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十四

译国家的士人是用自己的私意来揣测伊尹的。从陑地进军，是所选择的讨伐夏朝的道路。汉代孔氏说：“从陑地进军，是出其不意。”孔氏的意思是，桀的都城在安邑，位于亳的西边，从东边前往汤处，不经过安邑的东边，而经过它的西边，就认为这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苏氏说：“古今地名道路有变迁不可知的，怎么知道陑、鸣条一定在安邑西边呢？”进军陑地以作战，是记事的实情，就像《泰誓》说军队渡过孟津一样，这种说法很好。所谓出其不意，乃是后世用兵的诈谋。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威文之师的节制，威文之师的节制不能抵挡汤武的仁义。威文节制之师，本来就已经不需要诈谋了，何况汤武的仁义呢？说出其不意，这种说法本来就很浅陋。而唐代孔氏又认为汤在禅让时代之后，曾经做过桀的臣子，感到惭愧而且恐惧，所以出其不意。果真像这种说法，那么汤讨伐夏朝究竟是何居心呢？王氏说：“进军陑地不是凭借地利，而是凭借人和罢了。”薛氏认为得到人和而在不利之地行军，不符合人之常情，这种说法很好。

译于是与夏桀在鸣条的原野交战，作了《汤誓》。《汤誓》

孟子说：“‘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是说夏桀在鸣条，已经有了可以讨伐的罪衅。然后商汤从亳地前往攻打他，这说明鸣条是夏桀都城的地名，大概位于安邑旁边。于是与夏桀在鸣条的原野交战，记载他们交战的地方，就像《春秋》记载某人与某人在某地交战一样。这是记载史事的常规体例，只是年代久远，地名的详情无法得知。然而先王吊民伐罪的根本意义，并不取决于地名，而先儒却附会地名，根据前后的向背曲解义理，这就像相马时只辨别毛色和雌雄一样。”《汤誓》这一篇，大概是记载商汤讨伐夏桀时誓师的话，用来表达兴师动众的意思。《史记》因为按顺序记载战伐的事迹，所以把原本誓师的话附在后面。《汤誓》唐代孔颖达说：“《甘誓》《泰誓》开头都有序言，分别说明誓师的意思，记载誓师的地点；而这篇和《费誓》只记载誓师的言辞，不说明誓师的地点，这是因为史官不是同一人，言辞有详略之分，这种说法是对的。”大概孔子整理《尚书》的时候，没有序言的不增加，有序言的不删减，各自保留原来的样子罢了。

商汤说：“来吧，各位民众，都听我说话。不是我小子敢发动叛乱，而是夏朝罪恶多端，上天命令我诛灭它。”

礼制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尊贵者没有两个至上者。商汤、周武王誓师的时候，夏桀、商纣还称王，这里的“王”字，大概是史官的追称。商汤、周武王称王，一定是在已经战胜夏、商，完成革命之后。周武王战胜商朝，举行柴望大典，宣告武王成就王业，然后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周武王追尊他的祖先，尚且一定要等到拥有天下之后，难道他自己会急于称王吗？汉代孔安国说：商汤称王而誓师，根据下文，商汤称夏桀为“夏王率遏众力”，那么商汤还是称夏桀为王，怎么能把夏桀当作独夫看待呢？商汤既然称王，又称夏桀为王，这就是两个王了。商汤的做法，一定不会这样。这件事涉及君臣的名分，不可不辨明。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是呼唤民众上前听我的誓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这是用来宣告吊民伐罪的意思。以诸侯的身份讨伐天子，从名分上说，这是称乱。然而夏朝罪恶多端，上天命令诛灭它，即使想不讨伐，也不可能。有人问孟子：“您曾劝齐国讨伐燕国吗？”孟子说：“没有。”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就这样去讨伐了。如果他说“谁可以去讨伐”，我将回答说：“作为天吏就可以去讨伐。”现在有个杀人犯，有人问：“这人可以杀吗？”我将回答说：“可以。”如果他说“谁可以杀他”，我将回答说：“作为法官就可以杀他。”现在用燕国去讨伐燕国，为什么要劝他呢？大概不是天吏，就不能讨伐有罪之人。用燕国去讨伐燕国，是不对的。作为天吏，就不能不讨伐有罪之人。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对的。不是天吏而讨伐有罪之人，就像不是法官而擅自杀人一样。作为天吏而不讨伐有罪之人，就像法官故意放纵死囚一样。商汤、周武王的事情，虽然说是以臣伐君，但是上天的命令，百姓的归向，实在有不得已而不能停止的原因。所以商汤说：“夏朝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纠正。”周武王说：“商朝的罪恶积满，上天命令诛灭它，我不顺从天意，我的罪恶就和他们一样。”作为天吏而不讨伐有罪之人，就是违背上天的命令，安然坐视百姓陷入苦难而不救助，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仁义的呢？所以商汤誓师，说不是我小子敢做称乱的事，而是上天命令我讨伐罪恶多端的夏朝而不敢赦免。从今以后，你们各位民众，直到今天，我必定前往。汉代儒者解释这个意思，迂回曲折，最难理解，只有薛氏和王氏深得其中奥义，现在参考两家的说法，来阐述其义。至于汉代儒者意见分歧的错误，就不再讨论了。

现在你们各位民众，你们说：“我们的君王不体恤我们民众，舍弃我们的农事而去征伐夏朝。”我只听到你们众人的话，夏朝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纠正。现在你们如果说：“夏朝的罪恶究竟怎么样？”夏王竭尽众人的力量，剥削夏邑的百姓。民众都懈怠不合作，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宁愿和你一起灭亡。”夏朝的德行像这样，现在我必定前往。

这大概是亳邑的百姓，安于无事，而深深畏惧讨伐夏桀的劳苦。我后指商汤，是说商汤不体恤亳邑的民众，舍弃他们的农事，而去纠正夏朝的罪恶。大概是说夏朝的罪恶，不是商汤所应当担忧的，而亳邑的百姓正忙于农事，不可以夺走他们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商汤说：“我也听到你们众人的话是这样。然而夏朝有罪，受到上天的谴责，所以上天命令我吊民伐罪。我敬畏上天的命令，不敢不前往，纠正夏朝的罪恶，以安抚百姓。”现在你们亳邑的百姓，自保以求稳固，认为夏朝的暴虐不能加害于你们，而没有讨伐夏朝的意思，就说：“夏朝的罪恶虽然暴虐，能把我怎么样？”却不知道夏王正在施行暴政，遏绝众人的力量，剥削夏邑的百姓，说的是征役的烦扰，赋税的沉重。夏王这样虐待他的百姓，所以夏朝的民众也都相率

