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觧卷二十七

译序文中提到讨灭淮夷，那么奄国似乎是淮夷的一种。这里说淮夷叛乱而《多士》篇却说：“从前我从奄地而来。”由此可以看出，淮夷就是奄国。

译王这样说：“啊，我要大告戒你们各邦国的君主，以及你们处理政务的臣子。不幸啊，上天降下灾祸于我家，没有稍稍延长（武王的寿命）。宏大啊，只有我这年幼冲动的继承人，继承着无穷大的历数天命，不能造就圣哲以引导百姓安康，况且说谁能推究知晓天命呢？我只是一个年轻人，如同涉渡深渊之水，我只前往寻求我所渡过的地方，广泛地彰显，广泛地承继前人受命的旨意，这才不忘记前人的大功。”

当管叔、蔡叔挟持武庚叛乱时，周公摄政，天下大事都决断于周公。那么，在朝廷上集合诸侯和执政大臣，并告谕他们废黜殷商之意，这是周公的职责。然而政令虽然总揽于周公，而成王在上身为天子，号令虽然由他发出，但必定要称王命来告谕他们。所以这篇经文称“王”，说“王若曰”，而序言则说周公辅佐成王以阐明王道。郑康成说：“王，指周公。周公居摄政之位，命令大事时便权且称王。”这话实际上有害于教化，唐代的孔颖达已经辩驳过了。这篇说：“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微子之命》说：“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多士》说：“猷，诰尔多士。”《多方》说：“王若曰：猷，诰尔四国。”孔颖达都将“猷”解释为道。对于这篇以及《多士》《多方》，都说以道告谕他们；对于《微子之命》，则说顺承道本而称之。这篇以及《多方》先说“猷”而后说“诰”，说以道告谕，还可以说得通。至于《微子之命》，上面说“猷”，下面说“殷王元子”，而认为顺承道本而称之，尤其没有意义。郑康成、王子雍都将“猷”移到“告”字之下。王莽作《大诰》，将“猷”字改为“道”，也在“诰”字之下。他说“大诰道诸侯”，颜师古注说：“是说以大道告谕诸侯以下。”这种说法大体牵强而费力。我私下认为所谓的“猷”，都是发语词。《尧典》说：“咨汝羲暨和。”《舜典》说：“咨十有二牧。”《甘誓》说：“嗟六事之人。”《汤征》说：“嗟予有众。”说“咨”、说“嗟”，都是发语词。大概“咨”这个字，到了夏代变为“嗟”，这类情况就是如此。“猷”字正与“咨”“嗟”相同。我私下认为到了周代，那种发语词又变为“猷”了。查《尔雅》对“猷”的解释最为不一，有的说是言，有的说是已，有的说是可，有的说是图，难道仅仅解释为道而已吗？因此知道它可能是发语词。然而既然年代久远，虽然我认为它是发语词，但也不敢明确指出它具体解释为何。越，是及的意思；御事，是处理政务的臣子。将要大告戒多邦的君主以及御事的臣子以废黜殷商之意，所以用发语词来告谕他们。“弗吊”，应当读作相吊的“吊”，意为被上天所体恤。这篇说：“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多士》说：“弗吊，昊天大降丧于殷。”《君奭》说：“弗吊，天降丧于殷。”孔颖达都将“吊”解释为至、节。《诗经·小雅·节南山》说：“弗吊，昊天乱靡有定。”郑玄的说法也是如此。查《春秋左传》成公七年，吴国攻打郯国。季文子说：“中原各国不振作军队，蛮夷入侵讨伐，却没有谁去体恤，是没有吊恤的人啊。”引用《诗经》“弗吊昊天”作为证据，那么“吊”解释为体恤，由来也已很久了。又如鲁国吊唁宋国灾祸，说“若之何不吊”；臧孙纥出逃到邾国，说“敢告不吊”；王子朝告谕诸侯，说“天不吊周”，都是说不被上天所吊恤。先儒的解释，失去了它的本义。周公告谕“多方”，说“我不被上天所吊恤”，因为上天降下凶害于周家。大概是因为武王突然去世，而没有稍稍延长他的寿命。查《史记》，武王生病不安，群臣恐惧，太公、召公、太史缪占卜，周公于是以自己作为祭品，想要代替武王。第二天，武王病情好转。后来武王去世。徐广依据《封禅书》，认为武王灭商第二年，天下尚未安宁就去世了，这就是所说的“不少延”。班固依据《文王世子》的话，认为文王十五岁生下武王，受命九年去世，四年后是武王灭殷的年份，武王八十六岁，七年后去世。他的年数虽然相同，但按情理推究却有不安之处。周公向三王祈祷，虽然武王第二天病情好转了，但意思是在这一年去世了，所以这里说“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如果他在灭商七年后去世，那也可以说是稍稍延长了，而天下已经安定于周了。武庚哪里还有反叛鄙薄我们周邦的指望呢？先儒将“不少”作为绝句，将“延”字归属于下句，所谓“不少”，是说三监及淮夷一起作乱。根据这篇的意思，先说周家新建立，而武王突然去世，成王以年幼冲动的资质，继承先人的基业，恐怕不能负荷，战战兢兢地恐惧，期望保持前人的基业罢了。而三叔、武庚却做出此举，以图谋非分之望，所以从“越兹蠢”以下，然后说三监及淮夷的作乱。所谓“不少延”，只是说武王的去世。王氏、苏氏都将“延”字归属于上句读，大概是正确的。无疆大历服，正如同舜、禹所说的在身的历数。说我们周

译周家承受天命而享有其国运，绵延不断，没有穷尽。武王已经去世，因此非常担忧成王凭借年幼的资质，来继承周家的国运，以配享上天而成为君主。他的智慧见识尚未通达，尚不能达到知人的明哲，辨别邪正，选拔贤能，以引导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何况能达到知晓天命的地步呢？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有所成就，四十岁不迷惑，五十岁知晓天命。”从不再迷惑开始积累，然后才能到达知晓天命的境界。如果不引导明哲，就不是不迷惑了。他不能达到知晓天命，大概是可以知道的。既然不能达到知晓天命，那么上天的明察和威严，必定不知道如何顺应并效法它。他处于至尊的地位，继承无穷大的国运之事，不也很困难吗？所以我这个年轻人的志向，小心谨慎，警惕畏惧，惟恐不能承担重任。如同涉足深渊之中，只去寻求我渡过难关的方法。宣扬光大前人承受的天命，因此不忘伟大的功业。这就是说他所去寻求的，是我用来渡过难关以继承文武的伟大功业，守护它而不敢忘记的原因。然而“敷贲敷前人受命”这句话，其解释不明确。如孔氏将“贲”解释为大，读音为扶云反，与“宏兹贲”的“贲”相同。“敷贲”是说推行大道，“敷前人受命”是说陈述文武承受天命。然而经文只说“敷贲”，又将其解释为陈述大道，这种说法迂回曲折。苏氏林子晦则将“贲”都解释为修饰，读音为被义反。苏氏说我所宣扬的，是用来修饰前人承受天命而不忘其功业。林子晦说“敷贲”是修明典章以施行修饰于天下。他们与孔氏虽然音义训释不同，但其含义不明确则是一样的。只有王氏怀疑这里有脱漏错误而无法知晓，应当空缺不译，这符合得体。薛博士扩充王氏的说法，尤为详细完备地说：“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凡此都是《尚书》义理中疑似有脱漏错误而无法知晓的地方，学者应当空缺不译。王氏解释经文，每当不符合义理时，不旁征博引牵强附会来为之解说，直到空缺不译，这是王氏的长处。《鸱鸮》这首诗，是周公留给成王的话。《大诰》这本书，是周公告诫各国执政官的话。《金縢》的册书，则是周公向三位先王祈祷的话。这三者虽然不同，但其用意未曾有过差异，大概都是因为哀悯武王已经去世，担忧周室将要灭亡，而奋不顾身地承担社稷宗庙的忧患责任。《鸱鸮》《大诰》的话，成王并非没有看见，然而没有去实行，大概是因为他的心被流言迷惑而没有体谅周公的心。果真如此，等到他开启《金縢》的册书，看到周公在幽暗中祈祷的内容，与他在明处宣言的内容，竟然没有少许差异，然后相信周公果然如《鸱鸮》《大诰》中所说，而他对于王室的忠心，再无可疑之处。先前如果没有《金縢》的册书，那么成王的疑虑就没有办法消除，而周公的心意也终究无法让天下后世知晓了。

