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十三

译罪该诛杀了。诸侯奉行天子的正朔，如果时月不协调，日期不准确，那么他们的罪过就达到不可赦免的地步。何况掌管历法天象的官员，是正朔所依据的来源，是时月所制定的根本，如今却沉溺于酒色，以至于废弃时月的制定，那么诸侯那里的时月就没有来源来协调；至于扰乱日期，那么诸侯那里的日期就没有来源来校正。由于这一职位的失职，导致天下的时月日期都无法协调，怎么能免于诛杀呢？“〇”是国名。《顾命》篇说：“〇国的舞衣”，就是这“〇”国。“〇”前往征讨，大概是“〇”国的国君奉天子的命令前往征讨。

译只有仲康开始统治天下，〇侯受命掌管六军。

《征》篇的含义，苏氏则依据魏绛、伍员的话，认为自从太康失去国家之后，直到少康继承夏朝之前，都是羿、浞专权僭位的年代。〇侯的出征，大概是羿假借仲康的命令来命令〇侯，就像后世所说的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我常根据苏氏的议论，考察《左氏传》所记载的内容，羿虽然废黜太康而立仲康，然而他的篡位，却发生在相的时代，相是仲康的儿子。仲康没有被羿篡位，到了他的儿子相，才被羿篡位。这说明在仲康的时代，羿的强横威势，终究不敢对君主无礼。他之所以不敢对君主无礼，是因为仲康有制约他的办法。史官编排这本书时，说道：“只有仲康开始统治天下，〇侯受命掌管六军。”查考《唐书·志》：“季秋月的初一，日月不在房宿相会”，这是在仲康即位的第五年，而编排书的人首先说“开始统治天下”，大概是推究他之所以出征的根本原因。羿拥立仲康时，正想掌握礼乐征伐的大权，来号令天下，而仲康沉着机智，先于事物采取行动，发挥他的独断专行，所以在即位之初，就任命嗣侯来掌管六军，就像汉文帝从代邸进入京城，即皇帝位，连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一样。羿想要借用来树立威势的，既然被〇侯掌握，所以羿虽然有强悍的志向，但在整个太康时代，终究不能实现他不轨的阴谋。羲和的罪过，虽然主要在于荒废时令、扰乱历法，大概是想依附后羿，打算与他同流合污，共同进行不轨的阴谋，所以〇侯秉承王命去出征，而他誓师的话却说：“你们众将士，同心协力为王室效力，还要辅佐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严命令。”他的意图大概可以看出。仲康的命令，掌握了天子讨伐罪人的权力；〇侯的出征，符合诸侯同仇敌忾的道义。羿之所以怀有不轨之意而不能得逞，道理就在于此。相之所以被羿篡位，一定是因为他优柔寡断，逐渐失去了六军的权柄，才到了这种地步。假使六军的权柄不丧失，一直像仲康时代那样，羿从哪里去篡位呢？苏氏又说：“《尚书》中确实有圣人并不认可却仍然保留的内容。”这尤其不对。因为《春秋》作为经书，是为了褒贬而作的，所以有圣人并不认可却保留下来以示讽刺的内容。至于《尚书》则是记载帝王的实际事迹，记录他们的典章、谋略、训诫、诰命、誓词，作为万世的法则，怎么容许有圣人并不认可却仍然保留的内容呢？假如〇征这件事，确实是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而孔子把它保留在《尚书》中，略微看不出他讥讽的意思，难道不考虑后世的乱臣贼子将以此为借口吗！苏氏的这番话，关系到君臣上下的大伦常，不可以不辨明。只有仲康开始统治天下，是指开始践履天子的职位。开始践履天子的职位，就任命〇侯来掌管六军，担任大司马。大概防备投机取巧的机会，容不得丝毫间隙，当断不断，反而招致祸乱。羿专擅废立之权，并且将有窃国擅权的志向。在这个时候，兵权的得失，国家社稷的存亡，都系于此。如果拖延十天半月，就来不及了。所以任命〇侯掌管六军，一定是在开始统治天下的时候，大概是乘取不可失去的时机。像曹操之于汉朝，司马懿之于魏朝，刘裕之于晋朝，萧道成之于宋朝，萧衍之于齐朝，陈霸先之于梁朝，杨坚之于周朝，没有不掌握兵权而能实现篡夺阴谋的。羿之于夏朝，之所以怀有不轨的阴谋而不能得逞，只是因为〇侯掌握了六军的权柄。仲康的沉着机智、先于事物采取行动，在这里可以看出。

