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四十

译这（篇诗）是替代商朝的。说“丕显”是指文王和武王，而说“集厥命”是指文王，这是因为文王受命建立周朝，武王只是继承他的志向罢了。先正，大概是指周公、召公、太颠、闳夭、毕公这类人，与君牙所说的“先正”相同。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将大的天命聚集于一身，难道仅仅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吗？也是因为那些先正的臣子能够或左或右，以明察事理来侍奉他们的君主。君主有光明的德行，而臣子又能显明地侍奉他，君主英明，臣子贤良，在朝堂上彼此契合，所以他们在谋划策略以维持国家、颁布宣扬政教方面，无论大事小事，都没有不遵从的，没有违背道义的情况，因此先祖能够安稳地处在君位上。先祖文王、武王以下就是如此。说先祖的位势安处于天下的尊贵地位，被亿万百姓所爱戴，长久守持而不丧失，这都是因为那些先正左右的臣子的缘故。先祖之所以能安稳在位，根本在于先正的力量。平王自悲遭遇家道败坏，而没有像文王、武王那样的臣子，所以嗟叹而自我哀伤。丕愆，是指幽王造成的祸患。说这巨大的罪过是天意所为。幽王无道，在《小雅》和《大雅》中已经详细记载了，那么犬戎的祸患乃是自作孽，却说是天降大祸，这就像《诗经》中所说的“天方艰难，天降丧乱”之类。平王自悲以年幼冲动的资质，继承君位时恰逢上天降祸于我周家，王室中衰败。在这个时候，资助和恩泽惠及下民的情况断绝了，是说没有资助恩泽，就像所说的“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那样。资助恩泽既然断绝，那么民心就离去了，这就是夷狄乘虚而起，用武力侵凌伤害我国家，其祸患非常巨大。贤者在朝，就无敌于天下，夷狄的丑类而敢侵扰我国家，是因为凡我治事的臣子中没有老成持重和俊美德行的人在其职位上，老成俊德的人没有一个在朝，那么治事的臣子无非都是小人，那些夷狄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十月之交》是讽刺幽王的诗。其中说：“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维师氏”，那么其中没有年高德劭和俊美的人在其职位上，就可以知道了。幽王所用的无非都是小人，所以当平王继承君位时，幽王所遗留给他的，没有俊哲的人与他一起匡正衰败、治理乱世。而平王又自认为自己的德行不足，无法继承先烈的功业，朝廷既然没有可用的士人，而自己又无所作为，那么所依赖的只有同姓的诸侯，在祖父辈行事的，在父亲辈行事的，他们应当以我的身为忧虑，有以辅佐赞颂并振兴我，如果对我一人有功，那么我一人就能安稳地处在天子的位子上，以保全社稷宗庙。文王、武王有光明的德行，而他们的臣子都能显明地侍奉他们的君主，这就是他们能安稳在位的原因。现在平王既然不能胜任，而治事的臣子又没有年高德劭和俊美德行的人，那么要想安稳在位，不坠先祖的基业，除了诸侯还能寄托于谁呢？大概平王重建王室，实际上依靠的是晋和郑，无非是同姓的诸侯。所以这样说，并且呼唤父义和，以称颂他的功劳。你能够显扬你的显祖，是说晋文侯能够光耀你祖先唐叔的德行。大概子孙对王室有大功勋，就能增加祖先的光耀。唐叔是武王的儿子，晋国始封的君主，所以称为显祖。你之所以能显扬你的显祖，是因为你在这艰难的时刻，首先以自身为天下倡导，效法我文王、武王的法度，会合四方诸侯，拥立我为君，以继承先烈的功业，并追念孝敬前代的文人。前文人，是前世守成之主，大概从成王、康王以下都是。你能这样，就是多次修缮护卫我于艰难之中了。这是我嘉奖你的功劳，并将赐给你完备的物品和盛大的礼仪的原因。汉代的孔氏说：“战功曰多，说你的功劳很多且修缮得很好。”他的说法迂回曲折，不如苏氏说：“你所修缮护卫我于艰难之中。”来得直接而不繁琐。