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二十九

译说：我引导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爱护土地上的物产，使内心善良，听从祖先常道的训诫，无论大小德行，年轻人都要专一。爱护土地，继承你们的辅佐之职，专心种植黍稷，奔走侍奉你们的父兄，牵车赶牛去远方经商，用以孝敬供养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父母会感到欣慰，从丰盛洁净的饮食中拿出酒来享用。众多的士人和官吏，以及众多的长官和君子，你们要常规地听从我的教导。你们若能大力恭敬地侍奉老人，他们就是你们的君主，你们才能饮食充足、酒醉饭饱。不仅如此，你们若能长久地观察反省，作为考察中正德行的依据，你们才能恭敬地进献祭品，你们才能自求安逸。这才确实是辅佐君王处理政务的臣子，这也正是上天顺从的大德，永远不废弃在王家。

译说周文王开始拥有国家，地处西土。周自后稷开始被封于邰地，公刘迁居到邠地，太王迁居到岐山，那么他们在西土建国的历史已经很久了。而认为“肇国在西土”的，汉代孔安国说：“西土是岐周的政治中心”，他的意思是说文王治理岐山，后来迁到丰邑，所以把肇国理解为岐周的政治。而薛氏的说法尤其明白，他说：“文王自太王、王季拥有西土的国家，于是这样告诫臣民。”庶邦，指诸侯；庶士，指众士；少正，指官员的副职。正是一官之长，少正就是他的副手。《周官》说：“建立长官，设立副职，设置考核，陈列殷众，安置辅佐。”这里说的庶士，就是《周官》所说的殷众；这里说的少正，就是《周官》所说的副职。御事，泛指所有处理政务的臣子。说文王刚开始拥有国家，就告诫诸侯、众士，直到官员的副职以及所有处理政务的臣子，早晚之间常常谆谆告诫说：“只有祭祀时才可以喝这种酒。”诰毖，就是告诫他们使其警戒谨慎而不疏漏。文王本是诸侯，庶士以下都是他在朝廷的臣子，告诫他们是应该的，但也涉及到庶邦，唐代孔颖达认为文王身为西伯，又拥有三分之二的诸侯，所以能够告诫各国。这个说法是对的。文王之所以早晚之间谆谆告诫，除了祭祀不可以饮酒，大概是因为上天降下命令给我，最初让人造酒，只是为了大祭祀的缘故。如果不是大祭祀而使用它，那就不是上天降下命令的本意了。唐代孔颖达说：“《世本》说：仪狄造酒，是夏禹的臣子；又说杜康造酒，那么这是人根据自己的心意所做的事。”说天下教命的是天，不是人不依靠人，造酒的人也是天所驱使，所以凡是创立事物都必须本源于天。这个说法是对的。大概天以此命令人，人则斟酌并裁成它，所以先王设立酒正这个官职，掌管酒的政令，以法式授予造酒的原料，以辨别五齐、三酒的名称，在祭祀时供应，以充实八尊，这都是为了奉行上天的命令罢了。当仲冬之月，百谷顺利成熟，就命令大酋：“秫稻必须齐备，麴糵必须适时，浸泡和加热必须洁净，水泉必须香甜，陶器必须精良，火候必须得当，兼用这六种物品。”大酋监督，不要有差错。他们顺应时令以致其谨慎，难道是为了口腹之欲吗？实在是因为要在幽深之处与神明交往，所以内心竭尽诚意，外在竭尽物产，没有不极其谨慎的地方。只有上天降下命令，最初让人造酒醴以供奉祭祀，如果能专心致意，在于报答根本、回归初始，而不用来供奉口腹之欲，那么神明会听到，赐给你百福。如果沉溺于酒而荒乱，把用来侍奉鬼神的酒，变成一己的供奉，那么上天就会降下威严来惩罚他。作为百姓以至于大乱，丧失其德行，放纵邪僻，无所不为，没有不是因为酒而行的。作为诸侯而拥有邦国，无论大小，都导致灭亡，断绝宗庙祭祀，没有不是因为酒而获罪的。以酒为行，是说嗜好酒而以此为所行之事。作为百姓以至于丧失德行，作为君主以至于丧失邦国，没有不由于酒的，那么从庶邦到御事，能不谨慎吗！酒是人为制造的，却说是上天降下的命令，百姓因酒而丧失德行，君主因酒而丧失邦国，都是他们自己作的孽。却说是上天降下威严，大概古人在事情成败上，没有不归因于天的，大概认为不是人力所能导致的。说天降命令，也就像说天降丧乱，天降滔德一样。大概昊天明亮，照耀你外出；昊天明亮，照耀你游荡。天虽然高高在上，而人的起居动作，没有不与之相伴的，那么人的所作所为，哪不是天所做的呢！只有酒的祸害，达到如此极端，所以文王告诫小子，有官长和有事的人，不要常饮酒。小子，是百姓的子孙。有正，是有官长来治理；有事，是各有其事。陈少南说：有官长就不敢饮酒，有事就不敢饮酒，这样就没有常饮酒的人了。这个说法是对的。孔子说：整天吃饱饭，不用心思考，难啊！不是有博奕吗？做这些也比不用心好。大概让百姓整天不用心，那么邪僻之心就会进入。所以博奕虽然是低贱的技艺，也比不用心好。因此想要让他们不沉溺于酒，不让人各有其事是不行的。然而百姓不能都趋向事务而勤奋，又在于有官长来督促。这是文王告诫教导百姓的方法。有事，就是下文所说的种植黍稷、远行经商等。无常酒，不是不饮酒，大概是不应当在饮酒的时候饮酒。所以对于庶邦的饮酒者，只有因祭祀赐胙而已。因祭祀赐胙而饮酒，那么所饮的酒就不成为常事了。即使是应当饮酒，如果饮醉了，就和不当饮酒而饮的人，其酣饮的恶行是一样的。所以只有以德行来引导，怎么会醉而乱呢！《诗经》说：未醉的时候，威仪严谨；既醉之后，威仪散漫。未醉之初，与既醉之后，其威仪在身，如同两个人所为，那么怎么能不以德行来引导呢！所以在于使百姓遵循其小子父亲的告诫，其子兄长的告诫，其弟弟的告诫。只有天地所生的万物，没有不爱的，那么

译他的心是善良的。汉文帝的诏书说：“丈量田地并没有减少，而统计人口也没有增加，按人口来分配土地，比起古代似乎还有剩余，可是粮食却非常不足，这难道不是因为酿酒浪费谷物的人太多了吗？如果耗费五谷来满足纵酒贪杯的欲望，那就是不珍惜土地上的物产了。大乱败坏德行，正是由此引起的，心怎么能变得善良呢？”如果有爱惜物产的心，就不会被外物所诱惑，从而丧失自己的天性，这就是心之所以善良的原因。百姓应当以此来引导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不因为酒的原因，自暴自弃自己的身体，进而连累他们的亲人。作为晚辈的，应当以祖先的心为心，聪明地听从那些常道的训诫，明白地理解并信服它，那么无论是小德还是大德，都完全一致了。他在没有喝醉的时候，他的威仪是这样；喝醉之后，他的威仪却是那样，那么他的德行就不专一了。所以不违背常道饮酒的人，他的德行没有不专一的。所谓“越小大德”，是说他的德行没有不专一的。从这以上，已经说了文王住在西土，对外面的诸侯国，对内部的晚辈，都谆谆告诫教导他们，唯恐他们流于淫乱的行为。从这以下，则是让康叔遵循文王的旧制，来率领他的臣民。说你们卫地的百姓，应当竭尽你们的力量，相继不断，来成就这种纯一的德行，播种黍稷，奔走服役，来侍奉你们的父兄。等到田里的农事完毕，就在农闲的时候，开始赶着车牛远行经商，用赚得的盈余来孝顺供养父母。他们住在乡里，就竭力耕耘；他们在道路上，就尽心从事贸易，这都是为了他们的亲人。所以他们的父母没有不称赞这种善行的，于是自己洗涤洁净，厚实地准备酒来使用。《周官》用九种职事来任用万民：一是三种农业产生九种谷物，六是商贾充实流通财物。现在这里既种植黍稷，又远行经商，那么这些百姓就没有保留力气了。上天赋予百姓酒，大概是让他们用来奉祀祖先而表达孝心罢了。现在用酒来供养父母，这也是孝道。看《七月》这首诗，既说了他们终年勤劳，有举起耒耜下地耕作的勤勉，那么就说他们中间闲暇逸乐，用来尽孝道的事情，说：“酿制这春酒，用来祈求长寿。”大概古人用来敦厚风俗，激发和顺之心的，正在于此，所以用这种方式饮酒，难道有什么过错吗？“庶士有正”，是说他们有正职来统领他们。“庶伯君子”，伯是长官，君子，是指长官中的贤者。既然说了卫地的百姓，应当尽他们作为百姓的本分，然后才可以饮酒，那么你们这些庶士有正、庶伯君子，也应当尽他们作为臣子的本分，那么用这种方式饮酒，就可以无愧了。你们应当常常听从我的教诲，藏在心里而不忘。大能增进德行，直到老迈之年，那么只有君主让你们得以饮食醉饱。大概先王养老的礼节，拿着酒爵互相敬酒，拿着酱菜馈赠，都是为了让他们醉饱。你们增进德行，难道只是为了自己一人的醉饱而已吗？卿大夫以守护宗庙为孝，士以守护祭祀为孝。所以大惟说：“你能永远自我观察反省，在仓促困顿的时候不曾暂时忘记，行动时考察中德，不曾有过失，那么你们大概就能向祖先进献祭品了。”你们是自己帮助自己而使用逸乐。这样确实就是为王处理事务的臣子，上天也会顺应你们的大德而眷顾保佑你们，永远不忘在王室了。百姓丧失德行，君主丧失国家，都是因为酒造成的祸患。所以上天降下威严，就能永远观察反省，行动时考察中德，上天怎么能不顺应他们呢？大概上天难以揣测，而祸福吉凶的报应，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不曾有毫厘的差错。怎么知道上天顺应他们呢？不忘在王室，这就是顺应他们。庶士有正、庶伯君子，都是康叔的臣子。而已经作为王处理正事的臣子，又说王室的话，也就像《北门》这首诗说“王事适我”，《鸨羽》这首诗说“王事靡盬”一样。这篇文章所说的，既然以百姓丧失德行、君主丧失国家都是酒造成的祸患，只有爱惜土物来专一德行，这是文王告诫他的臣民的原因。接着又让卫地的百姓自己洗涤洁净，厚实地准备酒来使用，他们的臣子饮食醉饱，难道只是禁止他们，而又开放他们吗？大概饮酒，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先王难道厌恶它吗？所厌恶于饮酒的，是因为没有德行来伴随它。如果让他们有德行来伴随它，耕种经商来尽孝道，永远观察反省来考察中德，那么他们饮酒，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本来就是先王所乐意看到的。况且人们也有话说：“以礼饮酒的，开始于治，结束于乱。”如果放纵饮酒而不禁止，那么谁不说“我有德行来伴随它”呢？这就是《酒诰》之所以反复叮咛，害怕他们流于淫乱而不合常道，因宴饮丧失威仪，从而陷入纣王的余习。也就像爱好财货不可以做一样。如果他们居住的人有积存的粮仓，出行的人有包裹的干粮，那么有什么嫌疑说爱好财货不可以做呢？如果他们内部没有怨恨的女子，外部没有无妻的男子，那么有什么嫌疑说爱好美色呢？大概违背人情所不想要的而强迫他们，就难以用力；顺从人情所想要做的而引导他们，就容易成功。卫国的遗民，习惯于淫乱贪杯的风化，所以用饮食醉饱自己洗涤洁净，准备酒来告诫他们。大概说你们如果能以德行来伴随它，我难道会强行禁止吗？这就是成王、周公之所以善于教导的原因。

