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三十四

译这是错误的。成王从奄地归来，到达宗周，所以经文说：“成王从奄地归来，在宗周。”宗周，就是镐京。《诗经》说：“显赫的宗周，被褒姒灭亡。”都是指镐京而言。周公说“王若曰”，是周公以成王的命令来宣告。汉代孔安国说：“称周公是为了区别于王亲自宣告。”唐代孔颖达说：“王肃说，周公摄政时称成王的命令来宣告，等到还政后称‘王曰’，担心这像是成王自己的言辞，所以加上‘周公’来明确。”然而《多士》篇中“王若曰”上面不加“周公曰”，是因为那篇上文说：“周公初次在新邑洛邑用来告知”，说明那是周公的缘故。这些说法都是对的。“猷”字，是发语词。先儒说：“顺应大道，告知四方。”“若”字在“曰”字之上，“猷”字在“曰”字之下，而把“若”解释为顺，把“猷”解释为道，说顺应大道，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的。这大概是因为将要告知四方各国的诸侯，所以开口说话时有这样的言辞。殷侯治理百姓，是说殷朝的诸侯中治理百姓的人，即唐代孔颖达所说的天下诸侯大多是殷朝的旧国。既然说了告知你们四方各国，又特别提到殷侯治理百姓，就是唐代孔颖达所说的话虽然普遍告知天下，但意在殷朝的旧国。我大大地降下你们的命运，所谓成王已经废黜了殷朝的国运。大概纣王虽然被防备，但武庚仍然被封在殷朝的故都。那么殷朝的国运尚未降下，等到武庚因叛乱被杀，殷朝的故都不再有汤的子孙，这就是大大降下你们的命运。我之所以大大降下你们的命运，是因为武庚忘记了我周朝的大德，而逞行他不轨的阴谋，所以不得已而诛杀他，这是你们所亲眼看到的，你们没有不知道的。意思是说武庚的灭亡是上天的命令，你们应当完全知道。于是用夏桀、商纣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委婉地训诫他们，以表明兴废存亡都有上天的命令，而上天之所以给予或剥夺，又都取决于君主如何行事，不可以侥幸求得。“此惟图天之命”，说的是夏桀。意思是夏桀大肆谋求上天的命令，想要上天永远眷顾我夏家。夏桀虽然有谋求上天的志向，却不知道谋求上天的道理，所以不能长久地恭敬地思念祭祀之事。曾经考察《诗经》，比如：“把祭品盛在豆器中，在豆器和登器中，香气开始上升，上帝安居而歆享，多么美好的气味确实适时，后稷开始祭祀，希望没有罪过悔恨，以至于今天。”大概先王对于祭祀，内心竭尽诚意，外表竭尽祭品，浩浩荡荡好像鬼神在其上方，在其左右，所以上天赐给他们福泽而万世不绝。三百篇之中，那些歌颂福寿绵长的，没有不是源于祭祀的。夏桀想要谋求上天的命令，却不恭敬地思念祭祀之事，这是倒退着行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夏桀虽然不能恭敬地思念祭祀之事，而上天仍然降临而向他谴责警告，想要扶持并保全他。夏桀却不知道上天警戒的可畏，大肆享乐安逸，不肯说忧念百姓的话。有忧念百姓的话，未必有忧念百姓的心，夏桀尚且不肯说忧念百姓的话，那么没有忧念百姓的心就可知了。于是大肆做出淫乱昏聩的行为，对于上天的正道不能在终日之间劝勉自己，想要他终日如此尚且不可得，何况一个月呢？何况终身呢？“廸”是道的意思。上天的正道，是因为道的大本原出于上天。这些是你们所听说的，大概武庚的事情是你们殷侯看见而知道的，所以说“你们没有不知道的”。夏桀的事情是你们殷侯听说而知道的，所以说“那是你们所听说的”。“丽”先儒读平声，意思是施加，认为所施行的政教不如只按本字读。薛氏说：“丽与‘离丽’的丽相同。”陈少南说：“丽是依附的意思。”都是对的。上天看从我百姓看，上天听从我百姓听，百姓所依附的，上天没有不眷顾的；百姓所离去的，上天没有不舍弃的。夏桀不明白百姓之所以依附的原因，那么他的德行就无法得到民心，他怎么能得到上天的心呢？于是想要谋求上帝的命令，怎么可能呢？大概有得上天之道的人，虽然不向上天祈求，而福寿自然到来；没有得上天之道的人，那么虽然急切地谋求，上天难道可以谋求而得到吗？而解说的人也把“图天之命”、“图帝之命”，说天，说帝，从而加以分别，也是牵强附会的。既然不能明白百姓之所以依附的原因，于是大大降下刑罚，来斩杀他的百姓，这是在夏朝推崇混乱。推崇混乱，就是说助长恶行。“甲”是开始的意思。意思是夏桀的混乱从内部开始。说天下的治理，从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等到混乱时，也是如此。大概也是从自身而及于家，从家而及于国，从国而及于天下，所以其开始在内。“旅”是众人的意思；懈怠的意思。《盘庚》说：“古时我们的先王，没有不承顺百姓的。”《论语》说：“役使百姓就像承奉大祭，百姓虽然卑弱，不可以不好好承顺他们。”《五子之歌》说：“皇祖有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视，作为百姓的上级，怎么不恭敬？”禹之所以训诫他的子孙，只是因为百姓所系念的重，不可不恭敬。夏桀不能好好承顺众人，那么他不遵循祖训就很严重了。夏桀不能好好承顺众人，那么就没有大大进于防备的德行，而只是大大懈怠于治理百姓，那么他的防备德行怎么能大大进步呢？防备德行不大大进步，那么怎么能好好承顺众人呢？只有夏朝的百姓，贪婪的人，愤怒的人，更加钦敬推崇而尊用他们，与他们一起残害夏邑。残害，是说他们的残害政令就像割鼻

