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十二

译（夏启的德行）穷尽，细微之处却彰显出来了。苏氏说：“君王各自凭借五行的德行称王，更改正朔，变换服色。从舜以前，必定以子丑为正朔，有扈氏不采用夏朝的正朔和服色，这是背叛。所以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他关于五行和三正的论述，确实切近事理。然而商朝时才有改正朔、易服色的事情，夏朝以前未曾有过。苏氏的说法，我也未敢认为正确。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于是获罪于天，而天断绝了他。剿截，截绝就是殄灭的意思。天殄灭有罪之人，必定借助人的手。启身为天子，承担命德讨罪的职责，不敢赦免他。

译如今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启作为天子，负有奉天命讨伐罪人的责任，不敢赦免。于是率领六军去讨伐他，哪里是为了逞一时之私愤呢？凡是这样做，都是为了执行上天所施加的惩罚。沈同因为孟子说燕国可以讨伐，就去讨伐燕国。有人问：“你曾劝齐国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问“燕国是否可以讨伐”，我回答说：“可以。”他既然认为可以，就去讨伐；他如果问：“谁可以去讨伐燕国？”那我就会回答：“只有作为天吏的人才能去讨伐。”现在齐国去讨伐燕国，如同燕国去讨伐燕国，我为什么要劝他呢？大概不是天吏就不能执行天罚，而作为天吏就不能不执行天罚。所以经文中记载誓师的话，无不以执行天罚来说明。如果不用执行天罚的名义而动用军队，那就是只想杀人罢了，这怎么能成为后世的法则呢？

左边的人不在左边作战，就是不恭敬我的命令；右边的人不在右边作战，就是不恭敬我的命令；驾车的人驾驭马匹不符合规范，就是不恭敬我的命令。

启说：“我命令讨伐有扈氏，是为了恭敬上天的命令。你们这些众将士，也应当恭敬我的命令，不要失去坐起、进退的节度。”古代用车战，每辆车配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那三个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在中间。车中左右两人负责击刺，而驾车的人在中间。《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国的许伯为乐伯驾车，摄叔担任车右，去挑战晋军。乐伯说：‘我听说挑战的人，在左边射箭以显示勇武。’摄叔说：‘我听说挑战的人，在右边冲入敌营，割下耳朵、抓获俘虏后返回。’”这说明车上的左右各有职责，而驾车的人在中间，只负责驱驰马匹罢了。然而这是指一般的兵车而言。如果是主将的兵车，那么驾车的人在左边，勇力之士在右边，主将位于鼓下，处在中央，负责击鼓与军人保持节度。这里所誓师的对象是六军将士，并非专门针对主将而言，所以是针对一般的兵车来告诫他们。攻，治理的意思。在车左的人不治理车左的事务，在车右的人不治理车右的事务，以及在车中的人驾驭马匹不符合规范，都是不恭敬我的命令。因为左右不治理各自的事务，就足以导致失败；左右治理了各自的事务，而车中的人驾驭马匹失去规范，也足以导致失败。《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侯派张骼、辅跞去挑战楚军，向郑国寻求驾车的人。郑国人占卜，宛射犬吉利。两人让宛射犬驾驶广车前行，自己都乘坐乘车，将要接近楚军时，才跟随上去。靠近敌人时不告而驰，都从囊中取出头盔戴上，冲入敌营，都下车搏斗，投掷并收取战利品，挟持俘虏不等别人就出来，都跳上车抽弓射箭。脱险后。”像宛射犬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驾车不符合规范”。由此可知，左右乘车的人虽然勇猛，还在于驾车的人要驾驭得当。王氏说：“左边的人不在左边作战，右边的人不在右边作战，这是誓师步兵；驾车的人不符合规范，这是誓师车兵。”这也是一种说法。然而三代以来都用车战，春秋所载列国战争都用兵车，而每辆车必定有左右和驾车的人。这里所誓师的话说：“在左边作战，在右边作战，驾车不符合规范”，与《左传》所载相合，不必区分步兵和车兵。古代车战，每辆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谓的步卒，坐起进退都听从车上的指挥罢了，又何必在誓师车兵之外，再誓师步兵呢？

服从命令，在祖庙前赏赐；不服从命令，在社坛前杀戮。我将连累你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戮。

左边的人在左边作战，右边的人在右边作战。驾车的人驾驭马匹得当，这就是服从命令。所以在祖庙前赏赐，以鼓励大家。如果有不这样做的，这就是不服从命令。所以在社坛前杀戮，以威慑大家。古代天子亲自征伐，带着迁庙的祖先牌位和社坛的神主一起出行。服从命令就在迁庙祖先牌位前赏赐，不服从命令就在社坛神主前杀戮，表示不敢专断。在祖庙前赏赐，在社坛前杀戮，这是尊崇祖先、严肃社坛的意义。查考礼制说：“天子巡守，带着迁庙的祖先牌位出行，载在斋车上。”又说：“如果没有迁庙的祖先牌位，就用币帛、皮圭告知祖考，然后奉持出发，载在斋车上出行。”这是自己带着迁庙的祖先牌位出行载在斋车上，没有迁庙祖先牌位就用币帛、皮圭出行，本来就是为了表达尊崇祖先的意义。在这里赏赐，也是为了尊崇祖先。《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君主率领军队出行，清扫社坛、用牲血涂抹战鼓，祝官奉持社主跟随。”这是自己带着社主出行而清扫社坛、涂抹战鼓，本来就是为了表达严肃社坛的意义。在这里杀戮，也是为了严肃社坛。因为尊崇祖先、严肃社坛，所以刑罚和奖赏在这里区分。先儒从而分为阴阳仁义的说法，就过于穿凿了。迁庙的祖先牌位和社坛神主都在军中，在这里赏赐和杀戮，就不必等到班师振旅时刑罚和奖赏就已经实行了。“我将连累你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戮”，这是说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不仅杀戮你本人，还将连同你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戮。指杀戮他的妻子儿女。这篇与《汤誓》都有连累妻子儿女杀戮的话。罪及族人以及参夷之刑，是商纣和秦朝灭亡的原因。帝王时代，哪里容得下这种刑罚？虽然汉代孔氏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以胁迫众人，使其不敢触犯，但启和汤既然有这样的话，那就是当时确实有这种刑罚。如果有不服从命令的人，必定免不了连累妻子儿女一起杀戮。这里所谓的杀戮，并不是指杀死。《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楚子在睽地治军，整个早晨就结束了，没有杀戮一个人。”夷之搜，贾季