译懈怠懒惰且不和睦协调，说：“什么时候什么日子才会灭亡？我想杀掉他的身体，和他一起灭亡。”夏朝百姓的心情，竟然逼迫急切到这种地步。我难道可以和你们亳邑的众人，苟且安于朝夕之间，坐视而不救助吗？所以说：“夏朝的德行像这样，现在我一定要前往。”意思是说，夏朝的暴虐祸患，既然已经极端到如此地步，即使你们亳邑的众人，舍弃农事来从事这次征伐，然而所救活的人众多，所保全的利益重大，不可以不前往啊。至于商汤讨伐夏桀，是为了顺应天下的期望。向东面征伐，西夷抱怨；向南面征伐，北狄抱怨。然而亳邑的百姓却畏惧兴兵而不肯前往，直到用一定要前往来告诫他们，然后才肯前往，由此可以看出商汤忠厚的德行，能够感化亳邑的百姓，熏陶浸润，大概是有缘由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他讨伐夏桀时，不只是商汤有勤勉不得已的意思，亳邑的百姓也是到了勉强才跟随，并不是他们本心乐于做这件事。如果不是被商汤盛大的德行所感化，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呢？像安禄山、史思明蓄养他们不轨的阴谋，来扰乱唐朝皇室，幽陵的百姓甚至把安史当作圣人，这是只担心他们叛乱不够迅速，事情不能成功，哪里是等到勉强才跟随呢？

译你应当辅佐我一人，去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将重重赏赐你，你不要不信。我绝不食言，你若不遵从誓言，我就连你的妻儿一起杀戮，绝不赦免。

经书上说：“上天看，通过我的百姓去看；上天听，通过我的百姓去听。”百姓既然厌恶夏桀，并且希望与他一同灭亡，这就是上天断绝他了。你们众将士应当辅佐我一人去讨伐他，目的是执行上天的惩罚。你们如果听从命令，我就用爵位和赏赐来奖赏你们，这是因为你们顺应了上天的意旨，这是天命所应当施加的。你们不要认为我的话不可信，我必定不会食言。古人把说话虚伪不实叫做食言，食言，就是说话不兑现，像食物被吃光一样消失。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誓言，我就杀戮你们的妻儿，以此羞辱你们，没有任何赦免。这是因为你们不能承奉上天的意旨，这是上天讨伐所应当施加的。无论是刑罚还是奖赏，我哪里会在其中夹杂个人的喜怒呢？一切只是为了奉行上天的意旨罢了。

详细考察这篇文献，大概是商朝百姓害怕征发劳役，不愿意进行讨伐夏桀的行动，所以商汤恳切地告诫他们讨伐的理由，这一定是他刚开始出兵时在亳邑誓师的话。誓师之后才去讨伐夏桀，从陑地出发，在鸣条的郊野与夏桀交战。然而看孔安国所作的序文，则像是临战之后才誓师的样子。大概序文总载了讨伐夏桀的详细经过，并系上了当时誓师的言辞，并不是像《牧誓》那样在鸣条布阵、临战时才誓师。凡是这类情况，在于学者用心去推测古人的志向从而理解，不能拘泥于言语文字的轻重先后，而失去了古人的大意。

孟子说：“禹、稷、颜回同道，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像是自己溺水一样；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就像是自己挨饿一样。禹、稷、颜回如果交换位置，也会是这样。现在如果有同室的人争斗，去救他们，即使披头散发、帽带系着就跑去救也是可以的；乡邻有人争斗，披头散发、帽带系着就跑去救，那就是糊涂了，即使关上门也是可以的。假如商汤处在穷困简陋的境地，不做天子的官吏，不被百姓所期望，坐视百姓困于暴政，就像乡邻有人争斗，情势上可以关上门不救，那么不仅天下的百姓不能蒙受他的恩泽，就是亳邑的百姓也不能蒙受他的恩泽了。这就像孔子、颜回、孟子对于邹鲁的百姓一样。现在既然处在不得不救的境地，向东征伐，西夷抱怨；向南征伐，北狄抱怨。上天的眷顾和任命很重大，百姓的责任和期望也很深重。看待这些无助的百姓，就像同室的人争斗，应当披头散发、帽带系着就跑去救他们。在这个时候，难道可以因为亳邑百姓不愿意，而使恩泽不能遍及天下吗？所以伊尹在这个时候想到天下的百姓，哪怕是一个普通男子或妇女，如果没有蒙受尧舜的恩泽，就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普通男子或妇女尚且不能让他们不蒙受恩泽，天下的百姓，难道可以顺从亳邑百姓的私意而不让他们蒙受恩泽吗？这就是《汤誓》所作的原因。然而全篇最后必定用重赏来诱导，用连坐杀戮来威慑，这大概是誓师的常理。《易经》说：“出兵要有纪律，否则凶险。”象传说：“出兵要有纪律，失去纪律就凶险。”大抵军队的纪律，必须在刚开始出兵时明确，刚开始出兵而纪律不明确，即使出兵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也是危险的道路。听从命令的有赏，不听从命令的有刑，这是军队纪律中最重要的。商汤出兵，虽然说讨伐夏桀、拯救百姓，怎么能废除军队纪律呢？《舜典》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或提升官员。”舜考核政绩，尚且不能不用刑罚和奖赏，何况商汤、周武王出兵，刑罚和奖赏更不可废除。

唐高定曾经读到这里，问他的父亲唐郢说：“怎么可以用臣子讨伐君主？”唐郢说：“顺应天意和人心，怎么能说是讨伐呢？”高定回答说：“听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听从命令的，在社庙受戮。这是顺应人心吗？”这大概是轻浮浅薄的言论，而《唐书》为他立传记载这话以作为辨析疑惑，这是引导天下人变得轻浮浅薄。扬雄说：“孔子多爱，是爱义；司马迁多爱，是爱奇。”《唐书》记载高定的这话，也有爱好奇异的过错，是可以删去的。

商汤已经战胜夏朝，想要迁移夏朝的社稷，不可以，于是作《夏社》，怀疑到了臣扈，夏军大败，商汤于是跟随他，于是讨伐三朡，俘获他们的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仲虺之诰 商书

