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二十二

译将文王调解虞、芮两国争讼之事作为改元称元年。虞、芮两国确实因文王的德化感召而达成和解，但如果以此事昭示于世，说：“这是我接受天命的一年”，这岂不是对文王的期待太浅薄了吗？查考《史记》，武王伐纣，实际上是在他即位的第十一年，而不是文王的年份。这种说法与经文相合。根据这篇序言所说：“在第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那么伐殷是在武王第十一年，这是很明显的。《史记》也是以此为据。然而《史记》既然认定伐殷是在武王第十一年，但在《伯夷列传》中，又记载了伯夷“父亲死了没有安葬，就参与干戈之事”的话，这就自相矛盾了。哪有即位第十一年而文王还没有安葬的道理呢？至于关于“观兵”的说法，前代儒者的议论，尤其荒谬。查考这篇序言说“在第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紧接着说“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文意前后连贯，那么一月戊午就是第十一年的一月戊午。而前代儒者把第十一年当作观兵之年，直到第十三年一月戊午才渡过孟津去伐纣，这既使序文支离破碎，又不相连贯。况且这《泰誓》三篇所载，都是渡过孟津时誓师的话，起初并没有观兵誓师的言语，那么序言怎么会凭空生出这样的话呢？根据前代儒者之所以一定要说是观兵誓师，只是因为上篇说“所以我这年轻人，凭借你们友好邦国的君主，去观察商朝的政事”，于是就把这当作是观兵的举动。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武王的意思，大概是说在文王在世时，纣王的罪行已经被上天所断弃了。到我这年轻人继承王位，与你们友好邦国的君主去观察纣王的政事，希望他能迁善改过，但纣王完全没有悔改之心。他所说的“观”，正如子贡说“我观察夫子”一样，是从这边观察那边的意思。经文说是观察政事，而前代儒者说是观察军队，这肯定是错误的说法。然而序言说“在第十一年”，而篇首却说“第十三年”，这是为什么呢？查考《洪范》篇首说“在第十三年，王向箕子咨询”，而《史记》又说武王灭商后第二年向箕子询问天道，那么《洪范》的写作，大概是在灭商之后第二年，《洪范》既然是为第十三年而作，那么伐商就是在第十一年，这是确定的。世俗儒者只是因为这篇篇首的“第十一年”被《洪范》的“第十三年”所混淆，所以传抄者也误作“第十三年”。其实是一个字误作三个字。《史记》虽然认为武王第十一年伐殷，但又说武王九年祭祀文王于毕地，在孟津观兵，大概是司马迁没有见过古文《泰誓》，只看到世俗儒者有观兵第二年的说法，于是便顺着这个说法来编造辞藻。学者想要理解《泰誓》的序言，必须知道前代儒者两种说法的错误，然后序言的意思就可以没有疑惑了。

译正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

在十三年春季，于孟津举行大规模军事集结。

所谓“一月戊午”，是指十一年正月的戊午日。不称“正月戊午”而称“一月”，唐代孔颖达解释说：“武王在纣王十二月的癸亥日出发，正月四日诛杀纣王。进入商都郊外后，才开始改正历法，将殷商的正月定为周朝的二月。最初出发时，仍是殷商的十二月，尚未成为周朝的正月，历法改正在后，不能追称为正月，因为实际上是周朝的一月，所以史官用‘一月’来命名。”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顾炎武认为古文有的说“正月”，有的说“一月”，与《春秋》中的“正月”不同。这虽然也是一种说法，但考察其他书籍，从未有将“正月”称为“一月”的，因此顾炎武的说法不敢苟同。纣王都城朝歌，在黄河以北，武王伐纣，必定要从孟津渡河向北。《泰誓》三篇，都是他渡河时誓师的言辞。所以史官追录这些事迹，作了《泰誓》三篇。先代儒者认为都是在渡河后作的，上篇是在未驻扎时作的，中篇是在驻扎后作的，下篇是在第二天作的。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三篇的写作，都在渡河之后。然而根据中篇所说：“戊午日，王驻扎在黄河北岸。”那么上篇的写作，应当是在未渡孟津时所誓。誓师之后才渡河，已经渡河了，到第二天戊午日，才开始作中篇的誓师辞。序言说：“十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而篇首说：“十三年春季，在孟津大规模集结。”这里的“春”，就是序言所说的“一月戊午”。所以汉代孔安国说：“这是周朝的孟春。”古代改正历法，必定以所用的正月作为四季之首。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所以这里以建子之月作为春季。《春秋》记载“春王正月”，就是这个月。《泰誓》写作时，周朝的历法尚未改正，却得以使用周朝的时令月份，这大概是出于《史记》《泰誓》当时追录的月份。汉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改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颜师古说：“这是指建寅之月。”根据未改正历法以前，使用建亥之月为岁首，而这里以正月为岁首，史官追正其月份名称，所以今本《汉书》自高祖元年以下，如秦朝历法以建亥之月为正月的，都改为冬十月，与此篇所载完全相同。“大防于孟津”，是说诸侯都率领军队聚集在孟津，准备共同渡河。

武王说：“唉！我友邦的君长，以及我周朝办事的众臣，请明白地听我誓师。”

诸侯与武王共同伐纣，与之志同道合，有朋友的情义，所以称为友邦。冢君，是大君，尊称。越，是及的意思，是说友邦诸侯，以及我周朝办事的臣子，乃至众事中的贱役，都明白地听我誓师告诫的话。大概将要说明我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意思。纣王是君，武王是臣。以臣伐君，是天下最悖逆的事。武王岂会违背天下的大顺，而乐于做这种有愧德行的举动呢？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齐宣王问孟子：“臣子杀掉君主，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的人叫做贼，破坏义的人叫做残。残贼之人，叫做独夫。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弑君。”纣王作为君主，已经失去了做君主的道理，天神愤怒他，百姓怨恨他，那么武王不得不顺应天意民心去讨伐纣王，并非敢对君主无礼。大概因为纣王失去了做君主的道理，天下的人已经不把他当作君主了，那么我即使想不兴师讨伐他，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将要论述讨伐慰问的意思，就必定推说上天之所以设立君主，是要让他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现在纣王却不是这样，这就是被上天断绝的原因。

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确实聪明，才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

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是说天地对于万物，无所不生，无所不育，就像父母对于子女，无所不爱。虽然无所不爱，但其生育，并非自然而然，听任万物自行发展，就必定要依赖处于天地之间而最灵秀于万物的人，来裁成辅相，然后三才之道完备，生育之功才圆满。所以必定选择确实有聪明之德，充其灵秀于万物者，来做元首。他既有聪明之德，又居元首之位，就能审察人性的好恶，来做百姓的父母，然后百姓各得其所，甚至昆虫草木之微，也没有不遂其性的。这样，裁成辅相的德行就达到了极致，人道尽善而三才之位确定了。这大概是说天地之道，相互依赖发挥作用，以完成其化育。现在纣王作为君主，却不能尽到做君主父母的德行，以至于荼毒天下百姓，暴殄天下万物，使百姓不得其所，万物没有遂其性的，这就是辜负上天的寄托，而获罪于天了。武王将要兴兵，为百姓除害，所以先推说天地之所以设立元首，做百姓父母的意思，然后列举纣王的罪状。

