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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尚书全解十

尚书全解卷九

儒藏 · 尚书 · 已译 · 第 133–144 段

则是荥波为一水也。《周官·职方氏》曰:「其川荥雒,其浸波溠。」郑氏云:「荥是沇水也,出于东垣,入于河,溢为荥。今之荥泽,波读为播。」《禹贡》曰:「荥波既猪。」观郑氏之说,则是荥波为二水名。顔师古曰:「荥,沇水所出,今之荥阳;波,亦水名。」一说「荥水之波」,则师古盖兼存此两说。然以理考之,既《职方氏》豫州「川浸」有「荥波」之二名,则是郑氏为有所据,但以其波为播,则不可据。古文书「波」自作「从山从畨」,与「嶓冢」之「嶓」同意者,郑氏所传本讹,以「波」为「播」,故其说如此。夫既《职方》作「其浸波溠」,而今文书又作「荥波」,则是以为「波」字也,无疑矣,安得以为「播」邪?《尔雅》云:「水自洛出为波。」曽氏引以为据,谓「荥自河溢,波自洛出,皆有以蓄之」,此说又善。

译这说明荥波是一条水名。《周官·职方氏》说:“其河流为荥、雒,其湖泊为波、溠。”郑玄说:“荥是沇水,发源于东垣,流入黄河,溢出的水形成荥泽。现在的荥泽,‘波’字应读作‘播’。”《禹贡》说:“荥波已经蓄积。”看郑玄的说法,那么荥波是两个水名。颜师古说:“荥,是沇水发源的地方,即现在的荥阳;波,也是水名。”另一种说法是“荥水的波浪”,那么颜师古大概是兼存了这两种说法。然而按事理推究,既然《职方氏》豫州的“川浸”有“荥”“波”两个名称,那么郑玄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但他把“波”当作“播”,则不可依据。古文书中的“波”字原本写作“从山从畨”,与“嶓冢”的“嶓”字意义相同,郑玄所传的本子有讹误,把“波”当作“播”,所以他的说法如此。既然《职方》写作“其浸波溠”,而现在的文书又写作“荥波”,那么认为它是“波”字,无疑了,怎么能把它当作“播”呢?《尔雅》说:“水从洛水流出称为波。”曾氏引用它作为依据,说“荥水从黄河溢出,波水从洛水流出,都有用来蓄积它们的地方”,这个说法又好。

导菏泽被孟猪

孔氏曰:菏泽在胡陵孟猪,泽名在菏东北,水流溢覆被之。阚骃曰: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之。此说皆是。汉孔氏以在胡陵,而唐孔氏则据汉地理志,谓山阳郡有胡陵县,不言其县有菏泽也。案《说文》曰:菏泽水在山阳胡陵。《禹贡》“浮于淮泗达于菏”,而汉志山阳胡陵云:“禹贡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虽其字作“河”,然以《说文》之言考之,当是指此泽,与汉孔氏同。然汉志于济隂又云:“菏泽在定陶县东”,又似指此泽而言,此二说难以取信。今且从孔氏作在山阳胡陵,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案古文作“菏”字,《而说文》并与之同意,盖谓“浮于淮泗达于此泽”也。然《禹贡》九州之末皆载“达于河”之道,不应于徐州独指菏泽。此当以今文书为证。古者“盟”“孟”二字通用,孟津亦谓之盟津,孟猪亦谓之盟猪,盖通字也。此经谓之孟猪,汉志谓之盟猪,《职方氏》谓之望诸,《史记》谓之明都,其实一也。其泽在梁国雎阳县东北,近于菏泽。菏泽水盛然后覆被孟猪,亦犹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也。《周礼·职方氏》青州泽薮曰“望诸”,即此泽也。盖《职方氏》之青州在豫州之正东,故得兼有孟猪之泽也。

  厥土惟壤下土坟垆

无块曰壤,冀州曰白壤,雍州曰黄壤,此州不言色者,盖其壤之色杂也。坟土膏脉起也,垆疏也。顔师古云:「土之刚黒者」,顾氏云:「▯而疏者谓之垆。」言高地之土则曰壤,下地之土则曰垆,盖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别而言之。如青州曰「厥土白坟,海濵广斥」是也。

  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

其田则第四,其赋则第二,又杂出于第一。盖九州之赋言错者有四,如冀州则云厥赋惟上上错,▯州则云厥赋下上上错,豫州则云厥赋错上中,梁州则云厥赋下中三错。盖当其制贡之时,青、徐、雍、荆所入之赋,每得其常数,惟此四州实有丰凶之年,故其赋杂出于他等。其所出于他等者,盖是总其九州所输之赋,彼此相形,为此九等之差也。冀州赋第一,豫州赋第二,苟冀州有凶荒水旱之歳,其歳有所减除,则反出于豫州之下,则是豫当为第一,冀为第二也。▯州赋第七,梁州赋第八,苟▯州乐歳田畴垦辟有所丰衍,而梁出于第七,则▯故出第六矣。如是歳凶之年有所蠲减,出于第九,则与兖州相形,必有强弱于其间,故▯州厥赋下上上错,梁州厥赋下中三错,而兖则曰作十有三载乃同。是皆彼此相形为高下,余州虽无有错出者,然以意逆志,则凶年饥歳必无取盈之理,以是知九等之赋,盖以九州所出之大数相较而成,非是制贡之时有此多寡盈缩之不同也。

  厥贡漆枲絺纻

职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则是漆枲之▯,此州之所宜也,故制以为贡。絺葛之精者,纻。顔师古曰:「织纻以为布而贡,皆不可得而知也。」《周官》载师:「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官》以为征,而此则贡之者,盖禹之时,豫州在于畿外,故有贡也。推此义,则知冀州所以不言贡之意矣。

  厥篚纎纩锡贡磬错

诸儒皆以纎纩为细绵,然先儒盖有以黒经白纬为纎者,则纎纩之为二物,亦未可知也。治玉石曰错,文曰磬,错治磬之错也。▯子云:“有刀者礲诸,有玉者错诸,不礲不错焉攸用。”盖作器者必赖此以为用也。荆州之砺砥所以治刀也,此州之错所以治玉磬也。谓之锡贡,锡命而后贡,非每歳之常贡也。此州之磬错与▯州之橘柚,皆是待上之命而后贡。然▯州先言橘柚而后言锡贡,此州先言锡贡而后言磬错者。曽氏曰:“橘柚天所生也,磬错人所为也。磬错必待锡命使贡而后为之,故先言锡贡也。”此说牵强,不如施博士之说曰:“橘柚言包,则与厥篚之文无嫌也,故言锡贡在后。磬错则与厥篚之文嫌于相属,故言锡贡在先。”此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达于河