译杀了臾骈。臾骈的族人想要杀尽贾氏来报仇。臾骈说：“不能因为‘知’（指臾骈）被杀，就认为‘戮’就是杀人，‘戮’只是施加耻辱罢了。即使施加鞭打，也叫作‘戮’。”所谓“孥戮”，就像所说的把男子的家属没入官府为奴，女子没入官府舂米一样。跟随天子征伐不服从命令的国家，如果不听从命令，那么他们的家属被没入官府为奴舂米，难道过分吗？这并非像族诛或夷三族那样的刑罚。又《汉书·王莽传》引用这段话，颜师古说：“《夏书·甘誓》中的话，‘孥戮’就是把他们作为奴隶。”解说经书的人认为“孥”是指儿子，“戮”是连累到儿子，这是不对的。《秦誓》说：“囚禁正直之士的家属，难道是说要杀他们的儿子吗？”这一种说法的道理，也是讲得通的。上天创造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它们，缺少一种都不行，谁能废除兵器？兵器的设立已经很久了，兵器不能废除，那么誓师的话也就不能废除。把百姓驱赶到刀枪剑戟的战争之下，如果不事先对他们进行誓师告诫，让他们知道坐、起、进、退的规矩，那些不听从命令的人，就跟着杀掉他们，这是欺骗百姓。哪有仁义用兵，却可以欺骗百姓的道理呢？吴王阖闾想要用兵法来试验孙子，从宫中选出美人一百八十人，孙子把她们分成两队，让吴王宠爱的两位姬妾担任队长，都命令她们拿着盾牌，说：“向前看心口，向左看左手，向右看右手，向后看后背。”号令已经颁布，就树立斧钺，接着再三命令和告诫。于是击鼓进军，右边的妇人哈哈大笑。孙子说：“号令不明确，告诫不熟练，是将军的罪过。”又再三命令和告诫后击鼓，左边的妇人又笑了。孙子说：“号令不明确，告诫不熟练，是将军的罪过。”已经明白却不按法令做的，是官兵的罪过。于是斩了两位队长来示众，于是妇人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下起来，都符合规矩法度，认为即使让她们赴汤蹈火，也是可以的。假使孙子没有再三命令和告诫，就想要杀那些不听从命令的人来示众，那么她们也就有借口了，还怎么能使用她们呢？由此可知，国家如果不使用兵器就算了，如果不得已而使用兵器，那么誓师告诫的话是不可缺少的。这是舜、禹也不能避免的。那些认为商人作誓师辞而百姓才开始叛乱，告诫和誓师辞不及五帝，都是不通晓时势变化的言论。

译五子之歌 夏书

《诗经》大序说：“情感抒发为声音，声音形成文采，称为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欢乐，其政治和谐；混乱时代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背离正道；亡国之音悲哀而思念，其百姓困苦。”大概声诗的创作，世道的治乱，政治的背离与和谐，都系于其中。周文王、周武王、成汤的诗篇，就是所谓的治世之音，其政治和谐；至于周幽王、周厉王、周平王、齐桓公的诗篇，就是所谓的乱世之音，其政治背离正道。《诗经》三百篇的创作，虽然有喜怒、赞美讽刺、哀乐的不同，其实都是为了恰当地评判当时的得失，而且言辞未曾不基于仁厚忠爱，所以能够感动天地而感召鬼神。虽然这些详细内容见于《诗经》三百篇，但追溯其起源，实际上始于虞、夏时代。舜与皋陶相继歌唱，谈论元首与股肱之臣，凭借这些成就治理，其言辞安详而欢乐，就是所谓的治世之音。太康失去国家，五个兄弟在洛水弯曲处等待，五子都心怀怨恨，叙述大禹的告诫而作歌，其言辞怨恨而愤怒，就是所谓的乱世之音。这两首声歌虽然记载于《尚书》，其实是诗歌的渊源。学者对于这一点，应当用学习《诗经》的意义来考察它。《经解》说：“温柔敦厚，是诗歌的教化。”学者能够用温柔敦厚的言辞来探求这篇的意义，就领会了。能够探求这篇的意义，那么凡是诗歌中赞美、讽刺、劝诫的内容，都可以触类旁通而增长了。

太康失去国家，五个兄弟在洛水弯曲处等待，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是太康、启的儿子所作的。太康沉溺于游猎，不体恤民事。有穷国的后羿在黄河边抗拒他，使他不能返回国家。所以说“太康失邦”。五个兄弟，也是启的儿子，仲康、少康是其中的两个。这五个人都贤能，在洛水弯曲处等待太康，不能返回国家，情感从内心发出，不能自我克制，所以作了这首歌。《尔雅》说：“昆，是兄。”这五个人都是太康的弟弟，而说昆弟，唐孔颖达说“昆弟五人自有长幼，所以称昆弟”，大概这五个人互相称谓，不是指太康而言。如果篇内说“厥弟五人”，那就是指太康而言了。

