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十六

译也有不分上、中、下，而以篇名来区别的，如《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据此，这些篇目都因有《书序》而分为三篇，也可以分为上、中、下，但仅以篇名来区别，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史官，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给简册题名，以便区分不同，其中并没有深奥的含义。

这篇以《太甲》为名，唐代孔颖达说：“《伊训》《肆命》《徂后》与此三篇以及《咸有一德》，都是伊尹告诫太甲的话，不能都命名为《伊训》，所以根据具体事情来命名，用《太甲》作为篇名。”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这篇也是训诫体的文章，不能命名为《伊训》，所以另外命名为《太甲》。《书序》记载《太甲》篇的序言，说是《太甲训》三篇，推测汉代时，这篇篇名中还保留着“训”字，后来失传了。然而，太史公司马迁父子都没有见过孔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这篇在孔壁二十五篇之内，是孔安国所传，因遭遇巫蛊之祸而没有流传出来。太史公既然没有见过古文《尚书》，所以在《殷本纪》中只是总括《书序》的话而主观推测，因此完全与这篇经文内容不合。

他的说法认为：太甲即位三年，昏庸暴虐，不遵守商汤的法度，败坏德行，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伊尹摄政当权，朝见诸侯三年。太甲悔过自新，于是伊尹才迎接太甲回到亳都并拥立他。太甲修养德行，诸侯都归服，百姓得以安宁。伊尹赞美他，于是作《训太甲》三篇来褒奖太甲。根据经文的记载，是从太甲不听从阿衡（伊尹），一直到被放逐到桐宫再回到亳都。史官叙述了事情的始末详情，并不是伊尹赞美太甲而作这篇。

中篇说：“在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穿着礼服侍奉嗣王回到亳都。”那么太甲昏庸不明，仅仅是在即位几个月内罢了。所以等到丧期结束，他已经悔过自新，穿着礼服回到亳都。太史公却说“即位三年，昏庸暴虐，败坏德行，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他的说法都与经文不同。大概是因为没有真正见过古文《尚书》而胡乱议论。

班固在《孔安国传》中，又说孔安国担任谏议大夫，传授给都尉朝，而司马迁也从孔安国那里请教。所以司马迁的书中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多为古文。实际上司马迁从未见过古文《尚书》，他的《史记》所记载的只是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而班固却认为他多记载这些古文篇目，这也是班固的错误。

译太甲即位后，行为不明，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太甲回到亳都，开始思虑常道。这是说太甲即位数月后，不听从伊尹的劝告，不明白居丧的礼仪。桐宫是商汤的葬地。太甲既然违背了伊尹的教诲，就不能再用言语争辩了。于是让他去住在墓旁，加上放逐的名义，把他置于忧患之地，以激发他内心的愤懑与悔悟。等到三年丧期结束，他能够悔过向善，最终成就了诚信的德行。于是他从桐宫回到亳都，开始思虑并采用伊尹的教诲。所以说“三年后回到亳都，思虑常道”。从太甲即位到被放逐，再到回归，伊尹每次进言都告诫他。史官记录这些事，写成《太甲》三篇。虽然实际上是史官所记录，但其中的言论都是伊尹的话。所以追溯言论的出处，说伊尹作《太甲》三篇，从头到尾叙述，都出自伊尹之手。

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作为嗣王，不爱护阿衡。

《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都具有一致的德行，这些都是太甲末年商朝史官所记录，所以叙述先后本末相连成为文章，就像史家本纪所载那样。但因为简册繁重，所以分为七篇。太甲作为嗣王不爱护阿衡，这段文势与上篇《伊训》、《肆命》、《徂后》相连，大概自从太甲即位，伊尹所以反复告诫嗣王，急切地论述兴亡祸福的道理来告诫他，可以说深切显明了。然而教诲你时诚恳耐心，听我时却轻慢疏远，曾没有顺从的意思。他下流的品性，所以陷溺其心的程度很深，所以言语虽然急切却不容易听进去。伊尹自从商汤讨伐夏桀时，就已经担任宰相了，等到太甲即位，实际上以太宰统领百官，所说的阿衡，是尊称。就像周朝以太公为尚父，齐国以管仲为仲父一样。高宗任命傅说，称伊尹为“从前先正保衡辅佐我先王”，保衡就是伊尹。古代大臣居人主左右，辅佐君主德行的，大概有阿衡这个名称。王莽依照古代制度，建立公辅的官职，甄邯为太保，刘歆为少阿，甄丰为太阿，由此可知阿保都是师傅的官职，是尊称。伊尹被称为阿衡，大概是一时极力推崇的意思，其含义则没有流传下来。孔氏说：“阿，倚靠；衡，平衡。说商汤倚靠他而取得平衡。”王氏说：“保卫国家像山陵，平衡国家像秤杆。”这都是随字立义，未必得到当时命名的本意。就像毛氏解释尚父说“可尚，可父”一样。

伊尹作书说：“先王顾念那天的明命，以承奉上下神只、社稷宗庙，没有不恭敬严肃的。天监视他的德行，因此集大命，安抚四方。”

作书，是制作简册之书，以陈述劝戒的意思，像后世的章奏一样。汉代简册未变，所以用章奏进说于上的，用黑囊封好，称为上封事。大概其由来很久远了。杨雄说：抒发内心所想，通达他人疑惑的，没有比言语更好的；记载古代昏乱，跨越千里之远的，没有比书籍更好的。大概古人用来宣达意思的，只有书和言罢了。伊尹明确陈述烈祖的成德，训诫于王，这是言语。从先王顾念天的明命以下，则是书的内容。汉代孔氏说：“顾谓常目在之，諟是也。”唐代孔氏说：“諟与是古今字不同，所以变文为是。”说先王每有所行动，必视那天的明命，常目在之，以顾为常目在之理，固然如此。至于以諟为是非之是，则又无所依据。王氏说：“諟以言其不违。”苏氏说：“以言许人曰諟，也都是率意而为此说，未敢以为信。”详细考察经意，说：“先王顾念天的明命”，只是说天的明命，吉凶善恶，皆以类至，其福善祸淫，如影响之应，形声先王知命之可畏也，如此故其兢兢业业，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虽一言一动，皆不敢忘也。《诗》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这就是顾念的意思。惟知其天命之可畏，顾念而不敢忘，故上以承于天神，下以承于地只，以至社稷宗庙，无不致其祗肃。盖其所以事鬼神者，出于其严恭祗事之诚心，而不区区于牺牲玉帛之间矣。惟其诚意之孚如是，故其馨香之德，感于神明，而天监之遂集天命于其身，使之克夏以有天命，而抚绥万方之民也。盖成汤之所以由七十里而有天下，其恭则自于寅畏上天之命，其事则见夫致恭尽礼于祭祀之间，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则其感格于天地鬼神之意，受明命以式九围，非自外至也。商道事神明鬼之俗，盖出于此。此盖成汤之所以诒孙谋以遗后世者，故伊尹作书以戒嗣王，首及于此也。

惟伊尹自身能够辅佐他的君主安定师旅，所以嗣王大承基业。

译夏朝的末代君主。只有伊尹亲自观察到西邑夏的情况，从周朝开始有善终的辅佐，也都有善终；后来的嗣王，不能做到善终的辅佐，也就没有善终。嗣王要警戒啊！恭敬地对待你的君主，君主不贤明，就会愧对你的祖先。