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则达于河;达于河,则达于帝都矣。

  华阳黒水

译菏泽的水流覆盖孟猪泽。

孔安国说:菏泽在胡陵,孟猪是泽名,在菏泽的东北方,水流溢出覆盖它。阚骃说:不说“流入”而说“覆盖”,是因为不常流入,水势盛大时才覆盖它。这些说法都是对的。汉代孔安国认为菏泽在胡陵,而唐代孔颖达则依据《汉书·地理志》,说山阳郡有胡陵县,并没有说该县有菏泽。查考《说文解字》说:菏泽水在山阳胡陵。《禹贡》说“浮于淮河、泗水到达菏泽”,而《汉书·地理志》山阳胡陵条说:“《禹贡》浮于淮河、泗水通于河水在南”,虽然字写作“河”,但用《说文解字》的话来考证,应当是指这个泽,与汉代孔安国的说法相同。然而《汉书·地理志》在济阴郡又说:“菏泽在定陶县东”,又似乎是指这个泽,这两种说法难以采信。现在暂且从孔安国的说法,认为菏泽在山阳胡陵,徐州“浮于淮河、泗水到达菏泽”。查考古文作“菏”字,《说文解字》与之意思相同,大概是说“浮于淮河、泗水到达这个泽”的意思。然而《禹贡》九州的末尾都记载“到达黄河”的水道,不应唯独徐州指称菏泽。这应当以今文尚书作为证据。古时候“盟”“孟”二字通用,孟津也叫盟津,孟猪也叫盟猪,大概是通假字。经文称它为孟猪,《汉书·地理志》称它为盟猪,《周礼·职方氏》称它为望诸,《史记》称它为明都,其实是一个地方。这个泽在梁国睢阳县东北,靠近菏泽。菏泽水势盛大然后覆盖孟猪,也就像弱水流到合黎,余波流入流沙一样。《周礼·职方氏》说青州的泽薮叫“望诸”,就是这个泽。大概《职方氏》所说的青州在豫州的正东方,所以兼有孟猪之泽。

那里的土壤是壤土,低下的土地是坟土和垆土。

没有土块的叫壤,冀州叫白壤,雍州叫黄壤,这个州不说颜色,大概是因为壤土的颜色混杂。坟土是膏腴且脉络隆起的土,垆土是疏松的土。颜师古说:“土质坚硬黑色的”,顾炎武说:“黑色而疏松的叫垆。”说高地的土叫壤,低地的土叫垆,大概是因为土壤有高低的区别,所以分别论述。就像青州说“那里的土壤是白坟土,海边是广阔的盐碱地”一样。

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中上,赋税等级是错杂的上中等。

它的田地等级是第四等,赋税等级是第二等,又混杂出自第一等。大概九州赋税说“错”的有四处,比如冀州说赋税是上上等混杂,青州说赋税是下上等、上上等混杂,豫州说赋税是错杂的上中等,梁州说赋税是下中等、第三等混杂。大概在制定贡赋的时候,青、徐、雍、荆四州所缴纳的赋税,常常符合其固定数额,唯独这四州确实有丰年歉年之分,所以它们的赋税混杂出自其他等级。那些混杂出自其他等级的,大概是总计九州所缴纳的赋税,彼此相比,形成这九等的差别。冀州赋税第一,豫州赋税第二,如果冀州遇到凶荒水旱的年份,赋税有所减免,那就反而低于豫州,那么豫州就应当是第一,冀州是第二。青州赋税第七,梁州赋税第八,如果青州遇到丰年,田地开垦有所丰裕,而梁州出自第七等,那么青州就出自第六等了。如果是凶年有所减免,出自第九等,那么与兖州相比,其间必有强弱之分,所以青州赋税是下上等、上上等混杂,梁州赋税是下中等、第三等混杂,而兖州则说经过十三年才统一。这都是彼此相比形成高低,其他州虽然没有混杂出自其他等级的,但用心意去推测作者的本意,那么凶年饥荒必定没有取尽赋税的道理,由此可知九等赋税,大概是拿九州所出的大致数额相比而成,并不是在制定贡赋时有这种多寡盈缩的不同。

那里的贡品是漆、麻、细葛布、苎麻。

《职方氏》说:“豫州的物产是漆和麻”,那么漆和麻的出产,是这个州适宜种植的,所以制定为贡品。絺是细葛布,纻是苎麻。颜师古说:“织苎麻为布而进贡,都不可得知。”《周礼·载师》说:“漆林的赋税是二十五分之一。”《周礼》认为是赋税,而这里作为贡品,大概是因为大禹之时,豫州在王畿之外,所以有贡品。推究这个意义,就知道冀州之所以不说贡品的原因了。

筐里装的是细丝和丝绵,奉命进贡的是治玉的石器和治磬的石器。

诸儒都认为纎纩是细绵,然而先儒大概有认为黑经白纬的叫纎的,那么纎和纩是两种东西,也未可知。治玉石叫错,文饰叫磬,错是治磬的石器。荀子说:“有刀的磨砺它,有玉的错治它,不磨砺不错治,有什么用?”大概制作器物必定依赖这些来使用。荆州的砺石和砥石是用来治刀的,这个州的错石是用来治玉磬的。称为锡贡,是奉命而后进贡,不是每年的常贡。这个州的磬错与青州的橘柚,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而后进贡。然而青州先说橘柚而后说锡贡,这个州先说锡贡而后说磬错。曾氏说:“橘柚是天生的,磬错是人造的。磬错必定等待奉命使进贡而后制作,所以先说锡贡。”这种说法牵强,不如施博士的说法说:“橘柚说包,那么与‘厥篚’的文意没有冲突,所以说锡贡在后。磬错则与‘厥篚’的文意嫌于相连属,所以说锡贡在先。”这是立言的方法。

