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一

译《尚书》各篇“若稽古某人”之下都有“曰”字，所以两位先生的说法如此。他们的说法比前代儒者更为优越。然而这些都属于《虞书》，《虞书》称尧为古人是可以的，但禹、皋陶当时尚在人世，也称他们为古人可以吗？那么这种说法就不通。如果依据《周官》中“唐虞稽古”的文字，将“稽古”解释为尧，那么下面加上“曰”字又难以解释，例如“允迪厥德，皋陶之言”这一句。说“若稽古皋陶曰”是可以的，但放勋、重华、文命以下并非尧舜禹说的话却加上“曰”字，那么其含义就无法成立，这种说法难以辩驳，所以应当存疑以待明白的人。“放勋”，李校书说：“放，是大而无所不至的意思。”《礼记》说：“孝道，放置它则充满天地，推广它则横贯四海，施之于后世而没有早晚之分，推而放之于东海则标准一致，推而放之于西海则标准一致，推而放之于南海则标准一致，推而放之于北海则标准一致。”郑玄说：“放，就是到的意思。”这是说尧有大功。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浩荡无边，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这就是“勋”的意思，这种说法很好。孟子将“放勋”作为尧的称号，“放勋”说：“慰劳他们，引导他们，纠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使他们振作。”又说：“经过二十八年，放勋才去世。”屈原说：“为重华陈述辞意。”孟子和屈原既然将“放勋”“重华”作为尧舜的称号，后世的人由此类推，于是将“文命”作为禹的称号。然而“允迪”不能作为皋陶的称号，这种说法不通，世人大多对此表示怀疑。各家的说法都不对，我曾经对郑少梅说：“史官撰写史书时，大概是用这些词语来称颂尧舜禹的功德，后人因为史官有这样的称呼，于是将‘放勋’‘重华’‘文命’作为尧舜禹的称号。然而‘允迪’不能作为皋陶的称号，所以不能用作称呼。正如子贡称赞孔子说：‘大概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大概是称赞孔子的德行如此，后世于是称孔子为‘将圣’，这与上述情况完全相同。”

译尧帝恭敬、明智、文采斐然、思虑深远，安详自若。

《史记》说：尧有大功德，于是推究他之所以有大功德的原因，在于他恭敬、明智、文采斐然、思虑深远，安详自若，诚信恭敬且能谦让，光辉普照四方，通达天地上下，这就是他之所以有大功德的原因。大体上，形容圣人的盛大德行，必定推究其显著可见的表现来说。尧被称为恭敬、明智、文采斐然、思虑深远，舜被称为深邃明智、文明，汤被称为齐一圣明、广博深远，文王被称为美好柔和、美德恭敬，孔子被称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都是称颂他们显著的德行而言。所谓恭敬、明智、文采斐然、思虑深远，大概是说帝尧的德行显著地表现在外，他修身行事恭敬，处理事务明智，外表有焕发的文采，内心有深沉的思虑。这段话与《书序》大体相同，但《书序》说聪明、文采斐然、思虑深远，这里说恭敬、明智、文采斐然、思虑深远，大概是史官为了文体顺畅而叙述的。前面说聪明，是说尧能分辨邪正，在侧近得到虞舜，最终将天下授予他，所以说聪明，想要与下文“禅让给虞舜”的文意相接。这里说恭敬、明智、文采斐然、思虑深远，意思与下文“诚信恭敬且能谦让”相应，都是随宜立文，其中没有深奥的隐义。孔氏说：安定天下所应当安定的，然而下文“百姓发生变化，当时和谐”才是安定天下所应当安定的，这里说“安详自若”，大概是说尧有恭敬、明智、文采斐然、思虑深远这四种德行，安详地践行它们，不是勉强修为，就像孟子所说的本性一样。

诚信恭敬且能谦让。

唐孔氏说：“在自己身上既有四种德行，他在待人接物方面，又诚信、恭敬、能谦让。恭敬，是指恭敬出于诚实，不是在声音笑貌之间，就像文王所说的美德恭敬那样。克，是能够。经书称汤居上位能够明察，居下位能够忠诚，又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诗经》称文王能够明察、能够……、能够长久、能够君临，都是说能做好那些事情。那些望尘下拜、摇尾乞怜的人，不是不恭敬，但诚信的恭敬在哪里？隐公逊位给桓公，丁鸿逊位给弟弟，不是不谦让，但能够谦让在哪里？恭敬而诚信，谦让而能够，所以唯独尧受到称赞。”

光辉普照四方，通达天地上下。

这就是所谓的光辉安住于天下。《立政》说：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四表，是指四海之外。通达天地上下，是指向上到达天，向下覆盖地。曾氏说：光辉普照四方，就与日月合其光明，而照耀临下的功绩没有不被覆盖的；通达天地上下，就与天地同其流变，而覆盖承载的功绩没有不抵达的。这个说法很完备。大体上论述圣人的德行，必定推究其显著可见的表现来说。《中庸》说：只有天下最圣的人，才能聪明睿智足以临御，宽厚温柔足以包容，奋发刚毅足以执持，齐庄中正足以敬重，文理密察足以辨别。广博如天，深沉如渊，适时地表现出来，广博像天，深沉像渊，见到他百姓没有不敬重的，听到他的话百姓没有不信服的，实行他的政令百姓没有不喜悦的。因此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夷，舟车所到，人力所通，天地所覆盖，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亲的。所以说配天，这是人们所共同听闻和看见的。至于只有天下最诚的人，才能经营天下的大经，确立天下的大本，知晓天地的化育，他依靠什么呢？诚恳他的仁爱，深沉他的渊深，浩大他的天德。如果不固守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呢？这不是史官所能形容的。

能够彰明俊杰的德行，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便协调显明百官。百官昭明，便协和万国。百姓发生变化，当时和谐。

前面既已说了尧的德行，其表现在充实光辉上的，像天地的覆盖承载，日月的照耀临下，可以说极其至善了。这里又说他将这些推行到天下事业中。克明俊德，《大学》说：“自我彰明。”孔氏说：“能够彰明俊杰德行的人。”这两种说法不同，而李校书认为前面既已说了尧的德行，恭敬、明智、文采斐然、思虑深远，安详自若，诚信恭敬且能谦让，光辉普照四方，通达天地上下，不应该在这里重复叙述他的德行，于是以孔氏的说法为是。如经书说“俊民”、“吁俊”等，都是指俊杰之士。《大学》的话，是汉儒所作，断章取义罢了，这个说法是对的。唐孔氏说尧作为君主，能够尊崇彰明俊杰德行的人，让他们辅助自己施行教化，凭借这些贤臣的教化，先让亲近九族的亲属。九族受到教化，已经亲睦了。又让他们和协显明于百官之族，百官受到教化，都有礼仪昭然明显了。又让他们合和调和天下万国，万国的众人，于是变化遵从上级，因此风俗大和。这个说法大体是对的。九族应当从夏侯、欧阳氏的说法，认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孔氏传说是高祖到玄孙的亲属，是不对的。因为高祖不是自己所能够侍奉的，玄孙不是自己所能够见到的。如果一定说不是高祖到玄孙的亲属，只是根据族系出于高祖，那么只是本宗族，又怎么能称为九族呢？那已经和睦的九族，如果只是本宗的一宗，那么它的和睦也不广泛了。如果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那么旁及他族，而本族也在其中，那么它所和睦的难道不广泛吗？父族四：父五属之内一，父的姐妹出嫁者及其子二，自己的姐妹出嫁者及其子三，自己的女儿出嫁者及其子四。母