译只有成汤竭尽敬畏、小心谨慎的诚意，来承受上天所眷顾的任命，安抚四方，所以我能够辅佐他，来统御天下的民众，因此嗣王得以大大继承基业。这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成汤自己能够谨慎他的德行，那么即使是伊尹也没有地方施展辅佐的力量，嗣王也就无法享有这圆满成功的事业。尹，是伊尹的名。唐代孔颖达说：“《孙子兵法》和《吕氏春秋》都说伊尹名挚，那么尹就不是名。”现在他自称尹，大概是成汤得到伊尹后天下安定，所以称他为尹，人们都叫他尹，所以他也就自称尹。礼制规定，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不称名的情况，是因为古人质朴直率，不能用后代的礼制来约束他们。这种说法不对。伊尹每次自称必定说“尹躬”，那么他在君主面前称名，是确凿无疑的。《孙子兵法》、《吕氏春秋》的话，不能作为依据。前面已经说了成汤自己谨慎他的德行，然后伊尹得以辅佐他，然而其中的含义还没有完全说尽。《诗经》说：“商朝的镜子不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君臣之间之所以能善终或不能善终，可以作为借鉴从而穷尽其中的道理。夏朝都城在安邑，那个地方在亳的西边，所以说“只有我尹躬看到夏朝先世的君主，自己能够以忠信而善终，所以他的宰相也能善终”。周，就是忠信。《论语》说：“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孔颖达说：“忠信叫做周，结党营私叫做比。忠信而称之为周的原因是，施博士说：‘弄虚作假的人内心劳累而日益拙劣，就会暴露缺陷而不周全。忠信就没有虚伪。自然能够周全而没有缺陷，这种说法是对的。’”夏朝后来的嗣王，指夏桀，既然不能以忠信自我周全而善终，所以宰相也不能善终。大概宰相之所以能善终，只取决于君主罢了。君主善终则宰相得到善终，君主不能善终则宰相也不能善终。伊尹说这些，大概是说成汤顾念天命，竭尽恭敬来侍奉天地、社稷、宗庙，可以说是自我周全而善终了，所以我得以辅佐他的君主、安顿民众而善终。现在太甲继承成汤的基业，如果不能以忠信善终，那么我又怎么能善终呢？意思是想要使我能达成善终的效果，只在于嗣王先能善终，所以接着又说：“嗣王要警戒啊！”意思是不能不警戒谨慎。警戒谨慎的原因，应当尊敬你作为君主的职责，君主不尊敬他作为君主的职责，就会辱没你的祖先。

君王只是平庸，不思考不听取意见，伊尹于是说：“先王天不亮就起身，显扬美德，坐着等待天亮，广泛寻求贤才，开导启发后人。不要违背天命而自取覆灭，谨慎你的节俭之德，只怀有长远的谋划。就像张开的弓弩，前往审视箭矢与弓弦是否符合法度，然后恭敬地停止，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只有我因此喜悦，万代都有美名。”

孟子说：“人不足以去迎合，政事不足以去非议，只有大人能够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旦纠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伊尹作书来告诫太甲，他反复陈述的就是这些。大概是太甲到了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的程度，完全不以社稷的安危为念，他的意思一定是认为伊尹的力量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我虽然游乐懈怠傲慢，但有伊尹在，一定不至于灭亡。所以伊尹为他称颂他的祖先成汤在先谨慎德行，然后自己得以在后辅佐。夏朝先世能以忠信善终，那么宰相也就善终；后来的嗣王不能善终，那么宰相也就不能善终。并且告诉他“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辱没祖先”，大概是说如果不能尽到作为君主的道义，那么我也无可奈何了。意思这大概是为了纠正他内心的错误。汉昭帝去世，霍光迎接昌邑王刘贺，刘贺也倚仗有霍光作为辅佐，所以他即位以后淫乱行为更加严重，总共二十七天就被霍光废黜。他被废黜时，对霍光说：“听说天子有七位争臣，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他大概是认为我虽然无道，但霍光还可以倚仗以不失去天下。太甲的意思大概也是这样。然而伊尹对于太甲，则是为他称道古今来教诲他，直到再三而仍然不改，然后营造桐宫让他居住，最终达到了善终允德；而霍光对于昌邑王，直接废黜了他。哪里看到所谓纠正君主内心错误的做法呢？不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就废黜他，废黜他再另立君主，而田延年认为此举符合伊尹废黜太甲，霍光于是相信确实如此。霍光不学无术就是这样。孔子说：“只有上智和下愚是不可改变的。”大概是上智不可改变而变愚，像尧舜那样不可与他们作恶；下愚不可改变而变智，像桀纣那样不可与他们行善。如果智慧而没有达到上智，愚昧而没有达到下愚，都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智慧的人与他作恶，就会改变而变恶；愚昧的人与他行善，就会改变而变智。这就是说中人的本性，因为他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太甲确实是中人的本性。伊尹知道他的本性可以改变而变智，所以谆谆教诲他，希望他改过迁善。然而他的本性虽然可以改变但不容易改变，所以谆谆教诲，他却听而不闻，好像下愚不可改变那样，大概是因为他所沉溺的很深，所以改变起来很难。正因为有可以改变的道理，而改变起来很难，所以虽然最终达到了善终允德，但开始时他还是不思考，听不到伊尹的话。薛氏说：王惟庸者，

译大王应当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些道理。所谓“罔念闻”，是指心里没有念头，耳朵没有听见。大王虽然心中无念、耳中无闻，但伊尹用来纠正过失、纠集错误，匡正其邪僻心思的意图，是不能停止的。所以在这里又重申前面的意思，说先王之所以把遗孤托付给我，无非是希望我用道德仁义来辅导你的子孙罢了。现在竟然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违礼，那就是我辅佐的职责没有尽到，辜负了你祖先寄托的期望，罪过就大了。所以为你详细陈述恭敬遵循君王之道的意义，言辞宽缓而不紧迫，谦逊而不愤怒，从容满足地使之进入内心。昧，昏暗；爽，明亮。昧爽，即或暗或明，也就是天将亮未亮的时候。说的是先王在天未亮时，彰显自己的德行，端正心思、真诚意念，涵养清晨的浩然之气，以等待天亮出来听政。他之所以勤勉急切，不得安宁，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广泛寻求贤才，来开导启发你的后世子孙罢了。大概古代所说的托付六尺高的孤儿，不仅仅是扶持他的地位使之不倾覆，一定要使他成就德行，纠正他、使他正直，辅助他、扶持他，以匡正他的邪僻心思，使他懂得创业的艰难，想到守成的不易，成为有德行的君主，这才不辜负寄托。像太甲、成王，都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伊尹、周公受商汤、周武王的托付而辅佐他们，都能使他们的德行得以成就，成为一代之显赫君王。大概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这样托付，而伊尹、周公之所以不辜负所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至于后世所谓接受遗命、托付孤儿的人，就不再讨论德行如何，只希望地位不丧失罢了。像霍光、诸葛亮，世人都把他们比作伊尹、周公。我曾经观察这两个人，他们的忠义之心确实对国家社稷没有辜负，他们看待曹操、司马懿这类欺压孤儿寡妇而夺取权位的人，就像天壤之别，但与伊尹、周公的事迹相比，就不是这两个人所能比及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开导启发君主的德行，以匡正君心的邪僻，使君主成为有德行的君主，而只是琐碎地在意事务的末节，所以只能使地位不倾覆罢了。所以伊尹论述先王托付寄托的原因，是以开导启发后人为言，大概成就你太甲的德行，是商汤对我的期望。商汤对我的期望，以开导启发后人为任，这责任固然专属于伊尹，而说广泛寻求贤才，是为了显示商汤举荐贤才不拘一格，所依靠来开导启发的人很多。只有伊尹和他当时的贤才，都以开导启发为己任，而现在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违礼，谆谆教诲，他却听而不闻，这样就会丧失天命，自取灭亡，即使有贤才，也无能为力了。想要不丧失天命而自取灭亡，就在于寻求自己颠覆的原因而回归根本，所以说：“谨慎你的节俭之德，只有怀着长远的谋划。”这大概就是为了开导启发他。秦朝宫殿华丽，从咸阳向西，离宫三百座，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备，但后世竟然不能聚集房屋而安身。驰道华丽，向东穷尽燕齐，向南到达吴楚，用金椎夯实，种植青松，但后世竟然不能以蓬草覆盖坟墓而安葬。自古以来君主奢侈靡费到极点的，没有像秦朝那样的，而乱亡之速，子孙没有立锥之地，也没有像秦朝那样的。大概奢侈是败亡的征兆。大禹宫室低矮，饮食粗劣，衣服破旧，难道是故意这样做节俭简陋的事吗？确实是知道怀着长远谋划的人，一定要从谨慎节俭之德开始。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违礼，大概已经不明白所谓长远谋划的意思了。如果他渐渐日益陷入奢侈，而不知道回头，那么到丧失天命而自取灭亡，难道难吗？所以匡正他的邪僻心思而使他回归善道的，概括为一句话：“想要怀着长远谋划，一定要从谨慎节俭之德开始。”可以说切中了他的弊病。臣子向君主进谏，就像医生用药，只有切中患病之处。如果以寒治寒，以热治热，那就是加速人的死亡罢了。像汉武帝，可以说是穷奢极侈而不知节制了，而董仲舒当时对策，认为节俭不是圣人的中道，这与公孙弘所谓“君主弊病在于不广大，臣子弊病在于不节俭”没有什么不同。议论者认为董仲舒的对策迟缓而不切中要害，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话难道不是迟缓而不切中要害吗？“谨慎你的节俭之德，只有怀着长远谋划。”在太甲纵欲的时候说这话，可以说是不费辞藻了。能怀着长远谋划以谨慎节俭之德，那么精神饱满、气息安定，不被外物所改变，内心安然而不屈服，然后可以广泛应对万机事务，而没有过举。所以接着说：“如同张满弓弩，去审视箭矢是否对准目标，然后发射。”这是说应对事物的审慎。机，是弩牙；括，是箭尾。度，是所瞄准的目标，大概是正中的靶心。弩的发射在于机，箭的中在于括。如果能谨慎地张满弓弩，审视箭矢是否对准目标然后发射，使机必然响应括，括必然响应度，那么百发百中。如果这三者之间有毫厘之差，那么失误之处就在寻丈之外了。扬子说：“修身作为弓，矫正思想作为箭，树立义理作为靶子，安顿好然后发射，发射必然中靶。”他的立意正与此相同。所谓“安顿好然后发射”，就是谨慎张弩、审视箭矢的意思。他应对事物如此审慎，所以能恭敬地止于正道，遵循祖先的行为。作为人