羲和荒废了他的职守，在他的封邑里沉溺于酒色，〇侯秉承王命，前去征讨。

苏氏说：“羲和是沉溺淫乱的臣子，而背叛羿，大概是忠于夏朝。就像王陵、诸葛诞背叛晋朝，尉迟迥背叛隋朝一样。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羲和的罪过确实可以赦免。而嗣侯却是党同奸邪、依仗恶行的臣子，仲康则是优柔寡断、丧失权柄的君主，《〇征》这篇就与王莽的《大诰》等同了。圣人为什么把这本书收录在百篇之中，让它与尧、舜、禹、汤、文、武的书一起流传于不朽呢？”由此可知羲和荒废了他的职守，在他的封邑里沉溺于酒色。当时，他聚集一群不得志的人，在他的私邑里崇尚饮酒，来谋划作乱。他的罪过不止于荒废时令、扰乱历法，这就是〇侯秉承王命前去征讨他的原因。〇后，就是〇侯，大概是因为诸侯入朝担任王朝公卿，所以称为后，也就像禹、稷、伯夷称为三后，周公、君陈、毕公也称为三后一样。

告诫众人说：“唉！我的众将士，圣人有谋略训诫，明确征伐以安定保卫。”

从这里往下，是嗣侯誓师的话。唉我的众将士，也就像所说的唉六事之人一样。大概是叹息以加重事情的严肃性，而告诫的言辞。圣人有谋略训诫，明确征伐以安定保卫。谋，是人臣所陈述的谋略，像《大禹谟》、《臯陶谟》就是。然而人君作为后世法则的，也称为谋。《伊训》说：“圣谋洋洋”就是。训，是人臣所陈述的训诫，像《伊训》、《高宗之训》就是。然而人君作为垂教后世的，也称为训。如《五子之歌》说：“皇祖有训”就是。这里说“圣人有谋略训诫”

译这大概是上古圣王制定法度、垂示教化，用来昭示后世子孙的，是君王的谋略训诫。所谓“明征定保”，是说圣人的谋略训诫作为世间的明显证据，以此来安定国家。这是孔氏的说法。不如苏氏说：“征，就像《尚书》中所说的‘庶征’；保，就像《诗经》中所说的‘天保’。大概是阐明吉凶休咎的征兆，以此来奠定保全宏大的基业。”这种说法比先儒更为精当。王氏说：“其言论可以明显证实，其事迹可以安定保全。”根据经文来看，起初并没有言论与事迹的区别。王氏将其分为两种说法，未免迂腐了。

译先王能够谨慎地遵循上天的警戒，臣民能够遵守恒常的法度，百官修明辅佐之职，他们的君主才能显得英明圣哲。圣人的谋略与训诫，之所以用来明确征验并安定保有天下，是因为君臣各自尽到职责，以裁成天地的道理，辅佐天地适宜的法则，所以以遵循职分为要务。君主有君主之道，臣子有臣子之道，君臣之道在辛劳安逸、详略程度上有所不同，所以百官各自修明其职以辅佐君主，那么君主在上面谨慎遵循上天警戒，又做什么呢？只是彰明他的明德罢了。这下面的句子是用来总结前面的意思，而不是另外表达一个意思。嗣侯誓师时，首先以此作为言论，是因为让羲和能够谨慎遵守恒常的法度，以修明辅佐其君主，那么仲康就能谨慎遵循上天警戒而在上面明察慎行。如今竟然至于背离官职、离开位次，却不知道日食的变化，这是废弃人臣恒常法度的表现，是危亡的征兆，怎么能免于诛杀呢？所以誓师首先提到这一点。只有君主谨慎遵循上天警戒，一定要让百官修明辅佐，所以先王的时代必定常有用来警戒的措施，使得即使是一介卑微的臣子也不忘记谨慎警戒的意思，然后才可以成就君主的明德而享有上天的意旨。废弃而不修明，仲康虽然有谨慎遵循上天警戒的心意，也无法施行。君主不能在上面谨慎遵循上天警戒，臣子不在下面奉行恒常的法度了。