译九族包括三类：母亲的父系亲属为一类，母亲的母系亲属为第二类，母亲的姐妹出嫁后及其子女为第三类。妻族包括两类：指妻子的父系亲属为一类，妻子的母系亲属为第二类。大概来说，敦睦宗族的方法，必须遍及内外亲属。晏子说：“让我父亲的亲属没有不乘坐车马的，我母亲的亲属没有衣食不足的，妻子的亲属没有受冻挨饿的。”敦睦九族的方法，本来就从这里开始。百姓，是指百官的族姓。不称百官族姓而称百姓，只是举其大概数目而言。唐代孔颖达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共一百人，所以说百姓。”苏东坡也说：“百姓，大概是那时上古帝王的子孙。”获得姓氏的有一百多个家族而已，所以叫百姓。这种说法不对。《五子之歌》说：“万姓仇视我”，难道唐尧虞舜时代才开始有百姓，到了夏朝突然就有万姓了吗？平章，是评定彰明百官的职责，后来后世把宰相称为平章事，大概就出于此。于变，唐代孔颖达说：“那万国的众人，在这里变化而顺从上级。”朱子和说：“于，是赞叹美好的语气词。”大概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发出感叹。与《诗经》所谓“于论鼓钟”的“于”字相同，应当读作“于”字。我私下认为应当采纳朱子和的说法。如诗人称颂盛德说：“于穆清庙，于缉熙敬止，于铄王师”，同样是用来称颂尧的治功成就，所以用“于变”来说。时雍，孔颖达说：“因此风俗大和。”程颐说：“教化成就风俗美好而当时和顺。”程颐的说法好。亲九族，是说用亲爱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不说“以”字，曾氏说：“防止与上面的‘以’字重复。”九族说已经和睦，百姓昭明，黎民于变时雍，不说“既”字，曾氏说：“防止与上面的‘既’字重复。”上面说“以亲”，下面说“既睦”；上面说“协和”，下面说“于变时雍”。这大概是古代史书交错行文，以显示意思，没有不同的含义。那九族，是尧的九族，必须得到明辨俊德之士然后才能亲爱。李校书说：“亲爱亲人，是治理的开始。”然而之所以达到治理，如果不是贤人，谁能胜任？后来后世任用非人，父子不能互相保全的情况都有，何况九族呢？这种说法很好。如汉武帝任用了一个江充，太子和诸王都死于巫蛊之祸；唐明皇任用了一个杨国忠，一天之内杀了三个儿子。如果当时任用了董仲舒、张九龄等人，难道会有这样的祸患吗？这一章大概前面所说的，是指尧以诚明的性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来修养自身，以至于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而且能举用天下的贤才与他们共同治理，所以能施行于政治。大概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意思。因此他的教化不严厉就能成功，他的政治不严苛就能治理，所以能施行于政治，大概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所以亲爱九族那么九族就和睦了，平章百姓那么百姓就昭明了，协和万邦那么黎民就于变时雍了。不是树立就树立，引导就行动，安抚就来归，感动就和顺，谁能做到呢？假使孔子得到天下也不过如此罢了。

译于是尧命令羲和。

程氏说：前面已经论述了尧能够彰明俊德，始于使九族和睦，进而使天下万民和谐，百姓因此变得和睦。这里又论述建立政治纲纪，分派端正百官的职责，以兴盛众多政绩。而在所有事务中，最大且最先的，莫过于推究天道，明确历法象数，恭敬顺承时令，以此颁授给百姓。天下万事，没有不以此为根本的。大概君主治理天下，只有这两个方面而已。修养自身、治理家庭，以至于平定天下，这是治理的方法；建立纲纪，分派端正百官，明晓天道以制定事务，这是治理的法度。撰写《尚书·尧典》的人，论述尧的德行，都尽在于此了。从“帝曰畴咨”以下，记载具体事迹，以显示尧的圣明，这种说法很好。说到“百姓因此变得和睦”，紧接着说“于是命令羲和”，这与《周礼》中设立官职、分派职责，作为百姓准则之下，说“于是设立天官冢宰，于是设立地官司徒”等，是相同的。唐代孔颖达说：“于是命令羲和”，是重新叙述彰明俊德的事情，得以达到和睦的原因。上文论述尧的圣性，这里说尧任用贤才，依据尧自身而言，因为任用臣下所以说“于是命令”，并不是在百姓和睦之后才命令他们，这种论述是恰当的。羲和，据《楚语》记载：少昊衰落时，九黎扰乱德行，人神混杂干扰，无法分辨。颛顼接受帝位后，于是命令南正重主管天文以统属神灵，北正黎主管地理以统属百姓，使恢复旧日常规，不相侵扰。后来三苗又重演九黎的恶行，尧又养育重、黎的后代，不忘旧职的人，让他们恢复掌管旧职。《吕刑》说：“黄帝哀怜众多无辜被杀戮的人，用威严报复暴虐，遏制断绝苗民不再世袭在下，于是命令重、黎断绝天地相通，没有神灵上下往来。”扬雄说：“羲接近重，和接近黎，所以尧的羲和就是颛顼的重、黎。”大概羲继承重，和继承黎。唐代孔颖达说：“羲和虽然分为不同的氏族，但出自重、黎。”说羲和是氏族，则不对。如后文说“咨询你们羲和”，则像是名字了，不是氏族。王氏说：“散开义气成为羲，收敛仁气成为和。日出之气为羲，羲是阳；利于万物称为和，和是阴。羲和就是人的名字，哪有阴阳仁义的说法呢？这种说法不可行。

恭敬顺承浩大的上天。

孔氏说：“昊天，指元气广大；钦若，指敬顺。”《尔雅》说：“春天叫苍天，夏天叫昊天，秋天叫旻天，冬天叫上天。”郑氏认为：“春气广博施予，所以用广大来称呼；夏气高明，所以用深远来称呼；秋气或生或杀，所以用怜悯下民来称呼；冬气闭藏而清察，所以用监察下民来称呼。”王氏说：“天色可见的，只是苍苍罢了，所以在春天说它的颜色；气到夏天而运行，所以在夏天说它的气；情到秋天而可知，所以在秋天说它的情；冬位正于上方，所以在冬天说它的位置。”这些都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孔氏说：“六经之中，各种称呼天的，是根据情感所求来称呼的，不一定在当时的季节称呼。”这种说法很好。《毛诗传》说：“尊崇而视其为君，则叫皇天；元气广大，则叫昊天；仁爱覆盖怜悯下民，故称是天；从上面监察下面，故称上天；从远处看呈苍色，则称苍天。”这种说法与孔氏相合，最为得当。

观测日月星辰的历法象数。

想要恭敬顺承昊天，必定要有方法。观测日月星辰的历法象数，这就是方法。历，是历数。周天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用日月星辰的远近来纪年月的先后。象，是玑衡，用来参考日月星辰的运行度数。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又十九分之七度。星，是四方中星。角、亢、氐、房、心、尾、箕为青龙，共七十五度。斗、牛、女、虚、危、室、壁为玄武，共九十八又四分之一度。奎、娄、胃、昴、毕、觜、参为白虎，共八十度。井、鬼、柳、星、张、翼、轸为朱雀，共一百一十二度。总共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辰，是日月交会之处。正月交会在亥，其辰为娵訾。二月交会在戌，其辰为降娄。三月交会在酉，其辰为大梁。四月交会在申，其辰为实沈。五月交会在未，其辰为鹑首。六月交会在午，其辰为鹑火。七月交会在巳，其辰为鹑尾。八月交会在辰，其辰为寿星。九月交会在卯，其辰为大火。十月交会在寅，其辰为析木。十一月交会在丑，其辰为星纪。十二月交会在子，其辰为玄枵。星与辰是一样的。根据人所看到的来说，就称为星。根据日月交会来说，就称为辰。郑氏认为星是五纬，辰是日月交会。十二次，则是把星辰分为二。然而这里论述恭敬地颁授民时，不需要五纬的意义。

