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八

译记载治理洪水的功绩以及贡品竹器之类，一并提及，以显示其地平天成的功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内外，没有不蒙受其恩赐的。以前的儒者认为嵎夷、莱夷、和夷是地名，淮夷是水名，防是狄人的名号。只有将防夷视为狄人的名号，而将那些称为水名、地名的，都不说成是夷狄之地。这是不对的。就像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境内也无不有夷狄部族居住，如扬、拒、泉、皋、陆浑的戎人，居住在伊水与洛水之间；羌戎、皋落氏居住在晋国绛地之间，这类情况很多，怎么能指认为地名、水名而不认为是夷狄之地呢？“潍淄其道”。查考《地理志》说：“潍水发源于琅琊郡箕屋山，向北流到都昌县注入大海；淄水发源于泰山郡莱芜县山麓，向东北流到千乘郡、博昌县注入大海。”所谓“其道”，就是让它们恢复原来的河道。这个州虽然靠近海边，但并不处在众多河流冲击的要冲。因为黄河、济水的下游由兖州承受，淮河的下游由徐州承受，汉水的下游由扬州承受。所以这个州所施行的治水工程，只需让潍水、淄水顺着它们的河道流入大海，功业就完成了。大概这个州的治水功绩比起其他各州来说是最为省力的。

译那里的土壤是白色且松软的，海边广阔而多盐碱地。那里的田地属于上等中的下等，赋税属于中等中的上等。那里进贡的物品有盐和细葛布，海里的物产种类繁多。

这个州的土壤有两种，平地上的土颜色白且性质松软，至于海边的土则满眼都是盐碱地。斥，就是咸的意思，可以煮来制盐。东方称之为斥，西方称之为卤。齐国的管仲利用鱼盐的轻重权术来使齐国富裕，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广阔的盐碱地。那里的田地属于上等中的下等，即第三等。那里的赋税属于中等中的上等，即第四等。那里进贡盐和细葛布，盐就是广阔盐碱地所产出的，细葛布是细葛织成的布。海里的物产，指可以食用的水族，比如蛤蜊、螺蛳、蚳等。至于“惟错”二字，先儒将其连在“海物”之下，认为“惟错”不是单一的一种，这种说法不对。既然称为海物而没有指明具体名称，本来就指不止一种了，又何必在下面加上“惟错”二字呢？我私下认为，这里的“盐”、“细葛布”、“海物”、“惟错”与扬州的“象牙”、“皮革”、“羽毛”、“惟木”文势正好相同，木头既然单独是一样物品，那么这里的“错”字也应该单独是一样物品。大概就像豫州所说的“锡贡磬错”，是指治玉的石料。

岱山山谷出产的丝、麻、铅、松和怪石。

大凡九州的贡品，凡是写在“厥贡”之下的，是这个州所出产的，都可以用来充作贡品。如果这个州所出产的，有特别美好的物品，那么一定要指明它所出产的地方来加以区别。就像这个州的岱山山谷出产的丝、麻、铅、松、怪石，徐州的峄山南面出产的桐木，泗水边出产的浮磬，荆州的箘簵楛这三种木材作为贡品，都是这样。畎，就是山谷，意思是岱山的山谷出产这丝、麻、铅、松、怪石五种物品，比其他地方出产的最为美好，所以作为贡品。看大禹制定贡赋，是为了给后世留下法则，不是供食用和器用的物品不作为贡品。丝、麻、铅、松都是适用的物品，没有什么可疑的。至于怪石，确实有可疑之处，我私下猜想，当时制定礼仪制作音乐，需要用它来装饰器物，在道理上有不可缺少的，并不是想要这种无用的物品来满足游玩的喜好。舜制作漆器，禹雕刻砧板，劝谏的人有好几个。器和砧板本来都是适用的物品，只是因为漆饰和雕刻，有引发后世奢侈风气的苗头，所以劝谏的人不止一个。如果制度之中有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的，那么劝谏的人恐怕会更多了。舜和禹一定不会这样做。

莱地的夷人从事放牧。

颜师古说：“莱夷，是莱山的夷狄。”查考《史记·齐世家》：“太公向东就国，莱侯来攻打，与他争夺营邱。营邱靠近莱地，莱人是夷人。”《左传》记载夹谷会盟时，莱人想用武力劫持鲁侯，孔子说：“两国君主结好，而边远夷狄的俘虏用武力扰乱他们。”这莱夷是夷狄，毫无疑问了。先儒只把它当作地名，是不对的。“作牧”，就是可以放牧。大概夷人以畜牧为业，以射猎为娱乐，所以顺着他们的习俗来说。

他们的筐里装着檿丝。

苏氏说：“莱夷从事放牧，然后才有这个，所以在‘作牧’之下说‘厥篚’。考察其文势，用‘莱夷作牧’一句插在贡品和筐之间，意思或许是这样。”檿丝，说法不同。孔氏说：“檿，是桑蚕丝中用于琴瑟的。”苏氏说：“《尔雅》说檿桑，是山桑。只有东莱有这种丝，用来织成缯，坚韧异常。莱人称之为山茧。”陈博士说：“檿丝出自桑丝，不能织布，让莱夷进贡他们无用的物品，那么他们接受它就没有伤害。”这几种说法不同，根据经文只说“厥篚檿丝”，各种说法都是凭意思推测，不能确定哪一说为定论。

顺着汶水航行到达济水。

《地理志》说：汶水发源于泰山莱芜县的原山，向西南流入济水，就是下文所说的“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向东到达菏水，又向东北在汶水处设防”的意思。是说这个州想要到达帝都，应当顺着汶水航行到达济水，然后顺着济水到达黄河。