译割然也。饕餮者，则必厚赋重敛，以伤民之财；忿懫者，则必严刑峻治，以残民之命。此其所以为劓割夏邑也。盖桀之所以肆其虐政者，非独一人也，其左右前后无非小人。故其虐政浸淫于天下，则斯民不自聊生，必将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故天于是鉴万方，而求为民主者也。天之爱民甚矣，必不使一人肆于民上，弃天地之性，以从其淫。其时惟汤之一德，可以享天心，故天降明美之命于汤，使王天下，而刑绝有夏，使不得保其社稷也。惟天不畀纯，言天之不与桀者大矣。纯与天，惟纯佑命，事虽异而意则同。天之所以不畀桀者，盖桀不能以四方之义民，长久以多享国祚也。夫义民者，用之则安富尊荣，以享箕翼之寿。桀虽有义民，而不能用，故亦不克享国。惟夏所防，敬之多士，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之道。盖夏之多士，贪饕忿懫，岂能明此哉？保享于民，谓安民而以之享国长久也。义民则明于保享之道，饕懫是用，则宜其不永矣。此多士者，惟相与为虐，以毒斯民。凡百所为，大不能明，故成汤以是时而兴，乃以天之多方，简求可以代夏者。惟汤上当天意，故代夏而作民主。汤之所以能作民主者，盖以汤谨其民之所附者，以推之于民，故民莫不胥劝。既有以使民之附矣，虽其民之防于刑者，亦不以为怨，皆用劝也。自成汤以后，至于帝乙，无不明德而谨罚，而民亦皆用劝。夫明德者，固所以使民劝，至于刑罚，岂亦使之劝哉？盖先王之于刑罚，谨而行之，出于不得已，故刑一人而天下莫不洗心涤虑，以迁于善，故其刑罚之行，察其要辞，以其罪而殄戮之，以其无辜而开赦之，无有不劝者矣。今至于尔君纣，则不能率乃祖之所行，故不能以尔多方而享天之命。盖德之不修，则虽有多方而不克享；德之修，则虽七十里而可以王也。惟纣之所以至于灭亡者，无非自取之也。尔多方，其可以有他志哉？《无逸》论中宗、高宗、祖甲享国之永，自是厥后，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亦罔弗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言商之贤君，惟三宗而已，则其余无非辟王也。多士则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方则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谨罚。则是由纣以前，无非贤王也。盖与成王言，则责其难，不如三宗之享国不足称也；与商民言，则乐道前王之善。苟能克绍成汤之基绪，而不至失坠者，皆可称也。读书者苟不以意逆志，则是周公之言自相违背，不足以万世之训矣。

译唉！王说：“告诫你们各方诸侯，上天并非有意抛弃夏朝，上天也并非有意抛弃商朝。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君主，凭借你们各方的力量，大肆淫乱，试图图谋上天的天命，并且琐碎地找借口辩解。当初夏朝，图谋它的政事，不能长久地享有天下，上天降下这灭亡的灾祸，有邦国从中取而代之。当初你们商朝的后王，沉溺于安逸，图谋他的政事，不洁不修，长久如此。上天降下这灭亡的灾祸，只有圣人如果不思虑就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如果能思虑就能变成圣人。上天只用了五年时间，等待殷商的子孙，他们竟然成为百姓的主宰，却不可思虑听从。上天寻求你们各方诸侯，用威严大加震动，开启他的顾念。上天认为你们各方诸侯，没有谁能顾念他。只有我周王，灵验地承受了众人的归附，能够胜任运用德行，遵循神天的常道。上天于是示范教导我，用美好的方式简拔并授予我殷商的天命，治理你们各方诸侯。现在我怎么敢多说话？我只是大大地降下你们四方国民的性命，你们怎么不在你们各方诸侯中真诚宽厚地对待他们？你们怎么不辅佐我周王，以享有上天的天命？现在你们还居住在你们的住所，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怎么不顺应王意，以弘扬上天的天命？你们却屡次引导自己不安分，你们的心不仁爱，你们不大大地安守上天的天命，你们却琐碎地播弄上天的天命，你们自己制定不合法的准则，图谋在正道中求得诚信。我只因此教导告诫他们，我只因此征伐、拘捕他们，至于第二次，至于第三次，仍然有不服从的，我降下我的命令，我就大大地惩罚诛杀他们。不是我周朝秉持德行而不安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

