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觧卷二十六

译这是召公。不称召公而称太保，这正如同《太甲》篇中不说不惠于尹，而说不惠于阿衡。这是因为立言的法则，旨在阐明太保、阿衡的职责应当如此。接受了辅佐的托付，却不能使继位的君王能够始终保持美德，那就不能称为阿衡；身居保傅的官职，却不能纠正君王内心的过失，那就不能称为太保。文中说“用来训导君王”，那么这篇虽然以《旅獒》为名，其实却是训诫体的文章。既然如此，《典》《谟》《训》《诰》《誓》《命》这类文章，难道可以拘泥于篇名去探求其体裁吗？

译太保说：“唉！贤明的君王谨慎地修养德行，四方蛮夷都来归顺。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当地特产。只取那些可供服食和器用的物品，君王便以此彰显德政，赏赐给异姓诸侯国，使他们不废弃臣服的职事；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伯叔诸侯国，以此来联络亲情。人们不会因为物品而改变心意，只有德行才能使物品显得珍贵。”

“呜呼”是感叹之词。太保将要陈述古代圣王对待夷狄的道理，因此郑重其事，感叹着说出这番话。古代帝王对待夷狄，听任他们自来，也听任他们自去，只是在此谨慎修养德行，四方夷狄听闻后，便一同归顺，这几乎是未曾期望却自然达成的结果。敦厚德行、宽厚待人，蛮夷便顺从；不怠慢、不荒废，四方夷狄便来朝拜；贤明的君王谨慎修养德行，四方夷狄便都来归顺；坚守正道，淮夷便顺从。这些都是帝王驾驭夷狄的上策。四方夷狄仰慕盛德而都来归顺，那么无论远近，都会进献其地方所珍视的物品。所进献的物品，只选取可以供我们服食和器用的；至于奢侈的物品，可以供耳目玩赏的，就不应当进献，即使进献了，也不应当接受。唐代孔颖达说：“纁色丝织品、细麻布，供服饰之用；橘、柚、菁茅，供饮食之用；羽毛、象牙、皮革、瑶琨、篠簜，供器用之用。”这是将器用归为一类，也有人认为羽毛、象牙、皮革、瑶琨、篠簜是器物，牛、马、犬、豕之类是用品。我私下认为后一种说法更合理。犬是用品。荀子说：“北海有奔跑的野兽和吠叫的犬，中原地区得到后饲养役使它们。犬值得饲养的，只取其善于吠叫罢了。”獒能知晓人心而可驱使，这是犬中奇异而不常见的。进贡犬是可以的，进贡獒则不可以。这既然因进贡獒而言，那么将“用”解释为牛、马、犬、豕之类，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君王以此彰显德政，赏赐给异姓诸侯国，使他们不废弃臣服的职事；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伯叔诸侯国，以此来联络亲情，是说君王既不以一己的私欲要求四方进贡，只接受那些应当进献的物品，还不用来满足一己的私欲。看他颁赐给异姓诸侯国的东西，必定是四方夷狄所进献的物品，让他们知道夷狄之所以进献地方特产，是因为我的谨慎德行所致。用德行所招致的东西来赏赐，这就是彰显德政的招致。赏赐异姓诸侯国而必定彰显德政的招致，是让他们接受这些物品，就知道我的德行远播到境外，谁敢废弃职事而没有尊奉君上的诚意呢？所以说“不废弃臣服的职事”。对于同姓的伯父叔父诸侯国，则用宝玉分赐。用宝玉分赐，是用以笃行亲爱亲属的道义。所以说“以此来联络亲情”。王氏说：“亲近亲属了，却不用珍贵的东西分赐，那么谁知道亲爱亲属的道义是可信的呢？”这种说法是对的。唐代孔颖达说：“将德政招致的东西赏赐给异姓诸侯国，比如将肃慎氏的箭分赐给陈国；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伯叔诸侯国，比如将夏后氏的玉璜分赐给鲁国。”异姓诸侯国是希望他们不废弃臣服的职事，同姓诸侯国是以此来联络亲情，这大概是亲疏关系的隆盛与减杀。贤明的君王对待四方夷狄，所进献的地方特产不随便接受。只取服食器用，不要求他们难以得到的东西，不追求自己无用的东西。不要求他们难以得到的东西，那么他们进献的都是容易得到的东西；不追求自己无用的东西，那么所接受的都是有用的东西。要求他们容易得到的，追求自己有用的，而我尤其没有从中获利。必定用彰显德政招致的东西赏赐异姓诸侯国，用联络亲情的道义对待同姓诸侯国。这些都是圣人不贪恋的珍宝。獒这种东西，能知晓人心而可驱使，这是西旅难以得到的，而中原不常使用的。既不能用来彰显德政招致异姓诸侯国，也不能用来联络同姓诸侯国的亲情，却白白接受它，只是作为耳目的玩赏罢了。这就是太保不得不劝谏的原因。人们不会因为物品而改变心意，只有德行才能使物品显得珍贵。是说物品是一样的，未曾改变，只有有德行，那物品才值得珍贵。如果无德行，那么物品有什么用呢？先王沟通四方夷狄而接受他们的进贡，只希望彰显德政招致异姓诸侯国，而联络同姓诸侯国的亲情。这样，那物品就可以珍藏在万世。所以说只有德行才能使物品显得珍贵。比如将陈国肃慎氏的箭、鲁国夏后氏的玉璜，世世代代子孙守护而不丢失。这是因为先王用德行招致它们，先君用德行接受它们。如果不是这样，那也不过是玉璜和箭罢了，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

德行盛大就不轻慢侮辱，轻慢侮辱君子，无法竭尽人心；轻慢侮辱小人，无法竭尽人力。不役使耳目，百事才能纯正。玩弄人就会丧失德行，玩弄物就会丧失志向。志向因道而安宁，言语因道而交接。不做无益的事，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视奇异的东西，轻视实用的东西，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地的习性就不饲养，珍禽奇兽不在国内培育。不珍视远方的物品，远方的人就会归顺；所珍视的只有贤人，近处的人才能安定。

既然说了物品因德行而后珍贵，而獒这种东西，恰好会丧失德行。于是接着说它丧失德行的原因，说：德行盛大就不轻慢侮辱，直到无法竭尽人力。孟子说：人必定先自侮，然后别人才侮他。如果德行盛大到了极点，那么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制，哪里还有轻慢侮辱呢？既不轻慢侮辱，就是不自我侮辱，那么谁会侮辱他呢？这就是君子为他竭尽谋虑，小人为他致尽筋力的原因。如果肆意无礼，轻慢待人，那么人们都会忌恨厌恶他，哪里还会尽心尽力呢？《论语》中对君子和小人的评价有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从德行方面来说的。君子