浮于洛水到达黄河。

豫州距离帝都很近,乘船在洛水,就到达黄河;到达黄河,就到达帝都了。

华山以南,黑水

惟梁州

孔氏谓东据华山之阳,西距黒水。谓东据华山之阳者,当是跨而越之也。此说不然。河流导自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隂,东至于底柱,是河入华山之隂,始折而东也。雍州言黒水西河惟雍州,黒水之西,盖雍州之境,梁州不应跨越华山而至于北也。曽氏曰:梁州、雍州之西境皆至黒水,惟华山之隂为雍州,其阳为梁州,则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华为畿,而梁实在雍州之南。此说虽是,然其谓梁之北,雍之南,以华为畿,则其说未尽。据华山在雍、梁之东,若谓梁之东北,雍之东南,以华为畿,则得之矣。班孟坚曰:周改禹徐梁合之于雍青。顔师古云:省徐州以合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盖职方氏无梁州,故班孟坚、顔师古以为合于雍。然职方氏于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则谓徐合于青,无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川无一存者,果何所据而谓梁合于雍乎?荆州其川江汉,据江汉之水发源于梁州,由荆而东,以入于▯州,然后入于海。今以江汉为荆之川,则禹贡之梁州其无合于职方氏之荆州乎?然而未敢以为必然,姑阙之以俟后学。

译只有梁州,

孔氏说东面占据华山的南面,西面止于黑水。说东面占据华山的南面,应当是跨越并越过华山的意思。这种说法不对。黄河发源于积石山,流到龙门,向南到达华阴,向东到达底柱,这是黄河进入华山的北面,才开始折向东流。雍州说黑水、西河属于雍州,黑水的西边,大概是雍州的疆域,梁州不应该跨越华山而到达北方。曾氏说:梁州、雍州的西境都到达黑水,只有华山的北面属于雍州,南面属于梁州,那么梁州的北面、雍州的南面,以华山为边界,而梁州实际上在雍州的南面。这种说法虽然正确,然而他说梁州的北面、雍州的南面,以华山为边界,那么他的说法就不完备了。根据华山在雍州、梁州的东面,如果说梁州的东北面、雍州的东南面,以华山为边界,那就对了。班固说:周代将禹贡中的徐州、梁州合并到雍州和青州。颜师古说:省去徐州以合并青州,合并梁州以并入雍州。大概《职方氏》中没有梁州,所以班固、颜师古认为梁州合并到了雍州。然而《职方氏》中关于青州,其镇山叫沂山,其河流是淮河、泗水,其浸水区域是沂水、沭水,那么说徐州合并到青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至于雍州,其镇山叫岳山,其沼泽叫圃蒲,其河流是泾水、汭水,其浸水区域是渭水、洛水。梁州的河流没有一条留存,究竟依据什么说梁州合并到雍州呢?荆州其河流是长江、汉水,根据长江、汉水的源头发源于梁州,从荆州向东,流入扬州,然后流入大海。现在把长江、汉水作为荆州的河流,那么《禹贡》中的梁州难道没有合并到《职方氏》中的荆州吗?然而我不敢断定这一定是这样,暂且空缺下来以等待后来的学者。

岷嶓既艺

岷嶓二山,名岷山在汉蜀郡湔道西徼外,江水之所从出也。嶓冢山在陇西郡西县,汉水之所自出也。江汉二水发源此州,当其泛溢慓悍而未有所归,则其发源之山亦为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种之利。今既疏导以入于海,则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顺流而东,则此二山遂可以种艺矣。

  沱濳既道

尔雅》曰:水自河出为灉。《水经》曰:大河经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以是知灉水既自河出,复入于河也。以灉观之,则知《尔雅》所谓水自江出为沱,自汉出为濳,必皆是江汉之水既决出而复入者。荆州、梁州之界,江汉之所经,皆有别出复入之水,故此二州皆言沱濳。当夫江汉之经流,既以朝宗于海,则其别出而复入者,亦皆顺其故道,故荆梁二州皆有沱濳既道之文也。江汉二水跨厯二州之界,緜亘数千里,然后入于海。经于此州,曰:岷嶓既艺,沱濳既道。于荆州则曰: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于▯州则曰:彭蠡既猪,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既以二水原委始终之所经,隷于逐州之下矣。而于下文又申结之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沣,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防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一经一纬,互相发明,则江汉二水首尾本末,皆可得而见矣。其文简,其事备,非后世地理家之所可及也。

  蔡蒙旅平

孔氏谓蔡蒙为二山名,唐孔氏亦谓蒙山在蜀郡青衣县,蔡山不知所在。而郑氏以谓蔡蒙二山皆在汉嘉县,据汉嘉县即蜀郡青衣县也,顺帝时始改为汉嘉县。志青衣县但有蒙山,无蔡山,不知郑氏何所据,而知蔡山亦在汉嘉,当姑阙之。祭山曰旅,《论语》曰“季氏旅于泰山”是也。旅平者,治功毕而旅祭也。

  和夷厎绩

唐孔氏以和夷为平地之名,不以为徼外之夷。郑氏以谓和川夷所居之地,郑氏之说为长。曽本郑氏说,以谓自严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为羁縻州者三十有七,则经所谓和夷者也。苏氏亦以和夷为西南夷名。若此诸说皆可信,今雅州犹有和镇,此即和夷之故地也。厎绩者,致其功而可以种艺矣。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

孔氏云:「色青黒而沃壤。」据孔氏之意,盖以「黎」字训「黒」。「黎」既训「黒」,而见此州独不言土之性,遂以「沃壤」二字而足其义。据经但言「青黎」,又安得有「沃壤」之义?王肃曰:「青黒色,黎小疏也。」既言青黒,又以「黎」为小疏,则是「黎」之一字而有二义矣,亦近于孔氏焉。顔师古曰:「黎者,色青而细疏。」比于诸说为胜,然以细疏而训「黎」字,未知顔师古果何所据尔。厥田惟下,上者田第七也。厥赋下中,三错者赋第八,杂出第七、第九三等也。故曰「三错」。曽氏曰:「梁州山多,兖州、▯州水多,故其赋比九州为下等,或然也。」

