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三十

译周朝急于变革，打算让洛邑靠近王室，以驯服人心，但洛地的位置距离妹邦下方较远。既然迁居并不困难，所以选择在洛邑建都。在瀍水以西，建立都城，安放九鼎，称为郏鄏，也叫东都，又被称为王城。在瀍水以东，用来安置殷朝的顽民并将他们迁往那里，称为成周。《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郡河南县，注释说：这里是原来的郏鄏之地，成王迁来九鼎，周公实现太平，经营作为都城，这就是王城。到了周平王居住在这里。”洛阳县的注释说：“周公迁徙殷民，这就是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国在狄泉会合诸侯，用那里的土地扩建了成周的城墙，让周敬王居住。大概王城和成周，虽然已经营建，但并没有作为都城。周幽王遭遇犬戎之祸，周平王才开始迁居王城，到了周敬王与王子朝争夺王位，王子朝的党羽多住在王城，周敬王才开始定都成周。成周这块地方，从周敬王以前，未曾建立为都城，到了周敬王才开始居住，这就是晋国会合诸侯来修筑城墙的原因。王城和成周虽然都在洛地，但是王城在西，成周在东，所以王子朝在王城，被称为西王，而周敬王被称为东王。这就是说，周朝从太王到周敬王，其迁都建国，都是从西向东。有人却说周公经营洛邑，就是从镐京返回并居住在那里，这种说法司马迁已经辨明了。他说：“学者都称周朝讨伐纣王后经营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是武王经营的，成王让召公占卜居住九鼎的地方，而周朝又定都丰镐，直到犬戎打败周幽王，周朝才东迁到洛邑，那么成王未曾定都洛邑，是很明显的。”《周官》说：“回到宗周。”《毕命》说：“成王从宗周出发。”宗周，就是镐京，怎么能说是成王定都洛邑呢？有人又说周幽王之前，大概有从洛邑迁到镐京的，所以周幽王败亡后平王东迁，这件事虽然没有经典记载，但周朝的迁徙都是从西向东，大概是形势使然，没有从洛邑迁到镐京的。成王当时在丰地，想要居住在洛邑，作为东都，派召公先去考察居住的地方，于是占卜并经营它，成王和周公随后到达。召公在殷民大力劳作的时候，取来币帛赏赐给周公，于是告诉成王历年享国的长短，没有不自己寻求的。当时周公想要建成洛邑，然后归政给成王，成王将要总揽万机治理天下，所以希望成王警戒谨慎恐惧，以祈求上天永久的命数，这就是《召诰》所作的原因。《清庙》这首诗说：“周公已经建成洛邑，朝见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这时周公还在摄政，那么居住在洛邑的是周公，而这个序言却说成王呢？正好与《康诰》序言中“已经讨伐管叔、蔡叔”的意思相同。

译二月十六日之后，过了六天是乙未日，成王早晨从周京出发，就到达了丰邑。太保先于周公去相度宅址，到了接下来的三月，初三日是丙午日。过了三天是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水，占卜宅址，既然得到了吉兆，就进行规划经营。又过了三天是庚戌日，太保于是率领众殷民在洛水北岸整治宫室位置。又过了五天是甲寅日，宫室位置建成。到了第二天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水，就全面视察新邑的规划。又过了三天是丁巳日，在郊外祭祀，用两头牛。到了第二天戊午日，在新邑祭祀社神，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又过了七天是甲子日，周公于是早晨用册命，命令众殷民和侯、甸、男、邦伯。既然已经命令了殷民，众殷民就大力劳作。

《后汉书·律历志》说：日月相互推移，日慢月快，当它们重合时，叫做合朔；相互平衡，平分天之中道，叫做望。望，是在月半之时，与太阳相对，日光照射月亮，光芒圆满而相对，就像人互相眺望一样。《汉志》说：周公摄政七年二月乙亥初一，庚寅日望，之后六天得到乙未日。所以《召诰》说：“二月十六日之后，过了六天是乙未日。”又三月甲辰初一，初三日丙午，《召诰》说：“三月丙午日。”《月采篇》说：“初三日叫朏。”这篇记载成王到达丰邑，是在二月乙未日；召公到达洛水，是在三月戊申日；而必须先说二月十六日之后，三月丙午日，唐代孔颖达说：“制定历法的人必须先确定初一和望日，所以史官因此记载。将要叙述望日之后的事，必定以望日作为标志；将要叙述朏日之后的事，必定以朏日作为标志，就像现在的人将要叙述日期，必须先说初一一样。”三月的朏日是丙午，在丙午之后的戊申日，用“过了三天”来叙述，就知道二月乙未日所说的“过了六天”的望日是庚寅，可以知道了。周，指宗周镐京。成王在乙未日的早晨从镐京出发，就到达丰邑，把营建洛邑的事告知文王的庙，表示不敢专断。镐京和丰邑相距二十五里，所以早晨从镐京出发，就可以到达丰邑，不需要停留一天。文王建都于丰，所以丰邑有文王庙，必定要到达丰邑，然后才派召公去相度宅址，那么他一定是去告知文王庙。既然已经告知宗庙，就派太保先于周公出发，前往洛水旁边，去相度可以居住的地方。“越若来”，林子和、薛博士都认为这是召公顺从周公的谋划而来；陈少南则认为这是顺从王命来执行。这些各家把“越若来”作为断句，那么把“若”解释为顺从周公和顺从王命，还可以说得通。现在既然能依照先儒的说法，把“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作为断句，那么他们的说法就不通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月亮初生明光的第三天”，朏是用来记录历法的。而上文说“越若来”，怎么能把它解释为顺从周公和王命呢？这只能遵从先儒的说法，认为二月之后依顺而来，接着是三月。戊申是三月的第五天，乙未是二月的二十一日，这个月是小月三十天，所以三月得到甲辰初一，第五天是戊申。太保在戊申日的早晨到达洛水，大概十四天到达。既然到达洛水，就在当天占卜，以谋划所居之处。《周官》太卜：“国家大迁徙，大军出征，就占卜。”盘庚迁都于亳，大王迁都于岐，卫文公迁都于楚丘，没有不占卜的。召公的占卜，他的至诚所感召，可以通达天地神明，所以他的应验如同回声，这就是他得到吉兆的原因。我占卜河朔黎水，我于是占卜涧水东、瀍水西，我又占卜瀍水东，这就是所谓的宅卜。只有洛水适宜居住，这就是所谓的得到吉兆。《洪范》说：“谋划及于你的内心，谋划及于卿士，谋划及于庶民，谋划及于卜筮。”营建洛邑的谋划，成王君臣已经有定议了，于是谋划及于卜筮。太王迁都于岐，于是来相度宫室，然后才契刻龟甲。文公迁都于楚丘，眺望楚丘和堂邑，然后占卜说吉祥，都是这类情况。占卜既然吉祥，那么人谋鬼谋，没有差错，这就是所以规划经营，而规度朝市、宗庙、郊社的位置，在戊申日的第三天，庚戌日，三月的第七天，太保于是率领众殷民在洛水北岸整治位置。在庚戌日的第五天，甲寅日，三月的第十一天，朝市、宗庙、郊社的位置，其规模都建成了。《禹贡》说“导黄河向东经过洛水北岸，而导洛水向东北流入黄河。”那么洛汭是洛水北岸，可以知道。《禹贡》说：“导洛水向东北防于涧水、瀍水。”那么涧水、瀍水都在洛水北岸，而王城在瀍水西，成周在瀍水东。虽然涧水在瀍水西，但涧水、瀍水都在洛水北岸，所以位置在洛水北岸。周公则在位置建成后的第二天，三月的第十二天，早晨到达洛水，就全面视察新邑所规划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周公摄政，营建洛邑的事，周公主持，召公则与他先后配合而成。所以占卜宅址、整治位置的是召公。周公则全面视察，于是命令殷民。若翼日，也与越若来的若相同，位置建成而周公恰好视察，将要命令众殷诸侯从事工役之事。于是先告祭天地社稷。过了三天丁巳日，在郊外祭祀，用两头牛，告祭天地。郊祭天的名称，而用两头牛，先儒认为是因为后稷配享。不如王博士说：“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大概