这篇文献陈述了夏桀、商纣之所以失去天下，商汤、周武之所以得到天下，以此告诫各方的诸侯。意思是上天所剥夺的，不是人力所能支撑的；上天所给予的，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而上天之所以给予或剥夺，又取决于他们是否有德行。你们各方的诸侯，应当谨慎地尊奉君王，以顺从上天的命令，不可以有其他念头。前面已经说了夏桀的失德，而上天命汤取代夏朝，成为百姓的主宰。虽然接着说了商纣的不能胜任，让你们各方诸侯享有上天的天命，但商纣之所以丧失他的天命，周朝之所以承受他的天命，详细说明了其中的原因，让各方的诸侯知道上天抛弃商朝而不可复兴，那么从此以下的就是这些内容。说上天防备夏朝，不是上天有意用来抛弃它，是夏桀自取灭亡。上天防备殷商，也不是上天有意用来抛弃它，也是商纣自取灭亡。大概谦逊静慎，上天表彰他的行为，回应他以福；骄纵奢靡，上天表彰他的行为，回应他以祸。夏桀、商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继承数百年的基业，却导致国家灭亡、自身丧生，宗庙断绝，他们在祸败方面，大概是自己招致的，上天只是回应他们罢了。所以上天之所以抛弃殷商，是因为你们的君主，凭借这各方的民众，想要图谋上天的天命，让它永远眷顾我们殷家，绵延不断，经历千万年而不绝。却大肆淫乱，这怎么可以图谋天命呢？既然拥有各方的民众，那么天命还没有改变，如果他能怀着警戒谨慎之心，来修明他的德行，那么即使不切切地图谋天命，大概也没有灾祸。既然大肆淫乱了，那么即使想要凭借各方来图谋上天的天命，各方怎么可以常有，而上天命怎么可以图谋而得到呢？大肆淫乱，本来就不能图谋天命，又琐碎地找借口，这更是上天所愤怒的。《说文》说：屑，动作急切的样子。意思是动作急切而都为之辩解，来自我解释。王嘉说：动员百姓靠行动，不靠言语；回应上天靠实质，不靠文饰。下民细微之处，尚且不可欺骗，何况上天神明，可以欺骗吗？大肆淫乱，本来就不能得到天命；而琐碎找借口的，又增加祸患而加速灭亡。《史记》说商纣资质辩诈，疾智足以拒绝劝谏，言语足以掩饰过错。而武王列举他的罪状，也说：“认为自己有天命，认为敬慎不足以实行，认为祭祀无益，认为暴虐无伤。”祖伊因为西伯攻克黎的缘故，奔告于商纣，商纣却说：“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天上吗？”那么他琐碎找借口，商纣大概是擅长此道的。虽然有借口自欺可以，上天可以欺骗吗？夏桀的矫饰诬蔑上天，商纣的琐碎找借口。自古乱亡的君主，如同出一辙。不集于享，即上文不克永于多享，大大不能明保享于民，意思是享国的效验在这里不成功了。夏朝图谋它的政事，却之不集于享，是因为它的政事暴虐不足以得到民心。所以上天降下这灭亡的灾祸来祸害它。然而上天的灭亡，必定借手于人。所以汤自有邦国，诸侯从中取而代之。社稷没有固定的供奉，君臣没有固定的位置，自古已然。夏桀拥有天下而不知道所以保全天下的道理，那么汤自一邦而从中取代。为什么呢？天子诸侯没有固定的位置。然而汤难道有意于取代夏朝吗？大概是上天的命令罢了。前面已经说了商纣的失德，这里再说，将要极力陈述商纣的灭亡，以说明周朝应当拥有天下，所以略举汤的取代夏朝，以说明周的取代殷商，也是如此。商的后王商纣，不思帝乙以前明德慎罚，以能保全成汤的基业而不致失坠，却只沉溺于淫逸，以逸于逸。逸厥逸，是极言其逸，如同醇乎醇的意思。他图谋他的政事，只有秽德昭彰，而他的不洁已经很久了。所以上天降下这灭亡的灾祸来祸害他。商纣图谋他的政事而不洁，这也是夏桀图谋他的政事而不集于享。上天之所以都降下这灾祸的原因。蠲是洁，烝是久。毛氏传曰：“烝是置”，而郑笺为久。古者声置填尘同。正仪曰：“传训烝置也”，故转置

译为了长久，而《释诂》说：“尘，久也”，于是造了“尘”字，所以郑玄在笺注中加以辨析。古代“寘”、“塡”、“尘”三个字读音相同，可以假借使用，因此如此。上天只用了五年等待商朝子孙的闲暇，那么他们不洁净的状态已经很久了。只有圣人如果不思考就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如果能思考就能成为圣人。这是说上天之所以等待商朝子孙的原因。圣人与狂人，他们相去不止千万里之远，而圣人却能变成狂人，狂人却能变成圣人，仅仅在于思考与不思考之间罢了。《尚书》说：“思考叫做睿智，睿智就能成为圣人。”孟子说：“心的功能是思考，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由此可知，思考与不思考之间，就是圣人与狂人分化的原因。