安逸享乐。”这是说文王和武王都因为忧虑勤勉的缘故，而后才享受到安逸享乐，并不是说文王忧虑勤勉而武王安逸享乐。既然不是文王忧虑勤勉而武王安逸享乐，而且文王和武王都享尽了百岁高龄，怎么能说文王因为忧虑勤勉而减损寿命，武王因为安逸享乐而延长寿命呢？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大概是依据《文王世子》中的话：“我一百岁，你九十岁，我分给你三岁。”认为只有文王自己减损三岁来增益武王，所以才有减损寿命、延长寿命的说法。想要分给武王三岁，大概是为了成就他攻克商朝的志向。那么就是文王十八岁时生下武王，到文王去世时武王已经八十岁了。武王即位十一年讨伐商朝，攻克商朝两年后去世，他继承大统，大概就在那分给的三岁之内。如果不分给他，商朝就不能被攻克，他之所以有时减损有时增加，并不是因为忧虑勤勉或安逸乐的缘故。周公说文王因为不沉溺于安逸而享国长久，先儒却说文王因为忧虑勤勉而减损寿命，学者将相信谁呢？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从今以后继承世位的君主，都应当如此。司马侍讲说：“不仅成王应当以此为戒，从今以后继承世位的君主，都应当以此为戒。”周公用意深远，垂训后世，所以一并提及，这是对的。淫，就是过度；观、逸、游、畋，都是所谓的安逸享乐。想要一一辨析它们，那么就像隐公观鱼，庄公观社，这就是所谓的“观”。秦二世居住在禁中，公卿很少能朝见；唐敬宗天色已晚才坐朝，这就是所谓的“逸”。周穆王周游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这就是所谓的“游”。太康在有洛之表打猎，这就是所谓的“畋”。观、逸、游、畋，是人情所难免的。先王难道厌恶它们吗？所厌恶于观、逸、游、畋的，是说它们过度。过度而为之，像前面几位君主的做法，那么耗费不可估量，百姓会遭受其害。商朝后来的君主所以享国短暂，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不可过度追求观、逸、游、畋之乐，因为万民的税赋只供给他们的需用，怎么能轻率耗费而胡乱使用呢？有人说“庶邦”，有人说“万民”，这也是史家的文体经纬其文，不必为此做解释。能爱惜万民的膏血，而不供给一己的私欲，那么他享国也将像三宗文王一样长久。享国的长久，在于不沉溺于观、逸、游、畋，以万民正当的供给为度。而汉武帝倚仗其富强的资财，无所不为，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的珍宝充满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的骏马充斥黄门。广开上林苑，挖掘昆明池，营造千门万户的宫殿，建立神明通天台。又曾经率领军队十余万，北巡朔方，于是东幸缑氏，登中岳，东巡海上，封禅泰山，又沿海北至碣石，历经北边八个月之间，行程一万八千里。其耗费不可胜计。于是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及车船租及六畜。其肆意追求安逸享乐，以横征暴敛于民，一至于此。却想要礼遇方士，祭祀神人，游大海，望蓬莱，以求长生延年之术。这正是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不能自我宽慰说：“只有今天为此沉溺享乐，以后不再做了。”沉溺享乐，不是用来训导百姓的，不是用来顺应天道的，这是人君的大过。自古以来人君沉溺享乐，难道是因为它有害于治理而为之吗？大概是因为认为无害。他们自以为终年忧虑勤勉，只有一天的沉溺享乐，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一日二日之间，而危亡的征兆达到万数。所以一日的勤勉就有一日的成效，一日的安逸就有一日的危害。从此积累起来，以一日之逸为无害，那么即使一月也可以一月之逸为无害；那么即使一岁也可以一岁之逸为无害；那么即使终身也可以。大概人君不可以有安逸享乐之心，如果有这种心，那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岁复一岁，浸淫横流而不可遏制了。仰天而天或许疲倦，俯地而地或许懈怠，那么那确然颓然者，将与众物一起腐朽了。大概至诚无息，悠久无疆，都是不息的积累。如果有息，那么一日的沉溺享乐而终身的祸患，就在于此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息。有息就不能长久，不能长久那么善心日消，人欲日肆，而无复有为了。昔宇文士及对唐太宗说：“南衙群臣当面折冲廷争，陛下不得举手。今日幸在左右，不少有将顺，则为天子亦何聊使？”他以少有将顺为无害，从此积累起来，那么朝夕之间，左右之臣将务为阿谀了。沉溺享乐的源头，其不可开启就是这样。陶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百甓于斋内。人问其故，侃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陶侃的心，以一日之逸，其害如此。人君能以陶侃之心为心，那么岂以今日沉溺享乐为可哉？观《酒诰》言商纣之酣身，至纵淫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其祸惨矣。而其源盖自于一日之耽乐，故周公戒王曰：“无若商王受之迷乱

