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十一

译《禹贡》再次叙述“成赋中邦”的意思。不如颜师古的说法好。颜师古认为：“各地的土地各自用所出产的东西交易有无，而不失正道，谨慎地管理货财，以供赋税和贡品，都随着其土地田地上、中、下三等品级，在京城完成其赋税。”中邦，就是京城。查《孟子》说：“舜把尧的儿子避到南河之南，然后到中国，践天子之位。”从河南到冀都，就称之为中国，这是中邦指京城而言的。颜师古以中邦为中国，意思也类似这样。因为在京城完成赋税，就与上文“四海统一，六府很好地治理，各地交易公正，谨慎地管理财赋”的意思相连接了。九州之下所叙述的九等赋税，只说其多寡相比的差异而已，没有说其用来充抵赋税的物品。所以这里既说了“四海统一，六府很好地治理”，于是就说其用来充抵的物品，说九州之内所制定的赋税，让它们各自用土地所出产的正物，互相交易，懋迁有无，化居以之充抵其所入的赋税，像后世的支移折变一样。虽然交易其所出产的物品以充抵赋税。然而数量的多寡，实际上以田的三等土壤为标准。三等土壤就是九州之内所说的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因为赋税本来出自田地，所以其支移折变就随着其田赋多寡的数量而送到京城。如下文五服所叙述，其输送禾藁粟米到都城的是甸服五百里的地方而已，五百里之外就远了不能送达，如果让它们也输送租秸粟米到都城像畿内之五百里，那么其费用就太大了。所以禹只以其田赋所入的数量定其多寡，而其输送到京城则得以支移折变而送达。这样则其力简，其费省，而且有懋易有无的利益，惠及百姓，其对公私的利益就大了。本朝都汴京，也取漕运的利益，江淮每年漕运六百万石，楚泗以上逆流设置转般仓，其张官置吏、舟船廪庾的费用每年以百万计。议论者认为转般烦扰，改置直达法，而其劳扰更甚，其费用更多，又成为江淮舟船数十郡的祸害。以汴都距离江淮非常近，而每年漕运江淮的米到汴京其劳扰尚且如此，何况冀州远在九州之北，而荆杨的土地到达帝都的，有的需要航海，有的需要陆运。如果让它们输送其田赋所出产的本物，那么其费用会怎样呢？所以让它们得以支移折变而送达，那么荆杨之地如金锡竹箭之类都能得以懋迁有无而充抵赋税。

译赐给土地和姓氏

赐给土地和姓氏，从此才可以划定天下的疆界，分封诸侯，从而确立五服的制度。《左传》说：“天子建立邦国，依据出生情况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命令其确立氏号。”大概分封土地，就是所说的赐土；命令确立氏号，就是所说的赐姓。例如契被封于商，赐予子姓；稷被封于邰，赐予姬姓。这必定发生在这个时候，从稷、契的情况来看，其他诸侯也都是这样。陈博士说：“在洪水尚未平定之初，有国家的人也都拥有土地，有宗族的人也都拥有姓氏。到了这个时候，才普遍地赐予他们。”这是正确的。

恭敬地以我的德行为先导，不要违背我的政令

当洪水尚未平定之时，洪水包围山岳、漫过丘陵，浩浩荡荡淹没天空，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政教所施行的，往往因为阻碍而无法推行。等到河流湖泊已经平定，贡赋已经修治，划定天下疆界以分封诸侯，并赐给土地和姓氏，那么治理就已经安定，功业就已经成就了。天下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只有恭敬地以我的德行为先导，那么下面的人就没有违背我政令的了。这就是所说的君主恭己正身以治理天下。施博士说：“‘恭敬地以我的德行为先导，不要违背我的政令’，这与治水之事有什么关系，却在这里提及呢？”当洪水尚未平定之时，四方诸侯对于防同之礼，有废弃而不讲习的，那么对于恭敬上级的德行也就有所缺失了。然而德行虽然出自上级所为，但能使他们恭敬而不违背的，禹预先是有功劳的。所以舜称赞他说：“引导我的德行，这时你的功绩才得到叙录。”其意思也与此相合。好啊，这种说法。