  厥贡璆铁银镂砮磬

此璆字与天球、鸣球之字通用,盖玉磬也。镂刚铁也可以镂者,镂为刚铁,则上所谓铁不必是刚,盖有此二种也。银贵于铁,此乃先言铁而后言银者,曽氏云:“蜀郡卓氏皆以铁冶富,拟▯君。”盖梁州之利▯在铁,故也。砮石之可以矢镞也,与荆州所贡砺砥、砮丹之砮同。磬石,磬也。上文璆既以为玉磬,则此为石磬可知矣。徐州之贡泗濵浮磬,此州既贡玉磬,而豫州又贡磬错,以是观之,则知当时之乐器磬为最重。其所以▯重于磬者,岂非以其声尚于角,其声在于清浊小大之间,最为难和者哉?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但言击石拊石而不言金、丝、竹、匏、土、革、木者,惟石声最为难和故也。是以制贡尤详于此也。

  熊罴狐狸织皮

汉孔氏曰:贡四兽之皮,织金罽。唐孔氏以毛为罽,织毛而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尔。据二孔之说,则以织皮为一物。苏氏云:以罽者曰织,以裘者曰皮,则

译岷山和嶓冢山已经可以耕种了。

岷山和嶓冢山,岷山在汉代蜀郡湔道的西部边境外,是长江的发源地。嶓冢山在陇西郡西县,是汉水的发源地。长江和汉水发源于这一州,当它们泛滥猛烈而没有归宿时,它们的发源地也被水浸灌,无法实现耕种的利益。如今既然疏导使它们流入大海,那么岷山和嶓冢山流出的水都顺流向东,这两座山于是就可以耕种了。

沱水和濳水已经疏通河道。

《尔雅》说:水从黄河分出叫灉。《水经》说:大河经过富平城,在那里分流以灌溉田地,向北流入黄河。由此知道灉水既从黄河分出,又流回黄河。以灉水为例,就知道《尔雅》所说的水从长江分出叫沱,从汉水分出叫濳,必定都是长江和汉水决出后又流回的水。荆州和梁州的边界,长江和汉水流经的地方,都有分出后又流回的水,所以这两州都说沱濳。当长江和汉水的干流已经朝宗于海时,那些分出后又流回的支流,也都顺着原来的河道,所以荆州和梁州都有沱濳既道的话。长江和汉水跨越两州的边界,绵延数千里,然后流入大海。经文在梁州说:岷嶓既艺,沱濳既道。在荆州则说: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在扬州则说:彭蠡既猪,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既然两水的源流始终所经过的地方,分别归属于各州之下。而在下文又总结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沣,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防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一经一纬,互相阐明,那么长江和汉水的首尾本末,都可以看到了。文字简练,内容完备,不是后世地理学家所能比及的。

蔡山和蒙山已经祭祀平定。

孔氏认为蔡蒙是两座山的名字,唐孔氏也说蒙山在蜀郡青衣县,蔡山不知所在。而郑氏认为蔡蒙二山都在汉嘉县,据汉嘉县就是蜀郡青衣县,顺帝时才改为汉嘉县。记载青衣县只有蒙山,没有蔡山,不知郑氏依据什么,知道蔡山也在汉嘉,应当暂且存疑。祭山叫旅,《论语》说“季氏旅于泰山”就是这样。旅平,是治理功业完成而进行祭祀。

和川的夷人已经取得成效。

唐孔氏认为和夷是平地的名字,不认为是边境外夷。郑氏认为和川是夷人所居之地,郑氏的说法更优。曾氏依据郑氏的说法,认为从严道往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住在那里,现在作为羁縻州的有三十七个,这就是经文中所说的和夷。苏氏也认为和夷是西南夷的名字。如果这些说法都可信,现在雅州还有和镇,这就是和夷的故地。厎绩,是达到功效而可以耕种了。

那里的土壤青黑,那里的田地是下等中的上等,那里的赋税是下等中的中等,交错分布。

孔氏说:“颜色青黑而肥沃。”根据孔氏的意思,大概是用“黎”字解释“黑”。“黎”既解释为“黑”,而看到这一州只不说土壤的性质,于是用“沃壤”二字来补足其义。根据经文只说“青黎”,又怎么会有“沃壤”的意思呢?王肃说:“青黑色,黎是细小疏松。”既说青黑,又以“黎”为细小疏松,那么“黎”一个字就有两个意思了,也接近孔氏的说法。颜师古说:“黎,颜色青而细疏。”比诸说更好,然而用细疏来解释“黎”字,不知颜师古究竟依据什么。厥田惟下上,是田地第七等。厥赋下中三错,是赋税第八等,夹杂第七、第九三等。所以说“三错”。曾氏说:“梁州山多,兖州、扬州水多,所以它们的赋税比九州为下等,或许是这样。”

那里进贡璆玉、铁、银、镂、砮、磬。

这个璆字与天球、鸣球的字通用,大概是玉磬。镂是刚铁,可以雕刻的,镂是刚铁,那么上文所说的铁不一定刚硬,大概有这两种。银比铁贵重,这里先说铁后说银的原因,曾氏说:“蜀郡卓氏都以铁冶致富,比拟诸侯。”大概梁州的利益在于铁,所以这样。砮是可以做箭镞的石,与荆州所贡的砺砥、砮丹的砮相同。磬石,是石磬。上文璆既认为是玉磬,那么这里是石磬就可知了。徐州进贡泗水边的浮磬,这一州进贡玉磬,而豫州又进贡磬错,由此看来,就知道当时的乐器中磬最受重视。之所以特别重视磬,难道不是因为它的声音属于角音,声音在清浊小大之间,最难调和吗?夔说:“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只说击石拊石而不说金、丝、竹、匏、土、革、木,只有石声最难调和的缘故。所以制定贡品在此特别详细。

熊、罴、狐、狸的皮,以及织成的皮衣。

汉孔氏说:进贡四种兽的皮,织入金罽。唐孔氏认为毛为罽,织毛而说皮,是因为毛附着在皮上,所以用皮来代表毛。根据二孔的说法,那么织皮是一种物品。苏氏说:用罽的叫织,用裘的叫皮,那么

