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十

译底柱、析城直到王屋山。

译《地理志》说：壶口在河东郡，北屈县东南；雷首山在河东郡，蒲坂县南。太岳山，汉代孔氏说：在上党郡西。《地理志》说：在河东郡，彘县东。大概因为彘县靠近上党郡，所以说在上党郡西。底柱山，颜师古说：在陕县东北，山在河内郡，形状像柱子。曾氏说：底柱山，以前的史志都说就是现在陕县的三门峡。郑氏说：查考《地说》：黄河向东流贯穿底柱山，冲击阏流山。现在世人所说的底柱山，大概就是阏流山。底柱山应当在西河郡，我曾经详细考证《地说》，说黄河向东流贯穿底柱山，而经文说“向东到达底柱”，应当在南河是明显的。郑氏认为应当在西河，是错误的。曾氏的说法与颜氏相同。唐代孔氏认为底柱山在太阳关。查考《地理志》：太阳关与陕县相近，大概也是指陕县的三门峡而言。《地理志》说：析城山在河东郡，濩泽县西；王屋山在河东郡，垣县北。这六座山，它们的形势彼此相望，距离较近。大禹既然疏导了岍山和岐山，跨越了黄河，于是曲折经过这六座山。

太行山、恒山直到碣石山流入大海。

太行山在河内郡山阳县西北，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阳县西北，碣石山在北平郡骊城县西南。这三座山，它们相距都有千余里。大概因为水向东北流注入大海，东北方向的山中只有这三座山最大，所以它们相距虽然很远，但文辞上却相连接。唐代孔氏说：“太行山距离恒山太远，恒山距离碣石山又远，所以汉代孔氏认为这两座山连绵向东北连接并流入沧海。意思是山旁边的水都流入海，山本身不流入海。”又说：“许多河流经过这些众山，大禹都治理了它们。河流众多无法一一命名，所以用山来指代。比如漳水、潞水、汾水、涑水在壶口，雷首山、太行山经过底柱山、析城山，济水发源于王屋山，淇水靠近太行山，恒水、卫水、滹沱水、滱水、易水靠近恒山，碣石山等。”根据两位孔氏的意思，大概是认为这些众山彼此相距各有千余里，形势不能相连接，而且山不能流入海，所以提出这种说法。王氏又说：“疏导山，是疏导山的山谷而纳入河流。”意思也与两位孔氏相同，这都是支离破碎的说法。

西倾山、朱圉山、鸟防山，直到太华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直到陪尾山。郑氏的四列之说，以疏导岍山为正阴列，西倾山为次阴列，嶓冢山为次阳列，岷山为正阳列。他区分阴阳正次之列，本来不是经文的原意。然而把这段文字分为四段，则是可信的。大概大禹随山疏导有这四个阶段。从疏导岍山和岐山，直到流入大海，是第一段；从西倾山直到陪尾山，是第二段；从嶓冢山直到大别山，是第三段；从岷山直到敷浅原，是第四段。这四者都是从水发源的地方，疏导沿着山旁的积水，注入下游的地方，然后顺着山泽施加工程。然而这四者有的说“导”，有的不说“导”。曾氏说：嶓冢山和岷山都是梁州的边界，岷山不说“导”，是因为文辞承袭上面的“导嶓冢”。岍山和西倾山都是雍州的边界，西倾山不说“导”，是因为文辞承袭上面的“导岍”。岍山和嶓冢山都另外说“导”，是因为它们属于冀州，文辞不相承袭。这种说法是对的。西倾山在陇西郡临洮县西南，朱圉山在天水郡冀县南，鸟防山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是渭水的发源地，这三座山都是雍州南面的山。太华山在京兆郡华阴县南。大禹既然疏导了岍山的积水，曲折流入大海了，于是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防山疏导积水直到太华山，大概跨越了梁州的东境。熊耳山在弘农郡卢氏县东，是伊水的发源地；嵩高山在颍川郡嵩高县，古文认为就是外方山，《水经》也说外方山，嵩高山就是它。桐柏山在南阳郡平氏县东南，是淮水的发源地；横尾山在江夏郡安陆县东北，古文认为就是陪尾山，这四座山都在豫州的边界。这大概是说水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防山由太华山向东，经过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三座山，然后到达陪尾山。汉代孔氏说：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陪尾山四座山相连，而对于鸟防山直到太华山则首尾相接向东。大概熊耳等四座山形势相近，所以说相连。至于鸟防山、太华山相距很远，就说首尾相接。山与水，形势既然已经相隔遥远，怎么能首尾相接呢？水千折必向东流，固然是常理，说山能首尾相接而来，尤其没有意义。

疏导嶓冢山直到荆山，内方山直到大别山。

这段文字不与“直到陪尾山”相连，大概是又自成一段。嶓冢山在陇西郡西县，是汉水的发源地。直到荆山，大概是汉水不能从地下流，所以从嶓冢山疏导它，就注入荆山旁边。这个荆山就是南郡临沮县的荆山，与疏导岍山和岐山直到荆山的那个荆山不同。《地理志》说：章山在江夏郡竟陵县东北，古文认为就是内方山。《左传》说：吴国已经与楚国夹汉水对峙，楚国于是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那么大别山，就是靠近汉水的山。《水经》说巴水从雩娄县下流出，灵山就是大别山。决水也从这座山流出，世人称为分水山。

译郑玄说：大别山在庐江郡的安丰县。《汉书·地理志》记载：六安国的安丰县有大别山。根据安丰、雩娄都位于庐江郡，这几种说法是一致的。然而，如果认为大别山在庐江郡，那么距离汉水就非常遥远，而《左传》说：渡过汉水到达陈地，从小别山一直到大别山，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汉书·地理志》记载六安国有大别山，可是唐代的孔颖达却说《地理志》中没有大别山，这也让人无法理解。

译岷山的南面，到达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

这也另作一段，不与“到达大别山”相连。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边，岷山之阳，就是岷山的南面。衡山在长沙湘南县东南。九江就是荆州所说的“九江孔殷”。《地理志》记载豫章郡歴陵县南面有博阳山，古文认为这就是敷浅原。大禹已经疏导嶓冢山、荆山一带的积水到达大别山了，于是又从西边开凿疏导岷山的水流到达衡山，蜿蜒经过九江而过，一直到达豫章郡的敷浅原。顺着山势疏导的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孟子说：“大禹治水，遵循的是水的自然规律。大禹治水，想要顺应水的规律，但当洪水浩浩荡荡、淹没山陵时，水的自然规律就看不到了。大禹于是顺着这些大山治理山旁的积水，将其决开引向下游，以削弱洪水滔天的势头，然后才能寻求水的自然规律。所以从这里往下才谈到疏通河道的事情。”然而在疏导岍山和岐山的末尾说“到达碣石山流入大海”，而其余三项则有的说“到达陪尾山”，有的说“到达大别山”，有的说“到达敷浅原”，都距离大海还远，这是因为岍山、岐山所疏导的江水汇合了黄河、济水的流水，最为奔腾猛烈，当顺着山势开始疏导时，从西边决开向东流，从东边决开向东北流，就已经到达大海了。那些西倾山、嶓冢山、岷山所疏导的水流则不能直接到达大海，必然先注入下游之地，等到疏通河道的工作实施后，才能流入大海。下文所载才是众水流入大海的途径。所有这些都是顺应自然、不违背水性以求取近功的做法。只有决开淹没山陵的洪水，疏导到下游之地，然后从下游疏导流入大海，所以这里所载的都是冀州、雍州、梁州、豫州的山水，扬州只有敷浅原而已。下游之地如青州、徐州、兖州的山水都不记载，因为顺着山势疏导的工作是从高处到低处，从东到西，所以不及下游的山水。