译祭祀也可以从郊祭的角度来说，只有因为郊祭是祭祀天地，所以使用两头牛。丁巳日，是乙卯日的第三天，也就是三月十四日。到了第二天戊午日，便在新邑举行社祭，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这是向社神和稷神进行告祭。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这是使用太牢之礼。叶博士说：“《礼记》中说：‘社稷用太牢’，古代的祭祀没有只祭社而不祭稷的。《诗经·周颂·载芟》记载春天籍田以祈求社稷，《诗经·周颂·良耜》记载秋天报谢社稷。’稷神大概是随同社神一起受祭，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既然已经向天地社稷告祭完毕，周公便在戊午日之后的第七天，即三月二十一日，甲子日的清晨，用册书命令众殷民以及侯、甸、男服地区的邦伯，让他们兴动工役。古代有重大的工程，必定把分配任务、隶属役使的事情记载在文书上，规模既定，然后才兴役动工。苏氏引用《春秋左氏传》说：‘士弥牟营造成周，计算丈数，揣测高低，度量厚薄，测量沟渠，分类土方，商议远近，估量工期，计算人力，考虑财用，记录干粮，以此命令诸侯服役。’将属役赋文的文书授予师氏，并呈报给刘子，这就是所谓的‘书’。比如鲁宣公十一年，楚国令尹蒍艾猎修筑沂城，让封人考虑事务并授予司徒，估量工程、规定日期，分配财用，平整版筑，称量畚筑，核算土物，商议远近，略定基址，备齐干粮，估量有司的事务，三十天便建成，没有违背原定的计划，这也是沿用文书的遗意。邦伯，先儒认为就是州牧。特意只说邦伯，王氏说：‘周公用文书命令邦伯，而邦伯再用周公的命令去命令诸侯。’‘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者’，是说周公既已用文书命令众殷民，役使他们从事土木工作，而众殷民无不大力劳作，趋事赴功，惟恐不及。成王经营洛邑，大概是因为殷民顽固，打算迁移他们以便就近控制。如今召公率领他们攻治宫室，宫室便建成；周公用文书命令他们，他们便大力劳作。即使是难以教化的顽民，尚且如此，那么周公用来使唤民众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了。谁说周公对民众苛刻呢？召公经营洛邑，从戊午日到甲寅日共七天，便建成了。周公随后到达，从乙卯日到视察新邑营，距离甲子日共十天，便用文书命令众殷民，众殷民大力劳作。周公和召公的规划，敏捷到了这种地步。总计起来，从成王到达丰地的乙未日，到甲子日，总共不过一个月。万年的基业，在一个月之间便完成了，这难道是后世所能企及的吗？

译太保于是率领各诸侯国的君主走出宫门，取来礼物后又重新进入，赐给周公说：“拜手稽首，将礼物进献给成王和周公，如同周公告诫那些殷商遗民，以及他们的办事官员。”

唉！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这就是大国殷商的命运，只有成王承受天命，没有穷尽的荣耀，也没有穷尽的忧患。唉！怎么能不恭敬呢？上天已经终结了大邦殷商的命运，那些殷商先前的圣明君王已在天上，以及后来的君王和百姓，都顺服了天命，他们的最终结局是智慧隐藏而祸患存在。那些知道怀抱携带妻子儿女，向天哀叹呼号，逃亡出去被俘获的人。唉！上天也哀怜四方的百姓，他的眷顾天命用来勉励，成王应当迅速恭敬地修德。

周朝的兴起，从武王开始，因为他聪明齐圣，顺应天意人心，不忍让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亲自拿起武器讨伐纣王，战胜了商朝。此后百姓有了重生的希望，虽然民心归向周朝，像水往低处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自然。然而武王即位不久，就去世了，成王年幼继位，三叔勾结武庚离间王室，周朝的局势岌岌可危。当时，安危存亡的关键，间不容发，幸好周公摄政，既率领军队东征，诛伐暴乱，以安定四方，又制礼作乐，建立法度，润饰王业，七年之间，政事无不举，事业无不兴，民心归向周朝日益牢固而不可解，周朝的根本有了泰山般的安稳。虽然周公归政，成王总揽万机以面对群臣，可以无虑了。然而武王想要营建洛邑，以安定九鼎的志向，没有完成，周公不可以不完成武王的志向而后归政。所以在摄政的第七年，大力营建洛邑，以其一作为安定九鼎、防范诸侯的地方，以其一作为迁移殷商顽民的地方。这样周公的规模计虑，以恢弘我国家的，尽于此了，可以归政了。召公的意思，认为辅佐成王，使天下达到太平的，是周公的功劳；在洛邑占卜选址，以完成武王志向的，也是周公的功劳。所以率领诸侯向周公献礼而归功。然而成王将从此发号施令，以君临万国，每一个号令，其得失善恶，实在关系到治乱兴衰，不可以不谨慎。所以趁着诸侯都在，于是告诫成王天命无常，戒惧不可懈怠。周公用工役的文告命令殷商遗民，殷商遗民中的顽民无不大力工作，那么周公用来推诚以感动百姓的，到了极点。洛邑的建成不过几日，所以召公于是率领侯、甸、男等服属的众人，各国大君走出宫门取礼物，又进入以赐给周公并献礼。必定用礼物的原因，是用来表达其厚意。孟子说：“防敬者，是礼物尚未送出的敬意。防敬而没有实质，君子不可虚拘。”所以古代宾主交际的礼节，虽然有防敬之心，必定有礼物来伴随。拜手稽首，将礼物进献给成王和周公，先儒说：“召公称成王的命令赐给周公说：‘敢拜手稽首，陈述成王应当顺从周公的事情’，大概把‘若’解释为顺从。”召公所陈述的，是说成王将总揽万机，告诫天命难以信任，戒惧之心不可片刻离开，哪里是陈述应当顺从周公的事情呢？王氏说：陈述成王想要营建洛邑的意思，顺从周公用文告命令殷商诸侯的事情，那么把这一句分为二，他的说法又不如先儒。只有苏氏说：“旅”读如“庭实旅百”的“旅”，诸侯的礼物，进献给成王和周公，是尊重周公，这个说法最好。解说的人又说营建洛邑的，是召公相宅而攻位，周公则到达观看新邑，营建而用文告命令。召公到达洛邑，是在三月五日戊申；周公到达洛邑，是在三月十二日乙卯。成王则只在镐京。然而这篇既说“旅王”，那么成王也在洛邑，可以知道了。只有召公到达洛邑，是为了占卜选址而攻位；周公到达洛邑，是为了到达观看而用文告，所以记载他们到达的日子，成王没有事故，不记载他到达的日子。解说的人又说召公作诰，告诫殷商遗民及办事官员而已，如果成王在洛邑而告诫他们，那么不应当斥责成王为冲子。又说：“有王虽小”，又说：“王乃初服”，君臣的分野不应如此。这又不对，周、召担任师保的官职，以辅佐成王，对于成王不独是君臣的分野，大概有师保的礼节，所以可以用冲子来称呼。《洛诰》篇，周公以冲子称呼成王；《召诰》篇，召公以冲子称呼成王，有什么不可以呢？《召诰》、《洛诰》是一体的，周、召也是一体的。告诫殷商遗民，以及他们的办事官员。先儒说：召公所陈述告诫成王说：“我说话告诫，以告诉你们殷商的诸侯，下至你们的办事官员”，想让君臣都听，其实是指以告诫成王，诸侯都在借以说话，这个说法是对的。大国就是殷商，元子指纣王。殷商自汤以来，传世三十有一，拥有四海，普天之下，没有不臣服的，难道不是大国吗？纣王是帝乙的嫡子，所以用元来称呼，元，是长的意思。微子与纣王都是帝乙的儿子，微子的命既以微子为元子了，这又以纣王为元子呢？《吕氏春秋》说：纣王的母亲生微子时，还是妾，后来成为妻，后生纣王，纣王父亲想要立

