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三十五

译周公率领群臣向成王进献告诫，赞颂说：“群臣都两次拜手叩头，告知天子如今已是真正的君王了。”不可以像过去那样以年幼冲动的态度自待，而陈少南的解说尤其详尽明白。”说：“‘周公若曰’以下，是率领群臣所说的话。”“‘用咸戒于王曰’以下，是群臣进献告诫的话。”“‘周公曰’以下，是周公因群臣进献告诫而发出的感叹。”这种说法大概源于王肃。荀子说：“治理国家有大道，君主有职分。君主，是以任用官员为能事的。平民，是以自己能干为能事的。拥有天下，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做然后才可以，那么劳累困苦、昏花衰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自己亲自去做，是役夫的做法。评定德行、使用才能而分派官职的，是圣王的做法。”大概统治天下的人，没有其他职业，只是用人罢了。所以周公率领群臣赞颂，让他们都拜手叩头，以向他们的君王表达敬意、尽到礼节，说君王继承世代成为天子，如今已经正式称王了，不像从前那样年幼冲动，而由周公摄政。周公摄政时，统治天下的职责，责任在于周公；成王亲政后，统治天下的职责，责任在于成王。可以说责任重大、负担艰难了。群臣应当有所告诫。群臣因周公的话而都向成王进献告诫，就说君王的左右，大的如常伯、常任、准人，小的如缀衣、虎贲，都不可以任用不适当的人。群臣知道统治天下的职责，只在于此，所以如此。常伯、常任、准人，解说者不同。先儒认为“伯解释为长，常所长事即三公”；“常任者，常所委任即六卿”；“准人，平法之人，即狱官”。王氏则认为“常伯，是众官之长，在位的人”；“常任，是任事的臣子，在职的人”；“准人，不是伯所任用而我取以为准则的人”。薛博士根据王氏的话，就认为常伯，是三公、三孤之类；常任，是六卿之类；准人，是师氏、保氏之类。林子和又认为常伯，是冢宰之类；常任，是六卿的属官；准人，是三公、三孤的职官。他们的说法都不如苏氏。苏氏说：“牧养百姓的长官叫常伯，任事的公卿叫常任，守法的官吏叫准人。”大概下文所说的“宅乃事”，就是这常任；“宅乃牧”，就是这常伯；“宅乃准”，就是这准人。这里称为伯，而下文称为牧，那么把伯作为牧养百姓的长官，是适宜的。王氏把伯作为众官之长，而下文的牧则作为众官的率领，把牧解释为率领，没有这样的道理。先儒虽然把牧作为牧养九州百姓的伯，然而他们的意思不把这三者与下文的三者相合，也是不对的。所以知道苏氏的说法更为优胜。伯既是牧养百姓的长官，而说“左右者”，大概周代官职的设置有三公，有九卿，有牧伯。《顾命》说：“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这虽然是六卿，但无不是牧养百姓的长官，大概是因为牧伯兼任公卿的缘故。所以在君王左右的，只有牧养百姓的长官、任事的公卿，以至于所有守法的官吏，没有不得到适当的人，那么朝廷之上都是正直的人了。然而宫禁之内，侍奉保卫的臣子，也不可以不是适当的人。所以说“缀衣、虎贲”。缀衣，是掌管衣服的人；虎贲，就是《周官》中的虎贲氏。常伯、常任、准人，是用来与天子谋划处理万机的，固然不可以不得到适当的人。然而他们朝见有时，至于缀衣、虎贲，朝夕与君王相处。如果不是适当的人，那么君王的德行就会因此败坏，即使外面得到了适当的人，有什么补益呢？比如齐威王时，即墨的大夫贤能，而左右每天诋毁他；阿的大夫不贤，而左右每天赞誉他。大概亲近的人不是适当的人，那么毁誉就混淆真假了。唐明皇常常照镜子而不高兴，左右说：“自从韩休入朝，陛下没有一天欢喜，为何这样忧愁？为什么不把他赶走。”以韩休的刚直，而左右想要赶走他，那么亲近的人能不谨慎选择吗？伊尹说：“任用官员只选贤才，左右只选适当的人。”文王、武王之时，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良，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伊尹所说的左右文武、侍御仆从，就是这缀衣、虎贲之类的人。看周幽王之时，卿士司徒、师氏、内史已经不是适当的人，而膳夫、趣马也不是适当的人，这就是他混乱灭亡的原因。那么君主不可以不注意这群臣共同告诫的意思。休陈少南，认为休美之时是对的。周公因群臣进献告诫而感叹说：“在这太平兴盛的时代，休美之时，而只有这常伯以下知道忧虑的人很少了。”周公说这话，其意思正与《无逸》相同，恐怕他倚仗治安而忽视它。知人则明，皋陶认为只有帝王觉得难。常伯以下，周公认为知道忧虑的人很少。于是知道君主的职事，所谓难的，没有比这更难的了。正因为难如此，就用禹、汤之所以得天下，桀、纣之所以失天下的例子来阐明它。古人所说的有道之君，只有夏禹，他的王室之所以强大，乃在于求取贤俊以尊崇侍奉上帝罢了。天下有至强的势力，不在于山川的险要，不在于甲兵的锐利，不在于人民的众多，只在于