如果一个人的本质是圣人，却自恃其圣而不思考，那么日复一日，上天赋予的本性就会日益消损，他变成狂人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如果一个人的本质是狂人，却以自己为狂人感到羞耻而加以思考，日复一日，上天赋予的本性忽然恢复，他成为圣人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只是不思考罢了。比如太甲刚即位时，不明白道德，欲望败坏了法度，放纵败坏了礼制，以致招致祸患于自身，这难道仅仅是狂人而已吗？等到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使他处于忧患之地，从而激发他愤懑深思，于是能够安于仁德、迁善改过，成为商朝的太宗。周公作《无逸》一书，用来告诫成王，因此成王能与文王并列为引导明智的君主。回顾太甲被放逐到桐宫之前，两者相差难道不是很远吗？从太甲的情况来看，那么狂人如果能思考，他成为圣人是必然的。所以纣王无道，而上天仍然宽待他，直到五年，罪恶积满，他自己不悔改，然后上天才决定灭亡他，这是希望他自己从狂人转变为能思考而成为圣人，那么上天对纣王的仁爱，想要扶持并保全他，难道不是到了极点吗？凭借纣王淫乱酗酒、肆虐暴虐的行为，武王有顺应天意人心的志向，却仍然宽待他，希望他改过，这是武王忠厚的心肠；而认为这是上天的做法，是武王所代表的上天，实际上促使他这样做的。“须”是等待，“暇”是宽缓，“须暇”就是用宽缓的态度等待。等待商朝子孙的闲暇，指的是汤的子孙，大概是指纣王。五年，以前的儒者说守丧三年，回师二年，苏氏也采纳这种说法。关于观兵的说法，我在《孟誓》中已经详细辨析过了。《孟誓》序言说，在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大概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如果采纳前儒的说法，那就是即位第五年攻克殷商。这里所说的五年，正如同《武成》篇所说的九年。《武成》篇所说的九年，大概是武王去世前的九年，大概也是因为纣王的罪恶可以讨伐但不忍心讨伐，所以大统没有确立。这里所说的五年，大概是武王攻克纣王前的五年，大概也是因为纣王的罪恶可以讨伐，但仍然希望他改过，所以等待他闲暇。由此看来，周朝讨伐殷商，难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吗？晋武帝因为孙皓淫乱暴虐，有问罪的志向，他的臣子羊祜却说：“孙皓暴虐已经非常严重，现在可以不战而胜。如果孙皓不幸去世，吴国人再立一位贤明的君主，即使有百万军队，长江也难以窥探。”王濬却说：“孙皓荒淫，应当迅速征伐。如果一旦孙皓去世，再立贤明的君主，那就是强大的敌人了。”这话正如同《春秋》时期晋国伯宗所说的：“后来的人或许将恭敬奉行道德仁义来侍奉神人，从而巩固他们的天命，怎么能等待他们呢？”大概他们的意思是以微不足道的仁义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大计。晋武帝的心，只是担心吴国出现贤明的君主而我们无法实现欲望；武王的心，只是担心纣王不能改过。人的度量相差如此之大，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看晋武帝，就无法知道武王的德行是最高的。武王宽待他，已经五年了，而纣王自认为我大大地做了民众的主宰，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所以他的言行没有值得思考听从的，“诞作民主”，就是所说的“我生来不拥有天命，天命在于上天”。董仲舒说：“安然自认为像太阳在天上一样正当，就是这种情况。”纣王既然没有值得思考听从的，所以上天寻求你们多方诸侯中的贤者，让他们取代殷商，大动威严以开启他们的才能。顾天，就是能够顾念上天，那么天命就会聚集在他身上。顾天与“顾諟天之明命”中的“顾”字相同，说的是起居动作，不曾忘记上天，好像上帝在他的左右一样。大动威严，李博士说：“上天舍弃商朝，难道是不得已吗？大动威严，就不是小的变化了。”这是对的。“开”是上天诱导他的内心。上天寻求能够顾念上天的人，而你们多方诸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胜任顾念上天的道理，意思是都不胜任这个任务。那时只有我们周王知道民众最为尊贵，并且善于顺应众人，不敢轻慢，能够胜任用德行来治理天下，可以成为天地、社稷、宗庙、鬼神的主宰。所以上天用教导我们周朝使用美好德行，并让他承受多福，从多方中简择，把殷商的天命给他，让他成为多方的君主。王博士说：“上天教导周王使用美好德行，就如同所说的上天诱导他的内心。”这是对的，就是上面所说的“开”。桀失去德行时，上天监察万方，眷顾寻求有单一德行的人，让他做神圣的主宰，而汤因为有单一德行的缘故，于是承受天命拥有九州的军队。纣失去德行时，上天寻求你们多方，开启顾念上天的才能，而武王因为使用德行的缘故，于是授予殷商的天命来治理你们多方。由此看来，那么汤武的事情，难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吗？大概正符合上天心意所眷顾的，所以不得不以征伐为己任。如果桀纣能守住他们祖宗的基业，那么我们难道会趁机夺取吗？如果多方诸侯的德行有可以