译我不敢违背上天降下的威严，因此使用先王武王遗留给我的大龟甲，继承上天的明察，随即得到命辞说：“西土有大祸患，西土的人也不安宁。那些蠢动的殷朝残余势力，竟然敢扰乱他们的秩序。上天降下威严，知道我国有瑕疵，百姓不安康。说：我再次轻视我们的周邦。现在蠢动，现在辅佐，说百姓进献了十个壮士，我辅佐他们以平定武王规划的功业。我有重大的吉庆之事，我占卜并且吉利，所以我告诉我的友邦诸侯，以及众位大夫、士人和办事人员说：‘我得到了吉利的占卜，我只率领你们众邦去讨伐殷朝逃亡播迁的臣子。’你们众邦诸侯，以及众位士人和办事人员，无不回答说：‘祸患重大，百姓不安宁，这也在于王宫和邦君家中。’于是我和我小子考辅佐，不可征伐，王为何不违背占卜。所以我这年幼的人长久思虑艰难说：‘唉！确实蠢动，鳏寡哀怜啊！我奉行上天的役使，把重大艰难投放在我身上。’于是我这年幼的人不自我怜惜，义理你们邦君，以及你们众位大夫、士人和办事人员，安抚我说：‘不要忧虑，不可不完成你们先王规划的功业。’罢了，我只这年幼的人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上天赐福于先王武王，兴起我们小邦周。先王武王只通过占卜能够安顿承受这天命，现在上天辅助百姓，况且也只通过占卜使用。唉！上天的明察威严辅助我们伟大的基业。

先前已经说过上天以大命保佑我们周家，即使让武王从百里之地兴起，讨伐暴乱，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以拥有九州之众。然而不让他享受国家长久，使得能够创业垂统，使天下安定如泰山，为万世无穷的基业，却在克商之后突然去世。以新建立未集成的国家，而年幼的君主，实在承担这责任。所以惴惴不安唯恐患难乘虚而入，肆行不轨，以毁坏我们祖宗传受的大业。于是遂说武庚叛乱，征伐与不征伐，实在关系到我们国家社稷的安危。所以上查天心，下顺人意，知道不可以不征伐。我不敢违背降下的威严，是说武王的去世是上天降威于我们国家，而我不敢闭拒它。传曰：‘君如天，天可逃避吗？’不敢闭拒，是因为天命不可逃避，也只好顺受罢了。这里说天降威严，就是上文所说的天降割裂。只有天威不可抗拒，当此之时，想要审察吉凶，以为避就的谋略者，也不过是质询鬼神罢了。于是使用我父先王武王所遗留给我的大龟甲，灼烧而占卜，以观察吉凶所在，继承天的明察而顺从其命。绍天明说，龟甲可以继承天的明察。盖天的吉凶示人很明，然而其道遥远没有中介以传达其意，只有用龟甲占卜则天的明察晓然可见。这就是所以顺从命辞。先王武王即武王也。序言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则此篇所称考先王、先考、先人，都是武王。先儒以先王为文王，殊失经意。然而以先考为文王，则亦不可。此篇之辞虽出于周公，而其辞则指成王为主，曰‘我年幼的人’、曰‘我小子’是也。成王不可谓文王为父，先儒已知其说不通，故于先考则曰‘先祖圣考’，以先为先祖，以考为圣考，是以先字为一人，考字为一人，非立言之体也。以先说，谓武王去残贼以安天下之民也。曰先王、曰先考、曰先人，正如盘庚曰‘先后’、曰‘高后’、曰‘先神后’，但变其文耳，非有异义也。先王遗我大龟甲者，盖古者将欲决嫌疑，定犹豫，以通幽明之情，使其应如响，无有毫厘抄忽之差者，而必有借于灵龟故其得之。也则珍而藏之，以为国之宝，俟有事而用之，世世以是传而不失也。楚语曰：‘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公羊传》曰：‘宝者何？龟青纯。’何休注曰：‘千载之龟，青髯，明于吉凶，谓之宝，世世保用之辞。’《左传》吴王之弟蹶由曰：‘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谓之守龟。’盖世之所守以为宝故也。者，卫之昭兆，臧氏之偻句，皆所谓宝龟也。故成王将卜龟以绍天之明而即命，而其所用者，乃武王所以遗之者也。说：‘西土有大祸患，西土的人也不安宁。’此则龟甲所告之辞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颂即《春秋》所谓繇也。唐孔氏《春秋正义》曰：‘兆颂旧有此辞，非卜人始为之也。’则知颂者，盖古者卜筮之书，既灼龟而得此兆体矣，又以此兆体而玩其辞也。晋献公之卜，而其辞曰：‘专之渝，攘公之羭。’庄公之卜，而其辞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此皆兆颂旧有此辞，因卜而适得之耳。然不知其辞出于何代也。至于汉时，亦有此书，如汉文帝之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后以光是也。’成王以武王既丧之故，灼龟启书以占周家之休咎，而其繇辞曰：‘西土有大祸患

译“西方的人也不安宁。”这是说将有巨大的灾难波及西方，西方的人也因此受到惊扰而不得安宁。在这个时候，三叔的流言还没有兴起，武庚的叛乱还没有发动，而龟兆的预示就已经这样说。《中庸》说：“国家将要兴盛，一定有吉祥的征兆；将要灭亡，一定有妖异的征兆，这些征兆显现在蓍草龟甲上，表现在人的四肢行动上，祸福将要到来，好的征兆必定预先知道，不好的征兆也必定预先知道。”所以至诚就能像神明一样灵验。这时周家将有不遵从法度的人，他们像唇齿相依那样危害王室，这造成的祸患太大了，这就是龟兆显示出来而辞语这样说。因此后来三监、淮夷果然蠢蠢欲动，那么龟兆所告诉的，确实应验了。从“殷小腆”以下，就开始叙述他们越分蠢动的事情，以表明龟兆是有预知能力的。“殷小腆诞敢纪其叙”，汉代的孔安国说：“殷朝后裔的小国，腆腆然地依靠禄父，大胆地记载王业的次序，想要复兴它。”苏氏认为“腆”是厚的意思，说殷朝稍微富厚就敢记载它已经灭亡的次序。查考《左传》说：“不腆弊邑”，那么“腆”字本来应当解释为厚。孔安国认为是“腆腆然”，确实不如苏氏认为是“殷朝稍微富厚”，然而他的说法也不明白。大概经文既然说“殷小腆诞”，敢纪其叙，一定要接着为它作解释，那么他的话应当是这样说的。总之，这两句话是成王在说完龟兆的辞语后，接着用事实来印证。他所讲的，一定是殷人背叛的事情。然而他的话艰涩难懂，一定要逐字逐句地为它作解释，那就不是多闻阙疑的道理了。所以应当以意逆志，对辞语中不可知的地方存而不论。“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这是说天降下威严给我的国家。武王已经去世，接着又有三叔流言的瑕疵，百姓将不得安宁。武庚知道了，所以他说：“我将继承我汤的事业而光复它。”殷朝复兴后，就会反过来把我们周家看得卑贱了。武庚作为叛乱灭亡的残余，却有“反过来轻视我们周邦”的话，那么他的志向不小了。放纵他一天，就有一天的祸患。这就是不能不征伐的原因。然而征伐他，必须上得天心，下得人心，然后才能取胜。所以成王在这里又陈述他得到天人的应验，而有取胜的道理。“今蠢，今翼日。”这是说正当武庚蠢动的第二天，百姓中的贤者有十个人来帮助我前往征伐，以安抚安宁。考察武王所图谋的功业。百姓中的贤者与《尚书·益稷》所说的“黎献同”，将要兴师动众，去讨伐不逞的武庚，而十个人以贤能之才作为我左右的助手，那么我所拥有的大事本来就是吉利的。等到灼烧龟甲来占卜军队的胜负，那么三个龟兆又都吉利。百姓中的贤者有十个人，我第二天就得到了人心。我占卜都吉利，就得到了天心。天人都应验，那么我周家就有必胜的道理，而武庚就有必亡的趋势。怎么能不征伐呢？汉代的孔安国对于“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解释说：“我不敢闭绝天所降下的威严而不去执行。”对于“将欲伐四国，其于寜王遗我大寳〇，绍天明即命”，解释说武王留给我大宝物龟甲，有疑问就占卜它，以继承天的光明接受天命而执行。说占卜不可违背。孔安国把“用”字归入上句断读，本来就不对了。而他把“遗大寳〇”作为占卜征伐四国，那么他的意思认为这里所说的“朕卜并吉”，就是上文“用大寳〇”而占卜。大概孔安国既然把“天降割”与“天降威”作为四国的叛乱，那么怎么能不把留给我大宝物龟甲作为征伐的事情呢？苏氏虽然把天降割作为武王的丧事，至于天降威，也认为是三监叛乱。但是对于有大难在西方，西方的人也不安宁，则认为这是龟兆所告诉的辞语，这就与孔安国不同了。如果像苏氏的意思，那么天降威是三监的叛乱，所谓用大宝物龟甲和我占卜都吉利，难道只是同一件事重复说吗？还是当时再次占卜呢？如果这两者只是同一件事重复说，那么龟兆的辞语只说有大难在西方，西方的人也不安宁，成王从哪里知道它是吉利的呢？如果开始占卜，龟兆的辞语是这样，而再次占卜就吉利，岂不是亵渎吗？《春秋左传》说：晋国赵鞅率军伐齐，大夫请求占卜，赵孟说：“我在此起兵占卜，事情不再命令占卜，不重复求吉，这是诚信。”亵渎龟甲的占卜，赵鞅尚且不肯做，而说周公会做吗？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把天降威作为三监的叛乱，所以矛盾必然达到这个地步。哪里知道用大宝物龟甲，是在武王去世之后占卜；“朕卜并吉”，是占卜征伐武庚。成王在哀痛之时，而占卜国家的灾祥，得到了这个兆象。后来武庚作乱，那么不安宁的话就应验了。将要征伐他，又用龟甲占卜胜负，就得到了吉兆。这样那么它的意义上下相连，才显得明白。周朝兴师，各国办事的人都有难色，只有这十个人作为辅佐，于是认为“我有大事吉利”，大概十个人作为帮助，就得到了民心。晋楚的军队在桑隧相遇，赵同、赵括想要作战，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都不想。于是军中想要作战的将领很多，有人对栾武子说：“圣人与大众欲望相同，所以能成事。您的辅佐

