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三十三

译这是成就君主德行的方法。只有周公和召公已经担任左、右宰相，所以顺势任命他们为二伯，分别统领天下的诸侯。《王制》说：“八伯各自率领所属诸侯，归属于天子的两位太保。”人们将天下分为左右两部分，称为二伯，说的就是这个。《公羊传》说：“崤山以东，由周公主持；崤山以西，由召公主持。”正是指此而言。《公羊传》这段话符合《尚书》中“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的说法，但它认为天子三公既然已经分治崤山东西，成为二伯，又让一位宰相留在朝内，以凑足三公之数，这就不对了。所谓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太保。天子虽然设有三公，但分领诸侯的，只任命其中两位。并不是说分治崤山东西的人都不住在京城，而只有一个人留在朝内。况且《公羊传》说周公、召公已经出京分治崤山东西，那么留在君主左右的人究竟是谁呢？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太师、太傅、太保才是三公，所以他们的说法乖谬到了这种地步。召公从武王时期就已经担任太保之位，到了成王亲政之后，打算与周公一起辞官告老。召公的意思是，我们二人辅佐成王，让他看见正确的事，听到正确的言论，践行正确的道路，以成就他的德行。既然君王已经听政，所以我们可以回去了。但还以师保的身份担任君王的左右宰相，这是他不高兴的原因。所以周公作这篇文章，说自己不得不留下来辅佐成王，并且挽留召公共同执政。苏氏说：“周公为什么不回去呢？考察成王的德行，还不可以舍弃他而离去。周公整顿百官以辅佐君王，而君王所用的人全是他的亲信，接受君王教诲的人，这样的德行难道能离开师友而不发生偏差吗？”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不仅是因为这个。殷商的遗民沾染了纣王的教化，偷盗抢劫、作奸犯科，无所不为。到了康王时代，那些余风还没有灭绝。虽然武庚叛变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内心仍然希望天下发生变故，以侥幸求得万一的成功。如果一旦举措失当，他们就会乘虚而起了。这是周公之所以深思远虑、认为不可告老还乡的原因。《史记》说：“成王已经成年，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怀疑他，作了《君奭》。”而唐代的孔颖达又认为召公因为周公曾经行使王权，现在又处在臣子的位置，心里不高兴。汉代的孙宝也说：“周公是上圣，召公是大贤，尚且还有不相悦的时候。”这都是认为召公不了解周公的心意。程伊川、二苏兄弟、王安石驳斥这些观点，已经非常详细了。然而各家说法仍有不同。程伊川说：“看这一篇是周公挽留召公的意思，这是对的。但说召公起初升任太保，与周公并列，心里不安，所以不高兴，这就错了。”召公与周公同为三公，在武王时代就已经如此了，难道到了这个时候才初次升任吗？王安石认为成王没有过人的聪明，而出身于文王、武王之后，人们习惯于太平盛世，难以继承，所以召公在成王亲政之初心里不高兴。考察这篇文章的话，都是周公因为天命难以信赖，担心成王不能承担重任，从而辱没前人的成法，所以自己虽然想要致仕，却不敢告老还乡。如果按照王安石的说法，召公既然因为成王亲政而担忧，周公应当说成王的德行可以光大文王、武王的基业，这样才能解除召公的担忧，不应当又用这种话来陈述。小苏认为召公不高兴的是周公归政，考察篇中也没有所见。现在周公只是陈述商代的臣子都是世袭美德、年老有德，以保佑治理王家，并且提到虢叔、闳夭等人，也都侍奉周朝数代，既显扬文王接受殷商天命，又显扬武王彻底消灭敌人，意思是说我们二人都是周朝的元老，没有离去的道理，所以都不得不留下。唐代的孔颖达说：三公的次序是先师后保，这里先说保，是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解决召公不高兴的问题，所以先说召公，不以官位次序为准。先说保而后说师，这也像《酒诰》先说圻父而后说农父一样，都是一时的言辞，不可以据此立说。这篇文章的序言与《汤誓》《大诰》相同，作序的原因，只见于序言中，而在篇首未曾提及。世人认为序言出于孔子之手，像这样的序言，如果没有传记记载，孔子生于数百年之后，怎么能够预先知道其中的缘故呢？所以我认为这一定是历代史官相继传授，作为书的总目，孔子因而加以编排。奭，是召公的名字。称“君奭”，是尊称。“君陈”“君牙”都是尊称，所以称君。尊称为君，就像弃被称为后稷称“后”、称“君”一样，是一样的。周公呼唤召公的名字而告诫他，说殷纣王因为自己断绝了与天的联系，所以不被天所怜悯，而降下丧亡于殷商。殷商灭亡后，周朝因为世世代代修德，上天监察取代殷商的，没有比周朝更合适的，所以周朝于是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先儒读“吊”字音的，是错误的。周朝虽然承受天命取代殷商而拥有天下，但其国运长短在于不可测度之间，所以我不敢知道基业将永远信赖于美好吗？如果它果真辅佐我的诚意吗？或者最终出于不祥吗？都不敢知道。不敢知道，是怀疑的言辞，认为一定有不可，认为一定没有不可。虽然天的吉凶祸福如同影随形、响随声一样，未曾有毫厘之差，然而不可知道其所以然的原因。所以周公说：“不敢知道召公，则自己曾经说：‘这在于我而已。如果能够敬畏天命，不敢荒废安宁，那么就必将永远信赖于美好。

译永远保持美善，虽然我不敢确知，但其中不敢在上帝的命令下荒废安宁，却是可以知道的。如果不能长久地考虑到天威的可畏，以及教化我的百姓，使他们没有过失和违缺，那么就必将最终招致不祥。最终招致不祥，虽然我不敢确知，但其中不念天威和我的百姓，却是可以知道的。大概永远保持美善，最终招致不祥，在于天；而不敢在帝命下安宁，不念天威和我的百姓，在于人。在于天的事情不能必然，在于人的事情可以必然。所以接着说“惟人”。先代的儒者把“惟人”归属于下文，而以“罔尤违”为断句，所以王氏因此说：“前面既已说了在于天的，现在这里说在于人的，所以说惟人。”不如苏氏以“惟人”为断句，其意思更为优胜。君已说“时”，我指的是《召诰》中所陈述的话。《召诰》说敬德，就祈求上天永命；不敬德，就早早丧失天命。天命的长短不在于天，而在于人。所以周公告诫召公，多援引《召诰》的话，并反复辨明，晓谕人应当像这样。后嗣子孙，指的是成王。正因为吉凶祸福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在于成王。现在如果不能恭敬地继承天地，而遏止放纵逸乐，前人光明的德行，大概在于深宫之中，安于富贵，认为天命可以长久享有，而不知道它不容易保持。有德则兴，无德则亡，天命不可信赖就像这样。现在既然失德，就将丧失天命，不能经历久远，以享有天下，继承前人而恭敬奉行其明德。我之所以不离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我小子留任辅佐成王，并不是能自以为有所匡正，以纠正君心的错误，只是想要践行前人光明的德行，施加于成王这样年幼的人，这样就可以辅佐成就成王的德行，以永远享有天命。周公又说天命不可信赖，我引导君王，只有以安定君王的德行施加于他，就可以延长，使上天不用舍弃文王所受的天命，以命给他人。大概上天虽然因为文王有德而命他建立周朝，如果继位的君王失德，那么上天将舍弃他，天命不可信赖就像这样。那么我之所以不离去，只是想要延长周家的天命罢了。留任辅佐成王，以延长周家的天命，使他享有卜年卜世的长久，这是大节。功成名就，奉身而退，这是小廉。召公想要告辞归去，大概想要尽为臣的道义，周公所考虑的深远，所以不因为小廉而妨碍大节，这就是这篇文献所作的原因。