大海、泰山到淮河之间是徐州。

大海、泰山到淮河之间是徐州，意思是东到大海，北到泰山，南到淮河，这是徐州的边界。大概它的北境与青州相接，是以泰山为界；南境与扬州相接，是以淮河为界。《禹贡》冀州不说明疆界，通过其余州所到达的地方来考察，就知道冀州在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大概这篇所载就是这样，道理最为有法度。它的言辞不费事，概括无遗漏，不只是冀州如此，冀州之外的八州，也有其山川所到达的地方，不逐州说明，而见于其他州的记载。一个大州的境界，必定有四面所到达的地方，现在所载的，只提到其山川的两个边界，那么它所不载的，也互相见于邻州之间。比如“荆及衡阳惟荆州”，只提到其南北两个边界，而没有提到东西，这在于读者，通过九州的境界来参考，然后可以推知四面所到达的地方，所以兖、青、扬、荆、豫、梁、雍都只记载其两个面的疆界，而这里实际上不费言辞。至于徐州，则记载三面所到达的地方，与各州不同，这又是言辞不得不如此。如果说海岱，则容易与青州混淆；如果说淮海，则容易与扬州混淆，所以必须说“海岱及淮”，然后可以区别其为徐州的边界。然而徐州虽然说了三面所到达的地方，但其四境仍然互相见于其他州。查考《尔雅》说：“济水以东称为徐州”，这是徐州的西境，也是水流所经过的地方。虽然没有说济水，但济水在徐州东边，大概可以

译得以考证。如果不是他擅长记述，怎么能像这样呢？《禹贡》这本书，因此成为历代地理学家公认的定论。

译淮河、沂河治理好了，蒙山、羽山种植了树木。

这就是下文所说疏导淮河从桐柏山以下，是正确的。大概它们的源头在荆州，到了扬州之间，水流才开始变大，能够泛滥造成祸患，尤其在徐州，所以这里这样说。查《地理志》说：“沂水发源于泰山盖县的临乐子山，向南流到下伾注入泗水。”然而徐州以沂命名的水很多。郦道元说：“沂水发源于尼邱山西北，经过鲁国的云门、曾防，所谓‘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吹风’的，就是这条水。”又有武水发源于泰山武阳的冠石山，世人称为小沂水。还有一条水发源于黄〇山，也叫小沂水。许慎说：“沂水发源于东海费县东边，”那么徐州以沂命名的水确实很多。这里所说的沂，大概是指盖县发源、注入泗水的那条沂水。下文说：“疏导淮河从桐柏山，向东在泗水、沂水处设防，向东流入大海。”大概沂水注入泗水，泗水注入淮河，它们的源头和归宿互相连通，所以把这两条水一起说。所谓“乂”，是说这两条水都已经治理好了。《蒙羽》《地理志》说：“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就是《论语》所说的先王把它作为东蒙主的地方。”《诗经》说：“完全拥有〇蒙，羽山在东海祝其县南。”是说这两座山已经可以种植树木了。

大野泽已经蓄水，东原已经平整。

大野，是《尔雅》十薮中所说：“鲁国有大野，大概就是这个州的沼泽所在。”《地理志》：“大野泽在山阳，距离野县北边，钜野，就是大野。”已经蓄水，水停聚的地方叫猪，大野的沼泽。以前泛滥，现在则蓄水成为沼泽。东平郡的地域，大概是东原。底平，是说经过治理而土地平整已经可以耕种。曾氏说：“淮河、沂河治理好了，蒙山、羽山种植了树木。大野泽已经蓄水，东原已经平整。”那么水的流动与静止，以及土地的险峻与平坦，没有不看到的。大概“淮河、沂河治理好了”，是水的流动；“大野泽已经蓄水”，是水的静止；“蒙山、羽山种植了树木”，是土地的险峻；“东原已经平整”，是土地的平坦。流动的、静止的、险峻的、平坦的，没有不记载的，那么这个州洪水平息，大概可以看到了。

那里的土壤是红色黏土和疏松土，草木逐渐茂盛丛生。

这个州的土壤，按颜色区分，则是红色；按性质区分，则有疏松、黏土两种。曾氏说：“《周礼》有抟埴的工匠，老子揉和黏土制作器皿，只有土壤细腻，所以可以抟、可以揉。”坟，是说土壤肥沃脉络隆起，逐渐生长；包，是说草木丛生。徐州的土地，承受淮河的下游，地势低洼积水已经很严重，草木不能茂盛生长，已经很久了。现在洪水已经平息，以至于草木逐渐生长、丛生，所以值得记载。

那里的田地是上等中的中等，那里的赋税是中等中的中等，那里的贡品是五色土。

那里的田地是上等中的中等，田地等级第二。那里的赋税是中等中的中等，赋税等级第五。那里的贡品是五色土。《韩诗外传》说：“天子的社坛宽五丈，东方青色，南方红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面覆盖黄土。将要分封诸侯，各自取他们方位颜色的土，用白茅包裹作为社坛。大概天子建立社坛，一定使用五色土，而徐州的土壤具备这五种颜色，所以让进贡它。”前面说红色黏土和疏松土，这里又说兼有五色，大概这个州的土壤，大体红色最多，青、黄、白、黑仅有而已。

羽山山谷的夏翟，峄山南面的孤桐，泗水边的浮磬。

夏翟、孤桐、浮磬，虽然是徐州进贡的物品，不是说徐州出产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充作这些贡品。然而它所出产的一定有极美的地方，所谓羽山山谷、峄山南面、泗水边，都是出产极美物品的地方。羽就是蒙羽，种植树木的羽，羽山山谷，羽山的山谷，就像说岱山山谷一样。夏翟，是野鸡。《周礼》天官夏采，郑氏注说：“夏翟是羽毛。”《禹贡》徐州进贡这种夏翟的羽毛，有虞氏用它做帽带，后世有时没有原因地染鸟羽蒙在上面使用。又染人秋染夏，郑氏注说：“染夏，是染五种颜色。”由此知道夏翟，是具备五种颜色的野鸡。《周官司常》说：“完整的羽毛做旞，分开的羽毛做旌。”所以孔氏认为夏翟羽毛中旌旗的装饰。然而古代车马服饰器用用野鸡做装饰的很多，不只是旌旗。峄阳，是峄山的南面。《地理志》说：“东海下邳县西边有葛峄山。”古文认为峄阳，就是《诗经》所说的“保有凫绎”一样。孤桐，是单独生长的桐树，可以制作琴瑟。《诗经》说：“梧桐生长了，在那朝阳的地方。”大概桐树生长在向阳的地方为好，一定要用孤桐，就像说孤竹的管一样。陆农师说：“梧桐习性喜欢湿地，不生长在冈上。”引用《毛诗传》说：“梧桐不生长在高冈，太平之后才生长在朝阳处。”由此看来，那么梧桐生长在山的南面最为难得，那单独生长的又是难得的物品。泗滨，是泗水旁边。浮磬，是说石头的浮在水上可以做磬。唐孔氏说：“石头生长在水边，水中看见石头，好像石头在水上漂浮一样。”周希圣说：“浮是超过的意思，与名浮于实的浮相同。”虽然泗水边的石头，那高出水面的可以做磬。根据这两种说法，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石头不是漂浮物，所以这样说。总之不一定要浮在水上然后才叫浮磬作为乐器，