《周礼》规定出兵时设立警戒，先后明确刑罚。一是誓，用于军旅；二是诰，用于防同。所谓在防同的地方发表言论，来告诫众人。像《汤诰》、《康诰》、《召诰》之类，都是在防同的时候告诫众人关于所施行政策的意图。所以《汤诰》说：“王从战胜夏朝回来，到达亳邑，广泛地告诫各方。”《康诰》说：“四方百姓大大和顺，诸侯、甸、男、邦、采、卫的百官和百姓和顺，在周地见到士人。”周公非常勤勉，于是广泛地告诫治理之道。《召诰》说：“告诫殷朝的众人，以及你们的办事人员。”凡是这些都是在防同的地方告诫的。这篇仲虺告诫商汤一人的话，也叫做“诰”，唐孔氏说：“仲虺一定是对众人告诫商汤，这也是防同。”然而也不一定这样说。况且像殷朝已经错失了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难道也是对众人的话吗？总之，凡是叫做诰的，只要有告诫的言辞，如果一定要统一用防同的说法，那就太固执了。《康诰》、《召诰》之类，两个字足以成文；《仲虺诰》三个字不足以成文，所以用“之”字补足句子。也就像《冏命》、《毕命》，两个

译名字中带有“成文”二字；到了《防人之命》、《蔡仲之命》这两篇文献，则是在名字之外又加上了表字。

译商汤从夏地归来，到达大坰。

这段文字承接上篇《典宝》的序言，所以汉代的孔安国说这是指商汤从三朡返回。班固说：“《尚书》的起源，非常久远。到了孔子编纂时，上起尧，下至秦，共有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说明其写作意图。但我私下认为，《尚书》的序言，乃是历代史官辗转相传，作为全书总目录的。考察五十八篇的序言，有说明写作意图的，如《尧典》序说：‘从前帝尧，聪明明察，光耀天下，将要禅让帝位，让给虞舜，于是作《尧典》。’想要用几句话概括一篇的大意，像这类情况，说是孔子作序，说明写作意图，是可以的。像本篇序言说：‘商汤从夏地归来，到达大坰。’上一句说明发布诰辞的时间，下一句说明发布诰辞的地点，而商汤的惭愧之德以及仲虺用来宽慰商汤心意的内容，起初没有一句话提及。像这类情况，其为史官记载的文字，是确凿无疑的。所以《尚书》序言的话，只是指明本篇产生的缘由罢了，也不必探究得太深。大坰，是地名。《史记》认为是秦代的定陶，其实是一回事。那里的地方，以前的儒者认为不知道在哪里，应当是定陶到亳地所经过的路。大概孔安国以三朡为定陶，所以《正义》这样说。仲虺，是奚仲的后代，担任商汤的左相，见于《左传》。《誓》的序言说：‘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那么商汤的时候，应当是伊尹担任右相，与仲虺共同辅佐商汤，进行讨伐夏朝、慰问百姓的行动。”

仲虺作诰，《仲虺之诰》。

大概商汤讨伐夏朝归来，内心不安，有惭愧之德的话语，所以仲虺作诰，说明不得不讨伐的道理，以宽慰商汤的心意。这几句话，也是史官记录这些话的时候，撮取大意，以显示君臣之间互相劝勉的内容，也就是班固所说的说明写作意图。

成汤将夏桀放逐到南巢，只有惭愧之德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借口。”仲虺于是作诰。

南巢，是地名。薛氏说：“庐江六县东面有居巢城，《尚书》有巢伯来朝见。《春秋》记载楚人围攻巢，大概夏桀逃到这里。商汤没有杀他。商汤、周武王的事情，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除去残暴和虐待，不得已而以臣下讨伐君主。然而商汤对于夏桀，只是放逐到南巢罢了。至于周武王则杀了纣王，大概商汤讨伐夏桀而夏桀退位出逃，已经窜逃到南巢了，于是商汤即使不诛杀，以显示顺应天意民心，有勤勉不得已的意思。至于纣王的事情则不同于此。”荀子说：“周武王挑选战马前进，在牧野之野压倒了纣王，击鼓而纣王的士兵改变方向，于是抛弃殷人而进击诛杀纣王。大概杀他的不是周人，本来就是殷人。”由此看来，那么周武王本无诛杀的意思，而牧野之战前军倒戈攻击后军向北，是纣王率领如林的军队迎战，大概自在行阵之间，所以殷人杀了他。纣王既被杀，周武王无可奈何了，于是立他的儿子武庚代替殷的后代，大概是为了表达他的恻隐不忍之心，这也是商汤讨伐夏桀的意思。邵雍说：“降低一等，就至于杀了。”他的意思认为商汤能容纳夏桀而放逐他，周武王则不能放逐纣王而杀了他，就比商汤低一等，失去了分寸。王氏说：“夏桀的罪过不如纣王严重，所以商汤只是放逐他罢了。”这也是牵强的说法，应当以荀子的话为准。《礼记》说：“酒杯豆羹，谦让而接受劣质的，百姓尚且侵犯长幼之序；床席之上，谦让而坐下的，百姓尚且侵犯尊卑之序；朝廷之位，谦让而就低位的，百姓尚且侵犯君臣之序。”古代先圣先王，声音成为音律，身体成为法度，作为天下的法则，可以传给后世，以此拯救百姓，百姓尚且有流于不善的。商汤讨伐夏朝拯救百姓，虽然说顺应天意民心，出于不得已而这样，然而从名分来说，这是以臣下讨伐君主，以诸侯夺取天子的位置。商汤的心虽然其中没有私利，而他的行为则接近于有利可图，所以攻克夏朝而战胜它，就惭愧而不自安。确实认为考虑其最终结果而考察其弊端，知道后世乱臣贼子一定有以我为借口而实行篡夺阴谋以谋利的人，所以羞愧地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及古人，而慨叹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借口。’他的意思确实认为以臣下讨伐君主，真是我的罪过，不认为顺应天意民心的举动是当然的，其始终之际一出于诚实，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不曾巧饰文辞以求解脱，这所以不失为圣人。商汤既负有惭愧之德，有不安的心了。仲虺于是推明商汤的本意，认为迫于天人的期望，确实有不得已而不能停止的。已经释除了成汤的疑虑，于是解除天下后世的疑惑。而且像魏文帝逼迫汉献帝而夺取帝位，于是以受禅为名，环顾左右说：‘舜接受禹的事，我知道了。’其实是篡夺，而以舜禹的事欺骗他的群臣，人难道可以被欺骗吗？自古乱臣贼子多了，没有像曹丕那样肆无忌惮的。商汤自以为称乱，而天下后世不认为他称乱；曹丕自以为舜禹，而天下后世不认为他是舜禹。这是君子所以合乎时宜，而小人所以肆无忌惮的原因。