疏导弱水到达合黎山，余下的水流进入流沙。

前面所说的都是顺着山势疏导的事情，这里才谈到疏通河道。孟子说：“在尧的时候，水逆行泛滥于中原，蛇龙居住其中，百姓无处安身，高的地方筑巢，低的地方挖洞居住。”《尚书》说：“洪水警戒我，洪水就是大水，让大禹去治理它。”大禹掘地使水流入大海，驱赶蛇龙放到沼泽中，水在地下河道中流淌，就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大禹治水之所以能成功，只是让水在地下河道中流淌罢了。要让水在地下河道中流淌，如果不决开淹没山陵的积水，以削弱洪水滔天的势头，那么旧的河道都已经淹没，想要施工，就没有地方下手。必须先决开山陵的积水，使它们都有归宿，然后疏通河道的工作才能实施。疏导岍山和岐山，到达荆山，越过黄河，壶口、雷首山到达太岳山，底柱、析城山到达王屋山，太行山、恒山到达碣石山流入大海，那么黄河、济水的疏导工作就可以实施了。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到达太华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到达陪尾山，那么淮河、渭河的疏导工作就可以实施了。疏导嶓冢山到达荆山，内方山到达大别山，那么汉水的疏导工作就可以实施了。岷山的南面到达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那么长江的疏导工作也可以实施了。正因为疏通河道的工作是从顺着山势疏导开始的，所以经文所载水流的先后顺序如此。正因为治水不失先后顺序，所以能使水在地下河道中流淌，从而平息了洪水泛滥的灾难，使百姓免于筑巢居住的困境，这就是所谓的顺应自然、不妄为。鲧不知道这一点，所以筑堤防阻挡，让水在地上流淌，不让淹没山陵的洪水有所归宿，反而用土填塞，与众山之间争夺水势，这就是九年功绩没有完成的原因。所以鲧的治水方法叫作“湮”，湮就是阻挡并填塞。大禹的治水方法叫作“导”，导就是顺应并疏导。所以是顺应自然、不妄为。因此经文中所载顺着山势疏导、疏通河道，都以“导”来说，这是本着治水的本意。从弱水到洛水，共有九条河流，所以太史公在《夏本纪》中以“导九川”三个字冠于“导弱水”之上，太史公的意思是，下文有“九川涤源”的话，而这里所载共有九条水流，于是以“导九川”来说，而在上文“导岍及岐”之上也说是“导九山”。然而《尚书》所疏导的山共有二十七座，太史公说是九山，大概是说从某山到某山的共有九段，但是从某山到某山的共有十段，不能说是九段。即使说“至”字的确实有九处，也不是经文的本来意思。何况不止九处呢？下面所说的九山刊旅、九川涤源，大概是泛指九州的山川。司马迁牵强附会而这样说，不可相信。上文所疏导的山，如黄河、济水、淮河、渭河、长江、汉水，大致已经可以看到了。下文所疏导的水，则是申说总结上文的意思，以补足其义，这是首尾相因的说法。前面有疏导岍山和岐山，下面所疏导的河流就涉及到黄河、济水；前面有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下面所疏导的河流就涉及到淮河、渭河；前面有疏导嶓冢山，下面此文就涉及到疏导汉水；前面有岷山的南面，下面此文就涉及到疏导长江，都是相因的说法。只有弱水、黑水的文字，前面没有所属，

译后面没有可以连接的地方，而经文将这两条水列在导山的次序之后，却贯穿在所有其他水之上，大概是因为这两条水都在塞外。当洪水尚未平定之初，它们也汹涌狂暴，于是流入中原地区，便与滔天的洪水合而为一，无法再分辨。大禹施行治水之功，如疏导岍山和岐山，直到西倾山、嶓冢山、岷山，都是从西边疏导，使之归于东方。中原地区的水既已折向东方，那么弱水、黑水逆流进入塞内，才开始可以分辨。于是顺着它们的形势而加以区分，一条归于南海，一条归于流沙。然后黄河、济水、淮水、渭水、长江、汉水各自接纳其发源之水，以及所汇合的支流，以归于大海。所以经文所载，先说弱水、黑水，然后才说到其余的水。弱水发源于张掖删丹县，也称为张掖河。桑钦认为，疏导弱水从张掖删丹向西南流到酒泉合黎，在酒泉防水县东北。大概弱水的流向是从张掖删丹县疏导，直到酒泉郡，即现在的合黎郡。孔氏认为合黎是水名，郑氏认为合黎是山名。颜氏说：“这条水发源于合黎，因此以山为名。”根据经文说“到了合黎，余波流入流沙”，那么流沙是合黎水汇聚的地方，所以能够溢出余波覆盖流沙，就像疏导菏泽覆盖孟猪一样。由此可知，孔氏认为合黎是水名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说：“居延泽在张掖郡居延县东北。”古文认为这就是流沙。《水经》也说：“居延泽在居延县故城东，其形状像初五的月亮。”然而唐代的孔氏曾怀疑此说，认为酒泉郡在张掖西边，居延属于张掖，合黎在酒泉，那么流沙就在合黎东边。根据经文，合黎应当在流沙东边，不能在其西边。孔氏此说依据经文有所根据，然而颜师古说：“流沙在炖煌西边。”此说符合经文，应当以颜氏的说法为正确。《益稷》篇说：“我疏通九条河流，直达四海。”本篇最后说“向东渐入大海，向西覆盖流沙，北南都到，声教遍及四海。”下文说“遍及四海”，上文说“向西覆盖流沙”，那么这流沙，大概是西海的水。然而不说西海而说流沙，大概是因为水流入居延泽中，于是看不见，不能正式命名为西海。西汉末年，蒙良愿献鲜水海、允谷盐池，王莽上奏说：“现在已有东海、北海，唯独没有西海，请求接受良愿献地，设置西海郡。”由此看来，那么西海之名兴起于西汉末年，自汉朝以前未曾正式命名为西海。虽然未曾正式命名为西海，然而以其水流归之处来说，也可以说“遍及四海”。

译疏导黑水，到达三危山，流入南海。

黑水，颜师古说：发源于张掖鸡山，向南流到敦煌，经过三危山，又向南流到南海。大概三危山在敦煌的南边。然而张掖、敦煌都在黄河以北，黑水如果确实发源于张掖，经过敦煌，那么怎么能越过积石山的黄河而流入南海呢？唐代孔颖达说：黄河从积石山以西大多有地下潜流，所以黑水能够越过黄河向南流。根据黑水从西北流经数千里流入南海，它的流量应当很大，怎么会有黄河潜流在它下面，黑水能够越过它上面流动的道理？唐代孔颖达大概是顺着经文配合地理学家而做出的解释，不值得相信。如果张掖确实是黑水的发源地，三危山确实在敦煌，那么它向南流注入大海，应当与黄河相阻碍。因为张掖、敦煌都在黄河以北的缘故，这种说法难以辩驳，暂且存疑，等待博学之士来解答。三危山距离南海有数千里，大禹疏导黑水，到达三危山，就找到了黑水的旧河道，于是从这里到达南海。大概这中间数千里没有施加人工修治，所以经文记载黑水到达三危山，就说流入南海。大概只是从施加人工的地方来说，实际上三危山距离南海很远。汉武帝元封二年，才开始开辟滇王国为益州郡，郡内有滇池，县里有黑水祠。这说明黑水向南流应当经过西南夷几个国家的地界，然后才能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黑水、西河属于雍州和华阳地区，黑水属于梁州。西黑水起于张掖，流入南海。这是这条水发源于中国的西北，流入中国的西南，也就像黄河发源于西北而它的入海口在东北。大概水的绵延贯穿没有像这两条河这样远的。况且弱水、黑水虽然浩荡弥漫，成为中国之害，然而既然在塞外决开，就是注入蛮夷之地。从常情来看，就可以不担忧了。而大禹的心正是要沟通华夏与蛮夷的百姓，没有此疆彼界的区别，即使是塞外的水也一定要为之顺其势而疏导。其中一条注入流沙，一条注入东海。大概蛮夷的百姓也免于洪水淹没的祸患，这就是大禹的德行之所以与天地无所不覆盖相等同的原因。白圭说：丹治水，比大禹更好。孟子说：你错了。大禹以四海为沟壑，现在你却以邻国为沟壑。水逆流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白圭想要让他国家的百姓免于洪水淹没，却把水决口引向其他国家，这是把这里的洪水转移成为那里的洪水，他的不仁还有谁更严重呢？汉武帝时齐人延年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越过中国，注入渤海，这是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可以查看地图，开凿大河上游的山岭，让水流出到湖中。这样关中地区就长期没有水灾，北边也不用担忧匈奴。”延年的言论与白圭的看法没有区别。弱水、黑水，本来是塞外的水，大禹既然在塞外决开，还一定要为之顺其势而疏导，让它归于流沙、南海，然后心里才安定。黄河本来是中国之患，怎么可以把中国的祸患决口引向夷狄呢？本朝景德、澶渊之战，北方敌国请求讲和，已经退兵，议论的人请求进兵袭击他们。真宗皇帝说：“契丹幽蓟都是我的百姓，为什么要多杀人呢？”圣人的言论与大禹的心意如同符契相合。