恭敬地颁授百姓时令。

孔氏说：“恭敬地纪理天时以显示给百姓。”大概天时如果不通过历法象数确定，那么人事就无法兴起。所以尧先观测星辰历法，然后恭敬地颁授百姓时令。薛氏说：“周朝建子，是天时；商朝建丑，是地时；夏朝建寅，是人时。”尧所颁授的是人事而已，用建寅的月份颁授，所以说“恭敬地颁授人时”。这种说法虽然近似，然而改正朔始于周朝，尧舜时代没有三正的不同。所以《春秋》会合众说，郑氏……

译说：“正朔经过三次更改，自古以来都是相互变革的。”而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说古代只有夏朝使用夏正，只有商朝取代夏朝天命时才使用建丑之月，周朝取代殷商天命时才使用建子之月。看这种说法，那么薛氏的说法也就不可采用了。依据“人时”只是说“民时”罢了。《史记》写作“民时”，其意义大概是相通的。从分命羲和以下，所说的就是“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恭敬地授给民众时节”了。

译分别命令羲仲驻守嵎夷，那里叫做旸谷，恭敬地迎接日出，测定东方农事的次序。春分时节，日影居中，星宿鸟（心宿）出现在中天，用以确定仲春。此时百姓分散劳作，鸟兽繁殖交配。再次命令羲叔驻守南交，测定南方农事的次序，恭敬地致祭。夏至时节，白昼最长，星宿火（大火星）出现在中天，用以确定仲夏。此时百姓安居，鸟兽换毛。分别命令和仲驻守西方，那里叫做昧谷，恭敬地送别日落，测定西方农事的次序。秋分时节，昼夜平分，星宿虚出现在中天，用以确定仲秋。此时百姓平定，鸟兽羽毛丰满。再次命令和叔驻守朔方，那里叫做幽都，测定北方农事的次序。冬至时节，白昼最短，星宿昴出现在中天，用以确定仲冬。此时百姓入内，鸟兽长出细毛。帝尧说：“咨，你们羲氏和和氏！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时，成就岁数。确实治理百官，各项事业都兴旺。”

分别命令羲仲，再次命令羲叔；分别命令和仲，再次命令和叔。这一段都是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方法，用来确定中气并推算闰余。大概必须先确定方位，测候时气，校准日影刻度，观察中星，然后再用农事的早晚、万物的变化来验证，这样中气才能确定。中气确定后，闰余才能推算出来。学者在这里不可以另求他法，只有寻求制定历法的方法才能完全掌握。分命、申命，孔安国认为是尧命令羲和，下面的注释说：这是列举纲目，下面分别叙述，由此可知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就是前面的羲和。马融、郑玄、王肃等人说：乃命，是设立天地之官；分命、申命，是设立四时之职。天地与四时对应周朝的六卿，即冢宰、司徒等。这种说法虽然近似，但上文说“乃命羲和”，下文说“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的命令，是详细叙述历象日月星辰的事，不像周朝六卿有治教礼政等区别。前面说“乃命”，后面说“分命申命”，都是交错行文以成就文义。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就像仲突、仲忽、叔夜、叔夏一样。

驻守嵎夷叫做旸谷，驻守南交；驻守西方叫做昧谷，驻守朔方叫做幽都。这是用来确定方位的。大概制定历法的方法，必须观察日月的出没、星辰的运行度数。想要观测日月出没、星辰运行度数，必须先校准四面方位的土地，设立标记。东方叫嵎夷，西方叫昧谷，南方叫南交，北方叫幽都。四方确定后，然后可以观测日月出没，测量星辰运行，历象之法从此开始。古代设立土圭之法，用来测量日影。土圭的影长七尺五寸，是日影的中度。至日的影长一尺五寸，是短到极点；一丈三尺，是长到极点。其方法必须在地中的地方，日中的时候，放置圭表来测量。太阳在南则影短，多暑；太阳在北则影长，多寒；太阳在西则影晚，多风；太阳在东则影早，多阴。据此下文有日中、日永、宵中、日短，那么用土圭测量日影的方法，在尧时已经有了。想要寻求天地之中，如果不先立土圭测量日影，校准四方土地，那么凭什么确定天地之中？这大概是制定历法的开始。嵎夷，是青州的嵎夷，在正东，所以东方叫嵎夷。南交，孔安国说是夏与春交接，王肃说是南方相见之时，阴阳交接的地方，所以叫南交。这种说法不对，东西方说嵎夷、昧谷，都是地名，不应该唯独在南方说万物相见之时，这种说法不通。大概南交就是交趾。查《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土地，北到幽陵，南到交趾。”那么交趾对应幽都，由来已久了。又历象想要知道日月是否食，每次在这里观测。唐一行说：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根据历法应当食半，从朔方到交趾，观测没有差错，因此知道南方为交趾无疑。交趾在正南，所以叫南交。驻守西方，是陇西的西县，在正西，所以叫驻守西方。幽都，是舜时的幽都，在正北，所以北方叫幽都。四方确定后，然后可以观测日月出没，测量星辰运行，以建立历法。说旸谷、昧谷，孔安国说：“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所以称旸谷。”“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暗，所以叫昧谷。”大概嵎夷的方向，是日出之地；陇西的方向，是日入之地。根据土地来说，就称为嵎夷，称为驻守西方；根据日月出没来说，就称为旸谷，称为昧谷。将要迎接日出和送别日落，所以先确定旸谷、昧谷的地方。幽都，尧都、幽冀，在九州的正北。南方又驻守在交趾，所以不说“曰”。

恭敬地迎接日出，恭敬地送别日落。宾，释文读如字，而徐邈说叫“傧”。根据孔安国说“宾导也”，那么音“傧”的与傧相的“傧”相同。如迎接日出、送别日落，大概是为了观测日影的早晚，来验证刻度的长短。寅，敬也。迎接和送别，并不是真的有宾饯之礼。唐孔颖达说：“导者，引前之言；送者，从后之称。因其出也，导以引之；因其入也，从而送之。各以其所宜立文，”

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帝喾根据日月的运行来迎接和送别它们，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译平定东方的农事，平定南方的化育，平定西方的收成，平定北方的岁改。

阴阳四时的气运，运行于天地之间，造化微妙地推移，没有不有序的。“平秩”与“平在”，意思是平均次序，在于观察，大概是为了确定节气早晚的界限，就像后世分定二十四节气一样。孔氏对于“南讹”说：“讹，就是化。平定南方化育事物的次序。”对于“西成”说：“西方万物已经成熟，平定其政令以辅助万物成熟。”对于“在朔易”说：“岁序更替，在北方平均观察其政令。”这样看来，孔氏认为“南讹”、“西成”、“朔易”都是指天时。至于论述“东作”，则说岁序从东方开始而着手耕作，平定东方农事的次序，以致力于农业。那么这一方唯独以农事来解释。考察下文“厥民析方”，是说百姓分散以从事农作，这里只是说万物在东方发生，并非取农作的含义。只有曾氏认为春天是阳气之中，万物因此生长；秋天是阴气之中，万物因此成熟，并且引用《诗经》的“薇亦作止”、《老子》的“万物并作”作为证据，这可以弥补前代儒者的失误。