现在商王受不敬上天，降灾于百姓，沉湎酒色，敢于施行暴虐，连坐族人，世袭官职，只知

译宫室、楼台、池苑以及奢侈的服饰，用来残害天下的百姓。烧灼忠良之士，剖开孕妇取胎。皇天震怒，命令我的先父文王严肃地奉行天威。伟大的功业尚未完成，所以我这年轻人〇与你们友邦的诸侯，去殷商观察政事。只有商纣王没有悔改之心，他傲慢无礼地居住，不侍奉上帝和神灵，遗弃祖先的宗庙而不祭祀，祭祀用的牺牲和谷物都毁于灾祸和盗贼，他却说：“我有民众，我有天命。”以此防备和惩罚他的轻慢侮弄。《祭统》说：“祭祀有吃剩余祭品这一环节，这是祭祀的尾声。”古代的君子说：“尸神也吃鬼神剩下的祭品，由此可以观察政事。”所谓观察政事，是说政事的勤勉与懈怠、美好与丑恶，可以通过吃剩余祭品这一环节来观察。这里所说的观察政事，也是这个意思。大概在文王时代，商纣王行为不道，罪恶积累得无法掩盖，罪过重大得无法解脱。被皇天震怒，于是命令我的先父文王严肃地奉行天威去讨伐他。既然已经将讨伐商纣的事情命令给了文王，而伟大的功业仍然没有完成，那么完成文王伟大功业、讨伐商纣的任务，就是武王的职责了。然而之所以等到即位十一年之后才去讨伐他，大概是因为我〇和你们拥有封地的诸侯，还顾念君臣之间的大义，还有不忍之心，仍然期望商纣王能够幡然悔改，自我怨恨、自我惩戒而归于善道。经过十多年观察商纣王的政事，昏庸暴虐日益严重，完全没有悔改之意。这就是不得不进行孟津会师的原因。武王的心意只是如此，而汉代儒者没有察觉，竟然把“观政”转而解释为“观兵”，附会在序言“十有一年”和篇首“十有三年”上，从而编造出周军两次举兵的说法。这种说法考证经典并不符合，推究事理也不通顺。然而历代儒者往往多跟随并相信它，认为确实如此。只有程氏的说法说：“观兵的说法必定没有这个理。如果今天天命断绝，那么商纣王今天就是独夫民贼，哪里还能容得下再留他三年？如果今天天命没有断绝，他仍然是君主。作为臣子敢用军队胁迫君主吗？”这话完全可以纠正汉代儒者的过失，解除后世学者的疑惑。所以我推究这个说法的本源，并加以补充，以证明“观政”不能解释为“观兵”，以确信周军实际上并没有两次举兵。武王观察商纣王的政事，希望他万一能够悔悟，而商纣王没有悔改之心，反而傲慢无礼地居住。这个“夷”字应当与原壤“夷俟”的“夷”相同，意思是傲慢放肆而无礼。正因为傲慢放肆而无礼，于是就不祭祀上帝以及那些在祭祀典制中的神灵，以至于遗弃祖先的宗庙，也不祭祀。既然傲慢无礼，又不顾念宗庙神灵的祭祀，于是国家所储备的、作为祭祀准备的牺牲和谷物，都毁于灾祸和盗贼，没有剩余的了。就像《春秋》所记载的，小鼠咬食郊祭牛的角，御廪发生火灾之类，这就是所说的毁于灾祸。像公索氏将要祭祀却丢失了牺牲之类，这就是所说的毁于盗贼。到了这个地步，商纣王的心也可以自我反省了。他却依然在上位傲慢自肆，认为我有民众可以依赖来安定，大概是倚仗他如林般的军队。认为有天命来自上天，必定不会落到这个地步，这就是所说的“已有天命”。只因为他所倚仗的是这样，所以没有谁能惩罚他轻慢侮弄的心。这就是他没有悔改之心的实际情况。商纣王没有悔改之心，事情可以说是很多了，而一定要以牺牲和谷物毁于灾祸和盗贼来说明，大概是因为人做坏事，虽然到了沉溺享乐、懈怠傲慢、无所顾忌的地步，但如果他的心里知道天地鬼神在上面监视，在旁边鉴察，明明白白不可欺骗，那么或许还会畏惧而有所不敢做。如果不再知道天地鬼神了，那么他作恶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所以商汤对待葛伯，看见他不祭祀，就赠送给他牛羊和谷物，还不忍心讨伐他。等到葛伯杀害了送饭的童子，知道他的心不再悔改，于是才兴师讨伐。商纣王的罪恶到了烧灼忠良、剖开孕妇的地步，可以说是暴虐到了极点。然而文王还曾不忍心讨伐而侍奉他，武王还曾不忍心讨伐而观察他。直到牺牲和谷物毁于灾祸和盗贼，从而防备和惩罚他的轻慢侮弄，才知道他没有悔改之心，于是率领诸侯去讨伐他。大概商纣王自我断绝于天地鬼神，到这里就决定了。所以武王于是陈述他发动讨伐的原因，最终实现了伐纣的意图。

译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因为君主和师长能够辅佐上帝，恩宠安抚四方百姓。无论纣王有罪还是无罪，我怎敢违背先王的意志？

前言：这是说纣王之所以自我断绝于天地鬼神。于是接着陈述自己发动征讨，以完成讨伐纣王的功业之意。上天保佑下民，想要让百姓各得其所，没有流离失所、陷溺苦难的忧患，就必然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设立师长来教化他们。君主和师长确立之后，百姓就没有不得其所的了。大概君主和师长，是用来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所以荀子说：“礼有三个根本：天地，是生命的根本；先祖，是族群的根本；君主和师长，是治理的根本。没有天地，怎么生存；没有先祖，怎么繁衍；没有君主和师长，怎么治理。这三者中任何一项缺失，百姓就无法安定。所以礼制上事奉天，下事奉地，尊崇先祖而推崇君主和师长，这就是礼的三个根本。”纣王既已夷平自己的居所，不祭祀上帝和神灵，废弃祖先的宗庙不祭祀，又失去了作为君主和师长的道理，这就是三个根本都断绝了。所以武王既说了纣王遗弃宗庙神灵的祭祀，又说了他失去君主师长的道理，以表明他之所以走到危亡的地步，都是他自己招致的。上帝之所以设立君主和师长，只是希望他们辅佐上帝，以恩宠安抚四方百姓罢了。上天既然任命纣王承担恩宠安抚四方的重任，而纣王不能胜任，反而荼毒百姓，所以上天改命文王作为君主和师长。伟大的功业尚未完成，武王继承父业，那么他辅佐上帝以恩宠安抚四方的责任，武王不敢不努力。如果纣王有罪，就讨伐他；如果没有罪，就赦免他，不可逾越我们先王的意志。王氏说：“有罪不随意赦免，无罪不随意讨伐，其意志在于能够辅佐上帝，恩宠安抚四方罢了，哪里敢逾越呢？”孟子说：“有一个人横行天下，武王以此为耻。”大概有罪的人在这里，而不能辅佐上帝去讨伐他，是武王所耻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力量相同，衡量德行；德行相同，衡量道义。纣王有臣子亿万，却只有亿万颗不同的心；我有臣子三千，却只有一颗同心。商朝的罪恶积满，上天命令诛灭它。我不顺从天意，我的罪恶就与纣王相等。我小子日夜恭敬畏惧，承受文王的遗命，向上帝举行类祭，向社神举行宜祭。率领你们这些众人，执行上天的惩罚。上天怜悯百姓，百姓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永远澄清四海。时机到了，不可失掉。