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

晁补之说：“《洪范》五行，第一是水，它的浸润是大海，它的发源注出是江、河、淮、济，确实是四条大川，而黄河是四条大川的宗主。三王祭祀河流，之所以先祭黄河后祭大海，是为了务求根本的缘故。岷山疏导长江，疏导淮河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它们的里程近，而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它的里程远，又因为它的源头壮盛而水流湍急，所以大禹治理四条大川，在黄河上施加的人工最多。”晁氏的这种说法很好，正因为他在黄河上施加的人工最多，所以在记载弱水、黑水之后，就详细叙述疏导黄河的情况。黄河源头距离中国非常远，《尔雅》、《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桑钦、郦道元等书，都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墟。查考《汉书·西域传》，张骞所探寻的黄河源头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一个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它的河北流，与葱岭的河水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又名盐泽，距离玉门关三百多里，方圆三四百里。”那里的水停积，冬夏不增不减，都认为它潜行地下，向南流出积石山成为中国的黄河。张骞虽然探寻了黄河源头，但实际上没有看到积石山以上河流相接的地方，所看到的只有葱岭、于阗罢了，只是看到这两条河注入蒲昌海，就认为一条是回流向南流出，这只是凭主观推测，并非确实如此。张骞亲自到达西域，而且以探寻源头为名，而他所看到的仅限于此，由此可知诸书所说的黄河源头，都不值得相信。太史公说：“《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昆仑山高二千五百多里，日月互相隐蔽在那里而发出光明。”自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探寻黄河源头，哪里见过所谓的昆仑山呢？所以谈论九州山川，《尚书》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班固的说法也是这样。大概积石山以西黄河的详细情况，无法考证，经文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达龙门”，那么谈论黄河的人，只应当断言从积石山开始，积石山以西存疑不论就可以了。颜师古说：“积石山在河关西羌族地区。”《水经》说：“黄河有两个源头，发源于西

译塞外，发源于积石山。”《山海经》记载：“积石山下有石门，河水从石门涌出，向东北流去，流经西羌地区。”羌人首领侥当所居住的地方，在汉延熹年间，西羌的侥当侵犯边塞，纪明率军讨伐他，追击出塞到达积石山才返回，由此可知积石山大概位于边塞之外。大禹施展功力治理黄河，始于积石山，然后引导河水流入中原地区，蜿蜒曲折直到龙门。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向西南流，又向东流入边塞，经过炖煌、酒泉、张掖郡的南面，又向东经过陇西河关县的北面，与洮水汇合。又向东经过舎城、允吾县的北面，与沣水汇合。又向东流经石城，天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安定，又向北经过北地郡，又向北经过朔方郡。水流向东转折，流经渠搜县故城北面，又向南流过五原郡，向南又向东经过云中郡，又向南经过定襄郡，又向南经过西河郡，向东又向南经过上郡，河东郡的西面，然后到达龙门。从积石山到龙门，大概有三千多里。其间经过的地方非常多，但《尚书·禹贡》都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献本是记述治水事迹而作，只记载大禹施展功力的地方，没有施展功力的地方就不必记载了。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就找到了黄河的故道，于是引导它直达龙门，然后才加上人工的堤防和开凿，所以就把龙门紧接在积石山之后记载。这也就像三危山距离南海非常遥远，而大禹施展功力只在于三危山，《禹贡》所记载的只说疏导黑水到达三危山，流入南海。大概它所记载的只是想显示治水的痕迹而已，不像地理志那样一定要详尽记载水源和流派的详情。汉代孔安国说：“施展功力始于积石山，有的开凿山石，有的挖掘土地，有的疏通水流。”这种说法不对，假如从积石山以下、龙门以上，真的有开凿山石、挖掘土地的痕迹，那么《禹贡》就没有理由省略而不记载了。

译至于龙门

《水经》说：龙门在河东皮氏县的西边。《淮南子》说：龙门没有开辟，吕梁没有开凿，黄河水从孟门之上涌出，大水泛滥逆流，没有丘陵高阜能阻挡它，这叫做洪水。大禹疏导疏通，称之为孟门。《穆天子传》说：向西出了龙门，是九州的险要之地。孟门就是龙门的上游入口。大概黄河水流到龙门，被夹在两山之间，水流最为湍急凶悍，所以大禹开凿而使之畅通。所谓开凿，大概是河流所经过的山，就顺着狭窄的地方开凿扩大，宽广足以容纳这水流罢了，并不是山横挡在前面，大禹从中间开凿，使河流从中间流出。西汉贾让说：大禹治水，山陵挡路的就毁坏它，所以开凿龙门，开辟伊阙，劈开底柱，击破碣石，毁坏断绝天地的本性，这都是过分的议论。孟子说：大禹治水，是顺着水的规律。又说：大禹治水，做的是顺应自然的事。如果真是毁坏断绝天地的本性，毁坏挡路的山陵，应当大兴工程劳役，耗尽士民的力量，在众多山岭之间与水争势，那就不是顺着水的规律了，哪里是所谓顺应自然呢？所以说开凿龙门，可以这样说；说开凿断绝了天地的本性，就不可以这样说。

南至于华隂

黄河从积石山向东北流到龙门，就折转向南流，到了华隂，就折转向东流。龙门的南面，华隂的南北，就是所谓的龙门西河。华隂，是华山的北面，这座山横跨梁、豫二州之间，它的北面抵着西河，南面就叫华隂。而解说的人却说黄河折转向东流，两条河流旁边有两座华山，所以张衡《西京赋》说：“连接着两座华山，巨灵神发怒，高举手掌远伸脚掌，使河流弯曲，它的痕迹还留存着。”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河流到这里，华山横挡在前面，巨灵神劈开石头，分为两座华山，使河流从中间流出，这大概是好事者编造的。根据经文只说“南至于华隂”，那么河流所经过的，只在华山的北面罢了，怎么能从两座华山之间流出呢？巨灵神的说法，怪异荒谬得很。孔子所不谈论的，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

东至于底柱

黄河从西华隂折转向东流直到底柱。汉代孔氏说：“底柱是山名，黄河水分流包围山而过，山露在水中像柱子一样，所以叫做底柱。”郦道元说：“大禹治水，山陵挡路的就毁坏它，所以劈开山来疏通河流。黄河水分流包围山而过，山露在水中像柱子，所以叫做底柱。”三川既已决开，水流分散，指着形状命名，也叫三门山。这座山在虢城东南，大阳城北。考察郦道元的说法，认为底柱是大禹开凿的，这个说法是对的。至于说劈开山来疏通河流，这就过分了。黄河水流到底柱，大概原来就有可以通行的道路，大禹嫌它狭窄，于是疏通扩大它，所以有三门，并不是先开凿底柱山做成三门，然后引导河流从那里流过。汉代鸿嘉年间，杨焉上书说：“从黄河上下，担心底柱狭隘，可以开凿扩大它。”成帝让人开凿，沉入水中不能去除，而现在水流更加湍急凶猛，危害比从前更严重。大禹治水，没有不为后世考虑，如果底柱还有可以开凿的道理，那么大禹早就开凿了。大禹不能开凿，而杨焉想要开凿，怎么这样不考虑呢？大概黄河从龙门到华隂，向东折转以及底柱，夹在两山之间，地势最为狭隘，所以古语说：“龙门之下，河流快于竹箭，只是因为被高山所束缚，水势不能盘旋回转，所以漂流凶悍湍急，翻覆溺没舟船，这是万世的祸患。”哪里是人力所能战胜的呢？郦道元说：“那山虽然开凿，仍然湍急汇合，有一十九个滩，水流峻急，势同三峡，破坏舟船，自古所担忧。”这个说法是对的。近年建剑年间，大兴工程劳役，开凿整治众多滩险，花费不可计量。我曾经询问船夫说：“滩险的危害不亚于昔日。”由此知道天地山川的险阻，大概有出于自然之势的，不容易用人力去争胜。底柱舟船的危害，即使大禹也无可奈何，何况杨焉之类的人呢？