译子孙后代，谁不希望遵循祖先所行的正道？如果应对事物不审慎，不能恭敬地坚守应守的准则，那么内心就会动荡不安、无所适从，那些喜欢随意更改的小人便得以进献他们尝试变革的说法，于是扰乱先王的政令刑罚，从小处到大处，天下开始大乱了。伊尹告诫太甲，其顺序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太甲不明理。由于他不善待阿衡（伊尹），所以以至于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由于他放纵欲望以败坏法度礼制，所以以至于颠覆了成汤的典章刑罚。因此伊尹启发教导他时，首先告诉他先王广泛寻求贤才、留给后代的人选；接着又告诉他节俭之德是可以长久谋划的；最后才告诉他要恭敬地坚守准则，遵循祖先所行的正道。大概是因为要纠正他的过失、纠治他的错误，端正他不正当的心思，不能不推究其所以然的根本原因。君王如果能这样做，那么我伊尹的心才可以喜悦，这才不辜负先王的寄托，以至于万世之后还有可称颂的话。所谓“有辞”，大概是指被万世所称颂。这就是所说的“辅相也唯有始终如一”的意思。如果继位的君王最终不能改过自新，那么就会超越天命而自取灭亡，商朝的社稷就不再存在，那么辅相也就没有终始了。哪里还能达到万世有称颂的地步呢？

译成王未能改变，伊尹说：“这是不义的行为，习惯已经与本性融合，我不再亲近那些不顺从的人。将他安置在桐宫，靠近先王，希望他的训诫不要使世代迷失。”成王前往桐宫，居丧守孝，最终能够保持诚信的德行。

伊尹虽然如此叮咛恳切，但成王仍然安于不善，未能改变。因此伊尹认为，这是习惯于不义之事，将会丧失其固有的本性，沉沦于恶习，并且将与本性一起形成恶习。如果其固有的善性还有留存，那么伊尹谆谆教诲如此深切明显，难道不会稍加醒悟而知愧耻吗？现在竟然完全不听，安于危险而乐于导致灭亡的原因，那么不义的习惯几乎将成为其本性，如同其固有的一样，哪里还能用言语来感动他呢？所以此时可以用势来感动他，而不能用理来听信他。因此只让他不亲近，习惯于不顺从之事，而放僻邪侈的习惯都没有原因来到面前，那么他向外驰骋的心就平息了，又有办法感动他的哀戚之情，激发他的愧耻之意，因此孝敬之心油然而生。虽然来不及谆谆教诲，但他回归善道，大概是不期然而然的。所以说：“我不再亲近那些不顺从的人，将他安置在桐宫，靠近先王，希望他的训诫不要使世代迷失。”大概是在成汤的墓侧为他营造居所，让他居住，以靠近先王而思念其训诫，不让他最终迷失而不回归。在墟墓之间，未对民众施加哀戚，而民众哀戚，已经夺去他所嗜好的习惯，而使他处于哀戚易感之地，远离小人的党羽，选择贤俊与他居住，他至于自怨自艾，处于仁义之中，大概是理之必然的。成王于是前往桐宫而居丧守孝，最终能够思念其祖先而保持诚信的德行。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法。我不屑于教诲的人，这也是教诲他而已。”大概君子教育人，有如时雨化育的，有成德的，有通达才能的，有回答问题的，有私下向善的。如果引导而不从，诱导而不通达，而君子仍然不忍心抛弃，而私下以善感化他，使他愤悱启发而入于善而不自知，这就是不屑于教诲。《王制》论述先王教育民众，那些不听从教导的人，命令国家的右乡移到左乡，左乡移到右乡，不改变移到郊外，再不改变移到遂地，再不改变然后放逐到远方，终身不齿。这都是不忍心断绝他们于自弃的境地，而私下以善感化他，大概就是所谓的不屑于教诲。伊尹对于太甲，谆谆教诲，听我藐藐，估计他不可以教育，就为他营造桐宫而让他居住，以感动他的忧戚之心，最终能够保持诚信的德行，不是不屑于教诲而是什么？然而以不屑于教诲的原因，而名为放逐的。大概他之所以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引导而不从，诱导而不通达的原因，他认为伊尹承受成汤寄托的重任，以天下为己任，我虽然无道，而有伊尹，必定不至于灭亡。他的见解如此，没有摧折激励，以产生他的忧患之心，那么若存若亡，终究不可得而正。所以他迁到桐宫，命名为放逐，大概显示将要废黜而不得立。他知道自己将不得立，于是愤悱而回归善道，这就是他教育的原因。然而如果太甲最终不改变，那么怎么办？这也是废黜他而已。大概他迁到桐宫，已经处于人情天理的极致，以观察他了。在人情天理的极致而不知道自我反省，这是无所期望的。古人将知道人君的德行，必定在他的哀戚之所感动者而观察他。当哀戚而不哀戚，哪里还能君临天下呢？鲁襄公去世，想要立公子禂，穆叔不愿意，说：“这个人，居丧而不哀，在哀戚而有嘉容，这是不度。不度的人，很少不为患。”武子不听，最终立了他。等到埋葬，三次更换丧服，丧服的衬里如故。丧服而昭公去世，以不终。汉成帝为太子，中山哀王去世，太子前去吊唁，元帝感悲不能自止，而太子殊不哀。元帝大恨说：“安有人不慈仁，可奉宗庙为民父母乎？”而成帝最终为汉室基祸之主。大概人情天理的极致，如果有人的心，那么应该在这里改变。在这里不改变，尚有什么期望呢？如果太甲居桐宫，遭放黜，而愤悱哀戚之心不由是而感发，那么虽然与天下共废之可也。只有他困于心，衡于虑，而后改作，所以最终有天下为商太宗，天下万世仰其德之无斁，这是放逐的效果。世人只知道伊尹放逐其君，而不求他所以放逐的原因，那么伊尹不免于慙德，而乱臣贼子也将以之为口实。所以孟子发明其心，以贻天下后世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簒也。”这话简而尽矣。

太甲中 商书

在第三年十二月朔日，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曾子说：“慎重终，追逺，民德归厚矣。”先王之所以制为丧祭之礼，岂苟为是文饰而已哉？大概以孝慈之心，人皆有之。民之所以生厚者，其本在于此。所以先王之制礼，使民知丧以慎终，祭以追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译存养本心，以回归所谓孝慈的根本。如果心中固有的善性自然流露，那么自然就能归于敦厚了。太甲刚即位时，沉溺于享乐，懈怠傲慢，不明白居丧的礼节。伊尹推究其心术被蒙蔽的根本原因，认为只是因为他的孝慈之心不够笃诚，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于是便营造桐宫，让他前往居住。这是让他慎重地对待终丧之事，追念远去的祖先，从而生发孝慈之心，进而回归忠厚。太甲的本性，既然不是下愚那种不可改变的类型，一旦去除了他沉溺享乐、懈怠傲慢的习气，睡在草垫土块上，喝着稀粥，脸上涂着深墨来居丧。起初虽然是出于勉强不得已而为之，但时间久了，他固有的本性在哀痛悲戚中得以显现，大概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所以等到他丧期结束时，就已经能够践行仁德、趋向道义，不再是昔日的那个太甲了。因此伊尹在这个时候迎接他回来。在这个时候，从天时来说，正好三年丧期结束，冢宰摄行国政至此可以归还政权；从人事来说，太甲前往桐宫居丧，亲近先王的教诲，至此也可以正式执政了。伊尹可以归还政权，太甲可以正式执政，天时与人事在此刻相合。这就是顺应天意人望而迎接他回来的原因。太甲在元年十一月为仲壬服丧，到此三年十二月初一，大概二十五个月后的祥祭和禫祭已经在上个月完成。至此就可以由凶转吉了。所以伊尹穿着吉服奉迎他，回到亳都。《周礼》中司服的记载，天子的吉服，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是如此；祭祀先王就穿衮冕；祭祀先公、宴饮射箭就穿鷩冕；祭祀四方山川就穿毳冕；祭祀社稷五祀就穿希冕；祭祀群小祀就穿玄冕。六冕，每种冕都有相应的服饰，其服饰都是玄衣纁裳。这里只说冕服，没有说明冕的名称。汉代的孔氏只把冕当作冠，也没有明确的解说。唐代的孔氏说：“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祀上天崇尚质朴，弁师只掌管五冕备物尽文，只有衮冕罢了。”这大概是衮冕的服饰，道理或许如此。穿着冕服奉迎嗣王回到亳都，大概是在此时除去丧服即位，开始登上天子的位置。