译顺应天意的人，天命必定不会舍弃他而偏私于我。殷商的灭亡和周朝的兴起都有天命，那么我今天怎么敢只是絮絮叨叨地用这些话来多事地告诫你们呢？我之所以降罚管叔、霍奄等四国的国君并废黜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自己造孽罢了。应当引以为戒，你们为什么不以诚信之道，从容宽厚地施行于你们多方四国呢？之所以降罚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不诚信的缘故。你们为什么不为我周王辅佐协助，赞襄君主以达到大治，从而承受天命呢？现在你们虽然是殷商的诸侯，却还能居住在你们的居所，耕种你们的田地，这是你们没有失去原有的基业，那么我对你们并非没有恩德。你们为什么不顺从周王而广布天命呢？居住在你们的居所，耕种你们的田地，是说多方诸侯占有他们原有的封疆，食用他们原有的田亩。熙广是兴盛广大的意思。现在你们却依仗过错而不悔改，我顺导你们已经多次了，你们仍然不能安静地顺从上帝的命令，这是因为你们心中没有仁爱。你们如果有仁心，就能安于平易而等待天命，难道还会不安定吗？你们不广大地安守天命，反而有觊觎反叛的忧虑，这就是你们急切地行动以动摇天命，是你们自己做了不常道之事。我将谋求你们归于正道的诚信，所以只用言语教导告诫你们，使你们清楚地知道善是可以做的，不善是不可以做的。教导告诫而不听从，那么我就用囚禁和战争来恐吓你们，使你们产生畏惧而后迁善远罪。到了第二次，到了第三次，你们应该知道过错了吧，却仍然不服从，我废黜四国国君的事情，就是你们怙恶不悛而不顺从上级。我就用大兵征伐并杀你们，不是我一人所持有的德行不使你们康宁，所以使你们陷入刑戮，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祸。多方诸侯多次顺导他们，他们仍然不安定，以至于屑屑地动摇天命，使周朝不通过教导告诫而慢慢譬喻，就立刻将他们纳入刑罚，这就是周朝秉持的德行不康宁。如果教导告诫而不听从，就囚禁他们，囚禁他们而又不服从，这难道可以置之不问吗？所以必定要处以大罚殛杀而后已。现在你们多方诸侯，如果能够辅佐周王而安守天命，那么即使囚禁还可以免除，何况大罚殛杀呢？所以用这些话诱导并劝进他们，使他们有所惭愧，也有所畏惧，而后没有其他顾虑。

译王说：“唉！我要告诫你们四方诸侯以及殷商的众士！如今你们奔走服役，臣服于我所任命的监官，已经五年了。其中那些作为小大官员的长者，你们没有不能遵守法度的。如果有人自身行为不和谐，你们要使之和谐；如果他的家庭不和睦，你们要使之和睦。你们的城邑能够清明，是因为你们能够勤勉地处理事务。你们尚且不要忌讳那些凶恶的德行，也要以和顺的态度处在自己的职位上，能够防范并谋划你们城邑中的大事。你们从洛邑出发，应当永远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上天只把怜悯赐予你们，我们周朝只把大的赏赐给予你们，引导你们在王庭中接受简选。你们若能勤勉做事，就能在大官职中任职。”王说：“唉！众士！你们如果不能诚心劝勉自己执行我的命令，你们也就不能享有福泽。一般百姓都说不能享有福泽，你们却只知安逸和偏颇，大大违背王的命令，那么你们四方诸侯就要试探上天的威严，我就要执行上天的惩罚，使你们远离你们的土地。”王说：“我不是只多说话，我只是恭敬地告诉你们天命。”又说：“这是因为你们起初不能恭敬地追求和谐，所以不要怨恨我。”

以上都是广泛告诫你们四方诸侯的殷侯，希望他们安于天命，不可以怀有反复无常之心，企图侥幸天下有变。以下又是用来警戒殷商遗留的众士的。殷商众士，就是从卫国故都迁到成周，以便靠近王室的。看以下的文字：“如今你们奔走服役，臣服于我所任命的监官，已经五年了”，那么这里所说的正是殷商的众士，却说“告诫你们四方众士”，就像《康诰》一篇，正告康叔却说“大诰侯甸男邦采卫”一样。唐孔颖达说：“因为告诫四方诸侯，于是告诫成周的人，使诸侯都知道，这是对的。”武王灭殷而封武庚在故都，就让三叔监视他。三叔既然挟持武庚叛乱，周朝就把殷商的众士迁到成周，使他们靠近王室，正好赶上周公归政，所以让周公做他们的监官。所谓“监视我的士师工”就是。我命令周公监视你们众士，而你们众士奔走不倦，以臣子的身份侍奉我所设立的监官，到现在五年了。商朝称年曰祀，周朝称年曰年。成王的祀，因为告诫殷商众士的缘故。先儒认为五祀是五年，如果没有过错就返回本土。大概先儒认为这篇作品作于成王即位的第二年五月，那么还没有五祀的期限，所以他们的说法不得不如此。