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三十七

译唐孔颖达的解说之所以认为同属一日。不怿就是生病，因为有病所以不愉快。后世称之为不豫，也是这个意思。天子生病称为不怿、不豫。天子去世称为登遐、晏驾，这都是臣子不忍心直言其死。洮是洗手，盥也是洗手，颒是洗脸，《内则》中称之为靧。周王在魄生之日生病，到了甲子日病情加重，所以命令群臣辅佐太子。先儒说：周王发布重大命令，面对群臣必定斋戒沐浴，现在因为生病所以只进行洗手洗脸，大概是因病无法沐浴的缘故。相，是辅助礼仪的人。郑康成认为是太仆，大概因为太仆掌管天子的服饰位次，掌管迎宾辅助礼仪的缘故。《儒行》中所说的更换仆役，也是这个意思。周王生病不能起身，所以只让辅助礼仪的人将礼服加在周王身上。冕服，即衮冕之服，周王在宗庙朝见诸侯时，就穿衮冕。这里既然发布重大命令，所以穿着朝见诸侯的礼服。几，是凭靠以安身的器具，由司几筵掌管。凡是大朝觐，设置左右玉几，所以这里也凭靠玉几来发布命令。《论语》说：“君主生病，臣子去探望，头朝东，加上朝服，拖着绅带。”孔子不敢穿着丧服去见君主，成王不敢穿着丧服去临视臣下。君臣的礼节，难道可以因为生病而废弃吗？从太保到御事，没有谁不被召见，所以说“一同召见”。太保到毛公，是六卿。虽然是六卿，但又兼任三公的官职，即太保与毕公、毛公，所以这两人以公称呼。按照他们的次序推断，奭为冢宰，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毕公为司马，卫侯为司寇，毛公为司空。《左传》和《史记》都说康叔为司寇。这里的卫侯既然在次序上排第五，就是司寇，所以其他可以类推。三公是，召公为太保，毕公为太师，毛公为太傅。召公既然称为太保，奭；毕公担任太师，见于《毕命》，那么毛公担任太傅就必然了。芮，是国名。《世本》说：“芮伯，姬姓，”是周的同姓。《逸书序》说：“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这是在武王时代。成王时代，已经担任司徒，到厉王时，则有芮伯作《桑柔》诗来讽刺君王。《左传》所说的芮良夫。到桓王时，有芮伯万，杜预说芮在冯翊临晋县。彤，王肃说是姒姓。大概六卿中只有彤伯不是周的同姓，毕、毛都是文王的儿子。《左传》说：“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辈。”这说明毕公也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名高。《史记》说周毕公与周同姓，武王伐纣时，高被封在毕，那么又不认为他出自文王，应当以《左传》为准。杜预说：“毕在长安县西北，”后来有毕万在晋国做官，又因为食邑在魏而成为魏氏。毛公也是文王的儿子。《左传》中有毛伯卫、毛伯过、毛伯得，都是他的后代。《左传》称“伯”，而这里称“公”，伯是他的本来爵位。兼任三公的官职，所以称“公”，也就像《春秋》中有祭公，又称祭伯一样。卫侯是康叔的儿子，康伯。《左传》说王孙牟继承他父亲担任司寇，就像郑武公父子担任周司徒一样。毕公是太师，却在太保之下，所以唐孔颖达说：“三公的命数，尊卑相同。”周王从其中委任贤能的人，重要的就在前面。大概召公当时担任冢宰，而毕公担任司马，只以职务责任来定尊卑，所以如此。于是一同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这大概是记载当时所任命的人，而周朝任命官员的见解在这里有四条：以六卿兼管三公的事务，第一；诸侯入朝担任公卿，第二；公卿都是同姓的邦国，第三；三公九卿各自以职务责任定尊卑，不以爵位高低，第四。师氏是中大夫，居住在虎门的左边，凡有防同之事，让他的属员，率领四夷的军队，各自穿着兵服守卫天子的门外，所以特别在百尹之上提到虎臣。虎臣就是虎贲氏下大夫，掌管前后护卫天子及守卫王宫的人。百尹，是百官之长；御事，是说凡是处理事务的臣子。成王命令群臣辅佐康王，上自公卿，下至御事，一同召见，大概是与群臣共同拥立他。后世君主将要托付后嗣，只召见几位大臣，称为顾命之臣。如汉武帝只命令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宣帝只命令史高、萧望之、周堪，其他人不得参与。晋代陶侃甚至因为不参与顾命而怨恨朝廷，不肯救援苏峻之乱，都不是先王的本意。召公以太保担任冢宰，大概是后世宰相的职责。所以成王命令群臣辅佐康王，召公为首；而后世君主将要托付后嗣，又特别设立大将军一人，地位在宰相之上，实际上专断朝政。如汉武帝有丞相车千秋，却让霍光担任大将军；宣帝有丞相于定国，却让史高担任大将军，都不是先王的本意。逐渐进入，几近危险。是说进入大病而达到危险境地。病情日益加重，既已弥留之际。病情日益加重而更加严重，

译留滞于身体而不去除。《左传》记载：“魏武子有一个宠爱的妾室，武子生病时说：‘一定要让她改嫁。’等到病重时又说：‘一定要让她为我殉葬。’等到武子去世，魏颗让妾室改嫁，说：‘病重时的话是昏乱时的言语，我遵从他清醒时的命令。’”这大概是说病重时的状态比一般的疾病更为严重。《论语》说：“孔子病重。”包咸解释说：“病势严重称为病。”因此这里先说疾，接着又说病。正因为病重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恐惧死亡即将降临，无法通过誓言向群臣宣告继承大统之事，因为这个缘故，我所以详细审慎地训诫命令你们。丽，是依附的意思。那训诫命令的言辞，是说文王、武王相继兴起，他们光明的美德既厚重又兴盛，又宣扬通达于天下。《诗经·下武》的序言说：“武王有圣德，又承受天命，能够彰显先人的功业。”《诗经·文王有声》的序言说：“武王能够广传文王的美名，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光辉。”正因为有这双重光辉，所以百姓没有不仰慕美德而归附的。百姓归附周朝，已经安定了，于是陈述教化来训导开导他们，使他们逐渐浸润仁德、磨砺义理，从而归于士君子的境界。既然安定了百姓的归附，又陈述教化，这就可以说是劳苦了。肄，就是劳苦的意思，《诗经·谷风》说：“既给我留下劳苦，也是劳苦的意思。”正因为劳苦而不敢稍有违背，大概是兢兢业业，未曾暂时停息，所以能够通达商朝的困顿，变危险为安定，转混乱为治理，从而将上天的重大使命聚集于我周家，完全拥有天下。《诗经·鱼丽》说：“文王、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事，开始于忧虑勤劳，最终达到安逸快乐。肄指忧虑勤劳，集大命则达到安逸快乐。”在后之侗，是成王自称。杨雄说：“倥侗颛蒙。”注释说：“倥侗无知，大概是成王的谦辞。”成王继承文王、武王之后，就能恭敬地迎接上天的威严。那恭敬迎接上天威严的原因，不在于其他，只在于继承恪守文王、武王的大训，而不敢昏乱逾越，那么上天就会赐福了。大概上天既然因为文王、武王的双重光辉而眷顾周朝，赐予无边的使命，成王只要能恪守文王、武王的训诫，光昭地遵循，而不敢昏乱逾越，那么上天的威严使命大概将会方兴未艾，日益增多而不穷尽。我只是恭敬地迎接它罢了。如今上天降下疾病于我身，已经到达危殆的地步，不能起身，不能清醒，所以我用这些话告诉你们，你们应当明白这些话而不要忽视。从今以后，应当作为我长子的辅佐，恭敬地保护他，以在大艰难中济助他。大概因为年幼冲动的年纪而承担万般事务，亲政的开始，一皱眉一微笑，安危的根源由此而分，可以说是艰难了，应当有大的济助才行。钊，是康王的名字。康王是成王的长子，所以称为长子。那恭敬保护他的原因，只在于休兵息民，以安抚天下，怀柔远方而略于外事，亲近近处而详于内政，那么各国无论大小，全都安定而互相劝勉，没有乖张争辩悖逆的节操了。夫人，也是指康王。贡，是进献的意思，冒贡是不顾而进献。非几，林子和说：“几是动机的细微，吉的先兆，非几则是危乱的征兆。”这是对的。君主有君主的威仪，他的臣下敬畏而爱戴他，效法而模仿他，所以能够拥有国家，法令长久传世。所以希望群臣所思考的，只希望康王在威仪上自我整治以为百姓表率，那么就不可以冒进于危乱的征兆。大概威仪不谨慎，就是危乱的征兆了。纣王、幽王就是这样。传曰：“男子不没于妇人之手，以齐终也。”所以死生之际，是前人看重的，平日正心诚意的功夫，大概在此得到验证。如魏颗说：“病重时昏乱，在属纩之际，精神昏乱，言语悖谬，常人都是这样。”只有曾子说：“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得到正命而死，这就够了。”所以虽然病危，必定更换席子，不因将死而荒废礼仪。又召集门弟子展示他的手脚，以此表示知道免于刑戮。又告诉孟敬子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处在死生之间，而安静有操守，像这样可称为大贤君子了。成王戴着冕服来见群臣，这也是曾子易箦的意思。训诫命令群臣以接受遗托孤之言，这也是曾子告诉门弟子孟敬子的意思。这就是成周令王的原因，想要观察曾子、成王，只看这些就够了。