文侯之所以能多次修缮护卫平王于艰难之中，只是因为他首先率领诸侯以勤王罢了。大概周朝自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世，王政修明，诸侯敬畏仰慕，进退快慢，只听从他的命令。等到幽王因为举烽火的原因，失信于诸侯，正当犬戎之难时，诸侯没有勤王的意思。现在文侯能在烽火失信之后，首先举义兵，倡导诸侯以尊崇王室，拥立平王而天下安定，那么他的功劳难道小吗？所以平王称颂他运用会合诸侯来继承他的君主，追念孝敬前代的文人，认为这是多次修缮护卫我于艰难之中。文侯率领晋国的军队出来平定王室的危难，既然成功，就率领军队回到晋国。所以命令他回国时，就说：“视尔师，宁尔邦。”是说这些勤王的军队，你应当好好看待并安顿他们。既然命令他回国，那么他出行时必定有完备的物品和盛大的礼仪。那完备的物品和盛大的礼仪必定与他的功劳相称，所以赐给他秬鬯一卣，使他在祖庙祭祀，以称颂他显扬显祖、效法文武、追念孝敬前代文人的功劳。赐给他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使他得以征伐诸侯，以称颂他多次修缮护卫我于艰难之中的功劳。物品必定与功劳相副，礼仪必定与情意相称，这是先王仁爱诸侯的意思。卣是中间的酒器，未祭祀时盛秬鬯于卣，祭祀后则实于彝。这是初次赐给而未祭祀，所以用卣盛装。一卣，是因为他显扬显祖，所以只有一卣。让他用这郁鬯告于唐叔的宗庙，

译不及其余庙的规格。如果周公在文王、武王的神主前举行禋祭，就会使用两只卣了。彤，是赤色；卢，是黑色。赐给他弓矢，使他得以征伐，因而有这两种颜色的区别。马四匹为一乘，有四匹马则路车就在其中。《诗经》所说的“路车乘马”就是这种情况。不直接说路车，也就像说秬鬯一卣而不说圭瓒一样。所有这些，都是平王褒奖文侯的功勋，备办物品，举行盛大的礼仪，并用诚意来奉行，轻重厚薄，恰如其分，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后来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向襄王献俘，襄王也以此礼赐给文公。所以《左传》说：“郑伯辅佐襄王，使用的是平王的礼仪。”这是说平王的礼仪，可以流传于后世就像这样。司马迁没有仔细考察，只看到文公也有这样的赏赐，于是认为这篇是襄王赐命文公的话，大概是没有深入考证《左传》而妄加解说。平王褒奖文侯的原因，既然已经完备地记载在这里，所以又对他反复告诫，让他爱护百姓、勤于政事，能够谨慎地保持善终，以保全他平定祸乱的功勋。说现在你回到晋国，就应当休兵息民，以和睦团结民众，怀柔远方以略治外邦，亲近近邻以详察内政。凡是那些贫困无助的小民，都要施以恩惠使他们安定，不要有贪图安逸享乐的行为。像这样就能简省体恤你都城中的民众，能够保持美好的结局，以成就你的显赫德行。大概彰显你显赫祖先的功业，到了这里才算是大功告成。苏氏说：“简，是说简阅其士；恤，是说惠恤其民。”这是正确的。大概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要达到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然后才能享受成功的成果。简则官吏称职，恤则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治理国家所取得的成效。所以《文侯之命》以此作为结尾。苏氏论述这篇，认为《春秋》传曰：“厉王的祸乱，诸侯放弃职位以简省王政。宣王有志气，然后效法官职。”读《文侯之命》，就知道平王没有志气了。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孔子编定《尚书》，将《文侯之命》记录在文、武、成、康之后，大概必定有深深褒奖和非常赞许的地方，难道是因为他没有志气而记录它吗？