译一定要聚集那些石头中最轻的，然后它的声音才会清亮悠扬且长久，但因为轻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浮”。不称“浮石”而称“浮磬”，曽氏说：“制成磬之后才进贡。”

译淮夷进献的蠙珠和鱼

汉代孔氏认为“淮夷”是两个水名，唐代孔氏说：“淮就是四渎中的淮水，夷大概是一条小水，后来干涸了，不再有其处所。”王肃也赞同这个说法。郑氏认为淮水之上的夷民进献珠子和鱼，应当采纳郑氏的说法。查考《诗经》说：“远在那淮夷，来进献珍宝。”由此可见“淮夷”不能是水名。蠙珠，蠙就是蚌的别名，说的是淮水之滨的夷民，在洪水平定之后，进献蠙珠和鱼这两样物品，就像《诗经》所说的“来进献珍宝”一样。

他们的竹筐里装着〇、纎、缟

汉代孔氏说：“〇是黑色丝绸，缟是白色丝绸，纎是细的意思。”这个说法不如颜师古的说法，颜师古说：“〇，是黑色丝绸；纎，是细丝绸；缟，是鲜支。”也就是现在的生绢，说的是进献黑色细丝绸和鲜支。曾氏的说法尤为详细明白。曾氏说：“〇，红色中带有黑色。用它做衮服，是用来祭祀的；用它做端服，是用来斋戒的；用它做冠，人们戴在头上作为首服。”先儒认为黑经白纬为纎，纎、缟都是去除凶丧转为吉庆的服饰。缟也用作便服。《礼记》说：“到了周年举行大祥祭，穿素缟麻衣；中间一个月举行禫祭，禫祭后穿纎。”由此可知纎、缟，都是去除凶丧转为吉庆的服饰。《礼记》又说：“有虞氏穿缟衣来养老。”由此可知缟又用来做便服。徐州进献的竹筐里，有〇、纎、缟，共三样物品。解释者认为〇、缟是两样物品，把纎当作细，这是错误的。这个说法又很详尽。

浮舟于淮河、泗水，直达黄河

大概是说泛舟于淮河、泗水以到达帝都。淮河、泗水通达黄河的路线有两条，孔氏都没有解说。苏氏考证历代事迹来证明这句话，最为详细完备。大概近代谈论汴水的人，都认为它兴起于隋朝，所以苏氏辩驳说，从淮河、泗水进入黄河，必定经过汴水。有人说隋炀帝才开始疏通汴水连接泗水，大禹时代没有这条水。查考《前汉书》记载项羽与汉王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给汉，以东给楚。文颖注说：“在荥阳下面引黄河水向东南成为鸿沟，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洛、汝、泗水合流于楚国，就是现在的官渡水。”魏武帝与袁绍在官渡相持，那是楚汉分裂的地方。大概从秦汉以来就有这条水。《禹贡》九州末尾，都记载流入黄河，唯独淮河、泗水不能流入黄河，帝都所在，按理不应该这样。大概大禹开凿这条水道以沟通它们，后来有的叫鸿沟，有的叫官渡，有的叫汴水，上下百里之间，不能确切知道。但是引黄河水注入淮河、泗水。所以王濬伐吴，杜预写信给他：“您既然摧毁了他们的西面屏障，应当直接攻取秣陵，从长江进入淮河，越过泗水、汴水，逆流黄河而上，整顿军队返回都城，这也是旷世罕有的大事。”王濬水军的盛况，古今绝伦，而从汴河班师，那么汴水的大小，应当不少于现在，又足以说明秦汉魏晋都有这条水道，不是炀帝开创的。苏氏的话，足以补充先儒的缺漏，而纠正后世的错误。

淮河、东海之间是扬州

北至淮河、南到海边是扬州的边界。扬州的边界南抵大海，那么后世闽广数十州的地方，都包含在《禹贡》的分区里了。《益稷》说：“辅佐成就五服直到五千里，外至四海，都设立五长。”大概把这五千里的地方分为五服。从甸服到绥服，每面一千五百里，两面相距三千里，这是九州之内。绥服之外，每方一千里，这是要荒之服，在九州之外。大概大禹的五服以三千里内外作为华夏与夷狄的界限。然而拿扬州来考察，确实有可疑之处。《禹贡》甸服在王畿之内，王畿南界到黄河，从黄河到长江一千里，那么侯服、绥服的数量已经用尽了。从长江以南，还是扬州的边界，那么要服、荒服应当在九州之内。然而东河到东海一千里，从西河到流沙一千里，那么要荒之服又不能在九州之内。这个说法求之于经典，矛盾不合，应当存疑以待明白的人。

彭蠡泽水已蓄积

彭蠡在豫章彭蠡县东，大概是江汉汇合之处。下文说汉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泽。长江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迂回向北汇合于彭蠡，那么彭蠡泽，大概是江汉汇合的地方。它的延绵广阔，三苗之国，左边是洞庭湖，右边是彭蠡泽，就是这个泽。既猪，水已经蓄积在这里，不再泛滥成为百姓的祸害。

阳鸟在此栖息

汉代孔氏说：追随阳光的鸟，鸿雁之类就是。冬天来栖息在这个泽中。曾氏说：离开阴冷趋向温暖，叫做阳鸟，雁就是。冬至时太阳在北，到了春天雁向北飞；夏至时太阳在南，到了秋天雁向南飞。雁栖息的地方，随着太阳所在，所以叫阳鸟。陆农师引用扬雄《法言》：“能去能来的，是朱鸟。”雁一名朱鸟，燕一名〇鸟。〇鸟在春分来，朱鸟在春分去。《淮南子》说：“燕雁交替飞翔，说的就是这个。”考察几种说法，那么阳鸟指雁就很明白了。阳鸟攸居，是说鸿雁来栖息在彭蠡泽中。诸儒的说法都相同，但我对此有怀疑。