译成王说：“康叔！我们西土的臣民，以及各国的诸侯、百官和年轻的后辈，尚能遵循文王的教诲，不沉溺于饮酒，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成王说：‘康叔！我听说这样的话：从前，殷朝的贤明先王敬畏上天，显扬小民，以德行治理国家，秉持智慧，从成汤一直到帝乙，这些贤王都敬畏并辅佐，那些执政的臣子恭敬谨慎，不敢让自己闲暇安逸，何况敢崇尚饮酒呢？至于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以及内服的百官、众尹，还有亚旅、服侍宗庙的工官，以及百姓和里正，都戒惧不敢沉湎于酒，不仅是因不敢，也是因为无暇，只为了帮助成就王的德行，显扬并辅佐君王治理百姓。我也听说这样的话：后来的嗣王放纵自己，违背天命，不显扬于民，不敬慎保全，反而轻易改变，大肆纵情于非礼的淫逸，用宴乐丧失了威仪，百姓无不怨恨，内心忧伤荒废，沉湎于酒，不仅不自我约束，反而放纵心意，疾病痛苦不能畏惧死亡，罪责在于商邑，导致殷国灭亡，没有灾祸不是因为德行馨香祭祀上达于天，而是因为百姓怨恨，众多人沉湎于酒，腥秽之气上闻于天，所以上天降下丧乱于殷，不再爱护殷，只因为逸乐，上天并非暴虐，只是百姓自己招致罪责。

先王之所以能享受上天的美命，绵延不绝，作为国家无边的福庆，难道仅仅是修养自身，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仪，而没有沉湎淫逸的过错吗？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训诰启迪，教化逐渐普及，无论内外，无论大小，无不欣然顺从。这就是治道之所以大成，而天命之所以永享的原因。我文王在西土时，对于诸侯、众士、少正和执政的臣子，就用祭祀用酒来告诫他们；对于年轻的后辈，就用非礼之酒来教导他们。这都是为了辅助他们，引导他们向善。大概因为人承受天命而生，都有自然的本性，所以陷溺良心的，只是因为随物变迁罢了。所以必须有辅助，然后才知道自我反省。这就是‘棐徂’中‘棐’的辅助之意。正如同孟子所说的辅助和翼护。徂，是往的意思。往日各国的诸侯和治事的臣子，以至百姓的后代，都指文王时代的人。从成王时代看文王，就是往日了。文王以道义辅助往日的诸侯、执政和年轻后辈，大家都能够听从他的教诲。只有祭祀时才用酒，宴饮时不厚待酒，风俗淳朴，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这就是上天眷顾周朝，让周取代殷商承受天命，拥有天下直到今天的原因。周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这件事可以说很大了。而追溯其根源，是因为善教美化辅助了各国及其臣民，不沉溺于酒。成王的意思是说，你康叔既然已经分封土地，统治殷商的遗民，想要祈求上天永命，社稷血食，子子孙孙继承，与周家始终如一，也仅仅在于此罢了。你如果能够从容潜移默化，用训导来教化臣民，深耕远贾，然后才有丰饶用酒的喜庆；遵循中德，然后才有饮食醉饱的效果。平时无事，不曾留意于酣乐的娱乐，这不仅能够大大改变旧俗，焕然一新，你也就能够承受天心，不被天命断弃，可以永远作为周的藩臣。古代的教化，在事情未发生前禁止，叫做预防。在未成年时就教育，本来就已经实行了。事情发生后再禁止，就会抵触而难以克服，即使用刑罚驱赶，也不顺从。成汤制定官刑警戒在位者说：‘三风十愆，卿士有一项在身，家必丧；邦君有一项在身，国必亡；臣下不匡正，其刑罚墨刑具训于蒙士。’穆王训夏赎刑有说：伯父、伯兄、仲叔、季弟所应知道的，也告诉幼子童孙。三代风俗之所以纯一忠厚，就是因为辅助教育和培养有这样的完备。文王教导他的百姓，有正有事，让他们不饮非礼之酒，从他们是小子的时候开始，所以即使是小子也能听从教诲。这就是深入内心而没有不信的原因。既然说了文王教导百姓的方法，你康叔应当率领实行。然而自周以前，最近的莫过于殷。贤圣之君六七次兴起，当时君臣之间，互相训告，互相教诲，以共同修明职责。君以此道率领臣，臣以此道辅助君，所以兢兢业业，惟恐有一日懈怠，成为德行的累赘，怎肯酣酒呢？只有后来的嗣王不率先遵循先王的教诲，所以家遗俗流风，善政没有留存。而文王又能告诫教导百姓，激发他们的善心，这就是导致大邦殷商天命而周代的原因。如果他们能遵循祖先的行为，不敢稍废，那么周怎么能拥有它呢？所以成王对康叔说，你是文王的儿子，现在所效法的不在文王吗？居住在纣的故都，现在所当鉴戒的不在于纣吗？纣之所以灭亡，只是因为他不能遵循先王之道罢了。所以先说殷先哲王的君臣各尽其道，而后说纣的淫逸。上篇的诰，已经让他敬循文考，而又让他去寻求殷先哲王，以保治百姓。这里说殷先哲王在文王之下，也是这个意思。迪是道的意思。殷先哲王之道，在于敬畏上天，显扬小民罢了。天有显道，吉凶善恶各以其类应，不可不敬畏。小民难保，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也不可

译百姓就一定会成为天下所归向的对象。因为已经有所畏惧了，那么他们战战兢兢的心态，就好像将要坠入深渊一样。这就是殷朝先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伊尹说：不是上天偏爱我商朝，而是上天保佑有单一德行的人；不是商朝去求取百姓，而是百姓归向有单一德行的人。上天之所以保佑，百姓之所以归向，大概是因为敬畏的效果就是这样。正因为不把天道当作遥远而可以欺骗，不把小民当作愚昧而可以忽视，并且都竭尽敬畏之心，这就是所谓“经德秉哲”的原因。“经德”，就是诚意的意思。具备经德，那么他的臣子，就像天地一样无所不承载；“秉哲”，就是光明的意思。具备秉哲，那么他的百姓，就像日月一样无所不照耀。凡此种种，都是因为敬畏上天显现的威严和小民所导致的。因为所持守的是智慧，所以能够上明于天道，下察于民情，从而防止有人不敬畏。所以以殷朝先代圣王来说，具备经德秉哲，以此敬畏上天显现的威严和小民，这本来就是殷朝先代圣王的做法。商朝拥有天下，从成汤受命直到帝乙，之所以能成就王业并继承不断绝，大概尤其在于敬畏敬重他们的辅相。君主敬畏敬重辅相，那么臣下也会敬畏君主，所以凡是治事的臣子，他们用来辅佐君主的方式，都竭尽恭敬，而不敢自求安逸，何况敢聚众饮酒呢？人们之所以聚众饮酒，只是因为安逸而没有用心罢了。现在连安逸尚且不敢，那么不敢宴饮就可想而知了。这里说的是殷朝先代圣王体恤臣下的仪容，以此率领他们使他们致力于事务和功效，而没有沉湎于酒色的过失，所以把敬畏辅相作为王业成就的原因。古代君主对待辅相，辅相拜见天子，天子为他离开座位起立，在路上为他下车，有病亲自问候，不幸去世亲自吊唁，对待他们如此优厚，这可以算是敬畏辅相吗？还不能。像唐明皇对待姚崇，每次在便殿接见，一定为他起立，离开时一定到殿前送行，这也是对待他们很优厚。然而不如唐太宗对待魏征。魏征上朝回来，上奏说：“刚才听说陛下有去关南的计划，已经准备妥当却停止了，为什么呢？”太宗说：“因为害怕你，所以停止了。”魏征曾经上疏议论得失，太宗说：“我现在听到过错的劝谏了，如果违背这些话，我该用什么脸面与你相见呢？”只有具备尊崇道德、乐于道义的心，而不敢轻举妄动、有过失以辜负臣下，这才算是敬畏辅相。既然君主敬畏辅相，并不在于仪容礼节，那么臣下以恭敬来辅佐君主，又岂在于拱手跪拜之后才算恭敬呢？王博士说：“孟子说：‘对君主提出高要求叫做恭敬。’‘厥棐有恭’，就知道是提出高要求了。”这个说法是对的。景子曾经认为孟子不肯上朝是没有表现出对王的敬意，孟子说：“齐国人没有用仁义跟大王说话的，难道是因为仁义不美好吗？他们心里想：‘这哪里值得谈论仁义呢？’这样说，那么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我如果不遵循尧舜之道，就不敢在大王面前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比我更敬重大王的。看孟子敬重大王的方式，就知道治事之臣的恭敬，本来在于此而不在于彼。然而如果我不先做到彼，怎么能做到此呢？如果我不拥有彼，怎么能卖弄此呢？君主按照礼制使用臣子，那么臣子就按照忠诚侍奉君主。君主不敬畏辅相却想要臣子恭敬，这是做不到的。只有治事的臣子想着对君主提出高要求，来竭尽恭敬，就会早晚自我约束而不顾私利，何况沉湎于酒色呢？像羲和沉湎于酒色，郑国的伯有嗜好饮酒，挖了地室夜里饮酒击钟，早晨到了还没停止，他们沉湎于酒色到了这种地步，哪里有心思对君主提出高要求呢？由此可知，以恭敬辅佐君主的，一定没有闲暇沉湎于酒色。御事，是指所有治事的臣子。王氏认为是辅相，唐代的孔颖达认为是公卿，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因为上文说敬畏辅相，下文说治事之臣，厥棐有恭，这是君臣相互报答施恩的道义，所以认为是辅相和公卿。《尚书》中称御事的地方很多，《牧誓》中说的御事，是在有邦国的君主之下，司徒之上；《大诰》中说的御事，是在庶士之下；《顾命》中说的御事，是在百尹之下。由此可知御事，大概是总称，不是指定某个人而称呼的。帝乙，是商纣王的父亲。经传中所谓帝乙，有很多可疑之处。《左传》说：“宋祖帝乙，郑祖厉王”，都是上祖。用帝乙比厉王，并且用来证明僖公不应当摄政，那么帝乙，大概是商朝的昏君。至于《易经·泰卦》六五爻辞说：“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泰卦的六五，是非常吉祥的，而用帝乙来对应，这难道是用成王敬畏辅相来说的吗？而《多方》《多士》的篇章，又都说从成汤直到帝乙，没有不明德的，以至于与成汤并称，难道说是昏君吗？往上与成汤并列为明主，往下与周幽王、周厉王并列为不肖。一定要以《尚书》《易经》的话为可信，而传记中记载的帝乙的德行，没有明确的文字。《史记》又说帝乙即位，殷朝更加衰败，这是最难折衷判断的。说从成汤直到帝乙，那么成汤传位三十一年，没有不尽敬畏辅相的诚意，来成就王业。只有帝乙去世而纣王继位，就不能遵循祖考的成法，于是导致灭亡。而苏氏特别只提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帝乙这七位君王，也是不对的。上文说“御事厥棐有恭”，已经总说了在朝治事的臣子用来对君主提出高要求的方式，来报答君上的恩情了。所以