译在于贤才众多罢了。能够寻求贤才并加以任用，那么其势力就无敌于天下，难道不是极大的兴盛吗？“室”即王室，有室就如同说拥有天下。先儒认为“室”指卿大夫的家室，这是迂腐的，真是令人叹息啊。所以“吁俊”含有求取贤才的意思。孟子说：“为天下得到贤才的人叫做仁，以仁心奉行天命，上天之心就会享用他的祭祀。”所以禹尊崇上帝，汤光大上帝的明确命令，文王武王敬事上帝，都基于得到贤才。九德的实行，即皋陶所说的九德，宽厚而庄重，至强而合乎道义等。具备九德实行的人，才可以居守他的职事，居守他的牧职，居守他的准人，因此如此。只有禹以呼唤贤才为心，所以他的臣下也以推荐贤才为务。引导了解那个人，对实行九德的人致诚，才敢向君主报告教导说：“拜手稽首，后啊。说居守你的职事，居守你的牧职，居守你的准人，这才是后啊。”这就是他报告教导的话。大概了解人的方法，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考察他的安心之处，然后他的贤与不贤就不能逃脱。对九德的实行诚心安心于此而不是虚伪，所以必须引导了解他有这些之后才敢报告教导他的君主。如果不考察他的实际行为如何，只凭他的言语文采就认为他有这九德的实行，那么声音笑貌都可以伪装出来。迪知，就是验之于实际事迹而了解他。他报告教导他的君主时，就拜手稽首以表达敬意尽礼，说现在既然为君了，不可不谨慎。只有那些居任职事之公卿，居守牧民之长，居守守法之有司，都得到合适的人，这才是为君之道。宅，指居其位。周公率领群臣进献告诫并赞颂说：“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啊。”这正是夏朝臣下报告教导其君主的遗意。面用，就是所谓见到贤才然后任用他。他的臣下既然以此报告教导了，所以禹就谋划见面任用。那些臣子中德行大顺的，就可以居在这三宅之位而称职。只有臣子必须引导了解之后才报告教导君主，君主必须见面任用之后才居人于位。上下如此不苟且，那么小人怎么能乘虚而入而进用呢？这篇关于三宅三俊的话，先儒认为三宅是五宅三居的宅，三俊是正直刚柔的三德。王氏则认为三宅指有常伯、常任、准人的职位，三俊有常伯、常任、准人的才能。王氏的区分不太明白。书中既有五流、五宅、三居，那么将三宅理解为去除罪人，先儒的说法更优。然而将正直刚柔作为三俊则不对。这三者，是事、牧、准。这三者都用俊才居守，所以叫三俊。苏氏虽然跟随先儒将三宅作为三居，又说事、牧、准是三宅，用来居守三俊。这又将三宅三俊分为二了。他说：“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这是九德作为三俊。皋陶的九德，就是箕子三德的详细版。合并三为一则九德作为三俊就明白了。这又蹈袭了先儒的失误。大概三宅应当从先儒，而三俊应当从王氏。王氏既然将三宅作为常伯、常任、准人的职位，那么这三宅无义民说不通，所以将此句下属于桀纣。这说法又曲折。既然居守这三俊了，那么那些不义而犯罪的人不可不除去，所以用三宅来居守五流。大概稂莠不除去而禾苗不茂盛，因此如此。三宅却，应当从王氏的说法。有远的，有近的，有远近之间的，不是说四裔九州之外，中国之外。至于桀的德行，就不能实行往日大禹任人的道理，所以他安任的只有暴虐不仁的人，这就是他断绝而没有后嗣的原因。桀既然任用非其人，而自绝于天。等到成汤的德行，上闻于天，大治上帝的明命，以聚集于其身。大概也像禹尊崇上帝那样，只有能举贤才加以任用而已，所以代替桀而有天下大治，帝命的明，汤有以自取，所以称为汤的大治。汤受天命，乃是用三宅的方法，以去除无义之民，能使各就其居处，当其罪，所以能即宅。那些有俊德，可以居守乃事、乃牧、乃准的，因而任用他们，能使各就其俊德，任当其才，所以也见即。苏氏说：殷先去除凶恶而后任用贤才，夏先任用贤才而后去除凶恶，各自顺应当时的适宜。总之二者相互资成。这是对的。唐孔氏说：夏先说得到贤才，显示其急需贤才；成汤文武先说去除恶人，又显示其恶人宜速去。或先或后，所以互相显现。不如苏氏所说：严，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使人望而畏之。成汤的严威俨恪，而天下大法效法他，只有他能用三宅以去凶，知三俊以任贤，所以其效验如此【又一説】这篇关于三宅三俊的话，先儒认为三宅是五宅三居的宅，三俊是正直刚柔的三德。根据经文初无流放罪人的意思，只说常伯常任准人的职务，所系甚重，不可以非其人。而他说：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那么三宅，大概指任牧准的三者而言。而三俊，则是拥有可以居此三宅之才的人，也不必拘泥于正直刚柔的三德