译如今既已接受遗命，便回到路寝庭院中撤去帷帐。到了第二天乙丑日，成王驾崩。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让他们会同齐侯吕伋，手持两把干戈，率领一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引导他进入翼室，以主持宗庙祭祀。丁卯日，太保命令史官制作册命文书。过了七天，即癸酉日，太师、太保命令士、须、材、狄等人设置画有斧纹的屏风、帷帐。在窗户之间面向南，铺设双层篾席，饰以斧纹边缘，并陈设雕花玉几。在西墙下面向东，铺设双层底席，饰以连缀边缘，并陈设饰有文贝的几。在东墙下面向西，铺设双层丰席，饰以彩绘边缘，并陈设雕玉几。在西侧夹室面向南，铺设双层笋席，饰以纷杂纹样边缘，并陈设漆几。

唐孔颖达说：从开头到“百尹御事”，叙述成王因患病而召见群臣，作为发布遗命的开端。从“王曰”到“冒贡于非几”，是顾命的言辞。从“兹既受命”到“还出缀衣于庭”，说的是成王驾崩后，为了宣示王命，布置仪仗护卫之事。从“王麻冕”以下，叙述康王接受遗命之事。大概成王因为疾病危重，一并召集群臣托付幼孤。等到成王驾崩，便辅佐嗣子并拥立他。将成王用来命令群臣的旨意，传达给康王，所以布置仪仗护卫，既作为国家的光华，也作为防备。缀衣就是帷帐。《周礼》注说：“四面合拢像宫室一样的叫幄，是君王居住的帐幕。叫缀衣，是因为它是连缀而成的。”下文说：“狄设黼扆缀衣”，说明王座必定有画斧纹的屏风和帷帐，就设在屏风之上。庭，是路寝的庭院。成王命令群臣接受遗命托付幼孤之事，在这帷帐坐席上完毕后，就返回寝处。所以群臣接受命令后返回，就撤去帷帐，放在路寝的庭院里，作为死后的准备。仲桓、南宫毛，是两位大臣。齐侯吕伋，是太公望的儿子丁公，当时以列侯身份入朝担任天子的虎贲氏。南门，是路寝的门。王宫坐北朝南，所以寝门叫南门。翼室，以前的儒者说：“明室，即路寝。大概用‘翼’解释为‘明’，像‘翼日’的‘翼’。”不如苏氏说：“路寝旁边左右的翼室。”成王的灵柩在路寝，所以子钊在翼室结庐守丧，这种说法更好。薛博士也说：“翼室，就是夹室。天子的居室有左右房。”成王在命令群臣的第二天乙丑日驾崩，那么召公以冢宰身份摄政，百官都统辖已定听从指挥。所以在王驾崩当天，太保命令两位大臣到吕伋那里，取来两把干戈拿着，用来统率一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外迎接太子进入并拥立他，让他成为天子，引导他进入夹室，在丧期居忧，作为天下的宗主。赵伯循说：“君主必定在正寝驾崩，以便面对公卿。高位容易被奸人窥伺，重病容易被邪气伺机而动。如果隐蔽在暗处，就会让小人女子得逞其志。所以宗嗣早已确定，兵权分散掌管，宫门严密装饰，小人女子不担任重任，贤良受托，鼎足交辅，那么篡弑的祸患从何而来呢？”当成王驾崩、康王即位时，以召公奭统领群臣，以齐侯吕伋掌管禁卫，确实选对了人。仲桓、南宫毛凭借冢宰的命令，然后去迎接太子。齐侯凭借冢宰的授权，然后授予他们兵卫。那么奸邪之气从何滋生呢？成王在乙丑日驾崩，康王就在乙丑日即位。虽然顺应臣民之心，不能长时间没有君主，也是为了杜绝奸邪窥伺之心。康王作为太子，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知道。虽然太子居住有东宫，等到成王不悦时，太子没有不在身边的。而迎接他却在南门之外，范纯夫内翰说：“当时太子在宫内，特意出去迎接，是为了向众人显示。”那么古代拥立君主的人，只怕众人看不见，事情不显扬吗？为什么呢？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所以应当与天下人共同拥戴他作为君主。没有窃取于宫中而拥立他，出于宦官妇人之手，却能端正天下的。顾命之书，是用来作为万世帝王法则的。这话很好，特意出去迎接，就不是所谓隐蔽在暗处了。看东汉从孝殇帝以后，国家嗣位的建立，不是出于外戚就是出于宦官。唐朝从穆宗以来，八代中由宦官拥立的有七位君主。大概其根源在于君主，想让自己永远享受天禄，只怕不久，所以把继嗣当作不祥之事，而深深忌讳。一旦仓促之际，半夜禁中拿出半张纸指定某人为嗣，那么群臣都拱手等待命令，谁敢违抗？也有虽然有嫡嗣，却不能托付给大臣，仓促之际废立纷乱的。观察这些，然后才知道顾命之书，确实是万世帝王的法则。迎接太子用两把干戈、一百名虎贲，是用来保卫太子的。国家有大变非常之事，不能不预先防备。《左传》说：“文公回国时，没有护卫，所以有吕却之难。”那么迎接太子，怎么能没有防备呢？丁卯，是乙丑之后的第二天。命，也是太保的命令。以前的儒者认为作册是命令史官，大概因为《周礼》内史掌管册命。成王将驾崩时的言语，特意宣之于口，没有册书将传给康王，所以制作册命来记载他的言语并授予他。《说文》说：“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