译（周公）认为沉溺酗酒是美德。」苏东坡说：「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纣那样迷乱于酒德』，成王难道有这种过错吗？当时的君主不曾怪罪他，而前代史书却记载此事作为美谈。」这种说法很好，大概向君主进言切直而不避讳的，这实在是大臣爱护君主的心意。唐太宗营建洛阳宫殿，张元素说：「过去阿房宫建成，秦朝百姓离散；章华台建成，楚国众心背离；干阳宫、华清宫建成，隋朝百姓解体。我担心陛下过错超过隋炀帝。」贾谊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它的车辙痕迹可见。然而如果不避开，那么后面的车也将翻覆。」这些都是符合周公的心意。商朝灭亡而周朝取代它，那么必定忌讳商朝的恶行，而可以借鉴的没有比商朝更合适的；秦朝灭亡而汉朝取代它，那么必定忌讳秦朝的恶行，而可以借鉴的没有比秦朝更合适的；隋朝灭亡而唐朝取代它，那么必定忌讳隋朝的恶行，而可以借鉴的没有比隋朝更合适的。所以忠臣的言论，必定以此向君主进献建议，让君主知道所应警惕的事情。

译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尚且互相训导告诫，互相保护安抚，互相教育开导。百姓没有谁互相造谣惑众、制造幻象，如果君王不听从这些正道，人们就用邪道来训导他，于是变乱先王的公正法度，小到细务，大到根本，全都扰乱。百姓如果不顺从，内心就违背怨恨；如果不顺从，口中就诅咒咒骂。”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再到我们周文王，这四位君主都明智通达。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怨恨你，咒骂你，你就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如果有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确实如此，不仅不敢怀怒。’如果不听从这些正道，人们就有人造谣惑众、制造幻象，说：‘小人怨恨你，咒骂你，你就相信他们。’如果像这样，就不长久思念他的君主，不宽宏大量，胡乱惩罚无罪的人，杀害无辜的人，怨恨就会同样聚集，丛聚在他身上。”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要以此为鉴。”

周公既想使成王以商朝的三位先王和我们周朝的先王为榜样，以商朝的后王和纣王酗酒为警戒，战战兢兢，怀着忧勤戒惧之心，来保全已成的基业，不可以片刻舍弃。即使是一天的沉溺享乐，也不可以做，这样才能长久享有国家，获得长寿。周公在这里又认为，作为君主，如果能够不贪图安逸，那么公正就清明，邪恶就无法萌发，怨恨就无法产生，刑罚就不会暴虐，这就是治理安定的原因。