译德。所以王氏说：“三宅是指担任常任、常伯、准人这三个职位的人，三俊是指具备担任常任、常伯、准人才能的人。”这种说法比其他各家更为优越。而苏氏也说：“这三宅是用来安置三俊的，大概经文的本义就是这样。”苏氏虽然认为三宅是用来安置三俊的，但对于“三宅无义民”这一句，他又将其解释为“五宅三居”中的“宅”，因此将本篇中的“三宅”分为两种说法，并且用“人如果有病，只吃饭不吃药不行；只吃药不吃饭也不行。三宅和三俊，就像药和食物相互滋养”来比喻。认为安置三俊和安置五流都称为“三宅”，这种说法非常迂曲牵强。根据“三宅无义民”这句话，只应当采纳王氏的说法。既然三宅中没有义民，那么担任这些官职的都是残暴无德的人，所以导致夏朝断绝了后嗣。如果用三俊来担任三宅的职位，那么所任用的就是义民；如果不是三俊而被任用，那就是没有义民。没有义民就不能遵循往昔大禹任用三宅三俊的道理，所以他任用的只是暴虐不仁的人，因此导致夏朝的祭祀断绝而没有后嗣。夏桀既然任用了不适当的人，从而自我断绝了上天的眷顾。等到成汤的德行上达于天，极大地治理并显明上天的明命，使其汇聚于自身。这大概也像禹尊崇上天一样，只有能够举荐贤才来任用他们罢了，所以取代夏桀而拥有天下。“大治”是指天命的光明，成汤有所自我修取而获得，所以称为成汤的大治。成汤极大地厘定天命以达成天下的安定，推究其根本，没有不是三宅三俊的缘故，所以接着说：“于是任用三有宅，能够胜任其职位；称举三有俊，能够胜任其才能。”严谨地只以大法来任用三宅三俊。这几句也应当采纳王氏的说法。“克即”是说成汤所任用的都能胜任其事，所称举的都能胜任其才。“严惟丕式”是说对于三宅三俊所说的和所做的，思考时不敢怠慢，效法时不敢疏忽。像这样，所以能够任用三宅三俊。这种说法都是正确的。既然说“任用三有宅，能够胜任其职位；称举三有俊，能够胜任其才能”，又接着说“严谨地只以大法来任用三宅三俊”，是为了显示他喜好贤才、乐于行善的诚心，有增无已。像这样，所以在都城之中，和谐和睦，和乐自得地各得其所；在四方之外，则劝勉其德行并大法地作为矜式，没有不是任用贤才的效果。孔子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天下的人，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南而坐罢了。”“严”就是“恭己”的意思。都城和谐，大法显明德行，就是无所作为而治理了。“见德”是指清楚地知道在上位的人德行如此。至于商纣的德行就不是这样了。他自恃作恶，在朝廷中的无非是不仁的人。进用刑罚而有暴虐之德的人与他共同治理国家，百姓无不苦于他的残害。众人习于不善而有安逸享乐之德的人，则与他共同治理政事，各种政务无不导致废坠。这难道是成汤所以极大厘定景命的道理吗？所以上天监察并取代殷商而恭敬地惩罚它，让我们周朝安抚拥有华夏。采用成汤所以大治景命的道理，而承受天命，以统治万民。“钦罚”，王肃说是须暇五年，这是对的。“甸”，先儒说是治理的意思，王氏说是划分井田牧地，编制什伍民众，都通。“受德”，先儒认为是纣的字，而“桀德”则是说档的德行，“受德”却认为是他的字，为什么自相矛盾如此？根据“受德”也像“桀德”一样。我曾经观察周公、召公告诫周王，没有不以禹、汤所以得天下，桀、纣所以失天下的道理反复陈述的。大概《诗经》说：“殷商的镜子不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殷商的镜子在夏朝，那么周朝的镜子就在殷商了。能够以行事作为警戒，难道远吗？周公、召公希望成王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大业，必定说不可像桀、纣那样废坠禹、汤的遗绪。不仅告诫成王是这样，他告诫殷商的多士、多方诸侯，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孔子说：“周朝借鉴于夏、商两代”，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又至于文王、武王，能够深知那三种安宅之人的心意，明察那三种俊才之人的心意，以此来恭敬地侍奉上帝，设立民众的长官和伯长，建立政事任用人才，以准人、牧人、作人这三类人来担任三大职务：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官众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官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文王因为能够安守他的本心，所以能够建立这些常规事务，管理牧人，从而能够选拔有德之人。文王对于众议、众狱、众慎，都不亲自兼管，只训导任用那些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员，违背众狱、众慎的常规。文王不敢对此有所干预。又至于武王，遵循平定功业，不敢废弃他的义德，遵循从容之德，以此来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唐孔氏说：“夏桀的昏乱，开启了成汤；商纣的不善，开启了文王武王。大概祸乱的发生，是上天用来开启圣人的。如果没有废弃，君主凭什么兴起？所以夏桀因为任用非人，而自绝于天；成汤则讨伐夏桀而拥有天下；商纣因为任用非人，而自绝于天；文王武王则讨伐商纣而拥有天下。为什么呢？因为有废弃就一定有兴起。然而成汤与文王武王之所以兴起，难道是徒然的吗？”韩信对汉高祖说：“项王名义上虽然是霸王，实际上失去了天下人的心。现在大王如果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武勇之士，为什么不诛杀他们，用天下的城邑封赏功臣，为什么不顺服？”成汤与文王武王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能够反夏桀商纣之道。夏桀因为任用暴德之人而没有后代，所以成汤则三种安宅之人能够安守其职，三种俊才之人能够发挥其才，这是反夏桀之道。商纣因为任用暴德、逸德之人，而帝天惩罚他，所以文王武王能够深知三种安宅之人的心意，明察三种俊才之人的心意，这是反商纣之道。既然能够反其道而行之，那么他们之所以享有天心而承受帝福，难道不与他们不同吗？适宜天命不轻易舍弃。王氏认为三宅已经授予他们职位，已经任用他们做事，所以不能不知道他们的心意；至于三有俊，则明察就足够了。他的意思是说三俊还没有达到三宅那样已经在位，明察还没有达到深知那样详细。先儒区分三宅、三俊不同于王氏，所以唐孔氏沿袭它，就说：“贤者难以识别，所以特别说明察，是说他们知道得审慎。”而陈少南又说：“君子小人的心是一样的，小人的心说深知，君子的心说明察。大概小人的心很难知道。一种说法认为君子难以知道，所以深知略于明察；一种说法认为小人难以知道，所以明察略于深知。”我私下认为君子小人的难以知道，没有难易之分，深知、明察也没有详略之分。大概君子小人的道，虽然好像黑白不同，而在疑似之间，相差不能以发计，如果毁誉混淆真假，好恶失去正道，那么黑白就易位了。世上有把小人当作君子的，是因为不知道小人的心。如果知道小人的心，就只怕他不退；也有把君子当作小人的，是因为不知道君子的心。如果知道君子的心，就只怕他不进。看《论语》的书，论述君子小人的很多。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骄泰比周，都以君子小人的行事，其相反如此。那么君子小人的心，差异很大了。只有知人者，看他的所为，察他所安，使他的善恶不能逃脱，那么对于小人难道不能深知其心，而对于君子难道不能明察其心吗？这就是知人则哲，舜之所以为难的原因。只有文王武王深知小人的心，所以用三有宅而去除他们；明察君子的心，所以用三有俊而进用他们。去除小人而进用君子，这就是他们恭敬侍奉上帝的道。恭敬侍奉上帝，那么上帝所眷顾，以拥有天下，所以设立民众的长官和伯长。设立民众的长官和伯长，先儒说是建立诸侯。王博士说：五国以为属，属有长；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设立长官以治理其属，设立伯长以治理其州，都是为了民众，这也是对的。大概文王武王既然能够当天之心，所以上天命他们拥有天下，就封建诸侯，而天子端拱于上。这就是设立民众的长官和伯长，先儒论设立民众的长官和伯长是对的，而认为恭敬侍奉上帝是郊祀，则不对。文王武王的恭敬侍奉上帝，就是禹的尊事上帝，汤的丕厘景命，大概说事天的道，没有比得贤更大的，而认为是郊祀之礼，不是太迂腐了吗？自此以下，都说文王武王的朝廷，内外小大，没有不得人的。任人就是常任，准夫就是准人，牧就是常伯。说文王武王的建立政事，就用这三俊来担任三事。大概这三俊，他们的宅是职，没有不各有其事的，所以称为三事。先儒认为是天地人的三事，错了。虎贲以下，则是小臣，趣马是养马的官。《周官》凡颁良马乘马，一师四圉，三乘为皂，皂一趣马，驽马丽马一圉，八丽一师，八师一趣马，掌賛正。良马，而齐其饮食，简其六节，即下士。小尹，王氏说：小官的正。左右携仆者，苏氏说：执持器物者。百司，王氏说：如司裘、司服之类。庶府，王氏说：泉府、玉府之类。凡此小臣，无不得