说：唉！只有天生百姓，有欲望而没有君主，就混乱。只有天生聪明的人，这时治理。唉！是感叹的辞语。说百姓的生，有喜怒哀

译如果放纵喜爱与厌恶的欲望，丧失了生命本真的性情，为了争夺所想要的东西，那么侵夺盗窃、抢劫掠夺，就没有什么不做的了。如果不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那么有欲望的人必然会发生争斗，争斗不止，就会导致混乱。这一篇论述的是最初百姓之所以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的用意。柳宗元说：人类初生之时，万物都生长着，草木丛生，鹿猪成群，人不能搏杀撕咬，而且没有羽毛，无法自卫，必定要借助外物来使用。借助外物的人必然会发生争斗，争斗不止，必定会去服从那些能够判断是非曲直的人。那些聪明而明智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告诉他正确的道理而不改正，必定要惩罚他然后才会畏惧。由此君主、长官、刑罚、政令就产生了。所以亲近的人聚集成为群体，群体中没有分别，他们的争斗一定很大。德行又有更大的人，众多群体的首领又去服从他，以安抚他们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序列，那么他们的争斗又有更大的了。德行又有更大的人，诸侯的序列又去服从他，以安抚他的封地。于是有了方伯、连帅之类，那么他们的争斗又有更大的了。德行又有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之类又去服从他，以安抚他的百姓。然后天下统一于一。因此有了里胥，然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才有天子。这种说法很完备。大概之所以设立君主，只是因为百姓有争斗而没有主宰，就会混乱的缘故。只有设立君主来主宰百姓的欲望，百姓才不会陷入混乱。所以如果不是天生聪明贤明的君主，他的耳目所闻所见足以周全地知晓四方情况的真假，就不足以治理这种混乱。如果他的聪明不足以听到他听不到的，看到他看不到的，那么百姓喜好、厌恶、悲哀、快乐的情感，压抑在下面，而没有途径向上通达，最终也只会陷入混乱罢了。所以必定是天生聪明贤明，然后才可以治理这些百姓。天生聪明贤明，他的聪明出自天命的自然，不是人为的虚伪。像秦始皇、魏武帝这些人，难道能说他们不聪明吗？然而他们的聪明出自天性却夹杂着欺诈，所以用巧诈虚伪胁迫天下而使之服从，虽然能使之服从，最终也背叛离去，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天生聪明贤明的缘故。王氏说：百姓有欲望，以至于丧失了生命本真的性情，去争夺，所以抢劫掠夺、虚妄欺骗，没有达不到的。作为主宰的人，如果不是聪明足以胜过他们，那么只会混乱罢了。这种说法大大违背义理。我们之所以看重圣人，只是想要知道天下百姓喜好厌恶的情感罢了，如果想要胜过他们，那么秦始皇、魏武帝的聪明就足够了，难道足以制止混乱吗？仲虺说这些，大概是说天生百姓而设立君主，凡是想要他的聪明足以制止混乱罢了。现在夏桀虐待百姓，如此已经失去了设立君主治理百姓的本意了，又可以说是应当诛杀而不能诛杀的。武王誓师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的精灵，真正聪明贤明的人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也是这个意思。齐宣王问孟子说：“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有这回事吗？”孟子说：“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残贼的人，叫做独夫。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弑君。”大概所谓设立君主，只是害怕百姓互相残害而没有主宰的缘故，作为主宰的人自己却成为残害者，那么君主的实质就丧失了，不是独夫又是什么？孟子的意思，就是仲虺的意思。

译夏朝君主昏庸无德，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天于是赐予商王勇猛与智慧，树立榜样以匡正天下万国，继承大禹的旧业，遵循其常道，奉行顺从上天之命。

夏朝君主昏庸无德，便是不聪明了。不聪明的德行，便会残暴地役使百姓。所以百姓的危险，如同坠入泥沼、落入火坑，而没有人来救助。夏桀的暴虐到了这种地步，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正道。夏桀失去了为君之道，导致百姓动乱，不能没有君主。所以上天赐予商汤勇猛与智慧，智慧足以谋划，勇猛足以决断，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上天生育百姓，有欲望却没有君主，于是动乱”的意思。只有智慧足以体察百姓的情状，勇猛足以拯救百姓的生命，这才是聪明足以治理百姓。上天将勇智赐予商汤，其用意大概是让商汤成为天下的表率，以匡正万国。这阐发了上文“上天生育百姓，有欲望却没有君主，于是动乱”的含义。继承大禹的旧业，遵循其常道。是说大禹凭借聪明的德行受上天任命，来治理百姓，而他的子孙不遵循正道，以至于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所以上天赐予商汤勇智以匡正万国，凡是想让商汤继承大禹的功业，遵循旧有的法度，来遵循常道。天命既然如此，商汤怎能不奉行顺从呢？推究仲虺的本意，大概是认为像夏桀那样昏庸无德，上天已经抛弃他，不得不讨伐；像商汤那样勇猛智慧，上天已经任命他，不得不顺从。天命中有夏桀的昏庸无德而没有商汤的勇猛智慧，就不能成为上天的官吏；有商汤的勇猛智慧，而夏桀没有昏庸无德，那就侍奉他罢了，还有什么讨伐的呢？凭借这样的勇智，又恰逢这样的昏德，所以以臣伐君而不算叛逆。如果君主的昏庸不如夏桀；臣子的勇智不如商汤，那么本来就不能做商汤所做的事了。又何必担心这成为别人的口实呢？