译十一人之中，不愿去的只有三人罢了，愿意参战的可以说是多数了。”栾武子说：“善人应当顺从多数，因为善人是多数人的主宰。三位卿大夫作为主导，可以说是多数了，顺从他们不也可以吗？”周公既然得到了这十个人的帮助，那么即使国君和办事的大臣们都认为不可行，但民心所向自然可以看清了。这正是栾武子的意思。汉代周亚夫讨伐楚国，得到剧孟，就像得到了一整个敌国。那剧孟，不过是一个游侠中的豪杰罢了。周亚夫得到他，尚且倚重他作为依靠，何况这十个人被称为民众中的贤才，那么得到他们并以此占卜民心，难道不可以吗？这十个人，周公得到他们后喜悦到如此程度，那么这些人必定不是平庸之辈，可惜他们的姓名没有在后世流传下来。〇雄说：从前齐鲁有大臣，史书失载其名，对于这十个人也是如此。只有这十个人，我辅助他们以得到人的帮助。我占卜并得到吉兆，以得到天的帮助。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们国君、诸侯中相亲相爱的人，以及尹氏的官员，直到众位士人和办事的大臣说：“我已经占卜于〇而得到吉兆了，我应当与你们众国仗义兴兵，去讨伐殷朝逃亡流散的臣子，也就是武庚。”尹氏与《牧誓》中的师氏相同，就是《洪范》所说的“师尹惟日”的意思。你们众位国君直到办事的大臣，现在无不回答说：“现在将要率军讨伐殷朝，其形势艰难而事情重大，不可以轻举妄动。”西土之人之所以不安定，虽然是因为武庚叛乱，天下因此骚动不宁，但其根源在于王宫和国君的家中，那么不能不自我反省。所以我这个年轻人应当保持恭敬，修养自身罢了，不可以征伐。大王为什么不违背占卜而一定要听从它呢？“害”与“害澣”、“害否”中的“害”相同。王莽说：“我怎敢不为了祖宗安定人民、图谋功业而终？”颜师古说：“害读作曷。”正是这类用法。汉代孔氏说：“王室有祸害，固然应当听从占卜。”王氏说：“大王其咎害在于不违背占卜。”这都是错误的。你们众位国君和办事大臣的话既然这样，所以我这个年轻人长久地因为这种艰难而思考，乃〇叹息说：“四个国家叛乱而我征伐他们，确实惊扰天下，使得没有妻子的鳏夫、没有丈夫的寡妇，不能安居乐业，这确实令人悲哀。”我并非忍心于此，而是因为我是继承世代拥有天下，作为天所役使的人，而天所赋予我的责任重大，所托付给我的事情艰难。谓其〇然以防冲之资，而负祖宗之托，以嬛嬛在疚之初，而当变故之兴，我应当赫然〇愤，讨平僭越叛乱，以巩固周家的基业，这不是为了我自己。你们众位国君以下，应当以道义来安抚我说：“不要拘泥于所担忧的而畏缩不决，只应当张扬壮大六军，前往讨伐殷朝，以完成武王所图谋的功业。”因为武王已经攻克商朝而拥有天下了，现在却让他的遗孽断绝后又重新延续，难道不是丧失武王所图谋的功业吗？你们用来安抚我的道义，应当是这样。现在却想要舍弃武庚而不加惩处，难道合乎道义吗？因为国君和办事大臣既然认为祸患在于王宫和国君家中，成王又以考翼来勉励成王，所以成王自责说：“我凭一己之身承担艰难的责任，那么毒害百姓而兴师动众，难道是为了个人的缘故吗？”我兴师动众，既然不是为了顺从个人的私忧，凡是想要追随先人的孝道，以光大前人的事业。那么你们群臣，怎么可以顺从私意和臆见，而不考虑天下的大计与我共同谋划，同心协力达成太平呢？所以成王以此责备他们。因为周朝刚刚建立，而管叔、蔡叔凭借叔父的尊贵身份，挟持殷朝的残余势力，离间王室，这本来是天下共同愤怒的事情。你们这些国君，分封周的爵位，划分周的领土，作为周的屏障；而尹士、庶士和办事大臣，又都享受周的俸禄，担任周的职务，以效忠他们的才能，那么武庚的叛乱，理应齐心协力与天下共同诛灭他们。现在却鼓吹不可征伐的说法，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志向只求眼前的安定，而不考虑身后的祸患，认为武庚的叛乱有足以使其心服的手段，那么自然可以不发动战争而平定他。何必耗费军队和财力，交锋接刃，然后才算是好的计策呢？从前商汤讨伐夏朝，以拯救百姓，亳地的百姓认为夏朝的罪过，他们如何呢？所以责怪商汤不体恤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而去征伐夏朝。商汤的军队，是为了顺应天意和人心而举动的。现在亳地的人只是因为夏桀施行暴虐，以威加于万方，而亳邑没有遭受他的祸害，所以害怕于行役和战斗之事，才说出这样的话。众位国君和办事大臣不肯讨伐武庚，他们的意思也是这样罢了。却不知道自古以来天下的祸患，常常起于一隅，而其蔓延之久，则遍布天下。祭仲说：“不要让它滋长蔓延，蔓延了就难以对付了。”蔓生的草尚且不可清除，何况是君王的宠弟呢？现在管叔、蔡叔凭借叔父的亲近，武庚凭借殷朝后裔的身份，又与淮夷同恶相济，如果让他们一旦滋长蔓延，各方响应，即使竭尽天下的力量，也无可奈何了。算了吧！汉景帝的时候，吴楚七国在山东作乱，其声势非常炽盛，只有汉朝派遣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的军队，加倍行程而进发，所以一鼓作气就平定了他们，否则不仅关东不是汉朝所有，关西也将有累卵之危了。晋武帝死后，惠帝以昏庸孩童的身份即位，当时，八王凭借肺腑之亲，互相屠杀，戎羯乘其中夏鼎沸，历经数百年而后