译启被立为太子，太史依据法度争辩说：“有嫡妻所生的儿子，不可以立妾室所生的儿子”，所以纣被立为太子。从长幼的次序来说，所以防子作为长子；从嫡庶的区别来说，所以以纣作为长子，各自都有其应当的理由。这是说天命没有恒常，如果没有德行，即使是纣这样的长子，拥有这样的大国。长子意味着名分正当，大国意味着势力强大。皇天上帝也会改变他的命令，而命令有德行的人来取代他。上天既然因为纣没有德行而改变了命令，在这个时候，只有周朝世代修养德行，可以上应天意，而承受这显赫的命令。这就是武王之所以从诸侯成为天子，成王继承武王而受命做君主的原因。君王承受天命，大概是希望他的子子孙孙绵延不断，继承这鼎盛的基业，即使千万代也不断绝，那么他的福佑可以说没有边际了。然而他的福佑没有边际，那么他的忧患也没有边际。大概有一天的福佑，也就有一天的忧患；有一年的福佑，也就有一年的忧患；有无边际的福佑，也就有无边际的忧患。《无逸》说：“不要说今天沉溺于享乐，这不是百姓所顺从的，也不是上天所赞许的，这时人们就会有大过错。”一天的沉溺享乐，似乎好像没有害处，而天下后世的祸患或许就萌芽于此。所以有无边际的忧患，才能保住那无边际的福佑。无边际的福佑，也无边际的忧患。正就像所说的，一方面欢喜，一方面恐惧。唐太宗时，突厥请求入朝。皇帝对侍臣说：“往日突厥的强大，欺凌中原，因此骄横放纵，从而失去了民心。现在自己请求入朝，如果不是困窘穷迫，肯这样吗？”我听了既欢喜又恐惧。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边境安宁，所以欢喜。然而我如果失道，将来也会像突厥一样，能不恐惧吗？又曾经对侍臣说：“我有两喜一惧。近年丰收，长安一斗粟只值三四钱，这是一喜；北方敌寇长期臣服，边境没有忧患，这是二喜。政治安定则骄奢淫逸容易滋生，骄奢淫逸则危亡立刻到来，这是一惧。”召公所说的“无边际的福佑，也无边际的忧患”，太宗是深知这一点的。大概正因为恐惧于未然，所以最终没有恐惧。贞观之治，难道没有来源吗？正因为有无边际的忧患，才能保住无边际的福佑。所以感叹着说：“为什么竟然不恭敬呢？”大概是希望他在仓促匆忙、流离困顿的时候，只实行恭敬。有一句话可以尽畏天的道理，就是恭敬而已。敬畏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敬畏天的变化，不敢放纵驰骋。那么上天怎么会轻易放过我们呢？“敬之”，群臣进谏嗣王的诗说：“敬之敬之，上天是显明的，天命是不容易的啊！”凡是人君能够恭敬地侍奉上天，那么上天对我的眷顾就没有穷尽了。假使纣真的知道恭敬是应当实行的并且去实行，那么周朝怎么能拥有天下呢？这就是召公告诫君王不可以不恭敬的原因。上天既然远远地终结了大邦殷商的命令，前面已经略说了上天改变殷家命令的事，这里又详细说了纣不能继承先王的余庆，致其恭敬以畏惧上天，却让不仁的人处在高位，散布他的恶行于众人，这就是百姓怨恨叹息而上天于是远远地终结其命令的原因。遐终，唐孔氏说：“是说离去而不复返回。”殷家多有先哲王，虽然已经死了，但他们的精神在天上，所以他们的余庆有以庇佑后世君王及其百姓，都得以服从天命而不废弛。先哲王之所以能享有国家，只是因为恭敬的缘故。殷先哲王虽然在天上，但后王后民借他们的余庆来复得天命，也只是因为恭敬的缘故。《酒诰》说：“在过去殷先哲王遵循畏惧上天显明的小民，只有这殷先哲王对上天的显明是畏惧的，那么他们的恭敬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所说的精神在天上，而他们的余庆有以保佑后人，使不失去恭敬以服从天命。殷家从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出现，所以说多有先哲王。人的死亡，虽然体魄下降，魂气上升，但不是哲王就不能在天上。朱子内翰说：“太史是儒者，不说鬼神而说有物，为什么呢？”回答说：“人的死亡各自返回其根本，体魄是阴，所以下降而在下，魂气是阳，所以上升而在上。上升就没有不去的地方了。现在魄降而气不化，不是物又是什么？”所以圣人死称为神，贤人死称为鬼，众人死称为物。圣人清明在自身，气志如神，所以五帝配享上帝，傅说上比列星。贤人得到其所归，众人则只知道富贵生死而已，他们的思虑不出于心腹之间，枕席之上，夸张于世，自以为利。物欲遮蔽了他们，不能自我反省其本初，所以称为物。由此看来，那么精神在天上，必定是哲王。看《盘庚》一篇，说“高祖大大地降下罪疾”，又说“所以有败坏德行，从上面惩罚你”，大概是因为殷的先哲王在天上。厥终指纣。商朝的国运到纣而终结，所以商朝的君主从帝乙以前，都能兢兢业业，端正内心以恭敬，而天命所眷顾。《多士》说：“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恤祀的，也只有上天大大地建立保佑治理殷商，殷王也不敢失去帝心，无不配天其泽，就是这样。”只有纣认为自己有天命，认为恭敬不足以实行，而商家的基业从此终结了。纣既然不恭敬而失去天意，所以他在位在职的人无非是小人。看殷家所谓的贤