译这又是详细陈述并逐一叙述，以表明他们无不竭尽恭敬来辅佐他们的君主。外服，指的是侯、甸、男、卫。侯、甸、男、卫在王畿之外分封土地、排列爵位，称为外服；那么在王朝之内设置官职、分配职责的，就是内服。《康诰》说：“侯、甸、男、邦、采、卫。”唐代的孔颖达说：“提到‘邦’，是表明那里的国君。”伯王氏认为这是指长官，这是正确的，大概与“庶伯君子”中的“伯”含义相同，这是外服的君主及其臣属。百僚是总称内服的臣子。庶尹以下，则是进一步区分和列举。庶尹，是众官之长，与《顾命》中的“伯”相同；亚官，是副职。宗工，是尊贵的官员；“惟服者”是说内服的百僚，从庶尹以下，都侍奉他们的大臣。那些居住在里巷的百官族姓，就是礼制中所说的退休，以及《春秋传》中所说的年老致仕。说的是远在外的诸侯，近在内的百僚，以及退居在家的臣子，没有一个人敢沉湎于酒，从而败坏他们的职责。不仅是不敢，他们早晚不懈怠，唯恐来不及，也没有空闲去饮酒。他们不敢且没有空闲的原因，只在于竭尽辅佐之力，来助成王的德行，使王明白端正人心、敬重法度的道理。想要端正人心，就不能不敬重法度；上位者不守法度，那怎么能端正人心呢？助成王的德行，使治理百姓的人敬重法度，这就是所说的“厥棐有恭”（他的辅佐有恭敬）。而追溯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敬畏辅相的缘故。敬畏辅相就会敬重法度，敬重法度之后才能端正人心，这就是他们的臣子之所以恭敬的原因。臣子的恭敬，固然有君主敬畏辅相来率领他们，然而君主之所以能敬畏辅相来率领臣子，是因为端正人心、敬重法度的道理，也依靠臣子来助成德行。而那些退居在家的臣子也不敢沉湎于酒，大概是饮食醉饱是可以的，但沉湎于酒则不可以。况且他们既然已经退居里巷，君主所依赖的询问意见，以成就福禄，以助成王的德行，正在于此。如果他们有沉湎于酒的恶行，那么他们的言论怎么能启发和开导君主呢？不敢，是因为有敬畏之心，并非没有这种心，只是因敬畏而不敢放纵罢了。至于没有空闲，那哪里会有这种心呢？即使引诱他们去做，他们也不会去做。观察这些，就可以看出商朝的臣子，无论内外大小，没有不是忠良的，在仓促困顿之时，没有不遵守法度的，互相勉励，以报答国家、爱戴君主的诚意，而唯恐有一点微小的瑕疵和累赘，使他们在君主面前感到羞愧。这难道是凭空而来的吗？纣王即位时，曾经没有思考过他的父亲创业垂统、留给他的是什么，在于敬畏辅相，却反而肆意荒淫沉湎，来带头让他的臣子效仿，那么臣子怎么能不随风倒呢？所以成王又把所听到的纣王的恶行告诉他。在今后嗣王，是说纣王继承帝乙之后。纣王自己酣饮，以放纵自己的情欲，所以万般事务得不到条理，这就是他的命令不能显明于百姓的原因，是说不能使美德显明于天下。这大概是招致怨恨的途径，而纣王却安于怨恨而不加改变。孟子所说的“安于危险而利于灾祸，乐于导致灭亡的原因，就是安于怨恨”说的就是这个。只因为安于怨恨而没有悔改之心，所以大肆放纵，在非礼的淫佚中沉沦。因为燕乐的原因，而丧失了威仪。君子的威仪容止值得观看，进退有度，以此统治百姓，百姓既畏惧又爱戴，从而效法他。丧失了威仪，百姓就没有效法的榜样，怎么能不悲痛地痛惜国家将要灭亡呢？酒池肉林，让男女裸体在其中追逐，非礼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威仪在哪里呢？百姓悲痛地痛惜国家将要灭亡，就都怨恨他了。而纣王正安于怨恨，自以为天命在己，所以他沉湎于酒，认为这是淫佚的行为，不想办法制止。他的内心疾恶狠戾，不能畏惧死亡，是说纣王被酒所驱使。世间确实有平时无事时，规矩行事，不敢稍有失误，一旦到了好勇斗狠、放荡邪僻、无所不为，断送自身甚至累及亲人而不自知的情况，没有别的，是酒造成的。何况以纣王暴虐的资质，那么他沉湎于酒色，他的内心怎么能不忿怒疾恶、狠戾，即使死亡也不畏惧呢？不畏惧死亡，那么还顾惜百姓的怨恨诽谤吗？所以只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罪人在都邑之下，以同恶相济。这些逃亡的人正亲昵于纣王，窃取爵位，以满足一时的欲望，殷国的灭亡，谁会担忧呢？罹忧，是遭受忧患的意思。《诗经》说：“逢此百罹”就是这个意思。纣王安于怨恨，而他的罪人不以灭亡为忧，君臣苟且偷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是只有德行的馨香祭祀能上达于天，而是百姓的怨恨和群臣沉湎于酒的腥气上达于天。所以天降丧乱于殷，对殷没有爱惜之意，只因为纣王安逸的缘故。是说纣王的祭祀没有德行的馨香可以上达于天，只有百姓的怨恨和他与群臣沉湎于酒的腥气上达于天听。所以天降丧乱于殷家，而没有爱惜不忍之意，只因为他的安逸。胡博士说：“馨香，是人所喜爱的；腥臊，是人所厌恶的。德行有吉有凶，其发出的气味也是如此。”《传》说：“国家将要兴盛，其君主斋戒清明、忠正精洁、惠爱和顺，他的德行足以昭示馨香，神灵享用而百姓顺从；国家将要灭亡，其君主淫佚，其政令腥臊，百姓和神灵怨恨痛苦，无所依归。”大概善恶的实质积累在这里，那么其发出的气味就有不可掩盖的。所以古代先王的祭祀，奉献牺牲来告祭，就知道民力普遍存在；奉献盛器来告祭，就知道农时没有受到妨害；奉献