太康空占职位，因安逸享乐而败坏自己的德行，百姓都怀有二心。于是沉溺于游乐而没有节制。孔颖达说：“尸，是主。主以尊位而安逸享乐，不勤勉，没有尽到其义。”薛氏说：“尸，如同祭祀中的尸，居于其位而不做事。所以居于其位而不能有所作为叫尸，太康尸位就是这样。居于其位而不敢有所作为，也叫尸，康王既尸天子就是这样。”这种说法很好。大概康王居丧，百官收敛自己以听命于冢宰，那么康王得以守丧，而不涉及万民的事务，所以称为尸天子，而不是他的罪过。至于太康，没有其他缘故而游猎忘归，放弃万民而不省察，这确实是有抛弃其职位的心。这里说尸位与羲和尸厥官相同，大概是在其位而不做其事。以逸豫，先儒将其归属于上文，说：“太康尸位以逸豫”，所以他们的说法有认为主以尊位而安逸享乐不勤勉。根据太康尸位是居于其位而不能作为，只应当作断句读。以逸豫则连下文说：“以逸豫灭厥德”，如同所谓以荡陵德。君主而败坏其德行，那么百姓就怀有二心了，所以黎民咸贰。百姓已经怀有二心，太康尚且不知恐惧，于是沉溺于游乐而没有节制，这足以见他荒淫而不知节制。夏谚说：“我们的君王不游，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的君王不豫，我们凭什么帮助？”一游一豫，为诸侯树立法度。古代的明君，不是不做安逸享乐的事，与百姓同乐，快乐而有节制，那么百姓听到车马的声音，看见羽旄的美丽，都高兴而有喜色而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为什么能鼓乐田猎呢？”等到他不游不豫的时候，就有“我们凭什么帮助他”的话，大概他的游豫是百姓所乐见的，像这样现在，太康因安逸享乐而败坏其德行，黎民都怀有二心，而仍然肆意安逸享乐，认为不体恤，这已经是自己抛弃天下，想要免于危亡，能得到吗？

在洛水以南游猎，一百天不返回

这是说其沉溺游乐的实事。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南。太康游猎，舍弃宗庙社稷，渡河而去，那么游猎于洛水以南，直到一百天而仍然不返回。有洛之表，说其远；十旬弗反，说其久。古代治国的人，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还害怕肘腋之变，萧墙之祸，或起于一二日之间。现在太康却放纵于游猎，以说其远，则游猎于洛水以南；以说其久，则直到一百天不返回。是在我者，既有抛弃天下之心，怎能没有后羿之变呢？

有穷国的后羿因百姓不能忍受，在黄河边抗拒他

按《左传》襄公四年，夏朝方衰的时候，后羿从鉏迁到穷石，那么穷是有羿的国家名。其说有穷，如同说有扈。后羿大概是羿是穷的君主。唐孔颖达引贾逵《说文》之言，认为羿是帝喾的射官。羿的先祖世代为先王射官，所以帝赐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说：“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九日而落”

译《楚辞》中说：“后羿射落了太阳，金乌的羽毛纷纷飘落。”这种说法虽然不合常理，但大抵是说在帝喾时代有后羿，尧的时代也有后羿，那么“羿”就是善于射箭的称号，而不是具体的人名。根据前代儒者的意见，大概是说凡是善于射箭的人都称为羿，这位有穷国的君主也善于射箭，所以用“羿”来称呼他，这并不是他的本名。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查《孟子》说：“逢蒙向羿学习射箭，完全掌握了羿的射箭技艺，心想天下只有羿比自己强，于是杀死了羿。”这个被逢蒙所杀的羿，大概又是另一个羿，并非有穷国的羿。有穷国的羿是被寒浞所杀，而不是被逢蒙所杀。由此可知，羿并非有穷国的君主，而是善于射箭的称呼。太康既然自己抛弃了天下，在有洛水之外打猎，十天都不回来，所以天下人都产生了背叛他的心思。于是后羿趁着百姓不忍心受虐，用军队在黄河边阻挡他，所以太康无法返回。《诗经·北风》中说：“北风凉爽，大雪纷飞。谁对我好，我就与他携手同行。多么空虚啊，多么危险啊，局势已经紧迫了。”这说的是君主残暴地役使百姓而百姓背叛他，如果真有人对我好，那么百姓就会与他携手归附，来不及犹豫。百姓既然不忍心太康的暴政，共同背叛他，而后羿在这个时候用军队在黄河边阻挡太康，这就是趁着百姓有背叛的心思而成为百姓所归附的人。后羿是当时的商汤和周武王，然而最终不能成就商汤和周武王的功业，是因为后羿也是一个太康。魏绛说：“夏朝刚要衰败的时候，后羿从鉏地迁到穷石，凭借夏朝百姓的力量取代了夏朝的政权，依仗他的射箭本领，不处理民事，却沉迷于野外打猎，抛弃了武罗、伯因、熊髠、尨圉，而任用寒浞。寒浞在内宫献媚，在外行贿，愚弄百姓，让后羿在田猎中放松警惕，树立欺诈和邪恶，从而夺取了国家，内外都顺从他。后羿仍然不悔改，将从田猎归来时，家众杀了他并烹煮了他。”那么后羿的所作所为与太康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就像秦朝暴虐，而项羽也暴虐，他怎么能继承秦朝而拥有天下呢？而后羿恰好赶上下民想要背叛太康的危急时刻，所以后羿得以乘虚而入施展他的谋略，虽然与商汤、周武王情况相同，但实质却不同。

