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七

译大概《尚书》的文辞崇尚简练严谨，文字不追求繁复，所以上文既然已经说了“作”，下文就不再重复说“作”。这就像《仲虺之诰》中既然说了“仲虺作诰”，下文就不再说“作《仲虺之诰》”；《微子》中既然说了“微子作诰”，下文也不再说“作《微子》”，道理与此相同。

“禹敷土”这句话，《礼记》说：“鲧堵塞洪水而被处死。”《洪范》说：“鲧用泥土淹没洪水。”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土能克制水，所以鲧秉持这个原则作为治水的方法，因此他在施工时，只致力于用泥土去淹没、堵塞洪水。然而洪水的势头浩大滔天，奔腾冲击、漂荡强悍，竟然想用泥土去阻挡它，在堤防之间与水争势，这恰好激怒了洪水而增加了它的势头，以至于造成奔腾冲击、漂荡强悍的后果，所以经过九年也没有取得成效。

至于禹治水就不是这样，他认为水的本性是滋润向下，只要让水顺着它本来的样子流动，水就能得到它的本性。所以禹在治水时，只致力于铺展土地来分散水流，顺应自然，不在堤防之间与水争势，水也就得到了它的本性，这就是禹能够成功的原因。史官记载禹治水的事迹，开头第一句话就说“禹敷土”，由此可以阐发禹的本意。“随山刋木”的意思是，清除遮挡视线的障碍，驱赶野兽，让躲避洪水的人们各自安居。

译奠定高山大川。

奠定，就是划定疆界的意思。是说九州的边界还没有确定。大禹在沿着山脉砍伐树木、清除遮蔽障碍之后，于是以每个州最高的山、最大的河，来划定疆界，以此确定九州的区域。《王制》说：“宽阔的山谷和巨大的河流，制度不同；生活在那里的人，风俗不同，刚强与柔弱、轻缓与沉重、迟缓与迅速，整齐程度不同，五种味道的调和方式不同，器具的制作规格不同，衣服的适宜样式也不同。”九州风俗之所以不同，大概根本原因在于广阔的山谷和巨大的河流制度不同。所以大禹所划定的九州疆界，以高山大川作为标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考虑到风俗的差异。所以“济水、黄河之间是兖州，专门以大川作为边界；荆山和衡山以南是荆州，则专门以高山作为边界；荆山、黄河之间是豫州，华山以南、黑水之间是梁州，则是高山大川兼作边界。”于是从九州开始，分别叙述各州的疆界，以及治水的曲折情况，还有田赋的高低、贡品多寡，这是先列举具体项目而后总括大意。孔氏说：“高山指五岳，大川指四渎，确定它们的等级次序，祭祀礼仪所依据。”这种说法不对。确定等级次序，祭祀礼仪所依据，这是官吏的常规事务，却把它放在“刊木”之下、“冀州”之上，不符合顺序。由此可知孔氏的说法是不对的。

冀州

冀州，唐代的孔氏说：九州的次序，以地势的先后排列，因为水性向下流，应当从下游排泄，所以治水都从下游开始。冀州是帝都所在，在九州中靠近北方，所以首先从冀州开始，然后向东南依次是兖州，再向东南依次是青州，向南依次是徐州，向南依次是扬州，从扬州向西依次是荆州，从荆州向北依次是豫州，从豫州向西依次是梁州，从梁州向北依次是雍州。雍州地势最高，所以在最后。从兖州以下，都依据地势形势，从低向高，从东向西。青州、徐州、扬州三州合为东部偏侧，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州、徐州，雍州、豫州的水从青州、徐州流入大海。梁州高于荆州，荆州高于扬州，梁州、荆州的水从扬州流入大海。兖州在冀州东南，冀州、兖州的水各自向东北流入大海。苏氏的说法说：尧时黄河为患最严重，长江次之，淮河又次之。黄河在冀州、兖州泛滥最多，而徐州作为下游受害也很严重。大禹建都于冀州，所以大禹行事从冀州开始。这些说法都不全面。大概大禹治水，开始时，必定先决开泛滥的水势，然后疏导河流湖泊的流向，而其所做的先后次序，详细记载在九州之后，“导岍及岐”以下就是。这里所记载的，只是记录九州的疆界，以及田赋贡品的详情。至于治水的先后次序，并不在这里。洪水为害，泛滥天下，治理它，必须观察水的大势，顺应地势的高低，逐渐疏导，不能拘泥于疆界的限制。所以从“导岍及岐”直到“又东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条理。大概治水的形势，没有不是从上向下疏导，从下决口入海的。史官条列，在疆界之后详细叙述。论述九州的人，只应当观察其划分疆域确定边界，以及制定田赋的多寡，不必论述其先后次序。《禹贡》从兖州以下八州都讲疆界，而唯独冀州不讲疆界，是因为区别帝都。虽然不讲疆界，以其他州来推究，那么冀州的疆界实际上存在于其中。兖州说“济河”，是自东河以东；豫州说“荆河”，是自南河以南；雍州说“西河”，是自西河以西。冀州的区域，三面靠着黄河，黄河从积石山向东北流入中原，然后折向南流。雍州在其西，所以叫“西河”；到华阴则折向东流，豫州在其南，所以叫“南河”；到了大伾，则又折向西北流。兖州在其东，所以叫“东河”。以这三个州来考证，那么冀州在东河的西南、南河的北、西河的东，《王制》说：“从东河到西河，千里相近；从常山到南河，千里相近。”这就是冀州的境界。这一篇虽然不讲冀州的疆界，但冀州的境界也可以从其他州之间互相看出。所以《禹贡》这本书，之所以独出千载之上，不是后世地理学家所能企及的。《周官·职方氏》“奠定九州的疆界”，正东叫青州，正南叫荆州，正西叫雍州，正北叫并州，都是指周朝王都所朝向的方向而言。何况把王都混同在其中，没有区别，说河南叫豫州，不仅不能区别王都所在，而且连九州所止的方向也无法辨别。这就是职方氏的差错。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