译这是那个人选。王氏认为，大都以下担任的是都邑的官职，司徒以下担任的是诸侯的官职，这种说法很好。《周官》说：“于是将典章制度施行于邦国，建立其长官，设立其监官，设置其参官，配备其伍官，陈列其殷官，安置其辅官。于是将法令施行于官府，建立其正官，设立其副官，设置其考工，陈列其殷官，安置其辅官。”从庶府往上，就是所说的官府之臣；大都往下，就是都鄙之臣；司徒往下，就是邦国之臣。大都、小伯，就是所说的建立其长官。艺人往下，就是其伍、其两、其殷。大都、小伯，陈少南说：犹言小大都伯。都邑的民众，各自有伯作为常任长官，所以用“小大”二字概括。《周官》说：“用小都的田地来承担县地的赋税，用大都的田地来承担疆地的赋税。”注解说：小都，是卿的采邑；大都，是公的采邑，即王子弟所食的封邑。艺人，凡是有技艺的人，表臣可以担任表正。百司，都邑之内有所职掌的人，上文提到有司，这里又提到，就知道这是都邑的官职了。太史林子和说：就是庶史中地位较高的。尹伯，是都邑之内所有正官的长官。庶常，陈少南说：凡是处理常事的人。从庶常以上，无非都是吉士。司徒、司马、司空，是诸侯的三卿。亚是他们的副手，旅是众多的士。亚就是所说的伍，旅就是所说的殷。先儒说提到三卿，是因为武王尚未伐纣时，其意谓武王尚为诸侯，所以提到三卿，这种说法不如王氏。而苏氏又说：六卿只列举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是因为周公以师的身份兼任冢宰，周公称苏忿生为苏公，可见苏公以公的身份兼任司寇。而宗伯则由召公兼任吗？这种穿凿附会的说法，比先儒更甚，现在不予采纳。微卢出现在《牧誓》中，大概是西南夷。烝，是众的意思。三亳，皇甫谧说：三处地方都名叫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阪险。意思是夷、微、卢的民众以及三亳之地与那些凡是阪险之地担任尹职的人，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大概从王朝而后是都邑，从都邑而后是邦国，从邦国而后是蛮夷，其内外次序如此，所以既然说了诸侯的官职，接着就说典掌夷狄的官职，也得到合适的人选。至于三亳的尹，以及阪地的尹，这又在王朝、都邑、邦国之官之外，所以特别列举在最后。郑康成则将三亳阪尹合为一事说：“汤旧都的民众，归服文王的，分为三邑，其长官居于险要之地，所以说阪尹。”东城皋，南轘辕，西降谷。而唐孔氏认为古书亡灭，既无确凿证据，不知谁说得此话，最为近厚。唐姚崇曾说：“现在只得到十使，还担心不能尽得合适的人，何况天下三百余州县，数量多几倍，怎么能保证刺史县令都称职呢？”姚崇认为十使还担心不能得到合适的人，而文武之臣，大到任人，小到携仆，内到王朝，外到典掌蛮夷，没有不得到贤人的，就知道天下未曾没有贤人，只是没有方法激发他们罢了。于是说不能尽得合适的人，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岂不是厚诬天下之人吗？然而普天之下如此广阔，百官之位如此众多，怎么能人人去选择呢？如果不是在上位者执掌纲要，然后推举用人，怎么能人人称职呢？所以文王能安守本心，就建立这些常事。常事既立，那么那些司牧人者，都能俊秀而有德行。人君以一身之微，应对天下之变，情伪纷然，如俯瞰回旋的水流，谁知道谁是君子？谁知道谁是小人？只有安守本心，那么毁誉就不能扰乱，好恶就不能动摇，而常事就建立了。常事建立，这就是俊德之所以在官的原因。季布说：“陛下因一人赞誉而召我，因一人诋毁而弃我，我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到，会窥探到您因赞誉而进人，又因诋毁而退人，那么常事怎么能建立呢？”这没有别的，是不能安守本心的缘故。只有不能安守本心而常事不立，所以有开始用贤而最终用佞的，如唐高宗、明皇、德宗、宪宗，那么俊才怎么能得志呢？荀子说：“王道治理近处不治理远处，治理明显的不治理幽暗的，治理一不治理二。既能治理近处，又致力于治理远处；既能治理明显的，又能看见幽暗的；既能当一，又想正百，这是过分的。这就像立直木而求其影弯曲一样。不能治理近处，又致力于治理远处；不能察明，又致力于看见幽暗；不能当一，又致力于正百，这是悖理的。这就像立枉木而求其影直一样。”人君之所以不能安守本心，只是因为他们致力于兼管吗？庶言、庶狱、庶慎，所以如此。既想安守本心，又想兼管庶言、庶狱、庶慎，这正是荀子所讥讽的。以一人之身代替百官之所为，那么日子将不够用，不仅庶言、庶狱、庶慎荒废坠失其序，而且会失去安守本心的要领。只有以安守本心为要领，那么虽然不兼管庶言、庶狱、庶慎，而这三者各自得其条理。为什么？天运行于上，而四时寒暑自有司职者，何必亲身兼管呢？所以文王的安守本心，就不兼管