是织皮为二物。曽氏亦同于苏氏之说,而其说加详焉,曰:地多山林,兽之所走,熊罴狐狸之皮制之可以为裘,其毳毛织之可以为罽。今当从苏氏、曽氏之说。

译这是将兽皮制成两种物品。曾氏的观点也与苏氏相同,而且他的说法更加详细,他说:地方多山林,是野兽奔跑的地方,熊、罴、狐、狸的皮制成可以作为裘衣,它们的细毛织起来可以作为罽毯。现在应当采纳苏氏和曾氏的说法。

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郑氏云:织皮,西戎之国,西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间,人有事于京师者,必道从此州而来。桓是陇阪之名,其道盘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今其民犹谓阪曲为桓也。观郑氏之说,则是以西倾属于上织皮之文,以桓为非水名。郦道元破其说,以谓马融、王肃皆云西治倾山,惟因桓水言,无他道也。桓水出于西倾山,更无别流所导者,惟此水耳。浮于濳汉而达江沔。郑氏之说殊乖《禹贡》因桓之义,非浮潜入沔之文。余考校诸书,略总缉川流注防之绪,麤陈所由:西倾至于葭萌,而入于西汉水,即潜水也。自西汉遡流而届于晋夀,界阻漾枝津,遂南厯泗上,冘迤逦而接汉防,北入漾。此则浮于潜而逾沔矣。厯汉川属于襃水,逾襄暨于衙岭之南,汉川合襃水灌于斜川,属于武功,北达于渭水。是皆水陆之相亲,川流之所经,复不乖于《禹贡》入渭之宗,实符《禹贡》乱河之文。郦道元此说最为详备。至于苏氏之说,大抵▯此,而其所援引尤为有据。苏氏曰:西倾山名,在陇西临洮县东南,桓水出焉。桓入潜,潜入沔,汉始出为漾,东南流为沔,至汉中,东行为汉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无入渭之道。然案前《汉书》武帝时,人有上书欲通襃斜道以漕,事下张汤问之,云: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从南阳上沔入襃,襃絶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谷可致。此则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襃斜之间絶水百余里,故曰逾于沔。盖禹之时通渭襃为沔也。苏氏此说比于郦道元▯为有据。盖雍州之达于帝都,则必自西倾因桓水而来,浮潜而逾沔至渭,陆行百余里,然后逾渭以乱于河。乱者,絶流而渡之也。盖自西倾因桓至乱于河,皆是此州达于帝都之道。而周希哲曰:织皮,言其服;西倾,言其地。服织皮之服,居西倾之地者,必因桓水以通。其来往,言其织皮,西倾亦犹言织皮昆仑析枝渠搜也。此亦一说,姑两存之。

  黒水西河惟雍州

河自积石东北流至中国,折而南至华隂,又折而东至大伾,又折而北至冀州。帝都界于三河之间,故《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其曰“东”、“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言之也。济河惟兖州,此东河也,盖在冀州之东。荆河惟豫州,此南河也,盖在冀州之南。黒水、西河惟雍州,此西河也,盖在冀州之西。虽自冀州而言之,有此三河,其实一也。冀州之西接于雍州,以河为境,虽冀州之西河,然其实雍州之东境也。黒水厯雍州、梁州之西,入于南海,此二州皆以黒水为境。汉孔氏曰:“西距黒水,东据龙门之河。”孔氏所谓“据”乃跨而越之也。冀州之与雍州分河之东西,不应言据。唐孔氏曰:“计雍之境被荒服之外,东不越河而西逾黒水。”王子雍曰:“西据黒水,东距西河。”所言得其实也。徧▯孔氏皆云:“西距黒水,东据河。”必是误也。此说是也。

  弱水既西

唐柳子厚曰:「西海有水,散涣而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委靡垫没,及底而后止,其名曰弱水。雍州之西有水,幽险若漆,不知其所出,故曰黒水。此二水皆在塞外,当其淫溢泛滥也,亦为雍州之害。及禹之治水,顺其势而导之,塞外一则归于南海,一则归于流沙,然后雍之功可得而施之也。夫地之势,西髙而东下,故水之流也,万折必东。然而亦有西流者,虽不与众水俱东,亦其势也。」东坡《潜珍阁铭》云:「悼此江之独西,叹好意之不陈。」则水之西流者固有之。惟弱水之势,利于西流。方其禹功未施,则东流合于中国众水,而増其患害。故禹将治中国水,导之于塞外,以其利于西也,故决之使西,以顺其势,不使与众水共为东流,所谓行其无事也。曽氏云:「弱水不能任物,其受物皆沈。置舟焉,浅则胶,深则溺,盖舟楫之害。」故禹导之使西,则其水不由中国,又归其余波于流沙,所

译西倾山依靠桓水而来,浮行于潜河,越过沔水,流入渭水,横渡黄河。

郑玄说:织皮,是西戎的国家;西倾,是雍州的山名。在雍州和戎地之间,有人要到京师办事,必定从这条道路而来。桓是陇阪的名称,那条道路盘旋曲折而上,所以命名为桓。如今那里的百姓仍然把阪曲称为桓。看郑玄的说法,就是把西倾归属于上文织皮的文字,认为桓不是水名。郦道元驳斥他的说法,认为马融、王肃都说西倾山,只说依靠桓水,没有其他道路。桓水发源于西倾山,没有别的支流引导,只有这条水罢了。浮行于潜、汉而到达江、沔。郑玄的说法严重违背《禹贡》中“因桓”的含义,不符合“浮潜入沔”的文字。我考证校订各种书籍,大致总括河流注防的脉络,粗略陈述其来源:从西倾山到葭萌,流入西汉水,就是潜河。从西汉水逆流而上到达晋寿,边界阻隔在漾水的支流津口,于是向南经过泗上,迂回曲折地连接汉水堤防,向北流入漾水。这就是浮行于潜而越过沔水了。经过汉水归属于褒水,越过襄阳到达衙岭以南,汉水与褒水汇合灌入斜川,归属于武功,向北到达渭水。这些都是水陆相互亲近,河流所经过的地方,又不违背《禹贡》流入渭水的宗旨,确实符合《禹贡》横渡黄河的文字。郦道元这个说法最为详细完备。至于苏氏的说法,大体与此相同,而且他所引用的证据尤其有根据。苏氏说:西倾是山名,在陇西临洮县东南,桓水从这里流出。桓水流入潜河,潜河流入沔水,汉水开始流出成为漾水,向东南流成为沔水,到汉中,向东流成为汉沔,在梁州山南,而渭水在雍州山北,沔水没有流入渭水的道路。然而考察前面《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想开通褒斜道用来漕运,事情交给张汤询问,张汤说:褒水通沔水,斜水通渭水,都可以漕运,从南阳上沔水进入褒水,褒水断绝水流到斜水之间百余里,用车转运,从斜水下渭水。这样汉中的谷物就可以运到。这就是从沔水进入渭水的道路。然而褒斜之间断绝水流百余里,所以说越过沔水。大概禹的时候把渭水、褒水通为沔水。苏氏这个说法比起郦道元来说更有根据。大概雍州到达帝都,必定从西倾依靠桓水而来,浮行潜河而越过沔水到渭水,陆路行走百余里,然后越过渭水横渡黄河。乱,是横渡水流的意思。大概从西倾依靠桓水到横渡黄河,都是这个州到达帝都的道路。而周希哲说:织皮,说的是服饰;西倾,说的是地方。穿织皮服饰,居住在西倾地方的人,必定依靠桓水来通行。他们的来往,说他们织皮,西倾也就像说织皮、昆仑、析枝、渠搜一样。这也是一说,暂且两存。