译之形。如同成王命令周公，后来康王命令毕公，镇守治理东郊，都是制作册命文书一样。这是将父亲的命令传给儿子，所以也制作册命文书。册度，是指制作册命自有法度。越七日，从丁卯日到癸酉日共七天。郑康成认为癸酉日是大敛的第二天，大概是因为大夫以上等级的殡敛，都从死者的次日开始计算。天子七天殡殓，在死者当天算作第八天，所以把癸酉日当作殡殓的第二天。唐代的孔颖达则认为周王去世九天才传达顾命，不知其依据何在。召公以方伯的身份担任太保、冢宰，辅佐天子，所以称为伯相。须材，先儒说：“命令士人提供木材，等待以供丧葬使用。”即《檀弓》所说：“虞人提供祭祀用的木材，可以制作棺椁的就砍伐下来。”狄，是下士。《祭统》说：“翟是乐官中低贱的。”《丧大记》说：“狄人设置台阶，那么翟就是低贱的官员，在丧事中供使唤。”扆，是《尔雅》所说：“窗户之间称为扆。”郭景纯说：“门在西，窗在东。”《礼》说：“斧扆，是根据它所在的地方命名的。”大概扆是屏风，上面画着斧形花纹，位于门窗之间，所以以此命名。《尔雅》说：“斧纹称为黼。”郭氏说：“黼纹像斧头的形状，因此得名。”《考工记》说：“白色与黑色相间称为黼。”大概是在扆上用黑白两色画出斧形。狄人设置这个，也是伯相命令的。唐代的孔颖达说：“经文在四个座位上，说设置黼扆和缀衣，那么四个座位都设置了。”牖闲南向，就是门窗之间，门在西，窗在东。牖，《说文》说：“在墙壁上凿洞，用木头做成交叉的窗棂。”南向，就是所谓圣人面南而治理天下，向着光明而治理。这里有四个座位，牖前南向，是其中一个。《周礼·司几筵》：“凡是重大朝觐，王位设置黼依，依前向南，铺设莞席，边缘饰以纷纯，加上缫席，边缘饰以画纯，加上次席，边缘饰以黼纯，左右放置玉几。”就是这个座位。牖前就是所谓依前，所以先儒认为这是接见群臣朝觐的座位。如《明堂位》说：“天子背靠斧依，面南而立，也是这个。”敷重，天子的席子铺三层，诸侯的席子铺两层。这里敷重，都是铺三层。莞筵、缫席、次席是这三种。篾席就是次席，这里特别提到上面的席子。先儒认为篾席是桃枝竹。郑康成在《周礼》注中以次席为桃枝席，有次第排列成花纹，所以知道这两种。郑氏的解释，这篾席又认为是析竹中次青色的。王肃则说：“是细软的苹席。”黼纯，先儒说用白缯、黑缯做席子的边缘。郑氏在《周礼》注中认为用黑白线缝刺成黼纹，作为边缘。华玉，先儒认为是彩色。郑氏则说：“是五色玉。”仍几，是沿用原来的几。先儒说：“沿用生前用的几，不改变作为案。”《周礼》说：“凡是吉事更换几，凶事沿用几。”郑氏则说：“吉事如王祭祀宗庙，在室内裸祭，在堂上馈食，在祊地绎祭，每件事都更换几；凶事，是说凡是奠几朝夕相因，丧礼简略，又不认为是沿用生前的几。”用华玉装饰仍几，就是所谓左右玉几。西序东向，这是又一个座位。东序西向，这是又一个座位。《尔雅》说：“东西厢称为序。”大概堂的东西厢，是用来区分内外的。西序所以东向，东序所以西向。敷重也是三层。牖闲南向的座位，在《周礼》中记载得很清楚。这三个座位虽然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其制度也必然是这样的。厎席，先儒说蒻平。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就是蒲席，王肃也说青蒲席，郑氏则认为是竹席厎致。篾纎致席，缀杂彩。贝是水虫，它的甲壳可以装饰器物，所以古人把它当作货宝。《尔雅》说：“余蚳，黄底白纹；余泉，白底黄纹。”郭氏说：“余蚳以黄色为底，白色为纹点；余泉以白色为底，黄色为纹点。”现在的紫贝，以紫色为底，黑色为纹点。所谓纹，就是这些。大概是用这些贝来装饰几。丰席，先儒认为是莞案。《尔雅》说：“莞，苻离上面有蒚。”郭氏说：“现在西方人把蒲称为莞，蒲用来做席。”又说：“〇鼠莞。”郭氏说：“也是莞类，可以用来做席。”《诗》说：“下莞上簟。”《周礼》也有莞筵。王肃也认为丰是莞，只有郑氏说刮冻竹席。大概篾、厎、丰，郑氏都认为是竹席。唐代的孔颖达说：“凡是这些席子，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依据，各自凭意思解说罢了。”这话概括得很全面。画纯，大概是用彩色画帛作为席子的边缘。雕玉，《尔雅》说：“玉称为雕。”大概是用雕刻的玉作为几的装饰。先儒认为西序东向的座位是早晚听政的座位，东序西向的座位是供养国老、宴请群臣的座位。这两个座位不如牖闲南向的座位有经典依据。郑康成、王肃的说法也是这样，大概也是相传的说法。唐代的孔颖达则认为燕礼中西向供养国老、宴请群臣与燕饮相同，早晚听政重于燕饮，而西序在上，所以认为是早晚听政的座位。西夹就是西方的房。天子的

译室内有左右两旁的房间，房间也就是室。《说文解字》说：“房，是位于旁边的室。”因为它们夹在中央大室的两侧，所以称为夹室。大概这个席位设在西厢夹室的前面，也是坐北朝南。笋，先儒认为是柔嫩的竹子。查考《尔雅》说：“笋，是竹子的嫩芽。”郭璞解释说：“是刚长出来的。”《说文解字》说：“是竹子的胎体。”大概是取笋的皮编织成席子。〇纷，先儒认为是黑色的绶带。查考《周礼》也提到纷纯，注解说：“纷像绶带一样有花纹。”但是比较狭窄。《说文解字》说：“黑色中带有红色的称为〇。”所以认为是黑色的绶带。大概是用这种绶带作为席子的边缘。先儒认为这个席位是亲属私下宴饮时使用的，也没有经典依据。唐代孔颖达认为夹室是隐蔽的地方，又因为亲属关系比正式宴享要轻简，所以如此。正因为是亲属私下宴饮的席位，所以席子的边缘只用黑色绶带，没有彩绘装饰。它的几案只涂了漆，没有贝玉装饰。这四个席位都是先王生前日常使用的，现在将要传达先王的遗命，所以设置这些席位来象征他生前的生活。然而一定要设置四个席位的原因是，孝子祈求神灵，不知道神灵究竟在哪里，是在那里还是在这里，这就体现了与神明交通的意义。

译越地出产的五层玉器，陈列的宝物赤刀，大训，圆璧，琬圭与琰圭，陈列在西侧的墙下。大玉，夷玉，天球，河图，陈列在东侧的墙下。有虞氏的舞衣，大贝，鼖鼓，陈列在西侧的厢房。兊制作的戈，和制作的弓，垂制作的竹箭，陈列在东侧的厢房。大路陈列在宾客登阶的台阶前，缀路陈列在主人登阶的台阶前，先路陈列在左侧塾门的前面，次路陈列在右侧塾门的前面。两名戴着雀弁冠的人，手持惠戟，站立在毕门之内。四名戴着綦弁冠的人，手持戈且刃口向上，夹侍在两道台阶的两侧。一人戴着冕冠，手持刘斧，站立在东堂。一人戴着冕冠，手持钺斧，站立在西堂。一人戴着冕冠，手持戣矛，站立在东边垂处。一人戴着冕冠，手持瞿矛，站立在西边垂处。一人戴着冕冠，手持锐矛，站立在侧阶。从狄设黼扆以下，都是将要传达顾命给康王，所以布置陈列其仪仗护卫，以传达先王的遗命，因此设置了四处的几案席位。先王平生所从事的事物而寻求它们，或许可以交接于神明。至于器物，则是先王平生所珍视的宝物；车辂，则是先王平生所乘坐的，都布置陈列出来，作为国家的光华，大概是为了重视顾命。《周官》天府掌管祖庙的守藏及其禁令，凡是国家的玉镇大宝物都藏在那里，如果有大祭大丧，就取出陈列，事毕再收藏。注解说：陈列它们以装饰国家。大概先王的宝物都藏在祖庙之中，世代相传守护而不能丢失，所以它的丢失与否，国家政令刑罚的存亡都由此体现。《春秋》记载盗窃宝玉大弓，那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成王赐给伯禽，伯禽接受它作为鲁国的分器，而定公时代被盗贼窃取，那么该国的政令刑罚可知了，所以记载以讥讽它。等到又得到它，再次记载，大概重视它就是这样。只有宝物既然作为国家的重镇，这就应当在大祭大丧时陈列它以装饰国家。越，及也，及玉五重，陈宝，大概是总括而言，其下再分别说明。圆璧一，琬圭二，琰圭三，大玉四，夷玉五，西序二重，东序三重，共五重。宝则是五玉之外，赤刀以下皆为宝，现在都陈列出来。赤刀，宝刀也。汉孔氏认为是赤刀削，郑氏则说是曲刃刀，都是凭臆测而言。郑氏又说武王诛纣时刀赤为饰，也不知根据什么而言。大训，汉孔氏认为是虞书典谟，王肃也这样认为。郑康成则说是礼法先王德教，郑氏的说法不如孔氏，然而孔氏只认为是虞书，苏东坡说是虞夏商之书，他的说法似乎更胜一筹。圆璧，大璧也。璧，《说文》说：瑞玉圆也。《尔雅》说：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璧、瑗之类，孔小者则为璧好孔也。琬琰者，《周礼》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规以除慝，以易行。郑司农说：琬圭无锋芒，琰圭有锋芒。郑康成说：琬犹圆也，判半也。凡圭剡上寸半，琰圭剡半以上又半为瑑饰。大概圭上圆下方，所以凡剡上寸半者谓之圭，只有琰则剡半以上至首而规，又半以下为瑑饰，所以说判规。琬、琰是二玉，而乃为一重者，唐孔氏说：其玉形质同，故不别为重，大概都是九寸的缘故。大玉，汉孔氏无说。郑氏说：华山之球也。夷玉，孔氏只以夷训常。王肃则说：东夷之美玉。郑氏则说：东北之珣玗琪。大概因为《尔雅》说：东方之美者，有翳无闾之珣玗琪焉，其意与王肃同。《说文》也这样。《河图》八卦也。伏羲氏之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志也说：伏羲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郑氏则说：龙马御甲，赤文绿色，甲似圆背袤广八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天球，玉可以为磬者，《益稷》说：戛击鸣球是也。《说文》也说：球，玉磬。汉孔氏以为雍州所贡，西房、东房即东房夹室也。有虞国名，仲康时有有虞侯，有虞国所为舞者之衣可以为宝，故至今常宝之也。大贝，必大于余贝，故以为宝。汉孔氏说：如车渠，言其贝形曲如车之罔渠，车罔也。鼖鼓，《尔雅》说：大鼓谓之鼖。《考工记》说：长八尺。《说文》说：八尺而两面如琬圭、琰圭，皆王使之瑞节。鼖鼓以鼓军事，皆常用之器，今以为宝，如此之类，皆必有异也。汉孔氏说：西房、西夹坐东，大概西房即西夹，西夹既陈亲属私燕之坐，舞衣而下则陈于其坐之东西。序有旦夕听事之坐，赤刀而下则陈于坐之北。东序有养国老、享群臣之坐，大玉而下则亦陈于其坐之北。大概席南向、北向则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则以南方为上，故也。兊和垂，皆古之巧人，惟垂有所经见，为舜之共工。二人无传焉。其所制造