每年孟春之月，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告诫，官员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

《周官》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在邦国都鄙颁布政令，于是悬挂治象之法于象魏，让万民观看治象。等到太阳偏西就收起它。大概古人将要颁布命令以告诫百官万民，必定使用正岁之正月。所以先王要让百官修明辅佐，也必定在每年孟春，让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告诫他们。遒人是宣达命令的官员。《周官》中没有这个官职，只有小宰的职责说：“正岁率领治官之属观看治象之法，拿着木铎巡行，说不用法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这与这里记载的意思相同，遒人这个官职在夏朝也属于治官之属，是宣达上面的法令并颁布给下面的人。礼制中有金铎，有木铎，它们的形体都是用金属做的，只有舌头有金木的不同。木舌，是木铎；文事就摇动它。金舌，是金铎；武事就摇动它。这是文事，所以拿着木铎巡行。他巡行时说的话是：“官员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这大概是在事前申明警告。官员师长互相规劝，是说贵而为官员师长的人，就朝夕进献教诲，规正君主的缺失。规正君主的缺失而说“相”，也就像周公所说的“互相训诰，互相保惠，互相教诲”。工匠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是说贱而为百工的人，各自执掌他们的技艺之事来进谏，大概即使是百工技艺之事，其中也存有至理。如果能够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没有不是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唐穆宗问柳公权笔法，公权说：“心正则笔正，笔正才可以作为法则。”当时皇帝荒淫放纵，所以公权提到这一点。皇帝领悟了他的笔谏。柳公权虽然不是技艺之人，但他的言论几乎就是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想来先王之时，凡是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的人没有不是这样的。上面是官员师长，下面是技艺之事，无不希望他们规劝进谏，大概将要成就英明的德行，不可不借助臣下的帮助。大概丘陵积聚低微而成为高峻，江海汇聚小流而成为宏大，一人合并而成为公义。那些不把规劝进谏放在心上的人，就是不尊敬他们的君主，国家有固定的刑罚而不敢赦免。

当时羲和，颠覆了他的德行，沉溺混乱于酒，背离官职离开位次，开始扰乱天纪，远远抛弃了他的职责。

这就进一步陈述羲和的罪过，冒犯先王的诛杀，无处逃脱刑宪，所以前往征讨他。并不是仲康妄动干戈，以逞一时之私怨。《酒诰》说：“上天降下威严，我们民众大大作乱，丧失德行也防备，不是因为酒而是因为行为，无论小大邦国因此灭亡，也没有不是因为酒而获罪的。”酒的祸害太大了。天子沉溺于酒，就会失去他的天下，像夏朝的太康，商朝的纣王，周朝的幽王、厉王就是这样。卿大夫沉溺于酒，就会丧失他们的国邑，像羲和就是这样。人如果沉溺于酒，就会骄奢淫佚，无所不至。只追随享乐而废弃职业所应当修明的，就开始丧失他的德行，最终以至于丧国亡家，这是必然的趋势。羲和的罪过达到废官旷职，冒犯先王的诛杀，推究根本来说，难道有其他原因吗？只有酒造成的祸害而已。所以嗣侯列举羲和的罪过，所说的话是：“当时羲和抛弃他的德行而行为不修，像树木的颠倒，器皿的倾覆，而不能自立，只有沉溺丧乱于酒而已。”既然沉溺混乱于酒，就背离他所掌管的官职，离开他所居的位次，而没有人主持。俶，开始；扰乱。天纪，天的五纪，就是《洪范》所说的岁、日、月、星辰、历数。薛氏说：“天纪未曾混乱，而混乱它的是从羲和开始，所以说‘开始扰乱天纪’。”这个说法是对的。大概自从尧舜任命羲和观测日月星辰，恭敬地授给人民时节之后，担任羲和的人世代守护其职，未曾扰乱天纪。大概在这里开始混乱，也就像《五子之歌》说：“只有那陶唐氏拥有这冀州之地，现在失去了他的道，扰乱了他的纪纲，于是导致灭亡。”也是说自从陶唐以来纪纲未曾混乱，到了太康才开始混乱。远远抛弃他的职责，回到他的私邑而无所