译他的五个弟弟，侍奉着他们的母亲跟随太康，在洛水北岸的弯曲处等待。五个儿子全都怨恨，追述大禹的告诫，因此作了歌。

这段文字与上文不相衔接。大概是因为太康刚出发去游猎的缘故。五个弟弟侍奉母亲跟随太康，到了洛水北岸，就停下来等待，不跟太康一起去享受游猎的快乐。《谷梁传》说：“智者考虑，义者行动，仁者坚守，具备这三者然后才可以离开防守岗位。”所谓防守岗位，是用来讲求诚信、修睦关系的礼仪所在。然而即使是这样，也必须有仁者坚守，然后才可以离开。现在太康已经抛弃了宗庙社稷，在洛水之外游猎，没有人顾惜国家。然而他的五个弟弟都很贤能，假如这五人之中有一人留守，那么即使有后羿那样的变故，仍然可以不灭亡。之所以导致颠沛流离、倾覆而无人救援，是因为五个弟弟都跟随他离开了，使国家空虚无人。既然自己抛弃宗庙社稷而不顾惜，那么宗庙社稷赖以生存的人，也都跟随他离开了，使他们处于无法有所作为的境地，想要挽救国家的祸患，却形势上无法施展。太康的愚昧昏暗在这里表现得极为严重了。五个弟弟到达这里时，宗庙社稷将要败坏覆亡，没有再能安存的理由，母子兄弟将要离散奔溃而无法保全，危乱的到来，指日可待。这就是他们全都怨恨的原因。他们的怨恨，忧愁叹息不足以表达，于是内心情感激动，声音形成文采，诗歌便产生了。这出于他们内心的真诚，慷慨激昂、感奋激励而不能自已。他们作诗歌，必定追溯祸患产生的根源，太康之所以安逸享乐、盘游以至于丧国亡家，只是因为他荒废抛弃了大禹的告诫。因此《五子之歌》从头到尾反复强调，只是追究他荒废抛弃大禹告诫而不能坚守，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史官推究他们的意图并为之作序说：“追述大禹的告诫而作歌”，这可以说是很好地阐明了诗人作诗的缘由了。后世为诗作序的，每篇都有小序，说明诗作的缘由，其源头大概就出于此。孟子说：“君子创立基业、留下传统，是为了可以继承。至于能否成功，则在于天命。”大概君子所创立、所坚守的可以继承的道理，即使经历万世，也可以预先规划并实行。至于子孙贤与不贤，能继承与不能继承，则取决于所遭遇的情况如何。这即使是一两代，也不能预先料定。大禹的谋略训诫可以流传万世，然而传了一代成为启，启贤能恭敬地继承大禹的道理，所以夏朝因此安定。再传一代成为太康，不能遵守大禹的谋略训诫，所以夏朝因此灭亡。然而作歌的五个儿子都是启的儿子。假如太康不是嫡子，而这五人中有一人继承启来君临天下，那么必定能念及大禹的勤劳，遵守他的训诫，以永保传承。现在五个儿子不能继承世位拥有天下，而太康拥有天下，这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也就像微子没有继承商朝，而纣王继承了，这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季札没有君临吴国，而僚君临了，这是吴国混乱的原因。虽然太康亡国，然而仲康最终能够开创王位统治四海，少康最终能够祭祀夏朝配享上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能遵循大禹的谋略训诫，不敢失坠罢了。这没有别的，是因为大禹创立基业、留下传统，确实是万世可以继承的道理。假如大禹的子孙都能像启、像仲康、像少康那样做天下君主，那么他们的传承，难道不会达到万世吗？《尚书》的序原本自成一篇，汉代的孔氏认为《尚书》序说明了作序的意图，意义明显，应该相互靠近，所以引用它们各自冠于篇首。我私下曾经认为，孔氏引用序文冠于篇首，像《汤誓》、《大诰》这类，起初未曾说明作序的意图，而引用序文冠于篇首，说：“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山登岸，于是与桀在鸣条之野作战，作《汤誓》。”下面接着说：“来吧，众位百姓，都听我说话。”《大诰》说：“武王去世，三监及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贬黜殷商，作《大诰》。”下面接着说：“王这样说：‘谋划，大告你们各国以及你们办事的人。’”这是得体的。大概像这类，如果不引用序文冠于篇首，那么怎么知道这篇是从何而作的呢？至于这篇从“太康尸位”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序文记载这篇的作序，已经详细且完备了，又加上序说：“太康失邦，至作五子之歌。”又如《旅獒》篇首说：“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至用训于王”，已经详细且完备了，又加上序说：“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像这类，就是多余的了。也就像《诗经·江有汜》的序说：“《江有汜》，赞美媵妾，至嫡妻能悔过。”其意义已经完备了，又接着说：“文王之时，至嫡妻也自己悔过。”《载驰》的序说：“《载驰》是许穆夫人作的，至悲伤不能救援。”其意义已经完备了，又接着说：“卫懿公被狄人所灭，国人分散，至所以作这首诗。”像这类，文义重复，有前一段就可以没有后一段，有后一段就可以没有前一段。所以孔氏引用《尚书》序文冠于篇首，像《康诰》、《大诰》这类，是得体的；像《五子之歌》、《旅獒》这类，就是多余的。他所冠的序，对错各半，像前者，不可以不讨论。

第一篇说：“皇祖有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我看天下，即使是愚夫愚妇，也有一个能胜过我。”