夏王有罪，伪造并欺骗上天，以此向下颁布命令。上天因此认为他不善，于是让商朝承受天命，以此使其民众清醒明白。

这又是说夏朝的百姓水深火热到了极点，而商汤凭借勇智的德行被夏桀忌恨，每天担心危亡还来不及，敬畏上天的命令，不敢不奋起他的智勇，来拯救百姓的生命。自古英雄君主出世顺应时势，如果他的深仁厚德被天下人所归附，就一定会被暴虐的君主所忌恨。所以汉高祖进入秦关，秦地百姓大喜，没有不想让高祖称王秦地的，而项羽忌恨他，鸿门宴的危机，几乎没能逃脱。光武帝安抚河北，官吏百姓喜悦，争相拿着牛酒迎接慰劳，而更始帝忌恨他，派使者立他为萧王，命令他罢兵，光武帝不接受征召，才得以幸免。假使这两位君主不能见机行事，从虎口中脱身，那么百姓的生命果真谁来拯救他们于溺境呢？商汤的勇智既已受上天赐予，所以夏桀更加不安而想要消灭他。仲虺说夏王自知自己有罪，自绝于上天，于是伪造欺骗上天的命令，煽动迷惑世俗而残暴地役使百姓。“矫”与“矫制”的“矫”相同，是伪造的意思。“诬”是欺骗的意思。是说夏桀用自己的意思假托上天的意思，以此来迷惑众人。其详情虽然无法得知，大概像田单与燕人作战，每次发布命令，必定声称是神师之类。田单用兵行师，出于一时的怪异，尚且可以说得通。夏桀作为君主，伪造欺骗到这种地步，他的罪过太大了！上天因此认为他不善，于是让商朝承受天命，以此使其民众清醒明白。圣人凭借自己的明白，所以能使别人明白。上天任命商朝，使其民众清醒明白，也是说它有明白的实质。

轻视贤人而依附权势，确实有很多追随者。我在夏朝初立邦国，就像禾苗中有杂草，就像粟米中有瘪粒。无论大小都战战兢兢，无不害怕被无辜治罪。何况我的德行言论足以被听闻？这说夏桀的伪造欺骗，也足以迷惑众人，而导致他的党羽众多。“简”是轻视的意思。孟子说：“我想行礼，子敖认为我简慢。”“简”有忽略的意思。是说夏桀对于贤人而没有权势的，就轻视忽略；不贤而有权势的，就依附他。像这样的人，有很多追随者。夏桀是君主，他的权势尊贵。小人想要同流合污的，就依附他。他看待商汤的贤能，就轻视而不容许。正因为夏桀的党羽如此兴盛，那么商汤在这个时候因贤能而被忌恨，可以说是非常危险了。所以说：“我商家在夏朝初立邦国时，已经被夏桀所厌恶，想要被剪除。就像禾苗中有杂草，粟米中有瘪粒，恐怕被锄治扬弃。”用夏桀比喻禾苗粟米，用商汤比喻杂草瘪粒，这只是说形势的危险，而处于此时必定不被容许。薛氏、曾氏等各家，都用禾苗粟米比喻商汤，杂草瘪粒比喻夏桀，说商朝被夏桀的政治扰乱。但这与下文不连贯，现在不采纳。只应当依照先儒的说法。夏桀起初，既把我商家看作禾苗粟米中的杂草瘪粒，想要锄治扬弃了。所以我商家无论大小都战战兢兢，只恐怕因无罪而被灭。我在夏朝初立邦国，尚且未兴盛，而且害怕因无罪而被灭。何况我的道德善言被天下听闻，应该更加被忌恨。《史记》说：“夏桀不致力于德行而用武力伤害百姓，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召来商汤而囚禁在夏台。”夏台之囚虽然不见于经书，但从仲虺的话来看，就知道《史记》的话不虚假。夏桀厌恶商汤而想要杀他，以至于囚禁在夏台而几乎没能逃脱。商汤讨伐他的痕迹接近于有所挟持，而商汤却不以此为嫌。仲虺以此解释他的惭愧之心，是因为天命明威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关系重大，而不敢赦免。

只有商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

这又是说商汤的盛德善政如此崇高，所以能得民心。孟子说：

译夏桀和商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规律，得到百姓就能得到天下；得到百姓有规律，得到民心就能得到百姓；得到民心有规律，百姓想要的就帮他们聚集，百姓厌恶的就不要强加给他们罢了。百姓归向仁德，就像水向下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成为深渊中的鱼，是因为渊；成为丛林中的鸟，是因为鹯；为商汤和周武王驱赶百姓的，正是夏桀和商纣。只有商汤和周武王的德行，能够聚集百姓的欲望，去除百姓的厌恶，所以夏桀和商纣的百姓都相继归附他们，即使想坚决推辞、固守谦让也不可能。这是夏桀和商纣驱赶百姓使他们归附，而不是商汤和周武王引诱他们使他们前来。老子说：“只有不把天下当作私利去追求的人，才可以拥有天下。”舜和禹接受禅让，商汤和周武王进行征伐，统辖天下的民众并拥有他们，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天下人不认为他们有过错，正是因为他们未曾有贪图利益的心，而不把天下当作私利。如果有一丝一毫贪图利益的心，那么天下必定有不服从的人，怎么能开创基业、确立法统，留给子孙万世的基业呢？所以仲虺称颂商汤的盛大德行，首先以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来说明，是说商汤的心清净无欲，深沉静止，举凡天下的声色货利，竟然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那么他讨伐夏朝、拯救百姓从而拥有天下，难道是有贪图利益的心吗？“不接近声色”，是说他不亲近宠幸之人；“不积聚货利”，是说他不经营财货。这是圣人的盛大德行，极其宏大刚强，不被外物所改变，在行事中表现得很深刻明显。汉代孔氏说：“既然有圣人的德行，又兼有这种行为”，这种说法错了。体现在行为中的，才是真正圣人的德行，难道在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之外，还有别的圣人德行吗？