黑水、西河是雍州的范围

黄河从积石山向东北流到中国,折向南到华阴,又折向东到大伾,又折向北到冀州。帝都界于三条河流之间,所以《王制》说:“从恒山到南河,千里相近;从东河到西河,千里相近。”其中说“东”、说“西”、说“南”,都是从冀州来说的。济河是兖州,这是东河,大概在冀州的东边。荆河是豫州,这是南河,大概在冀州的南边。黑水、西河是雍州,这是西河,大概在冀州的西边。虽然从冀州来说,有这三条河,其实是一条。冀州的西边接雍州,以黄河为界,虽然是冀州的西河,但其实也是雍州的东境。黑水经过雍州、梁州的西边,流入南海,这两个州都以黑水为界。汉代孔安国说:“西边以黑水为界,东边跨越龙门之河。”孔氏所说的“据”是跨越的意思。冀州和雍州分黄河的东西,不应该说跨越。唐代孔颖达说:“计算雍州的疆界延伸到荒服之外,东边不越过黄河而西边超过黑水。”王子雍说:“西边以黑水为界,东边以黄河为界。”所说的符合实际情况。遍查孔氏都说:“西边以黑水为界,东边跨越黄河。”必定是错误。这个说法是对的。

弱水已经向西

唐代柳宗元说:“西海有水,分散无力,不能承载芥草,投进去就委靡沉没,到底才停止,它的名字叫弱水。雍州的西边有水,幽深险峻像漆一样,不知道它从哪里流出,所以叫黑水。这两条水都在塞外,当它们泛滥时,也成为雍州的灾害。等到禹治水,顺着它们的形势引导,塞外一条归于南海,一条归于流沙,然后雍州的功绩才能施展。大地的形势,西高东低,所以水流,万折必向东。然而也有向西流的,虽然不与众水一起向东,也是它的形势。”苏轼《潜珍阁铭》说:“哀叹这条江独自向西,感叹美好的意愿不能陈述。”那么向西流的水本来就有。只有弱水的形势,利于向西流。当禹的功绩未施展时,向东流合于中国众水,而增加祸害。所以禹将要治理中国的水,引导到塞外,因为它利于向西,所以决口让它向西,以顺应它的形势,不让它与众水一起向东流,所谓行其无事。曾氏说:“弱水不能承载物体,它接受的物体都下沉。放船在上面,浅则搁浅,深则沉没,大概是舟楫的祸害。”所以禹引导它向西,那么它的水不经过中国,又把余波归于流沙,所

以絶之,使其害不广。夫禹之于弱水,所以导之使西者,惟因其势之不得不西。使其势可以东流而必使之西,则是逆水之性,非所谓行其所无事矣。曽氏之说,在所不取。

译切断它,使它的祸害不蔓延。大禹对于弱水,之所以疏导它让它向西流,只是因为顺着它不得不向西的形势。如果它的形势可以向东流却一定要让它向西,那就是违背水的本性,不是所说的顺应自然、不妄加干预了。曾氏的说法,是不值得采纳的。

泾属渭汭

泾属渭汭者,盖导渭而并及此数水也。下文曰:“导渭自鸟防,同穴东防于沣,又东防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盖此数水脉络相通,而渭水为大,故并于渭而入于河也。《汉地理志》云:“泾水出安定泾阳县西岍头山,东南至冯翊阳陵县入渭也。”盖渭至阳陵而泾水自西北来入之,属及也。言泾水至是及于渭也。泾水浊,渭水清,以泾之浊合渭之清,同入于河。《诗》所谓“泾以渭浊”是也。汭水北也,泾之入渭,盖自西北入之,故以汭为言,犹所谓“东过洛汭”也。然《周官·职方氏》雍州其川泾汭,郑氏曰:“泾出泾阳,汭在豳地。”《诗·大雅·公刘》曰:“芮鞫之即”,则是汭又为一名,此亦一说,今两存之。

  漆沮既从

漆沮既从者,唐孔氏云:「诗曰:『自土沮漆』。毛传曰:『沮水,漆水也』。则漆沮本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风漆县。西阚骃《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县西北,沮水不知所出。至于下文『导渭,东过漆沮,入于河』,又云:《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风漆县。依《十三州记》,漆水在岐山东入渭,则与漆沮不同耳。此云防于泾,又东过漆沮,在泾水之东,故孔氏以为洛水一名漆沮。《水经》云:沮水出北地直路县,东入洛水。又云:郑渠在太上皇陵东南,濯水入焉,俗谓之漆水,又谓之漆沮。其水东流注于洛水。《志》云:出冯翊懐徳县东南,入渭。以水土验之,与《毛诗》『古公自土沮漆』者别也。彼漆即扶风漆水也,彼沮则未闻。此二说皆出于唐孔氏,而违戾不同。案经云漆沮有二,此州曰漆沮既从,下文曰『东过漆沮』,其实一也。而唐孔氏于前一说则以为即扶风之漆沮,合夫『自土沮漆』之文;而后文一说则以为漆沮即洛水,与『自土沮漆』者异,非扶风县之漆水也。此二说矛盾,使学者安所适从?以理观之,当从其后说。据孔氏于此注云:漆沮之水巳从入渭,而下文『东过漆沮』注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冯翊北。是孔氏于二说初无异也。《诗》云:『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孔氏谓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即漆沮也,与东都伊洛别。盖孔氏之意,以谓豫之洛与雍之洛异,盖漆沮之别名也。《诗》曰:『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即此漆沮水也,与豳地之漆沮异矣。盖此漆沮即《职方氏》雍州所谓「其浸渭洛」也。『既从者』,既从而入于渭也。