以前的儒者都把“冀州既载”作为一句，而汉代的孔氏认为尧所建都，先施行贡赋徭役，记载在书上。到唐代的孔氏又说计算人口多少分配徭役，记载在书籍上，然后征召使用他们来治水。根据经文只有“既载”二字，而各位儒者就添加了赋役记载在书上的意思。考察兖州以下九州的名字下面都是断句，只有冀州下面有这“既载”二字，而下文“壶口”二字又没有归属。唐代孔氏说在“壶口”之下说“治”，是想表明上下都治理了。这种说法也很浅陋，这里应当采纳苏氏的说法，把“既载壶口”作为一句。《诗经》说：“俶载南亩”，是说开始在南亩从事农事。这里也是开始在壶口从事工作，然后治理

译这是梁山和岐山。所以说：“既已疏治壶口，又治理了梁山和岐山。”《禹贡》中的山川地理，历经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时期，直到如今已有数千年，其间地名随着世代变迁而改变，各不相同，加之河流下游多有毁坏，已无法考证。唐代孔颖达依据汉代先儒所记载的山川地理加以补充，以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载为依据，其用意大概是认为孔颖达距离汉初不过七八十年，身为武帝时的博士，必定能够见到完整的图籍，对于山川所在必定是验证属实而知晓的。班固依据汉代的山川形势，必定能掌握其大概，所以《正义》便引为根据。现在暂且依照正文所载，并旁采诸儒的说法，来纠正其义理，是非取舍尚需各位博学多识的朋友自行选择。我也不敢自以为是。孔颖达说：“壶口在冀州，梁山和岐山在雍州。”《汉书·地理志》说：“壶口在河东北屈县东南，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岐山在右扶风美阳县西北。”大概壶口在黄河之内，所以属于冀州；梁山在黄河之外，所以属于雍州。说到冀州的水系却涉及雍州的梁山和岐山，曾氏说：吕不韦说：“龙门尚未开辟，吕梁尚未凿通，黄河从孟门之上涌出，大水泛滥逆流，称为洪水，大禹疏导疏通，称之为孟门。”查《地理志》说壶口在北屈县的东南，而郦道元说孟门在北屈县的西南，那么壶口和孟门就是东边的山。龙门在梁山的北边，那么梁山就是龙门南边的山。由此说来，起初黄河从孟门之上涌出，横流别出，那么就知道东边的壶口、南边的梁山、西边的岐山，都淹没在水中。大禹在壶口西边开辟孟门，从而开始在壶口施工；在梁山北边开辟龙门，从而在梁山完成工程。而其余的功绩又波及岐山。大概壶口、梁山、岐山是同一项工程。其施工都是同时进行的，不能分开来说属于两个州。之所以单独在冀州提及，是因为梁山和岐山属于雍州的缘故。

译已经整治了太原，一直到岳阳。

孔氏说：高平的地方叫原，现在把它作为郡名，所以汉朝有太原郡。岳阳，孔氏说：岳，太岳在太原的西南，山的南面叫阳。《地理志》说岳阳，就是泰山的南面。曾氏说：太原，是汾水发源的地方，岳，就是经文下文所说的太岳。山的南面叫阳，太岳的南面，是汾水流经的地方。已经整治了太原，一直到岳阳，是因为汾水的缘故。黄河经过孟门、龙门，而汾水从东面流入黄河。如果汾水不顺着河道，那么黄河也会失去它应有的流经路线。所以记载了壶口之后接着说整治太原，是承接上文。壶口说“既载”，而太原说“既修”，曾氏说：开始治理叫做“载”，顺着旧有的基础治理叫做“修”。《礼记》说：“禹能够继承鲧的功业”，那么“修”的意思，就是顺着旧有的基础治理，可以知道了。壶口过去不曾治理过，禹开始治理它，所以说“既载壶口”；太原则是顺着鲧的功业治理，所以说“既修太原”。这种说法是对的。

覃怀取得了成效，一直到衡漳。

孔氏说：覃怀，是靠近黄河的地名。漳水横着流入黄河，覃怀取得成效一直到衡漳。《地理志》说：河内郡有怀县，大概覃怀两个字合为一个地名。王肃说：衡、漳是两个水名，而孔安国、郑玄等儒者也说漳水横着流入黄河，应当采纳孔氏的说法。清漳水发源于上党沾县的大□谷，向东北流到渤海阜城县注入黄河；浊漳水发源于长子县，向东流到邺县注入清漳。大概这两条水汇合，横着流入黄河。曾氏说：黄河自大伾转折向北流，漳水向东流注入黄河，地的形状，南北为纵，东西为横。黄河向北流而漳水向东流，那么黄河是纵的而漳水是横的。禹从覃怀取得成效，于是越过太行山向北。已经找到漳水的源头并引导它流入黄河，漳水与黄河汇合后向下游流，如果不顺着河道，那么也会危害黄河的流动。曾氏论述《禹贡》的山川地理，引用书籍传注，考究源流，他的说法都有依据，比其他儒者的说法最为详细。学者如果能相信先儒的说法，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禹治水的先后顺序，已经在下文“导山”“导水”的次序中体现了，而在各个州之下，又各自讲述治水的曲折情况，大概下文所总载的，只记载首尾本末的大概，想要脉络相应，那么文章就不能不详细。所以文章中没有完备的地方，又在各个州之下讲述，想要让后世根据各个州所讲述的，探究水的归宿，那么也就等同于后文所总载的。大概在各州之间详细记载，而在后文持守大纲，那么众水各自有归宿了。所以各州讲述治水的曲折，大概是想要把一州的水聚集在各州之下，让后世有所考据，不是说先治理一州的水让它有归宿，然后再治理另一州。冀州在东河的西面，西河的东南，南河的北面，所以它所治理的从壶口一直到衡漳，都是为了治理黄河的灾害，以及支流流入黄河的，为之决口引导使它们顺序。大概在下文“导河积石”以下记载黄河的大概，而它的曲折则见于冀、兖等州，彼此相互阐发而治水的功绩可以完全显现。