既然论述了纣王有罪，不可以不讨伐，所以下文又论述讨伐他必定成功。力量相同衡量德行，德行相同衡量道义，这是古人的话。武王引用它来证明讨伐纣王必定成功的事。《春秋左氏传》襄公三十一年，鲁穆叔说：“年龄相同选择贤能，道义相同用占卜决定。”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说：“年龄相同看德行，德行相同用占卜决定。”大概也是引用古人的话来证明自己想要做的事。其文势正与此相同。武王引用这话，大概是说凡是胜负的道理，力量相同则有德者胜，德行相同则有义者胜。现在我讨伐纣王，在力量、德行、道义方面都有胜过他的理由。纣王在当时，论力量，则亿万百姓离心；论德行，则被上天命令诛灭。所以武王既说了“力量相同衡量德行，德行相同衡量道义”，于是接着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得到这三者，纣王之所以失去这三者，作为证明。纣王聚集一群不得志的人，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像深渊和沼泽一样聚集坏人，以至于有亿万万人，然而人各有心，都怀着背离的志向。我周朝有臣子三千，都同心协力，与君主好恶相同，没有二三其心。纣王的臣子亿万，力量应该很强，因为亿万颗不同的心，所以虽然强却弱。武王只有臣子三千，势力比纣王弱，因为永远同心，所以虽然弱却强。商周的不敌，已经非常明显，何况纣王的罪恶积满，被上天断绝，人在所必诛。而我文王的德行，被上天所任命，在道义上不可不诛灭纣王，那么我之所以进行孟津之举，不仅力量必胜，而且德行和道义也都是纣王所不能抵挡的。纣王的罪恶积满，没有悔改之心，所以上天命令我们国家去诛灭他。如果放过他不诛灭，我的罪恶就与纣王相等。我在《汤诰》“夏王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纠正”中已经详细论述了。纣王之所以防备惩罚他的侮辱，大抵是依仗他有百姓、有天命。从武王看来，纣王有臣子亿万，却只有亿万颗不同的心，那么所谓有百姓是不值得依仗的。商朝罪恶积满，上天命令诛灭它，那么所谓有天命也是不值得依仗的。天命已去，人心已离，而纣王仍然安然放纵，没有悔改之心，没有人惩罚他的侮辱。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正当天意人心所归附的时候，那么他所处的形势，固然不能不应天顺人，以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小子日夜恭敬畏惧，奉行上天的命令而不敢自安。于是在文王的宗庙接受讨伐纣王的命令，又向上帝举行类祭，向社神举行宜祭，把讨伐纣王的事告知天地神灵，然后才行动。《王制》说：“天子将要出行，向上帝举行类祭，向社神举行宜祭，到父庙举行造祭。”这里说承受文王的遗命，就是到父庙举行造祭。冢土就是社神。《周官》肆师说：“类祭和造祭上帝。”郑氏注说：“类礼，依照郊庙的礼仪来举行。”大概古代祭祀昊天上帝，就有郊祀的常礼

译如果不是常规的祭祀，而是将某件事禀告上天，那么其礼仪就依照郊祀的规格来制定。舜接受尧的禅让，向上帝举行类祭，与本篇所述相同，这都是将事情禀告上天，而不是郊祀的常规礼仪。《王制》说天子将要出行，向上帝举行类祭，这也属于非常规的礼仪。因此，这类祭祀都称为“类”。既然以类祭上帝是依据郊祀的礼仪来进行，那么对冢土（后土）的祭祀就应当称为“宜”，正如《王制》中对社稷的祭祀称为“宜”一样。这里所说的“宜”，也应当是指非祭祀的常规礼仪，而是根据事情的权宜之宜来制定礼仪，所以称为“宜”。商纣王既然不再祭祀，像夷狄一样居住从而失去了上天和人心，所以周武王承受文王的遗命，向上帝举行类祭，对冢土举行宜祭，以此来昭示并回应天地神明的心意，于是率领诸侯以及负责事务的众士，渡过孟津，将上天的惩罚施加于商纣王。晋国的师旷说：“上天爱护百姓非常深切，难道会让一个人凌驾于百姓之上，放纵他的淫欲，而抛弃天地赋予的本性吗？一定不是这样的。”大概上天设立君主，完全是为了百姓。百姓希望拥戴他为君主，上天就一定会保佑他；百姓不希望拥戴他为君主，上天就一定会抛弃他。商纣王居于百姓之上，放纵淫欲，抛弃天地赋予的本性，做得太过分了。百姓不希望拥戴他为君主，也已经很久了，他理应被上天断然抛弃。所以武王在这篇文献中，特别表达了这一层意思。篇首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元首，元首成为百姓的父母。”意思是只有聪明的君主，能够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然后人道才能尽善，教化养育的功业才能完成。于是列举商纣王的罪状，以显示他不配做百姓的父母。既然论述了他不配做百姓的父母，接着又论述上天爱护下民，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能够辅佐上帝，才能恩宠安抚四方。这是说商纣王既然失去了君主和师长的职责，而上天于是将使命授予我周朝，那么就不能不辅佐上帝，以恩宠安抚四方。既然说了不能不讨伐商纣王，接着又说上天怜悯百姓，百姓所希望的，上天一定会顺从，以此来显示讨伐他必定成功。其从头到尾反复阐述的意思，大致是说上天设立君主并将百姓托付给他。商纣王不能辜负上天的托付，反而施行暴虐，那么他之所以走向灭亡，都是他自己招致的，并不是武王出于私意去讨伐他。正因为讨伐商纣王都是基于天命，而不敢宽赦，所以你们友邦的君主、众士以及负责事务的人，希望帮助我一人，扫除商纣王的暴虐，以永远使四海清明。大概商纣王作为一个独夫，成为天下逃犯的庇护主，导致四海浑浊混乱，诛杀这一个独夫，那么罪恶的根本就已经铲除了，这就是能够永远使四海清明的原因。时机啊，不可错过！孔氏说：“这是说现在我讨伐商纣王，正是上天和人心相合的时候，不可违背和错失。”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大致来说，圣人不能创造时机，也不能错失时机，时机不是圣人所能创造的，只是能够不错失时机罢了。孟子说：“平民而拥有天下，德行必须像舜、禹那样，而且又有天子推荐他，所以孔子没有拥有天下。继承世袭而拥有天下，上天所要废弃的，必定像桀、纣那样的人，所以益、伊尹、周公没有拥有天下。”这些都是圣贤出处穷通的大致原则，而孟子论述时，都说“没有人去做却自然成就的是天意，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运”。所谓“没有人去做却自然成就，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大概是因为他们所遭遇的，都有不可错失的时机。尧将天下授予舜，舜将天下授予禹，不是轻易地将天下给人，而是上天确实给予了他们。尧、舜不可错失上天授予他们的时机。汤讨伐桀，武王讨伐纣，不是贪图夺取别人的天下，而是上天确实剥夺了他们的天下。汤、武不可错失上天让他们夺取天下的时机。夺取和给予，都是上天的意志，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所以韩献子说：“文王率领殷商的叛国去侍奉商纣王，是因为他知道时机。”大概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虽然无道，还有可以保全的理由，那么文王率领叛国去侍奉他，是懂得时机；到了武王的时候，商纣王的无道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保全的理由，那么武王率领叛国去讨伐他，是懂得时机。假如让文王提前讨伐，武王延后而不讨伐，那么两者都是不懂时机。《礼运》说：“尧授予舜，舜授予禹，汤流放桀，武王讨伐纣，这都是时机。”这种说法大概与孟子的话互为表里。