敬致

关于“敬致”，孔氏认为恭敬地施行教化以达到功效，这种说法不对。如果认为是恭敬地施行教化，为什么唯独在南方提及？由此可知“敬致”，应当是测定日影的意思。《周礼》记载春夏测定日影，秋冬测定月影。左氏说：“日官位居卿位以测定日影”，那么“敬致”，就是测定日影的意思。大概历法想要确定日月出没的位置，这里通过黄昏和黎明时南方中天的星象，来确定日影长短所到达的程度，称之为“敬致”，与“寅宾”、“寅饯”同类，只是文字表述有先后而已。比如《月令》说：“太阳在营室，黄昏时参星中天，黎明时尾星中天。”说太阳在营室有黄昏有黎明，这就是所谓的“宾出日”、“饯纳日”。说黄昏时参星中天，黎明时尾星中天，就是这里所说的“敬致”。在东方迎接太阳，在西方送别太阳，然后日中、日长、夜中、日短就可以知道了。在南方测定中天的星象，然后星鸟、星火、星昴、星虚就可以看见了。这两者可以知道，然后二分二至的节气就可以确定了。所以接着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鸟、火、虚、昴都是二分二至时黄昏出现在南方正午位置的中天星，而孔氏认为七星毕现，不认为是中天星，所以唐代孔氏说：仲春之月，太阳在奎、娄，进入酉地，那么初昏之时，井、鬼在午，柳、星、张在巳，翼、轸在辰；仲夏之月，太阳在东井，进入酉地，那么初昏之时，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太阳在角、亢，进入酉地，那么初昏之时，斗、牛在午，女、虚、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太阳在斗，进入酉地，那么初昏之时，奎、娄在午，胃、昴在巳，毕、觜、参在辰。如果像孔氏这样说法，那么鸟、火、虚、昴在二分二至黄昏时都出现在巳位，而不是正午，那怎么能说是四方的中天星呢？王子雍察觉其错误，于是说：宅于嵎夷、宅于南交、宅于西、宅于朔方，是孟月；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是仲月；星鸟、星火、星虚、星昴，是季月。这种说法与历法家偶然吻合，然而区分孟、仲、季并非《尚书》的本意。大概两位孔氏和王氏都不知道历法家有岁差的方法，用《月令》中太阳在某宿来推求，所以不合。考察历法家自北齐向子信开始，首先知道岁差之法，用古代历法推究，大约八十余年差一度，《月令》中太阳在某宿，与尧时相比已经相差了，用太阳所在月宿来推求中天星，理应不合。所以唐代一行说：月亮在虚宿一度，那么星火、星昴都在仲月黄昏中天；沈存中也说：《尧典》日短星昴，现在却是日短星东壁。由此可知岁差之法是历法家所通晓的，只是前代儒者没有思考罢了。大概仲春之月，太阳在昴宿，进入酉地，那么初昏之时，鹑火之星出现在南方正午的位置，当时昼夜平分，昼五十刻，夜五十刻，这是春分之气，所以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仲夏之月，太阳在星宿，进入酉地，初昏之时，大火之星出现在南方正午的位置，当时昼长夜短，昼六十刻，夜四十刻，这是夏至之气，所以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仲秋之月，太阳在心宿，进入酉地，那么初昏之时，虚星出现在南方正午的位置，当时昼夜平分，昼五十刻，夜五十刻，这是秋分之气，所以说“宵中星虚，以殷仲秋”。仲冬之月，太阳在虚宿，进入酉地，初昏之时，昴星出现在南方正午的位置，当时昼短夜长，昼四十刻，夜六十刻，这是冬至之气，所以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二分二至的节气确定，那么十二个月的节气就没有不确定的了。春天说“日中”，秋天说“宵中”，大概是互文见义以显示日夜的平分。春天说“星鸟”，夏天说“星火”，秋天说“星虚”，冬天说“星昴”，大概是四方星度之星以名称来命名。从角、亢、氐、房、心、尾、箕，到井、鬼、柳、星、张、翼、轸，共二十八宿，以日月所经过的宿次来说。从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

译至于虚宿，总共十二个。从物象来说，则有青龙、玄武、白虎、朱雀，共四个。撰写典籍的人想要全面展现，所以互相提及。《春秋》说“殷冬”，夏历说“正”的，也就像《春秋》称之为“分”，冬夏称之为“至”一样。二分二至确定了，那么十二个月的中气就没有不确定的了。然而还认为不够，又用析、因、夷、隩来验证农事的早晚，所以接着说“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

译那里的百姓分散劳作，那里的百姓依从丁壮。

那里的百姓安舒，那里的百姓聚于暖处。

孔氏说：“析，是说春事已经兴起，壮年人前往劳作，说的是百姓老人与壮年人分开。”因，是说老弱之人依从就在田里的壮年人来帮助农事。夷，是平的意思。老人与壮年人在田里与夏天一样平定。孔氏的这种说法不对。在夏天已经说了老弱依从就在田里，在秋天又说与夏天一样平定，那么这是三个时节的说法，其言辞没有区别，这不是解说经文的体例。程氏说：“夷，是平的意思。秋庄稼将要茂盛，一年的农事将要结束，百姓获得终年的果实，心力平定安舒。”厥民隩，汉孔氏说：“隩，是屋子。百姓改岁进入这屋子居住。”胡氏说不然，认为如果按照孔氏的说法，应当读作“奥”字。《尔雅》说：“室西南隅叫做奥。”孙炎说：“室中隐蔽幽深之处。”根据陆氏释文说：“于六反。”马云：“隩，暖也。”冬天寒冷百姓聚集在隐蔽温暖的地方，这种说法是对的。既然已经确定了民事的早晚，这还认为不够，还要考察万物的变化。

鸟兽繁殖交配，鸟兽毛羽稀疏更换。

鸟兽羽毛丰满，鸟兽生出细软绒毛。

帝说：“咨你羲和，一年三百六十天。”

有六天，用闰月来定四时，成就一年，确实治理。

百官众事都兴盛。

孳尾，孔氏说乳化叫孳，交接叫尾。希革是说鸟兽毛羽稀疏，改易毛毨是说毛重新生长，整理氄毛是说鸟兽都生出柔软细小的毛。这大概是万物的征兆，感应天地至和之气，而动作顺应时节，不期然而然。所以制作历法的人观察这些，就可以候测天时的早晚。如《礼记·月令》说：“鱼上冰，獭祭鱼，仓庚鸣，鸿雁来”之类，是《尧典》的遗法。到了这里分至就确定了，分至确定那么十二个月的中气就没有不确定的了。然后闰余又得以产生。王肃说：“斗所指向的，是中气，日月所在。斗指向两辰之间没有中气，就置为闰月。”大概是闰月的设置在没有中气的月份，中气未定那么闰余也就不能确定。前面所说的都是为了确定中气而作，既然确定了中气，所以用闰余来承接。制作历法的方法，虽然始于确定中气，本来是为了置闰。历法的置闰，事情重大，所以再次申明。咨，胡氏所谓访问于善，这种说法不对。如“咨汝羲暨和”“咨十有二牧”都是告诫之辞，怎么能是访问于善呢？据此“咨”字只当训为嗟，大概是发语之辞，与《诗》所谓“嗟嗟臣工”相同，二字大概是通用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是制作历法的方法。大概是制作历法的方法，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运行，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过半而与日相合。一年所余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日运行，日一度，其为十二月以三百六十日，是一年所余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以五百九十二并二百三十五，是一年日月所余共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十年为百九十日，又十九个八百二十七为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以并百九十日为二百六日，不尽六百七十三分为日余，令为闰月，得七闰。每月二十九日为二百三日，又七个月余各四百九十九分，合为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共为二百六日，不尽亦六百七十三是。为一章之数，二十七章为一蔀，三蔀为一统，三统为一元。章、蔀、统、元，运转于无穷。这是四时所以确定，而岁功所以成就的原因。四时确定，岁功成就，然后百官可以确实治理，而众事可以都兴盛。允厘百工，孔氏以谓确实治理百官。尔雅曰：熙，兴也。郭氏注引此庶绩咸熙为证，那么咸熙者，众功皆兴也。大概中气不正，那么闰余不正；闰余不正，那么虽然想要治理百官、兴盛众事，却无处着力。现在中气确定，那么闰余正确；闰余正确，那么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大概是不期然而然。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为生民之计，可谓紧急了。然而尧不先命禹以平水土，命稷以播百谷，命契以作司徒，而首先命羲和定历象，正闰余，大概中气不正，那么历象无法确定。如果三年而差一月，那么必以正月为二月，每月都差；九年而差三月，那么将以春为夏；十九年差六月，那么四时相反。如果想要百官确实治理，众事都兴盛，是不可能的了。即使有益稷、皋陶之功，又能施展在哪里呢？只有天时已经确定，那么人功由此而施行。尧的治理，没有先于此的。邵康节说：“日月星辰，尧则之；江河淮海，禹平之。”其意思不殊于此。