那里的土壤是白色的壤土，那里的赋税是上上等交错。

什一之法，是天下中正的标准。而这种制度，大概本于尧舜之时。孟子说：“想要比尧舜之道轻的，是大貊小貊；想要比尧舜之道重的，是大桀小桀。”由此知道尧舜之道，处于轻重之中，超过这个不行，达不到这个也不行。所以作为制度，都得到天下的中正，而确定土地肥瘠与贡赋高低，以及远近多寡强弱的差别，都存在于《禹贡》这本书中。商周取民的法度，都是增减这个罢了。由此知道本篇所载的田赋贡篚制度，正是孟子所说的尧舜之道，重了就是桀，轻了就是貊，这种制度得到天下的中正，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准则，学者不可不尽心。《周官》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知道它们的种类，用来教导稼穑树艺，用土均之法，辨别五物九等，制定天下的地征，用来确立民职，用来命令地贡，用来征收财赋，用来均齐天下的政事。大概想要教导民众种植，以及命令地贡征收财赋，必须辨别九州土壤的适宜。土壤不同，那么适宜的谷物也不同，如《周官》职方氏：荆扬州适宜种稻，冀雍则适宜种黍稷之类。根据土地所适宜而教导播种，那么收获的必定多。所以禹在洪水平定之后，想要教导民众吃饭，因而制定田赋的差别，必须先辨别九州土壤的适宜，以利于民众。然而想要辨别土壤的适宜，有两方面：说白说黑，是辨别颜色；说坟说壤，是辨别性质。先辨别颜色性质的不同，然后知道播种的适宜。如《周礼》草人：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渇泽用鹿。由此知道土地的不同，播种的适宜，必须先辨别土的颜色与性质如何，不可以一概而论。冀州，颜色辨别它的土是白色，性质辨别它的土是壤。所谓壤，汉孔氏说：“没有块状叫壤。”颜师古注《汉书》说：

译太柔的土叫做壤。”郑玄在注释《周礼》时说：“壤是和顺安定的样子。”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但所防范的原则是一致的。既然已经考察了土地的适宜情况，那么农事就在此兴起，所以在下面记载了九等田赋的差别。孟子说：“夏朝实行五十亩地缴纳一份贡赋的制度，商朝实行七十亩地实行助法的制度，周朝实行百亩地实行彻法的制度，实际上都是十分取一的税率。”大概夏、商、周三代向百姓征收赋税，虽然不超出十分之一的制度，但征收的方法却不同。一个农夫受田五十亩，以五十亩作为税额，在五十亩之中，根据多年的平均产量来确定常额，这是夏朝的贡法。一个农夫受田七十亩，以七十亩作为公田，借民力耕种公田，根据收获的多寡来征收，这是商朝的助法。一个农夫受田百亩，王畿之内采用夏朝的贡法，向百姓征税而没有公田；诸侯国采用商朝的助法，设立公田而不向公田征税，这是周朝的彻法。三代向百姓征收赋税的方法虽然不同，但数额都不超出十分之一。既然不超出十分之一，却又有九等的差别，这是因为九州的赋税，计算其收入的总数进行比较，从而分出这九等。冀州的赋税比九州为最多，所以定为上上等；兖州的收入比九州为最少，所以定为下下等。其余七州大体都是如此，并不是在向百姓征收时有这九等轻重的区别。郑玄说：“田赋的差别，一井之地，上上等出九夫的税，下下等出一夫的税。通计九州，一井平均出五夫的税。”唐代的孔颖达驳斥他的说法说：“郑玄注解说：一井之地税一夫，其田百亩。如果上上等一井出一夫税，那么下下等九井才出一夫税，太少了；如果下下等一井税一夫，那么上上等就全部归官府了，哪里容许轻重差别竟然大到这种程度呢？”孔颖达的说法很正确。孔颖达也认为这九等的差别没有多少，各州相互比较确定等级罢了，这是计算大致的所得，并不是预先严格规定的。孔颖达的说法既然正确，但他又论述上上等交错的情况，则又说升降不能固定不变。冀州自降为第二等，与豫州同时，就没有第一等的赋税；豫州与冀州同为第一等时，就没有第二等的赋税。这又与前说相违背了。既然孔颖达认为各州相互比较确定等级，那么冀州杂出第二等的时候，与豫州比较自然有多寡之分，不是在征收赋税时可以预先确定的。冀州的赋税出现上上等交错的情况，是因为冀州的赋税在九州中排第一，而杂出第二等。唐代孔颖达说：“多的为正，少的为错。”冀州说“上上错”，是因为少的在正等之下，所以先说“上上”而后说“错”；豫州说“错上中”，是因为少的在正等之上，所以先说“错”而后说“上中”。扬州说“下上上错”，不说“错下上上”，是因为本来设立九等，分为上、中、下三品。下、上本是不同的品级，所以变文说“下上上错”。梁州说下中等三错，是因为梁州的赋税共有三等，其出下中等的时候多，所以以下中等为正，上面有下上等，下面有下下等杂出，所以说三错，足以明白杂有下上、下下可知。孔颖达的说法是正确的。九州的赋税，划分疆界治理土地，管理田地分给农夫，根据多年的平均产量来确定常额。那么九州的赋税自有常数，而九等的差别也不可改变。然而又有交错出现其他等级的情况，这是因为年成有丰歉水旱的不同，不能必定每年都征收常赋，必须适时减免以利于百姓，所以其收入的总数自然有增减多寡的不同。孟子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贡法是根据多年的平均产量来确定常额。丰年粮食多得无处堆放，多征收也不为虐，就少征收；凶年粪肥田地还不够，却一定要收满定额。作为百姓的父母，让百姓愁苦不堪，终年辛勤劳作，不能供养父母，还要借贷来增加赋税，使老人小孩转死沟壑，哪里还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孟子这话是因为有所激愤而说的，用来挽救战国暴虐的苛政是可以的，如果说禹贡的法度不好则不可以。因为九州的赋税既有每年的常数，又有杂出其他等级的时候，那么在凶年就没有收满定额的道理。看了《禹贡》这一篇，然后知道禹的贡法未曾不好。禹的贡法既然好，大概是后世的子孙不善运用，只必定征收每年的常赋，又没有杂出其他等级的时候，这就是夏法成为弊端的原因。本朝太宗平定河东后，制定了和籴的法度，当时一斗米十多个钱，草料每束八钱，百姓乐意与官府交易。后来物价昂贵而和籴制度不改变，于是成为河东世代祸患。说河东和籴是弊政是可以的，如果说太宗和籴的法度不好则不可以。这也如同禹的贡法，说后世的子孙不善运用是可以的，如果说禹的贡法不好则不可以。孟子的话不可不加以辨析。