译这是畏惧和顾忌。

译于是九月朔日，日月在房宿未能和睦相合。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羲和尸位在其官职上，对此毫无听闻知晓，昏乱迷误于天象，从而触犯了先王诛杀的刑罚。

羲和的罪过到了如此地步，仲康仍然隐忍没有诛杀他。这是因为先王讨伐诛杀有罪之人，必须是天下共同愤怒、众人所不能容忍、大家共同抛弃的对象。羲和废弃职事的罪过，仲康早就知道了，但他的罪过尚未在天下人面前暴露明白。到了九月朔日，日月在房宿未能和睦相合，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而羲和竟然毫无听闻知晓，这就已经招致了天下人的怨恨，因此不得不诛杀他。这也就像鲧违抗命令、败坏部族，尧固然早就知道他不堪任用，然而还是顺从四岳的请求而试用他，让他去治水，直到九年功绩未能成就，然后才诛杀他。所有这些，都是顺应众人共同的愤怒而后诛杀他们。如果不是天下人共同愤怒，那么即使确实有罪，先王也不会诛杀他。孟子说：“左右的人都说是可杀的，不要听从；各位大夫都说是可杀的，不要听从；全国的人都说是可杀的，然后去考察，发现确实可杀，然后才杀他，所以说这是全国人杀了他。”这样才可以成为百姓的父母。先王诛杀有罪之人，之所以诛杀他而天下没有人不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与全国人共同杀他罢了。

“季秋月朔”，是指九月的朔日。“辰弗集于房”，汉代的孔氏说：“辰，是日月交会之处，房是它们停留的星次，集合在一起。”不合于日食就可以知道了。根据孔氏这番话，大概是认为羲和废弃了他的职事，以至于发生日食的天变，他仍然不知道。然而胡舍人则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认为日月交会叫做辰，是十二个月十二个星次的次序。太阳运行在赤道，月亮运行在黄道，太阳运行慢，月亮运行快，一个月交会一次，必定在黄道和赤道之间相合，或者高或者低，或者上或者下，不相掩蔽，这叫做不食；或者左或者右，或者先或者后而相互掩蔽，那就发生日食了。日食发生在白天，月食发生在夜晚就能看见；日食发生在夜晚，月食发生在白天就看不见了。日月交会就有日食了。说是不集合在停留的地方而导致日食吗？既然不集合，那就不是晦日，也不是朔日，怎么能说是九月朔日呢？胡氏这种说法认为日月集合而后才有日食，既然说辰不集合在房宿，那就不能说是日食。这种说法有道理，然而胡氏既然怀疑“辰弗集于房”不是日食，到他论述“弗集于房”的含义时，却认为是历法错误。说房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而不是十二次的舍次。秋天的九月，日月应当在房心星次合朔，现在不集合在房宿，那就是历法的错误，不是日食。历法的错误到了应当合朔而没有合朔的地步。这不是精通历法的人，不足以知道的。然而为什么会导致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呢？胡氏也自己知道他的说法不通，于是说先是历法错误而后发生日食，这迂腐极了。《唐书·律历志》论述“辰弗集于房”的含义，认为查考古书，“集”与“辑”意义相同，日月美好交会而阴阳和睦，那么阳气不偏离位置以常保其光明，阴气也含藏章法显示谦冲以隐藏其形体。如果变化而相互伤害，就不和睦了。《唐志》这种说法非常可行。查考《汉书·帝纪》，西蛮北夷颇未和睦。颜师古说：“集与辑相同。”由此看来，那么“辰弗集于房”，它是日食就确凿无疑了。只是“集”的含义应当是和睦的“辑”，大概是日月在它们停留的地方不相和睦，所以才有日食。孔氏说：“集”是集合的“集”，那就不是它的含义。这就是引起胡氏怀疑的原因。现在应当采纳孔氏的说法，认为是日食，而参考《唐律历志》的含义，把“集”当作和睦的“辑”，那么下文就贯通了。