帝说：“谁

译当时可以任用吗？」放齐说：「您的儿子朱聪明。」帝说：「唉！愚昧好争辩的人可以任用吗？」

译畴是什么意思？《五子之歌》说：“我将依靠谁？”扬子说：“畴是‘可’的意思，表示咨嗟赞叹。”畴咨嗟是什么意思？就是“若时”的意思。孔氏说：“谁能使各种功业都兴盛，顺从这些事务的人，将要提拔任用他。”而程氏认为这是尧年老时广泛寻求圣贤，以便禅让帝位的意思，所以放齐用“〇子朱”来回答，这与上文不相连贯，他的说法是对的。而王氏认为“若时登庸”与“若予采”相对而言，说“畴咨若时者，是咨询顺从天道的人；畴咨若予采者，是顺从人事的人。”这种说法则不对。“若时登庸”说是顺从天道，就像《臯陶谟》说：“咸若时”，《冏命》说：“若时瘝厥官”，难道也是咨询顺从天道吗？“畴咨若时者”，谁能顺从这登庸的任命？大概是要把天下授予他。放齐说：“〇子朱开明。”孔氏说：“〇国子爵。”唐代的孔氏于是用“〇侯命掌六师”、“〇之舞衣”作为证据。然而《虞书》上篇采纳尧的事迹，为《舜典》做铺垫，那么必然要推究舜之所以从尧那里得到天下的根本，如果朱确实是〇国的君主，那么这件事就不应该记载在《尧典》中，其文意就完全无所联系了。《史记》作“嗣子丹朱”，它的说法是对的。大概尧将要禅让帝位，向群臣咨询，放齐用常情来揣度，认为父子相传，是古今通行的义理，所以用“〇子”来回答。正如汉文帝想要举荐有德行的人来辅佐自己不能胜任的地方，有关官员请求说：“儿子刘启年纪最长，敦厚宽仁，请立他为太子。”正是这个意思。胡氏说：“自古以来，父子相继，放齐推荐儿子在义理上是适宜的。如果有太子却不继承君位，另外寻求外臣来提拔任用，揣度人情，难道会期望到这一步吗？”确实因为丹朱愚顽好讼，才导致旁求贤才，这个论述是正确的。丹朱被称为“〇子朱”，查考《汉书·地理志》：“尧禅让给舜，让他的儿子朱居住在丹渊。”这是错误的。“〇子朱开明”，放齐认为他为人开明敏悟，可以授予天下。然而放齐虽然认为丹朱可用，而尧独自知道他不合适，于是疑惑怪异地问：“愚顽好讼可以吗？”意思是说朱为人，口中不说忠信的话，而且喜好争讼，不可以担当这个重任。禹说：“没有像丹朱那样傲慢的，他只喜欢怠慢游玩，做出傲慢暴虐的事，不分昼夜地喧哗吵闹，不顺着水路行舟，在家里放纵淫乱。”这又显示出他的愚顽好讼了。丹朱愚顽好讼，而放齐说他开明。朱博士说：“愚顽好讼产生于开明，君子顺从开明的本性去做善事，就可以没有愚顽好讼；小人顺着开明的本性去做不善的事，正好成为愚顽好讼罢了。”愚顽好讼可以吗？下文没有结语，大概是为了给《舜典》做铺垫。

帝说：“畴咨若予采？”驩兜说：“都！共工正在聚集完成功业。”帝说：“唉！表面顺从内心违背，外表恭敬内心滔天。”

畴咨若予采，是说能顺从我办事的人。程氏说：这是另一次求人的事情。驩兜说：都，尧既然寻求顺从办事的人，驩兜将要推荐共工，所以赞叹他说：共工正在聚集完成功业。共工，大概是官职名称。那个人正担任共工，所以驩兜推荐他的话是：共工正在聚集完成功业。大概正在聚集完成功业，是共工的职责所在。既然担任共工，又推荐他，大概是为了让他承担亮采、惠畴、百揆的职责。驩兜的推荐，是想让尧大加任用他。方鸠，孔氏说：能够各方聚集，显现他的功绩。根据这个，方字大多与“汤汤洪水方割”、“大禹谟”、“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相同，都是方始的方，而先儒都以为是四方的方，那就错了。僝功，孔氏说：僝是看见他的功绩。唐代的孔氏说：僝是看见的样子。僝解释为见，没有经典依据。《说文》说：僝是见。《史记》说：方聚布其功。布功，是功绩可见的意思。僝解释为见的意思，也将有所出处。驩兜将要推荐那个人，正在聚集显现他的功绩，而帝也知道这个人不可以“顺从我办事”，所以又疑惑怪异地问：“静言庸违，象恭滔天。”意思是这个人不可以担当大任。静是谋略，意思是与他谋划则能，用事试验他则违背，为不可用。就像尧对舜说：“询问事情考察言语，那么言语才能达成功绩。”这就是任用而不违背。象恭，是声音笑貌的恭敬，看似恭敬而非真恭敬。滔天，根据此文应当是当时外表恭敬而内心实在滔天。而“滔天”二字说法不同。《释文》说：外表恭敬而心中实在包藏滔天莫测。苏氏说：滔灭天理。曾氏说：诚是天之道，淹没胸中的诚，所以说滔天。如果这样解释，那么与下文“浩浩滔天”语意截然不同。《典》中说的“滔天”是一样的，怎么允许有不同呢？《史记》作“似恭漫天”。孔氏说：外表恭敬而内心傲慢狠戾如同滔天而不可用。那么它与下文的“滔天”是一个意思。然而洪水造成的灾害，际天所覆，滔滔皆是，称为滔天是可以的。象恭说“滔天”，其说法有理但难以通顺。所以齐唐认为古时竹简容纳二十字，从“象恭”到“滔天”才满一行，所以传抄者误写了“滔天”二字。然而君子对于其

译对于所不知道的地方，大概就空缺不说了。如果想要用自己的意思去增减圣人的经典，这是近世学者的最大弊病，是万万不可做的。

译帝说：“咨，四岳。”

孔氏说，四岳就是上文羲和的四个儿子，分别掌管四方诸侯，所以称为四岳。唐孔氏说，是掌管四季秩序的人，因此主持四岳的事务，这种说法可信。根据《舜典》记载：“二月，向东巡视，到达东岳；五月，向南巡视，到达南岳；八月，向西巡视，到达西岳；十一月初一，巡视到达北岳。”观察四方诸侯并考核制度，首要的是协调时月、校正日期，统一音律、度量、权衡。既然考核制度以音律历法为先，那么四岳必定是羲和的四个儿子。寻求掌管四方的人，必定任用羲和的四个儿子，程氏说：“古代天职主管观察天象运行，以校正四季，于是居于其方位，以主持该时节的政事。”在尧时称为四岳，在周时称为六卿，他们的职责统管天下的治理。后世效法其制度的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于是将星历视为工匠技艺之事，而与政治分离了。这实在是极为恰当的理论。而李校书依据《春秋外传》，认为羲和是司马氏的祖先，四岳是申吕氏的祖先，于是认为四岳不是羲和的四个儿子。自古帝王及列国的世系，那些荒谬错杂不可考信的情况，大概很多。比如羲和就是重黎，而太史公认为重黎是楚国的祖先，那么这几个儿子既是司马氏的祖先，又是申吕氏的祖先，又是楚芊氏的祖先，那么后世该听从谁呢？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少皥氏有个儿子叫重，颛顼氏有个儿子叫黎。”那么重、黎二人各出自一位帝王，而羲和也不能算作一个族系。羲和不认为是一个族系，那么司马氏、申莒氏、芊氏同出于羲和、重黎，或许也有这种道理。