详细考察这篇，羡慕文武的勤勉谨慎，怜悯国家的衰败，痛惜老寿者的凋零，知道藩屏之臣的勤劳，他的褒奖没有溢美之辞，他的赏赐没有虚设之物，又勉励他爱护百姓，勤于政事以谨慎地保持善终。宣王之所以能使周室中兴，也不过是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任用贤能，能够赐命诸侯，恢复文武的疆土，以慰劳招引、安定聚集百姓罢了。现在平王的话也是这样，那么他的志向难道很小吗？他之所以不能成就宣王中兴的功业，只是因为他开始时锐气十足，中途懈怠，以至于最终涣散不振。如果他的志向每次都像赐命文侯时那样，那么他的成就必定不会像这样卑微。所以想要知道平王可以成为宣王，除了《文侯之命》，就没有别的可以看到了。到了四十二年，鲁隐公元年，派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赠，那么他的辞命，难道还是以前的平王吗？平王的志向到这里就止息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

译《费誓》出自《周书》。

鲁侯伯禽定都曲阜，徐夷同时兴起，东郊无法开通，于是作了《费誓》。《费誓》中，伯禽说：“唉！众人不要喧哗，听我命令。前往那里，淮夷、徐戎同时兴起。准备好粮食，穿上你们的铠甲；拿起你们的盾牌，不敢有不严肃对待的。准备好你们的弓箭，锻造你们的戈矛，磨砺你们的锋刃，不敢有准备不精良的。现在若有放牧牛马的，堵塞你们的捕兽夹，填平你们的陷阱，不敢伤害牛马。牛马若受到伤害，你们将受到常刑。马牛若走失，臣妾若逃跑，不敢越界追赶，只需恭敬地找回。我将赏赐你们，若越界追赶而不找回，你们将受到常刑。不敢抢劫掠夺，翻越围墙，偷窃马牛，诱拐臣妾，你们将受到常刑。甲戌日，我将征讨徐戎，准备好你们的干粮，不敢有不到位的，你们将受到大刑。鲁国三郊三遂的人，准备好你们的木材，甲戌日，我将修筑工事，不敢有不供给的，你们将受到无余刑。不是杀害鲁国三郊三遂的人，准备好你们的草料，不敢有不足的，你们将受到大刑。”

曲阜，是鲁国的都城。《左传》所说的少皡的故地。鲁国的分封地，实际上属于《禹贡》徐州的范围。其地南边抵达淮河，徐戎、淮夷，大概是东方戎夷的部族交错居住在鲁国境内。周朝的王业，肇基于西土，而教化施行于江汉地区，所以西南夷最先臣服。东土的人，远离正统教化，而沾染了纣王的余习，所以臣服周朝最为迟缓，而东夷也最后臣服。因此西南夷如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会师于牧野之战；而东夷如淮夷、徐、奄，参与了武庚的叛乱。只有东夷在周朝初年，独自骄悍而未臣服，所以周朝分封诸侯，就让周公驻守鲁地，太公驻守齐地。这两人，是亲贤中最杰出的人。而他们的分封地，却介于戎夷之间，距离周朝非常遥远，是为了控制东夷的缘故。周公留守辅佐周室，让他的儿子伯禽受封于鲁，实际上与齐太公同时，而前往封国则有先后。而报复东夷，当纣王之时，中原无政令，曾侵犯职方之地，肆意吞噬，那么他们的心意必定不利于齐鲁的建国。所以伯禽刚开始居住曲阜，而淮夷、徐戎同时兴起，大概是为了争夺鲁地。查《史记·齐世家》，太公封于营丘，向东赶路住宿，行动迟缓，旅店主人说：“客人睡得很安稳，大概不是去封国的人。”太公连夜穿衣出发，黎明到达封国，莱侯来攻打，与他争夺营丘。营丘靠近莱地，莱人是夷人。恰逢纣王之乱，而周朝刚平定，未能集结远方，所以与太公争夺封国。以太公的事情来看，就知道淮夷、徐戎对于曲阜，也就像莱夷对于营丘一样。戎与夷，土地相望，大概有唇齿相依、掎角之势，臣服则一起臣服，叛乱则一起叛乱。《常武》这首诗，赞美宣王有常德以建立武事，诗中说：“沿着那淮河岸边，巡视这徐地，不停留不驻扎，三事就绪。”《閟宫》这首诗，颂扬僖公能恢复周公的疆域，诗中说：“保有凫绎，于是荒废徐宅，直到海邦，淮夷蛮貊，无不顺从。”说淮浦必说徐土，说徐宅必说淮夷，明确这两者侵凌中原，曾经有同时兴起之势的缘故。唐代孔氏说：“经文称淮夷、徐戎，序言说徐夷，是简略的说法。”这是对的。淮夷、徐戎都在曲阜的东边，所以他们同时兴起而为寇，那么东郊就无法开通。