译看这篇所记载的治水详情，列在九州之下，无论是山、泽、川、陵，还是平陆、原隰，没有不是地名的。这一州上面说“彭蠡既猪”，下面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都是地名，却唯独在这三句之间说“阳鸟攸居”，不仅文势不相称，而且考察九州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大雁向南飞翔，是它的天性，不得不如此，难道洪水没有平定就不向南飞翔了吗？古代的地名取之于鸟兽名字的，像虎牢、犬邱之类很多。《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如死鸟”，杜预解释说：“死鸟，是卫国地名。”由此看来，怎么知道阳鸟就不是地名呢？郑国有鸣雁，在陈留雍邱县；汉朝北边有雁门，人们都以大雁所居之地命名。阳鸟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雁向南飞翔时所居之地的地名，所以取它作为地名。“攸居”的意思是，水退去后那片土地可以居住。然而年代久远，地名的详细情况也无从考证。虽然确实怀疑是这样，但也未敢断定必然如此。

译三江已经流入。

汉代的孔安国说：三江已经流入，确定就是震泽。唐代的孔颖达说：长江从彭蠡分为三条，又共同流入震泽；从震泽再次分为三条，才流入大海。苏轼驳斥这种说法，认为孔安国未曾南游，只是根据经文意思推测罢了。不知道三江距离震泽非常遥远，绝对没有流入的道理；而且震泽的大小也绝对不足以容纳三江。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苏轼的说法是：三江的流入，古今都不明白。根据我所见到的考察，从豫章向下流入彭蠡再向东入海的是南江；从蜀地岷山到九江，经过彭蠡流入大海的是中江；从嶓冢引导漾水向东流为汉水，汇聚于彭蠡流入大海的是北江。这三条江在彭蠡以上是两条，在夏口以上是三条。汉水在夏口与长江汇合，与来自豫章的江水都汇聚于彭蠡，那么三江就合为一条；到了秣陵、京口流入大海，就不再分三条了。然而《禹贡》仍然有“三江”的名称，说北江、中江，是以味道来区别的。苏轼大概是根据他所见到的现在的江流，从彭蠡以下只有一条江，所以认为《禹贡》中的中江、北江是以味道来区别的。郑樵说：水流入水，水流缓的几步之内，水流急的不到半步之内，就浑浊混合成为一体，怎么能汉水从大别山与长江合流到九江，还能分辨出这是汉水呢？由此知道苏轼以味道区别的说法是不可采纳的。根据经文说向东流的是北江，向东流的是中江，那么在禹的时代彭蠡以下有这两条江，是必然的。苏轼只是看到现在的江流合而为一，就提出了以味道区别的说法。大概孔安国未曾南游，所以被未见的事物所蒙蔽，只是顺着经文来解释。苏轼亲眼见到江水，所以被所见的事物所蒙蔽，迁就经文来解释。一个被所见的事物蒙蔽，一个被未见的事物蒙蔽，他们的错误是一样的。苏轼的说法虽然有错误，但是认为三江有中江、南江、北江，那么他的说法是可以采纳的。因为经文既然有北江、中江，就一定有南江，就像既然有南河、西河，就一定有东河一样。颜师古注释《汉书·地理志》也说：三江是指中江、南江、北江。颜师古这种说法一定是有所依据才说的。大概用这种说法来解释三江，虽然没有见到南江源头和归宿的所在，但对于经文还是有所依据的。像郭璞认为岷江、浙江、松江；韦昭认为松江、浙江、浦阳江；王安石认为一条江从义兴，一条江从毗陵，一条江从吴县。这些说法都是根据他们所见的江流来说的，不是禹时的旧迹。郦道元说：“东南地势低洼，万流汇聚，波涛泛滥，冲击地面形成河流。所以旧的河道，难以作为依据。大概禹时的旧迹，下游经历年代久远，被淹没的，随着时代变更，不能再考察。三江的说法，虽然根据经文考察，知道一定有南江，但是不能确定它的位置，像苏轼所说的那样。”

震泽已经安定。

各州所叙述治水的曲折情况，都是列举一州的水在其下，不一定以文势相连，如下文导岍山及岐山，导弱水而下等。而先儒却有这种偏见，如兖州说雷夏已经成为沼泽，然而考察其源头和归宿所注入的灉水、沮水，实际上并没有经过雷夏；三江实际上也没有流入震泽。然而经文说三江已经流入，而震泽已经安定，苏轼说：“水没有治理的时候，东南都是海，哪里还有吴越呢？等到彭蠡已经蓄水，三江流入大海，那么吴越才开始有可以居住的土壤，而水所聚集的地方只有震泽而已。”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韦昭注释《国语》说：“太湖就是五湖，《尚书》称为震泽，《尔雅》称为具区，方圆五百里。”众儒的话大多与此相同。大概太湖、五湖、震泽、具区，名称虽然不同，实际上是一样的。而《周礼·职方氏》说：“扬州的沼泽叫具区，浸水叫五湖。”那么具区、五湖又似乎不能合而为一。唐代的孔颖达认为扬州浸水和沼泽同处，论其水称为浸，指其沼泽称为薮，这也是顺着经文来解释，也未必有所依据。

篠竹和簜竹已经遍布，那里的草长得茂盛，那里的树木长得高大。

郭璞说：“竹的别名，小的竹叫篠，大的竹叫簜。扬州有竹箭的资源，所以在洪水平定之后，大小竹子都能遍布生长。”那里的草长得茂盛，小，长曰天乔，高。兖、徐、扬三州都提到草木，兖州的繇条，徐州的渐包，扬州的夭乔，都是说草木茂盛，只是史官变换了文字罢了。即使是王安石喜欢穿凿附会，也不能曲解来解释。