译弓、戈、竹箭，都可以作为后世的宝物。那支垂下的竹箭，从舜的时候一直传到周朝，大概有一千多年了。至于〇的舞衣、兊的戈、和的弓，必定也是前代的器物，只是不知道它们具体是哪个时代制造的。大概古代前代的器物，如果有制作精巧的，一定会珍视并传承下来。比如鲁国有封父的繁弱弓，晋国有密须的鼔，阙巩的甲，陈国有肃慎氏的楛矢石砮，都因为制作精巧，所以分赐给诸侯，作为分封的器物，因此世代珍视它们。

汉代孔安国说：“东厢，是东房旁边的夹室。大概东夹没有几席的位置，所以只陈列在夹室前面。”《周礼》中典辂掌管君王和皇后的五种辂车，辨别它们的名称、物品以及用途，解释说：“如果有大的祭祀，就拿出辂车辅助驾车。如果是大的丧事或接待大的宾客，也是这样。”注解说：“也是拿出辂车，应当陈列出来。”因此这里将要传达先王的遗命，就把四种辂车陈列在台阶和门塾那里。

《曲礼》说：“主人进门后向右，客人进门后向左。主人靠近东阶，客人靠近西阶。阼阶，就是东阶；宾阶，就是西阶。”《说文解字》也说：“阼，是主人的台阶。”《尔雅》说：“门旁边的堂屋叫做塾。”注解说：“夹在门两边的堂屋。”《说文解字》说：“塾，是门旁边的堂屋。”左塾的前面就是门内的西侧，右塾的前面就是门内的东侧。从《曲礼》的话可以看出来。

“面”就是朝向的意思。宾阶和阼阶的正面是朝南的，是从里面朝向外面。左塾和右塾的前面是朝北的，既然在门内，所以是从外面朝向里面。大概大辂在西阶，先辂在西塾，是先辂与大辂相对。缀辂在东阶，次辂在东塾，是次辂与缀辂相对。

《周礼》有五种辂车：第一种叫玉辂，用玉装饰；第二种叫金辂，用金装饰；第三种叫象辂，用象牙装饰；第四种叫革辂，用皮革蒙裹并涂上漆，没有其他装饰；第五种叫木辂，不用皮革蒙裹，只涂上漆而已。玉辂、金辂、象辂，是乘坐的车；革辂，是兵车；木辂，是田猎的车。汉代孔安国认为大辂是玉辂，是五种辂车中最尊贵的，所以叫大辂。认为缀辂是金辂，大概因为金辂是玉辂的次一等，是跟在玉辂后面的意思。认为先辂是象辂，大概因为象辂又是金辂的次一等，而称为“先”，是因为玉辂在五种辂车中最大，象辂在左右塾中位置靠前。认为次辂是木辂，又排在先辂之后，所以叫次辂。不说革辂而说木辂。王肃、马融说：“军事行动不是常态。”所以不陈列它，郑玄则认为缀辂和次辂，都是副车。大辂、玉辂、缀辂，那么玉辂的副车，先辂、金辂；次辂，那么金辂的副车。不陈列三种辂车，主要在于朝会和祭祀罢了。这种说法与孔安国不同。王肃则认为先辂是木辂，次辂是革辂，象辂是说它行进的样子。尊贵的人应该靠近，卑贱的人应该远离。君王乘坐玉辂，后面跟着金辂，最远的是木辂，所以木辂叫做先辂。木辂在五种辂车中最为低贱，却把它放在前面，所以他的说法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二人雀弁以下”，唐代孔颖达说：手持兵器站在门内堂阶上，是为了防备意外，也是作为国家的威严仪仗。毕门、路寝门，天子有五种门，叫毕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毕门最在外面，而路门最在里面。《康王之诰》说：“君王走出在应门里面”，既然他出来了，才在应门外面，那么他还没出来时一定在路门里面。所以知道毕门就是路寝门，大概是一个名字。这里说毕门里面，就知道上文所陈列的四种坐具以及器物车辂所在的地方，都在路寝门里面。

“二人”，唐代孔颖达说：在门上的，是两个守门人，两边各一人，所以是二人。在台阶上的，两边各二人，所以是四人。戺，汉代孔安国说：堂屋的侧边叫做戺。贾谊说：台阶有九级，侧边离地远，那么堂屋就高；台阶没有级数，侧边离地近，那么堂屋就低。注解说：侧边就是角落。于是知道戺是堂屋的侧边，大概是在靠近堂屋的地方站立。

“四人”，唐代孔颖达说：两边各二人，大概每个台阶各两人，两个台阶所以是四人。东堂、西堂，唐代孔颖达引用郑玄的话说：“序内一半以前叫做堂”，意思是序内的檐下，从室壁到堂帘中间的一半以前，总称为堂。这应当在东西厢靠近台阶的地方站立，以准备迎接上台阶的人。

“垂”，《说文解字》说：是远处的边缘。汉代孔安国认为是在东西下阶上面。唐代孔颖达说：堂上远处的地方，应当在序外面。东厢、西厢一定有台阶上堂，知道是站在东西堂的台阶上。侧阶是指堂北台阶的上面，唐代孔颖达说：北阶就只有堂北一个台阶而已。侧就是特指的意思。冕，是大夫的服饰；弁，是士的服饰。有垂旒的就叫冕，弁就没有垂旒。雀弁和冕的板子都宽八寸，长一尺六寸，前面圆后面方。一命大夫的冕也没有垂旒，就和雀弁相同，而称为冕，是因为一命大夫的冕虽然没有垂旒，但也前面低一寸二分，所以叫冕。雀弁则是前后平齐，所以不叫冕。雀弁，颜色红中带微黑，像雀鸟的头一样。《周礼》说：凡是军事行动，穿韦弁服。所以汉代孔安国称之为雀，韦弁是用皮革制作的。

“綦”，郑玄说是青黑色，王肃说是红黑色，汉代孔安国也说用鹿子皮制作。只有弁是士的服饰，都站在堂下，冕是大夫的服饰，

译所以都陈设在堂上。这下面的兵器有七种，只有戈的形制见于《考工记》，其他的都没有记载。汉代的孔氏说：“惠属于三隅矛类，矛、刘、钺属于斧钺类，戣、瞿属于防类，锐属于矛类。”郑氏说：“惠的形状大概是斜刃，适合砍割，刘是现在的镵斧钺，大斧戣、瞿是现在的三锋矛，锐属于矛类，这些都是凭自己的意思随意做出的解释。”王肃说：“这些都是兵器的名称。”唐代的孔氏说：“古今兵器的名称不同，形体各异，这些兵器的形制都无法得知。”他的说法最为得体。《说文解字》说：“戈，是平头的防。”“钺，是斧。”“戣，是兵器。”惠、刘、瞿没有文字记载。至于锐，则认为是“鈗”，说：“是侍臣所执持的兵器”，从金，允声。《周书》说：“一人戴着冕执持锐”，由此可知汉代时写作“鈗”。扬雄《长杨赋》中有：“兖铤瘢耆金镞滛夷者数十万人。”颜师古认为“兖”是箭括，张秘说“兖”应当是“锐”字，与“铤”字相连。又查考今文《尚书》：“一人冕执锐”，孔安国传曰：“锐属于矛类。”怀疑孔安国时代原本写作“鈗”字，后来传写成了“锐”字。《说文解字》：“锐，是锋芒”，也与矛不类似。这个“兖”字应当合为“锐”，此说有理，或许真是如此。王氏解释这一篇，认为所陈设的物品、所陈列的器具，都有其含义，以至于有的在左，有的在右，有的在东，有的在西，有的在房，有的在序，都是含义所寄托的地方。他的说法牵强附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真的有含义，那么惠立于毕门，戈夹在两阶之间，都应当有含义。王氏为什么遗漏了呢？王氏说周代的典籍缺失了，其中有些不可知的地方，大概可以牵强附会做出解释的，就认为有含义；不能牵强附会做出解释的，就省略不提。古代先王制定器物，用来施行礼仪，难道茫茫然没有意指寄托在其中吗？如《左传》说：“清庙用茅草盖屋顶，大路用蒲草做席子，大羹不加调料，粢食不精磨，这是彰显其节俭。”“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这是彰显其法度。”“藻率、鞸鞛，鞶厉、游缨，这是彰显其数量。”“火龙、黼黻，这是彰显其文采。”“五色比象，这是彰显其物象。”“锡、鸾、和、铃，这是彰显其声音。”“三辰旂旗，这是彰显其光明。”先王的心意，就是这样罢了。如果说在东就取义于仁，在西就取义于义，以至于有道的次序，有修德的次序，牵强附会、支离破碎，以求配于仁义道德，必定不是先王的本意。