译《泰誓中》 周书

《汉书·律历志》说：周军刚出发时，正值殷历十一月戊子日后的第三天，推算出周历正月辛卯初一。第二天壬辰，到癸巳日，武王才开始进军。戊午日，渡过孟津。孟津距离周都九百里，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总共用了三十一天才渡河。据此考证，武王从宗周出发，到达孟津，行军时间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于是渡河向北，距离商都郊外很近，所以在三天之内三次誓师。上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誓师的日期，但根据中篇所说：“戊午日，王驻扎在黄河北岸”，可知上篇应当是上丁日所作，那时还在河南，尚未渡过孟津。是誓师之后才渡河的。中篇则是戊午日，渡河后驻扎在黄河北岸时所作的誓师辞。至于下篇说：“第二天清晨，王于是巡视六军，向众将士明确誓告”，那又是戊午日的次日己未日，即将启程奔赴商都郊外。是作了这篇誓辞之后才出发的。之所以三天内三次誓师，大概是因为三令五申，慎重其事，不敢疏忽。

戊午日，王驻扎在黄河北岸，诸侯率领军队全部会合。王于是巡视军队并誓师说：“唉！西方各国的民众，都听我说话。”

戊午日驻扎在黄河北岸，到癸亥日共五天。已经陈兵于商都郊外，这就是所谓的“次”。仅仅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出发了。而《春秋》庄公三年记载“公次于滑”，《左传》的体例说：“凡是军队，住一晚叫舍，住两晚叫信，超过两晚叫次。”这种说法不对。根据武王在黄河北岸，仅仅住了一晚，却称为“次”，哪里符合超过两晚才叫“次”的说法呢？《左传》的体例拘泥不通，大多像这样。武王先在河北驻扎，大概是先于诸侯渡河。诸侯的军队全部渡河后，才率领军队来会合武王。于是巡视六军，大概是用来慰劳他们渡河的辛劳。从前楚庄王包围萧国，士兵大多受寒，庄王巡视三军，抚慰并勉励他们，三军将士都像穿着棉衣一样温暖。武王巡视军队并誓师，也是用来抚慰民众并勉励他们。周朝都城在丰镐，其地在西方，当时跟随武王渡河的，大多是西方的诸侯，所以巡视军队并誓师时，感叹并呼唤说：“西方各国的民众，都听我的命令。”这是向友邦的君主重申告诫，并表明伐纣的意图。

我听说吉人做善事，总觉得时间不够；凶人做坏事，也总觉得时间不够。现在商王受，竭力做无度的事，抛弃老成之人，亲近罪人，荒淫酗酒，肆虐暴虐。臣下受其影响，结党营私，互相仇视，凭借权势互相残杀。无辜的人呼天抢地，秽恶的德行昭彰于天下。

这是武王所听到的古人有这样的言论。人没有不好好的，如果爱好某种事物，就一定有投入其中不停止的意向。只是看所爱好的事物是什么罢了。所爱好的是善，那么做善事的心就每天觉得不够；做善事而每天觉得不够，那么将成为吉人，行动没有不吉祥的。所爱好的是不善，那么做不善事的心也每天觉得不够；做不善事而每天觉得不够，那么将成为凶人，行动没有不凶险的。所以孟子说：“鸡鸣而起，勤勉做善事的，是舜一类的人；鸡鸣而起，勤勉求利的，是跖一类的人。想要知道舜与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只是利与善之间的差别罢了。”大概舜一类的人与跖一类的人，他们的勤勉相同，但做善事与求利的心不同；积累善与利的心不同，那么所成就的将至于成为舜、成为跖。由此看来，世上的人如果能够转移做不善事的心去做善事，那么做善事也将无所不至。只是他们自暴自弃，安于做不善事，而不知道自己的错误罢了。由此看来，小人做不善事，用心也并非不专精，因为他们所习惯的无非是骄奢淫逸之事，这就是他们用心越勤，招祸越快的原因。所以武王将极力陈述纣王的罪恶，直到秽恶的德行昭彰于天下，神怒民怨而不可救药。将要推究其所以然的原因，将在于做不善事每天觉得不够罢了。既然明白了道理如此，于是陈述其每天不够的原因，说：“现在商王受，竭力做无度的事，说的是他在没有法度的事情上，竭力去做而不懈怠。”《中庸》说：“竭力去做接近仁。”可贵的是竭力去做以接近仁，只有因为有度才这样。如果对于有度的事情，然后竭力去做而不懈怠，那么他持守德行宏大，信奉道义笃实。现在纣王却在非法度的事情上竭力去做，每天觉得不够，这就是他穷极天下之恶，以至于危亡而不可救药的原因。从抛弃老成之人以下，直到秽恶的德行昭彰于天下，这又是他竭力做无度之事的表现。黎老，是国家的老成之人。孙炎说：“面黎色像浮垢。”罪人，是逃亡的小人。既然在国家的老成之人身上竭力做无度的事，就抛弃他们；至于逃亡的罪人，就亲近他们。而且还在色欲上荒淫，在酒上酗酒，肆意做暴虐之事。他的臣下习染纣王的恶行，也都安然做残忍之事。于是分为朋党之家，互相告发，作为仇敌。在位的人，都凭借权势互相胁迫，更相消灭。这就是为什么亿万臣民有亿万颗心的原因。纣王既荒淫肆行酗酒暴虐，而他的臣下受其影响，人人都结党营私，互相仇视，凭借权势互相残杀。于是滥用刑罚，横加于无辜的百姓。无辜的百姓，都呼天告冤，而秽恶的德行昭彰于天。