译那里的土地属于中等中的上等。

这是又根据九州土地的高下将其划分为九等。郑玄认为，是标明土地的高下而分为九等。王肃认为，是确定土地的肥沃与贫瘠而分为九等。而唐代的孔颖达则认为：如果依照郑玄的说法，那么高处的土地贫瘠，出产既少，不能算作上等；如果依照王肃的说法，那么肥沃的地方容易遭受地下水的危害，出产既少，也不能算作上等。那么就应当以汉代孔安国的说法为正确，即高下与肥瘠相互参酌对照来划分为九等。对于九州的土地，是从它的颜色和性质来说的。至于将田地划分为九等差别，大概是从它滋生万物的角度来说的，那么总称为土，所以说它的颜色和性质。至于施加人工进行播种，才称为田，然后才可以从九等高下来谈论了。既然田地的高下已经分为九等，那么田赋也应当与此相称，却存在差异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田地有高下，随着各地收获的多寡来比较。然而九州之间，土地有广狭，人口有多寡，那么赋税收入的总数自然不同，不能以田地的高下来作为标准。荆州的田地属于下等中的中等，而赋税却属于上等，田地与赋税相比相差了五个等级。田地与赋税相比之所以如此悬殊，大概是因为洪水平定之后，百姓流离失所尚未恢复生计，必定有偏聚的地方，开垦土地有先后，人力有勤惰，不可能完全均衡。因此赋税收入与田地等级有如此巨大的差距。这在禹的时代，必定有其中的道理。从今人看来，就无法得知了。而曾彦和、袁思正等人，都曲意解说，以主观臆测，未必能符合古人轻重权衡的本意。其他各州都是先说田地后说赋税，冀州的赋税唯独在田地之前，大概是因为王畿千里之地，是天子亲自治理的地方，并且连同场圃、园田、漆林等一起征收赋税，如同《周礼·载师》所载，那么并非全部出自田赋。所以将其文句归属于“厥土”之下，而其他各州都是田地的赋税，所以先说田地后说赋税，这就是与王畿内部不同的原因。贡篚的制度，从兖州往下都有，而冀州唯独没有提及。郑玄说：这个州只交纳谷物不献贡篚，下文说五百里甸服，传文说为天子服治田地，是因为田地交纳谷物所以不献贡篚，与其他各州不同。郑玄的这个说法一定不对，大概是要说这个州治理田地出产谷物，其他各州难道不是治理田地出产谷物吗？如果不治理田地出产谷物，那么他们进贡给上级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因此知道这个说法不可采用。我曾经考察冀州之所以不提及贡篚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王畿内部，是天子的封地，不需要进贡。苏氏说：“冀州是王畿内部。田地是中中，而赋税是上上，按理不应该这样。推测当时有相互抵补免除的情况，难道是因为不献贡篚而多征赋税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恒水和卫水已经顺从，大陆泽已经治理好。

凡是九州记载中，治水曲折的情况，写在田赋之上的，是在未确定田赋之前先有这些事。写在田赋之下的，大概是在田赋确定之后，其功绩才完成。恒水、卫水已经顺从，大陆泽已经治理好，其功绩的完成在于冀州的物产适宜、田赋确定之后，所以其文势归属于田赋之下，不与“覃怀底绩至于衡漳”的文势相连接。恒水发源于恒山，在曲阳县东流入滱水。卫水发源于恒山，在灵寿县东北流入滹沱河。大陆泽在钜鹿县北，这些说法都出自《汉书·地理志》。既从，是指顺从其原来的河道。既作，是指水势平定可以耕作了。曾氏说：恒水、卫水二水在帝都的北面，而且遥远，大陆泽地势最低，又是黄河经过的地方，所以其成功在于《禹贡》田赋确定之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防地的夷人进献皮服。

