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三十九

译这里既然说“百年”，又说“耄”，这也如同大舜所说的：“耄期倦于勤”，既说“耄”，又说“期”。关于“耄荒”，汉代的孔氏认为是指年老昏乱、荒废懈怠，这大概是描述他年老的状态。苏氏认为“荒”字属于下一句，其字义训为“太”，与“荒度土功”中的“荒度”相同。两种说法都讲得通。“度”字，苏氏说：“是约略、简约的意思”，就像汉高祖约法三章一样。意思是说，只有吕侯受命之时，穆王在位已经百年，他年老的状态可以说是“耄荒”了，但还能命令甫侯“简约”制定刑法来治理四方，这大概是想说他的血气虽然衰退，精力虽然疲惫，但留心于治国之道却到了这种程度。《周官·司刑》掌管五刑的法律，用来判定万民的罪行：墨刑五百条，劓刑五百条，宫刑五百条，刖刑五百条，死刑五百条，总共二千五百条。现在穆王的刑法却有三千条，只有剕刑与《周官》相同，墨刑和劓刑较多，而宫刑和死刑则较少。虽然总数比《周官》多，但实际刑罚较轻，这是因为轻刑增加而重刑减少的缘故。《汉书·刑法志》认为《周官》的五刑是中典，穆王的五刑是重典，只是根据数量的多少来判断罢了，实际上并不重。王氏说：“先王治理天下，内心明察而外部治理有序，他发布号令，以德教为主，不让百姓见到刑法。”穆王的训诫，以赎刑为主，所以称他“耄荒”。这大概是拘泥于“耄荒”的说法，才提出这种观点。刑罚不可废除，就像药石不可缺少一样。刑罚只是治理的辅助手段，得其道则仁义兴起，礼让成为风俗，然而仍不敢废除刑罚，这是为了防备百姓。如《舜典》所说：“流刑宽宥五刑，鞭刑作为官刑，扑刑作为教刑，金作赎刑，过失灾害予以赦免，怙恶不悛则处以重刑。要恭敬啊要恭敬，只有刑罚要体恤啊！”尧舜时代的百姓，家家户户都可以封赏，但他们对于刑罚的说法，还是这样。《吕刑》中的言论，都是以“惟刑之恤”为宗旨的。整篇之中，《吕侯》称引王命，来告诫诸侯，大概是想让他们在刑狱上哀怜矜恤罢了。所以序言说：“训夏赎刑，非是。”认为穆王的治理，专以刑罚为主。一提到刑罚，就认为是以刑罚为主，这是晋人浮华虚诞的风俗，就像王衍口中不说钱一样。从前梁统曾对汉帝说：“刑罚在于严酷，不取轻缓。”高帝受命，约法定律，确实得其适宜。文帝只废除肉刑和连坐之法，其余都遵循旧章。到了哀帝、平帝继承皇位，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废除先帝的旧约，更改律法一百多条，有的不利于事理，有的不满足民心。又说：“从高祖到孝宣，海内称颂太平，到了元帝初元、建平年间，盗贼渐渐增多，都是刑罚不重，愚人容易触犯所致。”由此看来，制定轻刑，反而产生大患。梁统认为孝宣以前，刑罚严酷而天下大治，孝哀以后，刑罚轻缓而天下大乱，他的话很不仁道。穆王的刑罚，既然比《周官》轻，现在却因为他实行赎刑就认为是他的德行衰微，我担心这种说法必将流于梁统的观点。大概教导君主杀人的人，必定选取似是而非的话，来粉饰自己的学说，大概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古代的通达之人，常常对此深感忧虑。这里说苗民因为使用酷刑而断绝了世系，不能不引以为鉴戒，而苗民的恶行，是沿袭自蚩尤，所以先说蚩尤而后说苗民。汉代的孔氏说：“九黎的首领，号叫蚩尤。”大概是依据《楚语》所说：“少昊氏衰微时，九黎扰乱德行，其后三苗又恢复了九黎的德行。”这里说蚩尤而接着说三苗的缘故。把蚩尤当作九黎。查考《史记》说：神农氏世代衰微，诸侯互相侵伐，神农氏不能治理，于是轩辕就习用干戈，去征讨不朝贡的诸侯，诸侯都来归顺。而蚩尤最为暴虐，无人能讨伐。黄帝于是征召诸侯的军队，与蚩尤作战，最终杀死了蚩尤。蚩尤既然被黄帝所杀，而九黎在少昊之末，那么蚩尤就不是九黎。先儒既然把蚩尤当作九黎，又说他是被黄帝所灭，两种说法不同，怎么能合在一起呢？《楚语》中昭王问观射父说：“《周书》所说的重黎确实使天地不通，是怎么回事？”回答说：“九黎扰乱德行，颛顼命令南正重主管天事以统属神灵，北正黎主管地事以统属百姓，让他们恢复旧常，不相侵扰，这叫做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又恢复了九黎的德行，尧又培育重黎的后代，不忘旧职的人，让他们重新掌管此事，这叫做绝地天通。这大概是指三苗的事情而言，怎么能认为是在颛顼时代呢？《楚语》不对，那么蚩尤应当遵从《史记》。应劭说：“蚩尤，是古代天子的臣子。”瓉说：“《孔子三朝记》说：蚩尤，是贪婪的平民。”根据《史记》的说法，那么蚩尤既不是诸侯也不是臣子。若古，是说如果古代，大概起语之辞，不是训为顺的意思。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就像《左传》说：“夏代的训诫中有这样的话：有穷国的后羿。”平民，是说齐民。鸱，是贪婪残忍的鸟。《诗经》说：“为枭为鸱。”大概说他们以此为义，其好恶颠倒如此。夺攘，是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夺取。矫防，苏氏说：“是矫诈防刘的意思。”惟始作乱，就是《史记》所说的为暴。