译对于众言、众狱、众慎，只以选拔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员为急务。大概能够以选拔主管官员为急务，那就是用贤能可用之人来教导他们，用凶恶可去之人来警示他们。任用贤能、斥退凶恶，那么君主的职责就尽到了。所以君主安顿心志的，就是这个。所知道的，知道这个就够了。众狱、众慎，不是文王所敢直接过问的。苏氏说：众言，是主管官员所下达的教令；众狱，是诉讼案件；众慎，是国家的禁令和储备。大概这些都是主管官员的事务，只要选拔好主管官员，那么事情就成功了。违，是离去的意思。只有文王安顿心志是这样的，所以武王虽然遵循文王安抚天下的功业，不敢废弃他的义德，而他遵循文王治理天下的谋略，大概只遵循他的容德罢了。容德就是安顿心志。义德，是指讨伐商朝。非常显赫啊，文王的谋略所说的就是容德。非常继承啊，武王的功烈所说的就是义德。说武王虽然遵循文王的讨伐功业，是不废弃他的义德，而他治理天下则只遵循文王安顿心志的方法，而不兼管众言、众狱、众慎的容德。只有武王所遵循的，是文王的容德，那么成王对于文王，应当如何呢？武王凭借这个从而能够继承文王的大统，来共同承受这大的基业，那么成王也应当凭借这个来持盈守成，来保有国家。

译唉！成王啊，您已经即位称王了。从今以后，我们在设立官职、处理政务时，要选拔那些公正无私、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我们要能够明察他们是否顺从正道，从而让他们辅佐我们治理所领受的民众，调和各种诉讼和谨慎处理的案件，这时就不要让小人从中离间。从每一句话、每一个言论来看，我们都要以具备高尚品德的贤才为标准，来治理我们所领受的民众。唉！我周公旦已经接受了先王的教诲，全都告诉了成王。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孙们不要在各种诉讼和谨慎处理的案件上出现差错，只有公正才能治理好百姓。自古以来的商朝，以及我们的周文王，在设立官职、处理政务，选拔公正无私、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时，都能够妥善安置他们，能够遵循并推究他们的道理，这才使得国家得到治理。如果国家没有设立合适的官职，任用奸邪之人，不修德行，那么就不会显赫地存在于那个时代。从今以后，设立官职不要任用奸邪之人，而要任用贤良之士来勤勉辅佐我们的国家。如今文王的子孙，成王已经即位称王，不要在各种诉讼上出现差错，只有主管官员和善于治理百姓的人，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沿着大禹走过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此来彰显文王的辉煌光辉，以此继承武王的伟大功业。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设立官职，一定要能够任用那些有恒常德行的人。周公说：太史、司寇、苏公，你们要恭敬地遵循法律，以长久维持我们的王国，这时要谨慎，以施行中等的刑罚。自古国家兴盛衰亡，不在于权势的难易，而在于是否任用贤能之人。夏桀、商纣继承王位，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他们保有社稷，守护前人的基业，形势很容易，但因为不任用贤人，最终导致灭亡，国破家亡，宗庙断绝祭祀，即使想做普通百姓也不可能。大禹担任司空，商汤和周文王、武王身为诸侯，他们获得神器，统治四海，形势很难，但因为任用贤人，最终能够顺应天意，称王天下，就像从口袋里取东西一样容易。如今成王虽然年幼，但已经称王，他所处的地位与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夏桀、商纣相同，他所掌握的权力也与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夏桀、商纣相同。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与夏桀、商纣，相差何止千万里之远，而其原则在于用人是否得当。成王是要成为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呢？还是要成为夏桀、商纣呢？国家兴盛衰亡的端倪，大概就在此显现。成王不要因为年幼而不加体恤。自从周公没有归还政权时，举荐正直之人，罢黜奸邪之人，表彰善行，憎恶恶行，以此维持天下，责任归于周公。成王虽然安居宫中，无所作为也可以。如今已经即位称王，怎能不思念呢？所以前面已经历数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兴盛的原因，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从这里往下则是告诫成王。王氏说：说他是继承上帝，就称“天子”，说他是继承先王，就称“孺子”。周公看待成王，尊则为君，亲则为兄之子，这并非如此。前面说“嗣天子王矣”，是周公率领群臣进献告诫并赞美的话。赞美群臣的话，不得不称“天子”，并非有尊亲的区别。至于“顺”，顺是指顺从正道，而不是顺从君主。君子在朝廷被任用，一定要让他抛弃所习惯的，违背所顺从的，强化所薄弱的，舍弃所能做的。对君主来说是逆，但对正道来说是顺。小人在朝廷被任用，阿谀奉承，以求取悦上级。对君主来说是顺，但对正道来说是逆。《尚书》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一定要寻求正道；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寻求非正道。违背你的心，虽然逆但并非逆，这才是所谓的顺。顺从你的意志，虽然顺但并非顺，这才是所谓的逆。”因为正直的言论难以接受，而谄媚的言论容易迎合，所以对于君子所顺从的，一定要明察，然后才能信任。关于“受民”，王氏说：“王者获得民众，上承天命，下承天下，源自先王。只有文王、武王任用贤人的效果如此。如今成王已经即位，从今以后，他所设立的官职和处理的事务，只在于公正无私、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得其人而已。而他使用这些人，又在于明察他们所顺从的。这样君子得志，小人就不能遮蔽君主的聪明。这就是大大能使治理得以相助。我所领受的民众，各种诉讼和谨慎处理的案件，各得其条理，而没有不和谐的。辅佐我所领受的民众，调和各种诉讼和谨慎处理的案件，这是任用君子的效果。”既然任用君子而享受其效果，就不能让小人从中离间。因为君子和小人的道不同，如同冰炭不相容，不能共事。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众多小人掌权，有一个君子，也不能有所成就。众多君子掌权，有一个小人，其危害必定发生。因为君子不得志，就会洁身而退，不肯委屈自己以求进；小人不得志，就会乘虚而入，诱导君主，期望必定进用而后已。所以古人虽然俊才济济，号称多士，但开始治理而最终混乱，开始任用贤人而最终任用奸佞，只是因为小人从中离间的原因。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爵中腐坏，肉在俎上腐坏，这不会有害于霸业吧？”管仲说：“这固然不是好事，但不害霸业。”桓公说：“怎样才害霸业？”管仲说：“不能知人，害霸业；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业；用人而不能委任，害霸业；委任而不能信任，害霸业；既信任而又让小人参与，害霸业。”管仲的这些话，不仅霸道如此。我们要能够明察他们是否顺从正道，如果知道，就大大能使治理得以相助，调和各种诉讼和谨慎处理的案件，使用他们、委任他们、信任他们。这时就不要