译周公说：“君奭，我听说在从前，成汤既受天命之时，就有伊尹这样的人才，能通达于皇天；在太甲之时，就有保衡这样的人才；在太戊之时，就有伊陟、臣扈这样的人才，能通达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之时，就有巫贤这样的人才；在武丁之时，就有甘盘这样的人才。大抵都是这些有德之人，保全并治理了殷商，所以殷商的礼制得以升配于天，享国多年。上天只纯粹地保佑受命者，所以商朝的百姓和王室臣民，无不秉持德行，明察体恤小臣，辅佐侯甸，何况都奔走效力。正因为这样，才以德行相称，用来治理他们的君主。所以天子有事于四方，若占卜问卦，没有不灵验的。”

周公说：“君奭，上天赐予长寿，平正通达，保全并治理了殷商。殷商的后嗣，上天曾降下威怒。如今你长久地思念，则有稳固的天命，你的治理明察，使我新建立的邦国得以安定。”

周公说：“君奭，在从前，上帝割裂申劝，安宁王的德行，将大命集于其身。只有文王尚能修和我们的夏道，也只有虢叔、闳天、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样的人才。又说：‘没有谁能往来于此，引导常道，教导文王，使文王的德行降于国人。’也只有纯粹保佑，秉持德行，引导知晓天威，才在此时昭明文王，引导其见闻冒犯，闻于上帝，才在此时承受殷商的天命啊。武王只有这四人尚能引导有禄，后来与武王一起大行天威，全部诛灭其敌。只有这四人昭明武王，只有冒犯丕显，称颂德行。”

中等才能的君主，可以与他行善，也可以与他作恶。辅佐他的人得当，那么达到尧舜的境界并不难；辅佐的人不当，那么沦为桀纣也不难。周成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在年幼之时，即天子之位。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而君王对周公产生了怀疑之心。等到他感应风雷之变，然后遇灾而恐惧，深知周公的忠诚，这难道不是说明他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吗？所以虽然周公、召公作为辅佐，或推或挽，使他所说的话是正言，所做的事是正行，没有奇邪的习气。他的德行既已养成，就可以保全盈满成功的基业，而永享天命。然而周公协调百官以辅佐君王，而君王所用的人全是他的私人。从君王那里接受教导的人，从此积累起来，那么朋党的祸患将不可遏制。所以只有亲自听政，以裁决万机事务。如果不是周公、召公在左右，顺承其美而纠正其恶，那么他的举措之间，或许有招致天下祸患的地方。不能认为天命眷顾我周家非常稳固，而可以长久保有。所以周公历数天命不可轻信，担心成王不能负荷，想要辅佐成王的德行，以延长周家的国运，那么我们二人不可以一日离开朝廷。因此又言商代的臣子，以及我周文王、武王朝的臣子，都与国家同休戚，黄发老臣，没有厌倦，以表明我们二人应当留下。保衡，就是伊尹。在成汤时称伊尹，在太甲时称保衡。陈少南说：“在成汤时称伊尹而不称保衡，到太甲时则说‘嗣王不惠于阿衡’，这是阿衡开始见于太甲之时。”此说是对的。郑康成认为伊尹在汤时称阿衡，到太甲时改称保衡，这是不对的。所以唐代孔颖达驳斥他，认为太甲时说“嗣王不惠于阿衡”，那么太甲时也称阿衡。保衡、阿衡是一回事。太甲即位，才开始以此尊称伊尹。伊陟，是伊尹的儿子。《逸周书》序说：“伊陟相太戊”，这是对的。臣扈，是臣子的名字。苏氏说：“汤既克夏，欲迁夏社，作《臣扈》之篇。”汤享国十三年，又七年太甲立。太甲享国三十三年，又经过四位帝王，才到太戊，而臣扈还在，难道不是活了一百多岁吗？而陈少南认为汤十三年，太甲三十三年，沃丁二十九年，太庚二十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已十二年，然后太戊立。自汤胜夏到太戊立，共一百三十年。臣扈在汤胜夏之初年，已不知其年龄多少。经历一百三十年又相太戊若干年，而能通达于上帝吗？这必定是有两个臣子同名。此二说不同，而唐代孔颖达已有此两说：说汤初已有臣扈，已为大臣，不得至今仍在，与伊尹之子同时立功，难道二人名同，故两字一误吗？查《春秋》范武子光辅五君，或许臣扈事汤而又事太戊。查章子平《编年通载》所记商家太甲以后数君在位之年，正与陈少南同，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其君在位所历之年，未曾记载。大概世代辽远，不可得而见，那么臣扈或为一人，或为二人，但其世以是为称，亦不可知。如《诗经》有家父刺幽王，而《春秋》桓公八年又书天王使家父来聘；庄元年有单伯，而文十四年又书单伯如齐。《左氏传》桓三年晋有梁宏，而僖三十三年又有梁宏，此皆历年之多，其为一人为二人，不可得而知。惟宣十二年楚有屈荡，而襄二十五年又有屈荡，杜元凯方以为二人。盖襄二十五年传曰：屈建为令尹，屈荡为莫敖。宣十二年之屈荡，正屈建之祖父，而此屈荡与建并列，故可以知其为二人也。巫咸即《逸篇》序曰：“伊陟赞于巫咸”，这是对的。祖乙者，河亶甲之子，太戊之孙。《史记》曰：“祖乙立，殷复兴，所谓圯于耿者。”巫