译君子学习道就会爱护百姓，小人学习道就容易驱使，这是从他们的地位来说的。这里所说的，也是从他们地位的贵贱来说的罢了。君子操劳心智来治理百姓，所以轻慢侮辱君子就无法充分发挥百姓的忠心；小人操劳体力来服从管理，所以轻慢侮辱小人就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力气。所谓“充分发挥他们的力气”，是蒙受上位者的字句而变换了言辞，并没有不同的含义。轻慢侮辱，难道一定要在行为动作之间表现出轻易暴慢的样子才算是轻慢侮辱吗？只要有这种心思，就是轻慢侮辱了。獒既然像人一样可以驱使，而武王接受它来保卫自身，这说明武王对于他的臣民已经产生了轻慢侮辱的心思。轻慢侮辱他的臣子，就无法充分发挥君子（臣子）的忠心；轻慢侮辱他的百姓，就无法充分发挥小人（百姓）的力气。像这样却想谋取天下，使天下成为一家，中国成为一人，是从来没有过的。而祸乱的开端，实际上是从一只獒犬开始的，那么这种丧失德行的祸患，难道是小事情吗？所以想要端正德行、修养自身而不轻慢侮辱小人的人，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只是不役使耳目罢了。耳朵不被声音役使，眼睛不被美色役使，那么玩赏喜爱的东西就不能迷惑他，内心极其端正，清澈而没有私欲，这就是各种政务之所以能够端正的原因。如果役使耳目去追求玩赏喜爱的末节，就会有玩弄人和玩弄物的行为了。所以说：玩弄人就会丧失德行，玩弄物就会丧失志向。玩弄人，就是把人当作玩物。倚仗獒犬的指示如意，从而产生轻忽人的心思，这就是玩弄人。玩弄人就是轻慢侮辱。志向，是指自己内心的志向。用道来安定它，那么声色货利就都不能蛊惑它了。言语，是指别人的言语。用道来应对它，那么在辞让接受、取舍之间都能各得其宜。道这种东西，片刻也不能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所以用它来安顿自己，就可以安定自己的志向；用它来对待别人，就可以应对别人的言语，难道片刻可以离开吗？伊尹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语，一定要从道中去寻求；有顺从你心意的言语，一定要从非道中去寻求。”大概在内想要安定自己的志向，在外想要应对别人的言语，都不可以违背道。西旅进献獒犬，他们之所以要求进献，一定有甜言蜜语顺从武王的志向，以求被接纳。然而用非道的方式去求取，就知道西旅的进献，就是所谓的玩弄人丧失德行，玩弄物丧失志向。太保作书来告诫他，使他不接受西旅的獒犬，这是违背武王心意的。然而用道来求取，就知道太保的告诫，就是所谓的谨慎德行从而使四方夷族都来归顺。大概如果专一于道，那么安定自己的志向，应对别人的言语，都能各得其宜。不从事无益的事情，损害有益的事情，百姓才能富足。这大概是重申上文只从事衣食器用的意义。他所注意的，在于不看重异物，轻视实用之物，而说“不从事无益的事情，损害有益的事情”，是由此及彼地提到的。从事无益的事情，比如晋平公筑台，妨碍农收之类就是如此。修筑无益的台，就妨碍了有益的农业。农事从哪里完成呢？汉文帝想要修筑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价值百金，他说：“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尚且担心羞辱了先帝，还要露台做什么？”可以说能够不从事无益的事情，不损害有益的事情。不看重异物，轻视实用之物，就是指这次进献獒犬的事。因为獒犬不同于普通的狗而看重它，那么有用的狗就一定会被轻视。百姓将会争相以异物为可贵，那么从哪里才能富足呢？犬马如果不是本地的物种就不饲养，这又是为了重申不看重异物、轻视实用之物的意义。狗可以防盗，马可以致远，这些都是有用的东西。然而先王对于各地的特产，无论大小高低，都想要顺应它们的本性而不伤害它们的生命。即使是实用的东西，如果不是本地的物种就不饲养。至于珍禽异兽，都是异物，可以在国内饲养吗？汉文帝时有进献千里马的，下诏说：“鸾旗在前面，属车在后面，吉利的行程每天五十里，军队的行程每天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独自领先到哪里去呢？”光武帝时异国有进献名马的，日行千里，下诏用这匹马拉鼓车。光武帝不看重千里马，他的志向值得崇尚。然而用它来拉鼓车，那么虽然不是本地的物种但还是饲养了它，虽然不把它当作奇兽但还是养育了它。至于汉文帝把它退还，就是不肯饲养它了。所以我私下认为：不从事无益的事情，损害有益的事情，功业才能成功；不看重异物，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三代帝王没有不把这作为谨慎德行的根本的。自从三代以后，能够充分践行这句话的，是汉文帝。珍禽异兽，是兼而言之的。犬马中奇特的，都包括在其中。狗能知人心而可以驱使，马能日行千里，都是奇兽。如果因为西旅的獒犬而饲养它在中国，这就是饲养非本地物种的犬了。因为它能知人心可以驱使而喜爱它，这就是养育奇兽了。唐代的孔颖达对于“犬马非其土性不畜”，认为这篇的告诫，只到这一句为止。太保因为旅獒而作告诫，从“明王慎德”以下，反复几十句话，没有不是为了这个的。而说告诫只到这一句，难道不固执吗？不珍视远方的物品，就不责备他们难以得到的东西，而寻求我所没有用的东西，这就是远方的人之所以归附的原因。所珍视的只有贤人，那么善政善教，就有办法造福百姓，这就是近处的人之所以安定的原因。贤人与远方物品相比，所珍视的，就像拿着秤一样。这边重那边就轻。把远方物品当作珍宝，就一定有轻视贤人的心思了。把贤人当作