译从而被上天所抛弃。然而推究其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努力行事没有节制罢了。

译上天爱护民众，君主奉行天意。夏桀不能顺从天意，上天便将灾祸降于夏国。上天于是保佑成汤，使他降黜夏朝的国运。纣王的罪过比夏桀更重，他伤害贤良，残害劝谏的辅臣。他自认为拥有天命，认为恭敬不足以实行，认为祭祀没有益处，认为暴虐不会造成伤害。他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那夏王身上。上天或许要让我治理民众，我的梦境与占卜相合，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大商必定能被攻克，纣王虽有亿万民众，却离心离德。我有十个能治国的臣子，同心同德。即使有至亲，也不如仁人。

纣王既然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而上天也抛弃了他，那么武王承受了上天明确的命令，不能不顺应天意和人心去讨伐他。于是便说：“夏桀的罪过还没有达到纣王那样恶劣，尚且被成汤所讨伐，这就可见纣王不可不讨伐了。”上天爱护民众，君主奉行天意。说的是上天爱护这些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百姓。设立君主的目的，大概就是要让他们奉行上天爱护百姓的道理罢了。所以君主的职责，只在于爱护百姓。爱护百姓，百姓就会归附他。百姓归附他，上天就会授予他天命。如果不能爱护百姓，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道理，百姓就会背叛他。百姓背叛他，上天就会抛弃他。古代的君主，从尧舜禹以来，没有不以爱护百姓为事的，上天确实如此，能够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使福泽无穷。至于桀和纣，不能奉行天意，却肆意施行刑罚杀戮，将灾祸降于夏国。上天不忍心让百姓陷入无辜的灾难，于是保佑成汤，使他降黜夏朝的国运，代替夏王做君主，以恩惠百姓，从而承顺上天的意旨。这并不是上天偏私于成汤，而偏恨夏桀。桀不能爱护百姓，所以上天为了百姓而降黜他。汤能爱护百姓，所以上天为了百姓而保佑他。上天给予或剥夺，都是为了恩惠百姓罢了。桀的罪过既然已经这样，何况纣的罪过又超过桀。他超过桀的原因，就是下面所说的。关于“剥防元良”，孔安国说：“剥，伤害；元良，善之长。”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伤害贤良的人。不如苏辙的说法：“剥落，剥去；防，去除。”古人称离开国家为防，元良指微子。微子是纣王的同母兄，因为作为庶子而不能继位，因为他出生在帝乙尚未即位之初，按礼法考察，他与纣王都是嫡子，而微子年长，所以成王称他为“殷王元子”，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关于“贼虐谏辅”，指的是比干。纣王之所以剥防元良，使他逃亡而不再追捕，贼虐谏辅以至于杀他而毫不吝惜，大概是因为纣王心里认为已有天命，认为恭敬不足以实行，认为祭祀没有益处，认为暴虐不会造成伤害，这就是他怠慢神灵、虐待百姓，而肆意妄为无所忌惮的原因。太史公说：“纣王资质辩才敏捷，见闻敏锐，才力过人，智足以拒绝劝谏，言足以掩饰过错，以才能傲视臣下，以名声凌驾天下。”这话不知道太史公依据什么这样说。武王列举他的罪状，认为他这样说，那么就相信太史公的话了。这些都是纣王的罪过，所以他不同于桀，大概是因为桀所不做的，而纣王却做了。世人说桀杀了关龙逢，这未必是真的。武王以贼虐谏辅作为纣王罪过超过桀的原因，如果桀真的杀了关龙逢，那就是与纣王同罪了。《汤诰》、《汤誓》列举桀的罪过，不过是滥用民力，割据夏邑罢了；又不过是说毁灭德行，施加威虐，将暴政施于万方百姓罢了。武王也只说不能顺从天意，将灾祸降于夏国，那么桀之所以灭亡，只是肆意施行虐政，以残害百姓，不至于像纣王那样穷凶极恶而无所忌惮。桀尚且不免于灭亡，所以上天用他保佑成汤的方式，命令我武王去讨伐纣王，将让他奉行上天的惩罚，而治理百姓。“其”是表示未定的语气词。就像《盘庚》说“上天或许会在这新邑延长我的国运”，大概是在事情未发生之前这样说，语气应当如此。所以知道上天要让我治理百姓，是因为我的梦境与占卜相合，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所以知道大商必定能被攻克，从而有理由承顺上天的明命，以治理百姓。“戎”是大，与《康诰》说“上天于是大大命令”，《文王》说“殪戎殷”相同。《大明》的诗说“爕伐大商”，其中“大商”就是这里所说的“戎商”。“戎商必克”，是说商虽然是大国，我必定能攻克它。关于“朕梦协朕卜”，汉孔安国说“是说我的梦与占卜都合乎美善”，这个说法不对。既然说“我的梦与占卜相合”，那就是梦与占卜相合了，何必接着说合乎美善？《国语》中单襄公说“《泰誓》说‘我的梦与占卜相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这是三者的重合”，韦昭说“是说武王梦、卜、祥三者相合，所以最终攻克商朝拥有天下”，现在应当采纳这个说法。所谓的“休祥”，是气候的先兆，高祖进入秦关，范增派人观察他的气运，都呈现龙形五色，像这类情况，就是所谓的“休祥”。《中庸》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吉祥的征兆；国家将要灭亡，必定有妖孽的征兆，显现于蓍草龟甲，感动于四肢，祸福将要到来，善恶必定预先知道”，所以至诚如同神明，感动四肢的是梦，显现于蓍草龟甲的是卜，至于吉祥的征兆，就是这里所说的“休祥”。纣王将要灭亡，周朝将要兴盛，吉祥的先兆，以至于梦、卜、休祥三者都相合，于是知道必定能攻克商朝的道理。不仅验证于天时，有必定能克制的道理，

