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十五

译地势险要坚固，如同秦人凭借殽山、函谷关作为都城，拥有千里金汤、山河百二的险固形势。然而，因为百姓所爱戴拥护的程度，尤其深厚且牢固，所以将这里视为商、周两代的根本之地。商汤回到亳都，诸侯都前来朝见新君，不能没有报告。史官将其记录下来，所以写成这篇。

译商王从战胜夏朝的地方归来，到达亳地，向各方诸侯宣告。商王说：“唉，你们各方众位诸侯，要清楚地听我一个人的训告。”

商王从战胜夏朝的地方归来到达亳地，就像所说的商王从商地来到丰地，向各方宣告一样，所谓向各方宣告，就是向各方诸侯宣告。经文只说向各方宣告，因此知道是指诸侯。因为各方的百姓，不可能都来到天子的朝廷，而根据《武成》中“各国君主和百官在周接受命令”的文字来考证，就知道那是指各方的诸侯无疑了。唉！你们各方众位诸侯，要清楚地听我一个人的训告。《礼记》说：“天子自称曰予一人。”鲁哀公哀悼孔子时说：“苍天不怜惜，不让我留下这位老人，使我独自一人在位。”子贡说：“称予一人，不是名字。”由此知道，不是天子不可以称予一人。商汤此时已经践行了天子的位置，所以对各方众位诸侯称予一人来训告他们，让他们清楚地听他的话。至于《汤誓》的写作，在战胜夏朝之前，也称作“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我曾经怀疑这篇和《泰誓》中称“予一人”的，都是史官记录时增添润色的言辞，学者应当以意逆志。

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如果有了恒常的本性，能够安定他们的道，只有君主才能做到。从惟皇上帝，到像草木一样茂盛，百姓得以繁衍，这是告诉众人所做的事，顺应天意、顺从人心，讨伐夏朝、慰问百姓的举动。从使我一人，到尚能保持这种诚心，才能有好的结果，这是告诫他们要谨慎恐惧，保持国家安定、安抚百姓的意思。详细考察这篇训告，从头到尾，与《仲虺之诰》互为表里。商汤的这些话，大概是由仲虺引发的。《仲虺之诰》，开始说天命人心不可违背，最后说慎终如始，恭敬尊崇天道，永远保持天命的意义。至于商汤回到亳地，他用来训告各方的，始终的意思，大概不超过这些，大概是仲虺的话所谓启发我的意思。所以张諌议说：“商汤已经战胜夏桀拥有天下，却谦逊德行很多，所以仲虺在前面作诰，以说明天之所以命商汤为君，都是因为百姓有欲望而让他们治理。因此书中只说百姓有欲望，如果不是君主来治理他们，就会混乱。只有天生聪明的人来治理，商汤又在后面自我训告，以说明天之所以命我为君，都是因为有道而让他们安定。所以他的训告，说到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如果有了恒常的本性，能够安定他们的道，只有君主才能做到。治理，是百姓的欲望通过政事来满足，不足以完全体现为君之道。只有顺应百姓的恒常本性而安定他们的道，就有教化存在，而君道于是达到了。”因此两篇诰辞互为终始，然后商汤的谦逊德行可以停止。他训告的内容，一定要达到他所到的境界。这话可以说尽善尽美了。皇是大，上帝是天。衷是善的本源，固有于人心。《诗经》说：“天生众民，有物有则，降衷于下民。”这就是所谓有物有则。只有百姓的衷，本于上天所命，那么百姓的本性没有不善的。然而天虽然能将善性降给下民，不能使百姓保持他们固有的恒常本性而不丧失，所以设立君主而赋予他们教化的责任。师旷说：“天生百姓而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百姓，不让他们丧失本性。”说不让他们丧失本性，这就是说不让他们丧失所降的衷。百姓既然有降衷的本性，至于顺应他们固有的恒常本性，以安定他们的道，这是君主的职责。所以说：“如果有了恒常的本性，能够安定他们的道，只有君主才能做到。”既然说“如果有了恒常的本性”，又说“能够安定他们的道，只有君主才能做到”，大概是率性之谓道。然而顺应他们的本性就能安定他们的道，不能顺应他们的本性就会违背道理而伤害道，怎么能安定他们的道呢？古代圣王之所以作为教化的根本，未曾不基于此。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三位圣人相授之际，他们的话说：“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真诚地保持中正。四海困穷，天禄永远终结。”大概能真诚地保持中正，就能如果有了恒常的本性以安定他们的道。不然，四海困穷，天禄永远终结。夏桀商纣就是这样。所以商汤想要说夏桀暴虐百姓而失去天下，就用这些话作为先导，大概是推究上天所谓设立君主以治理百姓的意思，这也是仲虺的意思。

夏王毁灭德行，滥用威权，将暴虐施加于你们各方百姓。你们各方百姓，遭受他的凶害，不能忍受这种毒害，一起向天地神灵诉冤。

这是说夏桀的罪行自己断绝了天意，结怨于百姓。夏王毁灭自己的德行，放纵邪僻，丧失良心，不再存在，那么在自己身上既不能保持中正，他怎么能顺应恒常本性安定他们的道呢？这样就没有不忍之心，而肆意使用威刑以施加暴虐于各方百姓。百姓遭受他的凶害，像荼一样苦，像毒一样刺，不能忍受。说到各方百姓，大概是因为他施加暴虐的范围广，而怨恨他的人多。自古以来无道的君主，没有不用刑威来毒害百姓的。如果苗作五虐之刑，纣为炮烙之刑，都是因为施加暴虐的范围广，而怨恨他的人多，于是失去了国家。夏桀的暴虐百姓，虽然不见于经典，大概也像苗的五刑，纣的炮烙，秦的参夷一样。屈原说：“人穷则反本，所以劳苦疲倦，未尝不呼天；疾病惨痛，未尝不呼父母。”夏桀的暴政加于百姓，百姓既苦于暴政，无处诉说

译诉讼，是走投无路而回归根本，于是只能向天地鬼神申诉冤屈，希望他们能拯救自己。所以说：“你们四方百姓，遭受凶恶祸害，无法忍受残酷折磨，共同向天地神灵控告无辜受罪。”上天爱护百姓到了极点，东海处死一名孝妇，上天就为此降下大旱。何况万邦百姓共同向天地神灵控告无辜受罪，那么天地神灵怎么能不赫然震怒而降下灾祸呢？所以接着说：“天道赐福善人、降祸恶人，把灾难降给夏朝，以彰显它的罪过。”