译用美酒祭祀祖先，就能知道上下尊卑没有违背礼制；以此进行祭祀，那么他的德行就可以说是馨香美善了。以此上达天听，上天就会降下福佑。如今商纣不致力于弘扬美德来进献馨香，反而散发出的只有腥秽之气，这就是上天降下灾祸给殷商的原因。这种说法是好的，上天并非残暴，只是百姓自己招致罪祸。说殷商断绝祭祀，并不是上天残暴，都是商朝的百姓自己招来罪责。大概是因为纣王聚集那些不仁的人，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而百姓因无辜而向天呼号，上天怜悯百姓，不得不顺从民意，这难道是上天残暴吗？在牧野之战时，纣王死于乱军之中，而那些当时逃亡的众人都被杀戮殆尽，以至于血流成河，连木桩都能漂起来，百姓这才得以报复他。所以不说殷商而说百姓，大概是连同那些与纣王同流合污的人一起说的。胡博士说：商朝的兴起，不是上天偏私，只是上天保佑有纯一德行的人；商朝的灭亡，不是上天残暴，只是百姓自己招致罪祸。这种说法也很完备。谗鼎的铭文说：“清晨勤勉显扬德行，后世尚且懈怠，何况整天不知悔改，怎么能长久呢？”从商汤以来，敬畏敬重辅佐之臣，而他的臣子以恭敬回应，以此昭示后世。纣王却自身沉溺于饮酒来倡导这种风气，于是群臣百姓也跟着酗酒。那孙权开创基业时，不考虑为子孙留下法度，反而与群臣在钓台饮酒，一定要喝到醉倒其中才停止，他自身沉溺饮酒已经如此，那么孙皓沉溺酒色、施行暴政，也就是理所当然了。难道不是孙权有所倡导吗？成王告诫康叔，既用文王和殷商先代贤明君王谨慎戒酒的成效，反复叮咛告诫，又一定要用纣王沉溺饮酒招致祸患的例子紧随其后，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看到他们的缺点就反省自己加以改正。”文王和殷商先代贤明君王本来就是康叔的老师，而纣王也是康叔的老师。通过他们的优点来向榜样看齐，通过他们的缺点来自我反省，那么谁不是我的老师呢？这就是成王的意思。

译王说：“封，我不只是像这样多次告诫你。古人有句话说：‘人不要在水边照看自己，应当在百姓身上照看自己。’现在殷商已经丧失了它的天命，我难道可以不大大地以它为鉴戒来安抚当时的百姓吗？我只说：你要谨慎小心地对待殷商的贤臣，以及侯、甸、男、卫等诸侯，何况是大史的僚友、内史的僚友，还有贤臣和百官，何况是你那些从事美好事务、从事采择事务的臣属，何况是你的同僚圻父，以及薄违和农夫，还有保宏父，他们制定了法度，何况你严格地管制饮酒，如果有人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不要放纵，全部抓起来押送到周京，我要杀了他们。’又只有殷商那些引导诸臣和百官的人，沉溺于酒，不要杀他们，姑且只教育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明察和享祭，却不采用我的教令，只因为我一人不体恤、不清除你们的过失，这就等同于杀了他们。王说：封，你应当经常听取我的告诫，不要放任你的臣民沉溺于酒。”

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就会高明；践行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高明和光大，不在于其他，在于加以注意罢了。”成王既然广泛听闻了先世成败的事迹，从商汤到帝乙，他们警戒谨慎、恐惧，君臣互相匡正，不沉溺于酒，从而成就了那最伟大的功业，就是这样的。纣王淫乱违背常道，众人都沉溺于酒，从而自己招致罪祸，就是那样的。我难道只是务求谆谆反复地用这些来多次告诫你吗？而是要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并践行所知道的道理，以他们的善行来思考看齐，只恐怕有毫厘之差；以他们的恶行来自省，只恐怕微小的瑕疵和细小的过错不能全部去除。不只是让你效法他们的善行并鉴戒他们的不善，所以接着说：‘古人有句话说：人不要在水边照看自己，应当在百姓身上照看自己。’’这是古人有这样的话，成王引用它来告诉康叔。荀子说：‘水静止就能清楚地映照出胡须眉毛，那么水就可以用来照看形体。形体的美丑，在水边照看，固然可以看到。至于政治的纯正与瑕疵，哪里是水所能照看的呢？一定要在百姓身上照看才能看到。’世上的人只知道用水来照看，所看到的只是容颜面貌而已，有什么补益呢？却不知道在百姓身上照看，那对自己的益处就大了。所以古人告诫说：‘人不要在水边照看自己，应当在百姓身上照看自己。’这也和孟子说的：‘手指不如别人，就知道厌恶；心不如别人，却不知道厌恶。’话虽然相反但立意相同。现在殷商已经因为众人都沉溺于酒而丧失了天命，也因为这，我不可不大大地以它为鉴戒，来安抚当时的百姓。大概殷商先代圣王之所以能享有天下，是因为得到了百姓；得到百姓，没有别的，只是敬畏和辅助罢了。纣王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失去百姓没有别的，只是酣饮于酒罢了。既然应当在百姓身上照看，那么前世曾经因此得到百姓的，一定要思考如何遵循；曾经因此失去百姓的，一定要思考如何改正。我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敬畏和辅助来率领群臣，使他们同心同德，来辅佐我一人，也要效法殷商先代圣王的时代才停止。成王既然以此自勉，那么作为康叔应当怎么做呢？所以从这里以下都是告诫康叔要敬畏他的臣下，使他们尽力来报答你。《康诰》说：‘确实只有天会惩罚我，’这篇说：‘我难道可以不大大地以它为鉴戒来安抚当时的百姓吗？’这都是成王以自身作为标准，让他们观察并效仿善行。曾经考察这篇所记载的纣王的恶行作为鉴戒，大致与《诗经·荡》相似，‘确实放纵淫乱违背常道’，就是《荡》所说的‘像蝉像螗，像沸像羹’那样。不只是自己安逸享乐，就是所说的‘既违背了你的举止，不分明暗，呼号叫喊，使整夜不停’那样。他的心疾恶狠毒，不怕死，就是所说的‘在国内愤怒，蔓延到鬼方’那样。罪祸在商邑，殷国灭亡，没有灾祸，就是所说的‘曾是强横，曾是搜刮，曾是在位，曾是服役，天降怠慢的德行，你兴起这种力量，天不暴虐，只是百姓自己招致罪祸’，就是所说的‘不是上帝不时，殷商不沿用旧法’那样。既然已经记载了他们的恶行，就想把它作为鉴戒，来警戒内心，所以说：古人有句话说：‘人不要在水边照看自己，应当在百姓身上照看自己。’现在殷商已经丧失了它的天命，我难道可以不大大地以它为鉴戒来安抚当时的百姓吗？这也是《荡》诗在末章说殷商的鉴戒不远，就在夏后氏时代的意思。大概《荡》诗，借说殷商的恶行，来讽刺厉王，所以它的话与《酒诰》互为表里。文王之所以告诫、谨慎、告诫、教育他的臣民，也只是鉴于纣王的缘故。《荡》说：‘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文王既然鉴戒了，成王应当怎么做？成王既然鉴戒了，康叔应当怎么做？劼是周慎，毖是谨慎，从殷商的贤臣到宏父，你都要敬畏谨慎，而且这种敬畏谨慎不能不牢固。谨慎终局，在于开始，这就是牢固。殷商的贤臣称为贤臣，曾经在商朝任职，现在在康叔手下任职。周公用孟侯称呼康叔，那么他是诸侯之长，所以他所谨慎对待的涉及到侯、甸、男、卫。大史、内史都是官名。《周官》大史掌管国家的六典法则，内史掌管王的八柄之法，不知道卫国所设立的，其职责究竟如何？《周官》大史是下大夫二人，内史是中大夫一人，不知道卫国所设立的，其任命应当如何？说：大史的僚友，内史的僚友，苏氏认为当时这两位贤臣是封所交朋友的，是对的。大概下面总说贤臣和百官，而在上面单独举出这两个官职以‘友’系之，那么当时有这两位朋友的典制是官职。王氏认为贤臣和百官，那么有比太史、内史更尊贵的，他们是康叔所跟随的

译可知晓了。不对，献臣百宗工，是指贤臣中担任百官之长的人。上文既然已经提到殷朝的献臣，那么这里的献臣，应当是未曾仕于商朝的人，乃是周朝的臣子。宗工，即大臣，用“百”来表述，是见其人数众多。关于“服休”，先儒说：“服行美道，服采称为服事治民。”然而他们的意思是将“尔事”理解为你的自身事务，那么就知道服休、服采都是康叔在自身修养上践行的，并非指他的臣下。根据这段文势，在百宗工之下，圻父之上，不应当在中间插入康叔的自身事务，不如王氏的说法，认为这是指他的臣下，王氏说：服休是以德行为事务，服采是以政事为事务，这是正确的。然而他认为“尔事”是指人君，必定有所结交的朋友，必定有所侍奉的对象。大概德行盛大的人有不可结交的，这服采是康叔所侍奉的对象，则未必如此。既然说德行盛大的人有不可结交的，那么以德行为事务的人去侍奉他是可以的，以政事为事务，难道也去侍奉他吗？这大概是泛泛而言你所共同处事的人，有这两种情况。先儒说：圻父是司马，农父是司徒，宏父是司空，这三者虽然没有经典记载，然而只有圻父见于《诗经》。《诗经》说：“圻父，你是王的爪牙，为何将我置于忧患之中，无处安居。”圻父率领爪牙之士出战而失败，那么他是司马就可以知道了。圻父是司马，那么农父是司徒，宏父是司空，也可以凭意推测而知晓。大概古代天子有六卿，诸侯有三卿。武王在牧野之战时，那时尚未拥有天下，所以誓师时只提到司徒、司马、司空而已。《梓材》篇，也列举这三卿。只有康叔拥有三卿，所以虽然没有经典记载，应当遵从先儒的说法。司马掌管封疆甲兵，所以叫圻父；司徒掌管教导稼穑种植，所以叫农父；宏父，唐代孔氏说：以营造广大国家为父，不如王氏说：开辟土地以安置百姓。先儒将“若畴”系于圻父，说君主所顺从的同类；将“薄违”系于农父，说迫逐违背命令的人；将“若保”系于宏父，说应当顺从安抚。只有司徒陈述其所担任的职务，而另外两者则说是君主所顺从的，这不属于同一类。苏氏虽然都认为是所担任的职务，而对于“若畴”解释为何种寇敌，也牵强不通，不如王氏将“若畴”解释为你的同辈，而在其下先列举官名，然后陈述其所担任的职务。大概君主与臣子，如同股肱与元首，是一个整体相互依存，所以都是三卿，都是你的同辈。薄违，应当遵从先儒的训释，而采用王氏的含义，说司马迫逐违背命令的人。农夫若保，说司徒教导百姓稼穑以顺从安抚他们。王氏说：如同国家保护百姓，也不对。宏父定辟，说司空开辟土地安置百姓而制定其法度。你对于殷朝的贤臣，以及他们所统辖的侯、甸、男、卫等诸侯，已经稳固谨慎地对待了，何况对于你所结交的二史，结交那些贤臣中担任百官之长的人，难道可以不敬畏而谨慎对待吗？这本来也应当谨慎对待，何况对于你的同辈，位居三卿的人，难道可以不敬畏而谨慎对待吗？至于三卿，那么无论大小，无论彼此，无论内外，没有不谨慎对待的。殷朝的先代哲王以敬畏之心辅佐他们，所以他们的臣子都感化于上级，勉励自己辅佐君主，不敢沉湎于酒。你的勤勉谨慎，既然已经如此，那么从殷朝献臣直到三卿，也都将遵循正道朝向正途，朝夕不懈以承奉上级。何况你又严令禁止饮酒呢？大概勤勉谨慎地率领他们，他们本来必定不敢做出淫乱沉湎的行为。如果又严令禁止饮酒，那么他们内心将更加有所畏惧而不敢触犯。既然有率领他们的措施，又有禁止他们的法令，然而那些越礼逾禁、荒淫无度的人，不可不治理。所以如果有人告发你康叔说：“现在有聚众饮酒的人，你应当谋划方略，不要让他们逃脱，全部拘捕押解到周朝处死。”大概我们西土的邦君、执政者、年轻人，能够运用文王的教化，不沉湎于酒，那么周朝的群臣已经遵循教化了。已经遵循教化却还聚众饮酒，应当施加刑罚，所以处死他们。至于殷纣王所引导的各位臣子，他们的百官有沉湎于酒的，大概他们受纣王恶行的影响未能迅速革除，所以不依法处死他们，姑且教育他们罢了。孔子说：“不教育就处死，叫做虐；不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文王对于众士和执政者，在朝夕之间，谆谆告诫，并非没有做到。现在竟然有不遵循教化而聚众饮酒的，那么处死他们，怎么能说是虐和暴呢？殷朝的各位臣子，习染纣王的恶行，众人都沉溺于酒，如果不加以教育，那么他们沉湎于酒就是他们的本分了。一旦突然依法处死他们，不是暴虐又是什么？所以必须教育之后才可以。古代诰和告通用，《汤诰》《大诰》都是，防止诸侯而告诫他们。然而人臣进言以启迪上级，也叫诰，《仲虺作诰》就是。人臣与其同辈共同谈论，也叫诰，《微子作诰》《父师少师》就是。所以这里以聚众饮酒不可不惩罚而言于上级，也叫诰。聚众饮酒而诛杀，大概如同羲和沉湎淫乱之类。那些无故而众饮，那么奸邪犯罪的阴谋将由此产生，所以诛杀他们。〇征讨侯爵，羲和誓师的话说：“诛杀首恶，胁从者不治。”那么羲和的沉湎淫乱，大概与其党类相同，不是独自做的。这叫做聚众饮酒。下文又说只有殷朝所引导的各位臣子，那么聚众饮酒而诛杀的，