译安定。管叔、蔡叔与武庚作乱，又挟持淮夷作为倚重，这场变乱的程度，大概不亚于西晋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假如成王相信诸侯、百官的话，搁置不管，只希望依靠文王的德教来使他们顺服，未必不会发生像晋朝那样的祸患。所以我认为，在武王丧期时进行占卜，其卦辞已经说：“西土有大艰难，西土的人也不安宁。”管叔、蔡叔在东土作乱，那么西土的人按理不应参与。但卦辞认为西土的人也因此不安宁，这是因为天下形势如此。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事，大概可以印证这一点。西土的人也不安宁，那么文王所规划的功业将要败坏而不能建立了。虽然成王对待自己的态度，本来未曾不恭敬。然而管叔、蔡叔、商奄的顽固愚昧，不是文教所能立刻使顺服的。所以想要完成文王的功业，就不能不征伐。成王既然认为要完成文王的功业，那么管叔、蔡叔、商奄就在必须征伐之列，不能因为诸侯、百官不愿意，就搁置不管。况且上天吉利的占卜，也不能违背。如果违背占卜而不征伐，那么吉利将转变为凶险。即使想要依靠文王的德教最终完成文王的功业，难道能做到吗？所以我之所以不违背占卜，正是为了完成文王的功业。怎么能说我不违背占卜是错误的呢？所以我小子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而违背占卜。之所以不敢废弃上天命令的原因，是因为上天专门赞美文王的德行，使他从一个百里的小国兴起，于是拥有天下，这也只是依靠占卜的作用而不敢废弃。所以能够承受天命并传给我小子。看武王誓师时说的话：“我的梦与我的占卜相合，承接美好的祥瑞，征伐商朝必定胜利。”这就是武王之所以能战胜商朝，只因为不违背占卜的缘故。如果他违背占卜，就会获罪于天而无处祈祷了。所以说：“我不顺从天意，那罪过就相等了。”凭借武王那样的圣德，尚且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何况我小子呢？武王战胜商朝，既获得了仁人，又加上梦与占卜相合，这种天与人的感应，不期而然地一致，所以最终战胜商朝而拥有天下。现在十个人帮助我，这就是上天帮助我的百姓了。况且占卜又是吉利的呢？天与人的感应，也像武王时代那样，那么我征伐武庚，不仅是为了完成文王的功业，也是为了继承文王的事迹。《洪范》中关于考察疑难的规定，你则听从龟卜，听从蓍筮，听从卿士，听从百姓，听从这些叫做“大同”。至于咨询卿士、百姓时，有的听从有的违背，但龟卜和蓍筮都吉利，那么也不失为吉利。这是因为要安定天下的基业，决断天下的疑难，只有占卜是可信的缘故。成王讨伐武庚，虽然诸侯、众士、办事的人有不同意见，但周公的心已经不再怀疑，而且占卜又是吉利的，这也是《洪范》所说的吉利。况且又有十个人帮助我，以这十个人为主，那么卿士大夫大概不会全都反对。为什么不可以征伐呢？这就是为什么只依靠占卜的作用。唉！上天光明而威严，辅助我伟大的基业，这是感叹并重申的话。说天道无私，非常光明而令人敬畏。现在用吉利的占卜赐给我，就是想要我讨平僭越叛乱，以光大周室，这是上天的意思，对于国家积累的基业，想要辅助并成就它。上天既然辅助我的基业，而我却不听从占卜去征伐，这是我自弃基业，那么上天的光明威严必将把祸患转移到我的国家。这样，就不是上天抛弃周朝，而是周朝自弃。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征伐呢？诸侯、众士、办事的人，竟然如此不了解天命，这就是周公之所以反复告诫他们的原因。

译王说：“你们都是老臣，应当能够深谋远虑。你们难道不知道武王是多么勤勉吗？上天闭塞并告诫我们，是为了成就我们的功业，我们不敢不竭尽全力来完成武王所谋划的事业。所以我用大德来感化、诱导我的友邦诸侯，上天辅助我真诚的话语，以此来考察我的百姓。我怎么能不遵循武王的遗志呢？人们所谋划的功业要有所终结，上天也只是为了用勤勉谨慎来告诫我的百姓。就像人得了病，我怎么能不遵循武王的遗志呢？人们所承受的美善都要有最终的结果。”王说：“如果像从前我那样去世，我的话艰难，日夜思念着父亲建造房屋，已经奠定了法度，他的儿子却不愿意打地基，何况愿意建造房屋呢？他的父亲开垦土地，他的儿子却不愿意播种，何况愿意收获呢？他的父亲辅助他，难道能说：‘我有后代，不会抛弃基业’吗？所以我怎么敢不遵循上天的大命呢？”如果兄长父亲有朋友讨伐他的儿子，百姓养育他们，劝勉他们却不救助。王说：“唉！所以啊，你们众邦诸侯，以及你们办事的官员，使国家由明智的人治理，也只有这十个人能引导并知晓上天的命令。”

在周朝初年，用来巩固民心、维持社稷的基础尚未长久。武王突然去世，将王位传给了年幼的成王。高位容易被奸邪之人窥伺，防备君主邪念的伺机而动，当时局势已经岌岌可危了。更何况管叔、蔡叔凭借兄弟之亲，肆意散布无根之言；武庚作为殷商的余孽，怀有复国之心；淮夷作为异族，逞其吞噬之心。三股恶势力相互勾结，起兵向西，民心一旦动摇，周朝的社稷存亡就难以预料了。这样难道符合武王对后人的期望，以及建立纲纪、巩固基业的本意吗？〇由之辞，说西土广大也将不得安宁，这话并非不灵验。而邦君御事，却怀有主观臆见，认为西土之所以不得安宁，只是因为王宫、邦君室有原因导致的。如果自我反省并考察辅助，那么所谓的大艰难就不值得忧虑了。何必要兴兵动武，然后才能战胜呢？殊不知武庚勾结管蔡、淮夷叛乱，其志向不小。如果纵容他们而不诛杀，就像养疽囊一样，不知道何时会溃烂而〇。御事邦君，既然不肯跟随周公征讨，而顺从私见，以求一时的安宁，如果周公以势驱使他们，以威胁迫他们，谁敢有异议呢？然而周公的心，不忍心劫持他们不服从的心，而强迫他们做事。他用来告喻的话，反复婉转，想要晓谕他们未悟的情理，使他们释然而醒悟，然后与他们一起东讨不义。所以从“弼我丕丕基”以上，陈述东征之事，大概是要从吉卜来服从上天的命令，并继承武王的功绩，不是我好大喜功而这样做。他的话详细而明白，严厉而详尽，确实没有剩余的蕴意了。然而周公的心还认为不够，又接着告喻他们。凡说“王曰”的，都是更换话题，大概是为了晓谕未悟的人，不得不如此，这是古人忠厚的心。尔惟旧人者，说你们邦君御事，都是旧有的位分之人，侍奉武王的。周家的基业，从后稷、公刘以来，到太王、王季、文王，积累德行功绩，以开创华夏。武王继承他，又能兢兢业业，早晚不懈怠，以致其勤勉，然后克商而有天下。你们既然是先世的旧人，应当能够深谋远虑前事，难道不知道武王如此勤勉吗？而现在有武庚之变，如果舍弃而不治理，那么武王的勤劳留给后人的，将无所继承，而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的历数在我这里断绝了。大概武庚的叛乱，是上天的闭塞，以使我们谨慎。大概想要我们操心危惧而虑患深远，在疾病中培养德慧术智。这正是我们戡定祸乱以成功的地方。我们怎么敢不极尽而使无遗力，来完成武王所图之事呢？尽力完成所图之事，那么武王的勤劳留给后人的，才有所期待。你们既然知道天，为什么不为我而扇动这种异论呢？所以我现在谆谆然反复论难，使你们的心信然以为如此。所以说：“所以我用大德来感化、诱导我的友邦诸侯。”孟子说：“有如时雨化之者。”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化诱者，有优游不迫之意。盘庚说：“盘庚斆于民。”此篇说：“所以我用大德来感化、诱导我的友邦诸侯。”说“斆”，说“化诱”，都是先王忠厚之道。天棐忱辞，说空言无实者，不足以感天之所以辅我，只有我有至诚之辞，不是矫伪饰以诬天。然而天不言，怎么知道天辅助我呢？只有考察于民而已。十夫以民献而来助，于是则民助之了。民助之则天助之，大概可见了。天既辅我，我怎么敢不讨平僭叛，以安周室，使前寜人所图之功于是而有所终呢？武庚之乱，不是天弃周而复商。大概以此而勤劳谨慎我民，使其忧畏之心未尝暂替。若人有疾，则其谨起居，节饮食，尝药石以去斯疾者，其心当如何呢？那么我怎么敢不奉顺天意以从吉卜，使于前寜人所受之美命于此而有终呢？卒寜王图事于前寜人图功攸终者，大概想要绍隆基业，以继前人之成绩。于前寜人攸受休毕者，大概想要永膺历数，以继武王之美命。唐孔氏说：“三者文辞略同，义