关于“房”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是指房星。查考日月交会在大火星次，正好在九月朔日，称为房星，道理也可以讲通。然而《唐律历志》说：“君子谨慎怀疑，宁可把太阳所在的星宿作为文辞。”近代擅长历法的人推算仲康时九月合朔已经在房心北了。看这种说法，那么把房当作星次停留的舍次，这种说法更为高明。根据《左传》梓慎说：“宋是大辰的虚宿，陈是太皞的虚宿，郑是祝融的虚宿，都是火房。”所谓火房与此含义相同，都是停留的星次。“辰弗集于房”，大概是说日月在它们停留的星次不相和睦。日月在停留的星次不相和睦，而发生了日食，它的变故就大了。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都是为了挽救日食。查考《左传》文公十五年，发生日食，天子不举乐，在社坛击鼓，诸侯在社坛用币，在朝廷击鼓。这就是古代当日食之时，有这种击鼓的礼仪。瞽，是乐官。奏鼓，是进献鼓而击打它。《诗经》说：“奏鼓衎衎”，与此含义相同的是，发生日食必定击鼓。曾氏说：“日食，是阴气侵犯阳气。鼓，是阳声。乐官击鼓，是帮助阳气以警戒阴气，含义或许如此。”啬夫，《周礼》中没有这个官职。汉代的孔氏说是掌管王币的官，郑氏说是夏官的属官，完全没有依据。这也是只是凭意思推测而已。《百官表》乡里有啬夫，职责是听讼收赋税，上林苑也有虎圈啬夫。所以汉代的郑崇、第五伦都曾担任乡啬夫，那么就知道这是役使的卑贱之人。这篇文献中的遒人与啬夫，查考《周礼》，都没有这个官职，那么就知道周朝建立官职，其名称与夏朝不同的很多。庶人是指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啬夫奔驰，庶人奔走，都是为了供给日食时的

译这是百官的职责。《春秋谷梁传》说：“天子救护日食，设置五种指挥旗，陈列五种鼓。”曾子问：“诸侯跟随天子救护日食，各自拿着代表方位颜色的旗帜和他们的军队，而《周官》中庭氏的记载说：‘救护日月所用的弓矢’，那么救护日食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职役。啬夫、庶人那些奔跑的人，大概是用来供给这种职役的。”然而一定要称他们为驰走的人，大概是为了表明日食这种灾变，天子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在上位恐惧修省，而啬夫、庶人尚且在下位驰驱奔走，跟随天子救护日食，如此紧急，而羲和亲自担任观测天象的官职，却沉溺于酒，安守在自己的封邑，对此毫无听闻和知晓。尸位素餐的人不说话不做事，没有什么作为。日食这种灾变，百姓震动而不能安宁，羲和却不知道，可以说是尸位素餐了。先王之所以设置羲和这个官职，是让他仰观日月星辰的运行，来观测天地之气，从而知晓日期时辰寒暑，相互参合，让万民由此取得准则，那么百工因此得以公正治理，各种功业因此得以兴盛。如今，羲和背离官职离开岗位，扰乱天纪，远远抛弃他的职责，在季秋月的初一，发生日食，却竟然不知道，那么天象因此昏暗迷乱，百姓无所取正，违背先王的训诫谋略，触犯先王的诛罚，他该杀的罪过，难道仅仅是官师不能互相规劝，工匠不能执掌技艺来进谏而已吗？杜元凯说：“太阳运行缓慢，一年绕天一周；月亮运行快速，一月绕天一周，一年总共十二次交会。然而日月都是运动的物体，虽然运行度数有定数，不能没有多少盈缩，所以有交会而不发生日食的，或者有频繁交会而发生日食的。”大概日食这种灾变，有超过交会常数的危险情况，历法家是可以预先推算出来的。假如羲和能修明他的职责，预先知道上天将有日食的灾变，来规劝进谏仲康，那么仲康得以恐惧修省，向上回应天意，在灾变未发生之前就消除它。如今却不能预先知道这种灾变，以至于日食已经发生了，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跑，却仍然毫无听闻和知晓，他的不恭敬，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假如仲康宽恕而不诛杀他，怎么能算是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呢？《泰誓》说：“商朝的罪过贯满盈溢，上天命令诛杀它，我不顺从天意，我的罪过就和他一样。”羲和既不修明他的职责，以至于天象昏暗迷乱，罪过是不可赦免的。假如仲康又宽恕他而不诛杀，那么就是君臣同恶相济，罪过就一样了。所以仲康命令嗣侯去征讨他。征讨他，大概是为了敬畏天命，执行先王的诛罚，而不敢赦免。那么动用军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吗？