译如果君主以贤才为宝，那么就不会看重远方的奇珍异宝。虞公把垂棘的美玉、屈地产的良马当作宝物，所以他看待宫之奇就像看待路人一样。齐王把四位贤人当作宝物，所以他看待直径一寸的珍珠如同粪土。那么君主所珍视的东西，难道可以不警惕吗？周武王面对西旅进献的大犬，这算是珍视远方的奇物。如果他的心倾向于远方的奇物，接受而不推辞，那么太保的劝谏也将被拒绝。怎么能说他只珍视贤才呢？他接受大犬，本来是想以此安抚远方的人。然而既然把远方的奇物当作宝物，那么想要安抚他们，远方的人反而不会归顺。这样就会导致征伐的军队，长驱直入沙漠之地，而近处的人遭受祸患了。推究他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是因为不能任用贤才的缘故。如果他能得到贤才并加以任用，听从言论，采纳劝谏，那么一定不会接受没有名义的进献，这就是远方的人仰慕道义而长久成为藩属臣下的原因。王氏说：因为不珍视远方的奇物，所以犬马如果不是本土生长的就不饲养；因为所珍视的只有贤才，所以珍禽异兽不在国内养育。这是强行生搬硬套地加以区分，现在不予采纳。

译唉！早晚没有不勤勉的，如果不重视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堆山只差一筐土，功业就前功尽弃。确实遵循这个道理，百姓就能保有他们的居所，你的子孙就能世代称王。

太保恳切的心意，已经在这里表达尽了。所以又感叹并重申其中的意义。说的是圣明的君王谨慎德行，在早晚之间，兢兢业业，没有不勤勉的地方。之所以没有不勤勉，是因为如果不重视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如果认为细微的品行对德行没有益处，而不加谨慎，那么日积月累，它成为大德行的损害，是必然的。比如堆山，一定要达到九仞高，才能称之为山。如果还差一筐土的功夫，就不足以称为山了。德行没有不完备的，才能称为圣人。如果有一件小事有所缺失，就不足以称为圣人了。八尺叫做仞。篑，是装土的器具。世上哪有专门堆山的人呢？这是假设来说明其中的意思罢了。孔子说：“比如堆山，只差一筐土没完成，停止了，是我自己停止的；比如填平洼地，虽然只倒了一筐土，继续前进，是我自己前往的。”大概是推究本源于这句话。太保的话，有涉及堆山九仞，功亏一篑的，大概是武王的心，一定自以为威德很盛了。虽然接受一只獒犬，不足以造成损害。太保却说损害盛德的原因，只在于此罢了。这是太保进谏的本心。允迪，是说确实能践行这些话，那么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而国家的子孙将世代称王天下而没有穷尽。太保已经用这些来训诫君王了。从那时以后，凡是四夷所进献的，中国所接受的，都一如太保的训诫。看肃慎氏进献的楛矢之类，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确实遵循这个道理”。周朝的子孙，占卜说传世三十代，传年七百年，确实世代称王。拒绝一只獒犬的进献，也是小事罢了，而世代称王的征兆，实际上就见于此。那么知道君主祈求上天永赐国命，作为社稷无疆的福佑，大概不在于大事。箕子说：“他制作象牙筷子，必定制作玉杯；玉杯还不满足，必定思念远方的珍奇异宝来使用。”大概商纣王灭亡的原因，源于此，难道在于大事吗？这是太保在结尾说“不重视细微品行，最终损害大德行”，而想要享受世代称王功业的原因。那么太保爱护君主，难道不深切吗？范内翰说：“圣明的君王能在祸患未发生前听从劝谏，贤能的君王能在过错发生后改正。忠臣侍奉君主，也劝谏其未发生的祸患；侍奉中等君主，多劝谏其已发生的过错。”太保因为进献獒犬的事而作训诫，武王虚心接受，这都是祸患未发生前听从劝谏的时候。汉武帝聪明英武，大概是世间少有的，但他甘心于征服四夷，欲望没有止境，看到犀角、象牙、玳瑁就建立朱崖七郡，感到枸酱、竹杖珍贵就开辟牂柯、越嶲，听说天马、葡萄就打通大宛、安息，到了晚年，海内空虚耗损，户口减半，盗贼蜂起，几乎亡国，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没有忠臣在开始时挽救的缘故。看这个，就知道太保所说的“确实遵循这个道理，百姓保有居所，你的子孙世代称王”确实是至忠的训诫。

巢伯来朝见，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 周书

武王有病，周公作《金縢》。《金縢》说：攻克商朝的第二年，武王有病，身体不适。姜太公和召公说：“我们为王占卜吧。”周公说：“不可以，这会惊扰我先王。”周公于是自己作为祭品，建造三个坛场，共用一个平地，在南方建坛，面朝北。周公站立在那里，树立玉璧，手持玉圭，于是祷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官于是书写祝辞说：“你的长孙某，遭遇严重的恶疾。如果你三位先王，在天上负有养育子孙的责任，就让旦代替某的身体。我仁爱的父亲，多才多艺，能侍奉鬼神。你的长孙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你在天庭受命，广施保佑四方，因此能安定你的子孙于大地，四方的百姓，没有不敬畏的。唉！不要丢弃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我们先王也能永远有所依靠。现在我向元孙祈求，你如果答应我，我就把玉璧和玉圭带回，等待你的命令；你不答应我，我就抛弃玉璧和玉圭。”于是占卜三次，一次重复占卜，都是吉兆。打开钥匙看文书，于是都是吉兆。周公说：“武王大概没有危害。”我小子新近向三位先王祈求，只图长远，这所等待的能念及我一人。周公回来，于是把册书放入金縢的柜子里。武王第二天就痊愈了。

武王已经攻克商朝而拥有天下，法度还没有完全得到条理，依附于周的商朝百姓还不稳固。而武王突然病了，周公恐怕他不可救药，那么成王将以幼孙的身份继位，自己以冢宰的身份摄政，能不危险吗？所以作册书祷告太王、王季、文王，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死，而把书藏在金縢之中。史官叙述这件事而作这篇。这篇首先记载周公筑坛代替武王死在三位先王面前，已经占卜得到吉兆，于是武王就痊愈了。又记载武王去世而群叔散布流言，周公虽然避居东都，而成王还是有怀疑他的心。等到他感应风雷的变化，而打开金縢的书，然后知道周公的心果然忠于王室，迎接他到东方回来。那么这篇主要在于记事，而作出于史官之手，而它的序言却说：“周公作《金縢》”，与“周公作《无逸》”“周公作《立政》”的话，曾没有少许不同。大概书序的体裁本来就有某篇虽然不是某人所作，而所载的本末都是那个人的事迹语言，那么虽然说是那个人