译能够激励辅佐国家的人，没有比这三位更合适的了：太公望隐居在荒野，箕子装疯卖傻沦为奴隶，比干直言进谏却遭受剖心的祸患。那么当时所谓的智者，没有不藏身于山林水泽之间的。智者既然已经隐居，那么那些在位任职的人，哪里会有恩泽施加于百姓呢？只会成为百姓的祸害罢了。大概那些四方多有罪过而逃亡的人，被推崇、被培养、被信任、被任用，从而成为大夫卿士，让他们对百姓施行暴虐，这就是成为百姓祸害的人存在的原因。正因为那些在位任职的人是百姓的祸害，所以百姓都有离散之心。人们都知道怀抱自己的儿子，携带自己的妻子，向天哀痛呼号，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我对天有什么罪过而落到这般地步呢？既然已经呼天，于是前往逃亡，却又看见被囚禁拘捕。上下之间的关系，聚合时就是君臣，离散时就是仇敌。有办法得到民心的，百姓就共同归附他，即使想要拒绝推辞，也不可能做到。没有办法得到民心的，百姓就共同背叛他，即使想要胁迫挽留，也不可能做到。商纣王既然在朝廷聚集了一群不得志的人，把他们的恶行传播给众人，既然已经失去了民心，那么百姓前往逃亡，就是理所当然的。商纣王又进而囚禁拘捕他们，这不仅不足以威慑百姓使他们畏惧，反而更加失去了民心。上天不忍心让百姓困于淫乱刑罚和严酷处罚，无法维持生计，也怜悯哀怜他们，所以上天监察下土，如果有能够勉力施行敬德的人，就眷顾并任命他讨伐商纣而拥有天下。周朝的兴起，从后稷、公刘以来，积累德行和功业，而周文王、周武王的圣德，正当商纣王的时代，这就是上天眷顾任命而建立周朝的原因。成王既然继承文王、武王而拥有天下，那么在敬德方面就不能不迅速，唯恐来不及。大概如果成王对文王、武王的敬德，那么福禄的到来正兴盛而没有止境，与天地一样长久。如果不敬德，那么也就是商纣王罢了，这不符合文王、武王在天之灵的心意。舜告诫禹说：“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真诚地执守中道。如果四海困穷，上天的福禄就永远终结了。”所谓敬德，就是真诚执守中道的意思。上天的历数没有长短之分，真诚执守中道，那么即使达到万年也可以。如果四海困穷，那么上天的福禄就永远终结了。这正是召公告诫成王的意思。

译考察古代先民，夏朝时，上天引导并顺从禹，视禹如子般保护，禹当面考察上天的意旨而顺从，如今夏桀已丧失上天赋予的统治使命；如今考察殷商，上天引导并保佑汤，汤当面考察上天的意旨而顺从，如今商纣也已丧失上天赋予的统治使命。如今年幼的成王继承大业，却没有遗漏那些长寿的老人，说：“应当考察我们古人的美德，况且说他们能够考察谋划而顺从天意。”唉，成王虽然年幼，却是嫡长子啊，他能够很好地协和小民。如今成王不敢怠慢，顾念畏惧百姓的怨恨。成王前来继承上天的意志，在中原之地治理政事。周公旦说：“应当建立大邑，从此配享皇天，谨慎祭祀天地神灵，从此在中原治理政事，成王已有成命来治理百姓，如今真是美好。”

前面已经说过，商纣因为不敬，不能承继先哲王的余庆，以承受天命，聚集小人于朝廷，让他们肆意暴虐，残害百姓。上天既哀怜四方百姓无辜遭受凶害，已经断绝了商纣的命数，改命我周邦。那么周王固然不能不以商为鉴戒，而勉力实行敬德。然而周所继承的是商，周固然应当以商为鉴戒；商所继承的是夏，商难道可以不以夏为鉴戒吗？《诗经》说：“殷商的鉴戒不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那么周朝的鉴戒就在殷商时代，这是很明显的。上天因为禹的圣德而眷顾夏朝，又因为桀的不敬而丧失其命数。丧失夏朝的命数，商就凭借敬德去讨伐它。纣又因为不敬，上天便丧失其命数。周讨伐殷商，正如殷讨伐夏一样。如果成王不能战战兢兢，竭尽敬畏的诚意，而敬德不彰，那么上天丧失其命数，也将像殷商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同时提及夏、商的原因。

“相”是考察的意思。“古先民有夏”，指的是禹。禹贵为天子，却被称为先民，胡博士说：“古代称往昔为先民，说古先民，是表示时间久远的说法。”意思是说，我考察古代先民夏朝的君主如禹那样，他所实行的敬德，未曾片刻废弃，所以上天引导并顺从他，视他如子般保护。这就是夏朝之所以承受上天美好的命数而统治天下的原因。上天对于夏朝的君主引导并顺从他，视他如子般保护，那么上天对我的仁爱到了极点。而夏朝的君主又能当面考察天意而顺从它。天意所在，只有敬德的人才会被保佑。当面考察天意而顺从它，不过是勉力实行敬德以通达上天美好的旨意罢了。如今桀不能实行禹顺从天道的做法，所以上天因此丧失了他统治天下的命数。如今再考察殷商的君主如汤那样，他所实行的敬德，也未曾片刻废弃，所以上天引导并保佑他。殷商的君主也能当面考察天意而顺从它。如今纣不能实行汤顺从天道的做法，所以上天因此丧失了他统治天下的命数。

我只考察夏、殷的君主，他们起初被上天引导顺从而如子般保护，被引导保佑，并非上天偏私他们，是因为他们敬德。他们最终都丧失了命数，并非上天偏爱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敬德。大抵上天降下灾祸或祥瑞，只看德所在之处，有德则给予，无德则灭亡，如同影随形、响随声一样，没有丝毫差错。当禹、汤凭借圣德能够契合天心，上天眷顾他们的意旨，不容释怀。然而如果有一天不敬德，那么命数就不可依赖。所以禹、汤未曾因为上天命数的佑助而有骄怠，他们的言行举止，未曾不顺从天意。大概如果禹、汤不知道如何顺从天意，那么他们丧失命数，不至于等到桀、纣的时代。如果桀、纣知道敬德，那么上天引导顺从而如子般保护、引导保佑，将会千万年而不衰。由此可知，上天对于禹、汤、桀、纣，并没有好恶在其中，只看他们是否敬德罢了。