译贤，先儒认为是巫咸的儿子。这里说，从前成汤既承受了上天的命令，征伐夏朝而拥有九州之师，当时有伊尹这样的臣子辅佐他，从而感通于皇天。《说命》篇说：“从前先正保衡辅佐我伟大的祖先，感通于皇天。”正是这个意思。到了太甲即位，伊尹仍然辅佐他。唐代孔颖达说：“伊尹之下说‘感通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说‘感通于皇天’，由此可以推知。”这是对的。太戊即位，有伊陟、臣扈辅佐他，也感通于上帝。唐代孔颖达说：“皇天和上帝都是指天，只是变换了文字罢了。大概天就是帝，帝就是天，难道有两个吗？那苍天苍茫在上，无法用言语确切形容，但从其形体来说，称为天；从其主宰来说，称为帝。《尚书》中既说天又说帝，是错综其辞，不想重复罢了。既然对伊尹说了‘感通于皇天’，就不能再对伊陟、臣扈说‘感通于皇天’，所以变换文字说‘上帝’。”王氏大多把“天”解释为道，“帝”解释为德，认为道达到了极致，就“感通于皇天”；德达到了极致，就“感通于上帝”。而解说的人又在一个伊尹身上区分道与德，这种穿凿附会太严重了。巫咸作为太戊的辅佐，能够治理王家；祖乙之时，有巫贤；武丁之时，有甘盘，他们都是世代为臣的人。唐代孔颖达说：“巫咸、巫贤、甘盘”，大概功劳不如那三个人，所以没有感通天地的说法，这是对的。陈，先儒认为是陈列，不如苏氏认为是长久的意思。商朝的臣子，大抵都是这样辅佐时间长久，以安定治理商朝，所以商朝的君主，以礼终老而配享上天，享国长久，经历了很多年。去世称为“陟”，所谓“新即位的王”就是如此。礼制中“陟”是说得正而死。只有周公既留下召公共同执政，所以到成王病重时，戴着冕服，靠着玉几，来命令群臣，在属纩之际，他的话清晰明白，这不是以礼终老吗？因为这六位臣子辅政时间长久，所以上天纯粹专一地保佑商朝，“纯”是说天命不贰。那么商朝的百官、族姓以及地位低微的王臣，实际上都秉持德行来明察忧虑国家大事。至于在藩屏、侯甸的小臣，都选对了人，何况奔走执事的人，也都选对了人，可想而知。只有因为这以德行举荐并任用他们来保护治理君主，大概大臣是小臣的表率。大臣辅政时间长久，以保护治理商朝，所以这些臣子无论大小，无论内外，都能治理好他们的君主，因为这样，所以其中一人出使四方，就没有人不信任他，就像占卜一样，回应如响。大概时间长久就使人信服，信服就使人敬畏，所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这就是像占卜一样，没有不信任的原因，这是治国之道的最大成就。平格指上面六位臣子，说他们平治天下以感通上天。上面只说伊尹、伊陟、臣扈“感通天”，这里说“平格”，大概是举出这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也就包含在内了。说“天寿”这些“平格”的臣子，使他们保护治理商朝，“天寿平格”，就像所谓“留下一个老人”一样。商朝的嗣王纣，没有“平格”的臣子，所以上天灭亡了他，他的威严令人畏惧。现在你召公能长久思念这些，来留下来辅佐成王，那么天命坚固而不贰，就有办法治理清楚我们新建立的邦国。武王即位，天下尚未安定就去世了，成王即位才七年，所以说“新建立的邦国”。召公从周朝开创之初，就已经担任太保，到他辅佐成王，分陕而治，从头到尾凡几十年，直到接受顾命，辅佐康王，率领西方诸侯来朝见，升降拜揖，训诫叮咛，大概还康强而没有衰老。在这个时候，应当一百多岁了，而他的精力如此，这正是所谓天寿平格，于是周公告诫召公要永远思念的效果。割，先儒认为是割断其义，这种说法不明确。王氏认为是降割于殷，大概是因为把宁王当作文王，所以认为降割于殷，宁王是武王。我在《大诰》中已经说过了。苏氏说：上天降下割裂丧亡给文王，重申劝勉武王的德行，而集大命，应当采纳这种说法。割与“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中的割相同，说上天既然因为文王的德行而任命他建立周朝，文王死后，又任命武王，所以说“申”（重申）。劝勉武王的德行，就像所谓上天诱导他的内心一样。只有文王能够修治和协，这中夏则有虢叔、闳夭、散宜生、太颠、南宫括五人为辅佐。这五个人大概是文王疏附、先后、奔走、御侮的臣子，所以说文王如果没有这五个人往来以传达，文王有常的教化，就没有德行下及于国人。大概德行虽然本于文王，但其广泛施予百姓，是靠五位臣子的力量。这五个人在文王身边，也像商朝的纯佑，也像商朝的秉德，又传达使人们知道天威的可畏，于是这五个人昭显文王的德行，传达使显见覆盖笼罩于天下。既然显见覆盖笼罩于天下，那么百姓必定歌颂并歌舞它。天听自我民听，所以上达于天，于是代替殷商承受天命。在武王时代，这五个人中有一个死了，所以只有这四个人还享有禄位，死者称为不禄。这四个人还赶上武王时代，所以说“尚廸有禄”。先儒认为虢叔先

译关于“死”字的解释，不如康成认为不知道是谁死了，这样才符合存疑阙如的原则。虢叔是王季的儿子，文王的弟弟。《左传》说：虢仲、虢叔，是王季的穆辈。这四人后来辅佐武王，大力奉行上天的威严，彻底诛灭其敌人，这就是指伐纣之事。这四人彰显武王的功德，就像文王的德行被看见、被听闻而传遍天下一样，极大地称颂了武王的功德。在商朝方面说：上天只纯粹地保佑天命，那么商朝的百姓、王臣无不秉持德行、明察忧恤，小臣、屏藩、侯甸况且都奔走效力，只有这些秉持德行的人才能被任用并治理其君主，所以对于文王只说“也纯粹地保佑秉持德行”，对于文王说“德行被看见、被听闻于上帝”，所以对于武王只说“只有冒正”，就像舜巡视南方，说“如岱”，礼敬西方，说“如初”，礼敬北方，说“如西礼”，那么从柴望而下都实行了。禹摄政时，说率领百官如同帝王的初始，那么从璿玑玉衡以下都举行了。这是史家叙事简略要旨的体例。《春秋》有前目后凡的体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文武时期，辅佐天命建立大功的人很多，唯独举出虢叔以下五人，其余都不提及。难道这五人侍奉过王季，从而也侍奉到文武时期吗？伊尹侍奉成汤，从成汤作为诸侯直到拥有天下，成汤去世后又侍奉太甲。伊陟是伊尹的儿子，臣扈不是成汤的旧臣，那么也是殷朝的世臣。巫咸、巫贤，又世代担任大臣。甘盘，是小乙的旧臣，留给武丁的。虢叔以下，必定是侍奉过王季，从而也侍奉到文武时期。这些都是世臣旧德，与国家同休戚，年老白发，没有厌倦懈怠的人。孟子说：“所谓故国，就是有世臣的国家。”有世臣，那么他们作为社稷的镇守，其功效岂可胜数！正因为所提到的都是世臣旧德，所以武丁时期没有提到傅说，文武时期没有提到太公。周公之所以留下召公共同执政，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人在朝廷，正如同六臣在殷朝，五臣在文武时期一样。又怎么能舍弃他们而离开呢！