译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这是说商汤修身律己，体现在实际功效上就是如此。他取得天下，本来没有谋取私利的心。而且他能够任用有德的人，奖赏有功的人，与天下人共享利益。那些努力修德的人，我就用官职来勉励他们，与他们共享天子的地位，治理天子的职事。那些努力建功的人，我就用赏赐来勉励他们，优厚他们的俸禄，荣耀他们的车马服饰，以此表彰宠信他们，不一定让他们共享天子的地位、治理天子的职事。大概是有德的人用官职来勉励，有功的人用赏赐来勉励，各自符合他们的实际罢了。周武王推崇德行、报答功劳，也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他还能用人只凭自己的判断，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而不徇一己之私。所谓“用人惟己”和“慎终如始”，是说用人就像出自自己一样。就像所说的“善于与人同心，舍弃己见听从他人，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王氏说：“用人惟己，是自己知道可以任用然后才任用，这样就是果断地自我担当，而不顺从天下人的喜好厌恶。”王氏心术的不同，大体就是这样。改过不吝，是说自己有错就改正，不再吝惜。就像所说的“有过错就不怕改正”。用人惟己，那么善良的人没有不跟从的；改过不吝，那么不善的人没有不改正的。这就是能够合并为公，成就大业的原因。他发而为政，又能以宽厚来居处，以仁爱来施行。这就是所说的以不忍人的心，行不忍人的政。只有商汤的德行如上所说，这才能够在天下彰显诚信。天下人信任他，想要拥戴他做君主。孟子说：“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去攻打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王师，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躲避水深火热的苦难。如果水更加深，火更加热，那也就只能转嫁祸害罢了。”夏桀之所以失去天下人心，只因为他肆意施行威虐，所以百姓陷于泥沼炭火之中而无人拯救。商汤在这个时候以宽仁的德行在天下彰显诚信，所以天下归附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商汤之所以能成就宽仁的德行，其根本在于清净寡欲，任何天下的事物都不能动摇他的心，所以能与天下人共享利益，施行不忍人的政治。这就是他能够在天下彰显诚信的原因。大概拨乱反正，成就帝王基业的人，如果有利己之心，就会被物欲所夺，见到利益就行动，被声色货利的私欲所迷惑，以至于因私害公，不能推广自己所有的东西与天下人共享利益，刚愎自用，逞能而不肯改正。这样那么所施行的无非是暴虐的政治，这就是水更加深、火更加热的情况。古代有人犯这种错误，项羽就是。汉高祖和项羽，在秦朝末年，都兴起义兵，来铲除残暴、去除虐政。比较他们的势力，那么高祖不如项羽，相差很远。然而高祖最终得到天下，而项羽失去天下，是因为高祖宽仁，而项羽只是肆意暴虐罢了。推究高祖之所以宽仁的原因，没有别的，也是基于这几种德行罢了。看他进入秦关，珍宝什么都不拿，妇女什么都不宠幸，封存秦朝的宫室府库，退军驻扎在霸上，那么他的志向已经不小了。而且他不吝惜爵位赏赐，投降的城市就封侯给将领，得到的财物就分给士兵。喜欢谋划并能听取意见，听从劝谏如同转动圆环一样顺畅。只有这几种德行，都具备在自己身上，所以他约法三章，全部废除秦朝的法律，而秦地百姓都安居如故，没有不想让高祖称王于秦地的。而项羽所做的，则全都相反。这就是成败形势不同的原因。用高祖成就帝业的情况来推论，就知道仲虺推究商汤的根本，隆重承担讨伐夏朝、拯救百姓的意思，始于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改正过错毫不吝惜，然后接着以宽厚仁爱，在百姓中彰显诚信，可以说是知道先后次序了。

于是葛伯仇视送饭的人，最初征伐从葛国开始，向东征伐西夷怨恨，向南征伐北狄怨恨，说：“为什么唯独落后我们？”所前往的百姓，家中互相庆贺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得救。”百姓拥戴商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又是说商汤既然有了宽仁的德行，在百姓中彰显诚信了。于是说他在吊民伐罪的时候，被天下人所归向。商汤的征伐，大概始于葛国，其概况见于仲虺的话，其详情见于孟子。孟子说：“商汤住在亳，与葛国相邻。葛伯放纵而不祭祀，商汤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回答说：‘没有用来祭祀的牺牲。’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吃了，又不用来祭祀。商汤又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回答说：‘没有用来祭祀的谷物。’商汤派亳地的百姓去为他耕种，老弱的人送饭，葛伯率领他的百姓，拦截那些有酒食黍稻的人抢夺，不给的杀了。有个童子拿着黍肉送饭，杀了他并抢夺食物。’《尚书》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说的就是这个。因为杀了这个童子而征伐他，四海之内都说：‘不是为了富有天下，而是为平民百姓报仇。’商汤开始征伐从葛国开始，经过十一次征伐而无敌于天下。面向东征伐，西夷怨恨；面向南征伐，北狄怨恨。说：‘为什么落后我们？’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时盼望雨水一样。赶集的人不停止，耕田的人不改变。诛杀他们的君主，慰问他们的百姓，如同及时雨降临，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没有惩罚。’孟子的时代距离古代不远，一定是典籍所记载的如此，这可以拿来明确仲虺的意思。大概商汤对于葛国，起初并没有讨伐他的意思。他的祭祀，

译于是把牛羊送给他们；既然他们不祭祀，就派亳地的百姓去为他们耕种；等到他们杀害了送饭食的童子，这才不得已而讨伐他们。讨伐他们，并不是为了逞一时之私欲，也不是为普通百姓报仇。汤讨伐葛伯，既然为普通百姓报了仇，那么有仇的普通百姓，没有不愿意让他为自己报仇的。所以讨伐葛伯之后，又有十一次征伐，都是为了替普通百姓报仇。苏氏说：“用兵如同用药石治病，那么病人只怕它来得太晚。”这个说法很好。所以那十一次征伐，向东去征伐，西边的夷人就埋怨他来得太晚；向南去征伐，北边的狄人就埋怨他来得太晚。说：“都是百姓，为什么先救他们而后救我们呢？”所说的埋怨，和“怨慕”中的怨相同，大概是盼望他到来而埋怨他没有及时到来，并不是真的怨恨他。说西夷埋怨、北狄埋怨，孔氏说：“举出远方的情况来说，那么近处的情况就显而易见了。”那些还没有讨伐的国家，就埋怨他来得太晚；他所去讨伐的地方，那里的百姓家中互相庆贺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已经很久了！我们的君主来了，从此就可以休养生息了。”那些还没有到达的国家，就埋怨他没有及时到来，说：“为什么唯独把我们放在后面？”那些到达的国家，就庆贺他的到来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后来终于能让我们休养生息了。”百姓对汤的责成和期望，如此迫切，而桀的恶行日益滋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日益增多。汤虽然顾念君臣上下的名分，忍耐而不诛杀桀，但百姓想要脱离死亡，那种迫切的心情都投向汤，汤不能置之不理了。从前楚国的白公的父亲被郑国所杀，白公向楚国请求讨伐郑国，以报杀父之仇。子西说：“楚国还没有节制，不然，我不会忘记这件事。”过了几天白公又请求，答应了他但还没有出兵，晋国人讨伐郑国，楚国去救援郑国，和他们结盟。白公胜愤怒地说：“郑国人就在这里，仇敌不远了。”于是磨剑说：“杀子西。”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我的仇人，子西有可以报仇的途径却不为我报仇，那么仇人就在子西身上了。桀被百姓所怨恨，百姓的意思，认为只有汤的宽厚仁爱可以把我从水深火热中垂死的生命救出来，所以他征伐这里，那里就埋怨；征伐那里，这里就埋怨。假如让汤安然只顾自己的私利而不肯勉力顺从大义来拯救百姓，那么百姓的愁怨反而归咎于汤了。所以宁愿让自己有惭愧的德行，也不忍心失去天下的期望。百姓拥戴商朝，是说百姓拥戴我商家而期望得到拯救，从最初征伐葛伯的时候，就已经想让他做君主拥有天下了，不是出于一时的偶然，趁机谋取利益而觊觎非分的东西。