夏朝说“古先民有夏”，殷商不说，是承袭上文。苏氏把“从子”解释为“与子”，认为我观察夏、殷时代，上天引导夏朝，是引导其与子（启）而保护它；引导殷商，是引导其能用伊尹这样格天的臣子而保护它。他的意思是说，尧把天下传给舜，舜把天下传给禹，都不偏私自己的儿子而传给贤人。到禹才开始认为自己的儿子启可以托付天下，所以传给儿子。因此引导夏朝就说“从子”。把“从子”解释为“与子”，说引导其“与子”而保护它，虽然不是经文的本义，也还可以说得通。至于把“格”解释为“用伊尹格天之臣”，这就不可以了。经文中“格”这个字，苏氏既认为是“格天”，又把“格天”解释为伊尹，又说汤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这种蔓衍附会，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什么说法不可以呢？所以这里只应当采纳王氏的说法：“夏说从子，殷说格之”，互相完备。与“夏说服天命，殷说受天命”意思相同，这大概是史官经纬其文，以形成述作的体例。《尚书》中此类情况很多，不可以一一为之解说。唐孔氏说：“这里说夏、商两代兴亡，其意相同。”在禹身上说“从而子安之”，那么上天对于汤也“子安之”，所以在汤身上承袭上文直接说“格保”，这正是王氏的意思。大概“格”与“惟帝降格于夏”中的“格”相同。

上天既因为纣不敬德，丧失其命数而改命周邦，如今成王以幼冲的资质，继承武王的大业，所以要把天下置于泰山般的安定，以不辱没祖先，应当如何做呢？只有对长寿的老人无所遗漏，才可以保住上天的命数。古代圣王尊崇礼遇黄发老人，委以政事，大概是

译做事，是因为练习治理国家的体制的缘故。从前鬻熊年纪九十多岁，去见周文王，文王说：“你太老了。”鬻熊说：“君主如果派我去捕虎，我确实老了；如果派我坐着来谋划国家大事，我的年纪还来得及。”大概不是老成持重的人，就不能深谋远虑，来辅佐成就君主的德行。然而年少、没有经历世事的人，对老成持重的人多有轻慢侮辱。秦穆公是贤明的君主，他对蹇叔还说：“你懂什么？你大概只能活到中等寿命吧？你坟上的树都抱拢了！”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周成王年幼即位，尤其不可以遗弃长寿的老人，这是因为他想要考察效法古人的德行。古人曾经因此兴盛的，我必定沿袭它；曾经因此失败的，我必定改正它。然而如果不是老成持重的人多知道以前的言论和往事，那么我虽然想要考察古人，也没有途径。所以考察效法古人德行的人，必定要有长寿的老人作为我的得力助手，然后才可以。考察效法古人的德行，固然很好，何况还能考察效法上天的谋划，那么它的好处又怎样呢？大概大道的本源出于上天，古人的作为，也只是效法上天。而禹、汤因为恭敬德行的缘故，上天于是引导他们，保佑他们，使他们显赫；夏桀、商纣因为不恭敬德行的缘故，于是丧失了他们的天命。他们的善行可以效法，他们的恶行可以借鉴。考察效法古人德行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些。然而年幼的人，从哪里知道这些呢？这就是必定要依赖长寿老人的原因。考察效法古人的德行，固然应当以禹、汤留下的典范作为我们的准则，然而禹、汤之所以成就他们的德行，也只是因为当面考察效法上天的缘故。治理天下必定要没有一处不符合禹、汤，这就行了。然而又能没有一处不符合上天，那么他们的德行就没有可以超越的了。成王是武王的长子，所以又感叹说：“王虽然年幼，却是长子。他的大德能够以至诚感动小民，那么在现在就是美好的。想要感动小民，那么王就不敢落后，要用来顾念畏惧民众的险恶。”先儒以及王氏都认为“民碞”是僭越的言论，民众有僭越而不信服的，不可以不省察顾念而畏惧谨慎。他们的说法不如苏氏说：“碞，是险恶的意思。民众就像水一样，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没有什么比民众更险恶的了。只有民众的顺从或违抗没有常态，而有险恶的道理，那么君王顾念它而不忘，畏惧它而不忽视，是不应当落后而加以运用的。”大概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优先于这个，就可以感动小民了。君王来到这洛邑，继承上天的命令，在这天地之中行事，大概是因为周公的话，在这里建立大邑，使成王从此配享皇天。说君王来继承上天，那么当时成王在洛邑就可以知道了。而解说的人认为成王只在丰镐，不曾来过，他们的错误也很明显了。君主面前臣子称名，所以召公称周公的话为“旦说”。栾鍼，是栾书的儿子，在君主面前，即使是父亲的名也称呼，大概是因为君臣的名分，不可以因为父子的私情而废除。何况是周公、召公呢？天和帝是一样的。如果说到覆盖高明的德行，都可以指着称呼，没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尚书》所记载的，大概多有连称天和帝的，这只是变换文字而已。《益稷》说：“以昭明地侍奉上帝，上天于是再次命令给予美好。”《洪范》说：“上帝于是震怒，不给予洪范九畴；上天于是赐予禹洪范九畴。”《泰誓》说：“上天保佑下民，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他们能够辅佐上帝。”《康诰》说：“我们西土当时依恃冒犯，被上帝听闻，上帝喜悦。上天于是大大命令。”文王消灭了殷商，这篇说：“君王来继承上帝。”又说：“他从此配享皇天。”像这类，都是变换文字。继承上帝就是配享皇天。一定要顺着它来解说，就穿凿了。王氏说：“帝是天德而继承它的是王；王是人道，皇是天道。只有道能够建立中道，只有建立中道能够配享天。道中天而居住其中，建立中道来配享天。道不只是继承上帝而已。来继承上帝的是王的事；配享皇天的是皇的事。”这是穿凿的解说。《汉郊祀志》说：“它的神曾经在夜里从东方来，像雄鸡，它的声音殷殷像野鸡夜里鸣叫。”颜师古说：“上面说雄鸡，下面说野鸡，是史书驳杂的文字。”《尚书》先说帝而后说天，就是颜师古所说的驳杂文字。天下的中心，是天地所合的地方，四时所交的地方，风雨所防的地方，阴阳所和的地方。所以居住在中土就可以祭祀天地而神灵歆享了。大概想要配享皇天，那么对于上下的祭祀不可以不谨慎。谨慎于祭祀天地神灵，然后才可以治理民众。所以周公说：“在这里建立大邑，来举行祭祀的典礼，然后能够配享皇天。”又应当在这中土施行治理。《洛诰》说：“君王开始称颂殷礼。”又说：“称颂次序大祀。”又说：“早晚谨慎祭祀。”就是谨慎祭祀于上下。建立城邑的事，现在君王已经有成命了。让召公相宅占卜吉利，那么攻治位置而位置成就。周公又通达地观察它而用文书来命令庶殷。这就是君王有成命。只有能够在这里治理民众，那么在现在就是美好的了。召公告诫成王，大意是说天命没有常态，夏档因为不恭敬他的德行而丧失了禹的天命，商纣因为不恭敬他的德行而丧失了汤的天命。想要成王体会禹、汤顺从天道的道理，来祈求上天永久的天命而已。既然所说的只是想要君王感动小民，又想要君王治理民众，那么都认为现在是美好的。大概上天的聪明