译至于考察人事，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商纣王拥有亿万百姓，却离心离德；我有治乱的贤臣十人，同心同德。即使有至亲，也不如仁人，这就是通过人事而知道必定能取胜的原因。商纣王成为逃亡者的首领，聚集罪恶的渊薮，以至于那亿万百姓，所谓“夷人”，是说这亿万之人，商纣王都和他们同恶相济，视他们为同等之人。虽然拥有亿万百姓，然而都结党营私、互相仇视，凭借权势互相残杀。实际上人人各有心思，离心离德，不足以依靠。我所共事的，只有治乱的贤臣十人。虽然只有十人，都与我同心同德，来平定祸乱。所以虽然只有十人，足以对抗商纣王的亿万百姓。武王只说“乱臣十人”，而不说这十人是谁。到了孔子引用这话时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唐尧虞舜的时代，在这方面最为兴盛，其中有一位妇人，只有九位男子罢了。”虽然认为有一位妇人，也不说这位妇人和九位男子是谁。到了汉代儒者才把妇人当作文母，九人当作周公、召公、毕公、太公、荣公、闳夭、太颠、散宜生、南宫适。这也只是凭主观推测，未必确实。到了刘敞又说：“儿子没有把母亲当作臣下的礼法，而把妇人当作邑姜。”说儿子没有把母亲当作臣下的道理，确实是对的，而把邑姜当作乱臣，恐怕这个道理也不对。那么孔子所说的妇人，年代已经久远，大概不能确定是谁了。而那十个人，虽然必定是周公、召公、闳夭之类的人，然而也不能一一按照汉代儒者的说法，必定取当时的九人来凑足人数。大概经文中没有明文，对存疑之处保持空缺是可以的。既然商纣王的亿万百姓，离心离德；我的治乱贤臣十人，同心同德。那么这亿万百姓之中，虽然有至亲，如果心德背离，必定会背叛他。不如我与治乱贤臣十人，都是仁人。任用仁人，那么即使只有十人，也不担心没有亿万人的归附。这正如同孟子所说：“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连亲戚都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天下都顺从他。”周至，是指至亲。这正如同所说的“亲戚背叛他”，只是假设的说法，并非有所特指。而王安石却说是指微子，说微子等人认为商纣无道，而周有道，所以离开商纣而归附我们。这就是商纣虽然有至亲，却不如我获得仁人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周朝还没有出兵，微子就已经归附周朝了。武王既然得到微子作为获得仁人，然后才出兵讨伐商纣。这样的话，微子就是预先使国家灭亡，成为名教的罪人，怎么能算是仁人呢？微子归国，大概是在周朝讨伐商朝之后。我在《微子》篇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译上天的视见，来自百姓的视见；上天的听闻，来自百姓的听闻。百姓有过失，责任在于我一人，如今我必定前往征讨。发扬我的威武，侵犯商朝的疆土，诛杀那凶残之人。扩大我的征伐功业，使商汤的功德更加显耀。努力啊，各位将士！不要有轻敌无畏之心，务必秉持谨慎对待强敌的态度。百姓恐惧战栗，如同磕头至地，头角触地如崩塌一般。唉！只要你们与我同心同德，确立并巩固功业，就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这大概是说，上天的视听，只依据百姓的好恶，而吉凶祸福的应验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迅速。我应当奉行上天的命令，竭尽惠及百姓的道理。以自身承担为君的责任，凡是百姓有过失，那就是我一人有罪。这是自己承担天下的责任。《汤诰》说：“如果你们各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要归咎于你们各方。”如果不这样做，就不配做上天的官吏。既然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那么征伐纣王、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罪责，武王不敢不以此自任。所以我现在必定前往征伐纣王，以发扬我的威武。前往商朝郊外，侵犯纣王的疆土，诛杀那凶残之人，以扩大我的征伐功业。如果能够战胜纣王而安定天下，那么对于商汤的功德就有光明了。这又是重申并总结上文的意思。纣王的罪行超过夏桀，那么武王征伐他而使商汤的功德更加显耀，本是理所当然的。“努力啊，各位将士”，是说这件事是你们将士所应当勉力的。防止有人轻敌无畏，务必秉持谨慎对待强敌的态度，百姓恐惧战栗如同头角触地如崩塌一般。汉代孔安国说：“你们将士不敢有轻敌无畏之心，务必秉持谨慎对待强敌的意志去征伐，就一定能战胜。”百姓畏惧纣王的暴虐，危惧不安，如同头角触地如崩塌，无处容头。根据孔安国的意思，大概是说武王担心将士轻敌，所以告诫他们务必秉持谨慎对待强敌之心。之所以要秉持谨慎对待强敌之心，是因为百姓畏惧纣王，恐惧战栗如同头角触地如崩塌，担心他们或许会被纣王所利用。既然经文说“不要有轻敌无畏之心，务必秉持谨慎对待强敌的态度，百姓恐惧战栗如同头角触地如崩塌”，那么孔安国的说法不得不如此。武王既然晓谕了征伐纣王的意思，于是便嗟叹并总结，以告知各诸侯国及众位大夫：“我们的乱臣十人，已经与我同心同德去征伐纣王，那么你们应当同心同德，与我一起讨伐纣王，确立并巩固功业，那么你们与我们国家将世世代代享受无穷的福分。”《尚书》原本有一百篇，遭遇秦朝焚书而不存，到了汉代才渐渐重新出现。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孔子旧宅墙壁中又发现二十五篇。我曾经怀疑这两者中间必定有所增删润色，怎么知道的呢？从孟子那里知道。孟子引用《康诰》说：“杀人越货，残忍不怕死，百姓没有不痛恨的。”孟子引用《泰誓》说：“不要轻敌无畏，要谨慎对待百姓，如同头角触地如崩塌。”叩头。而汉代今文《泰誓》说：“不要有轻敌无畏之心，务必秉持谨慎对待强敌的态度，百姓恐惧战栗如同头角触地如崩塌。”文字大体相同，但文势意旨却大不相同。《康诰》是伏生所传的书，《泰誓》是孔子旧宅墙壁中重新出现的书。所以我因为这两者的异同而产生怀疑。伏生是齐国人，齐国的语言多与颍川不同。晁错受书的时候，伏生年老，不能准确说话，让他的女儿传言教导晁错。晁错不知道的有十分之二三，只是大概按其意思连缀诵读而已。孔子旧宅墙壁中的蝌蚪文字，孔氏得到它，那时蝌蚪书已经废弃很久，当时没有人能懂，暂且用今文确定那些能懂的部分罢了。那么这两者必定有自己不能理解的地方，而按其意思连缀，粗略地形成文章。学者生活在千年之后，在简牍讹误脱漏之余，固然不必以现在的书为绝对可信，但也应当相信其可信的部分而存疑其可疑的部分，不可以汉代儒者所传的书出于帝王之手，就不敢略加怀疑。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距离帝王时代还不远，而六经还在，尚且认为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大概如果道理上不安，就没有什么可信的，何况又焚毁于秦火，腐烂于孔子旧宅墙壁，而增删润色于汉代儒者之手呢？

《泰誓》下篇 周书

这时，第二天，武王于是大巡六军，明确誓告众将士。武王说：“唉！我们西土的君子。”

这篇大概是戊午日的第二天，己未日将在孟津渡河。已经誓师然后出发。孟津的会合，友好邦国的诸侯各自率领军队渡河，然后前进并在商朝境内列阵。武王将率领他们出发，就必定大巡六军，明确誓告众将士，告知征伐纣王、慰问百姓的意思。所谓“六军”，是史官的叙述，总括其多而言，大概泛指诸侯的军队，不是说周朝此时已经具备六军的制度。查《周礼》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武王尚未战胜纣王而拥有天下，还是商朝的诸侯，只有大国三军的制度罢了。这里说“六军”，大概是指孟津会合时诸侯的军队而言，也如同《棫朴》的诗，赞美文王能任用人才，而诗中说“周王出行，六军跟随”，这是指文王出师时诸侯的军队。中篇说：“戊午日，武王驻扎在黄河北岸，众诸侯率领军队全部会合。”这篇说：“这时第二天，武王于是大巡六军，明确誓告众将士。”言辞虽然不同，但实际上三篇的誓辞都是总告友好邦国的诸侯以及办事的众将士，只是史官变换了文字罢了。如果说中篇只