译说自天地开辟以来，蚩尤才开始施行暴虐的政治，他的风气教化所逐渐浸染，波及到平民百姓，没有不是这样的。从盗贼以下，都是百姓作恶的表现。也如同商朝不分大小，喜好偷盗和犯罪，这是因为纣王的教化所致。苗民，是三苗的君主，称他们为苗民，也就像称殷人、周人一样，大概是就整个国家而言。灵，是善的意思，灵制就是所谓的祥刑。苗民习染了蚩尤的恶行，不能用先王的善制来施行刑罚，只制定了五种残酷的刑罚，自以为是法律，应当这样就这样杀戮无罪的人，于是开始大规模地施行劓、刵、椓、黥等刑罚。劓，是割鼻子；刵，是断耳朵；椓，是宫刑；黥，是刺面。没有提到剕刑，可以通过互见得知。大概五种残酷的刑罚，就是劓、刵、剕、黥，先王的善制也是这五种而已，但苗民用残酷的方式施行，又过度地滥用，所以说不使用善制来施行刑罚。在苗民之前，没有施行这种残酷的刑罚，残酷的刑罚是从苗民开始的。在这里，凡是有罪的人，都用刑罚来制裁，不再加以区别选择。那些言辞有曲直之分的案件，这就是他们施行残酷刑罚的原因，这就是他们过度滥用的原因。百姓兴起，互相浸染。汉代的孔氏说：“三苗的百姓，沉溺于混乱的政治，起来互相浸染教化，那么‘渐’字应当读平声。泯泯，是混乱的样子；棼棼，是纷乱扰攘的样子。”《左传》所说的“治丝而棼”，与这里的“棼”相同。只有三苗的残酷刑罚如此，所以他们的百姓都起来互相浸染，习以为不善，巧诈矫伪，诚信不发自内心。虽然在鬼神面前发誓盟约，却又反复违背。传曰：“国家将要兴盛，听从百姓；将要灭亡，听从鬼神。”三苗的残酷刑罚，严厉惩罚，百姓无处安放手脚，只能发誓盟约，向鬼神申诉而已。《诗经》说：“君子屡次盟誓，混乱因此滋长。”《左传》说：“宋国小小的国家却有诅咒有祝祷，这是祸乱的根源。至于盟誓诅咒，那么混乱就严重了。”然而常人的情感，谁不知道敬畏鬼神？敬畏鬼神而远离他们，那么不仅神灵不会显灵，百姓也不会亵渎神灵。如果只听信神灵，有不平之心，就只发誓盟约，这是防范的做法。既然防范了，就会认为不足畏惧，所以局势大多导致反复，口血未干就违背誓言。这没有其他原因，因为他们的诚信不发自内心，诚信不足以依赖。诚信不发自内心，是因为浸染了恶习的缘故。三苗暴虐的威势，百姓被杀戮的众多，难道都是百姓的罪过吗？所以都因为他们无罪而向天申诉。天虽然高，但听得很低，百姓想要的，天一定会顺从。所以因为百姓的告诉，而下视百姓，那么三苗，没有馨香的德行，刑罚之所以发出声音而达到上天，只有腥秽的德行而已。大概用德行施行刑罚，那么惩罚一人而千万人没有不畏惧的，可以达到无刑，所以他们的治理是馨香的。如果只施行残酷的刑罚，那么必然导致受刑的人在道路上相望，监狱像市场一样，百姓受不了残酷的刑罚，怨叹的声音，呼吁上天，这就是腥秽之所以发出声音的原因。皇帝，是舜。先儒及诸家说法，都认为尧，大概因为下文说“乃命重黎绝地天通”，重黎就是羲和，所以认为是尧。然而将三苗流放到三危，是舜摄位之后，分北三苗，是舜即位之后，所以皇帝应当是舜。“大禹谟”说：“帝德广运。”“皋陶谟”说：“惟帝其难之。”先儒及诸家也都认为是尧，大概没有深入考证。舜哀怜众庶被杀戮的不是他们的罪过，大概奉行上天的意思以顺从百姓的愿望，所以回报施行残酷刑罚的人，用威严的刑罚遏绝苗民，而灭绝他们的世嗣，所以苗民没有世系存在于下国。汤征伐葛，四海之内都说：不是为了富有天下，而是为匹夫匹妇报仇。大概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因为他们的暴政与百姓为仇，所以为百姓报仇。这里所说的报，就是孟子所说的复。苗民过度施行劓、椓、黥等刑罚，残酷威势使百姓被杀戮，遏绝人世众多，所以帝用遏绝的威势来回报他们。出乎尔者反乎尔，说的就是这个。楚灵王听说群公子死了，自己跳下车，说：“人爱自己的儿子，也像我一样吗？”然后说：“我杀人的儿子多了，能不轮到我吗？”大概这是天理应当的。舜遏绝苗民，大概是因为天意而已。上天命令舜遏绝苗民，大概是因为民意而已。桀纣的灭亡，汤武的称王，都是这样的。重羲黎和，世代掌管天地四时的官职，所以尧命令羲和，而舜命令重黎。只有盟誓屡次，就亵渎鬼神，所以神人混杂扰乱，天地相通。大概有鬼神从上而降临，因为他们的家族做巫史，祭祀无度所以。神灵怎么能成为百姓的祸害呢？只有防范而亲近他们，这就是妖孽兴起的原因。《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临于莘，虢公派祝应、宗区、史嚚祭祀，神赐给他们土地。秦文公在陈仓北阪城获得若石，祭祀它，神灵常常在夜晚发光，像流星，从东方来聚集在祠城，像雄雉，声音殷殷。汉武帝时，长陵女子死，在先后见到神灵，宛若上厚礼致祠之内，中听到他的声音，不见其人。吴孙权时，有神自称王表，言语与人无异，而形体不可见，都是他们降临的。不

译能够恭敬地远离他们，这就是神明之所以显发其灵异感应的原因。这对于教化造成的危害，难道只是小小的吗？所以舜既然断绝了苗民的世系，就任命南正重主管天文以统摄神灵，北正黎主管地理以统摄民众，使得天地不能相通，也没有神灵降临人间，这样神灵与人类就不相混杂，这大概是为了改变苗民的恶劣风俗。《楚语》记载观射父的话很详细，但不应当把书中所说的“绝地天通”认为是颛顼时代的事。群后就是群臣，与“三后”之后的“后”字相同，不必理解为诸侯。逮在下与《诗经·樛木》中“后妃下逮”的“逮”字同义，群后之所以能够下逮其在下者，都是凭借显明的德行来辅佐天下的常道，使之不至于废弛败坏。常道废弛，所以鳏夫寡妇的情感，没有能够覆盖保护他们的人，只有鳏夫寡妇没有庇护，那么在下的冤屈压抑之情才能上达。所以舜向民众征询意见，鳏夫寡妇得以用三苗的暴虐作为辞由而向舜诉说。舜于是向三苗问罪。清问，是说他的询问审慎而能得知实情。朝廷如果有奸臣遮蔽君主的耳目，那么下情就不能上达。秦朝因为赵高的缘故，陈胜起兵作乱而君主听不到；梁朝因为朱异的缘故，侯景兵临城下而君主听不到；隋朝因为虞世基的缘故，盗贼遍布天下而君主听不到；唐朝因为李林甫的缘故，安禄山有反叛的阴谋而君主听不到。这些都是因为在朝的臣子没有能够下逮其在下者，所以鳏夫寡妇的诉辞有所遮蔽。像唐明皇出巡，有老父郭从谨进言说：“草野之臣必定早就知道会有今天了，只是皇宫深严，微末的心意没有途径上达。那些鳏夫寡妇有诉辞，是可以想见的。”特意提到鳏夫寡妇，是因为《诗经》说：“富人可叹，哀怜这些孤独的人。”暴虐的政治，鳏夫寡妇尤其遭受其害，所以他们赴诉的心情尤其迫切。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大概是总结上文。皇帝哀怜庶民无辜被杀，用威严报复暴虐，断绝苗民使其不再存在于世间，这就是所谓的德威。群后下逮其在下者，显明地辅佐常道，鳏夫寡妇没有遮蔽，皇帝向民众征询意见，鳏夫寡妇对三苗有诉辞，这就是所谓的德明。舜能够遏制三苗为民除害，而天下没有不震恐的，这就是他的德威。舜能够向民众征询意见，知道三苗罪恶贯盈而讨伐他们，而天下没有壅塞的祸患，这就是他的德明。以德作为威严，所以令人敬畏；以德作为明察，所以非常明察。如果威严而没有德，像秦始皇、汉武帝，不是不可畏，但是威严防范而民众玩忽，这不是真正的敬畏。明察而没有德，像汉明帝、唐宣宗，不是不明察，但是失之于过于苛察，那么民众将更多地施展巧诈来欺骗上级，这不是真正的明察。只有舜的威严与明察都本于德，所以像三苗这样的恶人，没有不详尽知晓其罪行的，一旦去除三苗，天下就没有不服从的。

译于是命令三位大臣为民操劳：伯夷颁布法典，以刑罚来裁断民众的纠纷；大禹治理水土，主持命名山川；后稷颁布播种之法，使农业种植出优良的谷物。三位大臣成就功业，使民众得以安定。皋陶用刑罚的适中原则来约束百姓，以此教导他们恭敬地修德。庄重肃穆的德行在上，光明正大的教化在下，照耀四方，没有不勤勉修德的。因此皋陶明察刑罚的适中原则，率领民众治理天下，辅佐常理以断狱。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威吓，而在于使民众富足。恭敬戒惧，没有随意出言，只有能够成就天德，自己创造伟大的命运，才能配享在下。