译有人从中离间，不使小人参与其间。所谓“相”，是说左右有臣民辅助、翼护。前面提到“三有宅”时说“克知”，提到“三有俊”时说“灼见”，而这里对于准人、牧人，又说“灼知”。由此可知，前面所说的“克知”“灼见”，并没有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是末段的终结。之所以任用君子却让小人在其中离间，只是因为忘记了这一点的缘故。所以周公告诫成王，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之间，我都始终思念那些成就德行的美好之士，来治理我所承受的百姓。大概即使在仓促匆忙、困顿颠沛的时候，也没有一次说话忘记这一点。他求贤如此迫切，那么小人怎么能从中离间呢？古代的君主，急于求贤，俊才如林，本来足以达到大治了。但他们心中还担心山泽之间有埋没光芒、收敛才华而不肯出仕的人，一定要没有遗漏一个贤人然后才罢休。那么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之间，他们始终思念贤人，那是必然的。前面说“相我受民”，这里说“乂我受民”，这是史官行文的变化，不必辩驳。周公又感叹说：“我之所以告诉成王，说既然统治天下就不能不选择人才，是因为我接受了众人的美好言论，所以全部告诉成王，不敢独自占有。”看群臣进献的告诫之言说：“王左右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于是顺着说：“唉！美好啊，懂得体恤的人太少了！”那么他接受别人的美好言论来全部告诉成王的大致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了。凭借周公的圣明，而他告诉王的话一定要归功于别人，这是他的谦德。晋国梁山崩塌，堵塞黄河，三天不流。晋君召见伯尊询问。伯尊来，遇到推车的人，伯尊下车询问。推车的人说：“君主亲自穿素服，率领群臣哭祭，然后祭祀，河水就会流了。”伯尊到了，君主问他，他拿推车人的话告诉君主，却不归功于推车人。孔子听说后说：“伯尊大概没有善终吧？他窃取别人的善行，这与周公不同啊。”关于“文子文孙”，王氏说：“守成则无所用武。”又说：“文子文孙，是指成王。成王是武王的文子，文王的文孙。”这是对的。意思是说成王既然是文王的孙子，武王的儿子，那么从今以后，各种刑狱、各种谨慎之事不可以有失误。只有端正并顺从，才能治理好。先儒认为“正是”就是“正是之道”，王氏则认为“正”是一成不变。这是变化而不能常守，正用来立本；顺从用来趋时。杨简辩驳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依从就是顺从，违背就是相同。而陈少南的说法尤其简易可用，说：“惟正是乂之”，是承接前面的末句。只有成就德行的贤士来治理，我承受的百姓。治理百姓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仰赖这些成就德行的美好之士。大概想要刑狱谨慎没有失误，非得得到人不可。周公陈述文王的事迹，就说不要兼管各种言论、各种刑狱、各种谨慎之事；而他告诫成王，又想要没有失误，不兼管，就是为了不失误。唐太宗问张元素关于政事，张元素回答说：“自古没有像隋朝那样混乱的，难道不是君主独自专断、法令日益混乱吗？况且万乘之尊，亲自决断各种事务，每天断案十件，五件不正确。正确的确实好，但不正确的怎么办？一天万机，积累错误而不灭亡，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崇尚贤能，能使有关部门善于知晓，那么高高在上、深居简出，谁敢触犯呢？由此看来，想要刑狱谨慎不失误，必须不兼管才可以。所谓不失误，就是所谓调和我的各种刑狱、各种谨慎之事。自古商人，这又是申述其事。唐孔颖达说：“上面陈述禹、汤、文、武，这里重复上文，只说汤和文王，是因为有详略，没有别的意思。”那么“克宅之”，就是所谓“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能“由绎之”，又从而防范推绎他们所做的事。让他们安守职位，而不防范推绎他们所做的事，那么小人就可以矫饰虚伪来欺骗君主了。能这样，才可以用来治理我承受的百姓。国家就没有建立政事，这又是申述桀纣的事。说桀纣的国家之所以不能建立政事，是因为任用奸邪之人，不顺从德行，使得君主没有显赫的名声留在世间。《诗经》说：“乐哉君子，德音不止。”得到君子又有美好的声誉，所以任用奸邪之人就没有显赫的名声了。不顺从德行，就不是所谓的大训德。奸邪之人，就是小人。只有桀纣因为任用奸邪之人而没有显赫名声，所以成王从今以后，凡是用来建立政事的，不要用奸邪之人，只任用吉士，让他们勉力辅助我的国家。劢，勉力。劢相，是说勉力辅助君主，就像所谓“劢翼”一样。现在文子、文孙、孺子已经为王了，以下又是申述，反复叮咛，期望成王的心明白而不怀疑。这篇开头说常伯、常任、准人，接着说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接着说任人、准人、牧夫，虽然顺序不同，但三者并存。接着特别说准人、牧夫，接着又特别说牧夫，或者特别说有司。牧夫开头说庶言、庶狱、庶慎，接着特别说庶狱、庶慎，接着又特别说庶狱。这正是上面说禹、汤、文、武，下面只说商和文王。唐孔颖达所说有详略、没有别的意思，是对的。就像《大诰》有时说“邦君尹氏庶事御事”，有时说“邦君庶事御事”，有时说“邦君御事”。那些说或不说的人，难道是在或不在吗？