五百里甸服

前面所说的，是九州的山泽河流，以及田赋贡品的详细情况，都已详尽无遗，但用来划定天下疆界，以区分京师、诸夏、夷狄的方法，还没有见到。于是接着论述五服远近的制度。《周礼》职方氏辨别九州的国家，使它们贯通利益。从东南的扬州开始，直到其谷物适宜五种作物。在列举九州的详情之后，接着说：“辨别九服的邦国。”从方圆千里称为王畿开始，以下接着论述九服的划分。这大概是仿照《禹贡》而作的。然而记载有所不同。这篇从甸服到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圆五千里。《职方氏》方圆千里为王畿，王畿之外为九服，每服也以五百里为率，连同王畿计算，就有万里的数目，所以诸儒对此有疑问。有人认为周公扩大了疆土，其土地是尧禹时代的两倍。这大概没有深入考察这两本书的记载，只是看到所叙述的都以五百里为言，就顺从而为之解说罢了。禹的五服与《职方氏》的九服，所说的五百里，《职方氏》是从两面相对来计算，只有禹的王畿在五服之内，而从四面来计算，所以禹的五服从畿服到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圆五千里。至于《职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内，而以两面相对来计算，所以九服之内有方圆千里的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两面相对为五百里的侯服。侯服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两面相对为方圆五百里的甸服。所以从王畿之外到藩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各为五千五百里。它比《禹贡》增加的，只有五百里而已，哪里会有万里的数目呢？《汉书·地理志》说：“汉朝的疆土，东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那么汉朝的疆域不止万里，所以说周朝九服有万里的人，往往推究此作为依据。唐孔颖达说：“汉朝的山川不出《禹贡》的范围，山川承载土地，古今必定相同，而得到里程数不同的原因，尧与周、汉其土地是一样的。《尚书》所说的依据虚空鸟路方直而计算，《汉书》所说的则是沿着他人足迹弯曲而测量，所以其数目不同。”唐孔颖达这种说法，认为尧与周汉其土地是一样的，这确实是确论。如果以虚空鸟路方直而计算里程，那么古代没有这种道理。以我看，山川不出《禹贡》分域，而得到里程数加倍的原因，是古今的尺不同罢了。《王制》说：“古代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以周尺六尺四寸为一步。古代百亩，相当于当今东田一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代百里，相当于当今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一寸二分。”大概古今步尺长短伸缩，随时代不同，所以其里程数的广狭也不同。这《王制》所载，只是从周初到战国，数百年间，而其差别已经如此。我私下认为《职方氏》九服所说的五千里，就是《禹贡》五服所说的五千里。汉朝的山川，除了武帝开辟四夷所载的武威、酒泉、南海、苍梧数十郡之外，其他州郡都是《禹贡》五服之地。禹的声教，东边渐及大海，西边覆盖流沙，北南到达，声教遍及四海，是其要荒所到达的地方，都已经到了极边之地。纵使后世君主能在《禹贡》五服之外开拓边境，其所得的不过是贫瘠不长草木之地，得到它没有益处，失去它没有损害。周公说：“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以

译禹所登临的足迹，遍布天下直至海外，没有谁不服从。”诘戎兵所看重的，不过是遵循禹的足迹罢了。那些甘心在禹的足迹之外，去开拓边境、扩大疆域的人，这都是出于好大喜功而做的。所以王者治理天下，想要确立京师，区分诸夏与夷狄，应当以《禹贡》一书为标准。孔氏说：“规划方圆千里的土地，称为甸服。距离王城每面五百里，大概《禹贡》中的甸服在五服之内，从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的土地作为甸服。甸是田的意思，主要是为天子治理田地。”《王制》说：“天子的田地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男方圆五十里。”在这甸服之内，主要为天子治理田地并将产出上缴，所以用甸服来命名。从百里处缴纳总赋到五百里处缴纳米粮，可以看出治理田地所上缴的情况。