如果贪图安逸，那么心术就不明，心术不明那么谗言邪恶必然萌发，谗言邪恶萌发那么怨恨必然产生，怨恨产生那么刑罚必然暴虐，这就是混乱灭亡同时发生的原因，其根源都来自于一日的安逸。这就是周公反复论述的原因。古之人指的是前代盛世。前代盛世，政治教化修明，天下安宁，可以无事于进谏了。然而臣子尚且互相训导告诫、保护安抚、教育开导他们的君主，君主在上面兼听，下面情况通达，那么百姓的利害没有不周知的，这就是百姓之所以不能互相造谣惑众、制造幻象的原因。小人的造谣惑众、制造幻象，大多出于宴安无事的时代。正当宴安无事的时候，自以为上恬下熙，怡然自得，正甘心于声色的奉养，游猎的快乐，惟恐失去它，怎肯以国事为意呢？君主既然不以国事为意，而谗邪之人又逢迎适其所欲，他将自以为既得到这样的人，就可以安枕无忧了，所以他们的造谣惑众、制造幻象无所不至。只有古代的人尚且互相训导告诫、保护安抚、教育开导，那么奸邪不能乘隙而入，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不能造谣惑众、制造幻象的原因。譬如人营卫开通，血气周流，就能没有膏肓心腹之疾，如果壅遏闭塞，必将百病丛生。唐太宗的时代，因为他屈己从谏，有所不言，言无不听，公卿大夫都思陈善闭邪，以辅成君主的德行，所以治道通达，而小人不能动摇他的意志。封德彝诱之以律而不从，权万纪怵之以财利而不纳，谁能造谣惑众、制造幻象呢？以唐太宗来看，就知道古代的人之所以抑制断绝小人，使他们不能造谣惑众、制造幻象，只是因为他们互相训导告诫、保护安抚、教育开导罢了。如果不听从古代人的做法，那么邪佞非僻之言容易进入，所以有人用非道来训导他，于是变乱先王的正法，小到细务，大到根本，无不纷更。先王的正法，是民情所安的。现在既然变乱，那么百姓将自此而不宁，这就是心之所以违背怨恨，而口之所以诅咒咒骂的原因。天下已安已治，称为守文之世，是说前世人创业垂统，为可继矣，只在于守之而勿失。然而自古守文之世所以每至于乱，只是因为他们不防守。大概开始时，必有小人，以前世之法度为不足守，欲尽取而纷更之，那么天下之乱萌于此矣。当其治安也，纪纲制度焕然可述，君臣无为，固足以为治矣。然而变乱先王之正刑者，皆小人之喜作为，不安于无事故，奋其私智，谓前世人法度狭鄙废坠，不足以有为，非更张则不可。其意大概谓不如是则不能以其世而固宠也。汉之张汤、桑弘羊，唐之宇文融、李林甫，其所以致位公辅，恩宠固结而不可解者，惟以是故也。所以周公之言有及于此。伊尹之告太甲曰：“君罔以辩言乱旧政”，正此意也。夫舜大圣人也，而益犹戒之以罔失法度，况太甲、成王乎？训告、保惠、教诲，皆是言人臣以正言而进于君也。保安之也，惠顺之也，惠与不惠于阿衡之惠同。既曰训告，又曰保惠，又曰教诲，那么人臣之于君，其所以将顺其美而弥缝其阙之端，尽于此矣。而唐孔氏谓教诲以义方，训告以善道，安顺以美政。胡博士则曰：“训告以言，保惠以德，教诲以道。”林子和则曰：“训告以事言之，保惠以德言之，教诲以道言之。”其说皆臲卼而不安。苟易彼而为此，易此而为彼，皆可也。大概一一而辩之，非周公本意所存，不辩可也。胥者，言臣之相与以是而启迪于上也，与官师相规之相同。陈少