唐孔颖达于是跟着这样说：“五年再闰，天道有成，所以约定五年如果没有过错就可以返回本土。”因为百姓重视迁徙，设定期限来诱导他们，其支离破碎到了这种地步。先儒在《多士》篇也说：“希望还有返回本土的一天。”又说：“从洛邑修善得到本土有干。”有年，既然周公已经迁徙殷商的顽民，而又想让他们返回本土，这件事没有根据。众士说：“你们在这里洛邑有干有年。”这篇说：“你们从洛邑出发，应当永远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说“有年”，说“永力”，都是说他们能够迁善远罪，那么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居住在洛邑而不绝，不然就远离你们的土地了。哪里还能有年呢？哪里还能永力呢？经文认为“有年于兹洛”，洛邑“永力”，那么一定没有返回本土的话。先儒的说法，大概是臆测。胥是相，伯是长，说在你们众士之中作为长者，是相长。正也是众官之长，或小或大，都有他们的长，所以说“多正”。顾氏以相长事，即小大众正官之人是也。你们臣服于我的监官，已经五年了。其中那些作为小大官员的长者，应当作为众士的表率。你们没有不能守法的。如果有自身骄淫矜夸，自作其不和的人，你们小大多正，应当有办法使之和谐。如果有家庭乖争陵犯，自作其不睦的人，你们小大多正，也应当有办法使之和谐。你们的城邑，总说成周之地，所迁的顽民，一邑之内。自作不和，就失去了修身之道；尔室不睦，就失去了齐家之道。而作为长者，又没有办法使之和谐，使他们的德行归于厚道，那么你们的城邑从哪里清明呢？只有那些不和不睦的人，有办法使之和谐，使他们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而鄙诈慢易之气不可得而入，那么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这就是你们的城邑之所以明。你们的城邑之明，是你们的能勤于事。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而好善恶恶者，天下之常情也。那么凶德者，盖人之所忌恶焉。自作不和，尔室不睦，皆凶德也。你们能去其不睦之习，而反之于善，那么不以凶德而见忌，所以说“不忌于凶德”。你们能勤于事，那么你们庶几不以凶德而见忌，也以和而在位。穆穆和也，和则无凶德矣。修身而身以和，齐家而家以和，夫何凶德之有？我能阅视你们的城邑，而谋助于你们，那么自此洛邑庶几永远致力，以享其土田之奉焉。考之《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于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以及诸侯之臣，其土田皆有等差。故此篇上言‘畋尔田’，谓诸侯之所有者也；此言‘畋尔田’，谓多士之所有者也。天惟畀矜尔，者言尔能以和而在位，则

译上天应当有所赐予你、怜悯你。上天既然已经赐予并怜悯你们，那么我们周朝也应当大力帮助你们、大力赏赐你们。我们周朝所做的事，只是效法上天罢了。然而上天之所以赐予怜悯、我们周朝之所以大力赏赐，大概是因为你们这些多士能够引导他们前进、选拔他们任用，使他们留在王廷，希望其中有能够执行你们事务并担任高官的人。既然已经引导了他们、选拔了他们，所以那些才能德行足以担任高官职务的人，就让他们执行你们的事务。自古以来，君主革命建国，以及扫平僭越叛乱的人，难道是因为他们所用的人全都不可取吗？大概也是选择那些可以任用的人而任用他们，不因彼此归属不同而有分别。光武帝平定公孙述，公孙述手下有才干的人都被提拔任用；曹操消灭袁氏，大量征召青州、冀州、幽州、并州的名士作为属官，他攻破荆州时，评定当地人的优劣，都提拔任用他们；刘备降服刘璋，董和等人，是刘璋所任用的；吴懿等人，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是刘璋所摈弃的；刘巴，是刘璋向来忌恨的，他们都担任显要职务，充分发挥其才能。大概用人的道理，只要是贤能就任用他：他是别人的臣子，贤能就任用他；他是我们的臣子，贤能就任用他。周朝对于殷朝的多士而没有引导选拔他们的，是因为他们不贤的缘故。如果贤能，即使是高官，也将让他们执行你们的事务，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所以周朝以此引诱他们，使他们迁善。成王又对你们这些多士说：“如果不能互相劝勉以诚信地奉行我的命令，你们也就不能奉承上命了。”我之所以命令你们，优游从容、详尽细致、反复叮嘱，是想让你们心里清楚地知道取舍的道路，难道欺骗你们吗？你们把我的命令当作可信的，并且相继遵循执行，那么奉承上命的道理就得到了。不能劝勉诚信地奉行我的命令，就是不能享福。你们不能享福，那么百姓受你们感化，也都没有奉承上命的心了。于是你们只知安逸享乐、只行邪僻之事，自暴自弃，从而归于小人的行列。