译他是周人，这是可以知道的。拥有这样的明智与享祀，就是《康诰》中所说的“享明乃服命”。意思是说，你康叔既然有了这样的明智与享祀，那么我的教化并非没有到达，而你却不采纳我的教诫。对于我一人所说的话，竟然毫不顾惜。不自我洁净其事，却犯下沉溺饮酒的过错。这样接受教化却不遵从的人，终究无法进入善道，所以也就等同于那些聚众饮酒的人而被处死。对于抢劫盗窃的坏人，没有不憎恶的；对于不孝不友的人，则怜悯他们并慎重地用典章来宽裕民众；对于聚众饮酒的人则诛杀，这是殷代引导群臣的做法。因为沉溺于酒，所以暂且加以教化。这些都是先王忠厚教化的体现，不崇尚刑罚来整齐天下。然而，既然拥有这样的明智与享祀，却仍然不采纳教诫，那就等同于被杀。既然已经慎重地用典章来宽裕他们，却仍然在民众常理中泯灭混乱，那也是不可赦免的。先儒以及王氏认为，康叔不采纳教诫，就等同于被杀；苏氏又认为，如果我不顾惜这些，就会使民众陷入死地，等同于我杀了他们，这都是不对的。你要常听我谨慎的告诫，我之所以教导你谨慎对待酒，你应当常常听从。成王告诫康叔，既告诉他文王早晚教戒臣民，逐渐浸润使人心厌足，不沉溺于酒，以享受上天的美命；又告诉他殷代先哲王戒慎恐惧，君臣相互敬畏，不沉溺于酒，以成就王天下的基业；还告诉他殷纣淫乱违背常理，众臣民因酒自取罪祸。善行可以效法，恶行可以鉴戒，所以希望他谨慎告诫群臣以率领他们，严格管制酒以禁止它。聚众饮酒就诛杀，不采纳教诫也处死，无非是让他谨慎对待酒。司民就是上文所说的从殷代献臣到宏父这些人。王氏说：“你管理民众，如果有沉溺于酒的，就用政治来整治，不要为他们辩解。”解释为无罪。苏氏说：“应当【阙】设立一个官职来察视淫湎，如果泛泛地责备群吏而不辨析其司禁，必定行不通。”他的说法迂回曲折，不如先儒说：“不要让主管民众的官吏沉溺于酒。”言辞不费解，只是不知道“辩”字的训释，使从何出。太康因酒亡国，纣因酒亡国，幽王、厉王都因酒亡国，三代的祸患都由此导致，那么酒造成的祸害真是惨烈啊。所以禹厌恶禁酒，孔子对于“不为酒困”，谦逊而不敢居功，何况不是禹、孔子的人呢？成王告诫康叔反复数百言，最终以“莫辩”结尾，乃是司民沉溺于酒。大概如果司民沉溺于酒，那么民众的忧喜必定不会挂在心上，民众不能安居乐业，那么怎么能保有国家呢？而晋朝的士大夫却把酣饮当作清高，像阮籍、刘伶、胡母辅之、毕卓这些人，他们的淫纵荒湎，无所不至。想想纣王的众臣民因酒自取罪祸，也不过如此罢了。周公、成王以此为戒，而晋人却以为清高。纣因此亡国，而晋怎么能长久存在呢？《诗经》说：“人若齐圣，饮酒温和克制。那些昏昧不知的人，一天比一天醉得更厉害。各自恭敬你们的仪态，天命不会再来。”晋朝的士大夫以至于散发盗取酒樽，他们不恭敬仪态到了这种地步，想要天命不废弃怎么可能呢？由此可知，阮籍这些人，与八王、五胡都是晋朝灭亡的原因。

译梓材。周书

梓材。成王说：“康叔，你要将殷商的百姓及其臣属的情况，通达于卿大夫等大家；将周人的臣属情况，通达于君王。君王是国家的君主。你如果始终如一地说：‘我有可以效法的表率，司徒、司马、司空、尹、旅等官员。’又说：‘我不滥杀无辜，也是效法先君敬重劳苦人民的缘故。既然效法先君敬重劳苦人民，那么对于以往犯法作乱、杀人越货的人，都要宽恕。既然也看到了先君处理事务的方式，对于伤害败坏他人的人，也要宽恕。’君王告诫监国官员治理百姓，说：‘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虐待，要尊敬孤寡之人，要爱护妇女，合情合理地宽容他们。’君王应当效法邦君以及办事的官员，他们的命令为何要引导百姓安居乐业、引导百姓心情平和？自古以来的君王都像这样监国，没有偏离正道。

这篇文献大概是在管叔、蔡叔和武庚被诛杀之后，其余党及同谋作乱的人还有存在的。成王想要让康叔包容瑕疵、含忍污垢，一切都不追究，用德行来安抚他们，不使用刑罚。篇名之所以叫“梓材”，汉代孔安国说：“告诫康叔治理政事的方法，就像梓匠加工木材一样。”这是不对的。这篇文献用来告诫康叔的比喻有三：勘察田地、建造房屋、制作梓材。如果篇名的意义取自于此，就不应该舍弃其中两个而只取一个。《史记·卫世家》说：“作《梓材》，以示君子可以效法的准则，所以用‘梓材’来命名。”虽然它用“梓材”作比喻的意思与孔安国不同，但认为篇名意义取自“梓材”，这是第一个错误。唐代孔颖达沿袭汉代孔安国的说法说：“虽然三者都是比喻，田地在外面，房屋总括于家，都不是指具体的器物，所以取梓材来代表功绩。”这大概是为了替前儒解释纷争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尚书》的篇名就不应该破碎穿凿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曾经因为“梓材”这个篇名，才知道《尚书》的篇名只是用来标记简编的区别，没有其他深意。如果真有深意，那么为什么三者都是比喻，却舍弃其中两个而独取一个呢？《酒诰》所陈述的内容，从头到尾几百句话，无非是以酒为戒，所以用“酒诰”命名；《梓材》所陈述的内容，其主旨在于包容瑕疵、含忍污垢以安抚反侧之人，如果只取篇中其中一个意思，却用“梓材”命名。这都是出于史官偶然一时的想法罢了，何必一定要从意义上强求呢？“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说的是殷商的人；“以厥臣达王”，说的是周朝的人。《左传》说：“分给康叔殷商的七个氏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康叔的封地虽然以殷商的遗民为主，并让他们管理这些遗民，但在朝廷之上列爵设官作为卫国臣属的，难道都是殷商人吗？大概既有周人，也有殷人。考察《酒诰》，既然命令康叔对于殷商的贤臣不可不谨慎警惕，接着又说“况且太史友、内史友、以及贤臣、百官之长”，这些是周朝臣属中未曾仕于商朝的，也不可不用谨慎警惕。所以对于刚制定的禁酒令，周人不听从教化而聚众饮酒的就杀了他们；那些受纣王风气影响而沉湎于酒的臣属，姑且教导他们而不杀。那么康叔的臣属兼用殷商和周朝的人，是很明显的。“大家”，天子建立邦国，诸侯建立家，所以鲁国的三桓称为三家。这里说的“大家”，就像孟子所说的“巨室”一样。既然说了大家，那么上面所说的“暨厥臣”，自然是指大家之外的人，无所不通，这就叫作“达”。自古天下的祸患，常常起于上下之情不通。上面的情意，没有不希望通达于下面的；下面的情意，没有不希望通达于上面的。然而上下之情，常常被遮蔽而不通，是因为没有方法去通达它。所以成王告诫康叔：你能将殷商的百姓及其臣属的情意通达于大家，又能将周朝臣属的情意通达于上面。这样，从天子到百姓，他们的喜好厌恶、喜怒哀乐没有不明明白白可以知道的。上下交通而没有隔阂，这就是邦君的职责。所以说：“惟邦君。”康叔的臣属，虽然兼用殷商和周朝的人，但他的百姓都是殷商的遗民。所以对于殷商人说：“以厥庶民暨厥臣”，而对于周朝人只说：“以厥臣”，就是这个缘故。汉代孔安国认为“用言”，应当任用众人的贤者，以及小臣中的良者，用来将卿大夫及都家的政令通达于国，信用他们的臣属以将王的教化通达于百姓。王氏说：“用他们的臣属将王事通达于大家，用他们的臣属百姓将大家的事通达于国人。”如果说这是任用贤良，固然不是经文的本意；而说将大家的政令通达于国，将王的教化通达于百姓，或者说将王事通达于大家，将大家的事通达于国人，都是多余的解说。只有邦君的职责，在于通达上下之情，所以接着说：“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若恒者’，这是用来通达上下之情的。”王氏将“若恒”解释为“若有恒性”，经文只说“若恒”，不可援引《汤诰》的话来解释。你如果能够顺应常道，不制造变乱，来惊骇国人的视听，那么作为臣属的人就会说：“我有可以效法的表率。”大概臣属的宽厚或严厉，没有不看他们的君主的。汉文帝以宽厚作为表率，所以他的流风醇厚，刑罚大大减少；汉武帝以严察作为表率，所以他的法网渐渐严密，奸邪犯法的人不胜枚举。君主所做的，他的臣属没有不效仿的。你康叔如果能够顺应常道，那么谁不把你当作表率呢？你如果想要你的三卿以及众官端正，以及众士