译如今我年幼的姬旦，如同渡过大江大河，我前往与你召公一起，共同帮助这幼主。我们一同在成王尚未即位之时，没有责备我，收敛而不劝勉，未能达到老成有德之境，不能降下我的法度，凤凰的鸣叫听不到，何况说能够感通上天呢？召公说：“唉！君王应当在此监视，我承受天命，美好无穷，但也艰难巨大。我告诉君王你的谋略宽裕，我不让后人迷惑。”召公说：“前人铺展他的心意，详尽地命令你作为百姓的准则，说：你明察劝勉，君王确实承受这大命，只有文王的德行，才能承受这无穷的忧虑。”召公说：“君王告诉你，我确实保护召公，如果你能恭敬，以我监视殷商的灭亡和大祸，因此思念上天的威严。我不允许像这样告诫，我只说：辅助我们两人，你有契合之处吗？说：在这两人之时，上天的福佑更加到来，只有这两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恭敬德行明察，我的俊民在谦让，后人在此时。唉！笃实辅佐这两人，我才能到达今日的美好，我们都完成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大大覆盖海隅，日出之处无不顺从。”召公说：“君王我不喜爱像这样多次告诫，我只对上天和百姓感到忧虑。”召公说：“唉！君王你只知道百姓的德行，也没有不能的，起初就是最终，只像这样前往恭敬地治理。”周公说完商朝的六位大臣，我们周朝文武的五位大臣，都辅佐政事数代，与国家同甘共苦，商朝因为六位大臣的缘故，历数长久绵延不绝，内外大臣没有不忠良的，而他们在天下发布政令施行教化，没有不信服而感化的，周朝因为五位大臣的缘故，仁恩惠泽浸润百姓，必定从百里兴起，于是承受天命以安抚四方华夏，天下没有不称颂其德行而不忘记世臣旧德对国家有益像这样，所以我们两人不可以不留，留下则对国家有利，不留则对国家有害，虽然功成名就，奉身而退，作为个人进退的节操固然应当明白，然而国家安危长短的根本实从此分开，尤其应当思念。从此以下都是周公说应当留下的意义。游是涉水，诗说：“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庄子说：“善游者数能。”又说：“见一丈夫游之，皆涉水也。”大江固然难于游泳，必须寻求渡过的方法，游而不渡，没有不淹没的。所以周公说：“如今我小子承担王家艰难的基业，背负重大责任，如同游在大江之中，从今以后，我应当同你召公左右辅翼以渡达成王，使他免于灾难，如同成王未即位之时，就可以免于大责。”未在位指成王未即位之前，成王未执政时，周公共同执政以辅佐我一人，使他无失德行。如今已经执政，而召公想要告退，所以周公挽留他，而希望他同来。在位也罔朂不及，大概担心成王倚仗其已成之业，骄怠懈弛，不能自勉，而在治道上有所不及，所以想要收敛他。孟子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收者，敎之诲之，防闲其心，而不使至于放也。”耇造者李博士说：“盖老成之谓也。”是对的，耇造德言，老成而有德也。鸣鸟谓凤也。《礼运》说：“麟凤〇龙谓之四灵。”《说文》说：“凤，神鸟也。”天老说：“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虵头，鱼尾，鹳颡，鸳腮，龙文，〇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翺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见则天下大宁。”安扬子也说：“君子在治若凤，在乱若凤。治则见，乱则隠。凤在治世之祥也。”不闻凤之鸣，则非治世矣。孔子说：“凤鸟不至，吾已矣夫。”孔子的意思，谓天下有道，圣人在上，则凤鸟至，河图出，以表国家之祯祥，伤己不逢太平之时，故有此言也。以孔子之言观之，则公谓“我则鸣鸟不闻”，亦是托此以言我之不能致太平也。苏氏说：“周家以鸑鷟鸣于岐山为文王受命之符，我与汝奭皆文王旧臣，同闻鸣鸟者也。天如不欲我终王业，则当时必不使我与汝同闻鸣鸟。”其说为曲，不可从也。言我之所以留辅成王者，盖将收成王不勉不及之心，而防闲之，以终其德。汝奭乃老成有德之人，苟不降意留辅天子，我则将不能致太平而闻鸟之鸣，况能如伊尹陟臣扈之格于皇天上帝乎？必不能也。召公其可以不留哉？周公又嗟叹呼召公而告之曰：“君今其当监视于此，其所以当监观于此者，盖我周受天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子子孙孙方兴而未艾，其休固为无穷。然而有德则祈天永命，不德则早坠厥命，其保守之艰，亦不为小，不可以休之无穷为足恃也。我所以告君以留。”者乃谋所以宽我之忧。盖周公之忧，惟恐其成王之弗克负荷。今既在王左右，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可以解周公之忧。惟有