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

黄河从底柱向东蜿蜒流到孟津。孟津是道路汇聚的地方。孟津的说法不同。孔氏说：孟是地名，津是渡口的地方，在孟地设置渡口，所以叫做孟津。《论衡》说：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在这里结盟，所以叫盟津。《地理志》写作盟津。颜师古说：盟读作孟，在洛阳北面，道路汇聚，所以号称孟津。孟是长大之意。这些说法不同，然而《论衡》的说法尤其无理。大禹时已经有孟津，这个孟字大概是通用的，怎么能说是盟誓呢？颜师古把盟解释为长大，这个说法也很牵强，不如唐代孔氏认为是地名。考察《左传》隐公十一年：桓王把苏忿生的田地赐给郑人，包括向、盟等地。杜预说：盟就是现在的孟津。孟作为地名是确凿的。大概从黄河乘船渡过都叫津，这在孟地，所以叫做孟津。黄河水流从华隂到底柱，夹在两山之间，水流都湍急凶悍，到了孟津，然后水势稍微缓和，所以可以横渡船只。武王伐殷，确实在这里渡师，后世因此称之为武济。大概这水既

译黄河流到了孟津，于是又从孟津向东流，到达河南巩县的东面，而洛水从西南方流来汇入黄河。洛水汇入黄河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而黄河则经过它的北面，所以说“向东经过洛水入河口”。汭，就是水口的北面。洛水从西南方汇入黄河，这就是说黄河向东流经洛水北面的入河口。从洛水入河口向东流，又流到了大伾。《尔雅》说：山有两重叫做英，有一重叫做伾。李巡说：山有两重叫做英，有一重叫做伾。而汉代的孔氏则认为山有两重叫做伾，他的说法与《尔雅》不同。唐代的孔氏认为是所见不同，现在应当以汉代孔氏的说法为正确。凡是两重的山都可以称为伾，这里说的大伾必定是指特定的地方而言，也就像广平的地方叫做陆，冀州说大陆，已经形成的平坦高地叫做原，低湿的地方叫做隰。冀州说已经修治了太原，雍州说原隰已经治理成功，这都是特指那些地方，而不是泛指原隰和陆。大伾，郑氏认为在修武和武德的交界处。张楫说：是成皋县的山。唐代的孔氏根据《汉书》音义中有臣瓉的说法，认为修武、武德现在没有这样的山，成皋县的山又不止一重，现在黎阳县的山临河，难道不是大伾吗？臣瓉的话当然正确。晁补之、郑渔仲又都认为大伾在汜，也就是成皋，不知道谁是对的。

译向北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

黄河从华阴到大伾都是向东流，自大伾之后才折转而向北流。大伾以西称为南河，折转而向北流的才开始称为东河。降水，《汉书·地理志》和《水经》都写作“绛”，与绛县的“绛”是同一个字。汉代的孔安国只认为它是水名，没有注明具体位置。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它在信都，郑玄认为“洚”读作“降下”，“江”音转为“共”。河内郡共县的淇水发源于此，大概因此把它当作绛水。而郦道元驳斥这种说法说：“郑玄注书引用《地说》‘去大河东北流过绛水千里至于大陆’，作为地腹，如《地理志》所说大陆在钜鹿。《地理志》说：‘水在安平、信都、钜鹿’，与信都相距不可能有这么多距离。水名变迁，世人失传其处，见到降水就以为是绛水。如今河内郡共山的淇水、共水发源于此，向东到魏郡黎阳流入黄河，接近所谓的降水。‘降’读如‘郕降于齐师’的‘降’，周代在此建国的，厌恶‘降’字，改为‘共’。又如今黄河距离大陆泽很远了。”馆陶北面的屯氏河，其故道与案元据书有“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推论次序来说，那么以淇水为降水，共城为降城，尚未详明。查考共县本是共和故国，所以有“共”这个名称，并非厌恶“降”而改称。大禹著《山经》说淇水出自沮洳淇澳，《卫诗》列目，又远当非改“绛”为今号。只是因为水道源头共出，所以以淇水为绛水。如郦道元引用《地说》，黎阳、钜鹿并非千里之遥，只是信都、大陆罢了。只有屯氏北出馆陶的事比较接近。查考《地理志》降水发源屯流下乱章津，于是与章水得通称，所以水流间关所在着目。信都复见绛名而东入于海，寻找其川殊无他渎，而衡漳旧道遂与屯相乱，乃书有过绛之说。河过绛当应此矣。下至大陆不异经说，自〇迄于钜鹿，出于东北皆为大陆语之纒络，厥势眇矣。郦氏此言较诸说差为可信，今姑从之。盖绛水至于信都入于河，是河过于绛水也。此所谓过与东过洛汭同，盖洛水降水皆入于河，以小水入大河则谓之过，不谓之防也。大陆在钜鹿，旣过降水则北流至于钜鹿也。太史公《河渠书》曰：“导河自积石，歴龙门，南到华隂，东下底柱，自盟津洛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河所从来者髙，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引其河，北载之髙地，过防水至于大陆。”此说不然。据经，但言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初未尝有二渠之说。况禹之治水，欲使水由地中行，自髙而决之于下流者也。今乃谓载之髙，无此理也。据经之所载，旣无二渠之说，则太史公何据而为此言？太史公尝曰：“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其言河流，则不知取正于《书》，而自为此说，何也？”意者太史公未尝得真孔氏古文书，其所传本或有异矣。今当以孔氏本为正。

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

黄河从西戎进入塞内，经过秦、陇、陕、洛，夹山而行。虽然其势狭隘湍急凶悍，破坏伤害舟船，然而两山相距，其力量足以抵御河流的冲击，使其不至于奔突。所以治理它时，只在河的两侧进行疏凿，使其宽广足以减缓其疾奔之势罢了。至于从大陆折转而向北流，则其地都是平田虚壤，容易决口毁坏。所以大禹在此施功，其规模最远，其虑患最详。大概水行于平地，想要没有泛滥溃败，就必须为之分流以削弱其势。如果不为之分流以削弱其势，而徒以一河承受它，那河的本流自积石来的已经很多了，况且又合受渭、瀍、涧众水，这岂是一河所能承担的呢？所以大禹自大陆以北，分河为九河，则水势有所宣泄，不至于漂悍冲溃，而安顺其道以入于海。这是大禹的智慧之所以独出于万世之上的原因。然而兖州又说“九河旣道”，则是河的北行也已有此九派之旧迹。大禹分而为九，也是因其旧迹而疏导之，这也是所谓行其所无事也。播布也，河之至此，是布而分之为九也。其九河则徒骇之〇是也。

合流为逆河入于海。

孔安国说：合流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海。郑玄、王子雍都同此说。只有王安石认为逆河者，逆流之河，非并时分流也，故谓之逆河。据王氏之意，以同为逆河之一句，盖所以解释上文“播为九河”之义。然而据经所载导水之例，凡言“为”者，皆是从此而为彼也。如导汉云：“嶓冡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导江云：“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东北防为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导沇水云