浩浩洪水正四处割裂大地，水势浩荡包围高山、淹没丘陵，水势浩大漫溢上天，下民因此叹息。有谁能使政事治理好？大家说：“在于鲧吧！”帝说：“唉，不行啊！他违背命令，败坏族类。”四岳说：“真是罕见啊！”试用看看，如果可行就罢了。帝说：“去吧，要恭敬啊！”九年过去，政绩没有成功。

曽氏说：“《氓》诗说：‘淇水汤汤’，《鼓钟》诗说：‘淮水汤汤’，《江汉》诗说：‘江汉汤汤’。所以传文说：‘汤汤，是水盛大的样子’，说的是水逆流而沸腾的样子。诗说：‘荡荡上帝’，又说：‘荡荡无纲纪文章’，那么‘荡荡’，说的是泛滥而没有界限的样子。孟子说：‘善于培养正气，充满天地之间，称为浩然之气’，那么‘浩浩然’，说的是漫无边际、浩大没有边际的样子。这些论述都是对的。大概尧将要访求能治水的人，于是咨询四岳，说洪水的危害是：‘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懐山襄陵’，说这大水逆流而沸腾，正在造成危害，说的是它泛滥而没有界限，高的山被水包围，低的丘陵被水淹没，漫无边际而浩大没有边际。‘浩浩滔天’，说的是水浸漫到接近天空。洪水危害如此，那么百姓遭受的危害就很严重，所以下民叹息。这个‘咨’与‘民咨’、‘胥怨’相同。孔氏说：‘咨嗟，忧愁病水困苦’，所以问四岳有谁能治理这大水，将让他治理，所以说：‘有能俾乂’。于是四岳同声叹息，推荐鲧，大家说：‘在于鲧吧’，认为鲧能治理这洪水的危害。称为‘佥曰’，那么四岳是四个人。《春秋》外传说：‘姬姜之〇出于禹四岳’，而说：‘一王四伯’，称为四伯，那么四岳是四个人，是必然的。解说的人一定要说是一个人，所以韦昭说：‘四岳是官名，掌管四岳的事务，作为诸侯之长，所以叫四伯’，这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书史所载而强行解释。既然说‘佥曰’，又称为‘师锡’，那么四岳是四个人，没有可疑的，何必强行解释呢？四岳虽然同声推荐鲧认为可以治水，而尧知道他不适用，所以怀疑怪异地说：‘唉，不行啊’，说这个人违戾而不可用。之所以违戾不可用，是因为他违背命令、败坏族类罢了。方命，孔氏说：‘鲧性情狠戾，喜好方直的名声而做事，就毁败善类’，把‘方’字作为一个义项，把‘命’字连在‘圮族’的文句中，不是语助词。孟子说：‘方命虐民’，赵氏注说：‘方同放，意思是放弃不用先王的命令，只行虐民的政治’，这种说法可通。圯族，程氏说：‘毁败族类，倾防忌刻的人’，如《左氏传》说：‘不可教训，不知话语，告诉他就顽固，放任他就愚昧’，就是这里所说的方命。傲慢狠戾，扰乱天常，这就是败坏族类的原因。四岳说：‘真是罕见啊！’异，是已经的意思。异哉，是说已经完了吗？孔子每次说没见过那样的人，必定说‘已矣乎’。比如‘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又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都是感叹没见过那样的人。这里四岳说‘异哉’，是说当时的人没有比鲧更贤能的了，所以说‘异哉’。试可乃已。苏氏说：‘可以治水就罢了，不要求其他。’大概四岳推荐鲧治水，尧知道他违背命令、败坏族类不可用，而

译四岳的内心不足以让人完全信任，所以认为鲧可以治水罢了，怎么能因为他违背命令、败坏家族就废弃他呢？四岳既然认为鲧可以任用，尧勉强听从，是为了顺应四岳的意思而试用他，所以接着说“去吧，要恭敬啊”，大概是顺应四岳的意思而试用鲧。尧的聪明既然知道鲧不可任用，却听从四岳的请求，李颙说：“尧虽然在上独自明智，但众多人在下不能通达，所以不得不顺应众人迫切的期望，以满足一切的要求。”这个论断很恰当。九年业绩没有成功，是因为鲧有违背命令、败坏家族的缘故，尧勉强顺应四岳的请求试用他治水，然而因为时间长久，到了三次考核最终也没有成功，说没有成功，并不是没有功效，只是没有最终成就罢了。唐代的孔颖达说：“鲧治水并非没有小的好处，众人看到他有好处，认为鲧确实能治水，日复一日，直到三次考核都没有成功，众人才信服，然后才罢免他。”所以到了九年，《祭法》说：“鲧阻挡洪水而被杀，得到禹能完成鲧的功业。”那么禹的大功业也多少得益于鲧，这是治水有益，但不能成功，所以诛杀他，这个论断很好。然而不如程氏的说法详尽。程氏说：“舜禹尚未显达，当时的人才智没有超过鲧的。”四岳举荐他虽然没有成功，但看到他治理的水患也不是别人能比得上的，只是他的功用有序，所以自任以强暴狠戾，败坏家族更加严重，所以恶行更加明显而功业不能成功。当时大臣举荐他，天下人信任他，而他的才力又有过人之处，那么尧不得不任用他了。假使当时大臣有超过鲧的，那么尧也不会任用了。这个说法是对的。“静言庸违，象恭滔天”，以及“九载绩用弗成”下面的文字没有总结的，是为《舜典》诛杀四凶做铺垫。

译帝说：“啊！四岳：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吗？”四岳说：“不行，我们的德行浅薄，会辱没帝位。”帝说：“那就明察举荐，把那些身处偏僻卑贱之地的贤才提拔出来。”众人向帝进言说：“在下有一位丧妻的男子，名叫虞舜。”帝说：“好！我听说他，情况是怎样的呢？”四岳说：“他是盲人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他却能以孝道使家庭和睦，淳淳厚厚，又不陷入奸邪。”帝说：“我要试一试他。把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观察他的德行。”于是将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之滨，嫁给虞舜。帝说：“要恭敬啊！”