译为了解除周公的忧虑，就不会导致成王迷惑而偏离正道了。后文所说的“后人”指的是成王，下文所说的“前人”指的是武王，那么“后人”是成王就必然无疑了。“我承受天命，没有穷尽，只有美好，也极为艰难”，这也是指《召诰》中所陈述的话。“敷乃心”，就是《盘庚》所说的“现在我将推诚布公地以心腹肾肠，历数告知你们百姓我的志向”的意思。苏氏认为，周公与召公共同接受武王的临终遗命，辅佐成王，所以周公说“前人推诚布公地以腹心之命托付你们位居三公，作为百姓的准则”，这个说法胜过其他各家，应当采纳。说“这是昔日武王命令二公的话”，意思是你们应当明察勤勉以配合作为君王，在于以诚信来承奉这上天的大命，只念及文王的德行来辅佐你们的君主，这样就可以大大承当那无穷无尽的忧虑。君臣相互警戒以保全天命。意思是武王之所以命令我们二人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周家无穷无尽的忧虑，正是我们二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怎么可以舍弃而离开呢？“偶”是匹配的意思，臣子是君王的匹配，就像阴是阳的匹配一样。关于“承奉大命”，王氏说：“‘承’是用乘车来比喻，是被它所承载而行进的意思。”《诗经》说：“车子已经装载，不要让你的装载倾覆”，大概也是用乘车来比喻治理天下。承奉上天的大命，得其道就能永远保有天命，不得其道就会使天命中断，正就像乘车的人有“倾覆你的装载”和“不倾覆你的装载”的区别，所以只在于诚信罢了。周公又说：“我告诫你的话，都是我的诚心，你应当能够恭敬地留下来辅佐成王。”以我观察殷商，只因为君主荒怠放纵，认为天命可以长久保有而不畏惧，所以丧失灭亡而达到极大的困顿。“否”是闭塞而混乱，大往小来，上下不交通而天下没有邦国。大否就是混乱非常严重。上天对于商朝，其眷顾保佑之心也像我们周朝一样，它丧失而大否到如此地步，所以我念及天威不可不畏惧，其不离去只想要延长周家的命数罢了。我不真诚，难道会这样告诫你吗？我只说“王业的成就，在于我们二人而已”，你要有与我相合之处，留下来辅佐成王。“襄”是成就的意思，《左传》说“雨下得不能成就祭祀之事”，杜元凯说：“‘襄’是成就的意思。”你召公的话说：“王业的成就，因此在于我们二人。”然而上天正在保佑我们周家，美好的祥瑞越来越多，我们二人如果凭借宠幸和利益居功自傲，那么深怕祸患不胜承担。祸患从此萌芽了。召公之所以不悦而请求离去，正是顾虑这个。汉代疏广说：“我听说知足就不会受辱，知止就不会危险，功成身退，是天道的规律。现在做官做到二千石，功成名就，这样还不离去，害怕有后悔。”这正是召公“弗戡”（不能胜任/承担）的意思。周公说：“你之所以请求离去，是担心妨碍贤人的进路。只要能够敬重德行，明察天下贤俊之人而提拔他们，将来在需要承担重任的时候，把位置让给这些俊才，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一定要现在自己告退呢？”又感叹说：“我们二人厚待辅佐君主，所以能到今天的美好。我们二人如果都能成就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以终其志，那么美好的局面就会更加无穷无尽。其德行覆盖的范围之广，直到海边日出之地，应当没有不为我们役使的。”《尔雅》说：“从齐州以南，戴着太阳的是丹穴，以北戴着斗极的是空桐，向东直到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太平，向西直到太阳落下的地方是太蒙。”海隅日出，是说非常遥远。苏氏说：“‘惠’就是‘愿’的意思。我难道愿意这样多次告诫你吗？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我只是哀怜天命不长久以及百姓不得其所。”大概如果成王安逸享乐的心一旦在心中萌发，那么对上无法侍奉上天，对下无法安抚百姓，天命将从此断绝抛弃，而百姓将遭受祸害，这是周公所哀怜的。大概上天美好的祥瑞越来越多，只有这时我们二人不能胜任，那么召公的忧虑，而我因此哀怜上天和百姓，就是周公的忧虑。召公的忧虑，是一时的计虑；周公的忧虑，是天下社稷的计虑。所以召公虽然认为应当离去，而周公认为大义应当留下。周公又说：“你君奭，也知道吗？凡是百姓的德行，没有不能有一个好的开始，只是很少能坚持到底罢了。想要坚持到底，那么你就应当致敬。像这样所说，从今以后，只以恭敬来治理天下，那么始终如一了。”《传》说：“走百里路的人，走了九十里才走了一半，说的是末路艰难。”成王尚未亲政之前，周公、召公居于三公的官位，作为君王的辅佐，启发训导，固然已经将君王纳入善道了。这是他的开始并非不谨慎。如果因为君王已经听政，就立刻舍弃而离去，如果君王的举措失当，以玷污文武的基业，那么前功尽弃，虽然是君王的罪过，也是我们二人不能始终辅佐成王的过错。我曾经观察唐代的君主多有始无终，高宗任用长孙无忌、褚遂良就治理得好，任用许敬宗、李义府就混乱；明皇任用姚崇、宋璟就治理得好，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就混乱；德宗任用崔祐甫就治理得好，任用卢杞就混乱；宪宗任用杜黄裳、裴度就治理得好，任用皇甫镈、程异就混乱。大概这几位君主，是中才之主，可以和他们一起行善，也可以和他们一起作恶，所以同一个人身上，治乱的趋势前后相反。假使成王在开始的时候，虽然能达到大治，以继承文武的基业，如果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所以周公挽留召公，只是想要谨慎地坚持到底如同开始一样。王氏说：这篇诰辞有时称“君奭”，有时称“保奭”，有时称“君

译“者”字，若以周王为主体来说，就称为“君奭”；若以公室事务为主体来说，就称为“君”；若以辅佐保任的事务为主体来说，就称为“保奭”。王氏喜欢穿凿附会，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康诰》这一篇中，有时说“朕其弟小子封”，有时说“小子”，有时说“封”，有时说“小子封”，有时说“汝封”，有时说“汝亦”，就都有说法了。《无逸》和《君奭》都是周公所作。当周公对成王说话时，就说商周两代的治理，无不在于君主的忧虑与勤勉；当周公对召公说话时，就说商周两代的治理，无不在于臣子的辅佐与协助。言语各有其恰当之处。大体上，正直的君主驾驭邪恶的臣子，不能达到大治；正直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君主，也不能达到大治。只有具备这样的君主，又具备这样的臣子，君臣都美好，那么他们的治理就会像回声应和声音一样迅速有效。观察舜和皋陶的赓续之歌，就可以明白了。

译蔡仲之命

蔡叔去世后，周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的爵位，于是作了《蔡仲之命》。蔡仲之命的内容是：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众位叔父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在商都处死，将蔡叔囚禁在郭邻，只给他七辆车子，将霍叔降为庶民，三年之内不让他与诸侯并列。蔡仲能够践行恭敬的德行，周公便任命他为卿士。蔡叔去世后，周王便命令他在蔡国继承诸侯之位。周王这样说：“小子胡，因为你遵循德行，改正行为，能够审慎你的谋略，所以我命令你在东土做诸侯，前往就任你的封地。要恭敬啊！你应当掩盖前人的过错，做到忠诚和孝顺，你才能从自身开始树立榜样，勤勉不懈怠，以便为后代留下法度，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训，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上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定准，只怀念施予恩惠的人。行善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治世；作恶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乱世。你要警戒啊！审慎开端，才能善终，最终不至于困窘；不审慎开端，最终必然困穷。努力你的功业，和睦你的四邻，以护卫王室，以调和兄弟，安定救济小民，遵循中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法度，详察你的视听，不要因偏邪之言改变你的法度。这样我一人就会嘉奖你。”周王说：“唉！小子胡，你前往吧，不要荒废丢弃我的命令。”