译百里缴纳禾穗，二百里缴纳禾秆，三百里缴纳禾秆并服役。

这里叙述的五服制度，先在上面列出里程数和名称，然后在下面列出每一服内部远近的差别。甸服分为五等，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五百里甸服，并不是在甸服之外还有这五百里。以前的儒生只看到经文的重叠，所以贾逵、马融认为甸服之外从百里到五百里，只有这些里程，距离王城千里，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各五百里，这样方圆三千里，相距为六千里。然而经文在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之下都有详细的里程数，却说甸服只有这些里程，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郑康成又说五服的区别是每服五百里，这是尧时的旧制，等到禹在每服之间又增加五百里来区分，直到五千里，相距为方圆万里。这种说法不仅里程的远近与经文不符，而且在记载体例上也有不便之处。甸服之外的五百里，所缴纳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侯服的百里是采地，二百里是男邦，三百里是诸侯，各自有所封建国了。那侯服之外的五百里，所封建的究竟是什么国家呢？由此可知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孔颖达在“百里赋纳緫”下面注释说：“甸服内的百里”，在“百里采”下面注释说：“侯服内的百里”，这才是经文的本来意思。甸服五百里的土地，都是为天子治理田地，向王城缴纳赋税的地方。然而土地有远近，那么所缴纳的物品也有精粗轻重的不同。近处缴纳粗重的，远处缴纳精细轻的，各自衡量其力量所能承担的程度而制定差别。称为赋纳緫，是为了表明所缴纳的都是田地内出产的赋税。出产的赋税相同，只是所缴纳的物品本来就有不同罢了。距离王城百里的地方，土地最近，所以让它缴纳緫，即禾秆和禾穗一起缴纳。二百里的地方就稍远一些了，所以缴纳铚。铚，是收割禾穗的铁器，意思是收割禾穗缴纳，不缴纳禾秆。三百里的地方就更远了，所以缴纳秸。秸，就是禾秆。缴纳禾秆比缴纳禾穗容易，大概是因为越远就越轻。虽然缴纳禾秆更轻，但计算其价值，四百里还缴纳粟，而三百里却只缴纳禾秆。缴纳禾秆比缴纳粟太优厚了。所以唐孔氏认为禾秆和粟分别缴纳是不对的，只是单独缴纳禾秆。根据经文只说“纳秸”，怎么知道它是和粟一起缴纳的呢？考察经文，緫、铚、粟、米下面都没有“服”字，而这里独有“服”字，就知道缴纳禾秆虽然优厚，其所补偿扣除的应当就在这里。颜师古说：“秸，是禾秆。服，是说有劳役就服役。”王氏说：“缴纳禾秆并服役承担运输事务。因为正在五百里的中间，便于在畿内移用，所以其利益比粟米薄。因为正在五百里的中间，便于移用。又让它服役承担运输事务，那么其利益所出的足以补偿其财物所入的，财物所入的足以优厚其劳力所出的。”这种说法最为详尽。唐孔氏说：“在这里说服，明白上下各服都一并有缴纳的劳役，这就失掉了经文的精义了。”