译天道赐福于行善者，降祸于淫乱者，向夏朝降下灾异，以彰显其罪过。因此，我小子奉行上天明确的威命，不敢赦免，敢用黑色公牛，敢向天神地祇昭告，请求惩处夏朝。这是说天道的常理，对行善者赐福，对淫乱者降祸。桀既然如此虐待百姓，所以天于是降下灾异不祥之事，以彰显他获罪于天。董仲舒说：“国家将有违背道义的败亡，上天就先降下灾异来谴责警告他；如果不自我反省，又降下怪异来警戒恐惧他；如果还不知道改变，那么伤害败亡就来到了。”上天既然向夏朝降下灾异，来谴责警告桀，而桀不知道自我反省，这就是伤害败亡的征兆，于是这就形成了。既然降下灾异之事，以彰显他的罪过。所以我小子奉行上天所命的威严，来执行天罚，而不敢赦免。所以说：“因此我小子奉行上天明确的威命，不敢赦免。”奉行天命，是为了辅助上天赐福于行善者；奉行天威，是为了辅助上天降祸于淫乱者。上天的行事，无声无息，怎么知道所谓的命威而去奉行呢？孟子说：“上天不说话，只通过行事来显示罢了。”上天向夏朝降下灾异，以彰显其罪过，这也是通过行事来显示。所以汤由此知道天命所在，于是对桀执行天罚，以奉行上天的意旨，并不是上天谆谆教导而命令他的。既然奉行上天明确的威严，于是用黑色公牛来昭告天神地祇，请求惩处夏朝。黑色公牛，是黑色的公牛；天神地祇，是后土皇地祇。向天神地祇告祭，大概是向天地神灵祈祷，因为百姓的控告，无辜者认为这是为了百姓，请加重惩处夏朝。《正义》说：“商朝崇尚白色公牛，用白色；现在说黑色公牛，夏朝崇尚黑色，当时还没有改变夏朝的礼制，所以不用白色。”如果先儒解说黑色公牛，往往采纳这种说法。我私下认为这里说黑色公牛，只是一时用来祭告天地的牺牲，不必一定因为颜色来探求其意义。汤用黑色公牛，就认为是没有改变夏朝礼制，如《鲁颂》说：“白色公牛红色马”，难道是未改变商朝礼制吗？这正所谓相马而辨别黑黄一样。先儒往往因此就有五德更生的说法，引此为证，认为出于圣人的经典，而改变服饰颜色是帝王的急务。像苏内翰那样明达，还以此相信这种说法，认为禹治水得到天下，所以从水德而崇尚黑色；商人以兵得到天下，所以从金德而崇尚白色；周文王有流火的祥瑞，所以从火德而崇尚红色，这太牵强附会了。苏公曾经有话说：“邪说”的迷惑人，即使是豪杰之士，也不能避免。这正是眼前的谬论。

于是寻求大圣，与他合力，来为你们众人请求天命。

既然用黑色公牛来告祭天神地祇，请求惩处夏朝，还担心不能成功。于是于是寻求大圣，与他尽力，为了你们众人，向天请求天命。大概汤讨伐桀，确实依靠伊尹的功劳。孟子说：“伊尹思考天下的百姓，平民百姓有不受他恩泽的，就像自己推他们落入沟中。他自我承担天下的重任如此，所以投奔汤并说服他，以讨伐夏朝拯救百姓。”所以汤讨伐夏朝拯救百姓的谋划，大概出自伊尹。所以《汤誓》说：“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山出发，于是与桀在鸣条之野作战。”这是推究谋划的出处。所以他在告谕各方时，也推究本源来说：“于是寻求大圣，与他合力。”大圣就是伊尹。

上天信任保佑，下民中的罪人贬退屈服，天命没有差错，光彩如草木，众民确实繁衍。

汤既然与伊尹尽力为了各方众人，向天请求天命。于是上天信任他的请求，眷顾保佑下民，所以鸣条之战，桀知道他的罪过，退伏远避，被流放到南巢。汤把桀当作罪人，武王把纣当作独夫。大概他们得罪了天和人民，就不再有人君的资格了。既然上天信任保佑成汤与伊尹的请求，而罪人贬退屈服，由此看出上天赐福于行善者、降祸于淫乱者，其应验如同回声，没有差错。光彩如草木，众民确实繁衍。孔氏说：“贲是装饰。说天下恶行除去，焕然一新都得到装饰，像草木一同开花，百姓相信乐于生存。”他的说法迂回隐晦，不如王氏、苏氏的说法好。王氏说：“草木，是天所生的，民所繁衍的。不是天所生的，那么民不能繁衍；不是民所繁衍的，那么天不能成就。汤接受天命，天给予他，人确立他，所以说‘天命没有差错’。‘光彩如草木，众民确实繁衍’，观察民所确立的，就知道天所给予的了。”苏氏说：“天命有信，看民所给予的，就繁衍；不给予的，就颠覆，像草木一样。民所繁衍的就生，不繁衍的就死。”这两种说法都好，大概说我之所以接受天命，本是因为民所繁衍的。然而王氏不解释“贲”字的意义，薛氏增广他的说法，说“贲若，是方兴而未就。”苏氏说：“贲是装饰。”其理很明白。“炳若丹青”，这两种说法都牵强。我曾经思考这两句，说“如草木，众民确实繁衍”，那么文义就足够了，即使不加“贲”字也没有害处。加上“贲”字则其说法穿凿而难通。“贲”字应当读为“譬”字，“譬如草木”的意思。然而改变经文以迎合己意，我曾经批评过。批评却效仿，不敢做，应当

译（于是）空缺了这个职位。

让我一人来安抚你们的邦国，现在我不知是否得罪了天地神明，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一样。