东郊无法开通，鲁国的计策可谓危险了。而伯禽能做好战守的准备，修缮器械，修筑城堡，积蓄干粮草料。以等待他们。号令严明而赏罚守信，最终能使戎夷远遁，从而建立鲁国的社稷，辅成周家磐石之势。他的成功谋划，大概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这就是《费誓》被收录在帝王誓诰末尾的原因。费，地名。《论语》说：“颛臾坚固而靠近费。”又说：“颛臾，从前先王让它做东蒙的主祭。”这是费靠近东蒙。《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巡视东野及费，子泄在郊外迎接慰劳。”这是费靠近东野。因为它的地方靠近东蒙、东野，那么就是鲁国东郊的地方。在此誓师师徒修缮守备，所以以费誓命名篇章。篇中本来没有费字，而以命令篇章的名字，大概像《顾命》之类。唉！众人不要喧哗，听我命令，是让所誓师的人安静等待命令。他们既然安静等待命令，于是说话，所以征讨的缘故，说我之所以进行这次战役，是因为淮夷、徐戎同时兴起而为患的缘故。他们既然同时兴起而来，那么在我们方面不可不严格做好战守的准备。而战守的准备，最应当先做的，没有比器械的犀利更重要的。大概夷狄、中国各有长技，夷狄以野战为胜，中国以兵器为强。汉代晁错论述中国的长技，说劲弩长箭射得远，那么匈奴的弓就不能抵挡；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那么匈奴的兵就不能抵挡；材官驺发，矢道同的，那么匈奴的革笥木荐就不能支撑；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那么匈奴的脚就不能给养。由此知道中国之所以能取胜于夷狄，只在于兵甲的坚利而已。宣王只因为能修缮车马，准备器械，所以外攘夷狄

译以恢复周文王、周武王的疆土。凭借我们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没有不胜利的。所以伯禽将要与淮夷、徐戎作战，必定把以下事项放在首位：铠甲、盾牌、弓箭、戈矛、锋刃。这些都是兵器中常用且缺一不可的。“曰糓，曰敿，曰备，曰锻，曰砺”，都是说要修治这些兵器，不敢不认真，不敢不精良。这是要求它们无不精致，“吊”意为至，至就是善。这些都是根据语境配合而成的文字，其中没有深奥的含义，不可以牵强附会地加以配合。“淫，大也。”“淫舍牿牛马。”汉代的孔氏认为这是指大量放牧圈养的牛马，意思是军队所在之处必定进行放牧。这种说法不对。淮夷、徐戎正同时兴起进行侵扰，东郊因此无法安宁，不应该将圈养的牛马放牧在野外，让敌人得以掠夺。这里的“舍”应当理解为“舍止”的“舍”。因为夷狄侵扰边境，其目的只在于掠夺牛马和男女奴隶，以满足其贪婪无厌的欲望。所以伯禽制定守御策略，让东郊的百姓将所养的牛马大量集中圈养，将男女奴隶拘禁起来。这实际上是坚壁清野的防备，旨在让敌人无物可掠，从而困住他们。“擭”和“穽”都是捕兽的工具。“擭”用来捕捉虎豹，在地上挖深坑，又在上面设置机关，防止野兽跳出。“穽”用来捕捉小型野兽，也是在地上挖深坑，一旦落入就无法出来，只是不设机关罢了。男子称为臣，女子称为妾。要想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使敌人无物可掠，就必须申明严令以约束百姓。从“淫舍牿牛马”以下的规定，都是为了约束百姓。要想圈养牛马，必须在深山穷谷等敌人无法掠夺的地方。担心在圈养之前，有人设置“擭”和“穽”来捕捉猛兽，可能会伤害牛马，所以命令百姓堵塞“擭”，填塞“穽”，不敢伤害所圈养的牛马。既然已经下了约束令，如果有不堵塞“擭”和“穽”而伤害圈养牛马的人，就是犯法，所以常刑不予赦免。所圈养的牛马如果有走失，所拘禁的男女奴隶如果有逃跑，那么丢失者不得越过自己的防区去追逐，而拾得者则应谨慎地归还。既然已经下了约束令，拾得者如果恭敬归还，就是有功之人，所以酌情给予赏赐。