那里的土壤是涂泥，那里的田地是最下等的，那里的赋税是下上上错。

孔安国说：涂泥是水泉潮湿。颜师古说：洳，潮湿。大概东南之地，最为低洼潮湿，所以如此。近世有人说：西北的士大夫，魏晋以前，没有患脚气、重腿的。江左以来，多有此病，因为江左低洼潮湿的缘故。那里的田地是最下等的，那里的赋税是下上上错，扬州的田地，比起九州，最为下品。如赋出第七，杂出于第六。颜师古说：错出诸品，既说上错，那么就是有所定，而说非错出诸品。田地最为下品，而其赋税却出于第七，或出于第六，是人工修治的缘故。秦观说：现在所谓的沃壤，没有比吴越、闽蜀更肥沃的了，一

译每亩的收成，比其他州往往高出数倍。那吴越、闽蜀地区，是古代扬州、梁州的土地。查考《禹贡》，扬州的田地列为第九等，梁州的田地列为第七等，这说明这两个州的田地在九个等级中，等级最为低下，却以九州中肥沃的土地著称，这是因为吴越、闽蜀地区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施肥和灌溉的功夫做到了极致。凭借第九等、第七等的田地，施肥和灌溉的功夫做到了极致，尚且能使收成翻倍于其他州，何况那些等级更高的田地呢？

译该地进贡的物品只有金、银、铜三种，以及瑶、琨、篠、簜、齿、革、羽毛和木材。

所谓“三品”，指的是金、银、铜。郑玄认为铜有三种颜色，这是错误的。关于瑶、琨、篠、簜，曾氏说：“《周礼》太宰的职责，祭祀先王时辅助使用玉爵；内宰的职责，王后裸献时辅助使用瑶爵。”《礼记》说：“尸饮五杯，君洗玉爵献给卿；尸饮七杯，用瑶爵献给大夫。”《诗经·公刘》说：“用什么来装它？只有玉和瑶。”由此可知，瑶是次于玉的美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琨，查考《说文解字》：“石之美者似玉”，那么琨就次于瑶，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了。篠，是小竹子，可以做箭；簜，曾氏说：“查考《仪礼》，乐人宿县时，簜在建鼓之间。”解说者认为簜属于笙箫一类。郭璞说：“竹节宽阔的叫簜。”正因为节宽阔，所以它的材质适合制作笙箫。至于齿、革、羽毛和木材，《左传》说：“鸟兽的肉不上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上器。”那么公不射猎，大概齿、革、羽毛都是鸟兽的肉，可以用来装饰器物的。孔氏认为齿是象牙，革是犀皮，羽是鸟羽，毛是旄牛尾，也不必如此拘泥限定。木材，大概是能做器用的木材，也不必特指楩、柟、豫、樟。是说凡是该州进贡的木材都出自这里。总之，楩、柟、豫、樟大概是木材中最美的，所以先儒以此来说明。

防夷卉服，厥篚织贝。

防夷，是南海的防夷。卉服，是葛越。唐孔颖达说：“南方的布名，用葛制成。”左思《三都赋》说：“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唐孔颖达认为防夷皮服是防夷人自己穿皮服，不是进贡的物品。这里说卉服也不是进贡的物品，这就不如郑玄的说法了。郑玄说：“该州地势低湿，所以穿草服，进贡这种衣服用来供给天子官员使用。”查考这段文字位于“厥贡”之下，“厥篚”之上，那么它是防夷的贡品，卉服是明显的。既然衣服是贡品，那么与冀州的皮服就可以类推而知了。“厥篚织贝”，孔氏说：“织是细纻，贝是水物。”唐孔颖达说：“鱼有〇贝、贻贝、余貾、黄白文、余泉、白黄文。”应当进贡这些有花纹的贝，用来装饰器物。查考荆州说“厥篚〇纁玑组”，玑是不圆的珠子。古代用珠贝作为货币，珠既入篚，那么贝也可以入篚。然而把织当作一物，贝当作一物，那么“织”这个字就没有归属了。经文只说“织”，怎么知道它是细纻呢？郑玄说：“贝锦的名字。《诗经》说：‘萋兮菲兮，成是贝锦。’凡是织造，先染丝然后织，花纹就形成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苏氏说：“南海防夷织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绵之类，也是一种说法。”而其下文又说：“其文斑斓如贝，也以‘成是贝锦’为证。”然而现在的吉贝、木绵没有所谓斑斓如贝的，这种说法也不敢采纳。

厥包橘柚，锡贡；防于江海，达于淮泗。

小的叫橘，大的叫柚。颜师古注《汉书·志》说：“柚像橘但更大，味道〇酸。橘柚都不耐寒，所以包裹起来进贡。”锡贡，是等待天子的赏赐命令后才进贡，不像“厥贡惟金三品，齿革羽毛，惟木”那样，作为该州每年的常贡。苏氏说：“橘柚作为常贡，就会劳民害物，像汉永平、唐天宝荔枝之害一样。”这种说法很好。郑玄说：“锡是用来柔化金属的，该州有锡就进贡，没有就不进贡。”查考扬州其利在于金锡，那么该州进贡锡也有道理。根据这段文字与荆州九江纳锡大〇、豫州锡贡磬错的文字，都夹杂在贡篚之间。如果认为是进贡锡，就不符合事辞的顺序，所以应当采纳孔氏的说法。顺流而下叫防，大概是从江进入海，从海进入淮，从淮进入泗，然后由淮泗到达黄河。大禹之时，江还没有入淮的通道，从扬州进入帝都，就必须由江进入海，然后进入淮泗。直到吴王夫差掘沟通水，与晋在黄池会盟，然后江淮才相通。如果是大禹之时，就没有这条通道。而孟子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这大概是误指吴王夫差所通的水，以为是大禹的痕迹，其实不是。如果大禹时江已经与淮相通，那么何必从江进入海，从海进入淮，如此迂回呢？查考五代闽王审知，因为杨行密保有江淮，每年派遣使者泛海，由登莱朝贡于王。既然淮不通，就必须泛海由登莱，然后才能到达内治。由此推断，那么扬州到达帝都，由江入海，然后由海入淮泗。大禹之时，江不通淮，是明显的。孟子生于周末，距离大禹的时代不算太远，却还误指当时所见的水以为是大禹的痕迹。从孟子以来，至今数千年了，大禹的旧迹磨灭的也已经很多了。而世上的儒者却想用今天所见的水来配合《禹贡》的书，岂不是犹胶柱而调