译这样做是可以的。就像《太甲》三篇那样，开头记载太甲对阿衡（伊尹）不仁，伊尹作书来启发开导他，但太甲没有听从，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等到太甲丧期结束，能够最终保持诚信之德，伊尹才奉他回到亳都，又作书来坚定他的意志。随后又进一步告诫他，所经历的时间不算短，而伊尹反复叮咛告诫的意思也不止一次。史官记载了事情的始末，没有遗漏，从而写成这三篇，而《书序》也说：“伊尹作《太甲》三篇”，正与此相同。我曾经观察《书序》的写作，其体例不统一，往往杂出于众人之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既克商二年”，就是伐纣的次年。武王生病而不安适，说明病情危重了，这就是周公所说的“遭遇严重恶疾”。武王的病既然危重，太公、召公想要通过占卜来决断吉凶，所谓“穆卜”，是表示恭敬。因为君父生病而向神灵占卜，如果不极尽恭敬，怎么能有所感应呢？二公，指的是太公望和召公奭。太公、召公想要占卜以决断武王的吉凶，而在这个时候，周公已经有了请求代死的念头。周公之所以要代替武王去死，难道是挟持诈术，认为足以博取天下的赞誉吗？大概是他深思远虑，害怕武王一旦去世，周朝的社稷就会岌岌可危。而自己也无法逃脱灾祸，所以宁愿自身不保，也好过社稷危亡。这是出于内心的真诚。因此向神明祈祷，请求代死，即使是同时身为三公的太公、召公，也不让他们知道，所以找借口告诉他们：“不可以让先王忧虑。”汉代的孔安国说：“戚，是近的意思。不可以因死而接近我先王。”他的意思是说，死了就与先王相近，如果活着则人神道隔，那就是远了。这种说法迂曲，不如郑康成把“戚”解释为忧，训为长。郑康成虽然把“戚”解释为忧，但又认为周公既然内心里知道武王有九龄的寿命，又有文王说：“我与你三年的约定，现在必定会痊愈。”不以此终结，所以阻止二公占卜，说：“不可以因忧虑惊恐而让先王不安。”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周公自知必定不至于代王去死，而挟诈为之了。不如潘博士所说：“孔子回答孟武伯问孝时说：‘父母只担忧子女的疾病。’子女有病，必定给父母带来忧虑，所以为武王郑重占卜，必定会让先王忧虑。”这种说法是对的。周公既然用“不可以让先王忧虑”的话辞拒绝了二公占卜的建议，所以自己把请求代死的功劳当作自己的责任，而设立了坛墠的礼仪。坛，是堆土而成的；墠，是清理出来的平地。设立三个坛共用一个墠，大概是要向三位先王祷告，所以大面积清理土地作为墠，而在清理出的土地中间设立三个坛。按照礼制，天子立七座庙，一座坛一座墠：称为考庙，称为王考庙，称为皇考庙，称为显考庙，称为祖考庙，都每月祭祀。远庙称为祧，有两座祧庙，只在享尝时祭祀。去掉祧庙称为坛，去掉坛称为墠。坛墠有祈祷时才祭祀，没有祈祷就不祭祀。周公在坛墠为武王的疾病祈祷，符合礼制。然而不在去掉祧庙的坛墠上，而是设立三个坛共用一个墠来向太王、王季、文王祈祷，这大概是礼制的变通。既然说“公乃自以为功”，那就是周公不是为武王祈祷，而是为自己祈祷。为自己祈祷，那么与国家的庙、祧、坛、墠就没有关系了。按照礼制，士大夫离开本国设立坛位，面向本国而哭，是因为没有宗庙。宗子在他国，庶子没有爵位而居住在那里，望着坟墓设立坛位来祭祀，是因为不可以进入宗庙。古代有事要告祭祖考，当没有宗庙以及不可以进入宗庙时，就设立坛位来祭祀。周公设立坛墠来向三位先王祷告，也是这样。如果他是为武王祈祷，那么太王、王季、文王已经有宗庙了，就不适宜设立坛墠。既然有了三个坛，就在三个坛的南面再设一个坛。将要向三位先王祷告，所以坛位北面，而周公立在坛上。周公立在坛上，就树立玉璧，手持玉圭，向太王、王季、文王的神灵祷告，请求代替武王去死。汉代的孔安国说：玉璧用来敬神，植是放置的意思。放置在三位先王的座位上。周公手持桓圭作为进见的礼物。查看下文说：“您如果答应我，我将带着玉璧和玉圭回来，等待您的命令；您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抛弃玉璧和玉圭。”那么玉圭和玉璧似乎都是用来祈求神灵的，不是周公手持桓圭作为进见的礼物。如果手持玉圭作为进见的礼物，那么他回来等待您的命令，就不应该说抛弃玉璧和玉圭了。汉代的诗说：“玉圭玉璧已经用尽，难道不听取我的意见吗？”《周礼·典瑞》说：“四圭有邸，用来祭祀上天和众神；两圭有邸，用来祭祀大地和四方之神；裸圭有瓉，用来陈列先王，用来招待宾客；玉圭玉璧用来祭祀日月星辰。”那么古代祈祷祭祀兼用玉圭和玉璧。周公向三位先王祷告时，史官用竹简写下祝辞，拿着诵读，其辞就是下文。元孙指的是武王，某指的是武王的名字。周公祈祷时，大概使用了武王的名字，而史官记载时，避讳他的名字而用“某”字代替。《左氏传》申繻说：“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要避讳。名字的避讳，大概始于周朝。周朝以前不避讳名字。所以武丁、太甲、盘庚都用名字命名篇章，就像他们的号谥一样。到了周朝才开始用号谥代替名字而避讳。然而只有直呼其名才有所避讳。如果这篇不叫‘元孙某’而叫‘元孙某’，