这段记载尧将禅让帝位给舜，是为舜做铺垫。朕在位七十年，孔氏说尧十六岁时以唐侯的身份升为天子，在位七十年，那时他八十六岁。年老想要找人替代，这是关于尧的年龄，不知出自哪本书。然而在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帝王的遗书还有保存的，孔氏必定有所依据才这样说。朕在位七十年而年龄八十六，那么到了耄耋之年，对政事感到疲倦了，想让四岳代替自己摄行天子的事务，所以说：“你们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帝位”，这就像说登上帝位一样。王荆公说：“从下面升上来叫陟，从外面进入叫巽。”汝能庸命巽朕位，是说你们能奉行我的命令，居于帝位，摄行天子的事务。四岳说：“不行，德行浅薄，会辱没帝位。”尧虽然让四岳奉行天命接替帝位，但四岳推辞不敢当，就说：“不行”，说自己没有德行，正好会辱没帝位。解说的人认为尧想把帝位禅让给四岳，而四岳说：“不行，德行浅薄，会辱没帝位”，这就认为四岳只是一个人，因为尧的禅位不应该让给四个人。既然认为丹朱愚昧好讼，不可以承受天下，大概是想让四岳互相推举一个人来授予帝位。就像汉文帝时，有关部门请求立太子，皇帝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的弟弟，都秉持德行来辅佐我。”诸侯王、宗室兄弟、有功的贤臣以及有德义的人，如果推举有德的人，说楚王、吴王、淮南王都秉持德行来辅佐我，正如尧想把帝位禅让给四岳一样。说诸侯王、宗室兄弟、有功的贤臣以及有德义的人，都推举有德的人，正如尧让四岳明察举荐身处偏僻卑贱之地的贤才。这有什么妨碍四岳是四个人呢？“说‘明察举荐，把那些身处偏僻卑贱之地的贤才提拔出来’，大概是四岳已经推辞不敢当帝位，尧于是让他们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无论是贵重的群臣，还是低贱的庶民，只要可以担任这个职位的，就接受他。”《史记》说：“全部举荐贤臣以及疏远隐匿的人。”苏氏说：“显扬那些高明的人，提拔那些身处偏僻卑贱的人，说不论贵贱。”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尧既然让四岳明察举荐身处偏僻卑贱之地的贤才，于是四岳同声称颂推荐，不说“众人都说”而说“众人向帝进言”，是重视这件事。鳏是没有妻子的称呼，舜三十岁还没有娶妻，所以说“在下有一位丧妻的男子”。薛氏说：“举荐舜而说他丧妻，是想让帝把女儿嫁给他。”这个说法虽然可喜，但根据下文“把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观察他的德行”，这就是嫁女给舜的事，出于尧的意思，将要用最难的事情来考验舜，如果说“在下有一位丧妻的男子”是可信的，那么把女儿嫁给舜，是出于四岳的请求，而不是尧的意思。四岳从偏僻之地举荐舜，不知道尧是否任用，就先请求把女儿嫁给他，这不符合人情。我私下认为这是史官增加润色的言辞，因为尧把女儿嫁给舜，于是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卷一>在“在下有一位丧妻的男子”之前加上这句话，以显示他尚未娶妻。就像《汤誓》、《泰誓》称“予一人”，当桀纣在上时，汤武能否成功还不可知，难道应该立刻称“予一人”吗？我私下认为这些都是史官增加润色的言辞，学者以意逆志就可以了。虞氏，是舜的姓氏，而有人却把尧舜当作谥号。所以《谥法》说：“翼善传圣曰尧，仁义盛明曰舜，渊泉流通曰禹。”避讳名字冠字，五十岁以后用伯仲，死后有谥号，这是周代的制度。在周代以前，大概没有谥号，把尧舜当作谥号的，都是附会的说法。四岳既然举荐舜来授予帝位，所以帝说“好”，但他的举荐与说“吁”的不同。我听说他，情况是怎样的呢？司马文正公说：“舜在田间自我修养而名声传到尧那里，这是舜的难处。舜在田间而尧听到他的名声，这是尧的难处。”有人因为尧有“我听说”的话，意思想要禅让给舜，所以以礼让给四岳，四岳不接受而授予舜，这是史官润色的言辞。因为尧把女儿嫁给舜，于是加上“在下有一位丧妻的男子”，所以孔氏在“明察举荐，把那些身处偏僻卑贱之地的贤才提拔出来”的注释中说：“明举明人，在侧陋者”，相信这话，那么尧的意思是想让他们举荐舜。“在下有一位丧妻的男子”的注释说：“舜在下民之中，众臣知道舜圣贤，耻于自己不如他，于是不得已而举荐他。”相信这话，那么四岳本来就不利于尧禅让给舜。古代的圣人做事直率而行，没有曲折，如果他真的想要禅让给舜，就直接禅让给舜了，又何必以礼让给四岳而做这种不合情理的事呢？大概尧听到舜的德行而不知道详细情况，所以趁着四岳的推荐来审察他的情况。四岳听到舜的贤能，正要推荐他，恰逢尧的询问，于是举荐他。所以程氏说：“四岳，是尧的辅臣，本来也是贤能的。尧将要禅让帝位，本来应该先让给四岳

译四岳的权势不可抵挡，于是尧便让明扬推荐那些能够抵挡的人。”然而有人多疑，认为如果四岳可以接受，就应当授予他；如果不可以授予，那么尧为何还要任命他呢？尧将天下这一公器授予他人，难道应当独自决定吗？所以尧必定先命令大臣、百官以及天下才能超过自己的人，必定会被举荐，互相推举，最终将得到最贤能的人，然后才将天下授予他。

曾氏说：“唐虞设立官职，内部有百揆、四岳。尧得到舜并将他纳入百揆，那么在此之前百揆的官职尚未完备。设立官职只任用贤人，当时没有百揆，那么官职中没有比四岳更尊贵的，四岳比群臣贤能是显而易见的。猜想他的德行还不足以担任百揆，所以只担任四岳罢了。那么他在接受任命时有所不能，也是可以知道的。古人自知非常明确，那些不应当接受的东西，即使把天下给他，他也不会接受。这两种说法，足以纠正先儒的失误。

尧既然详细询问四岳，舜这个人究竟怎么样？所以四岳说：‘那个瞎眼人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能够以孝道和谐相处，殷勤地治理，不陷入邪恶。’这是说舜可以被授予天下的原因。‘瞽’是没有眼睛，是称呼。大概舜的父亲名叫瞽瞍。《诗经》说：‘蒙瞍奏公’，那么‘瞍’也是没有眼睛的称呼。因为他没有眼睛，所以名叫瞽瞍，就像‘黑臀’、‘黑肩’之类。《史记》说：‘盲人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那么舜的父亲没有眼睛，是确凿的。而孔氏认为舜的父亲也有眼睛，因为他不能分辨善恶，所以诗人称他为瞽。唐孔氏说：‘孔氏认为不对，因为经文中说舜德行美好，他能赡养恶劣的父亲，父亲自名瞍，何必多言？如果确实没有眼睛，那是身体有痼疾，不是善恶的事情，却说盲人的儿子，想看到什么呢？’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四岳在侧陋之中举荐舜，所以将要说明他是谁家的儿子。如果说他的恶劣，那么下文说：‘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已经体现了。不应当在上面单独说不能分辨善恶。盲虽然是痼疾，固然不是善恶的事情，但是有眼睛而愚顽还可以说，没有眼睛而愚顽岂不是更难说吗？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是说舜的家中有这三种恶劣。他的父亲心中不行德义之道，他的母亲口中不说忠信之言，他的弟弟又傲慢而不友爱。有这三种恶劣而舜却能以孝道和谐对待弟弟并孝顺父母，殷勤地治理，不陷入邪恶。这实在是人情中最难做到的。

‘烝烝’，曾氏说：‘烝如同‘烝之浮浮’的烝，盛德之气，可以上达教化并使之成熟，使人不知不觉，所以说烝烝。’‘乂不格奸’，是说殷勤地治理而不达到奸恶。根据这话‘烝烝乂，不格奸’，那么是舜未被任用之时，瞽瞍和弟弟已经能以善自律，不至于奸恶了。那些说父母让舜修补粮仓，抽去梯子，瞽瞍焚烧粮仓，让舜淘井，出来后就掩盖井口，象说：‘谋划都归我所有，牛羊归父母，粮仓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弤归我，两个嫂子让我治理我的住所。’这大概是万章传闻的错误。