译这说的是，商汤虽然顺应天命民心，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然而他内心怀着起兵犯上的惭愧，对上对下都感到羞愧，不敢自安。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大概是因为上天赋予百姓本性，而百姓不能自我保全，所以让君主遵循百姓的常性来安定他们的事业，那么君主的职责可以说是非常重大的。夏桀因为不能遵循百姓的常性来安定他们的事业，所以百姓在下怨恨，上天在上震怒，商汤趁着天人的怨怒去讨伐他，直到罪人夏桀被废黜降服。那么，那遵循百姓常性以安定他们事业的职责，就归于商汤了。所以商汤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承担这重任，怀着不自安的心思，好像无处容身一样，所以说上天既然降罪给夏桀，让我一人来安定你们的邦国，我难道能自保不获罪于上下吗？说对上，是担心得罪天下；说对下，是担心得罪百姓。正因为不知道是否获罪于上下，所以惶恐不安地怀着危惧之心，好像将要坠入深渊之中。这是说商汤既然已经登上天子之位，但他的内心却以获罪于天人为忧，而不以地位为乐。大概古代的圣人即使德行非常盛大，也不敢忘记自我警戒的意思，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这都是出于内心的真诚。正因为这样恐惧修省，这才是他德行完备的原因。商汤讨伐夏桀，考虑得深远，考察得详尽，还担心后世的乱臣贼子以此为借口，那么他当时刚开始承受天下基业而朝见诸侯，难道没有惭愧吗？所以他惶恐危惧，是自然的道理。而汉朝的孔安国说：“这是用谦卑来收拢众人的心。”唐朝的孔颖达也认为商汤讨伐夏桀，上应天心，下符人事，本来无罪却说不知道是否获罪，是用谦卑来收拢众人的心。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商汤本来没有畏惧的意思，只是在即位之初假托这样的话，希望取悦众人。如果这样，那么圣人的作为，与王莽遭遇翟义起兵，抱着幼主朝见群臣，在郊庙祷告的情形，就没有区别了。王安石又说：“商汤刚开始讨伐夏桀时，商朝人都责怪商汤不体恤我们众人，然而商汤从陑地出发，宣告一定要前往，直到连妻子儿女都杀戮，显示众人没有疑难。等到天下已经平定，才说惶恐危惧，好像将要坠入深渊。”大概在有作为的初期，众人危疑，就用果断来成就功业；无事之后，众人懈怠，用警戒来保持基业，这与众人的不同，很远了。这就是商汤之所以为商汤的原因。如果事情未成就跟着恐惧，事情已成就欢喜而懈怠，那就是普通人了，难道足以统领众人吗！王安石这种说法，只是把它作为推行新法的依据罢了。学者于是相信它。如果成汤的本意果真如此，难道不是错了吗？子路问孔子说：“如果您统率三军，会与谁一起？”孔子说：“赤手空拳搏虎，徒步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会与他一起。一定是面临事情而恐惧，善于谋划而成功的人。”商汤虽然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然而在刀箭之下奔驰，难道能毫无恐惧之意吗？等到无事之后才恐惧吗？认为有事的时候不可以恐惧，那么武王在《泰誓》中说：“我早晚都恭敬恐惧。”这不是不应恐惧而后恐惧吗？孔子所谨慎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圣人对事情，没有不谨慎的，而尤其谨慎这三者。现在说有事就不应当恐惧，难道不是邪说鼓惑人主的听闻，以逞私欲吗？大禹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哪里是计较有事与无事呢？所以商汤的惶恐危惧，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有的。自从他在亳地起兵的时候，就已经担心不能成功了。而到了登上天子之位，面对亿万百姓，就更加没有闲暇安宁了。

凡我建立邦国，不要从事非道之事，不要沉溺于怠慢淫逸，各自遵守你们的典常，来承受上天的美善。正因为面对亿万百姓如此危惧，所以明确告知建立邦国与之更始的意思，使他们清楚地知道上德的意志思虑。说凡我建立这邦国，只是想让你们万邦不要从事非道之事，不要沉溺于怠慢淫逸，各自遵守你们的典常，来共同承受上天的美善如此而已。大概不从事非道之事，不沉溺于怠慢淫逸，就能得到他们的常性，来安定他们的道，而保全上天赋予的本性，所以能承受上天的美善。夏桀之所以灭亡，只是不能做到这些罢了。秦人自商鞅以来，用严刑峻法督责天下，在道路上丢弃灰烬的人被杀，走路超过六尺的人不被赦免，受刑的人在道路上相望，百姓愁叹，不能保全朝夕。所以汉高祖进入函谷关，就召集各县豪杰说：“父老苦于秦的苛法很久了，诽谤的人灭族，私下议论的人弃市。我与诸侯约定，先入关的人称王。我应当称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和盗窃抵罪，其余全部废除秦法。官吏百姓都安居如故。”凡我之所以来，是为父兄除害，不是有所侵暴，不要恐惧，况且我之所以驻军霸上，是等待诸侯到来而定下约束罢了。我曾经说高祖这些话，可以与《汤誓》一同流传不朽，大概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夏桀之所以结怨于百姓，只是因为他灭绝德行、树立威势，将暴虐施加于你们万方百姓，使他们遭受凶害，不忍心承受毒害。所以商汤得到天下后，就说“我建立邦国，不再有像夏桀时代那样的严刑峻法。你们万方众人，只要不从事非道之事，不沉溺于怠慢淫逸，就能各自遵守你们的典常，来承受上天的美善了。”这正是高祖约法三章的意思。《孝经》说：“向他们显示好恶，百姓就知道禁令。”说的就是这个。

你们有

译好，我不敢隐瞒；罪过应当由我承担，我不敢自我宽恕。只希望上天明察我的内心。

译说你们如果能不追随坏人，不沉溺于淫乱，各自遵守你们的法度，来承受上天的福佑，这就是有了善行。因此应当估量德行来确定位分，衡量才能来授予职务，与你们共同承受天位，治理天职，享用天禄，不敢遮蔽你们的善行。《周书》说：“夏朝贤德之人被简拔在王庭，在百官中任职。”这是说商汤对于夏朝，如果有善行的人，没有不任用的。罪责应当由我一人承担，说的是我自身，如果有罪，也不敢自我赦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上天的恩惠，遵循正道则吉祥，顺从悖逆则凶险，没有僭越差错。善行不可被遮蔽，我的罪过，也不可被赦免。

如果你们万方百姓有罪，责任在于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能归咎于你们万方。所以说罪责在我身上，并非一定要在我自身有可指出的罪过然后才算是罪责。大概上天将善性降赐给下民，并用那恒常的本性来安抚他们的谋划，托付给一个人。所以做君主的，必须使天下的人都不丧失上天降赐的恒常本性，从而安定他们的谋划，然后才不辜负上天对百姓的抚育。百姓有罪，是因为做君主的教化没有到位，导致他们自己抛弃自己，陷入愚昧不贤的境地，而不能回头，这不是百姓的罪过，而是君主的罪过。这就是罪责应当由我一人承担的原因。大概百姓有罪，君主应当承担。所以接着说：罪责应当由我一人承担，不敢自我赦免。又说之所以罪责应当由我一人承担，是因为：如果你们万方百姓有罪，责任在于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能归咎于你们万方。说的是百姓有罪，是君主招致的；君主有罪，是君主自取的。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凭借一人的身份，统临四海之广，而天下的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妇女，只要有罪过，都归咎于君主自身。失去了平民妇女的心意，就辜负了上天所寄托的责任，违背了上帝的心意，而危败祸乱就会接踵而至。所以百姓想要无罪，只有自身修养端正就可以。而君主想要免于罪过，必须使天下人都无罪，然后才能算是尽到了君主的职责，而不辜负上天所委任的责任。论述到这里，那么他在上下之间获得罪责，也是很难避免的！这就是他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的原因。

唉，如果能保持这种诚心，那么也就有善终了。

商汤之所以告诫多方，他兢兢业业的意思都在这里了。于是感叹其艰难而总结说：“你们邦国的众人，能相信这些话，那么我的社稷大概能祈求上天永保天命而有善终。”说“乃亦有终”，是不能自我肯定的语气。从前鲁定公问孔子说：“有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种事吗？”孔子说：“话不能说得这么确切。”人们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难，这不几乎是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大概拥有天下的人想要使社稷享有无疆的福佑，只在于知道做君主的难而兢兢业业，不忘警戒恐惧，常好像危亡就在朝夕之间，所以国家能够永远保全。如果认为做君主容易，就会安然自肆，不再把危亡放在心上，而自以为像泰山一样安稳，这就是败亡随之而来而自己不知道的原因。商汤告诫万邦，说“罪责应当由我一人承担，不敢自我赦免，如果你们万方百姓有罪，责任在于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能归咎于你们万方”。他真正知道做君主的难到了这种程度，于是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商朝的社稷之所以传承六百年，贤圣的君主六七次出现，其根源大概出于此。后来的拥有天下的人，还当以此为鉴戒！