王说：“唉！四方掌管政令和狱讼的官员，你们正是上天任命的牧养者。现在你们应当以什么为鉴戒？不是别的，正是伯夷推行刑罚的准则。现在你们应当以什么为惩戒？正是苗民不审慎地适用刑罚，不选择贤良之人，不观察刑罚的适中原则，只凭借众人的威势掠夺财物，滥用五刑来陷害无辜。上帝不洁净，降下灾祸给苗民。苗民对于惩罚无话可说，于是断绝了他们的世系。”

王说：“唉！要深思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都要听从我的话，或许能符合天命。现在你们无不因慰勉而日益勤勉，你们不要有懈怠不勤的戒心。上天对民众齐一，使我不能一日终结，唯有终结在于人。你们还要敬畏天命，来辅佐我一人。虽然畏惧不要畏惧，虽然美好不要自满，只有恭敬地运用五刑来成就三德。一人有善庆，亿万民众依赖他，国家的安宁才能长久。”

前面已经说了苗民因为用残酷的威势滥杀民众，所以民心怨恨，天意厌弃，因此舜顺应天人的愤怒来断绝苗民的世系。然而舜之所以能断绝苗民，是因为有皋陶等三位大臣作为臣子，用刑罚辅助教化，天下没有冤民，所以他的断绝是有名的。孟子说：“作为天吏就可以讨伐燕国，舜断绝苗民就是所谓的天吏。”如果在我自身不能恭敬体恤刑狱，却想要纠正苗民滥用刑罚的罪过，那就是用燕国去讨伐燕国。所以既说了苗民的暴虐，于是就说舜使用刑罚的情况。其中说“于是命令三位大臣”，并不是在断绝苗民之后才命令三位大臣。《尧典》在“于是变化时雍”之下说“于是命令羲和恭敬地顺承昊天”，难道一定要等到万邦都治理好了才再命令羲和担任历象的职务吗？这里说“于是命令”正与《尧典》的意思相同。三位大臣，指伯夷、禹、稷。“后”是尊称，像君奭、君陈之类，如说“后稷”就是。恤功于民，是说命令三位大臣只以民众的功业为忧。孟子说：“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像自己溺水一样；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像自己饥饿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恤。伯夷是礼官，帝说：“咨询四岳，谁能掌管我的三礼？”大家都说：“伯夷。”帝说：“咨询伯夷，你担任秩宗。”就是这样。降典，是说以礼官的身份向下教化民众。《汤诰》说：“伟大的上帝将本性降给下民，天将本性授予民众，伯夷将法典教化民众，都是从自上而下，所以说降。折，是折衷的意思。”贾谊说：“礼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禁止，而刑是在事情发生之后禁止，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难以知晓，那么礼和刑是一回事。民众能遵循礼，哪里还有刑罚呢？只有失礼才进入刑罚。”所以伯夷的降典，大概是以刑罚来折衷民众。当洪水灾害时，浩浩荡荡淹没天空，包围山岳，冲毁丘陵，那么山川就不能确定名称。大禹已经治理好水土，那么山川就可以辨别，所以主持命名，比如东北靠海，西南到泰山，就是青州；西南到荆山，北到黄河，就是豫州之类。九州的疆界，整整齐齐有条理，所谓“奠定高山大川”，就是主持命名的意思。后稷教导民众耕种，所以播种的方法从上而下。既然用播种教导民众，所以三农所种植的，没有不是优良的谷物，所谓黍稷重穋稙穉菽麦，只有秬秠穈芑。殷，是中的意思，禹的功业成就，民众得以安居；稷的功业成就，民众得以供养；伯夷的功业成就，民众得以教化，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士，指皋陶，百姓不听从教化的，就用刑罚的适中原则来制约。皋陶使用刑罚，难道有意残害民众的肌肤肢体吗？用刑罚示警，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为非，这就是教导民众恭敬地修德。先王治理天下，使民众迁善远罪，人人有士君子的行为，难道只是德礼的力量吗？刑罚也不是没有力量。所以尧舜的民众，比屋可封，而舜以四方风动作为皋陶的功劳。德礼是围堵来教化，刑罚也是用来教化。只是刑罚是治道的辅助，不能专门依赖它来治理。如果专门依赖刑罚来治理，像秦朝那样，本来就是君子所耻的。如果作为治道的辅助，像皋陶制约百姓，那么有什么可厌恶刑罚的呢？唐孔氏说：这段经文的大意，是说禹稷教导民众，使衣食充足，伯夷引导民众，使知道礼，有不听从教化的，就用刑罚威吓。所以先说三位大臣的功业，然后说使用刑罚的事，这话是对的。像汉杨赐辞谢廷尉的任命说：“三位大臣成就功业，只在于民众，皋陶不参与。”这是吝惜。这话不对。舜的治理，每次归功于皋陶，那么他明刑的功业很大，却说穆王吝惜，所以不让他参与三位大臣，可以吗？这篇始终，只想让四方的诸侯留意狱讼之事，恭敬体恤无所不至，

译这样才能够向上体察君主一人的心意。自古以来，在审理狱讼时恭敬谨慎、体恤民情，没有谁比皋陶更居其上的，却认为他吝啬，可以吗？韩愈还认为赐的话是对的，大概是没有深入思考的缘故。三位先王的功绩，禹平定了水土，然后后稷降下播种之法，伯夷降下法度，又在播种之后，却先提到伯夷，唐代孔颖达说：“将要谈论制定刑罚，先谈论运用礼制，刑罚与礼制相互依存，重视礼制所以先提到它。”这是对的。穆穆，是恭敬，是和谐，是天子的仪容。明明，就是上面所说的“明明”的意思。只有舜以穆穆的德行在上位，三位先王皋陶以明明的德行在下位，君臣德行相合，所以他们的德行显著地昭示于四方，四方的百姓没有不勤于修德的，这就是所说的政治得以治理，百姓勤勉于德行。三位先王只在于对百姓仁爱，而皋陶以教导敬慎的德行，那么谁不勤于修德呢？正因为他们都勤于修德，所以在此都明了刑罚的适中。大概刑罚的适中，可以用来治理百姓而辅助成就日常的教化。王者的法度，如同江河，使百姓难以触犯而容易避开。皋陶用适中的刑罚来约束百姓，不像苗民那样滥施劓、刵、椓、黥等酷刑。所以四方没有不明晓的，没有不明晓就没有不避开的。百姓知道避开刑罚，就会迁善远罪，行士君子之道，那么辅助成就日常教化的，不就是适中的刑罚吗？掌管狱讼并非终结于树立威势，而是终结于谋取财富。是说凡是掌管狱讼的官吏，不是想要通过诛杀来树立威势，就是想要通过收受贿赂来致富。像苗民的臣子，所谓众威的，终结于威势；所谓夺货的，终结于财物。威势和财物，这都是狱吏的常态。像汉唐时期，所谓的酷吏，既在诛杀上严酷，使天下人侧足而立，于是大肆收受贿赂，赃污狼藉，以此作为奸伪的手段。只有敬畏的人，就没有可选择的言语，在于自身。孔子说：“凭片言只语就能决断狱讼的，大概是子路吧？”子路没有隔夜才兑现的承诺，因为他口中没有可选择的言语。没有可选择的言语，必定是敬畏的。敬畏，是天的德行。能够拥有天的德行，就可以自己创造美好的命运，在下位而配享于天。所以他的子孙兴盛，绵延不断而没有衰止。自作元命与自贻哲命是同义。命运之所以延久而不废，没有不是自己寻求的。魏高允说：“皋陶是至德之人，他的后代英、蓼先被灭掉。刘邦项羽之际，英布受黥刑而称王，经历世代虽久，仍有刑罚的余祸。何况凡人能不有罪过吗？”敬畏的人，谁比得上皋陶，却认为有余殃，延及他的后裔？那么掌管刑罚的人，冤滥的报应，即使是皋陶也不能免。如果自作元命，那么皋陶的后代必定有兴盛的，高允的话是不对的。汉朝于公的门闾坏了，父老正打算一起修理，于公说：“稍微加高大门闾，让四马高盖的车能容纳。我审理狱讼多有阴德，子孙必定有兴盛的。”后来果然儿子做了丞相，孙子做了御史大夫，封侯传世。这正是所说的自作元命，于公尚且如此，何况皋陶呢？像张汤、杜周列于酷吏，而他们的子孙爵位尊显，与汉朝始终，这又有幸与不幸在其中，不可以常理来论断。唉！四方掌管政事和狱讼的下属，这也是总括上文而言。上面既然说了苗民虐刑的恶，所以想要四方以此为惩戒；既然说了皋陶、伯夷明刑的善，所以想要四方以此为鉴戒。是说四方的诸侯，各自主管一国的政事，掌管一国的狱讼，你们不是为上天牧养这些百姓吗？既然为上天牧养这些百姓，那么像伯夷播刑之道，应当以此为鉴戒；苗民不察狱讼之当否，应当以此为惩戒，大概天生百姓而立君主，让他们掌管牧养，不要使他们失去本性。以伯夷为鉴戒，以苗民为惩戒，就没有失去本性的百姓，可以无愧于上天牧养的责任。不是适时播刑之道，是说你们所效法的，不就是伯夷播刑之道吗？只有这个道才效法它。上面提到伯夷、禹、稷、皋陶，这里特别提到伯夷，是举其大略。伯夷折服百姓只靠刑罚，所以虽然是典礼而说播刑，礼与刑是一回事。不察于狱之当否，是说有当入狱的，苗民不察而妄加刑罚。就是上文说的“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他们不察的原因，是因为不能选择吉人，能观察五刑适中的人而任用他们。他们所任用的，只是众人为威虐，以快自己的怒气，夺取别人的财物，以塞自己的欲望，所以滥施劓、刵、椓、黥来制定断决五刑，不遵循中道，以乱加于无罪之人。上天不洁其德，所以降下罪咎。苗民被上天惩罚，大概已有自取的原因，没有言辞可以自我解释，所以遏绝其世。这不可以不惩戒。这都是略举上文的意思。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这就是四方掌管政事和狱讼的人，王的同姓，有父辈行辈的，有兄弟行辈的，有子孙行辈的。伯仲叔季，是长少的称呼，子孙所以以幼童称呼。特别提到同姓，先儒认为举同姓包异姓是对的。与康王之诰说的“一二伯父同”，穆王享国百年，所以诸侯或其子孙。格是至的意思，是说诸侯能听我的话，敬忌于狱讼之事，那么天命大概就至了。曰勤，先儒以“曰”为“子曰”的“曰”，释文一音人实反，只