那么丢失者如果越界追逐，以及拾得者如果不归还，就是犯法，所以常刑不予赦免。又应当禁止盗窃抢劫的人，使他们不得翻越围墙去偷窃圈养的牛马，诱拐拘禁的男女奴隶。既然已经下了约束令，如果有翻越围墙去偷窃和诱拐的人，就是犯法，所以常刑不予赦免。约束既然如此严格，赏罚又如此分明，那么坚壁清野的策略就能施行，牛马和男女奴隶就不会暴露在外。淮夷、徐戎既然无物可掠，还能从侵扰中得到什么利益呢？“峙”通“储”，储备。“糗”，《说文解字》说：“熬米麦也”，意思是炒熟米麦，再捣成粉。“桢”和“榦”都是筑城的工具。“桢”是立于墙两端的木柱，“榦”是立于墙两边挡土的木板。“刍”和“茭”用来喂养牛马。《说文解字》说：“刍，刈草也”，“茭，干刍也”。查考《周礼》，天子有六军，就有六乡六遂，乡在王都百里之内，遂在百里之外。由此推断，诸侯大国应当有三乡三遂，这就是所谓的“三遂”。这似乎是指鲁国的三军，所以解说者多引用此作为鲁国有三军的证据。然而如果指鲁国的军制来说，称为三乡三遂可以，称为三郊则不可以。《礼记》说：“四郊多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国家必定有四个郊，郊外为遂，有四个郊就必定有四个遂，这里所说的“遂”不一定是五县之遂。就像《春秋》说“伐我北鄙、南鄙”，不一定是五鄼之鄙，大概是泛指四郊之外，遂即为鄙。所谓“三郊三遂”，大概是因为淮夷、徐戎同时兴起进行侵扰，东郊因此无法安宁，那么东郊正是遭受敌人攻击的地方。所以伯禽让东郊的百姓修治铠甲、盾牌、戈矛等武器，作为征讨的准备，圈养牛马，拘禁男女奴隶，作为坚壁清野的防备。这样就可以战可以守了。于是让他们储备干粮，准备在甲戌那天前往征讨徐戎。东郊的百姓既然将要随军出征，就让南、西、北三郊三遂的百姓储备筑城用的桢榦，也在甲戌那天在东郊修筑城垒作为屏障，以巩固防守，形成不可动摇的态势，同时又供给军队牛马所需的草料。大概遭受敌人攻击的地方专心于攻守，而征发徭役则从不受敌的地方获取，这是为了区分远近、均衡劳逸。鲁国集中全力来制服一方之敌的侵扰，上文提到东郊，那么三郊三遂指的是南、西、北三郊就明白了。在甲戌那天出征，也在甲戌那天筑城，是因为夷狄的习性，当他们侵扰边境时，不利于中原国家建立屏障。所以我们在增筑城堡时，他们必定会采取争夺利势的行动来扰乱我们。如果他们先我们一步争夺利势，那么筑城的工程就无法进行。于是趁徐戎尚未行动，让东郊的百姓在这一天出征，而三郊三遂的百姓也在这一天筑城，边征边筑，同时并举。他们正与出征的军队交战，就没有空闲与筑城的人争夺了，这实在是应变出奇的高明计策。既然抵御戎狄的计策依赖于此，那么抓住这一机会的关键就在甲戌这一天，不容许有丝毫延误。机会不可失，如

译如果军粮供应不上，草料储备不足，那么人和牲畜就会缺乏食物，军队便无法出征，这就失去了可以出征的时机，这是军法规定应当处死的罪行。所以都说：“你将遭受大刑，这大刑不同于一般的刑罚。”至于木材等建筑材料供应不上，导致无法修筑工事，这又是失去了可以修筑的时机。修筑工事不合时宜，那么出征也就成了轻率妄动。这种因供应不上而获罪的刑罚，大概比缺乏军粮的罪行还要重。所以说：“你将遭受无余刑，这不是仅仅说杀头，到了这种地步就毫无宽贷了，不仅杀你，还要连累你的妻子儿女一同受刑。”这又不同于大刑。刑罚不是圣人忍心谈论的。如今伯禽的誓词中，既说了常刑，又说了大刑，还说了无余刑，不仅仅是杀头，可以说是忍心谈论使用刑罚了。而孔子却将这篇书录在帝王典籍之中，大概是因为在平日无事的时候，君主不可以谈论使用刑罚。至于用兵作战，就不厌其烦地多次命令和反复告诫，这是为了保全百姓的生命并重视军事行动。孔子说：“不教导就杀戮，叫做虐；不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怠慢命令却限定期限，叫做贼。”将要进行战守攻筑的准备，如果不事先进行誓师告诫，等到百姓陷入罪责，就随之施加刑罚。从百姓的角度来说，就是被虐、被暴、被贼；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失去了战守攻筑的大计。百姓的背叛或归顺，国家的安危，都系于此。所以《甘誓》《汤誓》《泰誓》《费誓》中关于使用刑罚的言论，孔子都不认为有过错，因为这是为了誓师而言说的。假如在平日无事时，就动辄用刑罚杀戮来胁迫百姓，这就是李斯、商鞅导致秦朝灭亡的做法。孔子怎么会取法这种做法呢？