译南氏说：“古人的言论，是互相训诫；小人的训诫，如果不听从，就不知道古代圣明的君主是兼听各方意见，而乱世昏君只是专听小人的话罢了。”这种说法很好。“诪张”，《尔雅》说：“就是欺骗，用幻术迷惑人。”《列子》说：“穷尽数术、通达变化，随着形势改变而变化的，叫做‘化’，叫做‘幻’。”《汉书·张骞传》说：“大宛等国把大鸟卵和犛靬人献给汉朝。”颜师古说：“‘犛’读作‘幻’，也就是现在吞刀吐火、种瓜植树、杀人截马的魔术，都是这类。”谗佞邪恶的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迷惑扰乱君主的视听，称这种手段为“幻”，可以说抓住了小人的情状了。“违怨”，司马光侍讲说：“外表虽然迫于威势刑罚，不敢不听从，但内心却是违背并怨恨的。”“诅祝”，唐代孔颖达说：“向神明祷告，请求降下灾祸。”《左传》说：“楚国郤宛遭难时，国内的议论还没有平息，进献祭肉的人没有不诽谤令尹的，这就是祝诅者借着祭祀来做的。”“否”，意思是说，如果百姓不违背怨恨，那么祝诅者就不会祝诅；如果不祝诅，那么百姓也就不会违背怨恨了。周公又感叹着说：“从大戊到武丁，从太甲到文王，这四个人都遵循明智之道。他们之所以能遵循明智之道，是因为他们不贪图安逸。不贪图安逸就能公正，公正就能明察。”上面所说的，先提到太王、王季，然后才提到文王，这里特意举出文王而省略了太王、王季，所以王氏说：“这四个人都是天子，不像诸侯那样战战兢兢地尽孝。”杨氏驳斥他，认为畏惧上天只是保全国土而已，说中宗畏惧上天，这也是诸侯做的事，他的说法自相矛盾了。文王的大功业尚未完成，虽然说是受命的君主，但未曾做过天子。大概这四个人都享有国运且长寿，所以特别提到他们，并不是说他们是天子，这种说法是对的。《无逸》所说的，大概都是因为他们战战兢兢地取得天下，如果像王氏所说，那么贪图安逸放纵自己的人反而是周公所取法的了。范祖禹内翰说：“祖甲刚即位时，虽然不明智，但能听从伊尹的训诫，能够保持他的德行到底，圣人看重他改过自新，把他列入三宗之中，与文王同为明哲的君主。”由此看来，改过自新、听从劝谏，是君主最大的德行，这种说法很好。从祖甲不明智的角度来说，他将与夏桀、商纣同列，现在却与文王并列，那么君主不能因为有过错就自暴自弃，只担心他不改正罢了。正因为这四个人遵循明智之道，所以不被浮夸的言论所迷惑，所以即使有人告诉他说：“小人或许怨恨你，辱骂你”，他一定反省自己，思考导致他们怨恨、辱骂自己的原因。因此他非常恭敬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当这四个人治理天下时，因为他们不贪图安逸，百姓将会歌颂并歌舞赞美他们，哪里还会有怨恨辱骂的人呢？然而那些想在朝廷上得势的小人，一定会编造这种话来试探君主，君主如果不明察而轻信，那么心术将从此不正，从而可以被利欲所动摇。只有反省自己，以恭敬之心修养德行，那么浮夸的言论就没有途径进入了。百姓有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所谓“万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就是这个意思。百姓之所以不能渐渐亲近仁义而至于有过错，都是我造成的，怎么能认为是百姓的罪过呢？君主如果真能这样想，那么就不止是不敢怀怒而已。一定会和颜悦色地接受，那么听到怨恨辱骂的话，就已经诚心认为是自己造成的了。他一定会恭敬地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不敢懈怠，如果没有过错，难道会把怨恨辱骂当作无根之谈而严加追究吗？也会多次反省自己而后作罢。况且别人告诉我这些，本来是想让我愤怒肆意妄为而后才罢休，从而得以实现他们的志向。现在我只恭敬地修养德行，他们从哪里能得逞呢？如果不听从这四个人的做法而昏暗不明，那么人们就会用幻术欺骗，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就一定会相信。这样的人是因为不能长久思考为君之道，心胸不宽广，恭敬地相信那些话以为是真的，以至于对无罪无辜的人，必将随意杀罚。无罪而惩罚，无辜而杀害，这就是混乱，那么天下的怨恨就会一同聚集到我身上了。就像周厉王监视诽谤，秦始皇有诽谤妖言的律令，这是不思考为君之道以宽广心胸，所以刑罚不当。这就是怨恨积累的原因，周厉王流亡到彘，秦朝二世而亡。大概明君治理天下，本来就没有招致怨恨辱骂的原因。然而听到怨恨辱骂的话而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那么怨恨辱骂从哪里兴起呢？昏君治理天下，“怨恨你，辱骂你”正是他所警惕的。现在听到怨恨辱骂的话，又用严刑峻法，想要遏止杜绝，那么怨恨应当更深，辱骂应当更多了。继位的君主不可以不引以为戒。成王在深宫之中长大，在年幼之时就登上天子之位，周公担心他有骄傲之心。现在刚开始听政而天下太平，周公担心他有懈怠之心。骄傲懈怠之心一旦萌发，那么观览游猎，无所不为，邪僻就会由此进入，怨恨就会由此兴起，刑罚就会由此繁多，而长寿又从哪里得来呢？所以周公作这篇来告诫他。前后反复，只是希望他不贪图安逸罢了。只有不贪图安逸，就会专心于学问，留意于政事，其他那些损害性情、减损寿命的事，就没有空闲去做了，所以能长寿。汉朝霍光辅佐昭帝，在他年幼之时，所习染的邪正，寿命长短由此而分。霍光想让上官皇后专宠生子，虽然宫女使唤的人都穿紧身裤，多数……