译瑟者哉？

荆州以及衡阳一带都属于荆州，长江和汉水像诸侯朝见天子一样流向大海。

译《禹贡》中有两座荆山，导岍山及岐山，到达荆山，孔氏说在雍州；导嶓冢山到达荆山，孔氏说在荆州。只有这两座山都叫荆，所以班固有两种说法：说南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这就是荆州的荆山；说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这就是雍州的荆山。因为这两座荆山名称混淆，苏氏说从南条荆山到衡山南面为荆州，从北条荆山到黄河为豫州，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荆州所说的荆，是南荆；豫州所说的荆，是北荆。虽然用这两座山来分配两个州，然而用《地理志》来考证，其实不是这样。这座荆山与黄河相距不远，如果把荆州当作北荆的荆，那么豫州的边界不应该如此狭窄。曾氏说：临沮的荆山，它的北面属于豫州，南面属于荆州，这种说法是对的。大概荆与豫的划分，也就像泰山划分青州和徐州一样。《禹贡》说“荆及衡阳惟荆州”，孔氏说：北面依靠荆山，南面到达衡山南面。说南面到达衡山南面，大概因为衡山是大山，它的南面没有再有名山大川可以作为标志，所以说南面到达衡山南面。然而说北面依靠荆山则不可以，先儒认为“据”都是跨越的意思。如果兖州说东南跨越济水，是越过济水向东南；青州说东北跨越海，是越过海向东北。这个州与豫州以荆山为界，荆山北面就是豫州，怎么能跨越它呢？所以说北面靠近荆山可以说，说依靠则不可以。江汉朝宗于海，江汉两条水发源于荆州，而它们入海大概在扬州。当大禹的功业尚未施用于扬州下游时，既然没有入海的通道，而江汉的源头发于梁州，其水势湍急迅猛，无处发泄，而荆州确实遭受其害。所以虽然源头和流程不在这个州境内，但必须让江汉朝宗于海，然后荆州的百姓才能免于水灾的祸患，所以在这个州提及它。依据江汉越过荆州而来，那么必然进入扬州的边界，从扬州然后注入大海。现在在这个州突然说江汉朝宗于海，孟子说：“大禹治水，以四海为沟壑；白圭以邻国为沟壑。”那大禹治理荆州的水，想让荆州的百姓免于江汉的祸患，却把它决口引向扬州，这就是以邻国为沟壑了。只有施工程，顺着引导江汉的水在荆州，但必须让它朝宗于海，而扬州的百姓也免于水灾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以四海为沟壑。朝宗，是诸侯拜见天子的名称。江汉汇合，归于大海，也就像诸侯合起来拜见天子一样。所以说“宗”。《诗经》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也是这个意思。郑氏说：“荆楚之地，国家有道则后服从，国家无道则先强盛。所以记载水的意义，以彰显人臣的礼节。”这则是过分的议论。

九江孔殷

孔氏说江在这个州界分为九条水道，《地理志》说江从浔阳分为九条水道向东汇合为大江，《浔阳记》有九江的名称，一叫乌江，二叫蜯江，三叫乌白江，四叫嘉靡江，五叫畎江，六叫源江，七叫廪江，八叫提江，九叫箘江。根据这几种说法，都说江水到这里分而为九。曾氏则说不然，说《禹贡》说导黄河说东过洛水入河口，北过降水，大概洛水、降水流入黄河，黄河只是经过它们而已；导漾水说经过三澨，导渭水说经过漆水、沮水，也是这样。大概大水接受小水叫做“过”，两条水相汇合大小相当叫做“会”。江汇合于汇叫做“会”，是因为彭蠡所蓄积的两条水别为南江的缘故；江汇合九江叫做“过”，是因为辨别其源头有九条，则小于江的缘故。如果江分为九条水道，那么经文在荆州应当说九江已经导通，不应说孔殷；在导江时应当说播为九江，不应说过九江。这种说法是对的。曾氏这种说法既然好，然而说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湘水、资水都汇合洞庭湖，向东流入江，以此作为九江，则牵强附会，没有考据，不可采纳。总之，九江的名称与其地方，时代久远，不可强行贯通，然而各自别源而下流入江，这可以意会。郑氏说九江从山溪所出，必有依据，但把孔殷解释为很多，似乎失去了本义。这虽然不说其名称和地方，根据这孔殷应当从孔氏的说法，孔氏说非常得地势的中正。

沱潜既道

苏氏说：“南郡枝江县有沱水，尾流入江；华容县有夏水，头出江，尾流入沔。这是荆州的沱潜。蜀郡郫县江沱及汉中安阳都有沱水、潜水，尾流入江汉，这是梁州的沱潜。”孔安国说：“沱潜发源于梁州，流入荆州。”孔颖达说：“虽然在梁州合流，还从荆州分出，就像济水入河，还从河出一样。”用孔安国、孔颖达的话来考证，那么“味别”的说法，古人大概知道了。梁州荆州相距数千里，不通过味道区别，怎么知道它合而又出呢？大概这个荆州、梁州都说沱潜，已经导通，所以两位孔氏有合流复出的说法，而苏氏于是以“味别”的说法为可信。荆之于梁，相距遥远，而沱潜之水既合于江汉，流数千里而复出，还可以用味道来区别，必然没有这种道理。以我所见，依据《尔雅》说：“水从江流出而成为沱，从

译汉朝时，水流出而称为“濳”。凡是发源于长江和汉水的水流，都有这个名称。发源于荆州的，是荆州的沱濳；发源于梁州的，是梁州的沱濳。总之，它们都是从长江和汉水分流而出的，不必有汇合后水流味道不同的说法。“既道”的意思是，说沱濳的水流已经恢复了它们原来的河道。