译（前文）并不太奇异，大致的意思是推说应当完成文王的事业，必须征讨叛逆作乱的贼寇，叮咛告诫以劝勉百姓罢了。」这种说法是对的，但不应当把宁王当作文王。有的人对于这类情况，都必定顺从着去为之解说，斤斤计较地辨析，都是穿凿附会的说法。王说：「像从前那样，我就前往。」孔氏说：「顺应古道，我就前往东征了。」王氏也说：「顺应古之道，由我前往征讨他们。」然而上文只说前人的功业等待我而后完成，不可以不顺从天命去征讨，起初并没有顺应古道的事情，这就与上文不衔接。苏氏说：「按照我的本意，那么从前已经过去了，之所以到现在（才行动），是因为言语艰难而日日思念。」这种说法是对的。大概在武庚作乱时，周公就想要发动天下的军队去征讨他，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邦君御事的言论，认为事情艰难重大而不可以轻举妄动。我把这些话藏在心里，而日日挂在心上。虽然因为艰难重大的言论而日日思虑，然而上考察天意，下考察人事，那么局势大概是必须征讨的，不可以因为艰难重大而不亲身承担这个责任。所以用建造房屋和耕种田地来作比喻。人们建造房屋，父亲已经审察了房屋的朝向，确定了地基的高低而制定了法度，儿子却不愿意为他打地基，何况愿意建造整栋房屋呢？人们耕种田地，父亲已经翻土开垦了荒地，儿子却不愿意为他播种，何况愿意等待庄稼成熟而收割呢？建造房屋和耕种田地，并不是父亲已经制定法度，而房屋的框架必定委托给儿子；父亲已经开垦田地，而播种必定委托给儿子。大概是设立这样的议论罢了。武王刚刚奠定基业就去世了，就像父亲制定了法度、开垦了田地，而未能取得成效一样。现在武庚作乱，我尚且不能讨伐并消灭他，来使社稷在危急中安定，怎么敢期望周家世代享受福祚而不中断呢？他的父亲翼王难道肯说：「我有后代不会抛弃基业。」大概父亲制定法度、开垦田地，是敬重这件事。父亲敬重这件事，而儿子没有用来继承的，那么他的父亲难道肯说：「我的后代不会抛弃基业吗？」必定自认为不幸而没有后代。武王攻克商朝，而成王不能灭绝商朝的遗孽，那么武王在天之灵会认为怎样呢？所以我现在不敢不在我身上遵循宁王的大命，而平定凶恶叛逆，来安定国家的基业。王氏说：「于我者，不敢推诿给后人。」武庚的叛乱，发生在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摄政之时，那么平定凶恶叛逆，来奠定国家基业的，正是成王和周公的责任。如果他们不以此自任，那么哪里配做武王的儿子呢？你们邦君御事不肯跟随我去征讨，岂不是不足以承担前人所托付的重任吗？所以成王以此来自我勉励。如果兄弟父子之家，有朋友来攻打他的儿子，民众养育他劝勉他却不救助。汉孔氏说：「如果兄弟父子之家，有朋友来攻打他的儿子，民众养育他劝勉他却不救助，是因为儿子邪恶的缘故，以此四国将要被诛灭而无救助，是因为罪大恶极的缘故。」苏氏的说法，与此也不太相远。古人取譬，虽然是假设的言语，也必定接近人情。父亲制定法度而儿子不肯打地基，父亲开垦田地而儿子不肯播种。大概儿子不敬重父亲的事情而不负荷，那么达到这种地步的是有的。没有父子兄弟之家，达到朋友攻打他的儿子而不救助的地步。兄弟在墙外争执，抵御侮辱，同室之人争斗，披头散发、帽带散开而前往救助是可以的。大概情感所在，有不期然而然的，哪里以不救助为对呢？孔氏的说法是不近人情的。而诸家的说法大抵迂腐曲折，只有王氏空缺不说是得体的。于是又嗟叹着说：「肆哉」汉孔氏，以叹如今伐四国必定克敌的缘故，来告诉诸侯及臣下治事者。孔氏的意思以肆解释为今，所以这样说。《尔雅》说：肆，今也。那么肆解释为今，固然有这个道理。然而经文只说肆，传文就认为是今，也可以。又认为如今伐四国必定克敌，难道肆这一个字而道理如此之多？他的说法蔓衍不足取。王氏以肆为涉危难而无所谨慎，苏氏以肆为过，也都迂腐曲折，不如颜师古的说法。王莽作《大诰》，也说：「呜呼肆哉。」而师古说：肆，劝也。劝令陈力。大概当武庚叛乱时，邦君御事与国家同休戚的人，固然应当投笔而起，赴功趋事，以尽协赞之力。现在既有异议而不肯跟随我去征讨，那么他们的心必定迁延龃龉而不陈力了。所以嗟叹而想要他们陈力以平定危难。他所以告谕邦君御事众人而劝他们陈力的，是因为爽邦由哲的缘故。爽与用爽厥师相同。大概当朝廷有大议论，国家有大利害关系，彼认为是，此认为非，彼认为否，此认为可，互相矛盾，纷纭交错而不决。没有大过人的智慧足以决断定大计，那么怎么能使国家明朗而没有疑谋呢？这就是爽邦之所以由哲人的缘故。武庚的叛乱，神人所共怒，周公辅佐成王固然有必征之意，而邦君御事却认为不可。周公成王也因此缘故而迟疑不决。既然这十人惠然而来，而都认为可以征讨，那么我得到左右的帮助，而国论从此确定了。那么这十人大概是哲人。十人之所以为哲人，是因为他们能引导知道上天的

译这是天命啊。所以上天眷顾我们周家，其情意大概还没有止息。既然已经让我们战胜商朝而拥有天下了。虽然如此，商朝的残余势力趁机兴起，而上天的意志并没有因此松懈。上天对于人君，在去留顺逆之间，不容许有毫厘的差错。顺从天意就吉祥，违背天意就凶险。吉凶相互承接，大概就像翻手覆手那样容易。如果不是明晓天命的人，就不能奉行并顺从天意。上天对于周朝，已经显示了吉祥的占卜结果。然而诸侯和执政大臣，却怀着自己的主观见解，遵循自己的私欲，认为不可征伐，想要让成王违背占卜结果而不采用，这是不能知晓上天的命令啊。只有这十个人知道天命确实如此，于是奋不顾身地前来帮助谋划，那么成王的心意从此就明确了。怎么能不感到欣慰呢？既然成王心意明确，国家因此明智，那么你们这些诸侯和执政大臣，就不可以不尽力了。

译上天辅助至诚之人，那时无人敢轻慢天法。何况如今上天降下灾祸于周室，致使大难之人（三监）竟在宗室内部互相攻伐，你们却不知天命难以改变。我长久思忖道：“上天防范殷商，如同农夫治理田地，我怎么敢不彻底清除我的田亩（指彻底铲除殷商残余势力）？上天也只为前代安宁之人（指文王、武王）带来休美，我怎么敢穷尽占卜（而不听从）？怎敢不遵从。”