译王穿着麻冕和黼裳，从宾客的台阶登上卿士的位置；邦君穿着麻冕和蚁裳，进入并就位。太保、太史、太宗都穿着麻冕和〇裳。太保捧着介圭，上宗捧着同瑁，从东阶登上。太史拿着册书，从宾客的台阶登上。侍御王宣读册命说：“先王凭靠玉几，传达最后的遗命，命令你继承训导，君临周邦，遵循大法，协和天下，用以报答文武先王的光辉训诫。”王再拜起身，回答说：“我这样微小的末代小子，怎能治理四方，来敬畏上天的威严。”于是接受同瑁。王三次住宿、三次祭祀、三次祝祷。上宗说：“享用。”太保接受同爵，走下台阶洗手，拿着异同爵捧着璋来酬酢，授予宗人同爵，拜谢。王答拜。太保接受同爵，祭祀并品尝，授予宗人同爵，拜谢。王答拜。太保走下台阶，收敛器物。诸侯走出庙门等候。

古代在临终换代之时，必定用礼制来匡正。所以在其去世时，就用礼制来匡正其终结；而在即位时，就用礼制来匡正其开始。因为权位交接的开始，天下根本系于其中，怎么可以轻视呢！《春秋》记载“公薨于路寝”，这是用礼制匡正其终结；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这是用礼制匡正其开始。所以记载那些合乎礼制的，是为了显示那些不合乎礼制的。成王在病危之时，召集百官，穿戴冕服，凭靠玉几，命令群臣接受遗托孤之事，那么他的终结就是合乎礼制的。康王于是设置四方的几席，陈列宝器，布置车辂，备齐干戈护卫，王与群臣穿戴冕服来传达先王的命令，那么他的始终无不合乎礼制。这就是《顾命》这篇文献之所以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

麻冕，是用绩麻三十升布制成的冕，升是指八十缕。《论语》说：“麻冕，是合乎礼的。现在用丝，为了节俭，我随从大众。”由此可知，在孔子以前冕都用麻，到孔子之时才开始改用丝。《周官》记载王的吉服，享祭先王时穿衮冕，这里既然授先王以册命，也是大礼。所以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其服饰必定是衮冕，衮冕有九章：一曰龙，二曰山，三曰华虫，四曰火，五曰宗彝，都画在衣上；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都绣在裳上。那么衮冕的裳有四章，特意提到黼，大概是因为黼是裳中的一章。唐孔氏认为有文采，所以特意提及，与《诗经》“元衮及黼”的意思相同。

卿士，汉代的孔氏认为是公卿大夫。查《诗经》说：“暴公为卿士。”《左传》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都是指执政者而言，而认为公卿大夫，其意思是成王将幼孤托付给群臣，公卿大夫都参与其中，不应该在传述《顾命》时，只有执政者参与。大概是略举卿士而已。《周官》记载公的服饰是衮冕，侯伯的服饰是鷩冕，子男的服饰是毳冕，孤的服饰是絺冕，卿大夫的服饰是元冕。这里卿士邦君的麻冕，大概也是各自遵循其命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的麻冕也是如此。太保是三公，太史是下大夫，太宗是大宗伯卿，也是遵循其命服。

蚁裳，是蚁色的〇裳。彤裳，汉孔氏说：“彤是纁色。”《考工记》钟氏说：“染三次称为纁。”《尔雅》也说：“染一次称为縓，染两次称为緽，染三次称为纁。”礼制中的祭服都是〇衣纁裳。汉孔氏的说法则认为黼裳、彤裳都与平常的祭服无异。只有蚁裳不是平常祭服的服饰，大概因为卿士邦君不是执事者，不能完全等同于祭服。苏氏则认为三种裳都是变化的，虽然君臣都穿吉服，但都有变化。他解释蚁裳则认为与《檀弓》中“蚁结于四隅”的文字相同。遵循先儒的说法，那么蚁裳不应独自不同；遵循苏氏的说法，那么彤裳不得称为变化。历代久远，礼文逐渐消亡，无法折中判断了。

介圭，是大圭。《考工记》有大圭长三尺，又有镇圭长尺有二寸。而汉孔氏认为此圭是尺二寸的圭，大概三尺的圭是天子服用的，尺二寸的圭是天子守持的。这里将要奉给康王，以表明他是天子，所以知道是镇圭。同爵名瑁的，《考工记》说：“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注释说：“名玉曰冒者，大概说德能覆盖天下。”唐孔氏说：“诸侯即位，天子赐之以命圭，圭头斜锐，其冒当下邪刻之，其刻阔狭长短如圭头。诸侯来朝，执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处冒彼圭头。若小大相当，则是本所赐；其或不同，则圭是伪作。知道诸侯信与不信，所以天子执冒，用来冒诸侯之圭以合瑞信，犹如现在的合符一样。”此瑁只冒圭，不得冒璧。璧也称瑞，不知如何齐信，未曾听闻。大概介圭作为天子的守持，而冒圭用来合诸侯的信，所以当康王接受顾命时，都捧着进献。

舜开始受禅，辑集五瑞，一个月后颁赐。康王开始即位，接受同冒，而诸侯奉圭，大概也如舜那样辑集而颁赐，这都是合符以在其开始时匡正。承也是奉，都进献给王。上宗，汉孔氏认为即宗伯。郑氏说：“变其文者，宗伯之长。”大宗伯一人，与小宗伯二