译作书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统治四方。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继位的君王能够始终坚守他的德行，这确实是万世无穷的美好。”太甲回到亳都，大概是因为高兴他能安守仁德、迁向善道，而没有败坏成汤的基业。于是写成简册文书，来称颂赞美他说：“百姓没有君主，就无法互相匡正以生存；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就会发生动乱。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统治四方；无法统治四方，就会灭亡。”说的是君主与百姓的形势，是相互依存才能生存的。夏朝的百姓只因为遭遇了夏桀的动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所以相继离开，去归附商汤并拥戴他为君主。商汤因为百姓归附他，所以就能统治四方而拥有天下。大概百姓的情理，到了动乱而无法匡正的地步，就一定会选择那些能够匡正的人作为君主，并依赖他来统治四方。太甲起初不明白自己的德行，百姓已经选择了那些能够匡正他们的人作为君主，就像离开夏桀而跟随商汤一样。在这个时候，即使是伊尹也无可奈何。所以太甲起初不明白道理，这是自取动乱灭亡的道路。有自取动乱灭亡的道路，而最终却能安守仁德、迁向善道，以思念成汤的训诫，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大概是因为皇天对于商朝，眷顾保佑帮助，不让成汤的基业在传位两代之后就灭亡。所以天在冥冥之中诱导他的内心，使继位的君王能够始终坚守他的德行，那么百姓所赖以生存的，就不会失去被匡正的期望。百姓不失去他们的期望，我们商朝之所以能统治四方的原因，又可以保全而不丧失了。这确实是万世无穷的美好。太甲之所以能始终坚守他的德行，这确实是伊尹的力量。大概如果不是营造桐宫让他居住，使他处于哀痛悲戚的境地，加上放逐的名义，来激发他愤慨向上的志向，那么太甲最终也会沦为下流之人罢了。而他之所以奉送太甲回到亳都，作书来陈述他的心意，却说是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继位的君王能够始终坚守他的德行。虽然这确实是一时谦抑的意思，然而君子能使人达到悔过迁善的地步，却不能必定那个人有悔过迁善的心。伊尹起初侍奉商汤，曾经五次投奔夏桀。难道不是因为百姓所赖以互相匡正以生存的在夏桀那里吗？想要使他迁向善道、悔过自新，而不失去统治四方的正道吗？他侍奉夏桀的原因，虽然不能完全看见，但从他成就太甲德行的做法来看，那么他对夏桀五次投奔而不厌倦，用来使他迁向善道、远离罪恶的方法，必定已经用尽了。而夏桀极其愚昧，最终没有自我怨恨、自我改正的意思，所以伊尹不得已辅佐商汤而讨伐他。现在太甲却能听从他训诫自己的话，而能始终坚守诚信的德行，如果不是天的眷顾保佑，商朝谁能做到呢？我私下认为天对于人，在吉凶祸福之间，好像不曾急切地参与其中，然而考察其最终结果并探究其成就，则确实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积善的家庭，必定有余下的福庆；积不善的家庭，必定有余下的灾祸。成汤的孙子，应该是余庆所集中的地方，没有不善的人，而太甲是他的孙子；秦始皇的后代，应该是余殃所波及的地方，没有贤良的人，而扶苏是他的儿子。太甲是他的孙子，商朝的国运应该就灭亡了。然而成汤以宽仁的德行讨伐夏朝，慰问百姓而拥有天下，他所积累的善行深厚，难道应该传位一两代就灭亡吗？所以虽然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但最终能始终坚守诚信的德行，以守护成汤的基业，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汤的社稷有必然存在的道理，那么虽然太甲是他的孙子，最终也不会灭亡。扶苏仁厚，作为秦始皇的儿子，那么秦朝似乎可以存在了。然而秦始皇虐待他的百姓，以残暴嗜杀而得到天下，他所积累的不善深厚。假使扶苏即位，那么秦朝未必会立刻灭亡。所以秦始皇死在沙丘，而扶苏最终获罪，再加上秦二世的暴戾，秦朝于是灭亡。这是天确实因为秦朝的社稷有必然灭亡的道理，那么扶苏是他的儿子，最终也不能存在。论述到这里，那么天地报应的道理，虽然好像微妙模糊而不可理解，但考察其极致并探究其所以然，则不像影子和回声响应形体和声音那样确切，能不警惕吗！

太甲跪拜叩头说：“我小子不明白德行，自取不肖，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以致罪过降临到自己身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造下的罪孽，无法逃脱。”既然违背了师保的训诫，不能在起初做好，还依赖匡救的德行，谋求最终的善果。拜手，是头到手；稽首，是头到地。既然头到手，又再次低头直到地面，这是恭敬到了极点。臣子对于君主，就有这种礼节。太甲对于伊尹拜手稽首，是尽恭敬于师保，所以礼节如此。蜀汉先主刘备告诫后主刘禅说：“你与丞相共事，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太甲对伊尹拜手稽首，这也是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如果不是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那么他被放逐时，怎能不愤怒？他被复位时，怎能不怨恨？那些商朝人看见他或被废黜或被立，都在伊尹的掌握之中，怎能不怀疑呢？太甲既然拜手稽首了，于是悔过谢罪，并陈述他自我怨恨、自我改正的意思，说：“我小子不明白自己的德行，丧失了固有的良心，而自取不肖。不肖就是不贤，大概是指丧失了德行而失去了人道的正道。”《诗经》说：“能够明理能够贤良。”只有能够明理然后才能贤良。既然不明白德行，所以自取不肖。