安逸享乐、邪僻不正，难道是上天命令你们的意思吗？这就是你们大大废弃王命，而不能奉承上命了。大大废弃王命，那么上天的威严将加于你们，你们对上天的威严，是自己招致的。所以说“招致上天的威严”。上天对于人，那些灾祥祸福，难道有所选择吗？在于人自己招致罢了。上天赐予怜悯，不是上天偏爱你们，是因为你们这些多士恭敬地在位。上天的威严，不是上天偏恨你们，是因为你们这些多士大大违背王命。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你们既然招致了上天的威严，那么我奉行上天的惩罚而加于你们，远离你们的土地而远远迁徙你们。那些殷朝的多士，参与了武庚的叛乱，以离间王室。武庚被诛杀后，那些同党奸恶之人，虽然不能全部诛杀，也应当把他们投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鬼怪，然后才能断绝后患。周朝却不是这样，不忍心对没有教化的百姓施加上天的惩罚，所以不仅不把他们迁徙到远方，反而把他们迁到成周以靠近王室。已经迁到成周了，如果还不遵从教化，那么必将使你们远离你们的本土，而迁徙到遥远的边裔。然而把他们迁徙到远方，难道是成周的私意吗？有德行的人，是上天所命，君主就制定五服来彰显他们，都是为了辅助上天罢了。有罪的人，是上天所讨伐，君主就制定五刑来使用，也是为了辅助上天罢了。所以你们这些多士恭敬地在位，就是上天所赐予怜悯，周朝的介赉是为了辅助上天赐予怜悯。大大违背王命，就是上天所惩罚，周朝的远离迁徙是为了辅助上天惩罚。上天的赏罚，不借助于人，就不能成功。难道只是喋喋不休地对你们多所告诫吗？我之所以命令你们，都是恭敬地告诉你们，我恭敬地告诉你们，你们可以不恭敬地接受吗？又说，陈少南说，承接上文而言，这是对的。我恭敬地告诉你们命令，只是想要你们和谐罢了。如果不能恭敬地接受，这就是你们起初就不能恭敬地接受和谐之道，远离你们土地的惩罚从此而降临，都是你们自己招致的，你们不要怨恨我。殷朝对于夏朝的遗士，引导他们选拔他们并排列在百官之中，周朝对于殷朝却不是这样，殷朝的人因此怨恨，何况是远离你们的土地呢？然而我的给予和剥夺，都本于上天，上天的给予和剥夺，都本于你们这些多士。你们这些多士不能不自我反省。认为怨恨就是不对的。《毕命》说：从前周公警惕殷朝的顽民，把他们迁到洛邑，靠近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诫。《多士》和这篇，都是训诫的话，这就是教化的原因。殷周都是通过征伐得到天下，殷朝已经革除夏朝，国家安宁，自身达到太平。虽然太甲昏庸，伊尹把他放逐到桐，摄政三年而下面没有变化。等到武王攻克商朝，不久，周公辅佐成王，而管叔、蔡叔挟持武庚叛乱，殷人响应。周公讨伐并平定了他们，把顽民迁到成周，使他们靠近王室。成王即位执政，奄国又作乱，殷人无不存着觊觎之心。周公又作这篇来告诫他们，大概是因为桀虽然不道，只是凭借德行作威，以残害百姓。汤举起大义讨伐他，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所到之处的百姓，室家相庆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没有惩罚。”只有桀的百姓，困于虐政，没有人与桀共恶的，他们盼望成汤如同大旱时的云霓。这就是自身达到太平的原因。至于纣的罪过，就超过桀了。看《毕命》说：“商朝风俗靡靡，以利口为贤，余风未灭。”只有利口的风俗，直到康

译商朝灭亡后，历经五十多年，其残余势力尚未完全消灭。由此可以看出，商纣王对于他的百姓，不仅肆意施展威权暴虐，而且他的智谋权术、机巧手段，又逐渐浸染商朝百姓的心志，使他们与纣王同流合污、互相助长，从而毒害天下。《尚书》中所记载的，比如“那些四方众多有罪逃亡的人，被任用为大夫和卿士”。又说：“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如深渊和草泽。”又说：“纣王拥有数以亿计的臣民，到了牧野之战时，率领军队抵抗周武王部队的人，他们的盾牌密集如林。”纣王虽然拥有众多军队，但其余的百姓也非常多。既然他们的心志已经因纣王的恶行而发生巨大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殷商遗民屡次不安分守己，历经几代之后，其恶劣风气仍未消亡的原因。假如没有《多士》、《多方》等篇章，明确陈述利害关系来开导晓谕他们，再加上周公、君陈、毕公等人作为他们的师长进行教化，那么他们造成的祸患岂是说得尽的吗！

译尚书全解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三十五

宋 林之奇 撰