汉代孔安国说：“海边弯曲的地方称为防，居住在防地的夷人，进献他们的皮服，表明水害已经消除。”这个说法不对。茹毛饮血而穿皮衣，是夷狄的本性如此，不必等到水害平定后才得到皮衣。看《禹贡》九州，如冀州的防夷，青州的莱夷，徐州的淮夷，梁州的和夷，以及雍州的织皮、昆崘、析支、渠搜，都是各州之间邻近的要荒之地的部族。洪水平定之后，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从绥服以内，都有每年的常规贡赋；至于要荒之地的部族，则不要求他们必须进贡，也不要求他们进献贵重物品。偶尔有向朝廷表示诚意的，就让他们只进献他们所有的物品，如蠙珠、蜘蛛、织皮等就是如此。“防夷皮服”，是说水害已经消除，海边弯曲地方的夷人进献他们的皮服。苏氏在解释扬州卉服时说：“防夷所通。”至于此州的皮服，却说“水害已经消除得以进献皮服”，因此将这两句分为两种说法，其自相矛盾如此。

夹着右边的碣石山进入黄河。

《禹贡》在各州的末尾都记载了通往帝都的道路。孔氏说：禹治理一州的水患完毕后，就返回帝都。从所治理的地方出发。孔氏的这个说法不敢认为是必然的。查考《地理志》，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那么碣石山是靠近大海的山。夹着右边的碣石山进入黄河，大概是沿着海岸进入黄河。冀州是帝都所在，禹治水功成返回帝所，难道需要沿着海岸进入黄河然后才能到达吗？扬州没有说进入黄河，那么就是禹想要到达帝都，必须先由长江进入大海，由大海进入淮河、泗水，由淮河、泗水进入黄河。我私下认为当时一定不会如此迂回。

译郑氏则认为，大禹治水完毕后，又再次巡视各地，观察土地的肥沃与贫瘠，以此确定贡赋的高低等级。如果按照郑氏的说法，那么这句话就不应该排列在田赋和贡品之下。王肃则用“凡州之下”来解释那些治理水患的人，认为治水是主要功绩，所以详细记载了所治理的州以及往返所经过的水名。根据《禹贡》的记载，这不过是通往黄河的道路，并没有往来乘船渡水的事情。由此可知这些说法都不通顺，而且王氏又不把这句话归属于各州之下，反而把它贯穿到下一州的上面，他的说法极为悖谬。只有周希圣认为，九州的末尾都记载了通往帝都的道路，大概是因为天子的都城必须寻求船只可以到达的地方，使得诸侯朝贡、商贾贸易，即使地方非常遥远，运输也变得容易。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冀州的都城大概位于东河的西南、河北、西河的东边，三面被黄河环绕，这设立都城的意思，确实是利用了转运的便利和朝贡的方便。《禹贡》记载，上面说的是田赋和贡品的事情，下面说的是通往帝都的道路，起初没有曲折不详尽的，而且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大概是因为到达黄河就等于到达了帝都的缘故。然而青州和扬州两州唯独不说到达黄河，大概是因为兖州已经说了“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所以青州直接说“到达济水”，意思是由济水、漯水进入黄河。徐州说了“浮于淮河、泗水到达黄河”，所以扬州直接说“到达淮河、泗水”，意思是由淮河、泗水进入黄河。既然九州的道路都通向黄河，那么利于船只运输、方便转运是毫无疑问的。这里说“夹着右边的碣石山进入黄河”，大概是指冀州北部那些远离帝都的地方，如果有船只转运，就必须沿着海路进入黄河，然后到达帝都靠近黄河的地方，就可以直接从黄河到达帝都了。薛氏说：“夹”就是“挟持”的意思，从海进入黄河，逆流向西，右边看着碣石山，就像在腋下挟持着一样。本朝祖宗定都大梁，大概是取其转运的便利：从江淮、闽蜀而来的人，就到达汴河；从京西而来的人，就到达蔡河；从山东而来的人，就到达五丈河。凡是想要到达京师的，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这也符合唐尧虞舜建立邦国、设置都城的意思。