译不说“用旦代替〇”的身体，而说“用旦代替某”的身体。至于其他文字使用〇字则没有避讳。像《噫嘻》《春夏》中祈求谷物于上帝的诗篇，却说“骏〇尔私”，大概是不避讳〇字。到了末世，然后避讳逐渐扩大，所以有因国名废黜人名、因官名废黜职名、因山川名废黜主名、因器物币帛废黜礼制的说法，这不是古代的制度。”武王既然遭遇危重急疾暴虐的重病，将要沦于死亡了。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对上天有作为好儿子的责任，必定想要偿还这个责任而使武王不可以复生，那么不如用旦来代替他的身体。从太王、王季的角度来说，称“元孙”；从文王的角度来说，则称“丕子”。其实是一样的。元，是长子的意思；丕，是大的意思。都是指武王以长子继承世位而拥有天下。周公之所以想要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去死，大概是因为他的仁德像父亲，而且能够多才多艺，可以侍奉鬼神。而武王的多才多艺来侍奉鬼神，则不如我。所以元孙的死，不如旦的死。元孙虽然不如旦的多才多艺来侍奉鬼神，但他承受天命于天帝之庭，从而拥有天下，广泛布施他的德政，来佑助四方百姓的民用，能够安定你们。三位先王的子孙在下土，有的成为天子，有的成为诸侯，使四方百姓没有不敬重而畏惧他的。那么旦的生存不如元孙的生存，这就是想要用旦代替某的身体的原因。我仁德像父亲，先儒认为仁能顺从父亲，用“若”解释为顺从，不如薛氏的说法更为恰当。薛氏说：“若，如同。”与“不若旦”中的“若”同义。大概只有因为仁德如同父亲，所以可以侍奉鬼神。周公既然自称仁德像父亲，又自称多才多艺可以侍奉鬼神，而说武王的多才多艺来侍奉鬼神不如旦，正如同汉武帝称赞汲黯说：“让汲黯任职居官，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至于辅佐少主守成，即使是自认为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动摇他。”然而虽然拙于任职居官，但能辅佐少主守成，所以可以托付六尺之孤。武王虽然短于多才多艺侍奉鬼神，但能广泛佑助四方，所以可以称王天下。为什么遭遇厉虐之疾就竟然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呢？这就是想要以身代死的原因。虽然如此，也不是短于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只是周公正为武王祈祷，想要以身代死，那么他的言辞不得不这样。呜呼，是又嗟叹而言说。说武王既然可以广泛佑助四方，来奠定国家九鼎的基业，大概他已经承受上天的命了。现在你们三位先王应当有所辅助，不要使上天降下的宝命在这里废坠。宝命不废坠，那么武王就享有他的大禄，作为社稷宗庙的主宰，而三位先王的神灵也将降临了。周公既已说武王的才艺不可以侍奉鬼神于幽冥之间，只可以上承皇天之命，来安定我国家的子孙，下抚四方之民，来完成太平之功。他如果死了，就将废坠上天降下的宝命；他如果活着，那么先王也有所依归。其利害关系明白灼然可见。三位先王在天之灵，虽然幽明道路不同，但他们的心难道与人不同吗？然而不可言语相接，所以说：“现在我向元〇求命，来决定吉凶。”即命，就是所谓听命。你们答应我，是说答应我代替武王去死。我就应当拿着这璧和珪回来，以等待三位先王的命令，将以此死来侍奉神明。你们不答应我，那么武王不免于死，我将屏藏那珪璧，不能以此侍奉神明了。既然以答应或不答应来决定于三位先王，于是就用〇的三兆来占卜，而三〇都吉利，所以说一习吉，习与习坎的习，相同三〇，既然都相因了，那么又用占书来考验。于是打开锁钥，观看所藏的占书，也是吉利的。周官太卜说：掌管三兆的方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的体例，有一百二十种，其颂都有一千二百种。颂就是春秋所说的繇，而这里所说的书。所以既占卜就必定查看那书。周公查看那兆，就说：像这样的兆体，王必定没有祸害。王没有祸害，这就是新承受三位先王的命令，而答应我武王考察其终命是可以图谋的。我既然拿着璧和珪回来，等待你们的命令，那么在这里应当等待他能念及武王假借他的命，以终其德而已。代替他死的人，予一人指武王。周公于是从墠坛的地方回来，祝史就把他祷死的册书放入金縢的柜子里，縢是缄封。藏册书的柜子用金属缄封，想要人不〇。周公请求代替武王死，他的心很忠诚，然而必定缄封而藏起那书，不是这样。周公想要藏起这书作为他日观看。大概古代占卜〇完毕，必定把册书放入柜中，从而缄封它。日后将有大卜，那么就再打开，不然就不打开，这是旧例。周公向三位先王占卜，打开锁钥看见书，是开始打开金縢的柜子。周公既已回来，那么祝史就按旧例把册书放入柜中，缄封而藏起来。尔案周官占人，凡卜筮就系上币帛来比附其命。郑康成说：既卜筮，史必定书写其命〇之事及兆于册，系上礼神的币帛而合藏。书说：王与大夫都戴着弁帽来打开金縢的书，于是得到周公自以为功代替武王的说法。是命〇书

译这话深得《金縢》篇的意旨。因为那册书是依照旧例收藏的，并非特意用金縢来收藏册书。周公从墠坛回来，第二天武王就痊愈了。请求代替武王去死的，是周公的本心。武王痊愈而周公没有死，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大概上天对于人，虽然好像幽暗不可测知，但其祸福的感应，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响应声音，没有在此处动作而彼处没有响应的。高宗恭敬静默地思考大道，因而梦见上帝赐予他良臣；周公代替武王去死，三次占卜都吉利，武王第二天就痊愈了，这都是因为他们至诚通达神明，所以感应如此迅速。感应并非来自外部。至于死生鬼神之间的事，是圣人难以言说的。《礼记·檀弓》中，孔子说：“人活着时像对待死者那样对待他，是不仁且不可行的；人死后像对待生者那样对待他，是不知且不可行的。”因此竹器不成其为竹器，瓦器不成其为瓦器，木器不成其为木器，琴瑟张弦而不调音，笙竽具备而不和谐，有钟磬而没有悬挂钟磬的架子。大概古人对待死者的做法，致力于使其精神显明，而不认为死者断然必定在幽冥之间有具体的居处和动作，与其生前的事没有不同。现在周公向三位先王祈祷，考察他的言辞，似乎是鬼神居住在地下，也像他们未死之前一样，这不近乎巫觋和里巷之人的浅见吗？《易·系辞》说：“推究事物的本源，返归事物的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离散成为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这大概是圣人的分别。圣人的德行，贯通天地，通达神明，能在明明白白的世间穷尽人情，就能在冥冥之中穷尽鬼神的情状，因此他的言辞委曲详尽如此而不为过。那些不能侍奉活人却想侍奉鬼神，不了解生却想了解死的人，就不配谈论这些了。这个说法，我在讨论《盘庚》时曾经论述过。