译然而解说者对于“言准人”这一句，认为牧夫的职责是以建立功业为常任，对于“庶狱、庶慎”则解释为以“用违”来训释“庶言”。建立功业，就是建立政治，怎么能把它当作常任的官职，又用这个来训释“用违”为“庶言”呢？这种穿凿附会尤其严重。对于特别提到的“庶狱”，解说牧夫职责的人又说：“狱是政治的终结，牧是官员的首长。官员举其首长，政治举其终结，那么就没有不举出的了。”这些都是强行编造的说法。

关于“克诘尔戎兵”，治理国家有根本和枝节。得到人才来建立政治，那么根本就确立了。然后才可以制服天下。从前裴度曾在唐朝进言，认为逆贼构乱，震惊山东；奸臣结党，败坏国政。陛下想要扫荡幽州、镇州，首先应当肃清朝廷。为什么呢？因为祸患有大小之分，议事有先后之别。河朔的逆贼只是扰乱山东，宫廷内的奸臣必定会扰乱天下。这就是说河朔的祸患小，宫廷的祸患大。由此看来，整顿军事必定在用人之后。诘，是治理的意思；诘戎兵，就是所说的修整兵器。说的是治理这些兵器，以遵循大禹的旧迹，各自按照其方位施行于天下。直到四海之外，没有不服从的。这都是用人的成效。大概四海之外之所以没有敢不服从的，固然不在于军事力量。然而军事力量不可不整顿，因为修整兵器，是防备意外变故的方法。至于晋武帝废除武备，唐朝萧俛锁禁兵器，那是昏昧于整顿军事的道理。而唐太宗、汉武帝在万里之外穷兵黩武，使中原疲弊，以求四夷来臣服，那又失去了整顿军事的本意了。

耿光，是说其光明的德行。用人建立政治，以至于海外归顺，这就足以显扬文王的明德，也足以光大武王的大业。觐，是朝见的意思；朝见其耿光，那么其德行就显扬了。能这样，那么成王作为文子、文孙的道理就完备了。周公又最后告诫成王，说从今以后，建立政治，一定要任用有常道的人。大概只有君子才有常道，至于小人则时而贤良时而奸佞，他们未得志时则极力矫饰自己来欺骗世俗以盗取名声，既得志后其真面目就显露了。所以只寻求有常道的人而任用他们，那么小人就不能滥竽充数了。这篇文章有时说“俊德”，有时说“彦”，有时说“吉士”，有时说“常人”，虽然名称不同，都是君子的美称。而解说者认为常人不如吉士，吉士不如彦，彦不如俊德，想着上等的得不到，就想着次等的，这也是穿凿附会。

太史是官名。周公呼唤太史并告诉他说：“从前苏公担任司寇，在用法上很恭敬，以此长久地保佑我们的王国。长久地保佑我们的王国，就是所说的‘其宁惟永’。现在也应当在用法上谨慎，按照其等级而使用轻重的中道。”《左传》说：“从前周灭商，让诸侯安抚封地，苏忿生以温地为司寇。”这就是说苏公是武王的司寇。列，苏氏说：“前后相比，就像现在说的条例。”只要能够任用常人以上的人，这篇文章的意思就足够了。而接着说这些，大概是因为上文说了“庶狱”，于是就拿这个来接续其后吧？这无法得知了。王氏认为《立政》的意思，开始于知道体恤，结束于使用中罚，大概是因为知道人才而任命官职，上下大小各任其职，不遵道者用法律纠正，这就是政治得以建立的原因。王氏这话，大概是为新法辩护罢了。从司寇苏公以下，虽然说了几句，但《吕刑》一篇的意思都在这里了。