译应当读作“日”字，意思是命令你们应当没有不遵循我的言语，互相慰勉而日益勤勉，不可以互相告诫说不勤勉。因为掌管司法的职事，关系到人的性命，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的人不能复原，君子应当尽心竭力，所以用勤勉来告诫他们。上天用刑罚来整顿下民，让我推行实施。一天所行的事，或许不被上天所终许，或许被上天所终许，关键在于人如何去做罢了。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恭敬戒惧就会被上天所终许，而子孙世代兴盛；施行酷刑就不被上天所终许，而断绝其世系。我未曾不极其谨慎。说“一日”，是因为善恶对上天的感应，不必积累很久。一天之内，都可以（产生感应）。你们应当恭敬地顺应天命，来奉行我一个人的言语，不可失误。坠逆天命者，与“迓续乃命于天”中的“迓”字相同。勤于审理案件，那么天命到来，我有办法应对，所以说要顺应它。虽然（有）可畏的（祸患），不要因此畏惧；虽然（有）可美的（福泽），不要因此自满。王氏说：虽然有可畏的祸患，不要把它当作畏惧；虽然有可美的福泽，不要把它当作美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祸福的变化没有常态，而人心不可预测，只应当修养德行来顺应天命罢了。这是正确的。三德，即刚、柔、正直，用来顺应天命，没有其他原因，只有明了五刑，就可以成就三德了。因为平和康宁是正直，刚强不友善是刚克，变化友善是柔克，这三德，虽然不借助于刑罚，但是明了五刑的人，三德自然成就。用刑罚成就德行，而没有向隅而泣的人，那么君主的福庆，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是亿万百姓所依赖的。其安宁的功效，难道不长久吗？刑罚，看似是不仁的工具，既用它来自己创造伟大的命运，又用它来使安宁长久。而世人却以谈论刑罚为耻，为什么呢？汉高祖进入关中，约定法律三章，全部废除秦朝的法律，不到五年就成就帝业，子孙传承皇位四百年，实际上基于此。君主有福庆，亿万百姓依赖他，其安宁长久，难道不确实吗？

译王说：“唉！前来，拥有封地和土地的诸侯们，告诉你们善用刑罚的道理。在当今，你们如何使百姓安定？选择的不都是贤良的人吗？敬慎的不都是刑罚吗？谋度的不都是顺应时势的轻重吗？原告和被告都到庭，狱官听取双方的供辞。供辞经过简核确实可信，就依法判处五刑。五刑的适用如果不可简核，就依法判处五罚。五罚的适用如果仍不可简核，就依法判处五过。五过的弊端，在于徇私情、报旧怨、听内亲、受贿赂、受请托。这些罪责应与所判之罪同等，要审慎地克制它们。五刑适用有疑问的可以赦免，五罚适用有疑问的可以赦免，要审慎地克制它们。供辞经过简核确实可信，且有众人见证，只凭外貌也有查考，不可简核的就不予审理。要严守法度以体现天威。墨刑适用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一百锾，要核实其罪行。劓刑适用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加倍，要核实其罪行。剕刑适用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加倍且有差等，要核实其罪行。宫刑适用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六百锾，要核实其罪行。大辟适用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一千锾，要核实其罪行。墨罚的条目有一千，劓罚的条目有一千，剕罚的条目有五百，宫罚的条目有三百，大辟的罚条目有二百。五刑的条目共有三千。”