译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兄弟便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召公和太公说：“我如果不回避（指不避嫌疑而摄政），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在东都居住了两年，罪人就被抓获了。此后，周公作诗送给成王，命名为《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秋天庄稼大熟尚未收割，天上突然雷电交加并刮起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惊恐。成王和大夫们都戴上礼帽，打开金縢之匮中的文书，才得到周公自认为有功、愿意代替武王受死的说辞。召公、太公以及成王于是询问史官和百官，他们回答说：“确实如此。”唉！周公曾命令我们不敢泄露。成王拿着文书哭泣说：“不要再进行占卜了。从前周公为周家勤劳，只是我年幼无知未能察觉，如今上天显威以彰示周公的德行，我作为小辈应当重新遵循国家的礼制，这也是适宜的。”成王走出郊外，天就下雨，风向逆转，禾苗全都竖立起来。召公和太公命令国人，凡是倒伏的大树，都扶正并培土加固，这一年就大丰收。

周公已经在三王面前祈祷，请求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去死。他的至诚通达神明，〇既已习吉，而武王的病顿时痊愈。以上这些，都是史官的叙述。他请求代死并将文书藏于金縢之匮的始末，已经完备了。周公的心，以社稷宗庙的安危为己任，于是为自己祈祷，他的诚心所〇，出于恳切，哪里是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呢？所以那些祝史和百官，亲眼目睹祝册灼〇之事的人，就告诫他们不要泄露。而召公、太公虽然与他并肩侍奉君主，掌握国家权柄，也隐藏此事而不与他们谈论。如果不是成王因为风雷之变，将要占卜以观察吉凶，从而得到金縢之匮中的文书，那么周公的心谁能知道呢？所以从这里往下，又叙述他摄政而遭遇变故，仗着大义消灭亲人，即使兄弟的大伦也有所不顾。他的诚心所感，风雷为之变化，成王的疑虑从此消除了。然后金縢之事，明显地昭示于天下后世。所以虽然从周公居东二年以下，其事迹都在《大诰》之后，然而实际上与周公请死之事互为始终。所以在这里记载它，就像《左传》所记载的，因陈完奔齐而言成子得政，因北宫文子入聘而言郑国得人。杜元凯所谓得终言之者，此篇也是如此。武王的同母弟有十人，长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霍叔处。武王攻克商朝，大力分封亲贤，以藩屏王室。周公凭借圣德留在朝廷辅佐，而管叔、蔡叔就封于外地，辅佐纣王之子武庚，以治理商朝的遗民。武王去世后，周公因为成王年幼，于是摄政当国。管叔就和他的弟弟蔡叔、霍叔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在天下流传他们的言论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夺取他的位置而据为己有。”孺子指成王。当时，成王年纪才十几岁，所以可以称他为孺子。而《文王世子》篇却说：“武王九十三岁才去世”，那么成王出生时武王大概八十多岁了。《左传》又说：“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族。”这几个国家，都是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难道武王八十岁以后突然生下这几个国家吗？这道理必定不是这样。君主去世，百官总领事务听命于冢宰，三年，古人都这样。周公以冢宰身份摄政，却出现流言之变，大概是因为商人尊崇尊贵，兄长去世则由弟弟继位。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以圣德闻名天下。从商礼来说，周公应当继位。现在立成王而由周公辅佐，作为殷人本来就不能释然而无疑虑了。管叔在周公之后为兄，周公在朝廷为相，管叔本来就有不平之气。所以当周公摄政时，就煽动众兄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于是挟持武庚叛乱，而殷人纷纷跟随，只是因为他们怀疑的缘故。大概从武王生病时，周公的忧虑就已经及此了。周公在三王面前祈祷，不认为是为武王祈祷，而是为自己祈祷。他确实认为武王去世，殷人未归附周，自己以冢宰身份摄政，处于可疑的境地，天下若有变故，就必定有人以此为借口，而成王年幼，其明智不足以明察。周的社稷岌岌可危，所以为此而祈祷。汉代孔氏说：“二叔因为周公是大圣人，有想要继位的趋势，于是产生流言。”这话确实如此。当周公东征时，二公都曾居周公之位，副贰朝廷的号令了。如下文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又说：“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那么二公的权柄大概不亚于周公，而流言不及他们的，大概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不是可疑的境地。武王去世，周家得到天下不久，而殷朝的余孽与周的仇敌相互煽动而起，周的存亡大概未知。而当时，周公实际上专掌朝廷的权柄，其责任不归周公，将归谁呢？所以周公告二公说：“我不以法而治此叛党，则将无以告我先王。”所以他的兄弟之亲有所不敢避。我无以告我先王，也是穆公所谓“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的意思。周公既然以此