译罢了。正因为太甲自取不肖，所以欲望败坏了法度，放纵败坏了礼制，从而招致罪祸降临自身。王氏说：“欲望而没有节制，就会败坏法度；放纵而没有约束，就会败坏礼制。欲望而没有节制，是指扩大宫室、奢侈服饰之类；放纵而没有约束，是指懈怠志气、松弛言行仪态之类。”这种说法比前代儒者的解释更为精当。总之，欲望多的人必定放纵肆意，放纵肆意的人必定欲望繁多。不肖之人必然有这两方面的过失，所以他们到了败坏法度、败坏礼制的地步却不自省，于是招致罪祸降临自身。招致罪祸降临自身，大概是指被放逐到桐宫这件事。孽，是灾祸；违、逭，都是逃避的意思。天降下的灾祸，是指自己无法招致，而灾祸出于天意，属于无妄之灾，这种灾祸是可以逃避的。如果是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那就是自己招致的灾祸，招致罪祸降临自身是必然的，这种灾祸是无法逃避的。孟子说：“不仁的人，可以和他讲道理吗？他们安于危险而利于灾祸，以导致灭亡的事物为乐。如果不仁的人可以和他讲道理，那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人必定先自轻自贱，然后别人才轻贱他；家必定先自我毁坏，然后别人才毁坏它；国必定先自我讨伐，然后别人才讨伐它。”于是引用这段话作为证据，大概是因为治理国家的人，如果有畏惧危亡之心，常常想着兢兢业业地维持它，而自己不去招致危亡之道，那么即使有天降的灾祸，我们还可以恐惧修省来逃避它。如果罪过是自己造成的，安于危险而利于灾祸，以导致灭亡的事物为乐，那就是自取灭亡罢了。危亡的到来，哪里能够逃避呢？孟子的话，是为了阐明《太甲》篇的意思，以晓喻后世。《太甲》说：“我之所以招致罪祸降临自身，大概是自己造成的罪过。”过去，违背师保的教训，不能在起初修养德行，还依赖伊尹匡正挽救的德行，谋划最终的结局，以逃避自己招致的灾祸。大概这时才开始知道伊尹的忠诚，并期望他的启发教导，这就是序言中所说的“思庸”。伊尹说：“太甲能够始终坚守他的德行”，大概是认为这是皇天眷顾保佑商朝的结果。至于《太甲》说他不明白，就说：“天降的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招致的灾祸，无法逃避。”不把他不明白的原因归咎于天，为什么呢？“没有人去做却发生了，这是天意；没有人去招致却到来了，这是命运。”古人的行为，如果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招致的，然后才归咎于无可奈何，而委身于天命。像伊尹对于太甲，能够讲述烈祖的成就德行来训导他，至于他不改正，又反复告诫他，至于他还不改正，就营造桐宫让他居住，他所做的自我尽责的事，能做到这样罢了。至于能够始终坚守诚信的德行，就不是伊尹所能必然做到的，而太甲最终能够始终坚守诚信的德行，难道不是天意吗？至于太甲自取不肖，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实在是自己造成的。难道是没有人为之而为之的吗？实在是自己招致的。难道是没有招致而至的吗？所以这些灾祸都是自己招致的灾祸，不可以归咎于天。如果把自己招致的灾祸归咎于天，那么人事就废弛了。西伯已经攻克黎国，祖伊恐惧，奔跑着告诉纣王说：“天已经终结了我殷朝的国运，贤人君子，不敢知道吉祥。”所以天抛弃我们不拥有，康食不虞天性，不遵循常道。而纣王回答说：“唉，我的生存不是有天命在天吗！”祖伊反驳说：“唉，你的罪过很多，参杂在上，你还能把责任推给天命吗。”殷朝即将灭亡，指向你的功劳，在你的国家中难免受到杀戮。祖伊谈论天命，而纣王也谈论天命，祖伊却认为纣王把责任推给天命，并深刻陈述其不可行，大概是因为天命不是君主所能随意谈论的。安危存亡的局势，都是自己在取的罢了。如果推责于天，而说自己不预闻世事，那么就没有悔过迁善之心了。至于臣子对于君主，虽然在我方能够尽到为臣之道，而从与不从，在于君主。君主听从就安定且治理，不听从就危险且混乱。从与不从之间，治乱安危就分开了。这不是自己所能必然决定的。伊尹谈论太甲，听从的是天意。祖伊谈论纣王，不听从的也是天意。所以这两个人可以谈论天，而太甲和纣王，不可以谈论天了。太甲认为是自己招致的灾祸，于是始终坚守德行。纣王认为我的生存不是有天命在天，所以导致灭亡。学者观察这些，就可以知道天命是从哪里产生的了。

译伊尹拱手跪拜，叩头说：“修养自身，使诚信的德行与百姓相协调，这才是英明的君主。先王成汤慈爱救济困苦的百姓，百姓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不喜悦的。那些与成汤相邻的诸侯国，都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不会有刑罚。’大王要勉励自己的德行，效法您的祖先，不要一时懈怠，侍奉祖先要想到孝顺，对待下属要想到恭敬，观察远方要明察，听取意见要聪敏。我承受着先王的福佑，永不厌弃。”伊尹于是对太甲竭尽恭敬，拱手跪拜，叩头来陈述这些话，并且又阐明他告诫的意图。

孟子说：“同情怜悯的心，人人都有；羞耻厌恶的心，人人都有；辨别是非的心，人人都有；谦让恭敬的心，人人都有。这四种善端在我身上，如果知道都要扩充它，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如果能扩充它，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它，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人拥有仁义礼智，难道只是为了独自完善自己吗？要把心扩充，使这四种善端充实光辉地表现于外，让天下的人都受到恩惠，这样才能尽到本性所固有的职责。古代圣人治理天下，之所以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开始，来修养自身，然后就把这颗心推广到别人身上，以至于家庭和睦、国家治理、天下太平。”

太甲居住在桐宫时，既然能够自我悔恨、自我改正，安于仁德、迁向义理，听从伊尹的训导，那么那些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从而招致自身罪过的行为，也已经悔改不再做了。于是伊尹拿着礼服玉圭迎接他，让他回到亳都，开始登上天子的位置。在这个时候，既然能够安于仁德、迁向义理，那就是已经用伊尹的训导来正心诚意，修养自身，成就了诚信的德行了。所以在于用仁义礼智的实质去扩充它，使天下人都受到恩惠，然后才能尽到做君主的道。因此伊尹在他刚即位时，既说了君主与百姓相互依存才能生存，大概是因为这是上天所眷顾的，能够始终成就诚信的德行，成为万世无尽的福佑。于是又想要善推他的作为，来惠及百姓，所以告诉他说：“君主正心诚意，修养自身，一定要使诚信的德行与群臣百姓的心相协调，然后才能成为英明的君主。”

苏氏说：“允德，就是确实有德行。百姓的协调顺从，是顺从他真诚而非虚伪的德行。大概想要天下人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如果不是德行出于固有的诚心，没有能达到的。”既然说了道理是这样，于是又用祖辈成汤的诚信德行之所以能与百姓协调的原因，来阐发他的意图并穷尽其义理。

孟子说：“人都有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心。”先王有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心，因此有不忍心伤害别人的政治。用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心施行不忍心伤害别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大概先王治理天下，之所以能使天下人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忍心伤害别人的政治出于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心罢了。他爱护养育百姓的心，唯恐一个人失去安身立命之所。看到百姓有困苦贫穷而无告的，哀怜同情，好像是自己真的把他们置于困苦贫穷的境地一样，所以他爱护恩惠的心，就像对待子女一样。既然像对待子女一样看待他们，哪有不能尽到抚育养育的道理呢？所以困苦的百姓，是先王承受天命的根本，在困苦中能以子女般的恩惠对待他们，那么他的深仁厚泽无所不覆盖，就可以看到了。正因为以子女般的恩惠惠及困苦之人，那么百姓就相信他有爱人利物的心了。所以服从他的命令而没有不喜悦的。没有不喜悦，就想要拥戴他做君主了。所以当时与成汤同为诸侯的，都是相邻而有邦国的。成汤所拥有的，只有亳地的百姓；以成汤为君主的，也只有亳地的百姓。现在，成汤的德惠及于困苦之人，所以邻国的百姓，虽然不是成汤所有的，也都以成汤为君主，并盼望他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不会有刑罚。’大概这时诸侯的邦国，都受夏桀暴虐政治和严酷法律的教化，毒害百姓，百姓陷入泥沼炭火之中，无法保全生命；而成汤在亳地，唯独以仁政惠及困苦的百姓，没有不受到恩泽的。他的深仁厚泽，虽然施行的地方未超出亳邑，但他悲悯爱护百姓的心意，已经牢固地结于天下，所以邻国百姓盼望他说：‘我们的君主来了，一定不会有刑罚。’这就是所说的诚信的德行与百姓协调。”

我私下认为孟子游说诸侯，大体是用这个意思。大概这时诸侯都以暴虐政治，不是驱使百姓攻战，就是加重赋税来虐待他们，用严酷的刑罚来胁迫他们。孟子的意思是，现在的诸侯如果有施行仁政的，那么施行暴虐的诸侯，都会驱赶百姓归附他。所以说：“现在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不喜欢杀人的，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又说：“他们剥夺百姓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来供养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他们使百姓陷入困境，大王去征讨他们，谁会和大王为敌？”又说：“确实能实行这五点，那么邻国的百姓仰望他就像仰望父母一样。率领他们的子弟攻打他们的父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成功的。”大凡这些都是伊尹所说的“相邻的邦国，他们的邻居就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不会有刑罚’”的意思。

只有成汤以子女般的恩惠对待困苦之人，他的诚信德行与百姓协调，其已经显现的效果就是这样。现在太甲继承他，既然能够安于仁德、迁向义理，能够始终成就诚信的德行了。将要扩充它，使百姓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不喜悦的，