译《政典》说：“早于规定时间的，处死而不赦免；晚于规定时间的，处死而不赦免。”

各位儒者解释这层含义，都把它归属于上文。所以汉代的孔安国说：“先时，是指历法推算四季气候、望日、朔日、晦日，如果比天时早了，就罪当处死而不赦免；不及时，是指历法推算比天时晚了，虽然治理其官职，如果有早晚的差错，就不赦免。”唐代的孔颖达于是说：“先天时，是指所命名的日子在天时之前。假如天时的正朔，应当以甲子为朔日，现在历法推算却以癸亥为朔日，这就是造历先天时；如果以乙丑为朔日，这就是造历后天时。后就是不及时，气候、望日等也都是这样。”

在我看来，这大概是不对的。帝王的时代，虽然重视历法推算之事，然而历官的差错，差一天或一个朔日，就至于处死而不赦免。即使秦人把灰倒在路上、走路超过六尺的处罚，也不过如此残酷罢了。这难道是先王忠诚宽恕待人的道理吗？

根据这篇文章的气势，上文说“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民能够有恒常的法度，至于如果不恭敬，国家有固定的刑罚”，这大概是嗣侯列举先王的诛罚，来绳正羲和的罪过，于是接着说“只有这时，羲和败坏其德行，以至于昏乱迷惑于天象，从而触犯先王的诛罚”，其首尾总结文义已经足够了。

从“《政典》说”以下，乃是太甲侯誓师告诫官吏士兵的话，应当归属于下文，不应当再说是针对羲和而言的。《周官》中冢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一是治典，二是教典，三是礼典，四是政典，五是刑典，六是事典。这是《周官》六卿的法典。治典，是冢宰所掌管的；教典，是司徒所掌管的；礼典，是宗伯所掌管的；政典，是司马所掌管的；刑典，是司寇所掌管的；事典，是司空所掌管的。太甲侯掌管六军，担任大司马，所以举出政典作为言论，大概是大司马的法度。正因为涉及军队战马，所以有早于规定时间和晚于规定时间的诛罚。

先时，是指早于约定的进军日期而前进，这是邀功。汉代班勇与张朗共同攻打焉耆，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定日期一同到达焉耆，而张朗曾经有罪，想要邀功来自赎，于是提前到达爵离关，直接进入焉耆。像这类情况，就叫做先时，大概是不与大军约定会合而贪图利益轻率前进，不可以不诛杀，所以处死而不赦免。

不及时，是指晚于约定日期而到达，这是逗留。汉代派遣霍去病等人攻打匈奴，公孙敖从北地出发两千多里，经过居延，斩首俘虏三万余级，虽然有功劳，但因为晚于约定日期应当处斩，赎罪后成为平民。像这类情况，就叫做不及时，大概是与大军约定而不到，拖延进军日期，也不可以不诛杀。所以处死而不赦免。

只有这两者都诛杀而不赦免，那么军士就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这是太甲侯誓师的用意。

现在我用你们这些众人，奉行上天惩罚。

前面已经说了《政典》中关于早于和晚于规定时间的诛罚来誓师了。这里于是告知大家出征的意思，说现在我用你们这些众人，奉行上天惩罚将要施行。大概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那么他的臣子中遵守恒常法度的人，以先王的心为心，也是用来侍奉天命的。羲和沉溺酒色，不遵循其职责，从而触犯先王的诛罚，这是不以先王侍奉上天的心为心，不仅得罪于君王，也得罪于上天了。所以太甲侯的征伐，大概是奉行上天惩罚而不敢专断。