唐代孔

译氏说：《五子之歌》共有五章，每一章都是其中一人所作，但辞意相互连接，自成首尾。这必定是五子相互顾盼，从轻到重，第一、第二等次序，大概是兄弟的长幼顺序，或者是作歌的先后顺序，无法确知。诗歌的体裁，如果是同一人所作，就自成一篇文章，如同出于一人之口。大概诗歌起源于虞夏时代，其体裁就是这样。舜的歌说：“股肱大臣欢喜啊，元首君主兴起啊，百官兴盛啊。”但它的意义还不够完备。皋陶于是接着唱道：“元首明智啊，股肱贤良啊，万事安康啊。”又接着说：“元首琐碎啊，股肱懈怠啊，万事败坏啊。”然后它的意义才完备。这五子所作的歌，开始说皇祖的训诫，而没有涉及失去国家的怨恨；最后说国家灭亡、百姓背叛，虽然后悔也来不及，却没有涉及谋略训诫的话。史官总括并序述说：“五子都怨恨，叙述大禹的戒律而作歌。”大概五子的意思，从始至终、先后相继，互相阐发，然后它的意义才完备。虽然这些话不是出于一人之口，但它们的意旨却像出于一人，因为它们的宗旨相同。后世诗家有联句的体裁，其本源就在于此。联句，大概是因为才力有所不及，就不能勉强。如唐人侯喜、刘师服与轩辕弥明咏石鼎诗完毕，知道竭尽全力终究不能接近，大概是因为他们心中所达到的境界有所不同，那么表现在言语上就不得不不同。“民可近，不可下，至奈何不敬。”这一章说的是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依靠百姓来安定，不可以不敬重百姓。从“民可近，不可下”到“若朽索之驭六马”，都是禹的话，用来垂训后世的。所以说：“皇祖有训。”“皇”是大，尊崇而亲近他，所以叫“皇祖”。《礼记》说：“祭祀王父叫皇祖考，王母叫皇祖妣，父亲叫皇考，母亲叫皇妣，丈夫叫皇辟。”凡是这些所说的“皇”，都是尊崇而伟大的辞语。“皇祖”，就是说大祖。孔氏把“皇”解释为君主，那就错了。君主与百姓，从权势来说，那么他们尊卑的界限就像天壤一样不相等；从情理来说，那么他们相互依赖以安定，就像心与身体相互依赖以生存一样。如果君民的情理不相合，而只以尊卑的权势相比较，那么就会涣散而分离。所以君民的分别，从情理来说就合而安定，从权势来说就离而危险。大概从情理来说就亲近，所以说亲；从权势来说就疏远，所以说疏。这实在是治乱安危所系的关键。禹的谋略训诫，首先用一句话来说：“民可近，不可下。”孔子说一句话可以兴邦，说的就是这个。所谓民可近不可下，是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孟子说：“百姓最贵重，国家次之，君主最轻。”大概民心依附那么国家稳固，国家稳固那么君主就安定了。所以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根本既稳固，那么国家没有不安定的。如果民心背离，那么根本就先动摇，即使强如秦朝，富如隋朝，也无法挽救灭亡。由此知道人君之所以能安坐庙堂之上，享受无敌的尊贵，无与伦比的富有，所依靠的只有人心罢了。如果不以人心为依靠，而只依靠权势来求得安定，那么权势所达不到的地方，即使是愚昧的平民百姓，也足以战胜他。如汉武帝平时千乘万骑，前导后拥，好像不可侮辱，等到他微服出猎，在旅店求浆，老妇人说：“没有浆，只有溺（尿）。”聚集少年想要攻击，侥幸得以脱免，由此看出武帝平时仪仗护卫的盛大，那些愚夫愚妇只是畏惧他的权势而不敢侮辱罢了。放弃了他的权势，那么侮辱他的人就来了，这难道不是愚夫愚妇一人就能战胜我吗？所以做君主，如果失去一个愚夫愚妇的心，那么怨恨他的人就不会停止。平民百姓怨恨不止，而众人的怨恨就由此产生了。所以天下的安定，必定源于平民百姓无不受到恩泽；而天下的危险，必定起于平民百姓的怨恨。砍断早晨涉水人的小腿，是平民的怨恨；剖开孕妇的肚子，是妇人的怨恨。而商朝因此灭亡。所以做君主的，在治乱尚未显露时就谋划，使平民百姓的怨恨无从萌发，那么根本稳固而国家安定了。

译一个人有了三次过失，怨恨难道还在于明显的过错吗？在祸患尚未显现时就应谋划应对。我面对千万百姓，战战兢兢，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作为统治百姓的人，怎么能不恭敬谨慎呢？