译这也如同成汤的时代，难道有别的吗？只是在于努力罢了。所以接着说：“王要努力修养你的德行，效法你的祖先，不要有时安逸懈怠。”意思是说，只要不安逸懈怠而努力修养德行，那么达到成汤那样的境界也不难。成汤在盘上的铭文说：“如果一天能自新，就天天自新，再日日自新。”成汤努力修养德行的原因，就在于他这样不断地自新，难道有一时的安逸懈怠吗？所以想要努力修养德行，就应当效法祖先“日日自新”的做法，不要有时安逸懈怠，那么德行就会更加崇高，百姓没有不蒙受恩泽的。侍奉祖先要想到孝顺，对待下属要想到恭敬，观察远方要目光明亮，听取德行要耳朵灵敏。这又是告诉他要努力修养德行的具体做法。作为成汤的子孙而想要努力修养德行，以慈爱恩惠困穷的人，使百姓服从他的政令，没有不高兴的，如果不是以孝顺恭敬来确立根本，以聪明来发挥效用，怎么能让他百姓蒙受恩泽呢？所以上承祖宗的托付，那么侍奉他们就不能不想到孝顺；下受臣民的归附，那么接待他们就不能不想到恭敬。侍奉祖先想到孝顺，就能努力修养德行，效法祖先，不有时安逸懈怠了。对待下属想到恭敬，就能慈爱恩惠困穷的人，使百姓服从他的政令，没有不高兴的了。然而君主以微小的身躯，处于九重宫阙之上，垂旒遮蔽视线，黈纩堵塞听觉，却想要完全了解四方情况的真假，以慈爱恩惠困穷的人，如果不是他的聪明足以察见人心的好恶，那么他的见闻就只限于耳目所接触的范围罢了。所以还要在于目光明亮足以看清远方，耳朵灵敏足以听取德行，然后才算是完全的明智。说“视远”、“听德”的原因，唐代孔颖达说：“‘视’是警戒看见近处而迷惑远方，所以说‘视远’；‘听’是警戒背离正道而顺从邪道，所以说‘听德’。”各自根据事情，相互搭配成文，这种说法是对的，但不如林子和的说法好。林子和说：“抬高眼睛，所看的是远方，然后才可以称为明；低下耳朵，所听的是德行，然后才可以称为聪。”这大概说的是聪明的作用，它们施行的对象不同所以如此。既然能够以孝顺恭敬来确立根本，以聪明来发挥效用，那么做君主的道理就完备了。能够扩大并充实这些德行，就可以与下民协调一致了。伊尹对太甲的期望，已经得到了。所以最后说：“我承受王的美好，没有厌倦。”意思是说，我承受王的美好，没有厌倦的时候。

译太甲下 商书

伊尹再次告诫太甲说：“唉！上天没有固定的亲疏，能够恭敬的人，上天就亲近他；百姓没有恒常的归附，有仁德的人，百姓就归附他；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祭，能够真诚的人，鬼神就享祭他。君王的地位真是艰难啊！有德行就能治理好国家，无德行就会使国家混乱；与治国的正道相同，没有不兴盛的；与乱政的坏事相同，没有不灭亡的。从始至终都要谨慎地选择所亲近的人，只有英明圣哲的君主才能做到。”

申，是重、再次的意思。伊尹在这里再次告诫君王，以尽他警戒之意。因为君王安逸饱足，希望他深入内心而不背离。《尚书》的六种文体，典、谟、训、诰、誓、命，虽然说有六种，也没有截然分为谟、训、誓、命的道理。大概它们的文体也有相互参杂混合的。如《太甲》三篇与《伊训》，都是伊尹训诫太甲的话，大概都是训的文体。而这篇说“伊尹申诰于王”，那么训与诰的意义也是相通的。大概这两个字都是有所警戒的意思。《无逸》说：“古人还互相训诫告诫”，那么这两个字的意义，大概不相远。学者在这里，尤其不可以穿凿附会地理解。呜呼，是感叹而发起言辞。古人有话说：“善也没有恒常？老师有的，践行它就是君子，违背它就是小人。”因为善与不善没有恒常。所以《太甲》开始时，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以致罪责迅速降临到自己身上，可以说他的心归向小人了。而他一旦幡然悔改，就能最终保持诚信的德行，听从伊尹的训诫。这可以看出他的不善没有恒常。然而虽然幡然改过不善而趋向善，但其中人容易流于放纵的本性，常被放僻邪侈所变迁，怎么能保证他最终不至于抛弃善而跟随不善呢？所以伊尹担心善没有恒常，就为他称道天人神鬼祸福吉凶向背的关键，只在善与不善之间，大概是为了警戒触动他恐惧修省的心意，而想要成就他最终保持善的德行。上天没有固定的亲疏，百姓没有恒常的归附，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祭。大概说上天所亲近的，百姓所归附的，鬼神所享祭的，都没有恒常。它们之所以没有恒常，大概是有德行就亲近、归附、享祭，无德行就不亲近、不归附、不享祭。所以说：“能够恭敬就亲近，有仁德就归附，能够真诚就享祭。”大概说只有有德行才可以恒常。敬、仁、诚都是有德行的名称，只是变换文字罢了。只有上天与鬼神所亲近享祭的，百姓所归附的，它们没有恒常是这样。那么人君所处的天子之位，可以说是艰难了。它之所以艰难，大概是有德行就治理好，无德行就混乱的缘故。之所以有德行就治理好，是因为与治国的正道相同，没有不兴盛的缘故。之所以无德行就混乱，是因为与乱政的坏事相同，没有不灭亡的缘故。治说同道，乱说同事。说治国难而乱政易。苏氏说：“尧舜禅让而称帝，子哙禅让而断绝，汤武施行仁政而称王，宋襄公施行仁义而灭亡。与治国同做一件事，未必兴盛。必须同道。”然后兴盛，道相同的，事未必相同。周厉王禁止诽谤，秦始皇禁止私下议论，周景王铸造大钱，王莽制作货币，纣王积聚巨桥的粮食，隋炀帝洛口等仓库，这些事相同，其道没有不相同的，所以与乱政同做一件事，没有不灭亡的。这个说法很详尽。大概伊尹教诲太甲，常告诉他成就很难，而败坏很容易。所以开始时所训诫的，就说你只要有德行没有小的，万邦都庆祝；你如果没有德行没有大的，就会坠毁他的宗庙。到这里又说：与治国的正道相同没有不兴盛的，与乱政的坏事相同没有不灭亡的。想要与治国的正道相同，非大德行不可。如果与乱政的坏事相同，凭不德行的微小之处，就足以坠毁他的宗庙了。这都是伊尹至忠的训诫。与治国的正道相同就兴盛，兴盛的难是这样；与乱政的坏事相同就灭亡，灭亡的易是这样。将要同于治国的正道，而不同于乱政的坏事，没有其他，只在谨慎他所亲近的人罢了。所亲近的是君子，固然与治国的正道相同；所亲近的是小人，就与乱政的坏事相同了。能在始终之际，谨慎他所亲近的君子，而不使小人得以乘虚而入，只有英明圣哲的君主。明明，是明到了极点。

先王因此努力敬重他的德行，能够配得上上帝。现在君王继承美好的基业，还当鉴戒这些啊！如果要登高，一定从低处开始；如果要远行，一定从近处开始。

荀子说：“治产生于君子，乱产生于小人。自古治乱的产生，一定从君子小人的进退之间。然而人君执政之初，锐意于治国，就往往多用君子。等到享受富贵日子久了，骄纵之心日益增长，而忘记祸乱的机兆，所以每每至于用小人。小人既被任用，天下就因此混乱了。”大概开始用君子而最终用小人的，这是中等才能平庸君主的通病。所以他们的国家也都开始治理好而最终混乱。且以唐朝来看，高宗开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就治理好，最终与李义府、许敬宗就混乱；明皇开始与姚崇、宋璟就治理好，最终与李林甫、杨国忠就混乱；德宗开始与崔祐甫就治理好，最终与裴延龄、卢杞就混乱；宪宗开始与杜黄裳、裴度就治理好，最终与皇甫镈、程异就混乱。这几位君主始终之际，他们任用君子小人相反是这样，而治乱的应验也像影随形不差。那么安危存亡的关键，果然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太甲虽然能自怨自艾，处于仁德迁向正义，以听从伊尹的训诫，然而也