译说：“我未曾严酷地杀害百姓”，这也在于君主先前有以恭敬之心慰劳民众。君主先前有以恭敬之心慰劳民众，那么他的臣下就不会严酷地杀害百姓了。恭敬慰劳，是顺应常道的表现。不严酷杀害百姓，就效法它了。《论语》说：“君子取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未取得信任就役使，百姓会认为是虐待自己。”《孟子》说：“滕国有粮仓府库，这就是虐待百姓来供养自己。”用《论语》所说的“虐待自己”，《孟子》所说的“虐待百姓”来观察，所谓“厉”（虐待），是指不依罪责而杀人，所以称为“厉”。关于“敬劳”，唐代孔颖达说：“就是《论语》所说的‘先之’、‘劳之’。”只有作为君主，必须先有恭敬慰劳百姓的举措，然后他的臣下才不会严酷杀害百姓，所以你现在前往封国，不可不竭尽恭敬慰劳之道。这里说的司马，就是上篇的圻父；司徒，就是上篇的农父；司空，就是上篇的宏父。上篇先说圻父后说农父，这里先说司徒后说司马。王氏说：“先说圻父，是因为制止殷民聚众饮酒以政令为急迫的缘故。”这里讲恭敬慰劳与不虐待杀人，所以与《酒诰》不同，这大概是牵强附会的说法。诸侯的三卿，司徒居首，司马次之，司空再次之。看《周官》的篇章，天子六卿，其先后次序如此，那么诸侯的卿官也是这样。现在《酒诰》却将圻父排在农父之上，所以王氏为此辩解。我认为《酒诰》的话，正如同《武成》所说：“邦甸侯卫。”周代的九服，甸服在侯服之外。《康诰》说：“侯甸男邦采卫是也。”而《武成》却先说甸后说侯，这难道可以作为辩解的依据吗？况且《酒诰》的话，并非专以政令为急迫。于是前往，奸宄杀人，庇护逃犯，就像现在律文中藏匿强盗、提供资助的情况。说的是有往日奸宄杀人者，逃匿经过的各家，都应当宽恕。于是也看见那些因君主事务而毁伤败坏他人的人，宽恕他们，就像律法所说的知情作证、逮捕的情况。说的是那些因君主事务而毁伤败坏他人的人，也都宽恕他们。大概因为武庚被诛杀，当时那些同党奸恶之人，无不有反侧不安之心，如果苛刻严厉太过，那么必然会有不肖之心响应。现在奸宄杀人、庇护逃犯以及因君主事务毁伤败坏他人者，其罪可以牵引纳入刑罚，也可以推卸导致无罪，这就是所谓的疑狱。所以宁愿宽恕而不杀，让那些反侧不安的人听说，必定会认为我们不穷究他们的党羽，那么他们的心就安定了。从前汉朝的群臣，担心被怀疑过失而遭诛杀，所以相聚私下议论。张良教高祖封赏平生所憎恶、群臣所共知的人，那么人人自安，所以雍齿封侯而群臣高兴地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这些人就没有祸患了。”庇护逃犯以及因君主事务毁伤败坏他人者，都在宽恕之列，这也是封雍齿的意思。所谓恭敬慰劳，哪有比这更大的呢？而王氏说三卿尹旅看见奸宄杀人、庇护逃犯，不肯以法治之，反而宽恕纵容。那些看见君主以毁伤败坏他人为事的人也宽恕而不治，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类触犯刑法的人都应当不宽恕。《康诰》说：“于是迅速遵循文王制定的刑罚，刑罚这些人不赦免。”不遵循大法，告诫康叔认为不可杀，而王氏则认为应当杀。这里告诫康叔认为可以宽恕，而王氏则认为应当不宽恕。王氏的心术大体如此。季康子问孔子说：“如果杀掉无道之人来成就有道之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何必要杀人？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杀掉无道之人来成就有道之人，孔子尚且认为不可，何况那些不孝不友值得怜悯的人，以及奸宄杀人、庇护逃犯、因君主事务毁伤败坏他人等可疑之人，可以杀而不宽恕吗？他徇私意而违背经义法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可不审察。《周官》太宰说：“于是将典章施于邦国，并建立牧官，设立监官。”注说：“监指公侯伯子男各自监管一国。”《尚书》说：“君王开启监官，其治理是为了百姓。”那么监官大概是指诸侯而言，不是三监的监。开启监官，正如同说设立监官。说君王建立诸侯，让他们各自监管一国，其治理主要在于为民，而传文已经解释了。圣明的君王奉行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设立后王卿公，承继以大夫师长，不为了安逸享乐，只为了治理百姓，那么开启监官难道不是为了百姓吗？说：“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虐待，至于尊敬鳏寡，至于关怀妇女，合而由之以宽容。”这就是开启监官并教导他们的言辞。汉代孔氏说：“这是教导百姓，不如王氏的话：‘君王开启邦君，如此教导他们。’说监管百姓，应当视之如子，怜悯抚恤，无所不用其极，不可以互相残害暴虐。胥，是说君臣上下共同施行残害暴虐的政令。百姓中的鳏寡应当用以尊敬而不怠慢，百姓中的妇女应当有以关怀而不遗忘。至于尊敬鳏寡，关怀妇女，那么无论大小，无论内外，都各得其所了。这是你能和合他们而用以宽容之道。用以宽容，就像山薮藏疾，川泽纳污，不施行明察秋毫的政令来惊骇百姓。”君王之所以让邦君及治事之臣，那么效法我命令他们的是什么呢？不过是让他们引养

译只是引导他们趋于安恬罢了。汉代孔安国说：“能够长久地养育并使他们安恬，那么‘引’字就训释为‘长’。”王肃说：“‘引养’，是引导百姓并养育他们；‘引恬’，是引导百姓并使他们安恬。”这些说法都不如苏氏的话，尤其贴切恰当。苏氏说：祸乱产生于激愤，事情不能稍微忍耐而追求迅速决断，那么祸端就会横生，无所不至。稍微延缓一下，让人静下来，祸乱自然会衰退，使他们相互包容养育以至于安定，这就是“引养”和“引恬”。当武庚发动叛乱，图谋复兴商朝时，殷朝的遗民中必定有怀藏不轨之心、与之勾结作乱的人。既然废黜了殷商的国运并杀死了武庚，那么那些背逆的党羽必定会考虑如何处置自己。如果能洗刷他们的污秽并与他们一起革新，那么谁不欢喜于获得新生而产生迁善远罪之心呢？如果因为他们曾经参与武庚的叛乱，只担心他们旧态不改，将等待我们的便利以逞其志向，必定想着要斩杀清除他们而后已。那么那些心怀不安的人谁不在心里盘算说：起兵犯上，是死；活着等待被诛杀，也是死。同样是死，与其束手就擒被杀，哪里比得上发动叛乱以侥幸万一呢？东汉末年，董卓凭借暴虐的资质，专擅朝政。王允既与吕布谋划诛杀了他，天下太平，他的考虑很深远。董卓的将领校尉统领军队分布在山东，大多是凉州人。王允商议解散他们的军队，李傕等人派使者请求赦免，王允不允许。李傕等人恐惧，不知该怎么办。贾诩劝说：“听说长安城中商议要尽数诛杀凉州人，各位不如率领军队向西，为董卓报仇。”最终长安城溃败，王允也被杀。那么汉室的灭亡，都在于王允不能稍加忍耐而激起了祸乱。裴度平定吴元济时，让蔡州的牙卒侍立在帐下，有人说这些人不安分，不可撤除防备。裴度笑着说：“我担任彰义节度使，首恶已经擒获，大家都是我的人了。”众人都感动得流泪。既然把叛逆的党羽当作自己人，那么谁肯自甘堕落于恶行呢？这正是“引养引恬”的道理。自古以来的君王如果像这样开启监察，那么就没有必要使用刑罚了。王允不肯赦免凉州人，他的心思大概是想使用刑罚，而他的灾祸像那样，那么为什么要杀戮呢？王肃说：“‘自古’，是说遵循先王的道；‘自王’，是说遵循当今君王的政令。”他的说法是穿凿附会的。前代儒者认为使用古代君王的道优于王肃的说法，然而不如苏氏认为“古我先王”只是顺承的词语，“古我先王”没有不顺承这个监察的，那么前儒的说法就不对了。“若”是像的意思，“若兹”就是说像这样。前儒把“罔攸辟”解释为没有再犯罪，王肃解释为没有导致刑罚，他们的意思是说监察能像这样，就没有罪责可以导致刑罚了。他们的说法不对。前儒和王肃在《酒诰》中把“时同于杀”的意思也解释为这样，是说康叔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就等同于被杀。在先王的时候，君臣道义相合，相亲像父子，相爱像兄弟，欢乐和睦而没有隔阂，难道一定要用刑罚来恐吓他们然后才为善吗？只有在军队之间，誓戒的言辞，才不得不以责罚来告诫激励。如《汤誓》说：“我就逮捕杀戮你们。”《牧誓》说：“不遵从命令就有显明的杀戮。”何况康叔因为亲近贤能而在东方建立藩屏，难道周公亲自用杀戮的话来恐吓他，使他有所畏惧吗？古人必定不是这样的。