凡是说“王曰”的，都是话语转换话题的辞令。像《大诰》《康诰》《酒诰》以及本篇这类文章，虽然整篇都是一个人的话，却屡次出现“王曰”的文字，都是因为话语转换了话题。吁、来，是感叹并呼唤对方上前。尧说“格汝”，舜说“格至”，这也是说“来”一类的词。《尔雅》说：“祥，善也。”“祥刑”就是善用刑罚的道理，即上面所说的“灵制以刑”，从“两造具备”以下都是讲这个。王呼唤拥有封地和土地的诸侯，让他们上前，告诉他们善用刑罚的道理，在当今你们之所以能使百姓安定的原因，应当选择什么呢？所选择的不都是贤良的人吗？意思是只有贤良的人才是所选择的。应当敬慎什么呢？所敬慎的不都是五刑吗？意思是只有刑罚才是所敬慎的。应当谋度什么呢？所谋度的不都是顺应时势轻重的适宜吗？意思是只有顺应时势轻重的适宜而使用刑罚才是所谋度的。下文说：“上刑适用轻了，就服下刑；下刑适用重了，就服上刑。轻重的各种刑罚有权衡。刑罚有时轻有时重，就是这个‘及’的意思。”曾博士说：“上面既然说‘苗民不察狱之丽’，那就是不能敬慎刑罚；不选择贤良的人，观察五刑之中，那就是不能选择人；断制五刑以扰乱无辜，那就是不能谋度刑罚。既然告诉了他们所惩罚的像那样，那么他们所应当做的就应当像这样。这话讲尽了。造，至也。”“两造”指囚犯和证人都在场。唐孔颖达说：“凡是争讼的案件必定有两人作为敌对双方，将要断定罪责，必须得到证人，所以两造指囚犯和证人。囚犯和证人都在场，都在这，那么众狱官就听取他们供辞的曲直。”“曰五辞”指五刑的供辞，听取他们的供辞而审察其罪状，应当加什么刑罚，所以称为“五辞”。所听取的供辞简核其实，确实有罪，就依法判处五刑：应当墨刑的就墨刑，应当劓刑的就劓刑。如果将要依法判处五刑，而其供辞不可以简核，那么其罪行就值得怀疑，所以只依法判处五罚。罚，指用金钱赎罪。意思是将要依法判处此刑，而其罪行未审明，那么就只让他出此刑罚金的数额而已。有五刑，所以有五罚。老苏说：“罪本来就有可疑的，现在有人或被诬告杀人而不能自明，或确实杀人而官府不能证实其实情，这些都不能用确实杀人的法律来定罪，因此而有减罪的律令。当死而流，如果他是不能自明的人，去死而不得流刑已经太残酷了；如果他是确实杀人的人，流而不死刑已经太宽大了。这是失实。有失实的弊端，那么无辜者多怨恨而侥幸者，也得以免罪。现在想要使不失实，没有比加重赎金更好的了。那些罪行可疑的人，即使并非其罪，法律也不会残害其肢体。如果他有罪，那么法律虽然不施刑，但他已经困于赎金了。五刑不简，正于五罚，这个说法最完备。大概五刑的疑问，各有入罚，不降相因，是古代的制度。唐孔颖达说：‘因其所犯疑不能决，所以让他赎罪。次刑非其所犯，所以不得降相因。’像后世有减罪的律令，就不是古者不降相因的制度了。如果依法判处五罚而不服，那么其罪行不应罚，所以只依法判处五过，认为其过误而赦免他。有五罚，所以有五过。老苏说：‘刑罚必定使人痛苦而让人畏惧。罚金不能使人痛苦，必定使人困窘而让人惩戒。’那么罚金虽然不能使人痛苦，如果其罪行不可以罚金，那么也不可以使人困窘，所以只赦免其过而已。五罚所谓金作赎刑，五过所谓眚灾肆赦。疵，病也。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都是刑罚的弊病，而特别说五刑，是带上文而言。因为此文在五过之下所以如此。《诗》《书》的话，大多像这样。《四牡》的诗，三章说不遑将父，四章说不遑将母，到卒章则特说‘将母来谂’。《板》的诗，说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而其下则特说‘携无曰益’，都是带上文而言。惟官，王氏说：‘贵势也。’惟反，苏氏说：‘报旧也。’惟内，先儒说：‘内亲用事。’苏氏说：‘女谒皆通。’惟货，行贿以鬻狱也。”

译“惟来”二字，是旧时相互往来的意思。如果刑罚不能简省，就降等采用罚金；如果罚金不能使人信服，就降等采用过失。大概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规，这本来就是先王的仁政。然而不能因为这五种情况，就因此降等处理。如果因为这五种情况而为之降等，那么他们的罪行与犯罪者应当以同样的罪行来定罪。你对此应当仔细审察，然后才能胜任其事，所以说“审克克能也”。从前唐太宗问刘德威说：“近来刑网逐渐严密，过错在哪里？”刘德威回答说：“律法规定，判重罪减三等，判轻罪减五等。如今判重罪的是无辜，判轻罪的是有罪，所以官吏致力于深入定罪，作为自我保全的计策。”五过之弊，其罪责应当均等，这是判轻罪的情况，特意只说判轻罪而不及于判重罪。看一篇文章之中，那反复叮咛的意思如此，这难道是判重罪的是无辜而判轻罪的是有罪吗？以意逆志，是可以的。先儒说“出入人罪，得之矣”。五刑有疑问则赦免，这就是上文“五刑不能简省，正于五罚，赦免而采用罚金”；五罚有疑问则赦免，这就是上文“五罚不能使人信服，正于五过，赦免而免除”。“五罚有疑问”称为赦免是可以的，“五刑有疑问”尚且不免于罚金，而称为赦免的，大概虽然用金钱自我赎罪，但庆幸不至于残害肌肤，这也是赦免。下文“墨辟疑赦”之类都是这样。薛博士说：“触犯刑罚而怀疑无罪，就赦免。赦免，是说释放其罪行而不追究，不是说赦免而采用罚金。”触犯刑罚而不应当正于刑罚，就不是无罪，只是不能简省于正法而已，于是采用罚金。这大概是因为五刑、五罚之下都有“赦”字，所以有此说法。下文说：“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在“疑赦”之下、“罚”字之上说其字，指上面的言辞，那么“百锾”的罚金，正是因为怀疑而赦免。这样上下文意才连贯。如果认为赦免与罚金不同，那么说：“墨辟疑赦，其罚百锾”，上下就不相贯通了。《舜典》说：“眚灾肆赦。”这里说：“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大概古时候所说的赦免，是因为疑似之罪，不可以用刑罚施加，所以为之降等赎罚，以宽宥怜悯善良，不是贷免恶人。后来说的赦免，不论罪行是否属实，一切释放而不追究，这徒然足以惠及恶人而已。唐太宗曾经对群臣说：“我听说：‘一年两次赦免，善人哑口无言。’我拥有天下，不曾多次赦免，是不想诱导百姓侥幸免罪。”太宗用刑至于三次覆奏，其怜悯如此，那么他不赦免不是不仁，只是不想以恩惠及恶人而已。他听讼如果苟且简略，核实其言辞确实有罪，而其可以验证的众多，那么似乎可以施加刑罚了。然而人情安适则乐生，痛苦则思死，拷打之下，何求而不得。所以囚犯不能忍受痛苦就修饰言辞来掩饰，官吏治狱者利于此，就指使引导以明白地上奏，畏惧推却就煆炼而周内之。所以武后说：“往日俊臣等治诏狱，朝臣相互牵连，一切承认谋反，我意其冤枉，更交给近臣临问，都得到他们的手牒不冤枉，我无所怀疑而批准其奏。”所以虽然简省信服有众，但还是不能没有冤枉，这就是必须稽考其貌的原因。只有貌有稽考，《周官》五听之色听是也。大概稽考其貌，那么其冤枉之状有可以见到的。唉，简省信服有众的，尚且必须稽考其貌，如果没有简省信服的言辞，就不应当听其狱讼了。听狱之所以如此审慎，是因为天威可畏，不可不严敬。如严延年在河南，多所诛杀，其母对他说：“天道神明，人不可多杀。”不久延年果然被诛杀，那么天威可不畏吗？墨刑先刻其额为创，以墨实创孔，令变色，即所谓黥也。劓，截其鼻也。剕，断其足，即所谓刖也。宫，即所谓椓也。男子则去其势，妇人则幽闭于宫，汉亦谓之腐刑。大辟，死刑也，以其于刑辟为最大也。锾，汉孔氏曰：“六两周官考工记曰：戈防重三锊，剑上制重九锊，中制重七锊，下制重五锊。”郑康成说文云：“锊，锾也。”今东莱称或以太半两为钧，十钧为锾。锊重六两太半两，锾锊似同矣。惟郑氏之说以锾为六两太半两，故三锊则一斤四两，九锊则三斤十二两，七锊则二斤十四两三分两之二，三锊则二斤一两三分两之一，皆以六两太半两而计之也。太半两者，三分两之二也。郑康成以锊为锾，虽因说文之言，然说文之所谓锊者，十铢二十五分之十三，又曰北方以二十两为锊。郑氏六两太半两之数，所异于孔氏者，太半两耳。如说文之言，一则比之为太轻，一则比之为太重也。老苏谓一锾之重当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盖亦因孔氏六两而计之也。惟倍者，倍于墨，墨百锾则劓罪二百也。倍差者，倍于劓而又有差，有差则不啻倍之也。劓二百