译怎么能保证他最终不与小人勾结，从而导致天下大乱呢？像尧舜那样的圣人，聪明睿智出于天赋，他们不被小人迷惑，是必然的。然而他们仍然担忧驩兜，流放有苗，畏惧那些花言巧语、面貌伪善的奸佞之人。何况像太甲这样中等资质的君主呢？伊尹论述君子与小人的无常，以及治理与混乱的难易，并总结说：“始终要谨慎地选择所亲近的人，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做到。”假如太甲能明白安危存亡的根本，从而能够谨慎地善始善终，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说的就是这类情况。伊尹既然已经论述了天人向背的道理，以及治乱难易的趋势，以表达他告诫的意思，但这还不足以穷尽其中的深意。他又提到他的祖先成汤，知道上天所亲近、百姓所怀念、鬼神所享祭的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德行且与治道相合就能治理好国家，无德行且与乱事相合就会灭亡。治乱兴亡的关头如此不可依赖。因此成汤勉励自己恭敬地修养德行，德行每天更新，天天更新，又天天更新，以在始终之际谨慎地选择所亲近的人，没有一时可以预先懈怠，因此他从七十里的小国兴起而讨伐夏桀，抚慰百姓从而拥有天下，开创基业并留下传统，为子孙万世留下法则，成为商朝的太祖，能够配享上帝的祭祀。《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古代祭祀昊天上帝，必定以开创基业的祖先配享，这是为了极尽尊重的道理，而穷尽孝敬的礼仪。周朝在明堂祭祀以文王配享，那么商朝祭祀以成汤配享，大概是可以推知的。这里说“能够配享上帝”，大概是指他的庙号是太祖，从而能够配享上帝的祭祀。一定要说“能够配享上帝”，大概是因为开创基业的君主，他的德行达到配享上帝祭祀的地步，那么他在始终之际勤勉恭敬地修养德行，至此才算是完成了。贾谊陈述治安的防备，认为大体形势已经把握，那么天下就会顺从治理，海内的气息清和，活着时成为英明的皇帝，死后成为英明的神灵，美好的名誉流传到无穷。礼制规定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朝一样没有极限。大凡论述君主的盛德，必定要达到宏大的名号和显赫的称号，与天地宗庙的祭祀一样无穷无尽，然后才算达到极致。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地步，那么上天所亲近、百姓所怀念、鬼神所享祭的对象，还不敢自认为会有常理。只有成汤之所以兢兢业业，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他的德行，像这样而太甲继承了他美好的善业，应当早晚努力，监视并效法成汤之所以勤勉恭敬的地方，遵循并实行它。继承世代而拥有天下，无不承受祖先的基业，然而有像仲康时代所承受的是太康的基业，宣王时代所承受的是厉王的基业，那么他们想要在天下大有作为，必定有所变更移易，而治理的功业不能立刻成就。太甲所承受的是成汤的基业，可以说是很好的了。继承美好的基业，那么推行并施之于天下就没有困难了。长卿说：“轨迹平坦容易，容易遵循；深厚的恩泽宏大，容易丰盛；法度显著明白，容易效法；留下的传统条理顺畅，容易继承。”因此功业在襁褓中就隆盛，而崇高超过两位君主，大概说的是成王因为继承了文王美好的基业，所以他的德行成就如此容易。太甲继承成汤，也是这样罢了。所以对于太甲来说，还需要做什么呢？只要效法成汤的德行，以尽他持盈守成的志向，那么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从此以后，于是反复叮咛告诫他，以继承并守护成汤美好的基业，持盈守成的道理。成汤之所以勤勉恭敬地修养德行，以至于能够配享上帝，难道是在一天之间袭取而得到的吗？大概是因为他明白了事物的本末，事情的始终，而知道先后的顺序，所以他的德行每天更新，天天更新，又天天更新，而达到这个地步。所以伊尹想要太甲效法成汤勤勉恭敬地修养德行，就首先告诉他“如果要登上高处必须从低处开始，如果要走到远方必须从近处开始”。大概是用人们之所以能登上高处、走到远方的原因，来比喻修养德行不可以没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低处登上高处，从近处走到远方，都是由半步半步积累而成的。积累半步而不止息，达到所要去的地方，没有半步的间隔，然后才能到达。没有不积累半步而能到达的。所以《中庸》论述君子的道理，也说譬如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譬如登高处必须从低处开始。大概进德修业的比喻，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成汤勤勉恭敬地修养德行，所以铭刻在盘盂之上，作为早晚的警戒，而说“德行每天更新，天天更新，又天天更新”，确实知道自我修养的道理，就像登高望远一样，即使半步也不可废弃。所以太甲想要遵循他祖先所行的道路，也只见于亲身实行的实际，明白先后本末始终的顺序，就像从低处登上高处，从近处走到远方，不可以超越节度、跨越等级而没有顺序。

译不要轻视民事，要视其为艰难；不要安于君位，要视其为危险。在开始时就要谨慎，以保始终。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上加以考察；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从非道义上加以考察。唉！不思考，怎么能有所收获？不行动，怎么能有所成就？君主具备大善，天下各国才能安定。君主不要以巧言扰乱旧政，臣子不要凭借宠幸和利益来居功。国家才能长久地信服于美善。

既然已经努力恭敬地修养德行，就像登高望远不能没有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他所应当先做的究竟是什么呢？向下，他是亿万百姓所依赖的对象，一旦有轻视百姓的念头，背离的祸端就产生了。所以必须视民事为艰难才可以，所谓“难”，就是深思远虑，唯恐有一个百姓失去安身之所。向上，他是祖宗所托付的对象，一旦有安于君位的念头，乱亡的征兆就出现了。所以必须视君位为危险才可以，所谓“危”，就是戒慎恐惧，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唯恐有一时的祸患。不轻视民事，视其为艰难，那么民事就会日益修明；不安于君位，视其为危险，那么天位就会日益安稳。君主之所以努力恭敬地修养德行，从开始就谨慎对待，直到最后，不超过这两点罢了。所以接着说“慎终于始”，意思是想要谨慎地保持到最后，必须在开始时就谨慎对待，开始时不能谨慎，最后也就看不到成效了。就像登高的人，一定要从低处开始谨慎；像远行的人，一定要从近处开始谨慎。不从低处、近处谨慎，而能达到高处和远处的，从来没有过。然而自古以来的君主治理天下，处于持盈守成的时代，没有不想重视民事、保全天位以始终其德行的，但往往有时忽视民事而不加念想，从而危及君位，有始无终。没有其他原因，继承皇位守成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由妇人抚养长大，不曾知道忧虑，不曾知道危险，不曾知道悲哀，不曾知道恐惧，处于富贵的极致，不知道下层百姓的疾苦，虽然自己努力行善，但享受安逸快乐的时间久了，海内治安，上上下下都悠闲嬉戏，空旷无事，于是往往喜欢顺从自己的人而厌恶违背自己的人，于是谄媚之言每天进献，而忠直的道理听不到了。这就是民事日益被遗忘，而天位日益危险，德行不能始终的原因。比如唐明皇即位时，姚崇、宋璟为宰相，姚崇善于应变以成就天下事务，宋璟善于遵守法度以维持天下正道，于是成就了开元的治世。等到太平日子久了，一旦沉迷于声色玩好，完全忘记了平日喜好贤才乐于行善的心，于是张九龄因为忠直被疏远，而李林甫、杨国忠因为谄媚获宠。一旦安禄山在渔阳起兵，天下大乱，他仍然不醒悟。看他与裴士淹讨论宰相的贤与不贤，提到宋璟时说：“他是卖弄直率来取悦于人罢了。”那宋璟，正是明皇初年依靠他的忠直才达到太平的人。等到他亲近小人，顺从心意的话和逆耳的劝谏，长久不进入耳朵，就把忠直之人指为卖弄直率而不自知，唉！明皇不值得多说了。以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上天赐予的勇智，而且亲身冒着箭石，经历艰难，才拥有天下。然而等到天下安定功业成就之后，他听从善言接纳劝谏的心，也逐渐衰败。所以魏征说：“陛下在贞观初年，引导人们劝谏；三年以后，见到劝谏的人高兴而听从。又过了三年，勉强接受劝谏但最终心里不平和。”起初引导人们劝谏，这是唯恐人们不违背自己的意志。等到勉强接受劝谏但最终心里不平和，这是想要人们顺从自己的意志了。这实在是沉溺于安逸的习惯，没有外敌外患来警惕他的敬畏之心，那么喜欢顺从自己的人而厌恶违背自己的人，是人情的常理。如果不是魏征每天陈述不能始终的征兆，以此类推来告诫他，那么他发展到追究忠直劝谏的人，认为他们卖弄直率来博取名声，像明皇天宝年间的动乱那样，也不难做到。太甲居住在桐宫，内心困苦，思虑阻塞，于是有所作为。虽然他已经能够处于仁德迁就道义，听从伊尹的训导，但后来伊尹担心他安于安逸快乐的时间久了，可能会喜欢顺从自己的人而厌恶违背自己的人，从而逐渐不能始终，所以用“慎终于始”来告诫他。又接着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上加以考察；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从非道义上加以考察。”这大概是告诫他听取言论的方法。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这是刺耳的话。刺耳的话，不可以因为违背自己就发怒，一定要根据他的话从道义上考察，如果他的话确实符合道义，那么本来就是忠直的话，虽然刺耳但应当听从。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这是顺耳的话。顺耳的话，不可以因为顺从自己就高兴，一定要根据他的话从非道义上考察，如果确实不符合道义，那么本来就是谄媚的话，虽然顺耳但应当拒绝。在逆耳与顺耳之间，不迁就自己的好恶之情，而一概以道义来判断，那么君子得以伸张忠直，小人没有地方容纳奸邪。这是始终谨慎对待的关键所在。然而言论的逆耳与顺耳，一定要以道义来考察。如果内心不果断，不知道道义与非道义的区别，那么可能会把道义当作非道义，把非道义当作道义。想要知道道义与非道义的区别而不迷惑于是非，该怎么办呢？也不过是谨慎思考、努力实行罢了。所以伊尹在这里又感叹其难，说：“不思考就不能有所收获，这是想要他深入思考；不行动就不能有所成就，这是想要他努力实行。”谨慎思考、努力实行，那么思考就有收获了，行动就有成就了。这就是君主之所以具备大善的原因。元良，是说它伟大，君主大善，就知道道义与非道义的区别。所以