咎单作《明居》。

《伊训》。

训也是书的一种体裁，有谆谆告诫的意思。古人之所以留给后世，祖宗之所以教诲子孙，臣下之所以规劝君主，都有这个名称。《说命》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有收获。”《吕刑》说：“如果古代有训诫。”这是古人的训诫。《五子之歌》说：“皇祖有训。”又说：“训中有这样的话。”这是祖宗的训诫。《征》说：“圣人有谋略训诫。”这是祖宗的训诫。《伊训》，是商高宗的训诫，这是人臣的训诫。它们之所以称为训，虽然不同，但谆谆告诫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都以训为名。人臣的训诫，其书名见于篇名的，只有《伊训》《高宗之训》两篇，这也是出于偶然。如果其他忠臣良辅向上陈述他们的良策，像伊尹、傅说、周公所陈述的，无非都是训诫。先儒拘泥于篇名，所以有正与摄的说法。他们的意思是认为篇名以“训”命名的，这是正的；不命名以“训”而得到训的体裁的，这是摄的。所以说：“训十六篇，正二，摄十四。”正与摄，是尊卑优劣的称呼。如果以《伊训》为正，《咸有一德》为摄，都是伊尹的话，都是告诫太甲的，究竟从哪里区分尊卑优劣呢？我私下认为训不必拘泥于篇名，凡是出于君主意愿的一句话，旨在纠正君心的错误，以成就其德行的，都是训的体裁。

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伊训》：孟子说：“汤去世，太丁没有即位，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了汤的法度。”太史公说：“汤去世，太子太丁没有即位就死了，于是立太丁的弟弟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去世，立外丙的弟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去世

译伊尹于是拥立太丁的儿子太甲。这意味着在成汤之后，先立了外丙、仲壬两代，然后才立太甲。然而考察《尚书》的序文，却像是太甲直接继承成汤之后，没有外丙、仲壬这两代。所以汉代的孔安国认为，太甲是太丁的儿子、成汤的孙子。太丁没有即位就去世了，等到成汤去世，太甲即位，称元年，这也没有依据，只是顺着序文的意思而这样说罢了。所以苏氏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承接《世本》记载成汤之后的两位帝王共七年，然后太甲即位，其迹象非常明显，不可不信。而孔安国却独自依据经文主观推测，认为成汤去世太甲就即位，并且在这一年改称元年，学者因此认为司马迁是胡说，起初并没有两位帝王，而是司马迁凭空增加了他们，哪有这种道理呢？序文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并不是说成汤去世在太甲元年，大概是伊尹称引成汤来训诫太甲，所以孔子作《书序》也以成汤为首。殷代的道义是亲近亲属，哥哥去世弟弟继位。如果成汤去世舍弃外丙、仲壬而立太丁的儿子，那么殷代的道义就不是亲近亲属了。由此可知司马迁没有胡说。如果确实如苏氏所说，那么就应当遵从孟子所说的“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的话了。而程氏又认为，成汤去世太子太丁没有即位就死了，外丙才两岁，仲壬才四岁，所以立太甲，这是把二年、四年当作年龄，不认为是即位的年数。这与汉代孔氏相同，但我私下认为应当遵从苏氏的说法。大概殷人传承王位，哥哥去世弟弟继位，到了周代则是父子相传。公仪仲子去世，《檀弓》记载这件事，仲子舍弃他的孙子而立他的儿子。《檀弓》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没听说过。”快步走到门右见到子服伯子说：“仲子舍弃他的孙子而立他的儿子，为什么呢？”子服伯子说：“仲子也是遵循古道的。从前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防叔舍弃他的孙子腯而立衍。那仲子也是遵循古道的。”子游问孔子，孔子说：“不对，立孙子，是殷周之道不同的地方。”防叔舍弃他的孙子腯而立弟弟衍，是沿用殷礼。外丙、仲壬是太丁的弟弟，按殷礼来说，有外丙、仲壬，就不应该舍弃他们而立太甲，所以苏氏的说法可信。这篇是太甲刚即位时，伊尹在祖先的宗庙祭祀，并奉太甲恭敬地拜见祖先，明确陈述烈祖成汤的功德来训诫君王，所以序文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大概是推究它作训诫的本意。《书序》只是说明作篇的意图，它作篇的意图，与寻常史家记录事迹，体裁自然不同。如果对于《书序》的话，一定要用史官记载的体裁去要求它，“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认为成汤去世太甲就即位，就像盘庚五次迁都不按意图推测心意，那么五次迁都都在盘庚的时代，所以应当以苏氏、孟子的话为正确。篇内说“元祀”，而序文说“元年”，殷代称“祀”，周代称“年”，这序文怀疑是周代编纂确定的，所以用“年”来称呼，也如《太甲》篇说“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而其序文说“三年复归于亳”，都是周人的言辞。大概殷人所谓的“祀”，到了周人称呼，就都称为“年”。《说命》说“王居丧守孝三年不言”，而子张问孔子“高宗守孝三年不言”，大概是时代不同，那么所称说的也不同。太甲刚即位，伊尹奉他拜见先王的宗庙，于是陈述他的祖先成汤创业垂统、留给子孙谋略的原因来告诉他，这是这篇之所以作的原因。

译在太甲即位的第一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在成汤的宗庙举行祭祀，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侯、甸等五服之内的诸侯全都到场，百官都收敛自己的行为，听从冢宰的指挥。

《易经》说：“天地变革，四季才得以形成。”商汤和周武王发动革命，顺应天意而回应人心。大概改变正朔的日子，确实始于商汤和周武王的时代。因为他们通过征伐取得天下，所以改变前代的正朔，以显示革命，并且与天下共同开始新的纪元。夏朝以建寅之月为正，就把建寅之月作为正月，建卯之月作为二月，直到建子之月作为十一月，建丑之月作为十二月。等到商朝变革夏朝的政令，以建丑之月为正，就把建丑之月作为正月，建寅之月作为二月，直到建亥之月作为十一月，建子之月作为十二月。周朝变革商朝的政令，以建子之月为正，就把建子之月作为正月，建丑之月作为二月，直到建戌之月作为十一月，建亥之月作为十二月。因为正月的名称已经改变，那么十二个月的名称也就随之改变了。