当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摄政，蔡叔与管叔在国都散布流言，以此诋毁周公，于是挟持武庚叛乱。周公东征，于是抓获了罪犯。蔡叔被迁往远方并囚禁，虽然免于死罪，但终身不予赦免。等到他去世后，周王因为周公说他的儿子蔡仲有贤德的缘故，在他父亲原来的封地封他，让他继承诸侯之位。于是写下册书来任命他，这就是本篇所作的原因。《明堂位》说：“践天子之位。”注解说：“践就是履。”正与此处“践诸侯位”的“践”字相同。“践位”就像《春秋》中所说的“即位”一样。《尚书》的序言原本自成一篇，如同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每篇都概括其大意，用几句话叙述，也自成一篇，并不冠于各篇之首。等到孔安国认为序言阐明作篇之意，意义昭然可见，应当靠近正文，所以将其引用来冠于各篇之首。如《君奭》篇首，起初并未说明作篇之意，便引序言冠于篇首，使后人便于查考，是可以的。像本篇，开头从“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以下，记载作篇之意，可以说非常详细了。而序言又说：“蔡叔去世后，周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这岂不是多余吗？由此可知孔氏将序言冠于篇首，是有得有失的。《史记》说：“武王的同母兄弟十人，长子叫伯邑考，次子叫武王发，再次叫管叔鲜，再次叫周公旦，再次叫蔡叔度，再次叫霍叔处。”武王攻克殷商，分封功臣和兄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叔度于蔡。两人辅佐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治理殷商的遗民。封叔处于霍。又说：“武王将殷商遗民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担心他有贼心，于是命令他的弟弟管叔、蔡叔辅佐武庚以安抚百姓。”这些都是说监视殷商的只有管、蔡二人。然而《大诰》的序言就有“三监”的说法，而本篇记载周公对管叔、蔡叔、霍叔，根据罪行的轻重而刑罚有等差，就知道当时辅佐武庚，霍叔也参与其中。《史记》失传了。当武王去世，成王在居丧期间，周公位居冢宰之官，以整顿百官，百官总领自己以听命于他。三叔便在国都散布流言，说周公将趁成王年幼夺取他的位置而据为己有，于是挟持武庚叛乱。其实他们蓄谋不轨，只是以此为借口。周公于是率兵亲自讨伐，管叔被处死在殷商的故都。蔡叔被迁往并囚禁在郭邻之地，只给他七辆车子。霍叔被废黜为民，三年之内不得与诸侯并列。过了三年，就恢复他的旧封。国君去世，百官总领自己以听命于冢宰，三年，古人都这样。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而众叔父却散布流言，是因为成王年幼，而周公以圣德辅佐他。从殷商兄死弟及的礼制来说，周公应当继承武王做天子。现在既然摄行天子的政事，殷人不能不对周公产生怀疑，所以三叔容易用这些话煽动他们以发动叛乱。管叔在兄弟中排行在周公之前，是周公的哥哥。管叔在外监视殷商，而周公在内摄政，怎能没有不平之心呢？所以散布流言叛乱，而殷人无不响应。这是因为武庚常有复兴殷商的志向，而管叔与他同恶相济。由此可知管叔是首犯，而蔡叔、霍叔附和。霍叔的罪比蔡叔轻，只有管叔的罪最大，所以杀了他并断绝其后代，没有封地。蔡叔的罪比管叔小，所以废黜他终身，而在其死后让他的儿子继承封地。霍叔的罪比蔡叔又小，所以废黜他三年而已。由此看来，周公诛杀管叔，难道是不得已吗？如果他的罪还有可生之路，一定不会处死他。这里说“致辟”，就知道《金縢》所谓“我之弗辟”，其解释为“法”非常明确，更知道郑康成认为“避”是错误的。囚禁，唐孔颖达说限制其出入不得随意行动，是对的。如同汉代迁徙淮南王