译剕刑加倍则为四百锾，若有差等，汉代孔氏认为应为五百锾，因为宫刑既为六百锾，所以此处的剕刑定为五百锾。马氏说：“差等，是指在四百锾的基础上再加其三分之一，总共是五百三十三锾又三分之一锾。”这与孔氏的说法不同，然而不如孔氏的数字简明直接。孔氏的说法，又不如王氏的说法。王氏说：“倍差，是指以一百锾、二百锾、四百锾依次加倍来形成差等。”那么这就是以剕刑为四百锾。有的说“惟倍”，有的说“倍差”，这是互文见义的写法。说墨刑，说劓刑，说剕刑，说宫刑，说死刑，这是刑罚轻重的顺序。然而从罚金数额的多少来看，劓刑重于墨刑，剕刑重于劓刑，宫刑重于剕刑，它们递减的数额比例相同，只有死刑最为严重，所以它比宫刑重的程度，比起前三者之间的差距更为显著。意思是说，触犯这五种刑罚的人，如果案情有疑，就予以赦免，而赦免的方式，只是处以罚金罢了，审察核实其罪行，大概是想要做到罪与罚相当。审察核实，就不会出现五种罚金都不服的情况了。“属”指条目，意思是说墨刑的罚金虽然是一百锾，但其适用的条目有一千条，下面的刑罚也都是如此。周代司刑官规定的五刑条目共有二千五百条，平均每种刑罚有五百条，这里则是三千条，轻罪的多而重罪的少，都有递减的等级。只有剕刑处于五刑的中间，与周代官制相同，这大概是因为适应当时的需要而制定的。从穆王之后直到西周晚期，都以此作为法律，所以孔子引用三千这个数字来说明。分开来说叫做“罚之属”，总括来说叫做“刑之属”，前代儒者认为这是互相补充以完备其义，这是正确的。从前叔向曾经说过：“从前先王根据具体事情来制定刑罚，不预先公布刑法条文，是担心百姓产生争讼之心。百姓知道有刑法条文，就会对上级无所畏惧，并且产生争讼之心，依据条文来诉讼，并侥幸求得胜诉，这样就不行了。所谓不预先公布刑法条文，并不是不设立法律，只是设立大法而已，其轻重的细节则交给人来裁量。”五刑之属三千，这就是大法。至于上刑适合轻判则服下刑，下刑适合重判则服上刑，各种罚金的轻重有权衡，刑罚根据世道轻或重，这些则委托给人来裁量，大概人与法律并行才可以。如果把这些细节也预先设定好，那就是公布刑法条文了。

译审理案件要参照上下类似的罪行来定罪，不要使言辞僭越混乱，不要使用那些行不通的刑罚，只须明察案情、依法断案。对于应当从重处罚的，要审慎地适用上刑；对于应当从轻处罚的，则适用下刑。如果下刑过重，则适用上刑；如果上刑过轻，则适用下刑。各种轻重不同的刑罚都要有权衡的余地，刑罚要根据世道的治乱而决定轻重。看似不整齐划一，实则合乎条理与纲要。惩罚惩戒并非为了致死，而是使人极度痛苦以知畏惧。断案不要靠巧言令色，而要依靠良善之心，务必公正无私。要仔细审察言辞中的细微差别，不盲从也不偏听，怀着哀怜与恭敬之心来断案。明确地开启刑书，众人共同参酌，使刑罚中正。对于惩罚，要审慎地权衡。案件判决后使人信服，执行时也使人信服。刑罚在上位者要完备，若有合并两种刑罚的情况，也要妥善处理。

周王说：“唉！要恭敬啊！各位长官和族姓，我的话多含担忧。我恭敬地对待刑罚，有德行的人才能运用刑罚。如今上天辅助百姓，让贤者在下位辅佐，要明察那些孤弱者的单方面陈述，百姓的纷争没有不公正审理的。对于双方各执一词的案件，不要在其中徇私。狱讼中的贿赂不是宝物，只有宽恕罪过、建立功业才是。如果因贪赃枉法而招致众多灾祸，就要永远畏惧刑罚。不是上天不公正，而是人的命运在于自身。如果上天的惩罚不彻底，百姓就没有良好的政教，这关乎天下的大局。”

周王说：“唉！继承王位的子孙，现在前往就任，还有什么比在百姓中间以德行为鉴更值得关注的呢？要明察秋毫啊！明智的人运用刑罚，那些无穷无尽的言辞，都归属于五种极刑，只要公正就会带来喜庆。接受君王美好的教诲，以这祥善的刑罚为鉴戒。”

老苏曾经说：“古代的法律简约，现在的法律繁杂。先王制定法律时，法律只列举大略，而刑罚制度则规定得详细。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就把这些写进法律，让百姓知道天子的法律，是不希望我杀人伤人罢了。至于罪行的轻重出入，探求实情并使人心服的部分，就交给官吏去处理。信任官吏而不完全依赖法律，所以法律简约。现在的法律纤悉毕备，不局限于一种标准，左右前后，四处张望都无法逃脱，因此罪行的轻重、情理的出入，都可以从法律中寻求依据。依赖法律而不信任官吏，所以法律繁杂。大概法律简约的，虽然看似不能革除奸邪，但天下或许没有一起冤狱；法律繁杂的，虽然看似可以制止奸邪，但狱讼常常变得繁多。确实是因为如果一铢一铢地称量，到了石的数量必然会有误差；一寸一寸地度量，到了丈的长度必然会有偏差。用石来称量，用丈来度量，直接而少出错。后世所谓的律令，烦琐曲折周全详尽，惟恐有所遗漏。凡是轻重的上下，一概听从律令，而执法官员不能灵活掌握。虽然律令繁积，但律令的作用已经有所穷尽，所以吏胥得以旁缘出入，欺骗蒙蔽执法官员，以逃避奸邪。大概想要无所不备的，反而成为最大的不备。”

像穆王的刑罚，五刑的条目有三千条，这是律文。至于说“上下相比”，说“上刑适轻则服下刑，下刑适重则服上刑”，各种轻重刑罚有权衡，刑罚随世道治乱而轻重，这几项则在于执法官员量情斟酌而施行。所以律文虽然有三千条，但运用起来却不穷尽，直接而少出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上下比罪”，是说审理案件的方法，必须上下比照罪行的轻重来参验。无僭乱辞，陈少南说：“不要因狱辞混乱而导致刑罚僭越差错，这是对的。心中争讼的人，谁不认为对方理亏而自己理直？如果言辞混乱，那么用刑就会有僭越差错了。你应当审慎啊。”“勿用不行”，王氏说：“是说以恕道责人，那些不可行的不要使用。”庄子说：“加重他的责任而惩罚他承受不了，延长他的路程而诛罚他达不到，这些都是不可行的，也是先王所不使用的。”就是这个意思。汉代的魏尚担任云中太守，因犯法被免职。冯唐说：“士兵都是平民子弟，从田间起来参军，哪里知道尺籍伍符？上报功绩到幕府，一句话不符合规定，文吏就按法律绳之以法。”长安的商人与浑邪王做买卖的，被判死刑的有五百多人。汲黯说：“愚昧的百姓哪里知道在长安城中买卖，而文吏却认为他们像边境关卡那样非法输出财物？像这类情况，都是不可行却被使用的。”不可行的却使用了，那么百姓就无所适从了。惟察，是明察案情；惟法，是正定法律。明察案情，正定法律，那么法律与官吏就交相为用而不偏废。大概用刑就像用药一样。药的君臣佐使，甘苦寒热，某种药可以治某种病，某种药可以止某种疾，这固然记载在方书中。至于诊脉观色，听其声音，而审察病由何而起，必须用自己的意思参酌之后才可以。惟察，是审察病由何而起；惟法，是按方书来查看。你们诸侯要审慎于此，然后才能胜任其事。上刑适轻，则服下刑；下刑适重，则服上刑。苏氏破除世俗的说法，而假设为两个窃盗来阐发其意，说法固然好，但不如陈少南的明白。他说：世人所说的罪行重的，没有比杀人更重的；罪行轻的，没有比诟骂更轻的。杀人固然重，但现在所杀的是奴婢，杀奴婢，不是适当减轻吗？所以暂且服下刑。诟骂固然轻，但现在所诟骂的是父兄，诟骂父兄，不是适当加重吗？所以适宜服上刑。事情不止于杀人和诟骂人，姑且设两件事来作为标准，这就是所谓轻重诸罚有权衡。所谓服下刑，不是立即服最下等的刑罚，而是相对于上刑来说减轻罢了。这就讲尽了刑罚世轻世重的道理，大概是承接上文而言。凡是这些刑罚，都应当权衡其轻重。孟子说：权衡之后才知道轻重，君子的心像权衡一样，不可以铢两来欺骗他。所以轻重没有不得到公平的。刑罚世轻世重，《周礼》说：治理新征服的国家用轻典，治理太平的国家用中典，治理动乱的国家用重典。一轻一重