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

四百里、五百里，那就更远了。所以缴纳粟米，大概是因为越远就越轻。薛氏说：“说粟，说米，那就是轻了。大禹向百姓征收的，不过是十分之一的税法罢了。命令所缴纳的物品，有如此的不同。汉孔氏认为精细的少，粗重的多。唐孔氏说：只缴纳粟米为少，禾秆禾穗一起送为多。对于税收，都应当是什一，只是所缴纳的有精粗、远轻近重的区别罢了。”这种说法都是对的。上文九州都讲田赋，这里所载的，只涉及五百里的甸服。郑氏说：“侯服、绥服等所出的赋税，各自进入本国，那么也一定有缴纳緫铚的差别。”这只是根据天子立文而言。薛氏说：“畿内，是天子的居所，所赖以供养天子的，就在这千里之内的百姓罢了。所以所赋所纳，在这里详细陈述。大概其余各服则赋税各自归其国，所以《禹贡》略去了。”义理或许如此。看经文在赋纳铚之上，特别加了一个“赋”字，那么凡是出于田地的赋税，都可以触类旁通了。所以自侯服以下，只说建国远近的制度，而不涉及所缴纳的物品。其言辞不费，让读者自己以意领会，这也是述作的体例。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地，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这大概是甸服之外，五百里建立侯服，用来分封亲贤，让他们各自守卫其人民社稷，作为天子的藩卫。靠近王畿百里，建立卿大夫所食邑的采地；再向外百里，建立诸男的邦国；再向外的三百里，都是诸侯。必须先有采地和男邦，然后才是诸侯的原因，是先小后大，小的近而大的远。之所以必须如此，王氏说：“想要王畿不被大国所迫，而小国容易获得京师的帮助。”这种说法很好。缴纳赋税则远的轻而近的重，建立侯邦则远的大而近的小，远近大小轻重，没有不在其中有法度的，而治理天下的制度都在这里了。二百里缴纳铚，三百里缴纳秸服，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都是为天子治理田地的，所以用甸来命名。百里采地，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都是分封亲贤，

译（这些诸侯）是为王室做屏障和护卫的，所以用“侯”来称呼他们。他们的服饰名称既然如此，那么制服的等级差别也是如此，这就是它善于治理疆土的原因。至于周朝的九服制度，就不能像这样了。方圆千里称为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服，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服，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服，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服。甸服竟然在侯服之外，采服又比男服更远，它们的制度必定不能与名称相称。考察周朝的制度，采服在王畿之内，而公邑的土地称为邦，甸也在王畿之外，侯邦与男邦交错建立在天下的各处，不再有远近的区别，那么周朝所谓的九服名称，起初只是借用这些名称来区分远近罢了。它们的实际制度从未与名称相称。由此看来，治理天下虽然起源于洪水刚平定时的临时措施，但考察其制度，确实是万世都无法企及的功业。唉！禹的功绩多么美好，他的明德多么深远啊。