这是说君主过失多就会招致人民的怨恨。那些导致普通男女怨恨的原因，也不在于明显的罪恶，如果在毫厘之间有了过失，必定会产生怨恨。因为君主所凭借的，是天下权势的利益，他的一皱眉一笑，一举一动，都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利害。所以消除怨恨的方法，一定要在祸患尚未显现之初就谋划，如果怨恨已经形成再去谋划，那就太晚了。即使是普通男女这样的愚者，也足以战胜君主，而招致他们怨恨的原因，又不在大事上，那么君主所处的位置，确实是天下最危险的局势啊。“懔”是恐惧的意思，“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是说恐惧到了极点。腐朽的绳索容易断裂，六匹马容易受惊，那么车轮就会折断，车辆就会毁坏。古代的车子都驾四匹马，只有天子的车子特别驾六匹马，四匹马是两匹服马两匹骖马，六匹马则是在两匹骖马之外又加上两匹騑马。《说文》说：“騑，是骖马旁边的马”，大概是在服马和骖马旁边再加两匹马就是六匹了。陆农师说：天子的车子，隆重时驾六匹，平常时驾四匹，这种说法可信。查《汉书·梁孝王传》：梁孝王入朝，天子派使者拿着天子的车驾四匹马在宫阙下迎接梁孝王，臣瓉注说：称为天子的车驾四匹马，那么车马都去了，说四匹马不驾六匹马。天子的副车驾四匹马，根据这话天子副车驾四匹，那么就是隆重时驾六匹，像陆氏的说法，大概可以看到了。这里要说马多则恐惧深，以极言其可畏，所以不说四马而说六马。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本来没有这种事，只是想要表现其危险到了极点罢了。也就像晋人作危语说：杖头数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高枝，盲人骑马临深池，也没有这种事。只有以君主面对百姓，其危险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那么作为统治者，怎么能不恭敬百姓呢？君主能恭敬百姓，那么根本稳固国家安宁，社稷就能永远保全了。汉孔氏说：能恭敬就不骄傲，在上位不骄傲就高而不危，这种说法是对的。只有大禹的谋略训诫，他用来垂示子孙的，深切明白到如此地步，而太康怎么不知道以此为戒，以至于失去了国家呢。

第二条说：“训诫中有这样的话，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田猎，贪恋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大的房屋雕刻墙壁。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

这一章又申述大禹所训诫的恭敬百姓的具体内容。做君主的，在于以天下为忧，而不以地位为乐。如果以天下为忧，就会兢兢业业，一天又一天，万般防备，从早到晚，来不及吃饭。举天下声色嗜好游猎的乐趣，曾经不足以动摇他的心。这确实是根本稳固国家安宁的要道。如果以地位为乐，就会穷尽天下的嗜欲，来供给他耳目口腹的娱乐，曾经不念及百姓的安危。这就是积累普通男女的怨恨，以至于危亡而自己不知道的原因。所以这一章又用来申述前一章的意思。前文说皇祖有训诫，这里承袭其文，所以只说“训诫中有”。迷乱叫荒，色指女色，禽指田猎，在内沉迷女色惑乱宠幸，在外沉迷田猎，在外沉溺游猎。贪恋美酒嗜好音乐，是说喜好这两样，贪嗜而没有满足。高大的房屋，是说使居室高大；雕刻墙壁，是说装饰绘制墙壁。凡此都是违背百姓来顺从欲望，而足以招致天下的怨恨。所以只要有其中一项，就没有不灭亡的。从前卫懿公喜欢鹤，鹤有乘坐轩车的。等到狄人攻打卫国，国人披甲的都說：“让鹤去，鹤确实有禄位，我们怎么能作战？”于是在荥泽战败，被狄人所灭。卫懿公之所以灭亡，难道一定要兼有这几项才灭亡吗？只是有好鹤这一件事罢了，而他遭受的祸患已经如此惨烈了。何况太康的安逸享乐，败坏了他的德行，游乐没有节制，在有洛水之外田猎，十天不回来，那么这几项几乎都具备了。想要他不灭亡，能吗？

第三条说：“只有那陶唐氏，拥有这片冀州之地，现在失去了他的道，扰乱了他的纲纪，于是导致灭亡。”

这又说自从陶唐氏以来，保民兢慎，所以能享受安乐尊荣。现在却不是这样，所以导致灭亡。陶唐，是尧的氏。范宣子说：“从前匄的祖先，自夏以上为陶唐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大概自夏以前称尧的氏为陶唐，冀方是帝都所在。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距不满二百里，都在冀州。自尧开始定都冀方，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启，这三圣一贤，未曾失去道，所以历经三百多年，号称极治之世。到了太康，却不能守成，以至于失去了他的道。失去了他的道就扰乱了他的纲纪，既然扰乱了纲纪，没有不导致灭亡的。大概自古国家之所以导致灭亡，一定从失去他的道开始。唐明皇开元初年，任用姚崇、宋璟以致太平，其治理差不多接近贞观。等到他中年，荒于女色，穷尽天下的声色玩好，来供给游宴的娱乐。于是李林甫、杨国忠、牛仙客辈起而用事，尽变更高祖、太宗的法度，祸乱之势已成，恬然不自觉。等到一旦祸发，幽陵长驱入关，明皇仓卒西幸，自长安至

译在咸阳，不到四十里的范围内，而他平日所依仗作为天子威势的东西，一旦全部失去了。于是白天没有食物，夜晚没有灯火，惶恐不安地向那些施舍豆麦的人乞求怜悯。推究他导致这种境地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他失去了应有的治国之道罢了。由此看来，《五子之歌》第一章说的是民情值得畏惧，天子的威势不足以依赖；第二章说的是放纵欲望带来的危害；第三章说的是败坏纪纲就会走向灭亡。这虽然出自一时的感慨之意，实在是万世拥有国家者的明确训诫。

译第四篇说：“显明我们的祖先，是万国的君主，有法典有准则，留给他的子孙。统一度量衡，王府因此富有；如果荒废败坏他的基业，就会颠覆宗庙，断绝祭祀。”