译周公说：譬如耕田，已经辛勤地除草开垦，现在只须修治田界和沟渠。譬如建造房屋，已经辛勤地筑起墙垣，现在只须涂抹泥灰和铺设茅草屋顶。譬如制作梓木器具，已经辛勤地砍削加工，现在只须涂上红漆加以装饰。如今大王说：先王已经勤勉地运用明德，安抚并联合各国，使四方兄弟之邦前来朝享，也运用明德，后来者效法典章而聚集各国，盛大地进行享祭。皇天既将中原的民众及其疆土授予先王，因此大王只须运用德行来和悦、安抚那些迷误的民众，使他们喜悦。先王受命时就是这样鉴戒，只说：想要达到万年之久，只须王子孙永远保全民众。

周公告诫康叔，既希望他用优游宽大的道来慰安殷商的顽民，柔化他们暴戾的心性，激发他们的愧耻之心，就像隐藏瑕疵、包容污垢，廓然无事，与他们共同享受太平的喜庆。然而他想要陈述的意思，并非言语所能穷尽，言语既然不足，所以借比喻来显现他的心意。菑，是除草的意思。《尔雅》说：“耕作一年的土地叫菑。”孙炎说：“菑，是开始杀草。”畎，《说文》说：“是小的水流。”《周礼》中匠人负责沟洫，耜宽五寸，两耜为一耦，一耦所开垦的宽度一尺，深度一尺，称为畎。大概田垄叫畎，而畎上的田垄叫伐。塈，《说文》说：“是向上涂抹。”颜师古注《汉书》也说：“就是现在的仰泥。”茨，是覆盖的意思。《谷梁传》说：“焚烧雍门的茨。”范宁注说：“茨，是屋顶。”茅茨，也叫茅盖，即房屋。梓，是良木，可以制作器具。《定之方中》所说的“椅桐梓漆”就是如此。只有器具用梓木最好，所以古代木工称为梓人。《考工记》说：“加工木头的工匠：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梓人。”梓人制作笋虡、饮器、箭靶。而孟子也说：“梓匠轮舆。”朴，指器物有质地而未成形的状态。丹，《说文》说：“是巴越的赤石。”雘，是好的丹砂。涂丹雘，是用丹雘涂抹。

说国君作为监国来治理民众，就像农夫考察田地并治理它，已经勤于敷治，除草以杀灭杂草，使狼莠不能扰乱禾苗，那么现在只须陈列修治，作为田界的疆畔和沟垄。《左传》说：“行走不越出界限，就像农夫有田界，作为田界的疆畎，那么百谷顺遂成熟，可以享受秋天的利益，而不至于互相逾越。”如果人建造房屋，已经勤勉地建立墙垣，内外有限制，可以抵御侵暴，那么现在只须涂抹泥灰并覆盖茅草，使上栋下宇，风雨得以排除。如果人治理梓木制作器具，已经勤于砍削其朴质，以成就其形体，那么现在只须涂上丹雘来加以藻饰。

当三叔散布流言，挟持武庚离间王室时，周公已经兴师动众，仗着大义讨伐他们，取其凶残，执行天诛，这就像田地的敷菑、房屋的垣墉、梓材的朴斲一样。那么康叔以殷商的遗民，被封于卫国，只须建立纪纲，修明典章，来维持并装饰他的国家，这不就像疆畎、涂塈、丹雘的功效吗？

苏氏说：“田地已经敷菑，房屋已经垣墉，器具已经朴斲，那么应当因循旧制、守成并润色它，就不应当再有建立和涂治的工作了。”他的言论得到了先儒的认可，以稽田比喻教化，以梓材比喻礼义，而对于室家则没有解说。周公用这三者取喻，却只区别其中两项，那么他的言论就不相类了。王氏说：王者开创基业，垦除菑害，清除荒秽，治理天下，并制定典则，授予诸侯，就像敷菑、垣墉、朴斲的勤勉一样。诸侯继承其功业并加以整饬以完成它，陈修疆畎、涂墍茨丹雘就是这类工作。王氏的意思，以稽田比喻清除荒秽，室家比喻治理天下，梓材比喻制定典章，区分开来，这既不是经文的本意，又说王者开创而诸侯终结，也不是正确的义理。这大概只是比喻现在应当用德来治理民众，引导他们安养恬淡，民众自然安定，不应当再像从前那样用刑罚来磨砺他们。虽然用三者设喻，但其意旨则是一贯正确的。就像《说命》说：如同金属需要你做磨石，如同渡过大河需要你做舟楫，如同大旱之年需要你做霖雨，都是以比喻高宗必须依靠傅说的进谏，然后才能成就他的德行。而解说者也跟着分别它们，就错了。

这三篇著作，虽然是周公在摄政之日，称王命来告诫康叔，但实际上都是周公叮咛的言辞。所以《康诰》说：“朕其弟小子封。”本篇说：“王启监厥乱为民。”又说：“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又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大概当他告诫时，不可以不正君臣的名分，所以称王。如果说这样，辞意都出于周公，所以以弟称呼康叔，又指王而言，不是这样。称王者，是成王的自称。王氏说：成王自称必定称王，以《觐礼》考证，天子以正礼会见诸侯则称王。这篇诰正教康叔以诸侯之事，所以这样。他的意思以王为成王的自称，所以有此说法。然而考证于《尚书》，王自称有说“予一人”，有说“台小子”，有说“予小子”，没有自称王的。以王为成王的自称，不符合人情。《春秋》文公元年记载天王派毛伯来赐给鲁公命令。

译（前文缺漏），有的称为天王，有的称为天子。所以刘原父认为，有统临天下的说法，也有统临一国的说法。《春秋》用一字来褒贬，那么对于天王、天子不同的称呼，刘原父为之解说，有见识的人还认为牵强附会呢。何况在这篇诰诫之辞中，如果说因为政治遭遇诸侯，那么自称必定叫王，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先王的制度，为诸侯排列爵位，划分土地，像棋子一样遍布天下，大概是希望他们夹辅王室罢了。所以春季朝见以谋划天下大事，秋季觐见以考核邦国的功绩，夏季宗会以陈述天下的谋略，冬季遇会以协调诸侯的忧虑，时防以发布四方的禁令，殷同以施行天下的政令，这都是为了让他们尽到藩臣的职责以尊崇天子。在当时，诸侯在道路上奔波，唯恐赶不上，这都是为了尽到夹辅的职责所应当做的。然而如果没有用来安抚他们的方法，只依靠威势，用严酷的刑罚和峻厉的命令来恐吓诸侯，那么他们就会离心离德，谁还肯来到王庭进献贡品以尽到夹辅的道义呢？看《小雅·菀柳》的序说：“《菀柳》，讽刺周幽王。暴虐没有亲爱之心，而且刑罚不公正，诸侯都不愿意朝见，说的是周王不值得朝见侍奉。”只有周幽王暴虐，所以诸侯都没有朝见的意愿，这是因为没有用来安抚他们的缘故。所以周公告诫康叔说，现在成王说，我文武先王受命以来，日夜忧虑勤劳，只凭光明的德行来安抚众邦，作为自己的夹辅。”勤勉地运用光明的德行，那么与暴虐无亲而刑罚不公正的人就不能相提并论了。这就是众邦没有不来进献贡品的原因，而他们来进献贡品时，和睦协调，像兄弟一样亲近，各自从自己的方国来到王庭。夹，先儒读作“协”，意思是亲近。怀作为夹，是说安抚远方如同亲近，不如王氏只按字面读，认为夹辅的夹更简捷。只有周王用来安抚众邦的方法，在于运用光明的德行，那么众邦来进献贡品以向天子述职，也将完全运用光明的德行。大概我不率先倡导，那么他们怎么能响应呢？天子在上运用德行，以覆盖四海之内，诸侯互相观察而向善，也在下运用光明的德行，以治理他们的国家，那么宽厚从容的政治就洋溢天下，而忠厚长者的风气从此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先王受命拥有天下的原因。后，指现在的王。《说文》说：“后，是继承大位的君主。像人的形状，发布命令以告知四方。”只有后是继承大位的君主，所以知道这里的后指现在的王。只有先王用来安抚众邦，使他们大小相倚从而长久进献贡品的根本，在于运用光明的德行。所以现在的王继承大位而立，运用这个常道来聚集众邦，那么众邦也将大量进献贡品。大概现在的王聚集众邦，既然运用先王的常道，那么众邦来进献贡品怎么能不完全像先王时代那样呢？皇天既然把中国的百姓和他们的疆土都付托给先王，是说皇天把中国的百姓全部付托给先王，没有一个百姓不是他的臣民；把中国的疆土全部付托给先王，没有一尺土地不是他的所有，这都是因为先王勤勉地运用光明的德行而已。孟子说：“得到天下有方法，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了；得到百姓有方法，得到民心就得到百姓了。”先王不崇尚刑罚，而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行，这样就可以得到民心；得到民心，就可以得到百姓；得到百姓，就可以得到天下。既然把中国的百姓付托给先王，那么疆土谁不是他的所有呢？皇天对于先王，他的眷顾就是这样。至于现在的王想要安抚中国的百姓，拥有中国的疆土，以继承先王的功业，而永远保有皇天的美好天命，只应当运用光明的德行来和悦、引导那些先后迷失的百姓罢了。迷民，指殷商的残余百姓。先儒说和悦、引导天下迷失愚昧的百姓，先后指教导。王氏说：“百姓迷失就会违背欲望，让他们得到安治，应当先用和悦使他们顺从，然后只听王的命令；只听王的命令，然后才可以引导他们，使他们不偏离正道。”苏氏说：“百姓迷失正道，所以引导他们。”这几种说法，他们论述先后的意义是相同的。我曾听陈莹中谏议的说法，说先迷失的百姓是纣王的百姓，后迷失的百姓是武庚的百姓。大概当纣王混乱时，殷商没有不喜好抢劫作乱的，而纣王又成为天下逃犯的庇护主，聚集的渊薮，那么他的百姓迷失可以说是很严重了。纣王灭亡后，那些残余的百姓中尚存的，在武庚叛乱时，又都怀有不法的志向，与他相勾结而作乱。只有前面有纣王，后面有武庚，所以称为先后迷失的百姓。我私下认为这个说法胜过各家。对于纣王先后迷失的百姓，他们罪恶积累深厚，从别人看来，大概会认为需要用刑罚来制裁，用法令来整顿，然后才能遏制他们的奸邪之心，不是教化可以逐渐感化的。而周公的意思却不是这样，所以说现在的王只运用德行来和悦他们，使他们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自然地产生，那么谁不迁善远罪呢？只有不忍心鄙视百姓而运用德行来和悦他们，这就是以先王的心为心。现在的王以先王的心为心，那么皇天眷顾付托给现在的王，也将像眷顾付托给先王那样，可以安慰先王在天之灵了。所以说“和悦先王受命”，是说先王受命以传子孙的意思，在这里得到体现所以和悦。这篇大概是希望康叔包容瑕疵，不用刑罚来安定反侧的人心，所以用成王的话来告诫他，说先王运用光明的德行，那么当时诸