译五百里的绥服，其中三百里推行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以守卫。

先王规划治理天下，尤其谨慎于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他们划定郊野界限、巩固封疆守卫的做法，尤其极其严格。王畿之外，既然分封了诸侯国，使它们大小相互维系，强弱相互制约，作为王室的辅佐。而那之外的三百里，则连接着边疆。因为那之外是“要服”和“荒服”的地区，所以在此设立“绥服”，作为内外界限的区分。这“绥服”之内所建立的诸侯国，所设立的制度，凡是想要安抚边境、保卫中原的，所以它的名字叫“绥服”。这五百里的绥服，也分为两段。其中内部的三百里，连接着甸服和侯服，就推行文教；外部的二百里，连接着要服和荒服，就奋起武备以守卫。所谓推行文教，就是推行中原的教化。有人问扬雄说：“八荒之地，是礼呢，还是乐呢，哪个对？”扬雄说：“用中原的标准来衡量。”有人问：“什么算中原？”扬雄说：“五种政令所施加、七种赋税所供养、处于天地之中的地方叫中原，超过这个范围就是夷狄了。”圣人治理天下，用礼乐来约束他们，没有礼乐就像禽兽，不同礼乐就像貉子。吴秘注解说：“碍，是止的意思。止，作为准则。”这篇文献在绥服的三百里称为推行文教，实际上也是振奋威武，守卫中原，并不纯粹只用中原文明的方式来治理。《左传》说：“周成王选拔建立有明德的人，作为周朝的屏障，封伯禽在少皞的故地，封康叔在商朝的故地，都开启以商朝的政令，划定疆界用周朝的法制；封唐叔在夏朝的故地，开启以夏朝的政令，划定疆界用戎狄的法制。”大概鲁国和卫国的土地，位于推行文教的范围之内，所以划定疆界用周朝的法制。至于晋国的分地，界于太原、晋阳之间，迫近戎狄，所以划定疆界用戎狄的法制。索，是法的意思，意思是规划治理他们的土地用治理戎狄的方法，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奋起武备以守卫。薛氏说：“现在的边疆，重视军事而略去文德，与此意相同。”这个说法是对的。大概先王所依赖来守卫中原的，只在这二百里的地方罢了。这二百里之地不丧失武备，那么中原内部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夷狄的民众安于边疆之外，不至于有突然无法控制的祸患。大概夷狄对于中原，本来不敢有侵侮窥伺的意图，只是中原丧失了用来作为武备的东西，那么狼子野心，于是才开始敢放纵其贪婪的志向。如从汉魏以来，夷狄归附的，都得以进入居住在中原，屏障要塞之内，所以到了西晋，就有刘元海、石勒的变乱。后晋把幽州、涿州、檀州等十六州的地方送给契丹，完全丧失了中原的屏障要塞，所以到了末帝就有耶律德光的变乱。自古以来遭受夷狄祸患的，没有像晋朝那样酷烈的。然而这两个国家，也都是自己招致的。是的，一个让夷狄进入居住在中原的屏障要塞，一个把中原的屏障要塞送给夷狄。这好比打开圈栏而放纵虎狼，他们怎么能不咬人呢？因此知道规划治理天下，把绥服的二百里作为奋起武备守卫的地方，作为华夏与夷狄的区分。这真是万代不可改变的法度。