译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

从兖州往下数的八个州，都依据高山大河来确定各州的疆界次序，这就是所谓“区分九州”，以及篇首所说的“奠定高山大河”的意思。郑渔仲说：“《禹贡》这本书之所以成为万代地理学家遵循的成法，是因为它用地理特征来命名州，而不是用州名来命名地理。比如兖州，是当时所起的名字，后世怎么知道它在南还是在北呢？所以说‘济水黄河之间是兖州’，以济水和黄河之间的区域作为兖州。以荆山和衡山之间的区域作为荆州，所以说‘荆山到衡山以南是荆州’。济水、衡山，是万代不会消失的山川。让荆、兖这样的州名依附于这些山川，即使后世更改移易，也不会被淹没。”看郑渔仲这番话，可以说是领悟了《禹贡》的本意，大概是因为从万世以后，想要考证《禹贡》九州的划分区域，都能得以考察，正是因为它用高大的山川来划定各州的边界。“济水黄河之间是兖州”，孔氏认为东南面依托济水，西北面到达黄河，这是兖州的边界。孔氏对“济”用“据”字，对“河”用“距”字，唐代孔氏解释说：“据的意思是跨越，距的意思是到达。”济水和黄河之间相距路程较近，兖州的疆域跨越济水而过，东南越过，西北到达东边的黄河。他的意思是说，“据”表示那片土地不止于此；“距”则表示只到此为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济”字现在的文书写作从水从齐，而古代文书《周礼·职方氏》、班固《汉书·地理志》都写作从水从ꗋ。查考《说文解字》，从水从ꗋ的字注解说：“济沇水，向东流入大海。”而从水从齐的字注解说：“济水发源于常山房子县赞皇山，向东到瘿陶流入泜水。”因为这两个字读音相同，所以后世就用从水从齐的字作为兖州的“济”。这其实是字形讹误。现在应当依据古代文书写作从水从〇的字作为证据。州名叫做“兖”，古时候治理天下划分为九州，九州的疆域不能没有区别，所以给每个州起一个名字来加以区分。其命名的用意，大概出于一时的偶然，主要目的是要辨别九州的名字罢了，不必一定去探求其中的含义。而李巡注释《尔雅》都顺着这个思路去解说，认为两河之间气候清朗，本性相近，所以叫“冀”，冀就是近的意思；“济水黄河之间气候专一质朴，本性诚信谦让，所以叫‘兖’，兖就是信的意思。”其他各州都是这样。这种说法的对错大概难以知晓。然而荆州之所以叫“荆”，推究其用意只是在于以荆山为边界罢了。大概荆山之外就是豫州，而《尔雅》也说“荆强盛，气候干燥刚烈，禀性强悍”，由此看来，那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就显而易见了。总之，学者对于经典，其中义理的是非真伪，如果有迷惑世人的地方，那么即使毫厘锱铢的差别，也不可不予以辨析。杨朱为我，拔一根汗毛来有利于天下也不做；墨家兼爱，磨秃头顶、磨破脚跟，有利于天下就去做。而孟子辨析他们，认为他们的极端会导致无父无君，这是儒者应当言说的。至于事物的名称数目，古人假借用来区别差异，这就不必辨析了。解说者对于十二律、五音、十千、十二支的名称，顺着它们去解说，凡此种种都是穿凿附会，对学者没有益处，不如不辨析为好。

九条河道已经疏通。

这大概是兖州治水的曲折情况。黄河从大陆泽向北，分为九条河道，以流入大海。九条河道的名字，就是《尔雅》所说的徒骇一，太史二，马颊三，覆鬴四，胡苏五，简六，絜七，钩盘八，鬲津九。曾氏说：“从徒骇到鬲津，都是复名。先儒把简、絜当作单名，本来就不必讨论了。《尔雅》所载只有八个名字，那一个没有名字的，是黄河的主干流。先儒不知道黄河的主干流不另起异名，所以把简、絜分为两个名字。”汉代许商说：“徒骇是黄河的本道，向东流出分为八条支流。”如果确实像许商所说，那么黄河从徒骇才开始分为八条；如果确实像曾氏所说，那么九河中有一条是主干流，而其他八条都是它的支流。然而根据下文说：“又向北分散为九条河道，汇合成逆河流入大海。”九条并列支流，那么它们的态势是均等的，怎么能够把其中一条当作主干流，而把其他八条当作支流呢？九河的地域在汉代平原郡以北。汉代许商说：“徒骇、胡苏、鬲津现在在成平、东光、鬲县境内。”唐代孔氏说：“上面提到三条河，下面提到三个县，那么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其余的就不知道了。”《尔雅》九河的次序，从北到南，既然知道了三条河的位置，那么其余六条：太史、马颊、覆鬴在东光以北，成平以南；简、絜、钩盘在东光以南，鬲县以北。道理或许是这样。孟子说：“禹堵塞九河，疏通济水、漯水而注入大海，叫做堵塞九河。”那么是禹之前已经有九河了，遭遇洪水淹没堵塞，禹只是堵塞并疏通它们罢了。正因为疏通并贯通它们，所以称为九河。既道，是说九河都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河道。

雷夏泽已经蓄满水。

孔氏说：“雷夏，是泽的名字。《周礼·职方氏》记载兖州，其浸水为卢维。郑氏注解说：‘卢维应当作雷雍’，引用这里雷夏既泽作为证据。《水经》记载‘漯水流经凛邱，流经雷泽’。那个泽薮在济阴城阳县西北，其堤坝东西长二十

译方圆十五里，就是舜曾经捕鱼的地方。既然称为泽，陈博士说：“雷泽的水，过去常常分散漫溢，到这里才汇聚起来。”河流希望它流动，就不能让它淤塞；沼泽希望它汇聚，就不能让它散开。有的疏导它使其流动，有的汇聚它使其停驻，只是顺应地势的自然规律罢了，所以没有掺杂私意。应当疏导却不流动，应当汇聚却不聚集，它们造成的危害没有什么不同。黄河已经疏通，沼泽已经筑堤，然后这两者各自得到适宜的状态，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译灉水、沮水与雷泽汇合。