四岳既然说舜能和谐对待这三种恶劣，殷勤地治理，不陷入奸恶，以此认为可以授予天下，而尧还认为不够，并且说：‘我还是要试一试。’想要通过试用舜来考察他的行为。他用来试用舜的方法，是用女儿嫁给他。‘女’在当时，就是孟子所说的‘二女女焉’的意思。曾氏说：‘把女儿嫁给人，称为女。’《春秋传》说：‘宋雍氏把女儿嫁给郑庄公。’又说：‘晋国讨伐骊戎，骊戎把男女送给骊姬。’都不是作为妻子，所以称为‘女’。大概古代士庶人一妻一妾，舜以尧所赐的二女，其中一个作为媵妾，并非都是妻子。刘氏《列女传》说：‘舜身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由此知道二女中一个是嫡妻，一个是妃妾，并非都是妻子，所以称为‘女’而不称为‘妻’。

‘观厥刑于二女’，‘刑’是法度，与‘刑于寡妻’的‘刑’相同。唐孔氏说：‘舜家有三恶，身为平民，忽然接纳帝女，难以和谐。观察他施用法度于二女。’薛氏说：‘舜所说的诸难，没有比这更难的了。’‘厘降二女于妫汭’，王氏把‘厘降’解释为下嫁，这种说法也可以通。然而把‘厘降’解释为下嫁，那么这一篇所载只涉及尧嫁女给舜，而不涉及舜。‘刑于二女’之后就与《舜典》‘慎徽五典’的文字相接，非常不完备，所以不如听从孔氏的说法。说舜能以义理使帝女之心顺从，而不像曾氏的说法那样更好。曾氏说：‘厘，是理；降，是下。二女的配偶，治理使她们有别，所以说厘。帝女的尊贵，使她们谦下而不骄傲，所以说降。’

‘妫’是水名，‘汭’是水的北岸。舜居住的地方在这里。当时舜还未被任用，虽然帝女尊贵，必定让她跟随丈夫居住。孟子所说的‘使二女在田间侍奉舜’就是这种情况。‘嫔于虞’，如同《大明》诗所说：‘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大概是在虞氏那里履行妇道。以地名来说，称为‘妫汭’；以氏族来说，称为‘虞舜’，其实是一样的。舜既然能让二女下嫁到妫汭，尧说‘钦哉’，是赞美舜的话。曾氏说

译仪容举止合乎礼节的，是圣人恭敬的表现。如果有人在就表现恭敬，无人时就停止，这种恭敬只能蒙蔽路人的耳目；如果与他同住一室，就无法欺骗了。所以能够下嫁帝尧的女儿，让她嫁给虞舜，如果不能以仪容举止合乎礼节来感化她，就不能参与这件事。四岳推荐舜，是要让尧把天下授予他，而推荐时不说其他，只说：“父亲愚顽，母亲凶恶，弟弟傲慢，舜能以孝道使家庭和睦，德行日益增进，不陷入邪恶。”尧考察舜将要授予他天下，而观察他的内容，不观察其他，只说：“你在这时观察他对两个女儿的教化。”大概夫妇之道端正，家庭之道就端正；家庭之道端正，天下就安定了。

译尚书全解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二

宋 林之奇 撰

舜典 虞书

《尧典》和《舜典》都属于虞书。《尧典》的序言说：“过去帝尧，聪明且思虑深远，光辉照耀天下，将要退位，禅让给虞舜，于是作了《尧典》。”《舜典》的序言说：“虞舜身处侧陋，尧听说他，认为他聪明，将要让他继承帝位，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于是作了《舜典》。”考察这两篇序言的文意，像是首尾相承、前后关联的话。大概《尧典》结尾于四岳推荐舜，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将要授予他天下，接着《舜典》叙述他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从而接受尧的禅让，所以序言如此说。

虞舜身处侧陋，尧听说他，认为他聪明，将要让他继承帝位，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于是作了《舜典》。《舜典》

所谓侧陋，孔氏解释说：“不在朝廷，叫做侧；其人贫贱，叫做陋。”孟子说：“舜居住在深山中，与木头石头同住，与鹿猪同游，他与深山中的野人不同的地方很少。”又说：“舜吃干粮、嚼野草，好像要这样过一辈子。”由此看来，就知道舜的居所偏僻，身份贫贱，只是一个普通百姓罢了。而《史记》依据《世本·帝系》认为尧与舜都出自黄帝，黄帝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勾望，勾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这样说来，舜是黄帝的第八代孙，大概是帝王的同宗族姓。哪有帝王的同宗族姓却被称为侧陋的呢？《左传》记载史赵的话说：“从幕到瞽瞍，没有违背天命，舜又加上光明的德行，把德行置于遂地，遂地世代守护它。”相信这话，那么从瞽瞍往上，都有封国邑地世代相传，尤其不能称为侧陋了。所以应当以孟子及《书序》的话为证据，《经历各种艰难考验》者，是指《舜典》以下的部分。舜下嫁两个女儿，这是极难的事，没有比这更难的了。尧将要授予他天下，本来断然无疑，但为了协调天人的期望，所以经历考验。

说啊，考察古事，帝舜说重华，与帝相协调。

《尧典》说：“光辉普照四方，通达天地上下。”《舜典》说：“重华与帝相协调。”两篇《典》相互承接而成书。大概尧舜的德行充实，光辉的德行充塞于天地之间，起初没有不同。而史官想要经纬交错以形成文体，所以在《尧典》先说“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而后说“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是说尧有如此德行，所以能有如此光辉。《舜典》先说“重华协于帝”，而后说“濬哲文明”。这是说之所以有如此光辉，是因为有如此德行。这都是交错其文体以成文章，以显示尧舜道同一理。如果不是善于形容圣人德行美好的人，哪里能达到这个境界呢。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程氏说：濬，深宏；哲，睿智；文，文章；明，聪明；温，粹和；恭，恭敬；允，信义；塞，充实。凡是论述圣人的人，必定选取其德行中焕发出来的部分来称颂，随其所取，不必相同。所以尧说“钦明文思”，孔子说“温良恭俭让”，总之都是圣人的德行美好。称颂这些是为了显示其为圣人，譬如论述玉的美，有的取其色泽温润，有的取其质地坚正，总之举出一端就知道它是宝物了。这个说法很好，而王氏认为“尧说钦明文思，是成就德行的次序；舜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修养德行的次序”。所以在尧那里说本性所有，在舜那里说通过学习而成，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据〇山李校书已经指出其错误了。

〇德升闻，乃命以位。

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能够以孝道和谐相处，渐渐向善，不陷入邪恶，这就是所谓的〇德。四岳说：“有个鳏夫在下，叫虞舜。”帝说：“是的，我听说他怎么样？”这就是所谓的升闻。从慎徽五典以下，就是所谓的乃命以位。孔氏说：“〇指幽潜，潜修道德，名声上达天朝，于是被征召任用，大概是指在这里修养而在彼处名声上达。”庄子说：“以此处在上位，是圣王天子的德行；以此处在下位，是元圣素王的道理。”亢仓子说：“舜的德行盛大，成为天下君主，是善于侍奉父母所导致的。”刘晏说：“舜耕田时，种田的人互相谦让；钓鱼时，捕鱼的人互相给予，当时，口不出言，手不指挥，执〇德于心而教化如神速般传播，这些都是〇德的证明。”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賔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伏生将《舜典》合并于《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的文字合并于《尧典》“帝曰钦哉”的文字，共为一篇。到了孔安国编纂《壁中书》，才分开为两篇，在“乃命以位”上面加上二十八个字，从此开始分为两篇。虽然分为两篇，但“慎徽五典”的文字与“帝曰钦哉”的文字辞意相接，其实是一篇。所以序言说“经历各种艰难考验”，篇中说“乃命以位”，大概尧用难事考验舜，凡是经历几种职务，都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