译“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那么凡是说“为”的地方，都是指从这一处变成那一处的说法。这里所说的“同为逆河入于海”，意思是九条河流汇合成一条大河流入大海，这已经很明白了。称之为逆河，这是这条大河的名称。《禹贡》一书中记载的地名很多，难道每一个都有特殊的含义吗？王氏把逆河解释为逆流而上的河流，这种说法是穿凿附会的。自大禹治水之后，历经夏、商、周三代，数千年间，黄河没有发生过决堤泛滥，这是因为九河的河道没有荒废破坏的缘故。郑康成说：“周朝时齐桓公堵塞了其中八条，只留下一条。”现在河南弓高以北，往往还能看到它们的遗迹。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也说：“从那时到汉代，失去了八条支流。”大概是因为《春秋纬·宝干图》中说：“移动黄河作为边界，齐国的吕氏堵塞了八条支流以扩大自己的地盘。”班固、郑玄的说法，大概是取自这里。这种说法虽然出自纬书，但按道理推究，确实有可行的地方。自周朝以前，数千年间，未曾有黄河水患。到了战国、秦朝以来，才渐渐有了水患。到了汉代，黄河水患达到了极点。当时寻找九河的故道，大概已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由此看来，众儒认为黄河的八条支流是被齐桓公堵塞的，这种说法大致是可行的。汉代屡次提到黄河决口，大多发生在平原、东郡一带，那里的地势低洼而土质疏松，难怪大禹当时特意留空这块地方作为蓄水区，水势盛大时就让它漫溢，水势稍小时就自然退去。汉代黄河决口之所以常在平原、东郡一带，就是因为那里是九河的故道。只有黄河决口总在九河的故道，由此可知大禹疏浚的九河，如果那八条支流没有被齐桓公堵塞，那么在汉代自然就没有水患了。汉元帝时，清河都尉冯逡上奏说：“郡县承接黄河下游，土壤轻脆，容易受损。近来之所以宽裕而没有大灾害，是因为屯氏河通畅，两条河流分流的缘故。现在屯氏河堵塞，只剩下一条河道。”独自承受多条河流的水量，即使加高堤防，最终也不能宣泄。屯氏河刚断流不久，而且它的河口地势高于用来分流的地方，削减水势有利，应当重新疏浚屯氏河以辅助大河宣泄洪水。屯氏河北岸堵塞，宣房河北岸决口，水流东北经过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这大概是追寻大禹的故道。黄河与屯氏河仅仅分为两条，就已经足以削减下游的水势，使其没有大灾害。由此说来，如果大禹的九河没有被齐桓公堵塞，分支别派流入大海，那么即使万世也没有水患，岂止是汉代这一世呢？所以韩收、许商、平当在汉代议论治理黄河，都想寻找九河的故道，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黄河入海的地方，汉代孔氏说流入渤海，太史公《河渠书》也说同为逆河流入渤海，而《沟洫志》臣瓉注说：“《禹贡》说夹右碣石流入黄河，黄河入海应当在碣石。”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都决口，改道注入渤海。大禹时不注入渤海，这种说法是对的。太史公和孔氏，大概是根据他们所见的河流来认定大禹的遗迹了。而唐代孔氏又认为渤海的郡名，应当以此海为名，计算渤海距离碣石五百多里，黄河入海处在碣石以南很远的地方，大禹巡视碣石不能进入黄河。大概是远行通水之处，北尽冀州的边界，然后南回归入黄河而逆流而上。这是顺着经文传注的文字来解释，不能完全相信。

译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去成为汉水。

嶓冢山位于陇西郡西县，是汉水的发源地。《汉中记》说：嶓冢山以东，水流都向东流；嶓冢山以西，水流都向西流。根据地势和源流的归属，所以世俗将嶓冢山视为分水岭。只有水从嶓冢山以西都向西流，那么汉水的源头就是从嶓冢山开始的。所以在《尚书》中疏导汉水时，就正确命名了源流所出的地方，说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去成为汉水。汉水之所以称为疏导漾水，汉代孔安国说：泉水刚流出山时为漾水，向东南流去成为沔水，到了汉中向东流去成为汉水。曾氏说：流，是相对于静止而言；静止的是漾，流动的是汉。比如济水，静止的是沇，流动的是济，这些说法都是对的。然而自从汉代以来，谈论汉水的人都认为有两个源头。班固《汉书·地理志》：陇西郡西县嶓冢山，是西汉水的发源地。到了氐道县，说《禹贡》中的漾水发源于此；到了武都县成为汉水。而在武都则称为东汉水，接纳氐道水。常璩也说：汉水有两个源头，东边出自氐道县漾山成为漾水，西边出自陇西嶓冢山。而司马彪、袁崧的《郡国志》也都说东边出自氐道，西边出自嶓冢。根据这几种说法，那么就是认为嶓冢山流出的是西汉水，而将漾水作为东汉水。根据经文只说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去成为汉水，那么漾水和嶓冢山不能分为两处。所以汉代孔安国认为泉水刚流出山时为漾水，向东南流去成为沔水，到了汉中向东流去成为汉水，不认为是东西两条河流的不同。然而桑钦《水经》又认为漾水发源于陇西嶓冢山，向东到武都沮县成为汉水。如果确实如这种说法，那么嶓冢山这一座山，横跨在氐道和西县两县之间，东西两个源头的汉水都出自这座山，在上游分源而在下游合流。所以郦道元说：东西两条河流都出自嶓冢山，同为汉水，虽然支流别派，渠道形势显然不同，但追溯源头探究终局，源流或许是一体的，所以都承受汉水和漾水的名称。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然而东西两条河流的说法不见于经文，不敢认为是正确的。

又向东流去成为沧浪之水。

漾水既然流到武都，成为汉水了。于是又向东流，就成为沧浪之水。说“成为”，大概是因为水流到这里，随地而得名，不是其他水从外面流入的。汉代孔安国说：“别流在荆州。”根据孔安国的意思，那么是将沧浪作为另一条水，而其他说法也认为汉水出自荆山，向东南流去成为沧浪之水，因为靠近楚国都城，所以孺子的歌谣就说：“沧浪之水清啊，可以洗涤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啊，可以洗涤我的双脚。”而郦道元认为不是这样，说：“《禹贡》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去成为汉水，又向东流去成为沧浪之水，不说‘经过’而说‘成为’，明确说明不是其他水。大概汉水从下游有沧浪的通称罢了。”缠绕鄢、郢，地连纪、徐，都是楚国都城。渔父歌唱它，不违背水的地域，考证各种传记，应当以《尚书》为正。郦道元这种说法很好。张衡《南都赋》说：“流沧浪作为护城河，廓方城作为城墙。”李善注引用屈原所说的“汉水作为池，方城作为城”，那么沧浪就是汉水。大概汉水流到楚地，那么它的名字就是沧浪之水。

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

三澨，是水名。《水经》认为在江陵卭县的北边，颜师古认为在江夏竟陵县，不知道哪个是对的。说“经过”，三澨的水分流别派，到这里才开始汇入汉水。《左传》说：吴国和楚国夹汉水对峙，楚国于是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山到大别山，那么大别山是靠近汉水旁边的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说：大别，是汉水东边的山名，在安丰县南边；而杜预解释地名说：两个别山靠近汉水，没有理由在安丰县南边。郦道元说：查考地志，汉水向东流，冲击大别山的山坡而流入长江，那么与《尚书》杜预的说法相符，只是现在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了。大概汉水既然向东流去成为沧浪之水了，于是经过三澨水汇入的地方，于是冲击大别山而与长江汇合。

向南流入长江东面，汇聚成彭蠡泽，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

汉水向东流到大别山，于是冲击大别山，向南回转流入长江。大概长江在汉水的南边。汉水将要与长江汇合，必定折向南，既然向南又向东，以汇聚在彭蠡泽。汇，是回旋的意思。长江和汉水的水在这里相合，而水流逐渐变大，于是向东流去彭蠡大泽。水既然汇聚在彭蠡，就有所回旋曲折，不至于泛滥汹涌以冲击下游的势头，所以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大概先让它汇聚，而后让它归流。长江和汉水汇聚在彭蠡，也就像黄河分流为九条一样。大概大禹治水到了下游的地方，就不立刻决口让它流入大海，必定先削弱它迅疾汹涌的势头，让水有所游荡宛转，然后安流顺道前往它的归宿，所以黄河分为九条，然后同为逆河。长江和汉水汇聚为彭蠡，然后分为三江。有的先分开后汇合，有的先汇合后分开，其用意是一样的。