译告诫群臣，而下篇只告诫众士，这是不行的。武王已经大规模巡视六军，明确地告诫众士，于是感叹并呼唤他们说：“我西土的君子。”大概在这个时候，在孟津的友邦诸侯以及执政的众士，都是西土的人。“君子”这个词，是统括上下而言的。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用他的私卒君子六千人作为中军，那么士卒也可以被称为君子。

译上天有显明的道，其类别的征兆非常显著。如今商王受，轻慢亵渎五常，荒废懈怠不敬，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在百姓中结下怨恨。砍断早晨涉水者的腿骨，剖开贤人的心脏，树立威势进行杀戮，使四海之内的人都遭受毒害和痛苦。

汉代的孔安国说：这是说上天有明道的道理，其义理类别只有圣明的君王应当效法。唐代的孔颖达于是列举《孝经》中的“效法上天的光明”，《左传》中的“用来象征上天的光明”，认为凡是治理百姓的事情，都应当效法上天的道。上天有尊卑的秩序，人有上下的节度。三正五常，都存在于上天，有其明道的道理。这上天的明道，其义理类别非常明白，是说清楚明白可以效仿，是君王应当效法的。根据两位孔氏的意思，大概是想与下文“轻慢亵渎五常”的意思相连接。然而他们的说法迂回费力。这两句话只是说天道对于人，其吉凶祸福各自按照类别而至，其中的道理非常明白。大禹征伐有苗时，伯益辅佐大禹说：“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上天的道。”商汤讨伐夏桀时，他在《多方》这篇诰辞中说：“上天赐福给善良的人，降祸给淫乱的人。”这与这里说的“天道”意思正相同，只是言辞有详略不同罢了。只有上天的道，其祸福吉凶如同影子回应形体、回声回应声音一样，没有丝毫差错。而纣王却轻慢亵渎五常，荒废懈怠不敬，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在百姓中结下怨恨。这就是他被天道所断绝抛弃的原因。《中庸》说：“天下有五种普遍的道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朋友交往。”这五种都是人伦的常道，所以称为五典，也称为五常。如今纣王对这五种关系，轻慢亵渎且荒废懈怠不敬，这是失去了人伦的常道。孟子说：“自我摧残的人不可以和他说话，自我放弃的人不可以和他做事。言语不合礼义，叫做自我摧残。我自己不能安居仁德、遵循道义，叫做自我放弃。”这里说的“轻慢亵渎五常”，就是孟子所说的“自我摧残”；“荒废懈怠不敬”，就是孟子所说的“自我放弃”。这两句话是相互关联而成文的。汉代的孔安国说：“轻慢五常的教化，侮慢而不实行，大大地怠惰不敬天地鬼神。”如果把这两句话分成两个意思，那就错了。根据“侮五常”只是说他轻慢五常、懈怠抛弃而不实行罢了。只有因为他自我摧残、自我放弃，失去了人伦的常道，这是失去了根本。所以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在百姓中结下怨恨。周希圣说：“上天并非断绝纣王，而是纣王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百姓并非怨恨纣王，而是纣王自己在百姓中结下怨恨。”这个说法是对的。伊尹说：“不是上天偏爱我商朝，而是上天保佑有德行的人；不是商朝向百姓索取，而是百姓归附于有德行的人。”这与这里的话正好相反。如果纣王不自己断绝与上天的联系，上天难道忍心断绝他吗？如果纣王不在百姓中结下怨恨，百姓难道会怨恨他吗？这大概是在说导致上天和百姓愤怒的原因，都是他自己招致的。从这以下，又论述他之所以自己断绝联系、结下怨恨的具体事实。上天聪明，是因为我百姓聪明。上天威严可畏，是因为我百姓威严可畏。上天的祸福吉凶，大体上是根据百姓的情况而定的。纣王在百姓中结下怨恨，这就是他之所以自己断绝联系的原因。所以武王将要论述他的罪状，罪恶贯满盈，以至于上帝不顺从，祝官降下灾祸，那么必须首先指出这一点。因为他对百姓暴虐，从而失去了四海之内的民心，砍断早晨涉水者的腿骨，是说冬天看见早晨涉水的人，认为他的腿骨耐寒，砍下来观看。剖开贤人的心脏，是说比干忠诚劝谏，认为他的心与众不同，剖开观看。这两件事，是他暴虐中最严重的。所以首先以此来说明。大概早晨涉水而受寒的人，在人情上是最值得怜悯的，却砍断他的腿骨。贤人忠诚劝谏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却到了剖开他心脏的地步，如果这都能忍心，还有什么不能忍心的呢？只有因为他能忍心做这些事，树立刑威，杀戮无辜，他的毒害和痛苦遍布四海之内的人民。纣王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崇尚信任奸邪之人，放逐罢免师保官员，抛弃典章刑罚，囚禁奴役正直之士。郊祀社祭不修治，宗庙祭祀不举行，制作奇技淫巧来取悦妇人。上帝不顺从，祝官降下灾祸。你们要勤勉地辅佐我一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古人有话说：“安抚我的就是君主，虐待我的就是仇敌。”孤家寡人受，大肆作威作福，才是你们世代的仇敌。

崇尚信任奸邪之人，并任用他们；放逐罢免师保官员，并疏远他们；抛弃前代的典章刑罚，囚禁奴役国家的正直之士。宗庙社稷赖以生存的根本，只在于老成持重的人和典章刑罚罢了。如今纣王既然崇尚信任小人，那么对这两者都抛弃了，而不顾念。对于郊祀社祭的礼仪，就破坏而不修治；对于宗庙的祭祀，就废除而不举行。所以他之所以每天孜孜不倦、时间都不够用而做的，只在于制作奇技淫巧来取悦妇人，妇人妲己之类就是如此。《列女传》说：“纣王把铜柱涂上油脂，下面加上炭火，下令有罪的人走在上面，随即掉进炭火中，妲己于是发笑。”纣王想要妲己高兴，甚至设立炮烙之刑，以博取她一笑，那么他用来取悦妲己的奇技淫巧，应该无所不至了。纣王的暴虐达到这种极点，就失去了天下人的心，而百姓在下面怨恨。百姓在下面怨恨，那么上天在上面发怒。于是上帝不顺从，祝官降下灾祸，使纣王必定灭亡。时防就像所说的“时日曷防”，祝官断绝，是说断绝他的天命而降下灾祸惩罚，使他在这一时刻灭亡。上天既然断绝纣王，而祝官降下灾祸，我国家正适合天命所归，那么你们不可不勤勉地辅助我一人，以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而