就像《禹谟》所说：“德是善政，政在于养民。水火金木土谷都要修治，正德、利用、厚生要和合。九功要有序，九叙要歌颂。用美好来警戒，用威严来督责，用九歌来劝勉，使不毁坏。”而箕子《洪范》一篇的宗旨，也在这里完备地体现了。大体上圣人的言语，简约地说，虽然只有几句话也不觉得不足；推演来说，虽然有一百句话也不觉得多余。这就是后世善于言辞的人，所以不能超越的原因。

译尚书全解卷三十五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三十六

宋 林之奇 撰

周官 周书

成王废黜了殷商的统治权，灭掉了淮夷，回师回到丰邑，于是作了《周官》。《周官》说：周王安抚天下万邦，巡视侯甸之地，四方征伐那些不服从的诸侯，安抚他的亿万百姓。六服之地的众位诸侯，没有不承蒙恩德，归附于宗周，整顿并端正治理的官职。王说：“依照往昔的大道，在混乱发生之前建立治理，在国家危亡之前保卫邦国。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只有百个。内部有百揆和四岳，外部有州牧和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两代官职数目加倍，也足以用来治理。贤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更看重人选。现在我这个小辈只勤勉于德行，早晚都感到不足，仰思前代如何顺应时势，训导和启迪他们的官员。

《周官》在每篇开头都说“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位确定位置，规划国都经营郊野，设置官职分配事务，以此作为人民的准则”。当周公摄政时，既然已经以洛水之地作为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朝见贡赋的道路里程变得均衡，所以建立它作为都城，用来安置九鼎并在此朝见诸侯。当经营洛邑时，召公先到达洛地并占卜，得到吉兆后，就规划经营以确立其位置。周公随后到达，就广泛观察并用文书命令众殷民，这就是所说的建立国家、辨别方位确定位置、规划国都经营郊野。至于设置官职分配事务，则见于本篇。武王虽然灭掉了纣王，但仍然把纣王的旧都封给纣的儿子武庚，这说明殷商的统治权尚未被废黜。等到武庚勾结管叔、蔡叔叛乱，周公讨伐并平定了他们，仍然封微子在宋国，以保存商汤的祭祀，而殷商的旧都再也没有商汤的子孙，这就叫做废黜了商朝的统治权。灭掉淮夷，是逸《书》序所说的“成王向东征伐淮夷，于是践奄”，成王践奄后，将要把他们的君主迁徙到蒲姑，就是这件事。武庚叛乱时，淮夷与他们同流合污。等到成王即位执政后，淮夷又再次叛乱，成王因为他们倚仗遥远而不臣服，所以屡次违背命令。讨伐平定后，于是将他们的君主迁徙到中国腹地，所以称之为灭掉。废黜殷商统治权与灭掉淮夷，并非同一时间发生的事，而序言连在一起说，大概是因为周朝兴起于西土，而教化自北向南传播，所以西南夷最先臣服，而东夷的臣服是最晚的。看他们分封诸侯，让太公住在齐国，周公住在鲁国，这两人是亲贤中最杰出的人，而他们分得的土地却在青州、徐州之境，离周朝最远，是想以此控制东夷的缘故。那么周家所忧虑的只在于东夷，东夷未平定，天下就不能太平，官制虽然想要整顿端正，但因局势紧迫而没有闲暇。看武王封武庚而让三叔监视他，大概已经担心他有不法之心了，难道是不得已才封他吗？而且如果天下没有变故，武庚即使想举事，也没有机会发动。不幸武王去世，而成王年幼，这就是武庚借机反叛的原因，淮夷既然未臣服于周，必定与他们相互勾结作乱。周公讨伐平定了他们，但他们仍不悔改，成王即位后又再次违抗命令。当初征伐他们时，还希望他们回心转意向善，所以没有迁徙他们。等到他们再次作乱，那就是不可再教化了，所以必须迁徙他们才能断绝后患。迁徙他们之后，四方就没有倔强不臣服的邦国来触犯天诛，天下大定，然后才可以讲求阐明官制，这就是作此篇的原因，从废黜商命灭掉淮夷，就连在一起说了。先儒所说的事情相互因循就是这个意思。回师回到丰邑，是从灭掉淮夷后返回。丰，是文王的都城，所以有文王的宗庙。丰邑和镐京相距二十五里，武王虽然迁都镐京，但丰都仍然存在。在丰邑作此篇，陈少南说：“发布册命以告知众官，并且作为一代的大典，所以必须在丰邑进行。”《召诰》序说：“成王在丰邑，想要营建洛邑，派召公先去相度宅址。”大概营建洛邑，也是朝廷的大事，所以到丰邑以告慰宗庙。安抚万邦，巡视侯甸。曾博士认为安抚万邦则其仁德足以怀柔，巡视侯甸则其智慧足以明察。林子和的说法，又按远近来区分。薛博士又说：“像周公那样安抚邦国，这就叫抚；巡视殷国，这就叫巡。”虽然这是一时的事，不必像行人那样计数。大概安抚万邦有时会派人去，但巡视侯甸不及远方，所以远方派遣人去安抚的缘故。曾博士、林子和的说法确实过于牵强。薛博士以行人所载为证据，所说的抚之、巡之，虽然字面偶然相合，但不是《尚书》的本意。大概《尚书》的本意只是说成王安抚万国并巡视它，不可以对举解释。对举解释就牵强了。万邦，是总说其多。如《左传》说：“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执玉帛的有万国。”也是举其大数。郑氏引用《益稷》“州十有二师”的话，认为每一师统领百国，州有十二师，每州一千二百国，畿外八州总共九千六百国，其余四百国在畿内，这难道不是拘泥吗？说万国就一定计算它，认为确实有这个数目，如果说兆民、万民也将计算它吗？诸家的说法，大概拘泥于万邦、侯甸的话，就认为或远或近。大概这里说“安抚万邦，巡视侯甸”，正如同《易经》说“建立万国，亲近诸侯”一样，不必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