译秦誓，出自《周书》。秦穆公讨伐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崤山击败秦军，秦军回国后，穆公作了《秦誓》。《秦誓》中穆公说：“唉，我的将士们，安静地听，不要喧哗，我要发誓告诉你们。众言之首，古人有话说：‘人们最终都自以为是，所以多有放纵；责备别人这并不难，只有接受责备像流水一样顺畅，这才是困难的啊！’我心中的忧虑，是时光流逝，好像不再回来。只有古代的谋士，我说他还没有成就我的忌讳；只有现在的谋士，我暂且把他当作亲近的人。虽然如此，还是应当咨询那些白发老人，这样就没有过失了。那些白发苍苍的良士，体力已经衰退，我还尊重他们；那些勇猛果敢的勇士，射箭驾车没有差错，我尚且不喜欢。只有那些巧言令色、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使君子改变言辞，我竟然多有这样的人。我深思熟虑，如果有一个臣子，忠厚专一，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心地宽厚，好像能包容一切。别人有才能，好像自己也有；别人贤德圣明，他心里喜欢，不仅从口里说出来，还能包容他，以此来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也确实有利啊。别人有才能，就嫉妒厌恶他；别人贤德圣明，就违背他使他不能通达，这是不能包容，因此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也说危险啊。国家的危亡，是由一个人造成的；国家的荣耀，也是由一个人的福庆带来的。”

《秦誓》之所以作，其大概见于此序，而其事迹的详细记载则在《左传》中。查僖公三十年，秦穆公因为郑国对晋文公无礼，所以与晋国合兵围攻郑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南。后来秦国采纳了烛之武的话，私下与郑人结盟，而背叛晋国，派杞子戍守郑国然后回国。秦晋的不和睦，大概从此开始。其后两年，晋文公去世，穆公因为杞子掌管郑国北门的钥匙，想要潜师袭击郑国，经过晋地殽陵之间，咨询蹇叔。蹇叔说：“劳师袭远，没有听说过。”穆公不听，召孟明、西乞、白乙，让他们从东门出兵。蹇叔的儿子与师哭而送之，说：“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间。”秦师到达滑地，听说郑人已有准备，灭滑而还。晋原轸说：“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必伐秦师。”于是发命，襄公墨衰绖以从戎，遂败秦师于殽陵，获百里孟明、西乞、白乙以归。襄公的嫡母文嬴请求释放三帅并归还秦国。秦伯素服郊次，向着军队哭泣说：“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秦誓》之作，实在此时。汉王嘉说：“秦穆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左氏》所载穆公之将袭郑，但以为访于蹇叔而已，初未尝及于百里奚也。至《公羊》《谷梁》传所载蹇叔事迹，与左氏正同，而其异者，则以谏伐郑而哭秦师者，不惟蹇叔，而百里奚实在焉。王嘉之言，盖取诸《公谷》之传而云也。以是知左氏之不载百里奚者，失其传焉尔。当以《公谷》为正。夫穆公于汜南之役，既背晋而与晋不睦矣，乃欲潜师于其险阻之地，以出郑人之不意，则其进不足以袭郑，而退将为晋所袭者，盖必然之势也。