这一章又申述之所以丧失正道而扰乱纲纪的事情。我们的祖先有显明的德行，所以成为万国的君主。是说居于冀州之地，覆盖万国而统治他们。有法典有准则，留给他的子孙。这就是所谓开创基业、垂立统绪，使之可以继承。称为典、称为则的，都是那些典章法度，可以作为万世法则的。唐代孔颖达说：不是有大差异，只是重复言说以完备文辞罢了。“闗石和钧，王府则有”，这是说他所制定的法度器具。司马迁说：大禹的声音作为音律，身体作为尺度，左手持准绳，右手持规矩。自古以来的法度器具，到大禹时才非常明确。法度的制定，始于权衡。权衡与物体平衡而产生衡器，衡器运转产生圆规，圆规画圆产生矩尺，矩尺画方产生墨线，墨线取直产生水准。水准端正就平衡了衡器而权衡准确了。这权衡，是法度产生的根源。五种权重的制度，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因此斤和石，又是五种权重中最重的。“闗”是通达的意思；“和”是平和的意思。通达其石，平和其钧。遵守这些法度，与天下共同遵守，而不敢失掉。举出钧和石，那么五种权重就可以推知；举出权衡，那么度量、准绳、规矩等天下所有的法度，都可以看见了。对于石说“闗”，对于钧说“和”，只是变换文辞罢了，没有不同的意义。就像《月令》说：昼夜平分，就统一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校正权概。说“同”、说“钧”、说“角”、说“正”，也只是变换文辞罢了。闗石和钧，那么货物流通，家家给养充足。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王府因此富有。古代所说的理财政治，不出于此。到了后世，然后剥削百姓、敲骨吸髓的政治兴起，于是任用聚敛之臣，作为富国的术数。却不知道禹之所以能使王府富有的，只在于闗石和钧罢了。禹的谋略训诫，之所以作为垂立统绪的法度，以明白地昭示子孙，如此详尽。而他的子孙不能保守，竟然荒废败坏已经成就的基业。这就是颠覆夏朝宗庙、断绝大禹祭祀的原因。孟子说：朝廷不信任道义，工匠不信任法度，君子违背道义，小人触犯刑法，国家能够存在是侥幸的。第三章说现在丧失正道，扰乱纲纪，那么朝廷不信任道义了。这一章说闗石和钧，王府因此富有，荒废败坏他的基业，那么工匠不信任法度了。朝廷不信任道义，工匠不信任法度，怎么能免于颠覆宗庙、断绝祭祀呢？后羿虽然用武力在黄河边抗拒太康而废黜他，然而最终立了仲康。后来后羿篡夺相的职位而夺取他的王位，最终被寒浞所杀。寒浞取代了他，少康竟然凭借一支军队而复兴天下，所以夏朝的宗庙最终没有颠覆，大禹的祭祀最终没有断绝。然而这一章这样说，大概是从当时的情势来看，认为必然导致灭亡，而没有再复兴的希望，也就像《正月》这首诗说：“显赫的周朝宗庙，褒姒灭亡它”，是说灭亡它的道理。

第五篇说：“唉！回到哪里去？我心中悲伤，万民仇视我。我将依靠谁？忧愁郁结在我心中！脸皮厚而内心惭愧。不谨慎他的德行，即使后悔又怎能追回？”

这一章又总结前面的意义以表达情感。唉，是嗟叹的辞语。感叹他茫然无所归依。无所归依，那么死亡的日子就不远了。所以心中悲伤。唉，以普通男女的怨恨，尚且不可触犯，何况以万民怨愤的心情仇视我。我将依靠谁，以避免灾祸呢？郁陶是哀思郁结的意思。忸怩是内心惭愧的意思。说我辜负了万民，常常忧虑积在心中，因为脸皮厚而内心又惭愧。有，是又的意思。孔颖达说：“对仁人贤士感到惭愧，不对。脸皮厚而内心惭愧，只是对百姓感到惭愧罢了。”既然对百姓感到惭愧，而脸皮厚且内心惭愧。于是又断定说：“我在起初就不谨慎自己的德行。”现在虽然惭愧而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五章的意义，到这里就完备了。陈博士说：“郁陶就是忧虑积在心中，忸怩就是羞愧表现在外。所以问‘回到哪里去’的，是太康。而五子却说：‘唉！回到哪里去？我心中悲伤。’虐待百姓而百姓仇视的，是太康。而五子却说：‘万民仇视我，我将依靠谁？’所应该忧虑的，所应该羞愧的，都在太康，而五子承担这些作为自己的事，大概仁人对于兄弟，只是亲爱罢了。拥有国家就共同享受安宁荣耀，失去国家就共同承担危险耻辱。危险可以忧虑，耻辱可以羞愧。五子对于太康，可以说有仁人的心了。”这话深得诗人含蓄的旨意。孔子说：“诗可以抒发怨愤。”大概是说诗人的心意，温柔敦厚而不愤怒，言语和缓宛转，引咎自责而不深责所怨恨的人。仁人君子的心意，在这里可以看见。高子说：“《小弁》的怨愤，是小人的诗。”孟子说：“有个人在这里，越国人拉弓射他，他就谈笑风生地谈论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关系疏远。他的哥哥拉弓射他，他就流泪哭泣地谈论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关系亲近。”《小弁》的怨愤，是亲爱亲人。亲爱亲人，是仁德，本来就是这样。高子评论这首诗，大概是周幽王放逐太子宜臼而要杀他。作为儿子将要被父亲杀害，是人情中最大的痛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怨愤，那就是把父亲当作路人

译这是人伦常情。这就是《小弁》不得不表达怨恨的原因。然而它的怨恨，只是说：“百姓没有不幸福的，唯独我遭受祸患。我对上天有什么罪过？我的过错究竟在哪里？”仅仅是归咎于自己、责备自己罢了。这就是它之所以被称为仁人君子的怨恨的原因。太康的宗庙国家即将覆灭，这就是五子不能没有怨恨的原因。然而他们的怨恨，并不深切地责怪太康，反而好像是自己亲身做了不善之事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如果不是仁爱之心充实于内心而表现于外，怎么能像这样呢？孔子在《尚书》中选取了《五子之歌》，在《诗经》中选取了《小弁》，其用意是一样的。