译逆耳的忠言，不能凭个人情感去拒绝；顺耳的谗言，不能凭个人情感去接受。这样，君子身居高位，小人就无法在中间容留他们的谗言和奸佞，这就是天下各国得以端正的原因。孟子说：“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正义，就没有人不正义；君主端正，就没有人不端正。只要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了。”所谓“一人元良，万邦以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说“一人元良，万邦以正”，那么伊尹对太甲的期望，也就尽在于此了。如果太甲能够践行这些话，亲身实行以勤勉恭敬地修养他的德行，并且在始终之际都保持谨慎，那么他就能清楚地辨别君子和小人的情状，那些潜移默化的谗言和切肤之痛的诬告，就一定无法得逞。那些小人之流，进献他们试探性的言论，想要变乱先王的政令刑罚，也将没有空隙可乘了。所以最后说“君主不要凭借巧辩的言辞来扰乱旧有的政令”，意思是先王的旧政，可以作为万世常行的正道，只有小人的巧辩之言才能扰乱它。君主不信巧辩之言，那么旧政就不会被扰乱。太甲能够不凭借巧辩之言扰乱旧政，那么离开师傅也不会再返回（即不再依赖师傅）。所以伊尹得以实现他功成身退的志向，不凭借宠幸和利禄来居功，而是引退告老回家。君主不凭借巧辩之言扰乱旧政，那么君主的道义就得以保全；臣子不凭借宠幸和利禄来居功，那么臣子的道义就得以保全。君臣各自得其道，那么我们商朝就可以保有长久的国运，确实会有无穷无尽的美善。自古以来，承受遗命托付孤儿的重任，在进退之际，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大概只有那些德行足以托付六尺孩童的孤儿的人，必定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是一世的老成之人，然后才能服天下之心。所以当他功成事定时，从年龄上来说，可以告老还乡；但从形势来看，或许还不能立即离去，因为年幼的君主大多血气未定，取舍未坚。如果他的德行还没有达到离开师傅也不会再返回的地步，而我却引退离去，让小人得以乘虚而入，那么就会导致巧辩之言扰乱旧政，从而给四方带来祸患。所以召公不悦周公留下来辅佐成王，而周公反复再三地说明他不得不留下的原因，是因为形势不允许他离去，那么也就不能以“凭借宠幸利禄居功”为嫌了。太甲从桐宫归来后，既能践行仁义，以终成诚信的德行，而且当时内外同心，没有异心，上面没有管叔、蔡叔的流言，下面没有顽民不服从教化的情况，伊尹心中揣度他必定能始终谨慎，不凭借巧辩之言扰乱旧政。所以他在申诰之时谆谆告诫，以坚定太甲的心志，并随即表明自己引退求去的意思。如果像这样还不能引退离去，那就是凭借宠幸利禄来居功了。从前霍光承受武帝的寄托，辅佐少主，昭帝即位时才十四岁，而且当时又有上官桀、盖长卿、燕王旦之徒，怀有异志窥伺神器。在这个时候，一天也不能没有霍光。所以他在昭帝时期不引退离去，道义上是正确的。到了宣帝即位，年纪已经长大了，他的聪明仁慈足以独自担当万机之势，并守住高祖的基业，霍光可以归政了。但他仍然执掌权柄多年，宠幸极盛，权势登峰造极，最终招致灭族的祸患。我曾经认为，霍光在昭帝时期，处于周公、召公那样的形势；在宣帝时期，处于伊尹那样的形势。伊尹不凭借宠幸利禄居功，而霍光居功，这就是他“不学无术”的表现。

译尚书全解卷十六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十七

宋 林之奇 撰

咸有一德 商书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这篇大概是伊尹还政告老归隐时，训诫太甲，反复叮咛告诫，最终表达其恳切爱戴君主之意而作的。而其简册编排的顺序，则与《伊训》《太甲》三篇相连接，不能没有区别。所以另外定为篇名叫做《咸有一德》。大概因为篇中有这样的话：“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所以借这四个字作为简册的区别。然而这篇的含义，不必全都系于此。汉代孔安国说：“是说君臣都有纯一的德行。”唐代孔颖达说：“伊尹致仕退位，担心太甲德行不纯一，作此篇来告诫他。”经文说：“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是说自己的君臣都有纯一的德行，告诫太甲使君臣也如此。这是主要针对太甲而言，臣有一德，是希望太甲也任用有一德的臣子。经文说“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是告诫太甲要善于任用臣子。详细考察这篇始终的含义，确实如两位孔氏所说。大概这篇的意思，实在是希望太甲谨慎地任用臣子，君臣上下能够始终坚守他们的德行，以尽纯一之德。然而《尚书》的篇名以篇中文字作为简册区别的很多，如《梓材》《无逸》《立政》之类，不必都穷尽一篇的含义。总之，姑且借这些字作为篇名的区别。如果一定要据此来解说，那就是妄说，妄说会有穿凿附会而不能通达的地方。且以《诗经》来比喻，如《召旻》这首诗，篇中说“旻天疾威，天笃降丧”，而篇末说：“昔者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取其始终的美德，就用“召旻”二字作为这篇的名字。然而《诗》的含义并不在此。而作序的人却说：“旻，是闵的意思。闵叹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像这类说法，都是妄论。百篇的序，大概有叙述作序之人而不说明作此篇意图的，如咎单作《明居》，周公作《立政》，与这篇的序相比，其他序文最为简略。如果认为经文已经明白，所以略去。然而其他序文也有经文已明而序文详细叙述的。所以我曾说《书》序的创作，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大概是历代史官相传作为《书》的总目。既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所以自然有详略不同。至于《书》的本义，并不在此。像这篇开头是说伊尹还政于君主，将要告归，于是陈说告诫于德行，那么其序也可以说其还政告归的意思。然而当时史官所记录的仅此而已。如果杜预所说的“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拘泥”。学者在此不可计较同异而为之解说，如果认为书序的创作全都出于孔子之手，必定在其中计较同异轻重，全都用春秋褒贬来寻求，那将不胜其穿凿附会了。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

太甲既已守丧完毕，伊尹用冕服奉送他于桐宫，以归于亳，开始践履天子之位，所以伊尹于是还政。太甲告老归隐，大概是功成名就，就奉身而退，不因为宠利而居于成功之位。那些豪杰之士，大概也有可以承受遗命托孤之寄的，然而至于天下的大权掌握在手中，则往往固守吝惜而不肯舍弃，有认为骑虎难下的态势，如霍光的忠义，大概是所谓可以托付六尺之孤，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然而宠盛势尊，则固惜权柄，不肯还政于宣帝，而积累疑似的祸端，最终造成族灭的灾祸，这还可以说。至于曹操、司马懿、桓温之徒，则又往往放纵其不轨之心，欺骗孤儿寡妇而夺取其位，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他们既执掌天下的大权而不忍弃去，所以其末流不害于其家，就凶于其国，其祸如此惨烈。伊尹用冕服奉送嗣王而归，既还政就告归而去，难道还会以权势系吝其心吗？孟子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他看待千驷之多，天下之大，与一介之取与没有不同，那么渺小的天下曾何足以动其心呢？这是他的盛德大业所以经历万世而不可企及的原因。伊尹虽然告老归隐，然而太甲欲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大概曾经习于下流而为放僻邪侈之事，他居于桐宫时，困心衡虑，然后改过迁善之心产生于忧患之中，他对于处仁迁义，大概不久，就处于至尊之势，亲身揽理万机之务，伊尹估计他所养的，固守的，确实可以离开师傅而不返，然而他告归本出于爱君的诚心，恳切而不能自已，于是为他历陈天人影响的应验，所以祸福兴亡的道理，以坚定其修德的志向，他的话尤为周到切至，大概他所希望于太甲以能始终允德而为商家社稷无疆之休的，他的话实在基于此，使太甲优游餍饫入于其心而不背离，所以伊尹得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