故其时老成人之沉几先物，如蹇叔、百里奚者，则知其必败；惟其轻进小生，锐于功名，浅虑无谋，如孟明、西乞、白乙，则以为必胜。穆公勇于前而不顾其后，蹇叔之言逆于其心，则不复求诸其道也，徒以其拂己而怒之，孟明、西乞、白乙之言逊于其志，则不复求诸非道，徒以其顺己而喜之，徇于喜怒之私，而不虑夫成败之所在，果覆师于殽陵，匹马只轮无反者，此盖既往之咎，不可复追矣。然而因殽师之不复还，而能深自惩创，不怨天，不尤人，惟责夫己之不审于听谋，且惧其无以为善后之计也，故于是誓其众而告之，以自怨自艾之意，此篇之所为作，而夫子有取焉，录其书于帝王誓命之末也。嗟我士，听无哗，谓凡尔众士，静以听命，我将告汝以古人之言，可以为群言之首者，其言则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苏氏曰：“孔子曰：‘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孔子盖以为一言而丧邦者，此言也。民既尽顺我而不违我，乐则乐矣，不几于游盘无度以亡其国，如夏大康乎？”此言为善，盖常人之情，莫不乐人之顺己，而恶人之拂己，惟以人之若己为多盘，则是人之责己者，在常人之情，盖多不乐于此矣。故自己而责人者，未足为艰，人以逆耳之言而责己，己能受之如水之流而不以为忤，此实常情之至难也。今我之为

译这次战役，蹇叔、百里奚的谋划，谋划得正确，我却全都违背；孟明、西乞、白乙的谋划，谋划得不正确，我却全都听从。这大概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固执当作多谋善断，而不把像流水一样接受责备当作艰难，既然在前面已经招致祸败，又想有办法转祸为福，化危为安，那么我心中的忧虑，只怕时光流逝，难得易失，如果不再回头，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此我深深责怪自己听取意见不审慎，认为我起初想要违背郑国在汜南的盟约，确实是对郑国有疑忌而不信任，所以想秘密派兵去袭击它，勇于追求利益而不顾其危害。那些老成持重的人，遵循古义为我谋划的，如百里奚、蹇叔，可以说是很好的了。我却认为他们不能成就我所疑忌的目标而违背了他们；那些新进年轻、不明古义，却指着眼前的事为我谋划的，如孟明、西乞、白乙之流，可以说是很不好的了。我虽然知道他们未必能成功，但侥幸于万一，所以暂且亲近并听从他们，因此自取殽山之败。既然丧师的祸患到了这种极点，秦国的社稷也已经危险了，但还没有被敌国外患所乘虚而入，大概是因为袭击郑国的战役虽然不听从老成人的谋划，但其他治理国家的方法还能咨询黄发老人并加以采用，所以没有过错，军队虽然失败但国家没有动摇。查《左氏传》僖公十三年，晋国连年饥荒，派人来秦国请求借粮，秦穆公问百里奚：“给他们吗？”百里奚回答说：“天灾流行，各国都有，救灾恤邻，是道义。行道义就有福。”当时虢豹在秦国，请求攻打晋国，秦穆公说：“我厌恶的是他们的国君，他们的百姓有什么罪？”于是向晋国运送粮食。虢豹请求攻打晋国，与杞子请求袭击郑国没有区别。百里奚想给晋国粮食，与蹇叔认为袭击郑国不可行没有区别。穆公最终听从百里奚而不听从虢豹，由此可知他平时谋划国事，咨询黄发老人而违背新进小生谋划的情况，也有很多了。只是一时糊涂于袭击郑国的举动，于是招致失败，所以确实对此后悔而想要改过迁善，最终采用黄发老人的话作为善后之计。那些质朴善良而年老的人，虽然体力已经衰退，我希望能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们。至于那些刚强勇武的人，虽然能射箭驾车而没有过失，我希望能疏远他们，不想任用这种人。刚强勇武的人尚且不想任用，何况那些察察分明、口齿伶俐善于巧言的人，能混淆是非利害的真相，使君子改变心意和言辞，我哪有闲暇再多任用他们呢？所谓质朴善良而体力衰退的人，大概是指百里奚、蹇叔之流。而那些刚强勇武的人与察察分明善于巧言的人，则是指孟明、西乞、白乙之流。截截犹察察也。谝，《说文》说：便巧言也。