译各自顺应时代的适宜情况罢了。顺应时代的适宜情况而刑罚轻重有所不同，本来就不整齐划一，这恰恰是使之整齐的方法。比如《周官》规定五刑共二千五百条，周穆王时五刑增至三千条，有的条文少而刑罚重，有的条文多而刑罚轻，其不整齐划一到了这种程度，但它们禁止奸邪、制止恶行，以期达到不用刑罚的目的，则是一样的。至于那些像胶住琴柱来调瑟一样不知变通的人，就不能顺应时代来调整刑罚的轻重，只是固执地用一种标准来统一，这恰恰导致了不整齐划一。比如唐尧虞舜时实行象刑，王莽也实行象刑，就是这种情况。王氏说：上面说刑罚轻重有权变，是指根据一个人来调整轻重；这里说世轻世重，是指根据一个时代来调整轻重。这是对的。世轻世重，说的是刑罚；至于上服下服，则专门讲刑罚，而在下文承接时，则说各种惩罚也如同五刑的等级，总称惩罚，又说刑罚，互相参看其含义。有伦有要。苏氏认为“伦”是条例，“要”是言辞，那么“要”字的读音与《康诰》中“要囚”的“要”相同。只有遵循条例就应当遵循法律，只有把握要点就应当仔细审察。惩罚惩戒不至于死罪，但使人极度困苦。这就是老苏所说的：“刑罚一定要让人痛苦从而使人畏惧，惩罚不能让人痛苦，一定要让人困窘然后才能惩戒。”大概意思是说，惩罚所惩戒的，虽然不至于死，但因为沉重的赎金而使人极度困苦，也可以使他们改过向善、远离罪恶。不是靠巧言令色来断案，也不是靠口才敏捷。巧言令色的人用口才来应付人，那么人们就不能充分陈述自己的实情。比如周亚夫被廷尉责问说：“您想造反吗？”亚夫说：“我所买的器物是葬器，为什么说我想造反呢？”官吏说：“您即使不想在地上造反，难道想在地下造反吗？”像这样，就是用口才来应付人。皋陶哑巴却担任大理，天下没有冤民。子路没有拖延的承诺，凭一句话就可以断案，那么哪里需要巧言令色呢？所以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断案。善良的人，王氏认为是有仁心。孔子说：“现在的听讼者，寻找杀人的理由；古代的听讼者，寻找生人的理由。善良的人，就是寻找生人的理由。”善良的人之所以能断案，大概是因为他所使用的都在刑罚的适中范围内。比如秦朝任用刀笔吏，争着以迅速苛刻、明察秋毫来显示高明，那么巧言令色的人怎么能明白刑罚的适中呢？在言辞的细微差别中审察，苏氏说：“事情的真实情况不谋而合，从那些有差异的地方追问，大多能得知实情，这是对的。”不听从只听从，在拷打之下，想要什么得不到？人受不了痛苦就会有很多诬服的情况。所以囚犯因为官吏的诱导而自我诬陷的，都不应当听从，应当有办法辨明。孟子让阳肤担任士师，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如果得知实情，就哀怜同情而不高兴。”哀怜同情就是这里的哀敬。之所以哀敬，只是因为用刑书来明确开导，共同考察其原因。众狱官认为对，狱囚也认为对，即使触犯刑杀也没有怨言。这样就能大致得到中正而没有冤滥。比如秦朝任用赵高，汉朝任用张汤、赵禹、减宣、义纵，唐朝任用来俊臣、侯思止，刑书不曾明确开导，也不曾共同考察，只是随意杀人，就舞文弄墨、巧言诬陷。这样哪里还有中正呢？那么刑罚和惩罚，不可以不审慎克制。狱案成立而信服，是说狱辞成立而得知实情，确信有罪，而将其上报给上级，也应当得知实情，确信有罪，然后判决。其刑罚上报给上级，都应当完备，不可隐瞒遗漏。如果有一人身犯两罪，轻重俱发，也应当一并上报。大概担心官吏得以欺瞒出入以作奸犯科，所以以此告诫他们。《王制》说：“狱辞成立，史官将狱案成立报告给正官，正官听取；正官将狱案成立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听取；在棘木之下，大司寇将狱案成立报告给王，王命令三公共同听取；三公将狱案成立报告给王，王三次宽恕，然后制定刑罚。”这正是所说的“狱案成立而信服，上报而信服”。王的官吏上报给王，像这样，那么有封地有国土的臣子上报给他们的君主，也是如此。薛博士说：“凡是称为上级的，各自指他们的上级。”这里说有封地有国土，那么国家的士师指他们的君主为“上级”，推及王朝，那么王的士师指天子为“上级”。孔氏只命名为“上级”，王府则在报告有封地有国土的文中相违背了。这是对的。官伯族姓，苏氏说：“呼唤大官大族而告诫他们。”先儒就把“官伯”当作诸侯，族同族姓，异姓，他们的说法牵强。王氏把姓当作诸侯，族当作群臣，也与先儒没有区别。既然已经告诫他们的君主敬重刑罚，现在又告诫他们的臣子。刑罚，关系到人命，死了不能复生，断了不能再接。这是我说话多恐惧的原因。孔子说：“做起来难，说话能不谨慎吗？”说话多恐惧，是因为做起来难。我所敬重的，只在于刑罚，那么有德行的人只哀敬于刑罚，我怎么能不谨慎呢！现在天帮助这些百姓而生育养育他们，治理百姓的人必定要有不忍之心，然后才能作为天的配享在下。大概天爱百姓是配享的原因。所以配享天的，只在于清明于单辞罢了。单辞有两种说法，都通。先儒说：“单辞特别难听，所以这样说。”唐孔氏因此引用子路“片言可以折狱”，片言就是单辞。子路行为正直，闻名天下，不肯自夸长处，妄称别人短处，得到单辞