“惟元祀”，是指太甲即位的元年。“十有二月”，是商朝的十二月，相当于夏朝的十一月，也就是建子之月。考察下篇说：“在第三年十二月朔日，伊尹穿着冕服奉持嗣王回到亳都。”太甲在第三年十二月朔日，才脱去丧服而穿上冕服，那么仲壬的去世应当在元年十一月，所以能够等到第三年十二月，满二十五个月才脱去丧服。这虽然是仲壬去世的末年，却称为太甲的元年，大概是因为殷朝的制度，只在即位的那一年称为元年，不需要等到次年。如果是周朝的制度，则要等到次年才能称元年，所以有“一年不尊两位君主”的说法。大概因为历代制度不同，不能用一个标准来概括。苏氏只看到《春秋》所载，天子诸侯都是等到次年才称元年，所以以此为例，认为经文说“惟元祀……祗见厥祖”，是指太甲即位的次年正月。正月却称为十二月，为什么呢？因为殷朝的正月就是夏朝的十二月。殷朝虽然以建丑之月为正，但仍然沿用夏朝的正朔来数月份，就像周公在成王时代作《豳风》诗，却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都是用的夏朝正朔。《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把腊祭改名为嘉平。腊祭一定在建丑之月。秦朝以十月为正，那么腊祭应当用三月，却说十二月，由此可知古人虽然改正朔，仍然沿用夏朝的正朔来数月份。这个说法大概是不对的。既然称为改正朔，那就是已经改变了正月，难道其余的月份不改变吗？在周朝的时候，讨论阴阳寒暑的季节次序，或许还有用夏朝季节来表述的，比如《七月》这首诗，以及“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之类的话，至于史官记载当时的事，没有不用当时所用的正朔来数月份的。《春秋》记载“王正月”，那就是周朝的正月。其他月份的名称也都按照周朝的正朔来数，不再沿用夏朝的旧制。从《春秋》来看，商朝的正朔大概可以知道了。秦朝在十二月把腊祭改名为嘉平，大概是因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已经改用夏朝正朔，史官追改其月份名称。在秦朝史书中，必定会把它记为三月。现在《汉书》从高祖年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岁首都记载为“冬十月”，这都是史官用夏朝正朔追改其月份名称。在没有改用夏朝正朔之前，必定以“冬十月”为正月了。由此可知苏氏的说法如果看似可信，实际上是不对的。

汉朝的孔氏既然说“商汤去世后太甲即位，在此之前太甲即位之初，实际上是在服汤的丧”，所以在这里说“汤去世超过一个月，太甲即位，安顿殡宫并告祭”。这个说法考察于礼制是不符合的。古代丧事在殡期间，祭祀都称为奠。等到下葬后，虞祭、祔祭、卒哭祭，才开始称为祭。大概这时才开始以对待鬼神的方式来侍奉他。所以祭祀要有神主和尸，而奠祭只是陈列祭器罢了。把祠祭称为奠，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又有所不对的是，假如太甲确实是在服汤的丧，那么他居丧，一定在汤的殡宫里。既然有汤的殡宫，他从事丧礼，有小殡的奠，有大殡的奠，有朔日的奠，有早晨的奠，有傍晚的奠，有进献新物的奠，没有不在汤的殡宫进行的。难道到了这个时候才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吗？由此可知汉朝孔氏的话，只是拘泥于经文而在礼制上有所不合，不足以作为依据。

大概根据经文考察，太甲在宫内服仲壬的丧，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伊尹于是到成汤的宗庙祭祀，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大概是要明确说明烈祖的功德来训导他，让他知道成汤托付的重任，统一诸侯而确立新的开端。这大概是礼制的变通而根据义理产生的。康王接受顾命后，戴着麻冕在应门之内朝见诸侯，也是礼制的变通。这两件事如果不允许因一时的权宜而用礼制去怀疑，那么太甲就不应当越过丧绳到成汤的宗庙祭祀，康王也不应当脱去丧服戴上麻冕。

“侯甸羣后咸在”，是指诸侯都跟随太甲在成汤的宗庙。子和说：“侯、甸在五服中最为靠近，所以都在场。当时，远方的诸侯未必能到，义理上或许如此。”大概天子七月下葬，同轨之内的诸侯全都到达，这才超过一个月，那么远方的诸侯，或许有的还没有到达。薛氏说：“百官都收敛自己的行为听从冢宰，是因为国王居丧，不言明摄理国事，只有冢宰而已，所以百官都总领自己……”

译只听命于冢宰。冢宰依据典章法则辅佐君王治理邦国、都邑、边邑以及各级官府，凭借他的德行道义使百官信服，等到出现变故时，才代理国家事务，而下属不会感到困惑。」汉朝自从吕太后专权以来，这种礼制就丧失了，这段话说得对。

译伊尹于是明确陈述成汤这位祖辈的功德，用来训诫太甲说：“唉！古时候夏朝的历代先王，正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所以没有天灾发生。山川鬼神，也都安宁。至于鸟兽鱼鳖，也都顺遂。”

伊尹已经奉迎太甲去拜谒成汤的宗庙了，于是明确陈述那位有功德的祖辈成汤，之所以历经艰难创业、垂示法统的德行，来训告太甲。他的话就是下文所陈述的内容。唉，是感叹之辞。是说夏朝的子孙不遵循祖宗的德行以至于灭亡，所以感叹着来说，以表达告诫之意。《诗经》说：“殷商的鉴戒不远，就在夏朝的后世。”是说商朝所应该鉴戒的，没有比夏朝更近的，所以首先用夏朝的灭亡来告诫他。古有夏先后，是说从桀以前，上推到启，凡是继承禹而拥有天下的，都是这样。也就像周公每次说到商的先王，就说：“从成汤到帝乙。”是说夏的先王，圣贤相继拥有天下，正努力施行他们的德行，兢兢业业，不敢自安，上合于天意，所以没有天灾。至于山川鬼神，也都安居，以及鸟兽鱼鳖这些微小的生物，也都各遂其性，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天灾。人君的德行如果不能上合于天意，而天降下灾祸，那么山川鬼神将不安居，成为妖孽；鸟兽鱼鳖不顺其性，而成为怪孽。刘向说：“和气招致吉祥，乖气招致变异。吉祥多的国家安定，变异多的国家危险。”这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义。山川鬼神也都安宁，以及鸟兽鱼鳖都顺遂，就可以说是和气招致吉祥了。这就是夏朝安定的原因。