穆公谋划攻打郑国时，只糊涂于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所以对老成人的话违背，对新进小生听从，因此在殽山覆军。等到失败后后悔，深思熟虑，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奋起。于是审知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小人之所以为小人，以及治乱安危的关键，认为如果有一个卑微的臣子，诚恳朴实没有其他技能，而内心宽宏温和，能容纳别人的技艺，就像自己拥有的一样；别人贤明圣哲，他内心喜爱，不亚于从自己口中说出，这样的人，大概是质朴正直、乐善好施的人。我过去认为他们迟钝而忽视他们，现在才知道他们是君子。君子的质朴正直、乐善好施，是可以保佑我子孙黎民的。所以从今往后，我想在朝廷上容纳这种人，以为国家社稷的利益。那些内心不宽宏，凭借技能傲视别人，嫉妒别人的技艺，就遮蔽诋毁；厌恶别人的贤明圣哲，就违背拒绝，使不能通达于上。这样的人，大概是嫉妒刻薄、嫉贤害能的人。我过去认为他们果敢锐利而喜欢他们，现在才知道他们是小人。小人的嫉妒刻薄、嫉贤害能，是不可以保佑我子孙黎民的。所以从今往后，我不想在朝廷上容纳这种人，怕他们将危害我国家社稷而至于不可救药。我之所以失败，实在是因为废弃老成人的话，而喜欢任用新进小生，不明君子小人的心术。所以秦国作为国家，于是到了动荡不安的地步。既然国家的动荡，是由于我一人听取谋划不审慎。由此推之，就知道想要使国家安宁，大概只在于一人有善庆而已。如果能任用质朴正直、乐善好施的君子，不任用嫉妒刻薄、嫉贤害能的小人，那么我一人就没有导致动荡的道理。既然没有导致动荡的道理，就将转祸为福，化败为成，社稷无穷的福祉，难道有穷尽吗？呜呼！君子小人的情状，以及治乱安危的关键，大概都在这里了。断断猗，无他技猗者，语辞。唐孔氏说：《礼记·大学》引此作“断断兮猗”，是兮之类，懐安也。《论语》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穆公在大丧师之后，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思得番番良士而用之，惟恐仡仡之勇夫，截截之谝言，乘闲而进。其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将弗克。见者诵言

译他有过错，而在其间没有加以文饰，那么即使有过错，也不足以成为过错。所以孔子称赞他并记录了他的言论，附在帝王誓命之末。孔子对他的赞许，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然而考察《左传》，秦穆公虽然说过这些话，但最终并没有践行。《秦誓》的写作，是在殽地战败之后，如果他果真能践行这些话，那么本来应当尊奉百里奚、蹇叔并任用他们，斥退孟明等人并疏远他们，休兵息民而不报复殽陵之战。像这样的话，难道只是称霸诸侯而已吗？即使成就王业也是可以的。现在却不是这样，他尊奉黄发老人的做法，大概没有听说过。当时不仅没有罢免孟明，反而把政事委托给他，以成全他拜谢恩赐的话。过了两年，又在彭衙战败，却仍然不悔改。第二年，又派孟明焚毁船只去作战，采取万死一生的计策，然后才勉强在王官战胜晋国。又过了一年，晋国再次攻打秦国，包围邧地新城，以报复王官之战。还没来得及报复晋国，秦穆公就死了。贪求功劳而抛弃百姓，终身都不改变，哪里看得出他是悔过自责呢？他想要任用那些旅力已经衰退的良士，以及能够容纳那些专一而没有其他技能的臣子，大概是空话罢了。然而孔子把他的言论记录在书中，没有丝毫贬低，大概是因为他虽然最终不能践行这些话，但他一时悔过自新的意图，确实符合帝王的用心。与其保持纯洁而不保证过去，说的就是《秦誓》吧？

译尚书全解第四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