汉孔氏说：“上天辅助至诚的你们治理天下，因此知道无人敢轻慢天法。何况如今上天降罪于周，致使四国背叛呢？”大概起初既说“上天辅助至诚”，那时周人怎敢轻慢天法，何况如今上天降祸于周室，那么孔氏顺势训释，不得不如此说。他的意思是，上天所辅助的只有至诚不欺之人，所以天下无人敢变易法度以自我断绝于天。如今四国背叛，就是变易法度。然而王氏认为这不可知而空缺不译，大概也是谨慎存疑的意思。大难之人指的是三监，三监凭借兄弟手足之亲，挟持武庚叛乱，离间王室，因此在宗室内部就近互相攻伐。宗室之人竟有互相吞噬防备之心，不利于国家，那么在大义上不可以不征讨。三叔虽是周公的兄弟，但既然挟持武庚叛乱，就是周公的仇敌了。正如同石厚协助州吁策划不轨之谋，那么石碏就应当举大义灭亲，而你们邦君御事反而认为不可征讨，这是你们不知天命难以改变。天命无常，可谓艰难。如今有吉兆却不采用，怎么知道它不会变成凶兆呢？这就是天命难以改变。你们不知天命难以改变，那么国家没有理由不失败，怎么可以不跟随我去征讨呢？唐孔氏说：“管叔、蔡叔引导武庚作乱，这篇文献略去管叔、蔡叔，是因为难以用讨伐弟弟的话来说，所以专门说武庚的罪过。”这个说法虽然对，但未尽其意。三叔对于武庚是仇敌，对于周公是兄弟，如今却舍弃兄弟而挟持武庚叛乱，其恶行已传遍天下。邦君御事必定知道他是可诛的，不会因兄弟之情而怀疑。他们认为不可征讨的原因，只是认为祸患局限于东土，西土无关涉，所以贪图眼前的安宁，不肯从事干戈，希望成王考察羽翼，让他们自行归服。殊不知放纵而不诛杀，那么祸患必然蔓延到西土，怎么能够继承前人的基业而奉行上天的命令呢？所以周公在诰辞中认为西土也将不得安宁。周公既以此告知他们，又说他们“竟在宗室内部互相攻伐”，怎么可以贪图眼前的安宁而不讨伐呢？所以诰辞中略去管叔、蔡叔。我长久思忖道：“我怎么敢不彻底清除我的田亩？”管叔、蔡叔之所以叛乱，是因为殷商的遗孽尚存，必定以此作为借口。所以我长久思忖，认为上天因纣王的暴虐而改命于我周，对于殷商之人，如同农夫治理田地，去除其中的稂莠，必须芟除堆积，断绝其根本，不使其能生长，然后才停止。如今若有遗种，我怎么敢不象治理田亩那样彻底完成此事呢？武庚的叛乱不去除，就是不彻底清除我的田亩。武王伐纣时，誓师说：“除恶务尽”，正是这“彻底清除田亩”的意思。纣王不克，则根本未除；武庚不除，则根本未终。然而武王既以务本为言，周公既以终亩为言，那么对于殷商，大概是痛恨至极了。至于灭纣后封武庚，诛武庚后封微子，是因为武王想要诛杀的是纣王，武庚有什么罪？成王想要诛杀的是武庚，微子有什么罪？恶行止于其身，是圣人的忠厚。与那种厌恶某人就厌恶其同姓，厌恶解人就厌恶水中的蟹，那种迁怒的行为，是有区别的。上天以吉兆赐予我周家，使我周家仗大义灭殷，也是为了给前代安宁之人带来休美，使他们长享天下。我如今怎么敢穷尽前代安宁之王的功业呢？只有遵从吉兆才可以。所以占卜不敢不遵从。而邦君御事却以不违背占卜为非，为什么呢？

率领安宁之人（指周人）有指定的疆土，何况如今占卜全都吉利，所以我大举率领你们东征。天命没有差错，占卜所陈述的正是如此。

说天下的疆域治理，没有不是王者的土地，都是前人的旨意，我只是遵循谨守而已。如今三监叛乱，使欺侮王略，固不可不征讨，以奠定疆界。何况占卜全都吉利，那么战胜是必然的。所以如今我大举率领你们邦君御事，向东征讨。天命没有差错，占卜所陈述的既然如此，可以无疑了。王氏说：武庚所选择作为商臣的，三叔是周所委任管理商事的。他们的才能似乎不是庸人。正当主持防国疑惧之时，相率作乱。如果不是周公前往征讨，那么国家安危存亡，大概难以预料。然而承继文武之后，贤人众多，而能引导知晓上帝以决断此议的，只有十人而已。何况后世末流，想要大有作为的人，竟然想要取同于污浊世俗的众人吗？王氏此言，假借为新法之地。所以每当盘庚迁都，周公东征，用来附会其说，而私下言语以寄托其意。殊不知自己所为，与盘庚周公之事相近，而实际上不等同。盘庚迁都，将要奉行上天之命，而恢复先王之业。不迁则有沉溺之患。周公东征，也要奉行上天之命，而完成前人之功。不征则有割据之祸。而当时邦伯师长、邦君御事，玩忽

译当时局势安定，人们不考虑日后的忧患，所以煽动异端言论，来动摇君主。盘庚和周公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不忍心用利益驱使、用权势逼迫他们，所以反复叮咛告诫，以至于再三，一定要使他们心悦诚服才停止。并不是告诫了却不听从，就随即用刑罚威势胁迫，而不加体恤。大概一定要使他们内心都相信君主的作为，然后才与他们共同行事。如果告诫了却不听从，就随即不加体恤，那么这与不告诫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盘庚的迁都、周公的征伐，虽然起初有意见不同的争论，但既然已经告诫过了，就没有人不改变心意、听从君上的。不仅仅是十个贤民认为可以征伐。按照王氏的说法，那么周公东征，决定议事的只有十个人罢了，其余的人都没有参与。苏氏说：盘庚迁都、《大诰》之事，都是违背众人意见、独断专行者的借口，这大概是针对王氏而说的。