岷山疏导长江，向东别出为沱水。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边，一名渎山，一名汶阜山，在边远地区，是长江的发源地。《益州记》说：

译长江的源头发源于羊膊岭，向下沿着崖壁分散流淌，大小支流有上百条，几乎还没有达到可以浮舟的程度。”向东南流去一百多里到达白马岭，然后经过天彭关。从这里以上水流微弱，这就是所谓的源头初起、仅能浮杯的状态。从天彭关经过氐道县以北，水流才开始变大。大概长江的源头在蜀地，也就是岷山，所以这里说岷山引导长江。长江流出后称为沱，沱是长江的支流。《水经》说：“小隐水的源头从颍水流出。”而郦道元说：“《尔雅》称颍为河。”郭璞说：“这都是大水溢出后另形成小水的名称。”这也就像长江分出支流称为沱一样。《汉书·地理志》说：“南郡支江县，江沱在西边，这是荆州的沱。”蜀郡郫县江沱在西边，这是梁州的沱。大概凡是长江溢出后另形成支流的，都称为沱，所以梁州和荆州都有沱。这里说“向东分出支流为沱”，紧接在“岷山引导长江”之后，那么这就是长江刚流出时形成的支流。推测它指的是梁州的沱。

译又向东流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

江水分流成为沱水，其主流则向东流到澧水。汉代孔安国说，澧是水名。查考《水经》说，澧水发源于武陵郡充县，向西流到长沙郡下隽县西北，注入长江。《楚辞》说：“在澧水边洗涤我的佩饰。”颜师古也说澧水在荆州境内，那么将澧视为水名，并非没有依据。然而郑玄认为，这段经文从疏导弱水以下，凡是说“过”或“防”的都是水名，说“至于”的或是山或是泽，都不是水名。如今长沙郡有澧陵县，难道是以“陵”来命名县吗？郑玄这话似乎也有道理。所以曾氏说：“澧，郑玄认为是澧陵，如今江水不到达澧陵，所以前代儒者对此有疑问。”他们都认为澧是水名。《春秋》中的豫章在江南汉水与淮河之间，汉代的浔阳、江夏在江北，后世都在江南，怎么知道大禹时代澧陵不是江水所到达的地方呢？从曾氏这个说法来看，就知道郑玄认为澧陵是地名，符合经文原意。然而经文说：“疏导弱水到达合黎，余波流入流沙。”那么合黎一定有接纳水的地方，而郑玄因为经文说“至于”，就把合黎当作山名。如果把合黎当作山名，那么怎么能承受弱水流入的态势，而让余波溢出到流沙呢？这又令人怀疑，应当存疑不论。九江就是荆州所说的“九江孔殷”。这九江发源于山泽，分支别派，流入长江，而长江则经过它。至于东陵，《水经》说：“东陵在庐江郡金菌县西北。”大概是因为庐江郡有东陵乡的缘故。长江既然经过九江，又到达东陵。长江从岷山流出，经历蜀、汉、巴峡几个州，然后到达澧水。如今经文所叙述的，只说：“岷山疏导长江，向东分流为沱，接着就说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大概这篇所记载的，只涉及治水施功的地方，就像疏导黑水到达三危，就说“到达南海”；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就说“到达龙门”，起初并不计算地方的远近。

向东斜流，向北汇聚成汇，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

“迆”，是斜出的意思。长江、汉水两条河，都从西边流来，它们汇合的地方，水势斜靡而相连属。所以汉水从发源地嶓冢山开始，都向东流，等到它将要与长江汇合时，稍微转向南流。长江从发源地岷山开始，都向东流，等到它将要与汉水汇合时，则稍微转向北流。大概长江在汉水之南，汉水在长江之北，汉水稍向南，长江稍向北，那么水势就相连属，所以在彭蠡泽汇聚后又向东流。“汇”，是彭蠡泽。不说汇聚在彭蠡，大概是因为上面说“东汇”，泽就是彭蠡，并且显示它与汉水共同注入这个泽。汉代孔安国把“东迆”作为一句，把“北”字归属于下文，说是“北防于汇”，所以他的解释说这是迆溢。向东溢出分流，都共同向北汇聚成为彭蠡。郑玄又把“东迆者”当作南江。既然把“迆”当作溢出，又把向东溢出当作分流，辗转训释，使得文意不相连贯，不符合经文原意。根据经文说“北江、中江”，是从彭蠡向东分为两条江。郑玄把“东迆”当作南江，那么从东陵以下就已经分为三条江了。这个说法仍然不合。长江、汉水既然在彭蠡汇合了，然后从彭蠡分出成为北江、中江流入大海。这里说“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而上文“疏导漾水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有北江、中江，那么必定有南江了。就是扬州所说的“三江既入”。汉代孔安国说：“从彭蠡分长江为三条流入震泽，于是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大概扬州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前代儒者意思认为三江流入震泽，然后从震泽流入大海，所以有这个说法。根据这篇在九州之下记载各州治水的曲折，而在导山导水的次序中则更叙述其源流首尾的相互照应，不曾不互相顾盼而成文。比如雍州的泾水属于渭水右岸，漆水、沮水既随从沣水一同，而在疏导渭水时就说“向东汇聚于沣水”，又“向东汇聚于泾水”，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其文辞不曾不互相顾盼。假如长江从彭蠡果然分为三条流入震泽，又从震泽分为三条流入大海，那么经文所记载的必定与“震泽底定”的文辞相接，而把“底定”列在长江之后。如今经文所记载的完全不涉及震泽，那么震泽不是长江所流入的地方，是明显的了。这应当采纳苏氏的说法，两孔妄自合并经传，没有考据，不可采纳。唐代孔颖达论述三江，则依据《汉书·地理志》认为南江从会稽郡吴县南向东流入大海。中江从丹阳郡芜湖县西，向东到会稽郡阳羡县东，流入大海；北江从会稽郡毗陵县北，向东流入大海。然而水流下流转徙不常，所以水势不足以作为可信的考证。班固所记载的，是汉代三江如此，不知道大禹时代三江果真是否如此？其是非大概不可知了。如今的长江从彭蠡向东，没有别派，由秣陵、京口流入大海，不再有三江了。这大概是后代变更移易，随时代不同，不可以执定为一定的论断。而苏氏却把古代彭蠡以东合为一江的，指认为现在的三江；至于数目不合，又从而作出模糊分别的说法。这大概

译不了解时势的变化，是那种胶柱调瑟的僵化言论。

译疏导沇水，向东流去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泛滥出来形成荥泽。

曾氏说：“静止的水叫漾，流动的水叫汉；静止的水叫沇，流动的水叫济。从水发源的地方来说，就称为漾、称为沇，所以疏导它时，一定要指明水发源的地方，因此连着说它所属的河流的统称。因为这两条水从漾、沇发源，等到已经流出，就称为汉、称为济，直到流入长江、黄河、大海，都承受汉、济的名称，而漾与沇只能用来命名它们刚发源时的水罢了。”沇水，《山海经》把它叫做聮水，郭璞说就是沇水。《汉书·地理志》写作“从水”，“充”字，颜师古注音说：“弋脔反”，这也是指沇水。《水经》说：“俗称为衍，就是这个沇水。”沇水发源的地方，说法不同。《汉书·地理志》说：“沇水发源于河东垣曲县的王屋山。”孔颖达说：“泉水源头叫沇，流出去叫济。水在温县西北部的叫济水，或许是这样。”沇水从温县向东南流，经过坟城西南，又在巩县南北流入黄河。济水与黄河汇合，水流逐渐变大，于是到荥阳县北边泛滥形成荥泽，在敖仓的东南面。虽然泛滥形成荥泽，但荥泽容纳不下它，于是决口向东流去。