译征讨商纣王时，古人有句话说：“爱护我的就是君主，残害我的就是仇敌。”那孤家寡人纣王，大肆施行暴虐，正是你们世代的仇敌。这又是引用所听到的古人之语作为证明。大概百姓的背叛与归顺是没有常定的，安抚他们，他们就拥戴你为君主；虐待他们，他们就视你为仇敌。一种情况把你当作君主，一种情况把你当作仇敌，关键就在于是安抚还是虐待之间罢了。

上天降生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让君主来管理他们，以天下之大而统归于一个人。难道一个人的力量足以胜过亿万民众的势力吗？是依靠人心作为稳固的基础罢了。所以君主如果能安抚百姓，那么即使以一人之身面对天下，也有不可动摇的态势。如果不能安抚百姓反而虐待他们，就失去了所依靠的稳固基础，而一个人的势力就孤立了。一个人的势力孤立，那就真的是一个人了。以一个人和亿万民众结为仇敌，难道能长久安居吗？所以说：“孤家寡人纣王，大肆施行暴虐，正是你们世代的仇敌。”意思是说纣王施行暴虐而杀戮无辜，与当世所有人结为仇敌，那么百姓就没有拥戴他为君主的了，他就是孤家寡人罢了。孤家寡人，是失去了所依靠的势力，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而且与当世所有人结为仇敌，这是自取灭亡的祸患。

齐宣王问孟子说：“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史传中有记载。”齐宣王问：“臣子杀害他的君主，可以吗？”孟子说：“伤害仁爱的人叫做贼，伤害道义的人叫做残；既残又贼的人，叫做独夫。只听说诛杀独夫纣王，没听说杀害君主。”这话大概就出于此。如果不能安抚百姓反而虐待他们，那就是仇敌，不是君主。举天下之人共同仇视一个孤家寡人，难道算是杀害君主吗！

译树立德行务必使其滋长，铲除邪恶务必斩除根本。因此我小子，率领你们众位将士，去消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位将士，应当发扬果敢坚毅的精神，来辅佐你们的君主。功劳多的有丰厚的奖赏，不遵从命令的有显明的杀戮。唉！只有我的文王父亲，像日月照耀降临，光辉普照四方，显赫于西方土地。只有我们周朝，广泛承受各方归附。我能够战胜受，不是我武力的功劳；是因为我的文王父亲没有罪过。受能够战胜我，不是我的文王父亲有罪过，而是我小子没有良善的德行。

这又是接着用来做比喻，以表明心意。树立德行如同种植嘉禾，必须用雨露灌溉它；去除邪恶如同铲除蔓草，必须割除堆积，断绝其根本，然后不至于滋生蔓延。武王说这些话，大概是告诉你们邦君和众士：对于我国家，就应当像树立德行务必滋长那样，必定使根基更加牢固，然后百姓才能永远享受其利益；对于殷商，就应当像铲除邪恶务必除根那样，必定去除纣王的暴虐，然后他的邪恶才可以断绝。所以接着说：“因此我小子率领你们众位将士去消灭你们的仇敌。”这是说还要与你们务求根本以铲除邪恶。你们众位将士应当发扬果敢坚毅来辅佐你们的君主，这是说你们众士应当务求滋长以树立我国家的德行。孟子论述商汤讨伐葛国时说：“因为他杀害那个童子而征伐他。”四海之内都说：“不是为了富饶天下，而是为平民百姓报仇。”商汤对于葛国，只有平民百姓的仇怨，尚且兴兵去报复。现在纣王既大肆作威作福，毒害四海，与天下人为仇。武王怎能心中毫无怜悯悲伤呢？所以我小子应当与你们卿士消灭你们的仇敌，大概我能与你们去除纣王的邪恶，这就是安抚你们而可以成为你们的君主了。你们众士应当进献果敢坚毅来成就你们的君主，大概因为灭掉纣王而战胜他，就将长久成为你们的君主而安抚你们了。你们不可不同心同德来辅佐拥戴他。武王之所以三令五申，谆谆告诫以表达他吊民伐罪的心意，可以说是尽到了。到了这时将要去纣王的郊外，在商周胜负之间决定生民的命运，那么他使用众位将士，不可没有赏罚来惩戒劝勉。所以于是告诫他们说：“功劳多的有厚赏，不遵从的有显戮。”大概想要他们服从命令，就必定要显示赏罚的必定可信。《汤誓》说：“你们不要不信，我不食言。你们不遵从誓言，我就连累你们并杀戮你们，没有赦免的。”大体上行军布阵，谨慎慎重其事，他的话不得不出于此，不是用重赏引诱，用严刑震慑，以希望他们顺从自己。既然告知了赏刑的必定可信，于是就感叹而言说面临大事而恐惧，不敢自安的意思。只有我文王父亲的德行，像日月照耀在上，近处是西土，远处是四方，无所不覆盖。文王父亲的德行，其光辉显赫于天下，既然已经这样，那么我们周朝广泛承受各方归附而拥有天下，是我们周家对于纣王，大概有必胜的道理了。所不知道的，是我小子的德行如何罢了？假如这次行动，我于是战胜了纣王？不是我小子的能力，用武力来完成功业。因为我的文王父亲无罪，所以我国家得以承受上天的美好天命，而成就其功业，使得这次行动受能够战胜我。那么不是我文王父亲有罪，而是我小子没有良善的德行，所以我国家顺应天意人心的不能终了，而百姓再次陷入苦难之中，没有人拯救。这大概是他兢兢业业，志向不忘于早晚，所以虽然有必胜的道理，却反躬自责，只担心不能胜利。这与商汤告诫“多方”说：“使我一人安定你们的邦国。”现在我不知是否得罪于天地，战战兢兢，恐惧害怕，好像将要坠入深渊，都是圣人至诚畏惧之心，充实于内心，那么流露于言语，自然如此，没有一丝一毫的诈伪在其中。而先儒引用此作为商汤武王假设以求取众心的言辞，这种说法大害义理。孟子说：“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未有过。不诚没有能感动人的。”商汤武王以臣伐君，都本于天人的证明。至于东征西怨，百姓用箪食壶浆来迎接王师，只有至诚才能感动人。假如他们告诫“多方”的言语，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而假设为恐惧的言辞，以求取众心，那么没有比这不诚更大的了。既然不诚了，怎么能感动人呢？齐桓公责备楚国说：“你们进贡的包茅没有进入，王祭没有供应，没有用来缩酒，寡人因此征讨。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寡人因此询问。”这是假设求取众心的言辞，大概其心本来不是这样，而只是用权谋诡诈来济助一时的需要，所以不能动人，使之必定相信。假如桓公的这些话出于内心的至诚，那么他讨伐楚国将不同于周公的东征了，他的功业岂至于如此卑微呢？所以论述圣人的事迹，认为有所矫情而为之的，都是浅薄之人。

尚书全解卷二十二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二十三

宋 林之竒 撰

牧誓 周书

武王战车三百辆，勇士三百人，与受在牧野作战，作《牧誓》。

武王在戊午日的第二天，己未日，渡过了孟津。过了四天，癸亥日，周军陈兵于商郊。第二天，甲子日，武王才到达，将与受在牧野作战。军队已经安定，于是手持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