译蔡叔在蜀地长大，唐代将庐陵王迁往房州，这都是限制他们的出入自由，与蔡叔的情况相同，所以称之为囚禁。郭邻，先前的儒者认为是中原地区之外的地名，苏氏则说是郭虢。五家为一邻，《左传》说“周王于是杀了管叔而囚禁蔡叔”，蔡叔拥有战车七辆，步兵七十人。既然有步兵七十人，就不能仅仅说是五家，应当暂且遵从先儒的说法。《尚书》认为是战车七辆，而《史记》却说是十辆，这也是错误的。不齿，与《王制》中终身不齿不同，这里同时提到三年不齿，那么三年之后又洗刷他的罪过并封他为诸侯，是必然的。蔡叔虽然被囚禁，但他的儿子蔡仲能经常恭敬地遵循他的德行，周公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卿士，蔡叔死后，才向周王推荐他，并命令他在蔡地建国，封他为诸侯。卿士，是周公的臣子，《周礼》说“于是颁布法则于都城和边邑，建立长官，设立两卿”，注解说：长指的是公卿、王大夫、王子弟中享有采邑的人，两指的是两卿。蔡仲担任周公的卿士，大概是享有采邑的卿。如果像《左传》所说：“苌弘侍奉刘文公”，注解说：“作为他的属大夫，这正是所谓的卿士。”《史记》却认为周公让他担任鲁国的卿士，鲁国治理唐孔氏已经辩驳过了。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与公叔文子一同升任公子，孔子听说后说：“可以称为文了。”公叔文子不因为他是家臣而与他并列，所以孔子称赞他有文德。现在周公也把自己手下的卿士推荐为诸侯，大概周公的赏罚不曾掺杂私心。蔡叔的罪过不可赦免，就将他迁往远方，不因为他是弟弟的缘故而偏私他。蔡仲的贤能不可抛弃，就向周王推荐他，不因为他是蔡叔儿子的缘故而厌恶他，这就是周公之所以为周公的原因。苏氏说：“蔡叔还没有死，蔡仲没有君临国家的礼仪，蒯聩还在而辄就立为卫国国君，因此导致动乱。”孔子将在卫国执政，必定以正名为先，而周公封蔡仲一定是在蔡叔死后，这个说法很恰当。大概蔡仲的封国，是继承他父亲的旧业，而他的国号叫蔡，那么是以蔡叔为始封之君，难道可以在蔡叔还健在时就封他为侯吗？然而苏氏说蔡仲担任卿士，没有囚禁父亲却任用儿子的道理，大概是解释过了，这一点则无法得知。因为经文只说“囚于郭邻”，没有“释放他”的话，不敢认为是对的。胡，是蔡仲的名；仲，是他的字。称“蔡仲”，正如同《春秋》称“蔡叔”“蔡季”一样。成王说：“只有你胡，遵循祖先的德行，改正父亲的过错，能够谨慎地遵循正道，你能够如此谨慎地对待所做的事，就可以君临国家。”所以我写下册书，任命你为东方的诸侯，你前往所封的国家，应当恭敬对待。汉代孔氏认为蔡叔所封的是王畿内的蔡；蔡仲所封的是淮水汝水之间。王畿内的蔡国名已经灭亡，所以取它的名字来命名新国，意思是说东方，淮水汝水之间，在王室的东边所以称为东方。查考《史记》注引《世本》说：“蔡叔居住在上蔡。”宋忠说：“胡迁徙居住在新蔡，平侯迁徙到下蔡。”然而汉代《地理志》汝南上蔡县注说：“故蔡国，周武王叔度所封。”度被成王放逐，封他的儿子胡，十八世从新蔡迁徙。新蔡县注说：“平侯从蔡迁徙到这里。”后来二世迁徙到下蔡。杜预《左传》注以及陆氏《纂例》，他们的说法正与《地理志》相符。平侯迁徙到下蔡，就是《春秋》哀公二年蔡迁往州来的事。只有汉代孔氏认为蔡叔度封于王畿内的蔡，宋忠认为蔡仲居住在新蔡，时代久远，是非无法得知。认为蔡叔封于王畿内而出任监督殷地的职务，也可以认为是封于淮水汝水之间而又监督殷地，也可以，这就像周公封于鲁国而入朝担任太师的情况一样。管叔的封国，解说者说是荥阳京县东北的管城。霍叔的封国，解说者说是平阳永安县东北的霍太山。那么认为蔡叔封于淮水汝水之间，就是与这两者相比。周公虽然封于鲁国，但在王畿内以周地为采邑，解说者说是扶风雍县东北的周地。召公虽然封于燕国，但在王畿内以召地为采邑，解说者说是扶风雍县东南的召亭。那么认为蔡叔封于王畿内的蔡，就是与这两者相比。郑国最初的封地也在王畿内，解说者说是京兆郑县。后来迁徙到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解说者说是河南新郑。这就是取王畿内的地名来命名新国，这也是汉代孔氏所说的蔡国的情况。大概不知道这几者哪个是正确的。蔡叔之所以散布流言叛乱而遭受拘囚的祸患，只是因为他不忠不孝罢了。大概忠孝是同一道理，臣子是一心一意。没有忠而不孝的人，也没有孝而不忠的人。诸侯以富贵不离其身，保卫社稷以保卫人民，为孝。蔡叔作为成王的叔父，周公的弟弟，身为诸侯却自取罪过，被囚禁在远方，是不孝。然而挟持殷商的残余势力来离间王室，难道能算是忠吗？这是忠孝两失。蔡仲想要掩盖他的过错，就在于这两点。如果蔡仲能尽忠孝之道，那么天下将称赞说“蔡叔幸运啊，有这样的儿子”，那么难道不能掩盖前人的过错吗？你超越足迹从自身开始，王氏说“蔡叔违背王命没有缘由，所以说自身”，这是对的。只有蔡叔已经因为违背王命而被废黜，那么你行善的足迹应当从你自身开始。你能勤勉不懈怠以勉励

译若能强于道，就可以将法度垂范于你的后世子孙。那么你应当遵循文王的常规训诫，恭敬地奉行并周旋其中，不敢有所失坠，不可以像你的父亲那样违废王命从而离间王室，应当把这件事作为深深的警戒。《诗经》说：“砍斧柄啊砍斧柄，它的法则并不遥远。”蔡仲既然以文王为祖先，那么他的常训不可不遵从；以蔡叔为父亲，那么他违抗王命的行为不可不改正。那法则难道遥远吗？上文既然称赞他能遵循祖先的德行，改正父亲的行为，那么这两件事蔡仲大概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而又以此告诫他，大概是反复叮咛训告，用来坚定他为善的心意。上天给予或剥夺，虽然没有私亲，但有德行就辅佐他，无德行就断绝抛弃他的天命。百姓的顺从或背离，虽然没有恒常之心，但有恩惠就归附他，无恩惠就前往那安乐的国家。诸侯的废立，虽然出自天子的权力，但封立他，并非天子的私恩，而是因为上天授予、百姓拥戴，所以不得不封立。废黜他，并非天子的私怒，而是因为上天抛弃、百姓背离，所以不得不废黜。成王的意思是，你之所以在东土成为诸侯，是因为你的德行足以感动上天，恩惠足以获得民心，所以我因此任命你。如果你一旦自我断绝于上天，结怨于百姓，那么我难道能偏私于你吗？你不要以为富贵可以长久保持而不加警戒。行善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治理；作恶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混乱。李博士说：治理因善而达到善，虽然途径不一，只要是值得追求的，都足以达到治理，何必相同呢？这是告诫蔡仲没有一种善是不可做的。混乱因恶而达到恶，虽然途径不一，只要是令人厌恶的，都足以导致混乱，何必相同呢？这是告诫蔡仲没有一种恶是不可去除的。这种说法已经详尽无遗了。你不可以不警戒。你既然遵循德行改正行为，能够谨慎你的谋略，这是能够谨慎你的开端了。你不要因为已经位列诸侯，志愿已经实现，就认为可以不再谨慎了。又应当思考始终，开始如此，结束也如此，始终如一，那么你的德行就会日日更新，怎么会陷入困境呢？如果不能思考终局，那么你的德行就止步于此，不仅不足以日日更新，并且连原有的德行也忘记了，这就是你陷入困穷的原因，你应当以此为戒。你想要谨慎终局，那么只要尽到诸侯的职责就可以了。勉力你的功绩，战战兢兢，以长久保持你的富贵。疆土相接而为四邻的国家，就与他们结好而和睦；对于王室，就作为屏障，以对抗王所愤怒的人为职责；兄弟同姓的国家，就尤其与他们和谐，不要有墙内相斗的嫌隙；在下的小民，就思考如何使他们安康济助，让他们各得其所。所有这些，都是思考终局的方法。遵循中正，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法度，详细审视你的视听，不要因偏侧之言而改变你的法度，那么我一人就会嘉奖你。王说：“唉，小子，你前往那里做什么呢？不要荒废抛弃我的命令。”这是以流言作为深深的警戒。率自中与率性之谓道的“率”字相同。耳的德性为聪，而聪就用来听；目的德性为明，而明就用来视。这是聪明在于自身，而视听用来应对事物。所以应当遵循所谓大本之中的道理，顺应性命的理而行之，那么你的聪明出于自然，而没有私意，小智扰乱其中，怎么会变乱旧有的法度呢？如果任凭一己的聪明，不能做到无为而治，那么变乱前世的旧法，是必然的。又应当审慎视听，以察明邪正、是非，如果视听不审慎，那么利口巧言得以迷惑你，于是就会沉溺于偏侧之言，相信它以为理所当然，以此来改变常度而不顾恤。不因为自己的聪明而扰乱旧法，那么你的处世就审慎；不因为别人的偏侧之言而改变法度，那么你的应物就明达。而所以处世，必然出自遵循中正；所以应物，必然出自详细审视视听。使蔡叔能够以遵循中正来处世，详细审视视听来应物，那么怎么会因为管叔、蔡叔的话而认为是对的，并与他们相争作乱，在国中散布流言呢？你能以此为戒，那么我一人就会欢喜了。又告诫他说：“你前往就封，应当把我的命令，日夜铭记于心而不失，不可废弃。”从前晋王仪被文帝所杀，他的儿子王裒痛心父亲非正常死亡，从未向西而坐，表示不臣服朝廷。蔡叔被周公囚禁，而蔡仲却成为周公的卿士，难道蔡仲忘记父亲的祸患而不顾吗？大概是文帝杀王仪出于私忿，所以他的儿子可以不臣服朝廷；周公囚禁蔡叔出于公义，蔡仲怎么能因此怨恨呢？如果周公有恨于蔡叔，必定不会录用他的儿子了。只囚禁他的父亲，封立他的儿子，如此公正，那么蔡仲应当遵循德行改正行为，以掩盖前人的过错，不能因此怨恨。从前诸葛孔明废黜廖立、李平，等到孔明去世，廖立流泪，李平致死，因为孔明还能执法而人不怨恨，何况周公呢？如果认为蔡仲不应当臣服于周公，那么禹也不应当臣服于舜了。舜惩罚鲧，却举荐禹。正因为公正，为什么唯独对周公怀疑呢？然而周公对于蔡仲，谆谆告诫，想要他不像你的父亲那样违抗王命，舜不因为鲧违抗命令败坏族类而告诫禹，是因为禹是大圣人，不需要等待告诫罢了。