译辅助贤人，辅佐有德，显扬忠臣，成全良善。兼并弱小，攻击昏昧，夺取动乱，轻侮将亡。推助将亡者使其灭亡，巩固存续者使其安定，国家因此昌盛。

这大概是天下的常理如此。《中庸》说：“上天化生万物，必定依据其资质而厚待它。所以，栽种的加以培育，倾斜的加以倾覆。”这确实是天道的自然规律，不容许私意掺杂其中。辅助贤人，辅佐有德，显扬忠臣，成全良善，这是说行善的人必定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其文辞则以小大为序：良善不如忠贞，忠贞不如德行，德行不如贤能。所以商汤的辅助、辅佐、显扬、成全，也不过是称量其德行的大小罢了。兼并弱小，攻击昏昧，夺取动乱，轻侮将亡，这是说作恶的人必定会遭到别人的侵凌。其文辞以轻重为序：弱小还未达到昏昧，昏昧还未达到动乱，动乱还未达到灭亡。商汤的兼并、攻击、夺取、轻侮，也不过是称量其不善的轻重罢了。这几句话大致是说，招致别人的辅助或者侵侮，都取决于那人自身的作为，就像上天栽培或倾覆一样，是不变的道理。其文势则是顺势相配，学者领会其大意即可。如果探求得太深，一定要为之解说，像王氏所说的“佑是右助，辅是左助”之类，那就穿凿附会得不胜枚举了。执守天下的常理，栽培倾覆的道理，是不变的如此。圣人对于天下，依据常理来应对世事、接触人物：有无道的人，就推助使其灭亡；有存守正道的人，就辅佐使其巩固。这样就能顺应天道而应合人心，所以这个国家因此昌盛，可以万年，子子孙孙永远保有。夏桀有可亡的道理，他的灭亡已经是自取的了。商汤讨伐他，也不过是趁他将要灭亡，推助使其灭亡罢了，哪里有什么私心呢？

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会归附；心志自我满足，九族就会离散。

凡是商汤讨伐夏朝，慰问百姓的本意，仲虺反复陈述其本末，已经详尽无遗了。于是极力陈述为君的艰难，安守常规的道理，以达成其最终目的，告诫的意旨，是想让商汤保持无尽的忧虑，以保有无尽的福庆。唐太宗时，突厥颉利可汗请求入朝，太宗对朝廷大臣说：“突厥的疆域，控制百万民众，欺凌中原，因此骄傲而失去民心。今日请求入朝，难道不是困窘穷迫才这样吗？我接纳他，既高兴又恐惧。为什么呢？突厥衰败，那么边境自然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我如果失道，将来也会像突厥一样，能不恐惧吗？你们应当不惜苦谏，来辅助我的不足。”仲虺的意思，正是如此。大概夏桀之所以灭亡，只是因为他果断地刚愎自用罢了。商汤之所以成就王业，只是因为他德行日日更新罢了。如果最终能保持兢兢业业的意态，等到一旦因细微行为所累，逐渐不能善始善终，就会空虚地自我满足，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这样人心就会离散。夏桀的灭亡，不可不引以为鉴啊！所以说，德行如果日日更新而不厌倦，那么万国将归附我；德行如果一旦有自我满足之心，就会认为德行到此为止了。以德行为止于此而不修养，那么用人只凭自己、改过不吝的心意自然废弃了。这样，万国的归附变为九族的离散，难道还难吗？万国归附，九族离散。这是极力说明君主有德就没有不服从的，如果没有德，即使是至亲也会背叛，何况疏远的人呢？孟子说：“帮助多到极点，天下顺从；帮助少到极点，亲戚背叛。”也是这个意思。

君王勉励昭明大德，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用义理来制约事务，用礼仪来制约内心，为后代留下宽裕的福泽。德行的修养，贵在日日更新而不厌倦，所以接着说：“君王勉励昭明大德。”意思是，从今以后，君王应当勉励自己以昭明其大德，在民众中确立中正之道。大概民众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是人性所固有的。只是因为随外物而变迁，所以沉沦溺陷而不知返回。圣人先懂得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把民心所固有的中正之气，揭示出来展示给他们，使他们顺着本性而行，得到所共同认可的，共同趋向大公至正的道路。推究其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君主昭明了其大德。昭明大德，这就是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的原因。而为王氏之学的人，认为“勉励昭明大德”，是为了达到极高明，是用来修养自己的；“在民众中建立中正”，是为了引导中庸，是用来用人治事的。高明与中庸，难道可以分成两回事吗？王氏之学之所以不能进入圣人之道，大概就是因为见解如此。这实在是异端驳杂的言论。用义理来制约事务，用礼仪来制约内心，这是用来昭明大德，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的方法。《易经》说：“直是正，方是义。”君子用恭敬来使内心正直，用义理来使外表方正，恭敬与义理确立，德行就不会有欠缺，就不会怀疑自己的行为了。内心正直必定要用恭敬，所以在用礼仪制约内心；外表方正必定要用义理，所以在用义理制约事务。只有用恭敬使内心正直，才能用义理使外表方正，其实是一条道理。虽然有内外之别，心事之异，但恭敬与义理相辅而行，不可分为二。能这样，德行就会日日更新，万国就会归附。这就是能为后代留下宽裕福泽之道，使子孙永远保有而不厌倦的原因。