译防子之命 周书

成王废黜了殷商的国运，杀死了武庚，任命防子启继承殷商的君位，于是作了《防子之命》这篇诰命。

《防子之命》的篇首说：“诏令王子出来引导。”孔子说：“防子离开了商朝，那么在纣王的时候，他大概处于令人怀疑的境地，因为不能进谏而离开了商朝。虽然离开了商朝，但也只是逃隐到荒野罢了，并没有前往其他国家。等到武王已经攻克纣王，痛惜社稷没有君主，这时他才抱着祭器归附周朝。”《左传》说：“许僖公拜见楚子，防子面缚衔璧，大夫穿着丧服，士人抬着棺材。楚子询问逢伯，逢伯回答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防子启就是这样做的。’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捆绑，接受他的玉璧并为他祓除不祥，烧掉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任命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史记·宋世家》也说：“武王攻克商朝，防子启于是拿着祭器来到军门，肉袒面缚，左手牵着羊，右手拿着茅草，跪行上前，向武王报告。于是武王解开了防子的束缚，恢复了他的职位。”这两种说法都认为防子虽然离开了商朝，但他归附周朝，是在武王攻克商朝之后。只是《史记》既说他面缚，又说他牵羊把茅，这是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唐代孔颖达之所以驳斥这种错误，就是针对这一点。防子既然归附了周朝，只是凭借殷商的封爵居于旧位罢了。《左传》所说的“回到原来的地方”，《史记》所说的“恢复他的职位”，是正确的。苏氏说：“武王将要立殷商的后代，必定以箕子为首选，防子次之。最终立了武庚，一定是这两个人推辞了。”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武庚的无才德，本来就不如箕子、防子。假如武王任命殷商的后代，选择贤能的人来立，那么必定以箕子、防子先于武庚。然而之所以立武庚作为商的后代，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推让而后才立武庚，而是因为形势不允许不立武庚。商汤放逐夏桀，必定建立夏朝君主的子孙，来奉祀他们的祖先，然后再选择土地来封给他们罢了。夏桀的旧都，就不让他的子孙继续在那里建都。所以从夏朝回到亳，就已经称为废黜夏朝的国运了。武王讨伐纣王，他的志向也想像商汤放逐夏桀那样。如果纣王自己逃窜放逐到遥远的荒野之地，不再居于庶民之上，从而遭受凶险祸害，那么顺应天意人心的道义就完备了。不幸的是殷人倒戈的军队，自相屠杀，并波及到纣王。武王的本意无法自我表明。于是让他的儿子武庚，凭借殷商的旧都，奉祀祖先，来表达他的不忍之心。正因为凭借旧都来立商的后代，来表达他的不忍之心，那么在这个时候，武庚作为纣王的嫡子，侥幸在倒戈之后逃脱，如果不立武庚，还能立谁呢？我私下认为武王立商的后代，大概是属意于武庚的，并不是因为箕子、防子推辞不接受，然后才轮到武庚的。那么武王立武庚，大概是出于不得已。灭掉他的父亲而立他的儿子，又让他统治那些喜好草窃奸宄的徒众，那么他们趁机作乱，是必然的。所以任命三叔以至亲的身份来监视他。假如三叔不挟持他叛乱，那么武庚虽然有所举动，能成功吗？既然不能有所举动，那么武庚必将享受富贵直到终老，传给子孙而没有止境。像这样，那么从哪里废黜他的国运呢？所以《洪范》的序言，只说战胜殷商，而不说废黜殷商的国运，不像《汤诰》所说的那样。只有武庚忘记了我国家的大恩，而与三叔同流合污，窃据权位。周公已经东征并诛杀了他，那么朝歌就不可以再立商家的子孙了。虽然不能不选择贤能的子孙作为汤王的后代，但却不再封给他们商丘了。那么殷商的国运从此就废黜了。这就是序言先说成王已经废黜殷商的国运并杀死了武庚，然后接着说“任命防子启继承殷商君位”的原因。启，是防子的名字。武王选择殷商的后代时，防子作为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又有贤德，所以封他在宋。大概武王立商的后代，是凭借他的旧都；至于成王封防子，才开始在宋建国。《乐记》说：“武王攻克殷商，刚下车，就在宋立了殷商的后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唐代孔颖达说：“防子最初封在宋，不知道是什么爵位，这时凭借旧的宋地任命他为公，让他作为汤王的后代。”这大概是顺着《乐记》的话而牵强附会罢了，未必有所依据。他封防子时，就写书来任命他，大概是陈述封他的原因，并勉励他应当做的事。后世任命官员，必定用制书，大概就出于此。然而像《说命》《毕命》，就不加“之”字，而这里加了“之”字，大概是因为“说命”“毕命”两个字足以成文，而这里说“防子命”则不符合文辞的体例，所以必定加“之”字。防子，是殷商疆域内的爵位。既然已经封他在宋，就应当称为“宋公”。现在不称为“宋公之命”，而用防子之命来命名篇目，还称殷商的爵位，箕子、防子虽然已经归附周朝，但用商朝的爵位称呼，大概是因为他们是殷商的臣子而客居在周朝。防子虽然封在宋，只是因为武庚已经死而没有后代，不能让先王的祭祀从此断绝罢了。至于他的心意，则从来没有臣服周朝的意思。所以虽然爵位是上公，统治东方夏地，但用殷商疆域内的封爵作为称号，这就是命名篇目为“防子之命”的原因。至于后世的子孙，也都以防子称呼他们，没有其他的爵位谥号。箕

译箕子对于朝鲜，并非去接受封地。大概是他引退离去，不食周朝的俸禄，像伯夷隐居在首阳山一样。武王寻访而得到他在朝鲜，然后顺势封他在那里。虽然被封在朝鲜，但仍然称他为箕子。箕子既然已经退隐了，那么继承殷商后位的，不是微子又是谁呢？只有微子和箕子虽然归顺了周朝，却从未臣服于周。这就是他们能与比干并列而被称作仁人的原因。

译君王说：“啊，殷王的长子，你能够考察古制，崇尚德行，效法贤人，继承先王的基业，修明礼制，作为宾客在王室中任职，与国家共同享有美名，世代无穷。”

“猷”是发语词。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所以称他为殷王的长子。殷王，指的是帝乙。他的母亲没有被立为皇后就生下了微子，被立为皇后之后才生下了纣，所以微子是庶出而纣是嫡出。纣即位而微子没有即位，实际上微子是长子，又是应当即位的人。成王将要封微子在宋国，所以发语说“猷”，并用“殷王长子”来称呼他。从这里往下，就是说明封他的原因。大概微子、箕子对于周朝，不仅自身有不做臣子的道义，而周朝对于这两个人，也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们，不要求他们做臣子。所以武王咨询洪范时说：“唉，箕子！”成王命令微子说：“啊，殷王的长子！”这都是尊重的言辞。说“啊，殷王的长子”，正是《洪范》中“唉，箕子”这一类的话。王氏把“元”解释为“善”之长，这是拘泥于《易经》的说法，认为微子是纣的众子之一，所以顺着这个说法来解释。实际上微子是帝乙的长子，应当遵从《史记》的说法。考察古制、崇尚德行、效法贤人，这是总说封他的原因。林子和说：“立微子作为殷的后嗣，从周室来说就是考察古制，从成汤来说就是崇尚德行，从微子来说就是效法贤人。”这个说法是对的。前代的帝王既然承受了上天的历数，以君主身份统治万国，虽然他们的后代断绝，不再统治天下，也一定要建立一个邦国，让他们宗庙世代祭祀，不仅是不忍心断绝别人的祭祀，也是为了保存一代的制度。《中庸》说：“统治天下有三件重要的事情。”《郊特牲》说：“天子保留前两代帝王的后裔，就像尊重贤人一样。尊重贤人不超过前两代。”这都是古代的道理。所以成王考察并考证，立微子来继承殷的后嗣。继承殷后嗣的原因，是因为成汤有德行，这就叫崇尚德行。立微子的原因，是因为微子贤能，能够像他的祖先，这就叫效法贤人。大概如果不是成汤的盛德，有累世的余庆，那么怎么能让他的爵位和土地不断绝呢？如果不是微子的贤能，那么怎么能让继承先人的基业并修明制度呢？从“继承先王的基业”到“与国家共同享有美名，世代无穷”，这是说考察古制应当是这样的。从“唉，你的祖先成汤”到“德行流传给后代”，这是说成汤的德行不可不崇尚。从“你只有践行修明他的道”到“治理这东方地区”，这是说微子的贤能不可不立。《礼记·大传》说：“确立权度和度量，考究礼乐文章，改正历法，改变服色，区别徽号，不同器械，分别衣服，”这就是所说的与百姓变革的地方。三代兴起，既然已经承受天命，那么一代的制度，如历法、服色之类，没有不更改而更新的。既然确立了一代的制度，然而三王的道像循环一样终而复始，前代的制度怎么能让它湮没而不传呢？所以一定要立前两代帝王的后裔，让他们各自继承先王的基业，而修明一代的礼制。礼制就是服色、历法之类。因为立前两代帝王的后裔，让他们各自继承先王的基业，而修明一代的礼制，他们对于天子大概有不称臣的道义，所以作为宾客在王室中任职。《振鹭》的诗说：“我的客人来到。”《有客》的诗说：“有客人，有客人。”都是说他们是王室的宾客。《左氏传》说：“宋国，是先代帝王的后裔，对于周朝是宾客，天子有祭祀时送肉给他，有丧事时拜谢他。有祭祀时送肉，有丧事时拜谢，他们的宾客礼节大概就是这样。”然而他们作为宾客，难道只是一两代而已吗？大概是要与国家共同美好，上下共同享受福庆，以至于世代无穷。

唉！你的祖先成汤，能够中正、圣明、宽广、深邃，上天眷顾佑助，大大承受了天命，用宽厚安抚百姓，除去邪恶暴虐，功业加于当时，德行流传给后代。你只有践行修明他的道，旧有美好的名声，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严肃恭敬对待神灵和百姓。我嘉奖你的德行，说坚定不忘，上天这时歆享，百姓敬服协和。因此把你建在上公之位，治理这东方地区。