译诸侯都感念他的恩德而施行明德。如今大王既然已经专凭德行来施治了，你康叔的爵位是诸侯，应当怎么做呢？所以对你说：“罢了！你能像这样担任监国，那么你的心意也就是：希望你的子子孙孙世代拥有爵位和土地，即使万年也不断绝。”你因为施行明德的缘故，世代享有爵位和土地，万年不断绝，就可以永远作为王室的辅佐。你既然永远作为王室的辅佐，那么王室的子子孙孙也将永远保有百姓而拥有天下，万年也不断绝。《孝经》说：“身居高位而不骄傲，地位高而不危险；节制欲望、谨慎法度，充实而不溢出。地位高而不危险，这是长久保持尊贵的原因；充实而不溢出，这是长久保持富有的原因。富贵不离开自身，然后才能保住国家而安抚百姓。”这大概是诸侯的孝道。想要达到万年延续的，固然属于诸侯的孝道；然而想要长久保持富贵的，必定有方法。诸侯能够延续万年，难道不是大王的福分吗？所以大王可以长久保有百姓。苏氏认为《大诰》《康诰》《酒诰》《梓材》这四篇，学者看到这些文章纷繁复杂，似乎有杀伐的言论，因此解释说：“《康诰》所告诫的，大致是先说杀伐。”我详细考察这四篇的文字，反复叮咛，以杀伐为警戒，专门以不杀为德行。所以周朝拥有天下八百多年，后来的君王以不杀而享有国运，以好杀而祸及自身及其子孙的很多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不能完全必然的，至于杀与不杀的报应，却一一如同符契般可以必然应验，而世上的君主却不以此为鉴戒。小人又或许依附于六经，酝酿雕琢，来劝诱君主杀人，可悲啊！危险啊！我曾经说这确实是仁人的言论。大概自古以来，小人想要借邪说来逞其私欲的，没有不以前代圣君贤相的事迹作为借口的。所以有怀有异心而讨伐其君主的，必定以商汤、周武王为借口；逞私意而废黜其君主的，必定以伊尹、霍光为借口。不仅如此，谈论用兵的，不谈秦始皇，却谈高宗讨伐鬼方；谈论田猎的，不谈太康，却谈宣王巡视东都。大概用秦始皇、太康的事情来说服君主，君主必定不会听从。因为秦始皇、太康的事情，是后世所厌恶听闻而羞于提及的；用高宗、宣王的事情来说服人，君主必定会甘心接受。这是小人依托六经来文饰奸邪言论的常态。如果这四篇的文章以杀罚为先，那么后来想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会以此作为借口，那么这四篇岂不是始作俑者吗？苏氏的言论，其对教化有功的，就是这类情况啊。

译尚书全解卷二十九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三十

宋 林之奇 撰

召诰 周书

成王在丰邑，想要定都洛邑，便派召公先去勘察选址，于是作了《召诰》。周朝从后稷开始，在唐尧虞舜时代，因为播种百谷，教导百姓耕种收获的缘故，最初被封在邰地。《诗经·生民》说：“就在邰地建立了家室”，说的就是这个。后稷的儿子不窋，正值夏朝政治衰败，不再从事稷官的职责，因此失去了官职，从邰地出逃到戎狄之间。公刘是不窋的孙子，虽然流落在戎狄之间，却能继承后稷的事业，勤勉体恤爱护百姓，百姓都归附他，于是开始在豳地立国。《诗经·公刘》说：“在豳地居住，确实繁荣”，说的就是这个。太史公说：“公刘的儿子庆节在豳地立国，这是错误的。”公刘虽然在豳地立国，但那里西边靠近戎人，北边靠近狄人，所以他的十世孙太王继位时，狄人侵犯豳地，太王不忍心牺牲百姓来保全自己，于是离开豳地，越过梁山，在岐山下建邑定居。《诗经·緜》说：“到达岐山脚下，于是来考察居所”，说的就是这个。文王即位，起初住在岐山，等到攻克崇国并占有它之后，便从岐山迁到丰邑。《诗经·文王有声》说：“在丰邑建立城邑”，说的就是这个。武王即位，又从丰邑迁到镐京。《诗经·文王有声》说：“定都镐京”，说的就是这个。邰地就是汉代的右扶风漦县，豳地就是汉代右扶风栒邑县的豳乡。岐地就是汉代右扶风美阳县的岐山，也就是《禹贡》所说的“疏导岍山和岐山”，城邑就在岐山脚下。丰地就是汉代右扶风霸县的鄷水，也就是《禹贡》所说的“向东防御沣水”，城邑在鄷水西边。镐地就是汉代长安西南、昆明池北边的镐陂。岐地在邰地西北不到百里，豳地又在岐地西北四百多里，所以公刘是从邰地向西迁徙到豳地，太王是从豳地向东迁徙到岐地。丰地在岐山东南二百多里，镐地距离丰地二十五里，都是从西向东迁徙。武王攻克殷商后，将九鼎迁到洛邑的郏鄏，他的心意已经想要定都洛邑了。《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的话说：“我向南望见三涂山，向北望见岳鄙，回顾看见黄河，越望看见洛水和伊水，不远离天室，在洛邑营造周朝的居所，然后才离去。”所以定都洛邑，是武王原本的志向。武王虽然有定都洛邑的志向，但他攻克商朝时，天下尚未平定，就突然去世，成王年幼继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武庚肆意进行不轨的阴谋，离间王室，周公正忙于兴兵讨伐叛乱，左右应付都来不及，定都洛邑的事未能进行。等到他摄政七年，周公制礼作乐，已经实现太平，将要归还政权给成王，所以营造洛邑以完成武王的志向，然后才归还政权。《史记》说：“武王在丰邑，派召公再次营造洛邑，符合武王的心意。周公再次占卜观察，最终营造建成，安放九鼎于此。”《左传》也说：“成王在郏鄏定鼎，所以定都洛邑，是为了完成武王的志向。”《周礼》说：“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深度，校正日影来寻找大地中心。太阳在南边则影子短，暑热多；太阳在北边则影子长，寒冷多；太阳在东边则傍晚影子多风；太阳在西边则早晨影子多阴。冬至时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称为大地中心，这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季交替的地方，风雨汇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那么百物丰盛安宁，就在那里建立王国。”所以武王有定都洛邑的心意，而周公、成王完成它，确实是因为洛邑是大地中心，五服诸侯朝见进贡的路程均等，所以建立为都城，安放九鼎并在此防备诸侯。篇中有说：“王来继承上帝，在大地中心服役。”而《诗经·车攻》赞美宣王再次在东都会见诸侯，这首诗称为复古。那么自宣王之前，会见诸侯大概都在这里，而万乘之君则应当住在镐京，因为那里是宗庙社稷所在，是王业根本的缘故。不仅如此，周朝的西部土地，逼近边疆，所以虽然前世积累德行仁爱，却常有夷狄的祸患。从太王以来，甚至为此迁都离国以躲避，从豳到岐，又从岐到丰、镐，都是从西向东。周公还认为不够，又向东营造洛邑，以预先为后世做准备。等到犬戎作乱，平王最终迁徙居住在那里，虽然他孱弱无力继承文、武、成、康的基业，但他迁徙的原因，这也是周公的本意。娄敬说：“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辅佐，于是营造成周，居住在洛邑，认为这里是天下中心，诸侯四方纳贡，路程均等。有德行就容易称王，无德行就容易灭亡。”人爱护自己的子孙，是天下的常情。先王拥有天下，传给子孙，固然应该绵延不断万年不绝。只是子孙的贤能或愚劣，在位时间的长短，不可能必然如此。他们创业垂统，深根固蒂，造成不可防备的形势，留给后人的，没有不竭尽全力的。如果说周公的心意，如果子孙无德，就希望他们容易灭亡，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当三监之难时，虽然首恶元凶都已诛灭，但其党羽奸佞同恶之人，那些顽固不化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