译人，共三人。其中上面两人，一人捧着同，一人捧着瑁。按照郑康成的说法，那么上宗就已经兼任了大宗伯和小宗伯的职务了。下文提到宗人，汉代的孔氏认为宗人就是小宗伯。如果按照郑康成的说法，必定要把宗人看作是小宗伯中地位最低的人，其位次排在第三。然而小宗伯只有一个，不能把其中一部分称为上宗，把另一部分称为宗人，不如把上宗看作是大宗伯，宗人看作是小宗伯，这样才显得明白清楚。上宗既然就是大宗伯，那么他捧着同和瑁，大概是同时拿着吗？这也无法得知了。书，就是册命。从“呜呼”、“疾大渐”、“惟几”到“冒”、“贡于非几”，都记载在这册命之中。御，也是进献的意思。君主应当从阼阶登上，康王之所以从宾阶登上，是因为王从外面进入，传命的人从阼阶登上。王还没有接受册命，就应当从宾阶登上。入即其位，是指邦君卿士不处理政务，只是就座而已。郑康成说：卿面向西，诸侯面向北。唐代的孔氏又说：公也面向北，孤面向东。这就是他们的位次。太保和上宗从主阶登上，是因为将要传达先王的命令给王。大史也从这条台阶登上。御王册命，是指把册命进献给王。说“秉书”，是说拿着它登上台阶；说“御王册命”，是说捧着它进献。说“书”又说“册命”，是互文见义。皇后以下，太史进献册命并陈述，这就是所说的。以前的儒者把这看作是册书的辞令，是不对的。难道成王临终时叮咛的话，史官就擅自更改了吗？所以知道史官是把成王的话记录在册命上的。这是将要捧着册命进献时的辞令。说这册命，是成王在病危之际，亲自靠着玉几，下达临终的命令，以此命令你继承王位，用这些教训来治理天下，做周邦的君主。你之所以能治理周邦，只有遵循大法，不可以稍有变动，这样才能调和天下，使没有暴虐轻慢、鄙陋欺诈的风气。那么文武二王的光辉训诫，记载在简册上的，可以对照它而不废弃。说成王之所以命令群臣辅佐康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已。皇后是大君，指成王。王氏的话都是牵强附会的。王于是再拜恭敬地接受，随即起身回答说：像我这样微末的小子，却担负先王的大业，能够治理四方以敬畏天威吗？大概是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既然接受了册命，于是接受上宗所捧着的同和瑁。他接受瑁时，必定有授予他的人。他接受同时，因为祭祀的缘故，要三次宿、三次祭、三次咤。必定是三次，与三次推辞、三次谦让、三次作揖、三次慰劳相同，不这样做就无法显示敬意到了极点。以前的儒者把宿看作是进爵，把咤看作是奠爵，大概是指进到神座之前，就用酒洒地祭祀，洒完后放下爵。苏氏则把宿看作是奠爵，把祭看作是祭祖先，把咤看作是酒到嘴边而不喝即哜。大概是指爵中已经盛满酒，就拿着它放下，于是祭祖先，然后哜酒。他的意思是根据下文说：上宗说“飨”，只有哜酒，那么上宗是赞颂王享受福佑。看太保的酢祭说祭和哜，就是这里的祭和咤。苏氏的说法似乎更胜一筹。说：飨，大概就是所谓的嘏。《诗笺》说：给予福佑叫嘏。特牲少牢的礼仪中，尸嘏主人，所以这里上宗嘏王，希望王享受福佑。这样王的礼仪就完毕了。所以太保就接过同，走下堂去更换它。大概太保将要酢祭，不能直接使用王的爵，所以用不同的同。异同，是说另外的爵。盥以异同，是更换爵并清洗。璋，是半圭。酢，是报祭。王已经祭祀，太保又报祭，所以叫酢，与酬酢的酢相同。《仪礼》说：君执圭瓒，太宗执璋瓒。大概璋瓒次于圭瓒，这既然是报祭，所以拿着璋。太保将要祭祀，所以拜。将要拜，所以把同交给小宗伯。王于是答谢。太保拜完后，又从宗人那里接过同来祭祀。祭祀完后，就哜酒。哜酒，也是为了享受福佑。将要接受福佑，不可以不拜，所以在所居的位置，把同交给宗人然后拜。王又答谢。君主对臣子没有答谢拜礼，这里答谢，是因为他传达先王的命令。于是酢祭的礼仪也完毕了，所以太保走下堂，有司在这里都收拾撤去。于是诸侯就退出，在庙门外面，拿着新王的诰命。大概王既然接受了册命，就告诫他们，就是下篇的内容。庙门就是寝门，因为殡在寝门，所以叫庙。看《顾命》这篇书，有人怀疑，认为召公不应当把康王迎到外面，康王不应当穿吉服去朝见诸侯。说这些话的人，大概是不思考。天子是天下的主宰，固然应当与天下共享。如果把他立在偏室，就以此君临天下，那么宦官女子得以乘机动摇国本，天下谁都知道。大概《顾命》这篇书，是万世的明训。成王卧病在床，就靠着几案背着屏风，亲自接见群臣，从太保以下到百官办事人员，告诉他们元子钊应当继承大统。他去世时，太保就在寝门外面显赫地迎接他，册受遗命，又率领诸侯朝见他。这是为了显示给万民，杜绝奸邪的萌芽。史官详细记载，作为后世的法则，使国家授受之际，都以此为法则，奸人谁能窥伺。扶苏被立为太子，难道有异心，只是不能显示给天下，李斯又不能显赫地立他，所以赵高、胡亥得以扰乱。议论的人不考虑到这一点

译然而认为他不应当脱去丧服而穿上衮冕，这是不懂得权变变化的言论。《伊训》说：“在元年十二月的乙丑日，伊尹穿着冕服，恭敬地侍奉嗣王去拜见他的祖先，侯、甸等诸侯全都到场。”太甲正在守丧期间，伊尹在成汤的宗庙祭祀，恭敬地侍奉嗣王拜见祖先并朝见诸侯，这也是与天下人共同参与的，为什么唯独召公与康王如此呢？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只是文献记载有详细和简略的不同，为什么唯独对此产生怀疑呢？

译康王之诰

康王已经居守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作了《康王之诰》。康王告诫诸侯时，王走出宫门来到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的诸侯进入应门的左边，毕公率领东方的诸侯进入应门的右边，都铺陈着黄色的车盖和红色的车饰。宾客捧着圭玉和兼币，说道：“我们这些臣子，恭敬地拿着土圭奠祭。”大家都两次拜礼并叩头至地。王顺应继承的美德，回拜致意。太保和芮伯都上前互相作揖，都两次拜礼并叩头至地，说道：“敢恭敬地禀告天子：皇天改变了大商国的天命，只有周文王、武王大大承受了上天的美好意志，能够体恤西土。新即位的先王完全协调了赏罚，平定了他的功业，给后人留下了美好的基业。现在王要恭敬地对待啊！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周文王艰难得来的天命。”王说道：“各国的侯、甸、男、卫，只有我一人康钊回报并告诫你们。从前文王、武王大大平定并富有天下，不追求过错而达到齐备，信用昭明于天下，于是就有像熊罴一样勇猛的将士，没有二心的臣子，保卫治理王家，用来端正天命于上帝。皇天因此训导他们的道，交付四方。于是命令建立诸侯作为屏障，在我们后人之后。现在我和各位伯父，还互相顾及，安抚你们先公的臣属服从先王。虽然你们身在朝廷之外，但你们的心没有不在王室的，用来奉行体恤先王的善政，不要给幼主留下羞辱。”各位公爵都已经听从了命令，互相作揖快步退出。王脱去冕冠，换上丧服。

成王命令群臣接受遗命托付幼孤的事情，大概是担心康王因为年幼，不能承担重任，想要群臣辅佐赞助，以渡过艰难。康王既然接受了顾命，就开始居守天子之位，群臣进言告诫王，而王申述告诫诸侯，与他们确立开端，然后居丧，这就是这篇文献所作的原因。大概成王的顾命，想要康王遵循大道，以调和天下，这就是群臣进言告诫王的原因。想要群臣恭敬地保护元子康钊，渡过艰难，这就是康王申述告诫诸侯的原因。古时候天子刚接受天命，以覆盖四海，那么诸侯各自率领他们的职分，在王都朝见天子，以向新君表达礼节，用来确立开端。舜禹接受禅让，已经祭祀天地、宗庙、山川、百神了，于是整理五种瑞玉，每日朝见四岳和群牧，分赐瑞玉给群后。商汤攻克夏朝，武王攻克商朝，他们返回国都时，那么各国的君主率领职分而接受命令，王于是有告诫他们的言辞，《汤诰》《武成》就是如此。舜禹以揖让得到天下，汤武以征伐得到天下，他们刚接受天命，固然不可以不正。他们的开端，至于康王继位而立，他的开端也不可以不正。宾客捧着圭玉和兼币说：“一二臣卫，敢执壌奠。”这就是舜禹整理五种瑞玉，每日朝见四岳和群牧。王说道：“各国的侯、甸、男、卫，只有我一人康钊回报告诫。”这就是《汤诰》中的“嗟尔万方有众”，《武成》中的“王说道：‘呜呼，群后！’”成王在乙丑日去世，他传命是在癸酉日，而邦君参与了，不应该诸侯听说康王即位就迅速聚集到王都。苏氏说成王的病很久了，这是诸侯来问候王病的吗？查《顾命》的序言说：“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那么成王病危时，托付群臣以幼孤，诸侯大概已经预先参与了受命，称之为来问候王病是可以的。然而成王在四月月初得病，就在该月的乙丑日去世，说成王的病很久，不知道依据什么。居守天子之位，就像祭祀时的尸，居其位而无所作为。康王居丧时，召公以冢宰摄政，百官总领自己而听从他。只有百官听从冢宰，所以康王可以居其位而无所作为，这就是说居守天子之位的原因。子张说：“书上说‘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高宗，古时候的人都这样。”古时候的人在谅阴之时，三年不说话，而康王却告诫诸侯，大概是康王接受顾命。他的话是：“渺小的我末代小子，能够治理四方，以恭敬忌惮天威。”等到他朝见诸侯时，又回报告诫各国的侯、甸、男、卫，大概是用来继承大统，而与天下确立开端，所以不得不有言辞。自此之外，就不再说话，一定要等到三年之后才开始亲自处理万机，发布号令。如太甲继位，伊尹在成汤的庙里祭祀，恭敬地捧着太甲，在祖庙相见，明确说明烈祖的成德，以训导太甲。伊尹训导太甲，也是群臣进言告诫，康王的意思。然而当时，侯、甸、群后都在，那么难道没有告诫诸侯的言辞吗？从康王来看，就可以知道了。以《康王之诰》命名篇章，也像《汤诰》一样。《汤诰》两个字足以成文，《康王之诰》三个字不是述作的体裁，所以加“之”字以足成它。《说命》《毕命》，则是两个字，而《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则加“之”字，也是因为三个字的原因。伏氏将这篇文献合于《顾命》，共为一篇，大概是王走出应门之外，与诸侯走出庙门等待的文辞正好相接，正如《舜典》的“慎徽五典”，上接《尧典》的“帝曰钦哉”，所以伏生也合而为一。然而合起来就无法凑足百篇的数量，况且已经有这两篇的序言，怎么可以合起来呢？所以王、郑诸家又把从“高祖寡命”以上的内容归入《顾命》，以