译虽然无所不闻、无所不见，但他的视听却以百姓为根本。百姓所归向的，上天没有不保佑的；百姓所抛弃的，上天没有不降祸的。成王能够与小民和谐相处，能够治理百姓，这确实是很美好的。所谓敬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上天难道会放过他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用荒诞轻慢、虚伪欺诈来欺骗百姓，用纵情享乐、懈怠傲慢来困苦百姓，那么即使居于天下之中，在天地之间祭祀，天命难道会偏私于他吗？

译王，首先训服殷朝旧臣，使他们亲近并协助我周朝的臣子，节制他们的性情，每日都能向善迈进。王应当恭敬地行事，不可不恭敬德行。我不可不借鉴夏朝的历史，也不可不知鉴殷朝的历史。我不敢断言说，夏朝承受天命，必定长久；我不敢断言说，夏朝的天命不延长，只是因为不恭敬德行，所以早早丧失了天命。我不敢断言说，殷朝承受天命，必定长久；我不敢断言说，殷朝的天命不延长，只是因为不恭敬德行，所以早早丧失了天命。现在王继承承受天命，我也只希望这两个国家的命运继承像这样成功。王刚刚即位，唉！就像生孩子一样，没有不在初生时，自己留下明智的命运。现在上天赋予明智，赋予吉凶，赋予长久。知道我现在刚刚即位，居住在新邑，因此王应当赶快恭敬德行，王应当运用德行，祈求上天永保天命。希望王不要因小民放纵而使用非礼，也不要敢于灭绝杀戮以治理小民，如果这样会有功绩。希望王地位以德行为根本，小民才会在天下遵循法度，超越王显赫地上下勤勉体恤。说，我承受天命，大大地像夏朝那样长久，不要废弃像殷朝那样长久，希望王因小民而承受上天永久的天命。拱手叩头说，我小臣，敢以王的仇敌之民、百位君子以及友爱的民，保卫承受王的威严命令和明德。王最后有成功的命令，王也显赫。我不敢勤勉，只是恭敬地奉献币帛以供奉王，能够祈求上天永保天命。

成王营造洛邑而迁徙殷朝顽民，大概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纣王、武庚的动乱，其顽劣狠毒、不知羞耻的心性不能立刻改变，所以让他们靠近王室，以驯服他们趋向善良。然而迁徙他们时，难道能空出瀍水以西，移走旧民而让殷民居住吗？大概是让周民与殷民杂居的缘故。只有周民与殷民杂居，所以有殷朝治事的臣子，也有周朝治事的臣子。然而殷朝人无论大小，偷盗、奸邪、骄纵、淫乱、自夸，无所不为；而周人用文王、武王美好的教化、善政逐渐浸润他们，日久没有不归入士君子的行列。他们的善恶相反，不像香草与臭草、白与黑的区别那样明显。他们的形势不能同居。如果不是上面的人有引导他们的方法，怎么能使他们和谐一致呢？所以召公既希望王安抚小民，又希望王治理民众，于是告诉王“王首先训服殷朝治事的臣子，使他们亲近并协助我周朝治事的臣子。周朝治事的臣子，对于朝廷的教令，像草随风倒，无需训服。所应当先做的，只是训服殷家旧治事的臣子，除去他们的暴虐而消除他们的贪婪鄙陋，使他们亲近并协助我周家治事的臣子，和谐一致就可以安抚小民，也可以治理民众了。”想要训服殷朝治事的臣子，没有别的，只是节制性情罢了。孟子说：“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的。”殷朝的治事臣子当成王时代，是天下所谓的恶人；周朝的治事臣子，是天下所谓的善人。虽然有美恶的不同，然而推究殷朝治事臣子所禀受于天的本性，在未丧失之前，与周朝的治事臣子有什么不同呢？只有上面的人有倡导，于是陷溺他们的良心而不义的习性，于是与本性形成，浸淫日久，牢固不可遏制，必须有节制他们的方法才可以。节制他们，不是强迫他们没有的东西，而是用他们固有的本性来治理他们，去除他们的不善而返回善良。有节制他们的方法，那么臣民将迁善远罪而不自知，每日都向善迈进。所以说“每日都迈进”。董仲舒说：“积累善行在身，就像太阳每天增加而人不知道。”每日迈进，正是董仲舒“长日加益”的比喻。王氏说：“应当明正政刑来节制他们。”这是不懂道理的话。《汤诰》说：“只有皇上帝降下中正于下民，如果有常性，能安定他们的谋划，只有君主。所贵乎君主的，是因为百姓有常性，顺从他们来治理罢了。如果明正政刑可以节制性情，哪里是说有常性呢？自身端正，不命令而行；自身不端正，虽然命令也不服从。”想要节制百姓的性情，只有王能恭敬德行，那么殷朝的治事臣子，就会一致感化了。所以说：“王恭敬行事，不可不恭敬德行。”王氏说：“恭敬德行，是用来行事的。”苏氏说：“行事，是所行的政事。”这都是对“所”字强生义理，言辞繁琐。应当从先儒的说法，认为不可以不恭敬德行，王应当恭敬行事。恭敬行事就像说恭敬作为，即《周官》所说的作德。王既然应当恭敬德行，那么不可不以夏殷为鉴。不可不以夏殷为鉴，是因为夏殷的历数长短，只在恭敬德行与不恭敬德行。所以说：“我不可不借鉴夏朝，也不可不知鉴殷朝。”孔子所说的“周借鉴于二代”，其根源大概出于此。夏朝承受天命以统治天下，传十七王，四百三十一年，固然历数长久。到桀继位，而夏朝的天命于是断绝，那么它不延长了。这不是我所敢知的。只有恭敬德行则历数长久，桀不恭敬德行，则早早丧失天命，这是我所知的。所以不可不借鉴夏朝。殷朝承受天命以统治天下，传二十八王，六百二十九年，固然历数长久。到纣继位，而殷朝的天命于是断绝，那么它不延长了。这不是我所敢知的。只有恭敬德行则历数长久，纣不恭敬德行，则早早丧失天命，这是我所知的。所以不可以不借鉴殷朝。古人之于天命，不以为必有，不以为必