我听说：“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称王，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灭亡，喜好发问就会宽裕，刚愎自用就会狭隘。”

这又是论述心志自我满足与德行日日更新的不同，以终结其义理。于是举出所听到的话说：“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称王，意思是无所不师。”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必定有我的老师在。”这就是能自己找到老师

译就能自己找到老师，那么道德就会归附，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这是王业之所以能够成就的原因。如果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就会刚愎自用，态度傲慢，声音和脸色将人拒于千里之外，人心就会离散，这是灭亡的道路。之所以能自己找到老师，是因为王者喜好提问，人们就乐于把善道告诉他，所以从容不迫而有余裕。之所以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是因为亡国之君刚愎自用，心胸狭隘而无所包容。喜好提问就能自己找到老师，又把刚愎自用、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作为警戒，那么德行就会日日更新，万国就会永远归附了。

译唉！谨慎地对待事情的终结，关键在于它的开始；封殖有礼义的人，覆灭昏乱残暴的人；恭敬尊崇天道，就能永远保持天命。

仲虺又感叹并总结其中的大义说：“以商汤的开端来说，他既能不亲近声色犬马，不积聚财货利益，能够宽厚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从而成就了王业。这难道有其他原因吗？只是谨慎地对待终结，也像开始时那样罢了。能够自己找到老师，从而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这就是慎终如始的道理。”既然能够慎终如始，又能够对有礼义的人加以封殖，对昏乱残暴的人加以覆灭，以此终结他推亡固存的大义，那么百姓将永远承受他的恩赐。这大概是天道的体现。天道如此，而我能恭敬尊崇，那么上天所赐给我的美好天命，就可以永远保持了。商朝的宗庙社稷之所以能传承皇位数十代，历经六百年，贤明圣哲的君主出现了六七位，他们之所以能永远保持天命，就是这样的。其根本原则源自商汤每天更新德行，以做到慎终如始，而这又源自仲虺的谆谆告诫。那么仲虺辅佐商汤，他的功业几乎可以与伊尹相匹敌了。这就是深深嘉许并屡次感叹的原因。

从前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国凭借狭小的土地，取得了万乘之尊的权力，招致八州诸侯来朝拜同等地位的君主，经过一百多年，然后把天下作为家业，把崤山函谷关作为宫室，然而一个平民发难，宗庙就倾覆了，自身死在别人手里，被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施行仁义，而攻守的形势不同啊。”他的意思是说，进攻时可以崇尚欺诈和武力，而防守时必须依靠仁义。秦国用欺诈和武力进攻，却不知道用仁义来防守，所以导致灭亡。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用欺诈和武力去进攻，那么他所知道的只是欺诈和武力罢了，怎么可能再用仁义来防守呢？看仲虺的诰辞，开头说商汤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货，以至于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以此表明他能够战胜夏朝的原因，本来就是这样。篇末说德行每天更新，万国都归附，以至于封殖有礼的人，覆灭昏暴的人，恭敬尊崇天道，以此说明他防守已成的基业，祈求上天长久赐命的原因，也不过是这样罢了。由此说来，进攻和防守难道有不同的形势吗？

尚书全解卷十四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十五

宋 林之奇 撰

汤诰 商书

这就是《周官》中士师所说的用于会同诸侯时的诰辞。古代天子刚接受天命，统治四海，诸侯都率领他们的职官来朝见天子于都城，以此来端正开端。比如舜、禹接受禅让，在告祭天地百神之后，然后收集五瑞，会见四岳和各州的长官，向诸侯分发瑞玉。康王接受顾命后，走出应门，太保毕公各自率领他们方域的诸侯，都捧着圭玉和兼币，献上土地作为奠礼，这是常礼。商汤、周武王通过征伐得到天下，他们返回本国时，诸侯都率领职官来朝见，向君主致礼，这也是常礼。这篇主要记载他告诫诸侯的话，因而叙述事情较为简略，但可以通过互相参照来了解。《武成》说：“王从商朝回来，到达丰邑，于是停止武事，修明文治，把马放归华山之南，把牛放归桃林之野，向天下表示不再用武力征服。”丁未日在周庙祭祀，邦甸侯卫的诸侯奔走效劳，捧着豆笾。过了三天庚戌日，举行柴望大典，隆重宣告。《武成》记载，月亮刚生明魄时，各邦国的君主和百官接受周武王的命令，于是称颂武王先世积累的德行和功业，以及他吊民伐罪的意图。《武成》叙事详细，而告诫诸侯的话首尾不太完备，大概是因为《武成》这篇主要在于叙事。至于这篇，说王从战胜夏朝回来，到达亳都，隆重地告知各方，接着附上告诫诸侯的话，首尾非常完备，而叙事则简略，这是因为这篇主要在于记载言语。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的则言语详细而事情简略，记事的则事情详细而言语简略，它们的体裁自然有所不同。这两篇虽然记载的体裁不同，但它们的辞令都是刚登上大位时告诫诸侯以端正开端的。

汤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黜，废黜。废黜夏朝的天命，不让他再承受天统。商汤战胜夏朝，就废黜夏朝的天命。周武王战胜商朝，《武成》篇不说“废黜商朝的天命”，等到他杀死武庚，封微子于宋，然后说“武王已经废黜殷朝的天命”，大概是因为商汤讨伐夏桀，夏桀就抛弃国家逃跑，流窜到南巢。商汤趁机不追赶，以保全君臣之义。所以在此废黜夏朝的天命，不再为夏朝立后，让他居住在他都城所在的国家。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线的士兵倒戈，纣王被杀，这已经违背了武王的本意。所以封箕子、武庚于殷朝故都，让他们继承宗庙，趁机不改变，这也是为了保存君臣之义。等到武庚作乱，自己断绝与周朝的关系，然后才废黜殷朝的天命，而他立微子代替殷朝的后代，则让他居住在宋，不再让他居住在殷朝的故地。像这类事情，都是圣人处理事务，仁德达到极致，道义尽善尽美。亳，是商汤的都城。商汤的亳，文王的丰镐，都是王业的根基。所以既除去了桀、纣的暴政，就不再定都于夏、商的故地，而一定要回到亳与丰镐，这是基于王业兴起的地方。孟子说：“商汤凭借七十里，文王凭借百里。七十里就是亳，百里就是丰镐。”商、周的子孙，世代守护这些地方，得到它们就兴盛，失去它们就衰败。不是因为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