译“王若曰”以下是康王的诰辞。康王站在应门之内，诸侯各自从自己的方位入朝拜见新君，用各自土地所产的物品作为见面礼，然后群臣向康王进献告诫，康王则发布诰辞予以回应，这是借着朝见诸侯而向他们发布诰辞，这是这一篇从头到尾的意义所在。而在中间将其割裂开来可以吗？唐代孔颖达说：“诸侯向王报告，王向诸侯发布诰辞回应，却使报告和回应分属不同的篇章，这就失去了其中的意义。”这话讲得很透彻。康王接受顾命，是在路门之内，所以他出来，就在应门之外，因为路门之外就是应门。太保是西方诸侯的领袖，所以率领西方诸侯；毕公是东方诸侯的领袖，所以率领东方诸侯。上一篇末尾说：“诸侯走出庙门等候”，庙门也就是路门，走出路门就是应门，而这里又说进入应门，那么就知道诸侯走出庙门等候，只是说他们从庙门走到外面罢了，并不是在庙门外面等候。王氏说：“东方应该从左边进入右边，西方应该从右边进入左边，以表明人臣侍奉君主，不敢固执地采用对自己便利的方式。”这是不对的。查考《曲礼》说：“主人进门向右，客人进门向左。主人走上东阶，客人走上西阶。只有主人走上东阶，而他从门的右边进入，那么东方进入应门右边，正是他该在的位置。只有客人走上西阶，而他从门的左边进入，那么西方进入应门左边，也是他该在的位置。何必再为此另作解释呢？”康王出来在应门，面向南站立。所以进入的诸侯，东方的国家就在门内的东厢，西方的国家就在门内的西厢，都面向北站立。乘坐四匹马。乘黄，是指四匹马都是黄色的。《诗经传》说：“黄骍叫黄，是指黄色中夹杂着红色的。”《大叔于田》说：“乘乘黄。”《车攻》说：“四黄既驾。”《駉》说：“有骊有黄有駜。”《駉》说：“駜彼乘黄。”那么黄色是古人所珍视的。朱，是指将马的尾巴和鬃毛染成红色。《左传》说：“宋国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向魋想要它们。宋公取来并将它们的尾巴和鬃毛染成红色给了向魋。”就是这种朱色。王氏将黄解释为臣道，将朱解释为君从，认为人因变化，这都是穿凿附会的说法。宾就是诸侯。《周官》大行人掌管大宾的礼仪，注解说：“大宾指要服以内的诸侯。”大概诸侯进入王都，就有宾的礼仪，称就是奉的意思。捧着圭并且同时献上币帛，大概圭和币帛，是人臣用来拜见天子的礼物。奉圭就是辑五瑞的意思。诸侯各自拿着自己所执的圭奉上，授予天子。天子就用瑁圭覆盖在上面，以验证信符。《小行人》说：“合六币，圭配马，璋配皮，璧配帛，琮配锦，琥配绣，璜配黼。”这六种物品，用来调和诸侯的友好关系。所以注解说：“使用圭璋的，是前两代王朝的后裔。”唐代孔颖达沿袭此说，认为帛就是马，陈列马的是前两代王朝后裔进献天子的物品。经文既然说了乘黄朱，又说兼带币帛，怎么能把币帛当作马呢？说：都陈列乘黄朱，是说诸侯都在王的庭院中陈列他们的四匹马，不仅仅是前两代王朝的后裔。应当采纳苏氏的说法，认为马之所以在圭币之前，是说诸侯来朝见，各自用土地所产的物品作为币帛来拜见王，马之所以在圭币之前。《左传》僖公十九年，鲁公贿赂荀偃一束锦加上璧玉和乘马，在吴寿梦的鼎之前。杜元凯说：“古代献物必定有先后的顺序，现在用璧玉和马作为鼎的前导。”所以苏氏说马之所以在圭币之前。先王之所以分封爵位土地，建立邦国，分封诸侯，凡是想要让他们作为王室的护卫，抵御王所憎恶的敌人罢了。所以诸侯自认为是臣子护卫，说的是外臣护卫王。室，就是王室。这时侯、甸、男、邦、卫都在场，却说一两个臣子护卫，这是谦辞。放置见面礼叫奠，奠就是用当地土壤所产的东西作为见面礼，大概诸侯拿着它拜见王，那说“敢执”，也是谦辞，表示不敢自安的意思。稽首，头触到地，是最重的礼节。诸侯将币帛献给王，所以拜送。王以其义，既然继承了先王的德行，继位成为天子，那么与诸侯就是宾主关系，所以答拜。君臣虽然没有答拜的礼节，既然成了宾主，所以不能不答拜。王既然答拜，那么拜见诸侯的礼节就完毕了，所以群臣向王进献告诫。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冢宰、司徒最为尊贵，所以都上前与群臣相互作揖，大概是率领他们上前。先前率领诸侯朝见王，而太保、毕公是诸侯的领袖，所以毕公与太保率领他们进入。这里率领群臣向王进献告诫，而太保、芮伯是群臣的首领，所以芮伯与太保上前作揖。作揖后上前，所以再次拜稽首，将要向王进献告诫，不能不恭敬。所以下文说“敢敬告天子”。看下文回报的诰辞，是用来告诫众国的，这里则是向诸侯进献告诫，百官都参与其中。群臣进献告诫说：“殷朝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传位三十代，历经六百年，可以说是大国了。只因为纣王自我断绝于天命的缘故，所以虽然是大邦，却被上天所废弃，改命给我们周朝。我们周朝的文王、武王，大大能够承受天道并顺应它，不因为私意和小智在其中干扰，所以能担忧西土的百姓，征服那凶残的敌人，将百姓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大概是说他们顺应天命和人心。《诗