五百里的要服，其中三百里是夷，二百里是蔡。五百里的荒服，其中三百里是蛮，二百里是流。

苏东坡说：“夷狄不可以中原的治理方式来治理。譬如禽兽一样，追求大治，必定导致大乱。所以君子用不治理的方式来治理他们，这才是真正深刻地治理他们。”自从绥服之外，都是夷狄的地方，中原的礼乐正朔所达不到的。禹虽然划分为五服，但实际上是排斥他们，不用中原的治理方式来治理他们。看他们给这些服命名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了。绥服之外五百里，它的名字叫“要”。叫“要”的，只是姑且羁縻他们罢了。唐朝孔颖达说：“要服的名字叫‘要’，是表示他们疏远的意思。”要服之外五百里，它的名字叫“荒”。叫“荒”，那么比起“要”来又更加简略了。汉朝班超担任西域都护，很得夷狄的心。班超被召回，任尚代替他。任尚对班超说：“您在外国三十多年，而我侥幸继承您的职位，应该有教诲我的。”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兵，本来不是孝子顺孙，蛮夷怀着鸟兽的心，难养易败，应该放荡简易，宽恕小过错，总揽大原则罢了。”禹给境外之服命名为“要荒”，正是班超所说的放荡简易的意思。要服三百里称为“夷”，荒服三百里称为“蛮”，大概这是边境之外的蛮夷之地。《礼记·曲礼》说：“那西戎、北狄、东夷、南蛮，虽然大也只称‘子’。”《王制》说：“东方叫夷，南方叫蛮，西方叫戎，北方叫狄。”这是以四者相对而言，所以有这四个方向的名字。如果只举其中一两个字来说，那么四者都可以通称“夷”，不一定东方叫夷，蛮也不一定南方叫蛮。如经书说：“蛮夷扰乱华夏”，又说：“蛮夷都顺从”，这是把蛮夷归属于要荒之服，那么在唐虞时代，大概把蛮夷作为境外种族的总称，也像有的说“戎狄”，有的说“戎夷”，都是泛泛而言，不是指他们所居住的方向。要服二百里是蔡，先儒只读作“蔡”字。查《左传·定公四年》：“杀管叔而流放蔡叔。”杜预注：“蔡，流放的意思。”陆德明注音“素达反”。这里说“二百里蔡”，应当也是