译能够据此断案的人，只有子路罢了。普通人很少能做到这样，所以难以听取（他的意见）。薛博士则说：“‘单’是尽的意思，与‘单厥心’中的‘单’相同。”“明清”是指使百姓能够尽情陈述他们的言辞，这两点都可以用来作为解释。“清”，是指审理案件时审查得细致。百姓之所以能够得到治理，是因为审理案件时听取双方的言辞而没有不恰当的，那么是非曲直就得到了恰当的处理，无辜的人不至于受到冤枉和滥罚，而有罪的人也不至于侥幸逃脱。穿封戌与公子围争夺郑国的俘虏，向伯州犁请示，伯州犁却上下其手，这就是听取双方言辞而没有恰当处理的情况。苗民之所以混乱纷扰，是因为他们不公正地处理言辞，那么百姓的治理难道不是来自于公正地听取双方的言辞吗？不可以利用案件的双方言辞来谋取私利吗？如果把案件当作私产，那么眼里就只有钱财，不再过问两家的是非曲直了。那些通过案件获取钱财的人，这并不是值得珍视的，只是积聚罪过罢了。“府”是积聚的意思，是说必定会败露而获罪。“功”，是说罪过积聚在身上却自以为有功，那么必定会以众多的罪过来惩罚你并诛杀你。“报”，也像“报虐以威”一样，有这样的恶行就必定有这样的报应，都是出于你自身的，又反过来作用于你自身。利用案件获取钱财的人，必定会招致众多的灾祸，那么值得畏惧的，只有上天的惩罚。上天惩罚他们，并不是上天不公正，只是人自己招致的罢了。人之所以招致惩罚，在于他们的教令不公正。教令不公正，就不是所说的用公正的刑罚来约束百姓，以教导他们恭敬的德行。如果上天的惩罚不公正，那么百姓必定不会在天下享有善政。大概是因为没有善政，所以用不公正的惩罚来对待他们。没有善政的是君主，而说成是百姓，是因为政令虽然出自君主，但施行于百姓。三苗的百姓，混乱纷扰，这就是所说的百姓在天下没有良好的政令。嗣孙，是指君王在位百年，所以诸侯中可能有他的孙子。上文提到了伯父、伯兄、仲叔、季弟、防子、童孙，这里特别提到嗣孙，是举其大略。继承世位而站立，所以称为嗣。说从今以后应当以什么为鉴戒？难道不是施行德行于百姓以作为公正的标准吗？是说只有这值得鉴戒。对百姓的公正德行，大概是指伯夷而言。希望明察我的言论并加以实行，不可忽视。自古以来被称为哲人的人，只在于用刑方面。比如皋陶以智慧著称于后世，这是因为只有哲人才能明察公正于单一的言辞。五极五刑的恰当，先儒认为是五常，这是错误的。说拥有无穷的美誉，是由于五刑的恰当。刑罚恰当，那么就有余庆了。既有美誉，又有余庆，这是天人所共同给予的。“属”是连接的意思，说美好的言辞来自于用刑，所以用“属”来表述。“嘉师”是善良的民众，犹言良民。你从君王那里接受封地，拥有邦国和土地的人，他所管辖的无非是良民，就是如此。上文所说的祥刑，不可不鉴戒。刑罚是用来禁止奸民的，既然已经善良了，只有这祥刑是可以的。吕侯告诫诸侯，虽然出于王命，但他的话是吕侯的话，所以虽然说是王说，而又说接受王的良民，也就像《梓材》篇中，周公以王命告诫康叔，虽然以王说为言，而又说王开启监视他的治理为民之类，从而为之解说，是不可以的。

译尚书全解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四十

宋 林之奇 撰

文侯之命 周书

平王赏赐晋文侯秬鬯和圭瓒，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中，周王说：“父义和，伟大的文王、武王，能够谨慎地修养光明的德行，显扬于上天，广布于下民。因此上帝将天命集中于文王，也是因为先代忠正之臣，能够辅佐昭明地侍奉他们的君主，无论大小谋略，没有不遵从的，所以先祖怀念他们在职守。唉！可怜我这小子继承大统，遭遇上天巨大的灾祸，断绝了下民赖以生存的恩泽，戎狄侵扰我的国家，纯粹是那些执掌事务的人，没有年高德劭、才智出众的人在其位，我则无法胜任。说：只有祖先和父亲，或许能体恤我的身心。唉！有功劳的你一人，使我长久安守君位。父义和，你能够昭显你的显赫祖先，你遵循文王、武王的法度，用来辅佐继承你的君主，追念孝敬前代的圣哲。你多次在艰难中捍卫我，像你这样，我嘉奖你。”王说：“父义和，你回去安抚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因此赏赐你秬鬯一卣，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卢弓一张，卢矢一百支，马四匹。父前往吧！”安抚远方的人，亲近近处的人，恩惠安抚小民，不要荒废政务而贪图安逸，简省政事以体恤你的都城，用来成就你的显赫德行。

《尚书》在《吕刑》之后，有《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三篇。我私下推测，周太史所收藏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只到《吕刑》为止。从此以后，历经幽王、厉王的动乱，简册编联中断其间。像宣王中兴，万国会盟诸侯，任用贤能，南征北伐，赏赐韩侯、申伯，任用张仲、仲山甫，那时大的诰命很多，却没有一篇见于《尚书》。由此可知《尚书》所收录的内容，远远没有达到宣王的时代，而宣王时期的文献也在东迁的动乱中遗失了。孔子既然选取了周太史所藏的文献，从《尧典》断限到《吕刑》，定为万世的训诫，而在列国又得到三篇誓命，于是附益在后面。查《左传》郑国子产说：“郑国的书上有这样的话：安定国家，必须依靠大德之人。”先前晋国司马叔游说：“郑国的书上有这样的话：厌恶正直，丑化公正，这样的人实在很多。”《礼记·大学》引用楚国的书说：“楚国没有别的宝物，只把善人当作宝物。”由此可知春秋时代，列国都有书。孔子大概曾经遍观列国的书，在晋国得到《文侯之命》，在鲁国得到《费誓》，在秦国得到《秦誓》，附在帝王文献的末尾，以传之久远罢了。如果认为孔子特意关注这篇文献，所以特别选取它，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的说法。查《史记》记载，幽王宠幸褒姒，废黜申后，驱逐太子宜臼，宜臼逃到申国，申侯联合犬戎杀死了幽王，晋文侯与郑武公迎接宜臼拥立他，这就是平王，迁都到东都。而《左传》也说：“我们周朝东迁，依靠的是晋国和郑国。”大概当时，犬戎正扰乱王室，王室如同悬挂的旗帜一样危在旦夕，而文侯对周朝有再造之功，所以平王在他将要回国时，赏赐他秬鬯和圭瓒，以报答他的厚德。秬，是黑黍；鬯，是芳草。用黑黍酿酒，调和郁鬯。圭瓒，是用圭作为瓒的柄。《礼记》说：“君主手持圭瓒灌地祭尸，太宗手持璋瓒亚灌。”注解说：圭瓒、璋瓒，是灌礼的器具，以圭璋为柄，酌取郁鬯叫灌。那么圭瓒就是酌取郁鬯的器物。有秬鬯，就有圭瓒了。序言提到秬鬯圭瓒，而篇中特别提到秬鬯，这也是互相补充其义，以完备其说。平王赏赐晋文侯，既有秬鬯，又有弓矢车马，而序言特别提到秬鬯。五十八篇的序言像这样的很多，不可以顺着它来解说。王氏说：“说明所赏赐的以秬鬯为最盛，这是穿凿附会。”《江汉》这首诗说：“赐你圭瓒，秬鬯一卣。”这是宣王赏赐召穆公。毛氏说：“九命赐圭瓒秬鬯。”这里赐给文侯秬鬯圭瓒，大概也是任命他为侯伯。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晋国与周朝是同姓，所以称他为父。义和，是文侯的字。《左传》说：“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之役生下太子，给他取名叫仇。仇就是文侯的名字。”大概文侯名仇，字义和。天子对诸侯称其名，是正礼。现在称他的字，大概是尊敬他而不敢直呼其名。汉高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至于韩信、萧何，都直呼其名，而特别称字“子房”，大概是尊敬他。平王称文侯的字，也是这样。马融、王肃只看到义和不是晋侯的名，就认为父能以义和诸侯，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平王将要称美文侯的功劳，所以在这里说：“文王、武王之所以兴盛，是因为他们有贤德的臣子；幽王之所以败亡，是因为他没有贤德的臣子。我遭遇家国不幸，也只有依靠同姓的诸侯，而文侯的功劳如此。所以称呼父义和，用极其尊贵的称呼来称美他。”我周文王、武王之所以大显于天下，是因为他们的明德能够导致谨慎的缘故。只有明德，所以显扬于上天，而得到天心的眷顾；广布于下民，而得到民心的归慕。民心就是天心。民众归附，上天也就归附了。所以上帝将天下的天命集中于文王，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