灉、沮两条河流，以前的经学家都没有明确记载它们的源头和归宿，所以孔安国说：“这两条河流在雷泽汇合”，大概是指它们都流入雷泽。查考《尔雅》说：“灉，是倒流的水。”注释说：“河水分流后又流回主河道的水。”《说文解字》说：“河灉水，在宋地。”根据这两种说法，那么灉水是从黄河分出又流回黄河，并不是流入雷泽。沮水没有记载它的源头，查考《汉书·地理志》说：“沮水发源于常山郡元氏县，源头承接中邱县西山的穷泉谷，向东流到堂阳县注入黄河。”然而常山并不属于兖州的地区。曾氏说：“灉水的下游与芒地的雎水汇合，灉水浑浊而沮水清澈，汇合后成为一条河。”经文所说的“沮”就是雎水。然而“沮”字从水，读音同“雎”，既然读音是“雎”，字形就不应该与“雎”字混淆，曾氏误读将“沮”字读作“雎”，所以有了这种说法。根据《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庄王祭祀江汉、雎水、漳水，这是楚国祭祀的名山大川。”注释说：“雎，音七如反。”这可以与“沮”字混淆，然而这又不是与灉水汇合的河流。因此知道灉、沮两条河流都不能确定它们的具体位置，像以前经学家所说流入雷泽，也不能作为定论。总之，“防同”都是指不同源头的水流汇合在一起，这是毫无疑问的。周希圣说：“防同、朝宗，都是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所以用来作比喻。”他的论述很好。

适宜种桑的土地，蚕事得以进行，人们从山丘降下居住在平地上。

“桑土旣〇”，大概是指适宜种桑的土地，于是开始有桑树来养蚕。经文说：“喂蚕不要用被雨露打湿的桑叶，因为蚕的习性厌恶潮湿。”正因为蚕厌恶潮湿，所以在洪水未平定之前，人们都不能享受养蚕种桑的利益。等到洪水平定之后，于是养蚕种桑的利益才开始获得，所以说“桑土旣〇”。然而九州的人民，都依赖养蚕种桑来制作衣物，而唯独在兖州提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兖州进贡的丝织品尤其适宜于此，所以在这个州提到，以显示这里人民享受这种利益。所谓“降丘宅土”，丘是指较小的山丘，兖州的地理介于济水与黄河之间，平地多而山少。当洪水滔天之时，高山被水包围，百姓躲避洪水到山上，受害较轻；丘陵被水淹没，百姓躲避洪水到丘陵上，受害较重。兖州既然处于下游，平地多而山少，那么百姓遭受水灾的危害，比起其他九州最为严重。现在九条河道已经疏通，雷泽已经形成，灉水、沮水与雷泽汇合，适宜种桑的土地得以养蚕，于是居住在丘陵上的百姓才开始降下来居住在平地。居住在山上的人降下来居住平地，还不足以称道；至于处于下游低洼潮湿之地，无处逃避滔滔洪水灾害的人，现在降下来居住平地，这非常可喜，所以唯独在兖州提到这一点。

那里的土壤是黑色且疏松的。

说这个州的土壤，从颜色区分，是黑色的；从性质区分，是疏松的。坟，是指土壤肥沃、土脉隆起。《左传》说：“公祭祀土地，土地隆起。”由此知道“坟”是隆起的称呼。

那里的草茂盛，树木高大。

繇是茂盛的意思，条是高大的意思。九州中只有兖州、徐州、扬州三州提到草木，孔安国说：“这三个州特别适宜草木生长。”这种说法不对。查考九州的形势，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多山的地区，适宜草木生长。《诗经·皇矣》说：“天帝巡视他的山，柞树、棫树被拔除，松树、柏树被砍伐。”由此知道西北之地，最适宜草木生长。至于东南之地，低洼潮湿，对于种植树木确实不适宜。我私下认为这三个州提到草木，大概是因为这三个州在九州的形势中，最处于下游，地势低洼潮湿，遭受洪水灾害，草木不能顺遂本性而生长，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到现在草木有的茂盛，有的高大，有的夭折，有的挺拔，有的逐渐覆盖，所以在三个州提到，以显示水土平定后，草木得以顺遂本性生长，并不是说这三个州特别适宜草木生长。

那里的田地属于中下等级，赋税正常。

“厥田惟中下”，是指田地等级为第六等。“厥赋贞”，以前的经学家说贞是正常的意思。兖州在九州中排第九，赋税正常与第九相当。苏氏说：贞是正常的意思。赋税应当随着田地等级的高低而定，这是正常的。如果有不相符合的情况，大概必有原因，不是正常的。这个州田地是中下等级，赋税也是中下等级，都是第六等，所以说贞。这两者不同，应当遵从以前经学家的说法。九州的赋税相互比较而分为上下等级，雍州的赋税是第六等，而兖州的赋税不应该又是第六等。以前经学家之所以说兖州第九，赋税正常与第九相当，大概是参考九州唯独没有下下等级的赋税，所以这个州治水最在后，完成治理为第九，成功后的赋税也为第九，这种说法是对的。大概洪水灾害，黄河最为严重，而兖州又是黄河的下游，遭受淹没溺亡的灾害比起其他州最为惨酷，所以虽然能够获得播种的成效，但土地空旷、人口稀少，又加上低洼潮湿的灾害未尽消除，因此种植的利益尚不适宜，虽然田地在第六等，但其赋税比起九州为最少。

经过十三年才与其他州相同。

这是说兖州虽然缴纳第九等的赋税，但直到十三年之后，赋税制度才与其他州相同。解释的人大多把十三年当作禹治水所经历的年份，所以唐代的孔颖达说：“鲧治水九年，功绩没有成功，然后尧禅让给舜，舜举荐禹治水三年成功。”大概之后其他州的赋税，像这样长久。其他州十二年，这个州十三年，马融的说法也是这样。曾氏引用高堂隆的话