至于他的子孙不遵循，皇天降下灾祸，假手于我有天命的人，开始进攻从鸣条，我则从亳。

这接着说桀不率先祖的德业，皇天于是降下灾祸，以彰显他的罪过，所以山川鬼神不安居，有的崩塌有的枯竭，有的出来发出声响；鸟兽鱼鳖不顺其性，而发生变异，百种怪象如《春秋经》所记载的，以及《洪范五行传》所记录的，这就是所说的乖气招致变异。变异在下面显现，那就是天意在上面发怒了。所以虽然继承祖宗世代积累的基业，但最终被天所抛弃。天所抛弃的，必定假手于人去诛杀他。桀既然得罪于天，必定假手于我有天命的商朝成汤，让他讨伐夏朝拯救百姓，作为天的官吏。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汉代的孔安国说：“造、哉都是开始的意思。”于是开始进攻桀讨伐无道，从我开始在亳修养德行。这个说法不通。根据孟子论述伊尹去见成汤并说服他，以讨伐夏朝拯救百姓，最后引用他的话曰：“天诛开始进攻从牧宫，我则从亳。”赵岐解释认为，桀造作可攻的罪过，从牧宫开始，所以说“天诛开始进攻从牧宫”，意思是顺从天意去诛杀。赵氏这个说法比孔氏更好，所以王肃说：“鸣条，是夏朝居住的地方；亳，是商朝居住的地方。桀有可讨伐的罪过，然后成汤和伊尹在亳谋划而去讨伐他。所以挑起战事的是夏朝，所以说‘开始进攻从鸣条’。既然有可诛杀的罪过，成汤于是从亳去进攻他，所以说‘我则从亳’。”《周书》说：“我不主动动武，是从你们的邑开始的。”这也与此同义。王肃这话，也是赵岐的意思。是说桀有可攻的罪过，所以我能攻他；攻他的是成汤；造成攻伐局面的，是桀自己。孟子说：“国家必定自己先自取灭亡，然后别人才去讨伐它。”这也是必然的道理。伊尹之所以说这些，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夏朝拥有天下，传了十几代，绵延六百年，正受到上天的眷佑，以至于山川鬼神也都安宁，以及鸟兽鱼鳖都顺遂，似乎不可动摇，却因为一个桀的不遵循，那么颠覆的结局转眼就到。何况我商朝创立不久，如果让太甲不能以夏朝的颠覆为鉴戒，以至于不遵循继承成汤的德行，那么有可攻伐之处也就到了。所以伊尹既在前面说了夏朝失去天下的容易，又在后面陈述成汤得到天下的艰难，以表达他的警戒之意。

只有我们商王，宣扬圣明的武德，用宽仁代替暴虐，百姓确实归附。现在君王继承他的德行，无不在于初始。

这说的是成汤讨伐桀时的事。圣武，就是所谓的神武。是圣人的义德。杨时曰：成汤讨伐暴虐以施行宽仁，如果不宣扬他的圣武，那么夏朝的百姓必定认为他是残害自己。所以宣扬圣武，然后百姓确实归附。这与世俗的滥用武力不同。这个说法很好。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争斗是违背德行的。这确实是天下最让人不悦的事。成汤使用它，在天下宣扬圣武，向东征伐，西夷抱怨；向南征伐，北狄抱怨。说：为什么独独落后于我们？所到之处的百姓，室家相庆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能复苏。所谓复苏，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用宽仁代替暴虐的缘故。如果不是用宽仁代替暴虐，而只是宣扬武力，那么即使像秦始皇的诡诈，项羽的势力，也只是加速灭亡罢了。大概不是用宽仁代替暴虐，就像水越淹越深，火越烧越热，百姓就会背叛。成汤宣扬圣武，本于代替暴虐的政治，所以虽然使用不祥之事，而百姓信任并归附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是因为他的宽仁之德深入人心。既说了成汤以宽仁

译仁德的教化深入民心，于是能够安抚万民而拥有天下。太甲既然继承了王位，在刚即位之初，不能不保持警戒、谨慎和恐惧，以此来继承先王的志向并阐述先王的事业。因为朝廷是天下的根本；君主是朝廷的根本；刚即位之时，是君主的根本。在这个时候能够深思熟虑，那么最终就不会有不谨慎的地方了。开始如果不谨慎，最终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所以接着说：“现在君王继承了他的德行，没有哪一方面不取决于开始”，这是说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道理，关键在于这个时候。召公说：“君王刚刚即位。”唉！就像婴儿出生一样，没有哪一方面不取决于他刚出生的时候。召公对成王的期望，这也是伊尹的意思啊。

译确立爱心，要从亲人开始；确立敬意，要从长辈开始。从家庭和邦国做起，最终推广到天下四海。

既然已经告诫他要谨慎开端，以继承成汤的德行了，在这里又告诫他君主治理天下的根本与枝节、先后次序的道理。有子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会产生。孝悌，大概是做人的根本吧？”君王治理天下，想要用仁爱覆盖天下，难道一定要去爱每一个人、敬重每一个人吗？只要竭尽自己的孝悌之心，亲爱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把这种心推广到别人身上，天下就太平了。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亲人，根本确立在这里，虽然不去爱每一个人，但将没有不被爱的。敬重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广到敬重别人的长辈，根本确立在这里，虽然不去敬重每一个人，但将没有不被敬重的。所以，爱敬从亲人和长辈开始确立，那么就从邦国开始，最终遍及天下。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到的地方。有人问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说：“《尚书》说：‘孝啊！只有孝，友爱兄弟，把这种德行施行到政治上去，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大概爱亲人、敬长辈，是政治产生的根源，必定以此为根本。身处下位做平民，就把这种德行施行在家里，不会显得多余；身处上位做天子，就把这种德行施行到四海，不会显得不足。这实在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最高德行和关键道理，言语浅近而意义深远，持守简约而施予广博。即使是成汤彰显圣武，用宽厚代替暴虐，使亿万百姓真心归附，也不过如此罢了。所以伊尹的训诫，必定希望以此为先。

唉！先王开始修明人伦纲纪，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效法先民而及时顺从，居于上位能明察，处于下位能忠诚，对待别人不苛求完美，反省自己唯恐不及，以至于拥有万邦，这真是艰难啊！广泛寻求贤哲之人，让他们辅佐你的后代，制定官职的刑罚，警戒在位的人说：“敢有在宫中常常跳舞，在室内纵情歌唱的，这叫巫风；敢有贪恋财货女色，常常游猎的，这叫淫风；敢有轻侮圣人的言语，违背忠直之士，疏远年高德劭之人，亲近愚顽小人的，这叫乱风。”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必定败亡；邦君身上有一种，国必定灭亡；臣下不纠正，就要处以墨刑，这些全都训诫给蒙士。