译成王向东征伐淮夷，于是践奄，作《成玉政》。成王已经践奄，打算把奄的国君迁到蒲姑，周公告知召公，作《将蒲姑》。

尚书全解卷三十三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三十四

宋 林之竒 撰

多方 周书

五月丁亥日，成王从奄地回来，到达宗周。周公说：“成王这样说：‘啊，告诉你们四方各国的诸侯。你们这些殷商的诸侯治理百姓，我大大地降下天命给你们，你们没有不知道的。广大地考虑上天的命令，不长久恭敬地思念祭祀。上帝降格于夏朝，夏朝大大地放纵逸乐，不肯忧怜百姓，于是大大地淫乱昏昧，不能整天劝勉于上帝的道，你们所听到的。他们图谋上帝的命令，不能开导百姓的依附，于是大大地降下惩罚，严重地扰乱夏朝。因为内部有甲氏之乱，不能灵验地承受众人的归附，没有大的防备措施，大大地宽缓于百姓，也只有夏朝的百姓，贪婪暴戾日益苛刻，割裂夏邑。上天这时寻求民主，于是大大地降下显赫美好的命令给成汤，刑杀灭绝夏朝。上天不给予纯一，于是只以你们多方之义民，不能长久地多享福。夏朝的防多士，大大不能明保享于百姓，于是互相虐待百姓，以至于百种行为，大大不能开导。于是只有成汤能以你们多方简代夏朝作为民主，谨慎他们的依附，于是劝勉他们的百姓，刑用劝勉，以至于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罚，也能用劝勉。拘禁诛杀多罪的人，也能用劝勉。开释无辜的人，也能用劝勉。现在到了你们的君主，不能以你们多方享天之命。’”

奄就是淮夷。上篇逸书的序都说是践奄，那么成王向东征伐淮夷所防备的就是奄。而下篇周官的序接着说防备淮夷，由此知道奄就是淮夷的一种。总而言之称为淮夷，分别其国名则叫奄。考察春秋，赤狄有潞氏、甲氏、留吁，舒有舒蓼、舒鸠，正像淮夷有奄一样。当成王刚即位，周公摄政时，奄大概曾经与武庚三叔兴兵共同作为唇齿，离间王室。看大诰序说三监及淮夷叛乱，而多士有说“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那么知道当时所谓淮夷叛乱的就是奄。现在成王已经即位而奄又叛乱。大概周自文武兴起于西土，而教化行于南方，所以西夷最先服，而东夷的服最后。因此武王牧野之战，正与纣决胜负于行阵之间，而西南夷的邦所谓庸、蜀、羗、髳、防、卢、彭、濮者，已都作使。而成王即位，天下已太平了，东夷的奄还兴兵叛乱。当周公摄政时，奄的叛乱，周公征讨；及成王即位，奄的叛乱，成王征讨。成王征讨它，因为它恃远不宾，所以屡叛命。既讨平它，就迁其君而居于蒲姑，蒲姑是齐地，使它密迩中国，以教化它。既自奄而归，在宗周的镐京，诸侯都来朝会。周公称王命，以诰告庶邦的诸侯，故作此篇。大概当周公摄政时，淮夷因武庚有兴复之志，三叔有流言之祸，遂与之相构以为乱。周公虽讨平它，而以殷之顽民迁于成周。然而当淮夷再叛时，殷人不能无觊觎之心，故作此篇以告之，言桀纣之所以亡，商周之所以兴，明天命之不可不畏。你们应当迁善远罪，毋怀反侧以自速罪戾。大概此篇与多士之意同，然而多士之所诰的是殷之顽民，而此篇之所诰的是并及多方诸侯。唐孔氏说：“自武王伐纣及成王即位，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诸侯多是殷之旧国，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会奄新归，故告天下诸侯以兴亡之戒，欲令其无二心也。”语虽普告天下，意在殷之旧国，此说是也。五月丁亥，先儒以为归政明年之五月。按《多士》之首曰：“惟三月”，先儒以为致政明年之三月。然而周公既成洛邑，而后归政。洛邑之营，以摄政七年之三月而归政，在其十二月，则以明年三月迁殷顽民于成周。其年月有所考。按此篇有曰：“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我监者，即所谓监我士师工也。周公归政，而后监我士师工既臣于我监五祀，则非明年之五月矣。世代辽远，不可得而考也。先儒又说：淮夷奄叛，鲁征淮夷，作《费誓》。王亲征奄，会其国，那么是以鲁之征淮夷与成王践奄同时。此非也。大概先儒既以周公归政而命公之后，封伯禽于鲁，故以鲁征淮夷为在归政之明年。按伯禽之封于鲁久矣，非在周公归政之日也。《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并兴。伯禽率师伐之于费，作《费誓》。”由此观之，则鲁之征淮夷不与成王之践奄同时，先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