  沣水攸同

地理志云:「沣水出扶风鄠县东南,北过上林苑,入渭。」而张衡《上林赋》注云:「沣水出鄠县南山谷,沣水攸同,亦同于渭也。」盖渭自鸟鼠导之而东,沣水自南而注之,漆沮自北而注之,然后入河。此三水络脉相连相顾而成之。又曰「属」「曰从」「曰同」者,其实一也,但变其文耳。

  荆岐既旅

雍州之地,东距龙门之河,当夫河流泛滥,未折而东,而雍州亦被其害。及夫禹施功于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矣。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则此二山在于孟门、龙门之间,实河之所经。河既顺流而东,则是治河之害,既载于冀州矣。故经序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既西,渭合众水以归于河,则其功毕矣。自荆岐既旅而下,遂言平地川泽,皆巳有成绩也。此荆山,即北条之荆山,在冯翊懐徳县南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之荆也。此荆既在雍州之界,而苏氏乃指以为荆河之荆,误矣。岐即治梁及岐之岐也。旅祭名,言洪水既平,可以旅祭矣。

  终南惇物至于鸟防

终南、惇物、鸟防者,皆雍州之大山也。九州之地,西北多山,东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为最多;▯州在东南,故其水为最多。观此篇之所载,可以见矣。秦都长安,在于雍州,所谓百二之险者,惟其山多故也。地理志云:扶风武功县有太山,古文以为终南;华山,古文以为惇物。盖此二山皆在扶风武功县之东也。郦道元以华山为惇物,然《禹贡》自有太华,郦氏之说非也。鸟防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言终南、惇物至于鸟防

译泾水汇入渭水北岸

泾水汇入渭水北岸,大概是因为疏导渭水时一并涉及这几条河流。下文说:“疏导渭水从鸟鼠山开始,与泾水同穴,向东在沣水处设防,又向东在泾水处设防,再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大概这几条河流脉络相通,而渭水最大,所以它们都汇入渭水,最终流入黄河。《汉书·地理志》说:“泾水发源于安定郡泾阳县西面的岍头山,向东南流到冯翊郡阳陵县汇入渭水。”大概渭水流到阳陵时,泾水从西北方向来汇入,这就是“属及”的意思。意思是说泾水流到这里汇入了渭水。泾水浑浊,渭水清澈,用泾水的浑浊混合渭水的清澈,一同流入黄河。《诗经》所说的“泾水使渭水变浊”就是这个意思。汭指水北岸,泾水汇入渭水,大概是从西北方向汇入,所以用“汭”来表述,就像所说的“向东经过洛水北岸”一样。然而《周礼·职方氏》说雍州的河流是泾水和汭水,郑玄说:“泾水发源于泾阳,汭水在豳地。”《诗经·大雅·公刘》说:“来到芮水的岸边”,那么汭又是另一个名字,这也是一种说法,现在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

漆水和沮水已经顺从

漆水和沮水已经顺从,唐代孔颖达说:“《诗经》说:‘从土山到沮水和漆水’。毛亨传注说:‘沮水,就是漆水’。那么漆水和沮水本来是两条水。《汉书·地理志》说:漆水发源于扶风郡漆县。西晋阚骃《十三州志》说:漆水发源于漆县西北,沮水不知道发源于哪里。至于下文‘疏导渭水,向东经过漆水和沮水,流入黄河’,又说:《汉书·地理志》说:漆水发源于扶风郡漆县。依据《十三州志》,漆水在岐山东面流入渭水,那就与漆水和沮水不同了。这里说在泾水处设防,又向东经过漆水和沮水,在泾水的东面,所以孔颖达认为洛水有一个名字叫漆沮。《水经注》说:沮水发源于北地郡直路县,向东流入洛水。又说:郑渠在太上皇陵东南,濯水流入其中,俗称为漆水,又称为漆沮。那水向东流注入洛水。《地理志》说:发源于冯翊郡怀德县东南,流入渭水。用水土情况来验证,与《毛诗》‘古公亶父从土山到沮水和漆水’不同。那里的漆水就是扶风郡的漆水,那里的沮水则没有听说过。这两种说法都出自唐代孔颖达,却互相违背不同。考察经文说漆水和沮水有两处,这里说‘漆水和沮水已经顺从’,下文说‘向东经过漆水和沮水’,其实是一回事。而唐代孔颖达在前一种说法中认为就是扶风郡的漆水和沮水,符合‘从土山到沮水和漆水’的文意;在后一种说法中认为漆水和沮水就是洛水,与‘从土山到沮水和漆水’不同,不是扶风郡的漆水。这两种说法矛盾,让学者们无所适从?从道理来看,应当采纳后一种说法。根据孔颖达在这里的注解说:漆水和沮水已经顺从流入渭水,而下文‘向东经过漆水和沮水’的注解说:漆水和沮水是两条水的名字,也叫洛水,发源于冯翊郡北面。这是孔颖达对两种说法起初并没有异议。《诗经》说:‘看那洛水啊,水势浩大’。孔颖达说漆水和沮水有一个名字叫洛水,洛水就是漆水和沮水,与东都洛阳的伊水和洛水不同。大概孔颖达的意思是,认为豫州的洛水与雍州的洛水不同,大概漆水和沮水是它的别名。《诗经》说:‘赞美漆水和沮水,深潭里有很多鱼’,就是这里的漆水和沮水,与豳地的漆水和沮水不同。大概这里的漆水和沮水就是《职方氏》雍州所说的‘其浸渭洛’。‘已经顺从’,就是已经顺从流入渭水的意思。