向东流出陶丘，向北又向东到达菏水，又向东北在汶水处受阻，又向北向东流入大海。

《尔雅》说：山重叠而成叫陶丘。陶丘虽然是山重叠而成的，但必须有特定的指称，不是泛指所有山重叠而成的都叫陶丘。《水经》说：在济阴定陶。既然从陶丘北边流出，又向东到达菏水。菏就是菏泽。《说文解字》认为在山阳胡陵县，《水经》认为在济阴定陶县，这两种说法不同。但是山阳、济阴两郡相距很远，大概这个泽跨越在两县之间吧。从菏泽又向东北折到东平寿张县，与汶水汇合，然后向北折向东流入大海。汶水有两条，《淮南子》说：从朱虚弗其山流出的，所谓东汶。这条汶水大概是在泰山莱芜县到东平寿张县西南安民亭流入济水的那条。济水的流势既与黄河汇合流了十几里，混合成为一体了，却能自己分开泛滥形成荥泽，直到陶丘北边，众儒对此有疑问。唐代孔颖达则认为济水既已流入黄河，与黄河混杂，而知道截断黄河渡过的，是因为黄河水浊济水清，向南流出还清，所以可以知道。而苏氏则认为长江汉水汇合成为彭蠡泽，向东为北江，中江汇合为一种说法。他的说法认为长江汉水的水在彭蠡受阻，从秣陵京口流入大海，不再分三条了。而《禹贡》还有三江的名称，叫北江、叫中江的，是因为味道不同。大概这三种水的性质不相混合，江虽然汇合但水味不同，所以到现在还有三沴的说法，古今相传。唐代陆羽懂得水味，三沴相杂而不能欺骗，不可诬蔑。我用《禹贡》的书来考证，如同符合符契。禹叙述汉水说：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泽成为彭蠡，向东为北江，流入大海。汉水既已汇入长江，而且向东汇为彭蠡了，怎么能自己分开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呢？知道是因为味道不同。禹叙述江水说：岷山疏导江水，向东分开为沱水，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迂回向北受阻成为汇水，向东为中江，流入大海。汉水既已与长江汇合，而且汇于彭蠡了，怎么能自己分开成为中江流入大海呢？知道是因为味道不同。济水流入黄河，泛滥形成荥泽，禹不因为味道不同，怎么知道荥泽的是济水呢？曾氏的说法也是这样。这两种说法，一种说辨别清浊，一种说区别水味，都不是确切的论断。济水清而黄河浊，济水少而黄河多，用清而少的去阻挡浊而多的，没几步清的就都变成浊的了。既已汇流几千里，怎么能自己分开清的泛滥形成荥泽呢？古人大概有懂得水味的。如说淄水渑水汇合，易牙知道。又所谓唐代陆羽懂得水味，三沴相杂而不能欺骗。这所谓懂得水味的，只知道它们汇合后的味道罢了。淄水的味道是这样，渑水的味道是那样。淄水渑水汇合则味道又是这样，三沴也是这样。他们所知道的，只知道它们是淄水渑水汇合罢了。假如使淄水渑水既已汇合在一个容器中，假如使它们在这个容器之中，分开一半作为淄水，分开一半作为渑水，那么即使是易牙、陆羽也有所不能。怎么能因为味道自己分开流出呢？分水既已汇合，则味道汇合，怎么能再因为味道不同而分开流出呢？由此知道这两种说法虽然有清浊味道不同的区别，它们的错误是一样的。所以郑樵说：山过山则分开，水过水则汇合。天地之间，哪有山过山水过水的道理？这说法是对的。但是郑樵的议论又认为经文所载有脱误，他的说法认为疏导汉水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经文只到这里为止。向东汇泽成为彭蠡，向东为北江流入大海，都是脱落的文字。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经文也只到这里为止。与黄河以北的沇水也叫济水，与黄河以南的济水相混杂，所以知道溢为荥以上应当有疏导沇水一二句，后世传

译前人的说法有失偏颇。儒者对于经典，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存疑不论是可以的。因为先前儒者的讲解不够完备，就用自己的意思增减经文以迎合自己的说法，这与穿凿附会的学问有什么差别呢？据我所见，这段文字原本非常明白，各位儒者的说法都是过度求索的结果。《禹贡》这本书是为了治理水患而作的，那么它所记载的只是当时治理水患的实际事迹罢了，不能用地理书所记载的水道曲折来类比它。汉水在末端流入长江，本来没有北江这条水道。大禹既然疏导汉水流入长江，长江与汉水汇合，水流逐渐变大，汇聚在彭泽，那么长江原有的河道不足以容纳这些水，所以为之疏导出北江以流入大海。荥阳以东本来没有黄河与济水的水道。大禹既然疏导济水流入黄河，黄河与济水相合，水流也逐渐变大，如果都决口于黄河原有的河道，那么必然会有泛滥的祸患。大禹于是为之，从荥泽决口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以流入大海，这也是为了分流削弱水势，而济水溢出成为荥泽。黄河与济水混杂了，不再是单纯的济水了。正因为这本书是为治水而作，所以它所记载的是这样的。假如这本书是为地理而作，那么北江的水应当归属于长江，不应当归属于汉水了。荥阳以东应当归属于黄河，不应当归属于济水了。后世荥泽枯竭，水不再灌注在这里罢了。而水从荥阳流出，注入巨野泽。世俗相传认为是济水，其实它与黄河的水流混杂了，不再是出自沇水的合流了。

译疏导淮水，从桐柏山开始，向东在泗水、沂水处设防，向东流入大海。

淮水发源于南阳郡平氏县的东南胎簪山，向东北流经桐柏山。胎簪山大概是桐柏山旁边的小山。淮水虽然发源于胎簪山，但大禹疏导淮水实际上是从桐柏山开始的，所以说“疏导淮水从桐柏山开始”。从桐柏山向东，就在泗水、沂水处设防。既在泗水、沂水处设防，然后才流入大海。沂水发源于泰山郡盖县，向南流到下邳汇入泗水。泗水发源于济阴郡乘氏县，流到临淮郡睢陵县汇入淮水。大概沂水先汇入泗水，然后泗水汇入淮水，而经文却一并说在泗水、沂水处设防，唐代的孔颖达说：“因为沂水汇入泗水的地方距离淮水已经很近了，所以连在一起说。”淮水汇入泗水的大概在广陵郡淮浦县。

疏导渭水，从鸟鼠山开始，向东与沣水汇合。再向东，在泾水处设防。再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

渭水发源于陇西郡首阳县渭首亭南面的山谷，然后流经鸟鼠山。鸟鼠山也在陇西郡首阳县。《尔雅》说：“那里的鸟叫鵌，那里的鼠叫鼵。”它们共处一个洞穴，所以山以此命名。渭水虽然发源于南谷，但大禹疏导渭水，只是从鸟鼠山开始，所以说“疏导渭水从鸟鼠山开始”。向东则与沣水汇合，就是上文所说的“沣水汇合”的意思。再向东则在泾水处设防，就是上文所说的“漆水、沮水顺从”的意思。既经过漆水、沮水，然后才流入黄河。流入黄河的地方大概在京兆尹北船司空县。

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向东北在涧水、瀍水处设防，再向东在伊水处设防，再向东北流入黄河。