译尚书全解卷十二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十三

宋 林之奇 撰

〇征 夏书

孟子说：“春秋时代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一些罢了。征，是上级征讨下级。敌对的诸侯国之间不能互相征讨。”又说：“天子只讨罪而不征伐，诸侯只征伐而不讨罪。五霸是挟持诸侯去征讨其他诸侯。所以说：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春秋时代，五霸的战争征伐不算少了，但孔子都不予肯定。这是因为他们的命令出自自己，而不是出自天子的命令。征，是率领众人怀着对敌王的愤慨而去征讨他，这种名称叫做征。征，是天子讨伐有罪者的用语。古代有人实行过，禹征讨有苗，〇侯征讨羲和就是如此。舜说：“咨！禹，现在有苗不服从命令，你去征讨。”禹于是召集众诸侯，在军队中誓师后前往征讨。羲和沉湎于酒色，荒废时令，扰乱历法，〇后秉承王命，前往征讨。这都是奉天子的命令去讨伐有罪者，他们用兵行师都是因正义而行动，不是像五霸那样挟持诸侯去征讨诸侯，作为敌国之间的相互征伐。然而舜是大圣人，禹也是大圣人，又正当天下大治的时代。禹在代理政务时，奉舜的命令去征讨有苗，虽然事情做得很好，但看不出有什么困难。到了仲康继位，正值夏朝中衰的运势，后羿凭借武力抗拒太康，掌控国家政权，社稷的安危掌握在他手中。仲康在这个时候，却能命令嗣侯去征讨。嗣侯在这个时候，却能秉承仲康的命令去讨伐有罪者。后羿虽然挟持着震慑君主的大威，擅自窃取国家权柄，无法制服他，只是因为嗣侯的军队因正义而行动罢了。这确实是天下最难做到的事，而仲康和〇侯能够做到，那么他们智勇超群，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夏朝史官记录这篇文献作为后世的法则，它的名称叫做〇征。孔子编定夏书只有四篇，而〇征就在其中。大概“征”的意思是正，以〇侯征讨羲和，秉承天子的命令而不敢专断，作为万世的法则。学者如果能用这篇文献的意义来观察，就知道孟子所说的“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又说“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确实不是过分的言论。这篇文献虽然以〇征为名，但用典、谟、训、诰、誓、命的体裁去寻求它，其实它是誓辞。从“嗟予有众”以下，都是〇侯誓师的言辞。唐代的孔颖达只看到这篇文献没有“誓”字，于是在六体之外增加了四种，成为十种。即贡、歌、征、范。贡，是指《禹贡》。歌，是指《五子之歌》。范，是指《洪范》。而征，就是指这篇文献。如果以“征”字作为书的体裁，那么《西伯戡黎》中的“戡”字也应当成为一种体裁吗？汉代的孔安国说：“孔子讨论上古典籍，断自唐虞以下，直到周代，删减烦乱的内容，剪除浮夸的言辞，举出宏大的纲领，撮取关键要点，足以垂范后世，建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的文章，共有一百篇。”根据汉代孔安国的意思，大概是认为书的体裁尽在于此罢了。而唐代孔颖达却多余地增加为十种，严重违背了前代儒者的本意，这不能不详细论述。

羲和沉湎于酒色，荒废时令，扰乱历法。〇往征之作，〇征，〇征。

古代有大功的官职就有官族，颛顼氏任命南正重主管天文以连接神灵，北正黎主管地理以连接民众，称为重黎，这是官称。到了尧任命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历象，还像重黎一样。《吕刑》说：“于是任命重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就是这个意思。羲和的任命在尧的时代，称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大概是以这四个人作为官称。到了夏朝，掌管天地四时的官职，还称为羲和。像这类情况，大概是以官职为族姓，就像汉朝的仓氏、库氏。尧时分命羲和四个儿子，确定历象，校正闰余，认为设置官职分配职责，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到了夏朝，虽然羲和的政事尚存，但有国邑的官员却因沉湎酒色而获罪，这说明羲和的官职合并为一职，不再分设四时的官职，各自主管一方的政事，一时的事务，像尧时的羲和那样。大概时代不同，世事变化，那么他们的职责也有所不同。到了周朝，羲和的职事不再有了，而冯相氏、保章氏所掌管的，都由中士担任，隶属于周官大宗伯的下属，那么他们的职责大概又比夏朝时轻了。由此而降，这个职事越来越轻。太史公说：“文史星历，接近于卜祝之间，所以被君主玩弄，像优伶一样蓄养，是流俗所轻视的。”由此看来，那么羲和所职掌的事务，到了后世，仅仅能不废弃罢了。尧舜时代，把这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后世对于这种官职，甚至把它与卜祝并列，像优伶一样蓄养，这就不奇怪他们的治理成效不及尧舜了。湎淫，是淫的过度。说沉湎于酒色，超过限度，不合法度。正因为沉湎于酒色，所以身为主管历法的官员，却到了荒废职责而不举行的地步，荒废天时，扰乱甲乙干支。所以说：“荒废时令，扰乱历法。”自古帝王兴盛的时代，尤其重视历象之事。舜在代理政务时，既在文祖接受天命，就在璇玑玉衡上齐正七政。既巡视四岳，朝见诸侯，来不及做其他事情，却先考察制度，协调时月，校正日期，使诸侯有时月不协调，日期不正确，就不免于诛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