你们众位将士，同心协力辅佐王室，还要辅佐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严命令。

天子讨伐而不征伐，诸侯征伐而不讨伐。仲康的命令，嗣侯得到天子讨罪的权力，太甲侯的征伐，羲和得到诸侯敌忾的道义。他们用兵行师，可以说是仗着大义而行事了。所以他们的言辞直率，道义明白，不像五霸挟持诸侯去攻打诸侯，言辞曲折，道义迂回。我征伐羲和，既然已经恭敬地承受天子已施行的威严命令，你们应当以同心协力辅佐王室为心，不可以不辅佐我出征。

大火燃烧在昆仑山冈，玉石一起被烧毁。上天官吏放纵德行，猛烈胜过猛火。剿灭其首恶，胁迫跟随的不治罪。旧日沾染污浊习俗的，都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是告知大家吊民伐罪的意思。大概说火在昆仑山冈燃烧，不选择玉石而烧毁，不辨别美丑。羲和确实有罪。如果上天官吏有过放纵的德行，不选择善恶而一并杀戮，他们的危害，又将胜过猛火，这不是所说的诛杀其君主而慰问其百姓。现在我出征，只剿灭其首恶之害，而不治胁迫跟随者的罪。凡是旧日沾染羲和习俗的，都给予教化而使他们革新。这大概是王师慰问百姓、讨伐罪人的意思。商汤讨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号称顺应上天而顺从人心，也不过如此罢了。那项羽进入秦关，活埋秦军降卒数万人，杀死秦王子婴，烧毁秦宫室，所过之处残害毁灭，这难道不是所说的上天官吏放纵德行猛烈胜过猛火吗？太甲侯列举羲和的罪过，开始时，只说他背离官职、扰乱天纪罢了；而结尾却有涉及胁迫跟随的党羽、旧日沾染的习俗，由此知道羲和的罪过，应当不止于废弃时令、扰乱日期，这一定是聚集一群不得志的人，在其私邑崇尚饮酒，图谋成为乱党，将要帮助后羿作乱，所以说有胁迫跟随的党羽、旧日沾染的习俗。如果羲和的罪过只限于废弃时令、扰乱日期，那么逮捕并杀戮他，这只是一个执法官吏的事

译耳朵（指听觉），哪里至于率领六军去征讨他呢？然而征讨他却不正名其罪恶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如果正名其罪恶，就应当彻底惩治他的党羽，铲除根源、深挖源头并诛杀他们，而仲康的势力尚不足以制约后羿的命运，所以只惩治他荒废时令、扰乱日期的罪过罢了。羲和有被胁迫跟随的党羽，有久染的陋习，况且与后羿同时代，〇侯征讨他时，誓师的话，指责羲和并且说你们众将士同心协力辅佐王室，还要帮助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严命令，这样看来，羲和依附后羿，而嗣侯忠于王室，这件事非常明白。而苏氏却拿曹操、司马仲达、杨坚这类人讨伐二己的情况来做类比，我认为苏氏解说经书大多失之轻率，说的就是这类情况。

译唉！果断的威严胜过姑息的爱怜，确实能够成功；姑息的爱怜胜过果断的威严，确实毫无功效。

王氏、苏氏两种说法，大都是牵强附会。依据这两种说法来考察，都把“威”解释为刑罚的威严，把“爱”解释为仁爱的爱，所以他们的说法如此。却不知道所谓的“威”，不是刑罚的威严，而是果断的威严。所谓的“爱”，不是仁爱的爱，而是姑息的爱。用果断的威严胜过姑息的爱怜，就能有所成就。古人有懂得这一点的，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光武帝总揽权纲，就是这样。用姑息的爱怜胜过果断的威严，就会衰败毁坏，必定导致灭亡，确实是没有功效的。古人有实行这种政策的，汉元帝优柔寡断，汉成帝将威福之权下放，就是这样。羲和的罪过，以至于有胁从的党羽，旧有的恶习，将要与后羿一起作乱了。如果舍弃他们而不诛杀，这是拘泥于姑息的爱怜，难道是保全国家的方法吗？善于观察古人的言论，一定要推究他们立言的本意，不可以一概而论。威克厥爱，允济。如果把这“威”当作刑罚的威严，把“爱”当作仁爱的爱，这确实是申不害、商鞅一类的言论，难道是《诗经》《尚书》的教诲吗？