《汉书·地理志》说：洛水发源于冢岭山，《山海经》说发源于上洛山，《水经》说发源于讙举山，三种说法不同。然而经文中没有记载，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总之，都是水源发源于其他山，从熊耳山流过的。大禹治理洛水，只是从熊耳山开始，所以说“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既从熊耳山流过，于是向东北在涧水、瀍水处设防，再向东在伊水处设防。大概这三条水与熊耳山汇合，然后才流入黄河，就是豫州所说的“伊水、洛水、瀍水、涧水都流入黄河”的意思。这三条水的发源地，各种说法都不相同，经文中没有记载，难以考证确信。而它们汇入洛水的地点，汉代的孔安国说：“涧水、瀍水在河南城南汇合。”大概这两条水既在这里汇合，然后才流入洛水。伊水汇入洛水，在洛阳城南。《水经》说：伊水发源于南阳县西面的荀渠山，向东经过郭洛山，又向东北经过陆浑南面，又经过新城南面，又向东北经过伊阙中间，于是从洛阳流入黄河。伊阙，是大禹疏通以通水的，两座山相对，望去像门阙一样。现在水流经过其间，向北流入黄河。陆机说：“洛水有四个门阙，这就是它的含义。”大概历代地理书论述大禹遗迹的，凡是水流在两山之间，就都说水流在这里，山横在前面，大禹开凿而贯通它，所以说“开凿龙门，开辟伊阙，劈开析城山和底柱山，打破碣石山”，凡是这样的说法，都是过于夸张的言论。大禹治水，确实使用了九州的人民，如果山横在前面，开凿而贯通它，那么工程的劳役就太大了，哪里是九州人民的力量所能承受的呢？既然不是人民力量所能承受的，而大禹驱使人们前进，那就太残暴了。解说者也知道这说不通，所以有巨灵神劈开石头的说法，这是世俗的看法，认为大禹的神智，一定有超越世俗的技能，不能用常理来推论。却不知道圣人也是人，所做的事，无不基于人情，如果不基于人情，那么圣人一定不做。所以“开辟伊阙”是说大禹开辟而扩大它，可以说是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但不能说他是毁坏天地自然的本性。伊水、瀍水、涧水三条水汇入洛水，然后洛水流入黄河，它们汇入洛水的地点大概在巩县东面。《禹贡》在九州之下各自叙述各州治水的曲折，而在“疏导山、疏导水”的次序中，又叙述其源流首尾的详细情况，郑樵说：《禹贡》这本书，知道山的盘踞和水的出入，有的不止一个州一个县，所以先叙述九州，然后另外列出山川总序在后面。班固以来作史的人没有章法，于是将山水与古迹都隶属于州县之下，而且小山短水，不出一个州一个县的，就在州县之下叙述，本来没有害处。如果是大山所跨越，大水所经过，何止一个州一个县？班固在州县下列出它们，可以说没有章法。郑樵这话很好。曾经考证《汉书·地理志》，它叙述汉水就说：“嶓冢山西面，汉水发源，向南流入广汉，白水又向东南到江州流入长江，经过四个郡，行程二千七百六十里。”它叙述江水就说：“岷山是江水发源的地方，向东南到江都流入大海，经过七个郡，行程二千六百六十里。”这里所记载的，只知道汉水经过四个郡，江水经过七个郡而已，哪里知道它们经过的是哪些郡呢？又哪里知道它们经过的郡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知道这些，就知道《禹贡》既在九州之下叙述治水的曲折，而在疏导山、疏导水的次序中，又叙述其源流的详细情况，它所记载的，实在是万代地理家的成法。不仅这样，它所记载的山川排列，也都有章法在其中。曾氏说：“嶓冢，是漾水的源头；岷山，是江水的源头。有了这座山，然后水从这里流出，所以先说山。”黄河发源于昆仑墟，然后到达积石山；淮水发源于胎簪山，然后到达桐柏山；渭水发源于南谷，然后到达鸟鼠山；

译洛水发源于冢岭山，然后流到熊耳山。积石山、桐柏山、熊耳山，都是它的源头。大概是因为先有这条水，然后才流到这座山，所以先说山。黄河经过洛水入河口，经过降水，汉水经过三澨，长江经过九江，渭水经过漆水和沮水，都是大水接纳小水，所以称为“过”。长江在汇水处设防，济水在汝水处设防，淮水在泗水和沂水处设防，渭水在沣水处设防，在泾水处设防，洛水在涧水和瀍水处设防，在伊水处设防。大概是因为两条水势相当，所以不曾说“防”；济水、淮水、洛水所防的水较小，九条河流汇合的地方，水势都可能相当，所以不曾说“过”。观察曾氏的这种说法，就知道《禹贡》叙述山川地理的曲折变化，确实是把其中的道理详尽地表达出来了。

译尚书全解卷十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十一

宋 林之奇 撰

禹贡 夏书

九州攸同

《周礼》职方氏辨别九州的邦国，使它们贯通利益。大概必须先在开始时加以辨别，然后才能在最终达到统一。如果没有办法去辨别，也就无从使之统一。《禹贡》所记载的，冀州既已记载壶口以下，依次叙述九州的疆界，治水的曲折，以及田赋贡品所收入的多少，所输送的远近。那些用来辨别的方法，详尽无遗了。从“九州攸同”以下，又是用来使之统一的。大概有了辨别，那么广谷大川，制度不同，民生其间，习俗不同，五味调和不同，器械制度不同，衣服适宜不同，各自得到其所处而不相杂乱。所以有了统一，那么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各自归于其所应归之处，而看不出它们的差异。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大要。所以序言说“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这大概是在开始时总结治水制贡的意思。这里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防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这又是在结束时总结治水制贡本末的意思。序言说“别”，这里说“同”，虽然所说角度不同，实际上是先辨别而后统一。

四隩既宅

孔氏说：“四方之宅皆可居。”唐孔氏认为室隅为隩，隩是内。人建造房屋居住，到了其内部，于是用隩来代表宅。查《尔雅》说：“室西南隅之奥。”以隩为室隅，应当读作奥，不能读作隩了。隩既然是室隅了，而又说“既宅”，那么其文辞也显得重复。查《诗·淇澳》音于六切，王氏说：“隩，隈也。”孙大夫说：“隈，水曲中也。”又说：“崖内为隩。”李廵说：“崖内近水为隩。”那么《淇澳》者，是淇水的隈曲处。此隩应当与《淇澳》相同，大概当洪水为患时，崖内近水的百姓还不能安居。等到怀襄之难平息，水由地中行，然后四方百姓居住在崖内水曲的都得以安居，在水涯的也得以安居，那么居住在平原旷野的就可以知道了。

九山刋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

九山刋旅，是说九州名山都砍伐树木开通道路而进行旅祭了。九川涤源，是说九州的河流都已涤除泉源而没有壅塞了。九泽既陂，是说九州的沼泽都已修筑堤防，没有泛溢了。所谓九山、九川、九泽，都是泛指九州的山水泽而言。对于山说刋旅，对于川说涤源，对于泽说既陂，各自陈述其所施功绩的实际。唐孔氏说：“上文各州有提到山川泽的，都是举大纲而言，所说未尽，所以在这里再次总结而言。”这个说法是对的。太史公有导九山九川的文字，解说者因此就认为所刋旅的是自岍及岐至于敷浅源的九山，所涤源的是自弱水至于洛的九川。既然以岍岐以下为九山，弱水以下为九川，于是就以雷夏、大野、彭蠡、云梦、荥波、菏、孟猪为九泽。太史公虽然没有九泽的明文，往往其意思也将以此作为九泽。这都是牵强附会，不是经文的本来意思。施博士虽然有恰好相合的数字，然而求其意则没有必然可信的道理。那么九山、九川、九泽都是以九州而言了。这个说法是对的。

四海防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

这又是重述其制贡之事。洪水泛滥于天下，四方道路都断绝而不通。等到禹治理九州的功绩完成，每州的末尾都记载其通达于黄河的道路。如江不通淮，就说防于江海达于淮泗；沱潜汉不通洛，就说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陆运，都以通达黄河为终点。到了这里，那么北自碣石，西自西倾，南东尽海之地，都有通达帝都的道路。这是四海之所以防同的原因。六府孔修，就是《大禹谟》所说的“水火金木土谷惟修”。孔修，是很修的意思。四海防同，那么就有输送贡赋的道路了；六府孔修，那么就有输送贡赋的物品了。于是接着说“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汉孔氏说：“交，俱也。众土俱得其正，谓壤坟垆所慎者货财贡赋，言取之有节，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较三品，成九州之赋。”根据孔氏的意思，大概认为“中邦”者，是指九州而言。由孔氏为此说，诸儒因之，于是都以中邦为诸夏，认为土贡及于四夷，而田赋则止于中夏而已。苏氏、王氏、张谏议之说皆如此。然而以中邦为九州，则与上文“四海防同”文势不相贯，又不足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