译那腰带，后宫中没有人敢进献。人在年少时，血气尚未稳定，应当戒除的是女色，这难道是辅佐幼主的正道吗？昭帝之所以寿命不长久，大概是因为霍光辅佐他的方法不合正道。凭借昭帝的聪慧，如果霍光知道用《无逸》篇中的意思来启发和教导他，那么昭帝也就成为像成王那样的人了。然而霍光对君主的关爱，不过是像妇人女子那样关爱君主，与周公不同。周公对于成王，前有《七月》这首诗，后有《无逸》这篇书，形式虽然不同，但用意却是相同的。《七月》这首诗，是想让成王知道创业的艰难，而不敢忽视；《无逸》这篇书，则是想让成王知道守成治国的不易，而不敢懈怠。唐太宗询问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认为创业难，魏征认为守成难。房玄龄的心意，如同《七月》这首诗；魏征的心意，如同《无逸》这篇书。他们都具有周公关爱君主的遗意。

译尚书全解卷三十二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三十三

宋 林之奇 撰

君奭 周书

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召公心中不悦，周公于是作了《君奭》。《君奭》中周公说：“君奭，不幸啊，上天降下丧乱于殷商，殷商已经失去了它的天命。我周朝既然承受了天命，我不敢断言说：它的基础将永远信守于美善，如同上天辅助诚信之人。我也不敢断言说：它的最终会出于不祥。唉！君奭，你说此时，我也不敢安于上天的命令，不长久地思念上天的威严。越是我们百姓没有罪过违逆，只有人在我们后嗣子孙中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阻遏废弃前人的光辉，在家中不知天命不易，上天难以信赖，于是就会失去天命，不能经历继承前人恭敬光明的德行。如今我小子旦，并非能够有正道来引导，只是前人的光辉施予我这年幼的君主。”又说：“上天不可轻信，我的道只有依靠宁王的德行来延续，上天不会轻易放弃文王所受的天命。”《周官》说：“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师保是三公的官职。三公的官职都是为了教导天子，而他们的名称不同。《文王世子》说：“师，是教导以事务并晓喻以德行的人。保，是谨慎自身以辅佐翼护并归于正道的人。”贾谊说：“保，是保护其身体；傅，是传授其德义；师，是引导其教训。”这些都是根据名称来推生意义。查考《周官》的记载，六卿自冢宰以下，所掌管的职事不同，而三公则同样说：“讨论治国大道，治理国家，调理阴阳罢了。”不分别他们的职事，大概是因为三公都是天子的老师，既然都以治理国家、讨论大道为职责，哪里可以加以区别呢？唐孔颖达说：“经传都说武王之时，太公担任太师。”这里说周公担任太师，大概是太公去世，任命周公代替他，那时太傅大概由毕公担任。查考《诗经》说：“维师尚父。”毛亨说：“师，是太师。”《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从前周公、太公，是周室的股肱之臣，夹辅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而赐予盟誓，记载在盟府。”这是太师的职事。襄公十四年：“从前伯舅太公，是周室的股肱之臣，师保万民，世代享有太师的爵位，以表彰东海。”唐孔颖达所依据的经传说太公担任太师，正是指这个。太公既然担任太师，而召公担任太保，那么周公必定担任太傅。所以贾谊说：“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而傅也说：“道，是引导天子以正道的人，常立于前，这是周公。充，是充实天子志向的人，常立于左，这是太公。弼，是纠正天子过错的人，常立于右，这是召公。丞，是弥补天子遗忘的人，常立于后，这是史佚。”意思是太公立于左，召公立于右，礼制所说的师保，周公立于前，史佚立于后，所谓太傅在前，少傅在后，这也是以周公为太傅。查考《金縢》篇说二公想要为武王进行穆卜，而周公不同意，等到成王即位，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东征，而二公趁着风雷之变，引导成王开启金縢。那么武王之世以及成王之初，所谓三公的，只有周公、召公、太公罢了。太公担任太师，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推测大概如此。太公既然去世，所以周公从太傅代替他担任太师。郑康成注《礼记》说：“齐太公受封，留在周朝担任太师，死在周朝。”唐孔颖达的说法，也与此相同。《史记》说太公在武王平定商朝之后，就向东去就国，这是不对的。《左传》既有“周公、太公夹辅成王”的话，而说武王之世已经向东去就国，可以吗？推测太公虽然受封于齐，但入朝担任太师，就像卫武公入朝在周担任宰相，郑桓公担任周司徒之类，所以当武王有病，成王开启金縢时，太公都在场。说毕公代替周公担任太傅的，是从《顾命》知道的。《顾命》说：“于是共同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奭称太保，而毕公、毛公称公，那么当时就是三公。康王称毕公为父师，那么毕公在三公中大概是太师。从陕地以东，由周公掌管，而康王诰诫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在周公去世时，毕公代替他担任太师，这是显而易见的。周公去世，毕公既然代替他担任太师，那么他从太傅变为太师，毕公代替他担任太傅，也可以逆推而知。唐孔颖达的说法，大概出于此。召公担任太保，毕公担任太师，推测毛公大概是太傅吧？这正如同《左传》记载晋国三军的将佐，虽然首尾不全见于传记，但以前后考证，可以知道某人必定由某人代替。那么周公在三公中，大概是从太傅而后变为太师，召公担任太保，从武王直到康王，他的职任未曾改变。辅佐成王作为左右，是说周公、召公以师保的身份作为成王左右的辅相。《说命》说：“王把他们安置在左右，命令他们说：早晚进献教诲，以辅助我的德行。”周公、召公作为左右辅相，这也是陈述善道、杜绝邪念，以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