译虚无，却每每导致人们进入不可测知的境界。只有那些在光明显著之间修习的人事，才没有不详尽论述的。所以召公对于夏、殷两代拥有长久国运以及国运不长久，都说：“我不敢知晓。”这是表示怀疑的言辞。至于敬德就能拥有长久国运，不敬德就会丧失天命，这大概是无可怀疑的。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神？”子路说：“请问死亡？”孔子说：“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鬼神与死亡，孔子不告诉子路，却告诉他侍奉人、知晓生。大概能侍奉人就能侍奉鬼神了，知晓生就能知晓死了。这正是召公的意思。由此看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和不谈论怪异神灵，并不是故意隐瞒不说，而是不能以正道直接言说。如果以正道直接言说，那么求学的人就会舍弃人事，在难以知晓的时机去探求天命鬼神，这就成了巫祝、盲人史官所做的事了。只有夏、殷两代承受天命，其国运长短不可得知的原因，只有敬与不敬的区别，那么当今君王继承这两代而承受天命，以统治天下，也应当思考这两国国运长短的道理，以继承它们的功业。继承它们的功业，就是修习人事，不苛求天命，不过是敬德罢了。夏因敬德而拥有长久国运，殷也因敬德而拥有长久国运，这都是敬德的功效。成王既然继承了天命，难道可以不继承它们的功业吗？君王只有敬德，才可以享受上天美好的天命，绵延不断。况且如今周公已经营建洛邑，将政事归还给成王，正是成王刚开始听政，处理繁杂政务的时候，每一个号令的发布，每一次赏罚的实施，天下的百姓都将拭目观看，倾耳聆听，这实在是治乱安危的开始。所以高宗说：“用我来匡正四方，我担心德行不相称，因此不说话。”谨慎沉默思考道理，实在是因为听政之初，不可不谨慎。所以召公对君王说：“政事的兴盛与衰败，萌芽于刚开始任职的日子。就像人生育子女，其善恶的习性，无不在于初生之日。习惯于善就成为善人，习惯于恶就成为恶人了。”孔子说：“少年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成自然。”古人之所以熏陶美好的资质，而优游进入圣人的境界，只因为在孩童时期，教育就有素养。就像孟母选择邻居，曾子杀猪给儿子吃，就是这样。如果在初生之日习惯于善，这就是自己赐予自己明智的命运。大概上天以端正的本性赋予人，起初没有上智下愚的区别，之所以成为上智下愚，是自己取舍的结果。所以说“自贻哲命”，是说人秉持明智，虽然天命赋予，但其之所以能明智，是自己给予的。孟子说：“自我暴弃的人不值得与他交谈，自我放弃的人不值得与他有所作为。只有下愚的人自我暴弃，那么明智的人难道不是自己给予的吗？”那么君王在刚开始任职时，其治乱安危，无非是自己招致的，能不谨慎吗！如今上天赋予明智、赋予吉凶、赋予长久国运，是说上天对于人，有时赋予明智，有时赋予吉与凶，有时赋予长久国运，这三者难道是人所能做到的吗？确实是上天赋予的。然而上天赋予明智，却不能使人一定明智；能赋予长久国运，却不能使人一定长久。其之所以明智、之所以吉、之所以国运长久的原因，不是天，是人；其之所以不明智、之所以凶、之所以国运不长久的原因，不是天，是人。天没有人不凭借，人没有天不成，天开始而人终结。如今上天知道我们君王刚开始处理繁杂政务，而居住在新邑洛，其赋予明智与不明智、吉与凶、长久国运与不长久国运，大概决定于今天，那么君王的敬德可以迟缓吗？正当只注重这德行的运用，仓促匆忙时必定如此，颠沛流离时必定如此，以此向上天祈求而永保天命。祈求不是祈祷的祈，敬德就是用来祈求的。大概以敬德来祈求，大概不同于人的祈求吧？这里所说的祈求，正与《诗经》所说的“自求多福”的求相同。早早丧失天命，不是上天确实催促它，是在我自身遏制并断绝它。祈求上天永保天命，不是上天确实延长它，是在我自身引导并伸展它。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说的就是这个。”君王既然只注重德行的运用，那么推广它来治理天下国家，难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吗？所以君王不应当因为小民有过错而滥用非常的手段，也敢于灭绝杀戮来治理百姓，就像殷代习俗那样沉溺于淫乱而滥用非礼的刑罚吗？为时已久了，然而不教育就杀戮，这是果断于杀戮，难道可以治理百姓吗？当武庚已经被消灭，而殷的遗民有留在卫地的，有迁到成周的，然而他们沾染纣王的教化都未曾革除，必须有教育他们之后才可以。所以成王告诫康叔，既说不可以因为百姓混乱而迅速使用刑罚，不可以因为他们沉湎于酒而随意杀戮。召公告诫成王，又说不可因为滥用非礼的刑罚而敢于灭绝杀戮，这都是忠厚之心，不是放纵释放有罪的人。百姓有过错，在于我一人罢了。王氏说：“不敢轻慢小民而滥用非礼的刑罚，也应当敢于灭绝杀戮有罪的人来治理百姓。”凡是书中告诫不要杀戮的话，王氏都认为是让他杀戮。苏氏驳斥了他的说法。正如同审理案件的官吏，持心宽厚的人只求让他活命，持心刻薄的人只求让他死。如果有功德，大概只有君王位居德行的首要，小民才只使用刑罚于天下。越王显，先儒及王氏都将“若”解释为顺从

译只有苏氏说：“百姓有了过错和罪责，在于我；百姓有了功劳，那么君王也有德行，为什么呢？君王的地位，是百姓德行的先导。这样，法度就能施行于天下，君王也就显达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大概百姓对于德行，不能自己产生功劳，必须由在上位的人有所倡导，然后小百姓效仿，那么百姓就都有功劳了。百姓有了功劳，难道不是君王的功劳吗？所以君王显达。只有君王的显达在于小百姓，所以应当在君臣之间竭尽忧虑和勤勉。他的话是说：“我们周朝承受天命，比夏朝更广大，历年长久，因此不废弃。殷朝历年长久，夏、殷历年长久，是因为能够教化小百姓的缘故，希望君王凭借这些小百姓来祈求上天。”以延长天命。大概君王只有运用德行，虽然可以祈求上天延长天命，但是如果小百姓仍然淫乱，使用不当，不足以侍奉君王，那么上天或许会断绝他。所以必须君王在上位敬重他的德行，而小百姓在下位效法他的刑罚，上下喜好德行如一，那么上天难道会舍弃他吗？孟子说：“百姓最为尊贵，得到百姓拥护才能成为天子。”所以祈求上天延长天命，必定在于小百姓。仇视的百姓，是殷朝的顽固百姓。殷朝是仇视的百姓，那么友好的百姓就是周朝的百姓。仇视的百姓被称为百君子，是因为君子的称呼不一而足，有德行的称为君子，如“和而不同”之类；有地位的称为君子，如“学道则爱人”之类；有凡人皆称之的，如“今之君子过则顺之”之类。所以这些仇视的百姓被称为君子，正如同顽固的百姓被称为多士一样。周朝的百姓长期浸润在累世的仁政中，同心同德，以辅佐成就文王、武王的基业，对王室有大功勋；而殷朝的残余百姓，刚从武庚和三叔的叛乱中出来，旧习沾染污俗于我周家，不免有嫌疑和二心。如果成王的心中，把亲疏轻重放在其中，那么动乱就由此产生了。张良说：“所封赏的都是平生的故人，所诛杀的都是平生的仇怨，这些人恐怕被怀疑和诛杀，所以聚集起来谋反。”召公心中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希望成王先安抚殷朝的办事人员，使他们亲近于我们周朝的办事人员，又拜手稽首说道：“我虽然是小臣，敢以殷民和周民安受君王的威命和明德而奉行它，那么君王最终会有成功的天命而显达于天下。”大概是说君王能一视同仁地看待殷、周的百姓，没有仇视或友好的区别，那么周朝的社稷就能万年永保了。我不敢以此作为勤勉，只是恭敬地奉献币帛，用来供给君王，希望君王能够祈求天命罢了。这是太保召公爱戴君王的心意。详细考察这篇文献，其大意在于祈求上天延长天命，而所以祈求上天延长天命的，只是敬重德行罢了。大概敬重德行在于人，而延长天命在于天，修好在于人的部分，而在天的部分自然到来，如同做饭必定煮熟，耕种必定收获一样。如果德行不建立，却安然自得地认为天命在我，这就是纣王所说的已有天命，他的灭亡不会拖延太久。鲁哀公问孔子说：“国家存亡，真的有天命，并非人力所能为。”孔子说：“存亡祸福，都在于自己，天灾地妖不能施加于人。”唐德宗说：“自古兴衰都有天命，现在的厄运恐怕不在人。”陆贽说：“上天所听所见，都因于人，并非人事之外自有天命，人事治理而天降动乱，未曾有过；人事混乱而天降安康，也未曾有过。大概面临动乱的君主，没有不自认为有天命的，如果都能觉悟天下，哪里会有危亡之事呢？所以召公在成王刚即位时，就用这个道理告诉他。贤者爱戴君王，必定在动乱未形成时就制止，在邪恶未发生时就防范。如果已经发生然后去补救，那是众人所能做到的，哪里依赖贤者呢？成王成就他的德行，大概是有来源的。