这是说成汤因为听从劝谏、反省自身，从而拥有了天下，并且也把这些留给后世子孙，让他们保持这兴盛成功的基业。成汤的盘铭说：“如果一天能洗净身心，就要天天洗净，还要再洗净。”正因为他的德行贵在日日更新，所以用来成就他德行的方法，必定要扩充到极致广大，推广到极致遥远，无处不用尽极致。虽然他的聪明勇智出于上天赐予，但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取法他人来行善，不敢有一天废弃。以成汤这样大圣的德行，尚且戒惧修省，不敢自安。像这样何况太甲以中等资质的君主，处于容易骄傲自满的富贵之势，处在安逸无事的时候，如果不向上念及前代的艰难，向下借助群臣的辅助，怎么能免于颠覆呢？所以伊尹为他历数陈述，他的祖先成汤用来成就德行以及用来留给后世子孙的东西，都在这里。大概是要预先杜绝他不善的念头，在尚未发生时就禁止，以遏制他骄奢淫逸的心。唉，是感叹之辞。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感叹叹息。上面既然说了确立爱心从亲人开始，直到遍及四海，于是接着说先王修明人伦纲纪的具体内容。人纪，是人道的纲纪。从爱敬推广到家庭、邦国、四海。三纲五常的道理，都以此为根本。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只是因为他能尽到人伦之道罢了。能尽到人伦之道，所以能成就在天地之间的地位，而三才的道理完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圣人的能事就完了。伊尹将要说明成汤之所以能成就大业圣德而拥有天下的原因，于是推究其根本来说：“始于修明人伦纲纪。”大概他确立爱心始于亲人，确立敬意始于长辈。自从听从劝谏不违逆到反省自身唯恐不及，这又是说修明人伦纲纪的具体内容。听从劝谏不违逆，是说有过错就改正，从善如流，不违背别人的话。效法先民及时顺从，是说凡有所行动，都顺从古人的行为而不独断专行。先民，是古代的贤人。《召诰》说：“观察古代先民有夏。”《诗经》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唐代孔氏说：“远古先贤人，也是民众中的一人，所以用民来称呼。”居于上位能明察，是说成汤居于上位就能明察如何驾驭下属，这就是所谓拥有君临民众的大德。处于下位能忠诚，是说成汤处于下位就能忠诚地侍奉上级，这就是所谓侍奉君主的小心。拥有君临民众的大德，拥有侍奉君主的小心，这是周文王之所以成为至德的原因，而成汤也是如此。由此可知文王终身侍奉纣王而不敢讨伐，成汤侍奉夏桀而最终讨伐他。事迹虽然不同，其心则是一样的。对待别人不苛求完美，反省自身唯恐不及，以至于拥有万邦，这真是艰难啊！广泛寻求贤哲之人，让他们辅佐你的后代。制定官职的刑罚，警戒在位的人说：“敢有在宫中常常跳舞，在室内纵情歌唱的，这叫巫风；敢有贪恋财货女色，常常游猎的，这叫淫风；敢有轻侮圣人的言语，违背忠直之士，疏远年高德劭之人，亲近愚顽小人的，这叫乱风。”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必定败亡；邦君身上有一种，国必定灭亡。臣下不纠正，就要处以墨刑，这些全都训诫给蒙士。这又是说他对自己要求重，对别人要求轻，以简约为原则。范忠宣公曾说：“人即使愚蠢到极点

译责备别人必定详尽；虽然自己聪明，宽恕自己却仍然粗略。如果能够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那么两方面就都得到了。大抵常人的情态，只因为责备别人详尽，所以不能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完善自己；只因为宽恕自己粗略，所以不能舍弃自己的偏见而顺从别人。像这样，骄傲吝啬之心就会日益积累，而自己身上的德行也就丧失了。成汤却不是这样，对待别人不要求完美，这就是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他对待别人是很宽略的；检查自身好像还做得不够，这就是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他责备自己是很详尽的。责备自己详尽，对待别人宽略，所以骄傲和吝啬都忘记了，而物我之间的私心不在胸中萌发，这就是修身和应对外物两方面都得以完善的原因。《诗经》说：“成汤降临不迟缓，圣明恭敬日益增进。光明通达虽迟缓，但恭敬上帝。上帝命令他作为九州的楷模。”迟缓地施予别人，是宽恕别人；不迟缓地施予自己，是责备自己。只有成汤用来开创修明人伦纲纪的，其完备程度就像这样，那么确立爱与敬的道理在这里就穷尽了。爱与敬的心意既然穷尽，他将这种心施加到别人身上，那么向东面征伐，西夷就怨恨；向南面征伐，北狄就怨恨。说：“为什么唯独把我们这些迁徙的人民放在后面？”室家互相庆贺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能得到休养生息。”这都是孝敬所导致的。从孝敬推演出去，以至于拥有万邦的民众，如果在心术之间毫厘有所未尽，那么天下的人必定有不服的。现在天下的百姓，以至于盼望他像大旱之望云霓，只怕不能让他做君主，这就是成汤的心意没有不尽的地方。然而成汤之所以能尽他的孝敬，难道有别的吗？因为他开创修明人伦纲纪，直到听从劝谏而不违背，顺应民心而及时施行，直到检查自身好像还做得不够，这几方面没有不做到极致的，所以根据他所成就的来推究其根本，最终能遍及四海，就像这样不容易啊。只有成汤检查自身、听从劝谏，开创修明人伦纲纪，从而拥有天下。所以他对于后世子孙的期望，也在于此。因此广泛寻求贤能的人，安排在官位上，让他们辅佐你们后来的君主，也是希望他们纠正过失、纠集错误，来成就子孙的德行。林子和说：“敷，是说寻求贤人不是从一个方面。”孟子说：“成汤执守中道，举荐贤人没有固定的方所，也是这个意思。”只有广泛寻求贤哲的人，那么贤者各自以其同类进用，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早晚向君主进献教诲，以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像这样，不善的念头就没有从何处进入了。虽然广泛寻求贤哲的人，让他们辅佐你们的后代，但还是担心所用的人，或许有贪恋禄位、固守职位，不把劝谏规正君主作为职责的。于是制定官刑来警戒他们，说：“敢有在宫中经常跳舞而没有节制的人，敢有在室内经常唱歌而酗酒的人，这两种都称为巫风，是说经常唱歌跳舞像巫师一样。敢有贪恋财货和美色而没有满足的人，敢有沉溺于游乐和打猎而不知停止的人，这四种都称为淫风，是说其淫乱过度没有限度。敢有轻侮圣人的言论而不恭敬，违背忠直的人而不顺从，疏远年高德劭的人，亲近愚顽的孩童，这四种都称为乱风，是说其喜好别人所厌恶的，厌恶别人所喜好的，那么名实就混乱了。”大抵上面有所作为而下面效仿的，就称为风，比如变风就是这样。上面有经常跳舞酗酒的过失，那么下面就有巫风了。上面有贪恋财货美色游乐打猎的过失，那么下面就有淫风了。上面有轻侮圣言、违背忠直、疏远高德、亲近顽童的过失，那么下面就有乱风了。过失表现在上面，风气在下面变动，这是危亡祸乱的根源。所以说：“只有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必定灭亡；邦君身上有一种，国必定灭亡。”是说这十种过失有一种，有家的人必定丧失他的家，有国的人必定灭亡他的国。不必具备这十种，然后才到灭亡的地步。也就像禹的训诫所说：“在内沉溺女色，在外沉溺打猎，贪恋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大的房屋雕刻墙壁，有其中之一，没有不灭亡的。”大抵古代的祖宗用来垂训子孙的，没有不极尽警戒之义的。只有三风十愆能导致丧家亡国的祸害像这样。如果臣子亲眼看到君主有这样的过失，不能匡正它，那么在他的脸上刺字，用墨刑，用来惩罚他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而逢迎其恶行。汉昌邑王因为淫乱被废黜，他的群臣因为没有帮助辅导的益处，陷王于恶，被诛杀的二百多人，只有王吉、龚遂因为多次劝谏而免罪，这也是臣子不匡正君主就处以墨刑的遗意。苏氏说：“有人说墨刑作为刑罚，大概也很重了。臣子不匡正而陷入重刑，恐怕过分了吧？”回答说：“国家设置臣属，是用来匡正君主的。应该匡正而不匡正，就有亡国丧家的道理。看着君主沦于丧亡而不能救助，可以宽恕吗？直言劝谏而遭遇君主的愤怒，就有死的道理；不劝谏而处于无过的境地，就足以保全福禄。如果不是大忠有志之士，那么谁能舍弃福禄而趋向死地呢？”然而在于重刑，大概是让他进谏则未必死，退而不谏则陷入刑罚。虽然其中不想劝谏，大概也不得不劝谏了。三风十愆，是制定官刑，用来警戒诸侯。而伊尹用来训诫太甲的，是因为诸侯卿大夫犯了这些，已经不足以守护宗庙保全禄位，那么作为天下君主的人，难道可以守护土地而做百姓的父母吗？那么伊尹用来训诫的，可以说是防范而委婉了。薛氏说：“这话很好。大概伊尹用来匡正太