译云梦泽可以开垦治理。

《周礼·职方氏》记载荆州的沼泽名叫云梦。云梦泽方圆八九百里，其沼泽跨越长江南北。查考《水经》《地理志》等书，都说云梦在华容县。然而这个沼泽非常广阔，随地得名，不仅仅限于华容县。孔颖达认为该沼泽中有平坦的土地和丘陵水域，可以开垦为耕作田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根据经文在“云梦”之间插入一个“土”字，如果依照先儒的说法，经文就不通顺了。应当采纳王肃的说法：“云梦的土地显露出来罢了，梦的土地则不仅仅是土地显露，还有草木生长，人们加以治理开垦。”大概云梦虽然是沼泽的总称，分开来说则是两个沼泽，合起来说则是一个沼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楚子渡过睢水，渡过长江，进入云中。昭公三年记载，楚子与郑伯在江南的梦泽打猎，这说明云梦是两个沼泽。王肃说“云梦者”，是说这两个云梦泽，地势有高有低。云泽的土地显露，梦泽则可以开垦治理。然而《史记》《汉书·地理志》又都写作“云梦土”，如果确实写作“云梦土”，那就应当采纳孔颖达的说法了。这两种说法难以裁定，暂且并存。

那里的土壤是黏土，那里的田地是下中等，那里的赋税是上下等。

那里的土壤是黏土，是说这个州低洼潮湿，也与扬州相同。那里的田地是下中等，田地等级排第八。那里的赋税是上下等，赋税等级排第三。是说这个州的土壤虽然与扬州的黏土相同，但地势稍高，所以田地比扬州高一个等级。大概荆州土地，农民众多，施肥灌溉的功夫更加周到，所以能用下中等的田地产出上下等的赋税。

那里的贡品有羽毛、象牙、皮革，只有金三品。

荆州出产的物品，大体与扬州相同。扬州的贡品只有金三品、象牙、皮革、羽毛；还有木材。而荆州的贡品有羽毛、象牙、皮革，只有金三品。然而扬州先说金三品，而此州先说羽毛象牙皮革；扬州先说象牙皮革，而此州先说羽毛。孔颖达认为是以优质的为先，薛氏认为是以数量多的为先。这两种说法都讲得通。查考《职方氏》：扬州的物产利在于金锡，荆州的物产利在于象牙皮革。那么荆、扬两州所产的优劣，大概可以知道了。

杶木、榦木、栝木、柏木、砺石、砥石、砮石、丹砂。

颜师古说：“杶木像樗树但果实坚实。”汉孔颖达说：“柏叶松身叫栝杶。”栝、柏是三种木名。榦可以做弓杆，孔颖达认为是柘木，也不必如此拘泥。总之，凡是能做弓杆的木材都是。曾氏说：“扬州贡木，不说名字，所贡的木材不可胜数。此州说杶、榦、栝、柏，所贡的仅限于此。”这种说法是对的。砺、砥、砮、丹，《山海经》说：“荆山之首，从景山到琴鼓之山，共二十三座山，而防山多砺石砥石。”大概是荆州所出产的。砺、砥都是磨刀石，砥以细密为名，砺以粗粝为称。砮，是用来做箭镞的。肃慎氏进贡楛木箭石砮，砮大概是能做箭镞的石料。丹，唐孔颖达认为是丹砂，王子雍认为是可以做染料的丹，这两种说法都讲得通。

只有箘簵、楛木。

郑玄说：“箘簵，是防风草。箘簵，是竹名；楛，是木名。”颜师古说：“都可以做箭。”曾氏的说法也是如此。曾氏说：“董安于治理晋阳时，公府的墙都用荻、蒿、苫、楚编成，高一丈多。赵襄子发射箭矢测试，其坚固程度连箘簵都不能超过。”由此说来，箘簵是坚硬的竹子，其材料适合做箭杆。楛木箭，肃慎氏常进贡，那么楛木的梢部也适合做箭杆。大概箘簵、楛木都是箭杆的好材料。这种说法与颜师古相同，而孔颖达只认为楛木是做箭杆的，说法未尽全面。

三邦进贡，其名曰包匦菁茅。

汉孔颖达说：三样物品都出产于云梦泽，靠近沼泽的三国，常进贡这些物品，其名天下称善。箘簵楛木出产于三邦，是因为有名所以进贡。三邦之地，经文没有明文，难以考据。查考《考工记》：材料美好的，有妢胡的箭杆。郑玄注说：胡子之国在楚国旁边，意者即是三邦的故地吗？苏氏说：杶榦栝柏砺砥砮丹与箘簵楛，都是重物。荆州离冀州最远，而长江没有直达黄河的道路，难以必然送达重物，故此邦的贡品不以大小，只进贡其名数而准其物，容易轻便地送达京师。这种说法不对。所谓因地制宜进贡，都是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缺少的，所以使其按照本岁所输之赋而进贡于京师。如果说当贡之物准其名数容易轻便地送达京师，正不是进贡的本意。苏氏以此作为底贡厥名的说法，比起先儒来更为迂腐。郑玄把厥名下属包匦菁茅，尤为无义。根据扬州的贡品：金三品，瑶琨篠簜，齿革羽毛。只有木材，荆州的贡品：羽毛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箘簵楛。而《职方氏》：扬州其利，金锡竹箭；荆州其利，丹银齿革。那么这两州所出的物产，大体中原所资以为兵器之用者。晋文公对楚子说：子女玉帛，则君

译确实如此；羽毛、兽牙、皮革，都是您封地所出产的。那些波及到晋国的，都是您多余的物资。大概中原地区所出产的，都不能像这两个州那样精良，所以一定要依赖这两个州的物资来使用。由此看来，荆州和扬州的土地之所以能够富强，所依靠的就是这些罢了。所以当天下局势分裂为南北之时，占据荆州和扬州土地的人，如果能够严格做好边境的防备，牢固守住物产的来源，不让这些物资流散到中原，那么用荆州和扬州出产的物资供荆州和扬州使用，其兵器铠甲的坚固锋利，哪里是中原所能比得上的呢？