立政 周书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说：“我恭敬地叩头，告诉继承天子的王。我全都告诫王说：王身边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说：唉！美好啊，懂得忧虑的人太少了！古时候的人引导只有夏朝，他们有宫室非常兴盛，呼求俊才尊崇上帝，引导知道诚恳谨慎于九德的实行，于是敢告诉教导他们的君主说：‘我恭敬地叩头，君主啊。’说：‘安置你的事务，安置你的牧官，安置你的准人，这就是君主啊。’谋划当面用大的训导德行，于是安置这些人，这就是三宅中没有义理的人。桀的德行只是不任用往日的贤人，这就是暴虐的德行，没有后代也超越成汤升天，大分上帝的光明命令，于是用三宅能够就任，说三俊能够就任。严正地大法则能够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来协调于他的城邑，其在四方用来大法则显现德行。唉！其在受德，强暴地羞辱刑罚暴虐德行的人同于他的国家，于是只是众多习惯安逸德行的人同于他的政事，帝钦敬地惩罚他，于是派遣我有夏法式商受命，覆盖治理万姓。”

周公作《无逸》，立政，其用意是一样的。大概当成王即位执政，而天下已经太平，垂衣拱手，不动声色，就享受这治安的效果。周公害怕他骄奢怠惰的心意容易产生，所以作《无逸》来告诫他。又害怕奸佞的臣子容易乘虚而入，所以作《立政》来告诫他。《无逸》这一篇，大概是说修养德行不可以安逸；《立政》这一篇，大概是说任用官员不可以不是合适的人。当天下治安的时候，上面恬静下面嬉戏，海内无事，虽然安逸固然不可以放纵。然而常人的情态，往往认为一天的安逸不会立刻导致混乱。虽然奸佞固然不可以任用，然而常人的情态，往往认为一个人的奸佞不会立刻导致危险。而周公说不是这样。《无逸》这一篇，说“不要说今天沉溺享乐，就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不是上天所顺应的，这时的人就有大过失”，大概是说虽然是一天的安逸，而万世的祸患从此萌芽。这一篇说“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美好啊，懂得忧虑的人太少了”。从今以后“我设立政事设立事务，准人牧官，我能够明察知道他们的合适，大于是让他们治理辅助我承受百姓，调和我的众多狱讼众多谨慎，这时就不要有间隔”，大概是说虽然是一个人的奸佞，而群邪的党羽从此奠基，都是为了遏制其源头而堵塞其开端，使成王战战兢兢的心意不可以片刻松懈。《诗经》说：“济济众多士人，文王因此安宁”，那么周朝初年可以说是士人众多了。周公作《君奭》，从成汤到武丁，称道他们的贤臣不过一二人罢了。至于文王，则有虢叔、闳夭、太颠、散宜生、南宫适，而武王凭借这四人大受天命以拥有天下。然而太公、周公、召公、毕公这些人还没有包括在内。孔子称“周朝有八士”，而太颠、闳夭还没有包括在内，足以看见贤才的众多了。等到成王继承统位，周公做太师，召公做太保，两位公在王的左右，而做贤才的主持。在内则天下的贤才没有不通过他们进用的。想那朝廷之上，小大前后，没有不是正人端士的。而这一篇还以用人作为告诫，大概是成王是中等的君主，虽然周公摄政，选用贤能来遗留给他，作为他的羽翼，然而他既然听政，亲自揽理万机的政务，那么一进一退，而邪正两途从此分开。这是周公所以谆谆以用人作为告诫的原因。《易经》中阴阳的运行，未曾不相互消长盈虚。五阴一阳为复卦，阳气在下。从复卦渐进为夬卦，那么阳多而阴少，阴听命于阳的缘故。从夬卦又进而为乾卦，那么不再有阴。乾卦虽然没有阴，而姤卦的一阴就产生了。五阳一阴为姤卦，阴气在下。从姤卦渐进为剥卦，那么阴多而阳少，阳听命于阴的缘故。从剥卦又进而为坤卦，那么不再有阳。坤卦虽然没有阳，而复卦的一阳就产生了。君子小人的进退，也是这样。当成王的时代，君子会聚前行，不再有一个小人夹杂其中，这正是乾卦没有阴的时候。周公害怕小人用巧言令色乘其骄怠之心，以肆行迷惑，那么乾卦将变为姤卦，所以用这个来告诫成王。泰卦，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卦。而其上六是卦的终结，以城墙倒塌于护城河作为告诫，正是周公的意思。先儒说：“周公既然把政事交给成王，恐怕他怠慢疏忽，所以以君臣立政作为告诫。”又说：“说用臣应当共同立政，所以以此命名篇章。”意思是说立政必须借助于得到人才，所以这一篇的意义以用人为主，而以立政命名篇章。薛博士林子和的话都是这样。得到人才然后可以立政，确实有这个道理。而说史官命名篇章的本意在于此，则不可以。大概五十八篇的命名，不可以都有其意义。我曾经屡次辩驳过了。先儒以“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作为周公告诫王的话，咸戒于王，作为周公全都告诉王。王氏的话也是这样。他们的说法与经意没有相关联。不如苏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