译因此，将罪人放逐于此，应当依据左氏的说法，读作“蔡”字。荒服二百里为流，将罪人流放到这里，就像经文中所说的“流共工”一样。薛氏说：“先王对于罪人，因为不能让他们在中国居住，所以将他们流放到夷狄之地罢了。”这个论述是很好的。然而，要服三百里是夷，其外二百里也是夷，却称之为“蔡”；荒服三百里是蛮，其外二百里也是蛮，却称之为“流”。这是因为其外二百里，地域最为遥远。中国之人有罪恶积累、罪行重大，而先王不忍心杀死的，就投放到最遥远的地方。在要服和荒服中，选取最遥远的地方来说，以表明将罪人流放到这里。至于那里是蛮夷之地，则承接上文就可以明白了。根据这个论述，五服的名称，以及每服内部远近详略的规定，都是当时治理天下的实际情况。所以在侯服中，讲述建国大小的制度；到了要服和荒服，则讲述蛮夷远近的区别，以及流放轻重的差异，这些都是为了记录实际情况。而孔氏论述这些，不去探求治理天下的制度，反而在字面上生发义理，牵强附会、纠缠不清，最为难以通晓。在侯服中说：“侯，是侯的意思。斥侯服而事于百里，采邑仅用于供给王事罢了。”在二百里男邦中说：“男，是任的意思。承担王者之事。”在三百里诸侯中说：“同为王者，斥侯于五百里。”在要服中说：“要，是用文教束缚。”在三百里夷中说：“遵守平常的教化。”在二百里蔡中说：“蔡，是法的意思。效法三百里而逐渐简略。”在三百里蛮中说：“用文德来招抚，不用法度制约。”在二百里流中说：“流，是移的意思。说正教随着他们的习俗。”所有这些说法，现在都不采纳。

译向东延伸至大海，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也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

这是说九州疆界所抵达的地方，以此来显示声威教化所到达的范围。考察上文，海岱之间是青州，海岱及淮河之间是徐州，说的是青州和徐州的边界，即东海，所以说“向东延伸至大海”。雍州的弱水向西流，弱水到达合黎山，余波流入流沙，这是雍州的边界抵达流沙。扬州说“淮河和东海之间是扬州”，那么扬州的边界就抵达南海。冀州夹着右碣石山流入黄河，黄河入海处在碣石山的右边，那么冀州的边界就抵达北海。所以说“北方和南方也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北方和南方不说具体到达哪里，是因为与下文相连而互相补充说明。声威教化，说的是文德所达到的范围。薛氏说：“声指的是风声，教指的是教化，在这里振作而远方的人效法，所以称为教。”说“渐”、说“被”、说“暨”，都是说境界所达到的范围，只是变换文辞罢了，并没有深浅详略的不同。而解说的人却说东方的人仁爱而容易教化，所以说“渐渐”，是浸润而深入的意思；西方的人诚信而难以改变，所以说“被被”，只是覆盖在表面而已；南方的人狡诈而多变，北方的人勇猛而强悍，所以说“暨”。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大禹的声威教化所达到的地方，大概没有不深入的。现在说东方的人容易教化，所以说“渐渐”，是浸润而深入；而西方的人善于坚守而难以改变，南方的人狡诈而多变，北方的人勇猛而强悍，所以只是覆盖和到达。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大禹声威教化所深入的地方只有东方的人罢了，这难道不是拘泥于文字而损害文辞，拘泥于文辞而损害原意吗？下文既说“遍及四海”，那么四方都到达海边了，而西方唯独说“覆盖到流沙”，大概是因为水向西流到这里就尽了，看不到它的归宿，不能正确地称它为海。所以《王制》说：“西方不到流沙，东方不到东海”，也只是用东海对应流沙。我在“疏导弱水到达合黎山，余波流入流沙”那里已经详细说过了。这篇文章既说了九州山川的分区，又涉及五服疆域内外区别的辨析，最后说九州境界所抵达的地方，前后彼此互相阐明，极其细微详尽，可以说没有遗漏了。我曾经用这些话考察治理天下的制度，并参考《王制》所载的内容，确实有可疑之处。《王制》说：“从恒山到南河，距离千里而较近【冀州】；从南河到长江，距离千里而较近【豫州】；从长江到衡山，距离千里而较远【荆州】；从东河到西河，距离千里而较近【也是冀州】；从东河到东海，距离千里而较远【徐州】；从西河到流沙，距离千里而较远【雍州】。西方不到流沙，南方不到衡山，东方不到东海，北方不到恒山。凡是四海之内，截长补短，方圆三千里，那么九州的土地方圆三千里。五服的制度，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为甸服，再外面五百里为侯服，再外面五百里为绥服。从甸服到绥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圆三千里，这是九州的土地。把天下的土地分为五服，那么从甸服到绥服，是在九州之内。要荒二服则在九州之外，这是五服的制度。然而用九州四面所相距的距离来考察，就不能没有疑问了。从恒山到南河千里，东河到西河千里，这大概是王畿内的千里，即甸服。从东河到东海千里，从西河到流沙千里，这千里的土地，建立五百里的侯服，又建立五百里的绥服，而东海、流沙之外则是要荒服。现在经典所载，至于南北则有盈缩。从北方考察，冀州的北边距离恒山，已经接近边境了，怎么能容纳五百里的侯服？又怎么能容纳五百里的绥服？又怎么能容纳五百里的甸服呢？从南方考察，从南河到长江千里，已经建立了侯服、绥服了。从长江到衡山千里，那么要荒二服大概已经在九州之内，而从衡山到南海，大概又将有千里的土地。五服的制度到衡山就已经尽了，而扬州的边界南边距离海的地方还没有尽。从南方说则太宽裕，从北方说则太紧缩，这确实是我深入考察而不知道其说法的。大禹的功绩，万世永远依赖，与天地一同垂范于不朽。他的书流传下来，作为万世的法则，那么其制度不允许有这样的差错。我想一定有所增减互补，作为治理天下的定制。我浅陋不足以知道这个，请留待以后再说。