“包匦菁茅”，孔颖达把“包”单独作为一句，说“包”指的是橘柚。唐代孔颖达说：“匦”是匣子，菁茅既然已经用匣子盛放，就不是被包裹的东西，显然“包”必定有包裹的意思。查考《左传》：齐桓公责备楚国进贡的包茅没有缴纳，导致周王的祭祀无法供给，没有东西来滤酒，那么茅草有包裹的做法自古就是这样。由此可知孔颖达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郑玄说：“匦”就是缠绕结扎的意思，菁茅有毛刺，需要层层堆叠，所以既包裹又缠绕结扎，说的是先包裹再结扎。这个说法确实是对的。但如果把“匦”理解为缠绕结扎，那就不对了。“匦”是匣子。菁茅用于祭祀，既包裹又装入匣子，这是为了表示敬意。颜师古说：“包裹它的茅草，匣装它的菁草，用来进献。”也不必这样区分。孔颖达把菁茅当作两种东西，说菁用来做酸菜，茅用来滤酒。根据“菁”就是蔓菁，蔓菁到处都有，难道一定要荆州进贡吗？郑玄认为菁茅是一种东西，说是茅草中有毛刺的那种，这个说法或许是正确的。

译那筐中装有纁色、玑珠和组绶。

郑氏说：染纁色需浸染三次而成，再浸染两次黑色，就变成緅色；再浸染两次黑色，就变成缁色。〇色介于緅色与缁色之间，浸染六次的，是染〇纁色的方法。此州染〇纁色的技艺精良，所以命令进贡。玑，是指不圆的珠子。组，是绶带。这三样物品，都放入筐中进贡。

九江进贡大〇。

薛氏说：大〇是国家所守护的宝物，它的获得没有定时，不能作为常规贡品，也不能通过赏赐命令来要求进贡，只有当地偶然得到时，才进献给上级。先前的儒者也认为赏赐命令就是贡品，这与赏赐贡品有什么不同呢？薛氏的说法恰当。太史公《〇防传》说：“〇千年长满一尺二寸。”《汉书·食货志》说：“〇从冉地生长出一尺二寸。”大概长到一尺二寸才称为大〇。〇是极其灵异的生物，用来决断疑难、确定堤防，是国家守护的宝物。正因为它是灵异之物，所以不能刻意寻求而得到。不能刻意寻求而得到，如果责成它作为每年的常规贡品，那扰民就太严重了。所以只让九江之地偶然得到时，像宋王时期，豫且得到白〇那样，就进献给上级。称为纳锡，与师锡帝说“禹赏赐〇圭的锡”意思相同，是重视这件事。

浮船经过江沱、潜汉，越过洛水，到达南河。

浮船经过江沱、潜汉，是在这四条水上行船。江沱、潜汉，它们相通的首尾无法看清。越过洛水，到达南河。苏氏说：“江没有直达黄河的道路，弃船走陆路到达洛水，所以说越过洛水。”从洛水就可以到达黄河了。黄河在冀州的南面，所以叫南河。曽氏认为汉水与洛水不相通，所以说越过洛水，从洛水到达豫州的黄河，所以说到达南河。这两种说法都相合，然而苏氏说从江越过洛水，曽氏说从汉水越过洛水，这大概是有差异的。然而根据文势考察，应当采纳曽氏的说法。

尚书全解卷八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九

宋 林之竒 撰

禹贡 夏书

荆山和黄河之间是豫州。

此州的边界，西南到达荆山。荆山的南面，就是荆州。北面抵住黄河。黄河的北面，就是冀州。大概豫州在荆州的东北，冀州的南面，以荆山和黄河为界。以荆山和黄河的地域来推求，那么豫州的边界，即使历经千年，仍然可以考证。如《职方氏》、《尔雅》都从正南方向界定豫州，这只是记载了它的北境而已，记载了北境而遗漏了南境，让后世果真到哪里去考证确信呢？所以后世地理学家所记载的，只以《禹贡》为标准。如说信安、保定、瀛、冀、深、洺、磁、相西南直到黄河的地域，是《禹贡》冀州的边界；齐、青、淄、灉、密、登、莱及辽东的地域，是《禹贡》青州的边界；宿、泗、徐、州、沂、淮、阳直到海边地域，是《禹贡》徐州的边界。其他都是这样。大概只有《禹贡》的九州，才可以后世州郡这样配合来说明。如果《职方氏》、《尔雅》就不可以这样了。

伊水、洛水、瀍水、涧水都已流入黄河。

孔氏说：伊水发源于陆浑山，洛水发源于上洛山，涧水发源于沔池山，瀍水发源于河南北山。《汉书·地理志》说：伊水发源于洪农卢氏县东熊耳山，洛水发源于洪农上洛县冢岭山，瀍水发源于河南谷城县濳亭北，涧水发源于洪农新安县。郦道元《水经》说：伊水发源于笋渠山，洛水发源于灌举山，瀍水发源于谷城北山，涧水发源于白石山。这几种说法不同，根据下游水流的分支别道，遭遇历代山陵河谷的变迁，那么容有不同，但其源头所从出的地方，不容有异。如经文所载，江水发源于岷山，汉水发源于嶓冢，后世谈论江汉的源头，未曾有异说。经文导洛自熊耳，与岷山导江、嶓冢导漾，文势先后不同，那么洛水并非发源于熊耳，只是从熊耳开始疏导。《尔雅》推究这四条水的源头，所以不必寻求诸儒异同的说法。虽有异同的说法，不足信。这里说伊、洛、瀍、涧都已流入黄河，而下文说导洛自熊耳东北防于防，瀍又东防于伊，又东北入于河，是伊、防、瀍流入洛水，而洛水流入黄河。既然在下文记载了疏导河流的顺序，而在此州提及，大概后面所说的，想要脉络相互贯通，如果不在此提及，就无法知道它们在九州的边界。只有彼此相互阐明，所以《禹贡》所载山川系于九州的分域，都可以按照其书来复核其地。根据伊、瀍、防流入洛水，而洛水流入黄河，这里说伊、洛、瀍、防则以四条水并列称呼。曽氏说：汉水流入江，江流入海，而荆州说江汉朝宗于海，与此意思相同。大概这四条水并流，其源头不同，而水的大小相当。

荥波已经蓄水。

荥波有两种说法。汉代孔氏说：“荥泽波水已经形成遏制蓄水。”唐代孔氏虽然认为荥是泽名，洪水之时，此泽水大动形成波浪，此泽当时波水已经形成遏制蓄水，不泛滥溢出。根据二孔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