译《尚书》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指诞生于西土、受命于天的情形。先儒将“羑”解释为道，王肃也说“羑”就是道。特意提到西土，是因为那是周朝兴起的地方。“惟新陟王”，指的是成王。“陟”与“陟方乃死”中的“陟”相同，称“新陟王”，就像后世称“大行皇帝”一样。成王掌握赏罚的大权，以此怀柔天下，奖赏一人而千万人无不受到鼓励，惩罚一人而千万人无不感到畏惧，这是因为赏赐符合功劳而惩罚符合罪行，无论是赏是罚，没有不协调的，这正是他的大功能够平定天下而休美之命无穷无尽，从而留给我们后人的原因。“戡定”，意思是能够平定。文王、武王在前开创基业，而成王在后持盈守成，然后才能享有太平之治，所以其功业的平定在于成王时代。成王既然已经平定功业以留给后人，那么康王继承他，应当如何呢？只有善于守成就可以了。所以只希望他张大六师的军队，谨慎修习武备，使天下有不顺从的人无处可乘其隙，而施展其吞并掠夺的野心，那么我们祖先文王、武王所承受的天命，就不会在今王时代败坏。“寡命”，是说天命难得。“侯、甸、男、卫”是五服中的诸侯。“采服”在男服之外、卫服之内，既然已经说了男、卫，那么采服也就可知了。《伊训》说：“侯、甸的众诸侯都在。”侯、甸靠近王畿，所以听说太甲继位就来了，看到其他道路辽远，不能立刻到达。现在即使是卫服之外，也已经到了。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在。群臣先进来告诫康王，康王正接着告诫他们，所以称为“报诰”。说“钊者”，唐孔氏说：“礼制，天子自称曰‘予一人’，不说名字。这里自称名字，是因为新即王位，表示谦卑。”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所谓平富，就是所说的均无贫。只有先君文王、武王大行平富之政推行于民，那么会有什么怨恨罪过呢？如果使政令不均，那么必然会有怨恨的人。天下如果有一人得以侥幸而独自遂其私欲，那么也必然有一人承受其弊端。这是不均者，致力于制造怨恨罪过的途径。“齐信”，是说具备这两种德行。先儒将“齐”解释为中，《左氏传》注也解释为中，《史记》注则解释为速。《谥法》说：“执心克庄曰齐”，又解释为庄重。至于说达到这两种德行，就像《大学》所说的用其极一样。只有达到极致，就没有不尽善尽美的，所以能在天下昭明。当时又有勇猛之士，如熊如罴，折冲御侮，作为社稷的护卫。忠直之臣，没有二心，殚精竭虑，只知有公家之利而为之。这就是能够保全治理王家，像泰山一样安稳，所以能端正天命于上帝。上天于是顺从其道而赋予他以四方，让他做君。因为文武之道顺应天意，所以上天也顺应他们。桀、纣、幽、厉的行为，都违背天理，所以上天也违背他们而不赋予天命。没有已经终结的，那么违背天意而可以使天顺从他们吗？文武既然做了四方的君主，所以治理天下，建立诸侯，以树立王室的屏障。其意图在于我们后人，是说为子孙打算，所以建立诸侯树立屏障。“端命”，是说正当上天之命。“上帝”，指皇天。史书中的驳杂文字，这类情况很多。天子对于诸侯，同姓称伯父、叔父；异姓称伯舅、叔舅。以大小分伯叔，这里特指一二伯父。唐孔氏说：这是举同姓大国而言。“胥暨”是相与的意思，“先公”指诸侯的祖父。诸侯的祖父曾经臣服于周的先王，推忠协力以保全治理王家。现在你们诸侯应当相与顾念安抚他们。顾，是顾念而不防备的意思。苏氏说这话如同盘庚告诫之意是对的。如果诸侯能尽忠于王室，像他们的先公对待先王一样，那么你们先公在天之灵于是就安了。你们之所以顾念安抚先公，是因为你们虽然分土列爵，职居在外，但心应当拳拳于王室。忠臣之心，岂能因内外而有间隔呢？心如果忠诚，那么即使在外也如同在内；如果不忠，那么即使侍奉清光，居于天子之侧，其心何在？或者群臣想让康王张大六师，所以康王陈述文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才能保全治理王家。你们诸侯如果心存王室，那么也可以张大六师以惩办外侮。当这个时候，天下安静，四海无波，上恬下嬉，君臣无为，可谓太平了。而一定要张大六师，是因为《易经》既济卦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康王之时，是既济之世，而患不可以不预防，所以一定要张大六师然后可以。如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下诏州郡全部撤去军队，自以为安然无意外之变，不久胡人内侵，曾无藩篱之固，就是因为不知道张大六师的缘故。张大六师，不是黩武。如唐太宗、汉武帝从事四夷，出兵于万里之外，那就是黩武了。这里只是不忘武备而已。《立政》说：“其克诘尔戎兵”，也是这个意思。“鞠”，是子稚子。康王自称与“母兮鞠我”的“鞠”相同，是说未离开抚养之间。你们诸侯职分所当顺从的，应当奉养体恤而不敢……

译忽然忘记，战战兢兢，常以此为忧，那么就可以辅佐我年幼之人，在艰难中给予巨大救助，不因羞辱而遗落于我。大概我若不能保有大业以继承先王，那耻辱岂不很大吗？这是诸侯的责任，不可不以此自勉。众公既已听受王的命令完毕，便又互相作揖而快步退出。大概他们进殿时互相作揖，所以退殿时也是如此。众公既已退出，于是王脱去麻冕而换上丧服。看康王接受天命时，君臣都穿着麻冕之服。行礼时，冕未曾脱下。至此礼成，就应当恢复丧服。大概因为居守成王的丧期，丧服才是正服，未脱冕只是权宜一时的需要，以与天下确立正统开端。所以当他穿丧服时，便说“恢复”。苏氏认为他穿冕服是失礼，并且以晋侯为例来证明。那晋侯不肯接见诸侯的大夫，大概是在已经安葬之后。安葬之后，那么他脱去冕服已经很久了，所以不可以穿吉服接见。这时尚在殡期而冕未曾脱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译尚书全解卷三十七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三十八

宋 林之奇 撰

毕命 周书

康王命令作册官毕公，将殷商遗民分别安置在成周郊外的里邑，于是作了《毕命》。《毕命》说：在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月亮初现微光，过了三天壬申日，康王从宗周出发步行到达丰邑，率领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治理东郊。康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将伟大的德行布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他们的国家，警戒殷商的顽劣之民，将他们迁徙到洛邑，靠近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诫。已经历了三十年，世道变迁，风俗改变，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道义有升降，政令随着风俗而变革，如果不善加保持已有的善政，百姓就没有所鼓励的。只有您德行美好，能够勤勉于细微之事，辅佐四代君王，神色庄重地率领下属，没有不恭敬听从您的教诲的。您的功绩多于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赖您的成就。”

周公将殷商的顽劣之民迁徙到洛邑，并亲自监管他们。周公去世后，君陈接替他的职务，并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这又是康王命令毕公去监管殷商遗民。汉代孔安国说：“命令他接替君陈。”唐代孔颖达说：“大概是君陈去世了，命令他接替君陈。”其中“大概”二字，是表示怀疑的语气，不敢肯定就是这样。《君陈》的序言说：“周公去世后，命令君陈分别治理东郊成周。”君陈接替周公，经文中有明确的记载。这篇序言只说：“康王命令作册官毕公分居里成周郊”，没有明确说他是接替君陈。然而篇内说道：“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始，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中间，只有您能够完成终结。”以周公为开始，以君陈为中间，以毕公为终结。那么毕公接替君陈，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但在这里自然显现出来。命令作册官，唐代孔颖达说：“命令内史制作册书来任命毕公。”大概因为《周礼》中内史的职务，凡是任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就用册命。所以知道作册官就是内史。册是用来记载王命的话，以便收藏的。《左传》记载城濮之战，襄王命令内史叔兴父册命晋侯为侯伯，说：“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执行王的命令，以安抚四方国家，纠正王的邪恶。”晋侯三次推辞后接受命令，接受册书后退出。王对叔父说的话，都记载在册上。晋侯接受册书后退出，就是收藏它。毕公监管殷商遗民，康王命令作册官来任命他，那么就知道《洛诰》说：“王命令作册官逸祝册，只告诉周公的后代”，那册命周公留居洛邑是无疑的。先儒认为这是任命鲁公伯禽，是错误的。成周郊，就是《君陈》序中所说的东郊成周。成周在王城的东边，王城是别都所在，所以称成周为东郊。因为它是王城的东郊，所以称为成周郊。篇内说：“保厘东郊”，就是这个郊。分居里，康王命令毕公以辨别善恶，表彰他们的住宅里邑，区分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他们能够敬畏羡慕。所以序言说：“分居里”，是说在成周东郊之地分别安置他们的居里。汉代孔安国将成周郊解释为成定东周郊境，是错误的。《汉书·五行志》说：“毕命丰刑：说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防丰刑。”孟康说：“丰刑，是逸书的篇名。”唐代孔颖达说：“这是伪作者传闻旧语，得到了年月，却不懂下面的言辞，妄言作丰刑罢了。”大概这篇出自孔壁、济南伏生所传授的，没有得到原本，而孔壁的书在汉代没有流行于世，所以唐代孔颖达认为丰刑是伪作，就像伪《泰誓》之类。惟十有二年，是康王即位的十二年。朏，《说文》说：“月亮未盛之明。”朏，大概是月亮的第三天，即哉生明。汉代《志》说六月戊辰朔，所以第三天庚午是朏。越三日壬申，是在朏之后的第三天，连同庚午一起数，所以是三天，即六月的第五天。丰，是文王庙所在。丰距离宗周镐京二十五里，所以康王只要早晨从宗周出发，就可以到达。一定要在文王的庙里任命，是因为毕公是文王的儿子。他到文王的庙里，是因为有成周所迁徙的殷商剩余百姓，而命令毕公去治理东郊之地，厘，治理的意思，与允厘百工的厘相同。王氏的说法，认为《书》称周公为“师保万民”，任命君陈为“尹兹东郊”，任命毕公为“保厘东郊”，从而为之辨析，其所以不同，且告诉以天命使他居住你的邑，继承你的居处，作为师保，简选他的修养，进用他的良才，作为尹，表彰他的住宅里邑，区分他的井田疆界，作为保厘。他的话都动摇不安，强行分别，自然可以彼此互换。“王若曰”以下，这是另外任命的言辞。毕公接替周公为太师，也接替为东方之伯，所以他朝见康王时，率领东方诸侯，而康王称他为“父师”。毕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周公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他的亲属最尊贵，所以称“父”。即天子称同姓为叔父、伯父。惟文王、武王敷大徳于天下，用克受殷命。这是说周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开始，文武的造周，都以其大德布施于天下，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