译有人说：“大禹治理洪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大概是将鲧治水九年的时间和这十三年合起来计算，所以说是二十二年。”这种说法都不对。根据这段文字承接在“厥赋贞”之下，而且又说“作了十三年才统一”，那么这是专门针对兖州的赋税而言的。大概兖州的赋税，必须等到十三年之后，才能与其他各州统一，并不是说这个州治水直到十三年之后才成功。如果果真认为这个州治水必须到十三年才能成功，那么文意就不应该出现在“桑土既〇是降丘宅土”的下面了。

译兖州进贡漆和丝，用竹筐盛装锦绣等织物，从济水、漯水泛舟，直达黄河。

兖州适宜种植漆树，又适宜种植桑树，所以进贡这两样物品。有进贡的物品，又有竹筐，是把进贡的物品装在竹筐里，作为贡品。古代币帛之类都装在竹筐里，苏氏引用“篚厥玄黄”作为证据，这是对的。织文是指锦绣之类，曾氏说：“织文是因为织造而有花纹，锦绣之类不一，所以说织文来概括它们。”称为织文，那么绘画、组绣而有花纹的就不包括在内了。八州的贡品有多有少，扬州、荆州的贡品最多，兖州、雍州的贡品最少，这都是根据各地所产而不强求没有的东西。虽然有多有少，但都能根据所进贡的物品来评定等级，以充作每年的常规贡品，所以有多寡而没有轻重之分。从济水、漯水泛舟，直达黄河。颜师古说：“乘船在水上行驶叫浮，是说在济水、漯水上泛舟然后到达黄河。”济水就是下文“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所说的。《史记》说：“大禹因为黄河源头地势高，水流湍急凶悍，难以在平地上航行，所以开凿两条渠道，引导河水向北流经高地。”注解说：“其中一条出自贝丘西南，两次转折；另一条就是漯川。”然而开凿两条渠道的事不见于经典，难以考证。查《汉书·地理志》说：“漯水发源于东郡东武阳县，到乐安千乘县入海。”看这段文字，那么漯水就是千乘所流经的，但未必是大禹所开凿的渠道。唐代孔颖达说：“从漯水进入济水，从济水进入黄河。”周希圣说：“由济水进入漯水，由漯水进入黄河。”然而查考经文没有看到济水、漯水相通的路径，这两种说法不敢认为是对的。总之这两条水不必相通，如果济水也可以进入黄河，那么也可以说“从济水、漯水泛舟直达黄河”了。达，唐代孔颖达说：“从一条水进入另一条水叫达，达应当是指从水入水，不需要弃船走陆路。”

尚书全解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八

宋 林之奇 撰

禹贡 夏书

海岱惟青州

《王制》说：“凡是海内的土地，分为九州，每州方圆千里。”孟子说：“海内的土地方圆千里的有九块。”这也是根据大概数目来说的，未必九州之间，每一州的土地都正好方圆千里，中间没有多余或不足。比如淮海惟扬州，从淮河入海，大概不止千里，以扬州来说，就超过千里。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从济水到黄河，从东海到泰山，都不到千里，以兖州、青州来说，就不足千里。由此可知凡是说九州方圆千里的，不能当作确切的数字。九州的土地，既然方圆千里，而大禹划分疆界，却不使每州都有千里的界限，三三得九，以符合九州方圆三千里的总数，而让多寡盈亏不同，大概是因为大禹区分九州本来是以高山大河为标准，既然必须取用高山大河，就难以限制在千里的土地上。然而以九州的长短广狭相互补充来说，也可以看出九州每州方圆千里。管仲说：“千里的道路不能用绳子去衡量，万家的房屋不能用矩尺去规定。”万物本就不齐整，东北濒临大海，西北依托泰山。唐代孔颖达说：“海不是可以跨越而言的，据者是指东莱东境的县，渡海进入海曲之间，是青州的境地，不只是到海边而已，所以说据。”汉末有公孙度，窃据辽东，自称青州刺史，渡海收取东莱各郡，尧时青州应当渡海而有辽东。看大禹以高山大河确定九州的疆界，经历万世之后，虽然有变更移易，而大禹所奠定的都可以考证。比如青州说“海岱”，徐州说“海岱及淮”，它们的封疆土地，既然各有归属。至于《尔雅》不提及青州，是青州并入徐州。《周官·职方氏》不提及徐州，是徐州并入青州。有的并入这里，有的并入那里，而《禹贡》青州、徐州的土地系于海岱及淮，大概无法知道了。《职方氏》叙述青州就说：“它的山岳叫沂山，它的沼泽叫望诸，它的河流是淮水、泗水，它的浸水（小水）是沂水、沭水。”虽然以山、泽、川、浸确定这九州的所在，至于疆界所至，就只指出方向说“正东叫青州”。后世想要考察《职方氏》青州的所在，也没有考证依据了。由此可知地理书籍，自《职方氏》以下，都不如《禹贡》好。

嵎夷既略潍淄其道

嵎夷就是《尧典》所载羲仲所居住的地方。汉代孔安国认为用功少叫略。王氏说：是划定封界。曾氏推广王氏的意思，认为嵎夷既略，是说地接夷人，不划定封界，就会有扰乱华夏的变故。以既略为封域，他的说法比起先儒更优。先儒认为用功少叫略，那么必须在下面加上用功二字，然后才成文义。《禹贡》的九州，如冀州、扬州的防夷，此州的嵎夷、莱夷，梁州的和夷，徐州的淮夷，都是这样。这几州的境界在要荒之地，所以有蛮獠之民杂居在那里，像后世的蛮洞羁縻州郡一样。此《禹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