译告诉两位公，于是便率领军队向东征讨。他在东方居住了两年，然后武庚和三叔都服罪受刑，所以说“罪人已经捕获了”。周公因为殷人叛乱，担心祸患蔓延到天下，急忙起兵征讨，而抓获罪人竟花了两年之久，那么他的东征，虽然说是为了社稷宗庙的打算，但严重伤害了天伦亲情，确实有勉力而不得不为之的意思。武王讨伐纣王，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他们的心是一样的。纣王是君主，武王以臣子的身份讨伐他；管叔是兄长，周公以弟弟的身份讨伐他。虽然最终不得不讨伐，但都有犹豫不忍之心，这是圣人忠厚的表现。正当成王年幼登上至尊之位，周公以叔父的尊贵，执掌政事，他的德行远播，天下人都敬畏服从。从常人的角度来看，确实认为如果周公有私心，一两年就可以转移天下政权了。所以管叔利用那些可疑的迹象，编造了这些没有根据的谣言。成王的明智，不足以察辨真伪，怎么能不怀疑呢？周公不等成王觉悟，就急忙前往征讨，大概是时机不可失，一旦放纵敌人，就是几代人的祸患。所以虽然遭受流言之谤，却更加以自身承担天下的重任，曾经不因自我沮丧而为自己谋划。人们说他有夺取宗庙的阴谋，他厌恶这些诽谤，却亲自用兵诛杀他们，这就近乎挟持私愤来快意了。如果不是深知周公的人，谁没有怀疑之心呢？这使成王更加怀疑。成王更加怀疑，所以周公居住在东方而没有回来，作《鸱鸮》这首诗送给成王。诗中说：“鸱鸮鸱鸮，既然抓走了我的孩子，不要毁坏我的巢穴。我的恩惠和勤劳，养育孩子的艰辛。”意思是鸟有巢，呼唤鸱鸮告诉它说：“你已经抓走了我的孩子，不要毁坏我的居室。我对孩子，不是不爱，宁可失去孩子，也不能失去巢穴，以此显示它爱惜巢穴到了极点。”因此周公东征，他的心只想着王室的不安，也像鸟爱惜巢穴一样。下面的章节都说筑巢的艰难，用来比喻周室积累的勤勉，所以不能回避小的嫌疑来自保。看《鸱鸮》这首诗，周公的话不是不反复明白，而成王仍然怀疑，暧昧而不决断，所以有防备周公的意思，但还没有敢〇。之所以有陷害周公的意思，大概是成王还不肯因为《鸱鸮》这首诗而相信周公的心志，果真如此，就是避法。郑氏把“辟”解释为“避”，他的说法认为众叔散布流言，周公避居东都，等到遭遇风雷之变，打开金縢之书，迎接周公回来，等到摄政才开始东征。相信这种说法，那么这篇文章从“岁则大熟”以上，事情都在大诰之前了。成王怀疑他，周公出避，他的说法也不能达到罪人斯得，他的说法行不通，所以又接着解释说：周公居住在东都，他的党羽也都逃亡，到第二年才被成王捕获并诛杀。周公作《鸱鸮》这首诗，救他的臣属，请求不要剥夺他们的官位土地。周公的党羽有什么罪，却称为罪人？足以见他的说法浅陋。欧阳修《诗本义》已经驳斥了他的说法。周公虽然作了《鸱鸮》这首诗，成王仍然不肯因为他的话而相信他的心。那么周公的心，如果不是金縢之书就不能被看见。而金縢之书，从二公以下都不知道。如果不是上天诱导他的〇，那么成王的怀疑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呢？成王的怀疑不消除，那么国家的存亡就不可知了。然而周的文王、武王承受上天的美好天命，他们的社稷有无穷的传承，大概还没有穷尽。周公的德行已经足以符合上天的意思，所以有雷风之变，来显示周公的德行，而剖解成王的怀疑。在这个时候，秋天虽然大丰收，百谷没有成熟，不能收割，而天忽然雷雹大作，接着又有大风，禾苗都倒伏在田地中，即使是高大的树木都被拔起。因为天灾的到来，周人大惧，成王不胜忧虑。于是与诸大夫都穿上皮弁，来打开金縢之书，大概是想要打开封缄来占卜这风雷是什么祥瑞。打开封缄的时候还没有占卜，而得到了往昔周公请求代替武王死所纳的册子在金縢的柜子里。大概是因占卜而得到这本书，是偶然得到的，不是上天诱导他的内心又是什么？诸史与百执事都是往昔跟随周公占卜的人，现在成王将要占卜，所以又为占卜而都来到。如果不是为占卜而都来到，那么就不应该都在。二公都到了，既看到了这件事却不知道原因，所以接着询问。诸史与百执事同辞回答说：“确实有这件事。”又叹息告诉成王说：“往昔周公命令我们不要泄露这些话，现在成王既然问了，不敢不据实回答。”往昔周公虽然作《鸱鸮》这首诗送给成王，而成王还不知道周公的心。得到这些话之后，才知道周公的心，他对王室的忠诚到了极点。在幽隐之处向鬼神祈祷，人所不能测知的时候，他的话也如此，这就是他觉悟的原因。所以成王拿着书哭泣说：“不要再占卜了，我打开书，是为了占卜风雷的祥瑞。现在看到周公的心志如此，这是上天以此警示我，所以可以不再占卜了。”因为他得到书而停止占卜，才知道他是为了占卜而打开封缄，不是为了周公而打开。周公把书藏在金縢中，只是因为这事不得不藏，不是预知天时有风雷之变，而嗣王必将打开封缄来占卜。成王打开金縢中的书，也是因为

译那些辅政大臣占卜时不得不打开金縢之匮，并非事先知道周公曾有请求代死的册文，而是打算取出来观看。打开封缄便立刻知道了周公的心意，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提到两位公爵和成王，于是询问史官和百官。这说明两位公爵先以此事发问，而成王随即跟随询问。他们的意思是：周公的心意，两位公爵并非不知道。只是因为成王仍然怀疑，空口白话无法消除疑虑。既然得到了这封书信，就可以解除疑惑了。所以两位公爵倡导成王来询问。

从前汉高祖曾经怀疑萧何收受商人的钱财，王卫尉回答说：“相国镇守关中，关中只要稍微动摇，那么关西就不是陛下所有了。相国不趁此时谋取大利，难道会贪图商人的钱财吗？”汉文帝曾经怀疑周勃谋反，薄昭说：“绛侯掌握皇帝玉玺，统领北军，不趁此时谋反。现在居住在一个小邑，反而想要谋反吗？”事情于是都得以化解。萧何、周勃拥有罕见的功勋，却处于容易招致怀疑的地位，空口白话是无法游说化解的。如果不是凭借他们过去未曾做过的事，来证明他们现在的行为，举重以明轻，那么怎么能够解除高祖、文帝的疑惑呢？开导人应当像这样。两位公爵既然得到了金縢之书，于是知道周公的嫌疑可以解除，所以倡导成王来询问。他们的用意大概也出于此。

周公尚且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去死，何况肯夺取他嗣子的位置呢？成王既然让不要占卜了，于是就说：“从前周公竭尽勤劳于王室，甚至想要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先君去死，他对国家的至诚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而我以年幼冲动的资质，竟然不知道，这是我的罪过。”这是成王自我反省的话。“伐柯九罭”这首诗，是周大夫讽刺朝廷不了解周公。现在成王说出这番话，就说明他已经了解了。他之所以能了解，是因为上天动用雷电的威严，来彰显周公的圣德。周公起初因为成王的怀疑，仍然居住在东方没有回来。所以成王既然赞叹他的忠诚，就说现在小子我应当自我革新去迎接他，让他回归我国，用来褒奖尊崇他的礼仪，也应当合乎适宜。

正因为迎接周公是我国礼仪所适宜的，所以于是从东都迎回周公。等到他到达时，成王在郊外慰劳并亲自迎接他。所以说“王出郊”。以前的儒者认为“郊”是用玉帛向天谢罪，这是错误的。成王既然出郊，于是上天为他刮起反转的风并吹起禾苗，以显示周公应当回来，并表明成王合乎礼制。上天于是降雨来止住风，风止则禾苗竖起。两位公爵于是命令国人，凡是禾苗被树木压倒而不能自立立的，就帮它们扶起并培土，加上人工的努力。这就是这一年大丰收的原因。