既然说了考察古制来立先代帝王的后裔，其道应当如此。于是说成汤的德行，在世时有恩泽百姓，去世后有余裕后代，这就是立他的后裔而奉祀他的原因。所以感叹说：“你的祖先成汤，有中正、圣明、宽广、深邃四种德行，所以被上天眷顾佑助，大大承受天命，来取代夏桀而拥有天下。”《史记》说：“微子徇齐。”裴�说：“齐，快速。”《左传》说：“齐圣广渊。”杜预说：“齐，中正。”苏氏则把齐解释为肃，后世把齐作为谥号，大概出于此。《谥法》说：“整肃笃庄叫齐。”苏氏所说的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渊，深。成汤既然承受天命，来讨伐夏桀拯救百姓，所以他安抚百姓，就用宽仁的德行；而夏桀灭德作威，把暴虐施加于万方百姓，一朝就除去了。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而成汤的十一次征伐，却让百姓盼望他像大旱盼望云霓一样。他还没到，就说：“为什么让我们等待？”他已经到，就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复苏。”大概夏桀用邪

译夏桀暴虐，商汤以宽厚仁爱著称，所以百姓伸长脖子盼望他的到来。商汤以仁义的军队，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那么他铲除残暴的功绩，虽然显赫于一时，但他德行的盛大，福泽所及，可以延及他的后代子孙。所以虽然经历了商纣的暴虐、武庚的叛乱，成王最终仍立微子来继承商的后嗣，使商祀屡次断绝而又重新延续。商汤的德行，固然可以庇护后人，使他们拥有爵位和土地，然而如果不是微子贤能，又怎能不辱没祖先，而成为商汤的子孙呢？所以接着说：“你只有切实修习他的道统”，这说的是商汤的道，你能践行并修持它，没有逾越。践与修身、践言中的践字相同，意思是履行并实行。既然能够遵循你祖先的道统，那么你的美名传扬于天下，由来已久了，并非从今日才开始。既然早已拥有美名，而又庄重恭敬、谨慎戒惧，竭尽孝道，以肃穆恭敬地对待神灵和百姓，这大概是指他抱着祭器归附周朝这件事。微子不忍心让商朝的基业断绝，于是拿着祭器归附周朝，使殷商的祖先重新享受祭祀，传给子孙而不中断，这可以说是谨慎戒惧、能够尽孝，肃穆恭敬地对待神灵和百姓了。所以我一人认为你的德行确实笃厚而不可遗忘，不只是我一人赞美你，上帝也赞美你的德行而没有不欣然享用的，百姓也赞美你的德行而没有不敬顺和睦的。你的德行既符合我一人，又符合上天，又符合百姓，那么适宜授予你爵位、分给你土地，以九命之礼册封你。公正而正当，这是东方的百姓。宋国在王室的东面，所以称为东夏。王者的后裔称为公，所以说“建立你为上公”。王氏说：“微子作为商的后裔得以举行郊祀，所以说上帝时常享用。上帝时常享用，然后允许他举行郊祀是恰当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王者的后裔得以使用郊祀天帝的礼仪。《礼记》说：“杞国举行郊祀，是祭祀禹；宋国举行郊祀，是祭祀契。”就是这样。“微子的德行既然被上帝所享用，那么他在郊外祭祀天帝，神灵怎么会不享用呢？”

译要恭敬啊！前去施行你的教化，谨慎地执行你的职分使命，遵循常道典章，以藩卫王室，光大你的先祖，治理你的百姓，永远安定你的地位，辅佐我一人，世世代代享有恩德，使万国都以此为楷模，让我周朝永远没有厌倦。唉，去吧，只有美善，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从这里往下，就是告诫训诫的话：说不可不敬慎其事，说你前往就任封国，应当颁布你的教化以引导这些百姓。宋国作为二王之后，那么成汤的宗庙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而防叔身为诸侯，则只应当遵循上公九卿的礼仪。在这两者之间，不可以有毫厘的差错僭越，所以又告诫他说：谨慎地执行你的职分使命，遵循旧有的典章。因为逼迫产生于僭越，僭越产生于疑惑；没有疑惑就不会有僭越，没有僭越就不会有逼迫。能够谨慎地以典章常道自我约束，那么怎么会有僭越逼迫的过错呢？比如鲁国实际上是侯爵，却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既然不谨慎了，其后遂用于群公的宗庙。于是季氏僭用八佾舞，三家僭用雍彻之礼，以至于发生两国驱逐国君的祸患。大概其源头一旦打开，那么其末流就无所不至。鲁国虽然僭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所以其后则用于群公的宗庙，又用于三家的庭院。宋国既然在成汤的宗庙使用天子的礼乐，那么对于职分使命能不谨慎吗？成王对于宋国，如此谨慎，那么对于鲁国必定不会赐予天子的礼乐。或许是周室已经衰微，而鲁国僭用天子的礼仪，于是编造了这些话，说是本来在成王的时候，伯禽就接受了，不是我的罪过。唐代的孔颖达曾经说《周礼》所载公侯伯子男的土地制度，乃是诸侯自己因为国土宽大，都违背礼义，于是除去本经，妄自编造的说法。我对于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也说：既然能够谨慎其职分使命，以遵循典章，以谨慎其侯爵的限度，而没有不尽其道了。所以上面可以藩屏王室，以维持其社稷；远处可以光大先祖，而发扬其道德；下面可以整齐百姓，而遵循其法度。如此，那么高而不危险，满而不溢出，永远安定于上公的地位，以辅佐我一人。虽然世世代代可以享有恩德，以保全其邦国；至于万国的广大，也将以你为楷模。那么使我周朝对于宋国，永远没有厌倦之情了。大概设立二王之后，想要他们统承先王，所以勉励他们光大先祖；想要他们修治礼物，勉励他们谨慎职分使命；想要他们永世无穷，所以勉励他们世世代代享有恩德；想要他们作为王家的宾客，与国家共同美好，所以勉励他们使我周朝没有厌倦。周朝没有厌倦，就是《有客》这首诗所说的“在此无斁”的意思。唉，是又感叹以加重其言辞。说我之所以命令你的话，其言辞叮咛反复如此，那么你前往，即你受封只有不废弃我所命令你的话，牢记于心而不丢失，那么其体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苏氏说：“正当武庚叛乱之后，而封防叔，防叔大概处在可疑之地，而命令他说‘上帝时歆’，又说‘洪乃烈祖’，又说‘万邦作式’，这是三代之事，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确实是这样说的。

唐叔得到嘉禾，不同的田亩长出同样的禾穗，献给天子。成王命令唐叔把嘉禾送给东方的周公，唐叔回去献禾。周公既得到命令，拿着嘉禾禀告天子的命令，作《嘉禾》。

尚书全解卷二十七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二十八

宋 林之奇 撰

康诰 周书

成王已经讨伐管叔、蔡叔，把殷商的剩余百姓封给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康诰

《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已经攻克殷商，平定天下，封赏功臣兄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辅佐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治理殷商的剩余百姓。封叔旦于鲁，而辅佐周朝作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聃季载，都年轻，没有得到封地。大概从叔鲜往下，都是武王的弟弟。武王既然拥有天下，就选拔亲近贤能的人，作为藩篱屏障之势。他的同母弟弟中，只有康叔、聃季因为年纪尚小，没有分封土地。其余都建立为诸侯。虽然他们禀赋凶恶丑劣的资质，如管叔、蔡叔，而其恶行尚未暴露于天下，也都分茅列爵，作为诸侯，并且让他们监管殷商以制约武庚的命令。武王的意思，既然把武庚商朝的余孽，而把殷商的故都授予他，害怕他包藏祸心，窥伺我国家的空隙，以逞其志。所以虽然把旧地余民托付给他，而其权力则由管叔、蔡叔所专断。管叔、蔡叔在周公摄政时，愤然有不平之心，于是挟持武庚作乱，以离间王室。同恶相济，举兵向西。周公已经率领邦君御事，去征讨他们，居东二年，管叔、蔡叔及武庚都服罪。对于武庚则杀了他，而于是断绝殷家的命脉。而管叔是叛乱的首领，所以也杀了他。蔡叔降于管叔而被囚禁。郭邻则是殷商的故都，大概已经平定而没有祸患了。然而前代所建立的，作为万乘之君的居所，其形势雄于天下，实为中国的重地。那么继武庚之后，而让他抚治的人，不可不谨慎选择其人。何况殷商的剩余百姓，沾染纣王的教化，草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