你们众位士人，要勤勉警戒啊！

这是说我之所以誓师的意思，就是这样。众位士人不可以不勤勉，警戒自己的心来执行我的命令。自古以来，国家处于中衰的命运时，朝廷之上往往实行姑息的政策，所以英防之类的人得以乘虚而入，肆意横行，而没有人能奈何他们。因此，大有作为的君主，当历史命运处于困顿、社稷面临危险的时候，如果不是赫然振奋刚强的决断，没有看到谁能成功的。唐朝自肃宗、代宗以来，一切实行姑息的政策，藩镇杀害主帅的，反而授予他节钺，或者听任他们自行选择主帅，那些骄横的子弟都能承袭父兄的职位。等到宪宗刚明果断，足以有所作为，不害怕用兵来剪除强横梗塞的势力，于是平定夏州，平定蜀地，平定江东，平定泽潞，以至于易、定、魏、博、贝、卫、澶、相、淮、蔡，没有不臣服的，于是唐朝因此中兴。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威严胜过爱怜的缘故。宪宗虽然以刚强果断施政，但子孙不能遵循，到了穆宗、敬宗、文宗的时代，又实行姑息的政策，藩镇再次强大，于是唐朝灭亡。仲康的时代，与这有什么不同呢？当他命令嗣侯征讨羲和时，确实符合“威克厥爱”的道理，所以足以制服后羿的强横，而中兴夏朝的基业。可惜后来继任的君主不能运用果断来施政，逐渐丧失了天子的权纲，最终被后羿篡位，而夏朝终于断绝祭祀。这不是仲康的过失，而是继任者不是合适的人，能不谨慎吗！

从契到成汤，迁徙了八次。汤开始居住在亳，跟随先王的居所。作了《帝告》、《厘沃》。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讨他。作了《汤征》。伊尹离开亳前往夏朝，已经厌恶夏朝，又回到亳。从北门进入，于是遇见汝鸠、汝方。作了《汝鸠》、《汝方》。

尚书全解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十四

宋 林之奇 撰

汤誓 商书

《书序》本来是一篇。大概是历代史官相传，作为《尚书》的总目录。我们的孔子因此讨论校正，使之与五十八篇一起流传不朽。它的文字多沿袭史官的旧文，所以它的篇章次序也有首尾相连的，不一定叙述本篇的意思。像这篇的序说：“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山登岸，于是与桀在鸣条的原野交战。”篇内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大概因为上篇的序说：“伊尹离开亳前往夏朝，已经厌恶夏朝，又回到亳。”所以这篇序与上文相接，而“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也就像《洪范》篇上承《泰誓》《牧誓》《武成》的序，与上文相承，而说：“武王战胜商，杀死受立武庚。”而篇内完全没有“杀死受立武庚”的意思，而序却这样说。凡是这些都是史官记载一时的事迹，首尾相因的言辞，都是史官叙述史事的体例。而解说的人却把这类情况都当作圣人的深意，甚至想用《春秋》褒贬的意义来寻求，都是过分的议论。

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山登岸

伊尹已经厌恶夏朝而回来，而桀作恶不改，始终没有改过的意思，于是辅佐汤讨伐夏朝以拯救百姓。汤讨伐桀，一定要等到伊尹回到亳才决意，大概因为臣子讨伐君主，是圣人感到惭愧的德行。如果不是有大不得已的情况，圣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令人惭愧的举动，成为万世乱臣贼子的口实呢？所以汤在莘野得到伊尹，一定要让他去辅佐桀以纠正他，直到五次往返而桀始终不改，然后才讨伐他。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然侍奉商朝，终其一生而纣王的恶行依然如故，然后他的儿子武王不得已率领诸侯讨伐他。伊尹侍奉桀，文王侍奉纣，他们的意图是一样的。汤讨伐桀，武王讨伐纣，出于不得已而不能停止，他们的意图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虽然是以臣子讨伐君主，而自身不失去天下的显赫名声，是因为天下后世知道汤讨伐桀、武王讨伐纣不是他们的本心。孟子说：“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是伊尹。”大概伊尹的困难没有比这更难的。那些认为伊尹为汤在夏朝做间谍的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