汉代孔氏说：“树木有倒伏的，扶起让它站立，‘筑’是培土树木，不对。‘筑’是培土禾苗。”汉代董仲舒论述天人相互感应之际，非常令人敬畏。国家将有违背道义的败亡，上天就先出现灾异来谴责警告，如果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现怪异来警示恐惧，如果还不知道改变而导致伤害败亡，甚至导致成王不能自我革新去迎接周公，那么灾祸难道仅仅停留在雷电风雨而已吗？起初，怀疑周公，上天就降下大雷电并刮风；最终，迎接周公，上天就降雨并反转风向。天人之间的关系，竟然如此令人敬畏！

然而，如果不是周公的忠诚记载在金縢之中，就不能凭借天象变化来使成王醒悟；如果不是上天有雷电风雨的变化，就不能警示成王去迎接周公。所以说：“天不助人不成，人不顺天不成。”周公向三位先王祈祷，想要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做这件事毫不犹豫；至于子路请求为孔子的疾病祈祷，而孔子不允许，大概是因为父亲有病儿子祈祷，君主有病臣子祈祷，老师有病弟子祈祷，这都是出于至诚恻隐不忍之心，而不是为了有所作为才做的。子路出于自己的心意私下祈祷是可以的，但宣扬出来并请求孔子同意则不可以。为什么不看看周公呢？

周公先前命令两位公爵说：“不可以让先王忧伤。”下面又命令史官和执事不敢宣扬。如果不是上天有雷电风雨的变化，成王因为打开金縢之书而得知其中的说法，那么周公请求代命的事情终究无法让天下后世知晓。然而，周公的祈祷，难道是想让人知道吗？子路还没有祈祷就先向孔子请求，这也与周公不同啊。

译尚书全解卷二十六

尚书全解卷二十六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二十七

宋 林之奇 撰

大诰 周书

这一篇记载的是管叔和他的众兄弟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挟持殷商的残余势力来扰乱王室。周公打算与天下人共同诛讨他们，然而外地的诸侯和内部的办事官员，只顾眼前的安宁，害怕劳苦，不肯同心协力谋划讨伐僭越叛乱者。周公历数他征伐的原因，大概是奉行上天的命令并继承周文王的功业，即使想停止也实在无法停止。他的言辞恳切反复，旨在开导那些尚未醒悟的人的心意，这就是《大诰》写作的原因。篇名之所以叫《大诰》，汉代孔安国说：“陈述大道以告诫天下，因此以此命名篇目。”孔安国只看到篇首有“猷大诰尔多邦”的话，将“猷”解释为道，所以认为“大”是陈述大道。假如“猷”这个字果真如孔安国所解释的那样意为道，那么经文先说“猷”而后说“大诰尔多邦”，又怎么能把“大”解释为陈述大道呢？况且“猷”这个字实际上并不解释为道。那么用《大诰》作为篇名，大概是因为篇中有“猷大诰尔多邦”的话，所以选取这两个字作为篇章的区别标志罢了。其中所说的“诰”，就像《汤诰》所说的“诞告”，《盘庚》所说的“历告”一样。《泰誓》篇中有“大防于孟津”的话，而那篇书的体裁是誓，所以称为《泰誓》。这篇取自“大诰尔多邦”的话，所以称为《大诰》，没有其他的含义。薛氏说：“以新建立的周朝遭遇三监叛乱，那么这件事就重大了；顺应天意民心征讨奸邪以安定华夏，那么其义理就重大了。命名为《大诰》，其用意大概出于此。”他的错误比孔安国更严重了。

周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打算废黜殷商，于是作了《大诰》。《大诰》。

汉代孔安国说：三监管辖蔡、商，商大概是指武庚。汉代《地理志》说：周灭殷商后，将其京畿地区分为三国，《诗经》国风中的邶、鄘、卫就是。邶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鄘由管叔管辖，卫由蔡叔管辖，用来监视殷商遗民，称为三监。孔安国的说法正与此相同。然而考察《孟子》说：周公派管叔监视殷商，管叔带着殷商叛乱，称为监视殷商。那么武庚是商纣的长子，恐怕他痛恨社稷的灭亡，随时窥伺我周朝国家的便利，以逞其野心，所以派管叔监视他。如果把武庚算在三监之内，那么武庚究竟监视谁呢？所以知道三监应采纳郑康成的说法，指管叔、蔡叔、霍叔。《蔡仲之命》说：只有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众叔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在商地定罪，将蔡叔囚禁在郭邻，用车七辆，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予齿列。由此看来，郑康成的说法可信了。武王封武庚，却派三叔监视他，这是怀有怀疑之心。怀疑却仍然封他，大概是武王的不得已之举。商汤讨伐夏桀，夏桀舍弃社稷，逃窜到南巢，商汤于是放任他不加追究，而夏朝的都邑不再有夏桀的子孙，所以在《汤诰》的序中说：“商汤已经废黜了夏朝的命数。”武王讨伐纣王，其心意与商汤对待夏桀没有不同，并没有杀他的意思。不幸的是纣王的前锋倒戈，自相残杀，并波及到纣王，这难道是武王的本意吗？所以不得已将纣王的儿子封在故都旧地，以昭示天下。等到武庚叛乱，自己断绝与周朝的关系，这时才开始有废黜殷商命数的志向。所以这篇说：“周公辅佐成王打算废黜殷商。”因为周朝建立三监来监视武庚，实在是出于武王的不得已，也不敢保证武庚一定不叛乱。武王派三叔监视，而三叔在王室发生大变时，却挟持殷商叛乱，淮地的夷人也与他们同恶相济，以逞其野心。所以周公于是辅佐成王在灭殷之后讨伐他们。说三监和淮夷叛乱，大概是说他们挟持殷商叛乱。所以接着说：“周公辅佐成王打算废黜殷商。”并不是殷商算在三监之内。周朝的基业，兴起于邠岐，成就功业于丰镐，教化施行于江汉地区，所以西南夷最先归服，而东夷归服最晚。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与了牧野之战。等到攻克商朝后，开通道路至九夷八蛮，那么西旅进贡他们的猛犬，是归服于周的，都是西夷和南夷。东方的夷人，既然周朝声教所未能到达，那么他们帮助武庚作乱，大概是形势使然。当东夷狼子野心，未能仰慕道义以奉行周朝的命令，而恰逢武庚之变，怎么能不相互勾结形成臂膀之势呢？淮夷，汉代孔安国说：“徐、奄之类。”然而考察《閟宫》的诗说：“保有凫绎，于是平定徐宅，直到海邦，淮夷蛮貊。”《春秋》昭公四年记载：“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在申地会盟。”既有徐，又有淮夷，那么淮夷与徐应当各自为部落，不可以合而为一。逸书序在成王政中，将蒲姑，只说践奄；而《周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