禹赐予大圭，报告他的成功

这有两种说法。孔氏说：禹的功绩完全加于四海，所以尧赐予大圭以彰显他。王氏说：禹把大圭赐予尧，以报告成功。这两种说法我都不敢认为正确。尧把圭赐予禹，而说禹把大圭赐予，其文辞是倒置的。臣子用圭来赐予君主，典籍恐怕没有这个道理。以我所见，这是禹用大圭向天报告成功。《周官·典瑞》说：四圭有邸，用来祭祀天和旅祭上帝；两圭有邸，用来祭祀地和旅祭四望；祼圭有瓉，用来祭祀先王；圭璧用来祭祀日月。古代与神明交往，必定使用圭璧。如周公之

译向三位先王祈祷，也说“树立玉璧，手持玉圭”。大禹治理洪水，直到九州土地得以统一，四方低洼之地都已安居，大地平整、天道成就，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当，于是赐予〇圭来宣告成功。然而必定使用〇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天色〇，顺应天意侍奉上天，就像苍色的玉璧一样。这里所说的“锡”，与“师锡帝曰”“纳锡大〇”中的用法相同。古代下级赐予上级，也可以称为“锡”。

译尚书全解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十二

宋 林之奇 撰

甘誓 夏书

启与有扈在甘的野外作战，于是作了《甘誓》。

古代将要整顿军队并使用他们时，必定要有誓师，而在军事行动中尤其严格。所以《尚书》有六种文体，誓是其中一种。大体上是为誓师而作的。《周礼》中士师的职责，用五种告诫来先后施行刑罚，第一种就是誓，用于军队。军队中有誓，大概是为了宣告讨伐罪人的意图，谨慎地规范坐起进退的礼节，并展示赏罚必定守信，这是帝王时代所不能废除的。所以禹、启、汤、武都有誓。甘，是誓师的地点，所以以此命名篇章，也就像《牧誓》、《费誓》一样。启，是禹的儿子。有扈氏，是夏的同姓，其地在汉代的扶风鄠县。启与有扈作战，他在誓师时，声言其罪，只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起初并没有详细陈述讨伐他的原因。《史记》说：“启即位，有扈不服，于是灭掉了他”，也只是说他不顺从罢了。唐代的孔颖达就认为自从尧、舜禅让相承，启独自继承父位，因此有扈不服，这种说法也只是凭私意推测，其实未必如此。查《左传》昭公二年赵孟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所说的观扈，就是这里的有扈国。唐代的孔颖达引用《楚语》观射父的话说：“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观扈，周有管、蔡”，以此认为有扈倚仗亲属关系而不顺从启的政令。现在考证《楚语》观射父的话，只说“夏有五观”，不说观扈，唐代的孔颖达大概是误把赵孟的话当作观射父的话，这虽然是小的错误，也不可不纠正。有扈氏的罪过，经文中没有明确记载，然而赵孟将其与三苗、徐奄相比，就知道有扈必定是顽固愚昧不可教化，而且倚仗险阻而不顺从的人，所以启率领六军去征讨他。他誓师的意图，与《秦誓》、《汤誓》没有不同，所以圣人记录他的书作为万世的法则。汉代的孔安国说：“甘，是有扈的郊外名。”马融说：“甘，是有扈的南郊。”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启向西行进，甘应当在东郊，马融是扶风人，或许知道那里的情况。启在甘的野外誓师，应当是亲自征讨到达那里。周希圣说：“天子的军队常隐藏在六乡，四方有变故，专门责成方伯，方伯不能讨伐，则天子亲自征讨。”启与有扈在甘的野外作战，是天帝亲自征讨，这个说法是对的。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查《大司马法》凡是制定军队，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都由命卿担任。于是召集六卿，是天子的六卿都出行了。李子真说：这里所说的六卿，不是从冢宰到司空的六卿。《周礼》地官乡大夫，每乡有一位卿，大概天子的六乡，另外有这六位卿。平时无事，则各自掌管其乡的政教禁令，隶属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则率领其乡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作为将领，隶属于大司马。所说的军将都由命卿担任，就是这些卿。如果以王朝的六卿，在应当用兵的时候，大司马主管军政，冢宰以下，没有理由也隶属于司马。所以凡是作战提到六卿的，都是六乡的六卿。这个论述是正确的。六卿都出行，而在甘的野外誓师，则是天子亲自率领六军去征讨。天子亲自征讨，六卿各自率领其乡的军队跟随，所以这场战争称为大战。大概是举国去讨伐他。有扈的威势强大，以至于举国去讨伐他，是其势力将要与京师抗衡，而方伯连率的力量所不能讨伐。启的这次行动，社稷的安危，大概系于此了。然而他使用军队，难道是不得已而不已的吗？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李校书论述唐虞时代“咨”的含义说：“咨这个词，后来变化为嗟。《甘誓》说：嗟六事之人；《征》说：嗟予有众；《汤诰》说：嗟尔万方有众；《泰誓》说：嗟我友邦冡君。大概嗟，就是咨的含义。召集他们时称为六卿，誓师时称为六事。郑玄认为将‘六卿’说成‘六事之人’，是说军吏下及士卒。下边告诫左右与御者，是普遍告诫在军的士步卒，也在其中，所以‘六事之人’是总称的辞令。他的说法是对的。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大概是呼唤六事之人，使他们都听我的誓言。”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

这就是声言有扈氏的罪过。五行三正，解说者不同。根据有扈氏是夏的同姓，其骄横跋扈而不可制，废弃尊尊之义，失掉亲亲之恩。启声言其罪，而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个含义不必求之太深，总之只是说他废弃三纲五常而如此昏乱罢了。威侮，是专行威虐而侮慢；怠弃，是怠慢而废弃。体味这话，启讨伐有扈的言辞，可谓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