译“甲”是用来匡正其邪念的，言辞虽不迫切，但意旨已经独自到达。对蒙童士人进行训诫，前代儒者的说法不如王氏和苏氏。王氏说：“蒙士，就是蒙童士人。因为是蒙童，所以这样训诫他们。至于出仕成为臣属却不能匡正其君主，就要施加墨刑了。”苏氏说：“是蒙童。士人从童年起就用这些来训诫他们。”两种说法都对。《酒诰》说：“文王告诫教导小子，无论是官长还是办事人员，都不要饮酒。”大概从他们身为小子的时候，就已经用这些来教导他们了。所以知道先禁止后教导，就会抵触难胜。伊尹说这些话，也是想让太甲谨慎地对待开端。

译唉！继位的君王应当恭敬自身，要思念啊！先王的圣明谋略广大美好，美好的言论非常显著。只有上天的意志不是固定不变的，行善就降下百种吉祥，作恶就降下百种灾祸。

伊尹于是又叹息说：“继位的君王应当恭敬自身，并思念你们的祖先。”之所以应当恭敬自身并思念祖先，是因为成汤所遗留的圣明谋略，广大而美好，用来教导子孙的美好言论，又非常明白。先王开始修治人伦纲纪，以至于使辅佐之臣帮助你们后代，这就是所谓的圣明谋略广大美好。谋略，是指已经形成的谋划，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从“制定官刑以警戒在位者”一直到“继位的君王恭敬自身，要思念啊”，这些都是开导训诫的美好言论。谋略如此广大，言论如此显著，这样的子孙怎么可以抛弃而不思念呢？这就是伊尹反复明确陈述烈祖的功德来训诫君王的原因。既然表达了应当恭敬顺从成汤训诫谋略的意思，于是又说：“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国家的安定不可保证。只有勤勉行善，上天就会降下百种吉祥，国家的安定就可以长久享有；如果作恶，上天就会降下百种灾祸，祸乱就会随之而来。”

你只要有德行，无论多小，万邦都会庆幸；你如果没有德行，无论多大，都会败坏你的宗庙。

这又是说保持天命和继承安定基业的事情，得到它极其艰难，失去它极其容易。汉代的孔安国说：“修养德行没有小的，那么天下都会庆幸；如果作恶没有大的，也一定会败坏宗庙。”这是伊尹最忠诚的训诫。孔安国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君王的德行，必须极其宏大，然后才能使万邦庆幸。至于没有德行而败坏宗庙的，则不在于德行缺失的程度大。这就是为什么称为最忠诚的训诫，而唐代孔颖达的解释，完全失去了这个界限。他的说法是：“行善没有小的，意思是小善，万邦都会庆幸，何况大善呢？作恶没有大的，意思是小恶，尚且败坏宗庙，何况大恶呢？”这是经文用词相反但意思相同。经文说“没有小的”那就是指大的，说“没有大的”那就是指小的。所以汉代的孔安国说“修养德行没有小的，作恶没有大的”，这才是经文的本来意义。怎么能说用词相反但意思相同呢？由此可知《正义》的说法，不仅失去了经文的界限，也失去了前代儒者的界限。这是不能不辨明的。本朝元丰年间，李常宁以进士对策第一，他说：“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就它尚且不足，一日毁坏它却有余力。”我曾经反复思考这句话，认为它得到了伊尹训诫太甲的本意。即使是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都不及此。大概拥有国家或封地的人，成就它极其艰难，毁坏它却非常容易。大禹开始建立夏朝，基于唐尧虞舜的时代，手脚磨出老茧，风雨中奔波，养育百姓，治理万邦，然后从舜那里接受禅让而拥有天下，它的艰难就是这样。而太康因为十天打猎游玩而败坏了它。周朝的王业，从后稷开始奠基，历经太王、王季，积累德行和功绩，共十余代，然后文王、武王接受天命，消灭商朝而拥有天下，它的得到也可以说是艰难了。而周幽王因为褒姒一笑就灭亡了，确实百年成就尚且不足，一日毁坏却有余力。《伊训》一篇的文章，从头到尾反复阐明这个道理，而篇末的话尤为深切。一定要像成汤那样开始修治人伦纲纪，听从劝谏不违背，甚至检查自身唯恐不及，然后才能称为德行宏大，使万邦庆幸。至于三风十愆，只要有一项在身，就会覆灭宗庙断绝祭祀。这是没有德行败坏宗庙，果然不在于德行缺失的程度大。孔安国说这是伊尹最忠诚的训诫，难道不确实吗？唐代柳玭有话说：“成就之难如登天，败坏之易如烧毛。”又说：“真正的德行和美好行为未必被人信任，细微的瑕疵，十只手都会指着。”这些话都足以阐发伊尹的遗意。

肆命徂后

尚书全解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十六

宋 林之奇 撰

太甲上 商书

古代简册用竹子制作，编连而成篇章。一篇所编连的竹简，不能太多。所以文字多的，有时分成两篇，有时分成三篇，以便于学习诵读。分成两篇的，就在篇名下面加上“上”“下”两个字来区别。像《礼记》中的《曲礼》《檀弓》《杂记》，《孟子》中的《梁惠王》《公孙丑》等篇就是这样。分成三篇的，就有上、中、下的区别。如经文中所载的《太甲》《盘庚》《说命》《泰誓》就是这样。之所以分成两篇或三篇，是因为简册繁多，形势上不能合为一篇，所以出于不得已而这样。到了后世，既然用纸代替了简册，那么一篇所载的内容，足以容纳古代百余简所写的内容。而世间的文人，不明白古人分篇的意思，只有拘泥于简册制度的人，如柳子厚的《时令》等篇，都分为上下篇；李翱的《复性书》，分为上中下篇，都是拘泥于古制，不通晓时势变化的人。只有韩愈的文章，不曾这样。看他的《原性》等书，虽然有长短不同，但都另立篇名，各自表达完整的意思，不曾分为上下，以拘泥古制。这些都是得体，可以作为后世写文章的方法。史书分篇为三，有分为上中下的，像《太甲》《盘庚》《说命》《泰誓》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