译尚书全解卷三十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三十一

宋 林之奇 撰

洛诰 周书

召公已经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使者来报告占卜的结果，于是作了《洛诰》。《洛诰》记载：周公拜手叩首说：“我归还您光明的君位，君王如果不敢承继上天所确立的命定之旨，我就作为太保，在东土辅佐治理，为百姓确立光明的君主。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邑，我在黄河以北的黎水占卜，我又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占卜，只有洛水之地吉兆应验。我又在瀍水以东占卜，也只有洛水之地吉兆应验。派遣使者带着地图和占卜的结果来进献。”成王拜手叩首说：“您不敢不敬重上天的美善，前来相度宅址，使周朝与上天共同享有美善。”周公已经确定宅址，派遣使者前来，来查看我的占卜，吉兆恒常吉祥。我们两人共同贞问，您愿以亿万年的长久，敬重上天的美善，拜手叩首，教诲之言。

《召诰》、《洛诰》两篇，都作于营建洛邑的时候。然而在营建洛邑时，周公的意图是将政权归还给成王，所以召公趁着诸侯和殷商遗民都在场的机会，告诫成王天命没有常主，享国年数不可预料，只有看待商朝和周朝的百姓没有轻重之分，而敬重德行来教化他们，就可以凭借这些百姓而承受上天长久的命。这是因为成王刚开始听政，国家的安危治乱由此开始，不可以不谨慎，这是《召诰》所陈述的内容。而《洛诰》所陈述的，则是周公将要归还政权给成王，而洛邑已经建成，成王将要回到镐京，于是挽留周公在洛邑以镇抚商朝遗民。所以周公归还政权，成王挽留周公在洛邑，他们相互问答的话语，都详细记载在这里，而周公的心意，也是想像召公那样看待商周之人。这两篇言辞虽然不同，但意义相互承接，有始有终。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来解释经义，有先于经文叙述事情开始的，有后于经文终结意义的。《召诰》这一篇，属于先于经文叙述事情开始的类型；《洛诰》这一篇，属于后于经文终结意义的类型。然而《召诰》所记载的，是召公相度宅址之后，占卜之后，经营之后，攻治宫室位置之后，周公视察之后，周公用文书命令之后，殷商遗民大力劳作之后，于是召公就带着诸侯取来币帛陈列在成王面前，借此陈述他想告诫的意思。而《书序》所说的，只是说成王在丰地，想要营建洛邑，派召公先去相度宅址罢了。这一篇所记载的，是周公想要归还政权给成王，而成王不同意，周公又告诉成王治理国家的要领。之后成王想要周公留居在洛邑以镇抚殷商遗民，而《书序》所说的，却是说召公已经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使者来报告占卜结果，这也就是周公所说的“派使者带着地图和占卜结果来进献”的意思。而就把这个作为一篇的序言，大概是因为《书序》的写作，大抵不是一个人所作，所以有一篇的意义包含在几句话之中的，比如《太甲》的序言说：“太甲即位后不明德，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地，三年后回到亳都，思念常道。”这本来就可以包含三篇的意义了。也有只是概括事情的开端，而简略记载的，比如《康诰》、《酒诰》、《梓材》三篇的写作，虽然康叔的封国在武庚和三叔被诛杀之后，但告诫他的时候，却是在居住新邑洛地，四方和睦防备的时候，而它的序言却说：“成王已经讨伐管叔、蔡叔，把殷商的剩余百姓封给康叔，作了《康诰》、《酒诰》、《梓材》。”这只是概括事情的开端罢了。《召诰》、《洛诰》的序言，也像这样。周公视察新邑的经营，大概王城和成周，都在规划之中。这里只说前往经营成周，也是简略的说法。派使者来报告占卜结果的，当周公到达洛邑时，成王还在路上，所以派遣使者前来，把得到的吉卜报告给成王。胡舍人的说法，意思是如果真是周公派人来向成王报告占卜结果，那么成王在丰地而周公在洛邑，篇内不应该有相互问答的言辞。既然有成王和周公相互问答的言辞，那么报告吉卜的就不是派人来了。于是把这个“使”字读作去声，说这时成王在宗周，周公得到吉卜后，就自己作为使者来向成王报告，因此得以相互问答。汉朝吴王刘濞谋划叛乱，想到诸侯中没有值得与他商议的人，听说胶西王勇猛好兵，诸侯都畏惧他，就派他的大夫应高去游说。胶西王认为好，吴王还担心他不肯实行，于是亲自作为使者到胶西当面约定。胡舍人因此说周公自己作为使者，也像吴王那样。吴王怀着叛逆的阴谋，担心事情不成，所以出于一时迫切的计策而这样做罢了。如果周公报告吉卜，派人是可以的，难道会以太宰的尊贵身份而下行使者的职责吗？于是引用吴王来证明周公，这不是同类的事情。当时成王实在在洛邑，而胡舍人认为在宗周。成王既然在宗周，没有理由与周公共同谈论，寻求他的说法而不得，所以把“使”字读作去声。这大概是胡舍人拘泥于《书序》都包含一篇的意义，所以他的说法如此。先儒说成王和周公都到了，意思是成王也在乙卯日到达洛邑。成王如果在乙卯日到达洛邑，那么他得到吉卜时，成王大概亲眼看到了这件事，何必派人来报告？那么成王到达洛邑大概是晚于周公而来的。先儒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