沣水一同汇入

《汉书·地理志》说:“沣水发源于扶风郡鄠县东南,向北流过上林苑,流入渭水。”而张衡《上林赋》注说:“沣水发源于鄠县南山谷,沣水一同汇入,也是汇入渭水。”大概渭水从鸟鼠山疏导向东流,沣水从南面注入,漆水和沮水从北面注入,然后流入黄河。这三条水脉络相连相互呼应而形成。又说“属”、“曰从”、“曰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变换文字而已。

荆山和岐山已经安顿

雍州的地域,东面直到龙门黄河,当黄河泛滥,没有折向东流时,雍州也遭受其害。等到禹在冀州施功,已经治理了壶口,治理了梁山和岐山。壶口在冀州,梁山和岐山在雍州,那么这两座山在孟门、龙门之间,确实是黄河所经过的地方。黄河已经顺流向东流,那么治理黄河的危害,已经在冀州完成了。所以经文叙述雍州治水的痕迹,只有弱水已经向西流,渭水汇聚众水归于黄河,那么工程就完成了。从荆山和岐山已经安顿以下,就讲述平原川泽,都已经有了成绩。这座荆山,就是北条山的荆山,在冯翊郡怀德县南面,不是荆州的荆山,也不是豫州的荆山。这座荆山既然在雍州的边界,而苏氏却指认为荆河的荆山,错了。岐山就是治理梁山和岐山的岐山。旅是祭名,意思是洪水已经平息,可以进行旅祭了。

终南山、惇物山直到鸟鼠山

终南山、惇物山、鸟鼠山,都是雍州的大山。九州的地域,西北多山,东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所以它的山最多;扬州在东南,所以它的水最多。看这篇所记载的,就可以知道了。秦都长安,位于雍州,所谓百二之险,就是因为山多。《汉书·地理志》说:扶风郡武功县有太山,古文称为终南山;华山,古文称为惇物山。大概这两座山都在扶风郡武功县的东面。郦道元以华山为惇物山,然而《禹贡》自有太华山,郦道元的说法不对。鸟鼠山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说终南山、惇物山直到鸟鼠山

,不言其所治者,孔氏曰:「三山空举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此说是也。

译(经文)不提及它们所治理的地方,孔氏说:“三山只是空列山名,没有说明治理情况,意思是承袭上文‘既旅’的文意。”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原隰厎绩至于猪野

尔雅》曰:广平曰原,下湿曰隰。则是凡广平下湿之地,皆有此原隰之名也。然此曰“原隰厎绩至于猪野”,当是有所指而言之,非泛指广平下湿之地也。郑氏曰:“诗曰‘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盖在豳地,义或然也。猪野,《地理志》:“武威县东北有休屠泽”,古文以为猪野。《水经》曰:“沙水上承姑臧、武威泽。”原隰厎绩至于猪野,言自原隰致功至于猪野之泽。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之山,在鸟防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也。舜窜三苗之地,三苗始窜,盖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洪水既平之后,三危之地既可居,则三苗之族于是始得其叙。舜之窜三苗也,盖择其恶之尤者,投诸逺裔,更立其近亲,使居三苗之国。及洪水既平之后,所窜之君既巳丕叙,而居三苗之国者尚且顽不率教,至于七十余年而后服。盖有苗之君,左洞庭,右彭蠡,负恃其险,故每毎桀骜而不服于教命。彼巳窜之君,既无险可恃矣,此其所以至于丕叙,而其恃险者则其不率教如是之乆。苟非舜之至仁盛徳,能涵养之于七十载之久,则三苗之灭亡也,盖旋踵矣。《左氏传》曰:「太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终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盖恃其险以为国者,未有不亡者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

此州之土,以色言之,则黄;以性言之,则壤。厥田惟上上田,在九州中最为上等也。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为可贵。土色本黄,此州之土,黄壤,故其田为上上,而非余国之所及。苏东坡尝与朱勃逊之防议,或言洛人善接花,歳出新枝,菊品▯多。逊之言曰:“菊以黄色为正,余皆鄙。”东坡曰:“昔叔向闻鬷蔑一言,得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盖天下之物,惟得其本性则为可贵,学者观此,可以有志于本矣。然此州厥赋中下者,赋第六也。田上上而赋中下,人功少也。唐孔氏曰:“此州与荆州赋田升降皆较六等,荆州升之极,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极,故云人功少。其余相较少者,从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则民当相准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记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阔逺,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势有美恶,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后,即此为差,在后随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此説是也。然其谓此差与夫立其等,则似制赋之时有此九等之差,其説亦未为尽矣。

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崘墟之球琳琅玕焉。”盖雍州之物产,其可以充贡者,惟有此而已。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也。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积石山在汉金城郡西南,河从西来,至于积石,则北流千里而南,乃厎于龙门西河。盖此州将欲至于帝都,自积石至于西河,皆浮舟以达也。九州之末,载通于帝都之道,皆以达于河为至,盖帝都介于三河之间,达于河则至于帝都矣。雍州既曰浮于积石至龙门西河矣,而又曰防于渭汭,学者疑焉。唐孔氏以谓从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讫从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诸州之末,惟言还都之道,此州事终言发都更去,明诸州皆然也。此说为迂,诸儒之说皆不通。以某之所见,此州之达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达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厎于龙门西河,故以防言之,非是。至于龙门西河矣,乃始防于渭汭也。

  织皮昆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织皮亦犹梁州之织皮也。昆崘、析支、渠搜。顔师古以为三国,唐孔氏以渠搜为二,并昆崘、析支为四国。此二说不同,当从顔氏之说。汉朔方有渠搜县。《礼》三朝记曰:「北发渠搜,南抚交趾。」以渠搜对交趾,则渠搜为一国也,明矣。昆崘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渠搜者,《水经》曰:「河自

译原隰厎绩至于猪野

《尔雅》说:广阔平坦的地方叫原,低洼潮湿的地方叫隰。那么凡是广阔平坦、低洼潮湿的地方,都有原隰这样的名称。然而这里说“原隰厎绩至于猪野”,应当是指特定的地方而言,并非泛指所有广阔平坦、低洼潮湿的地方。郑玄说:“《诗经》说‘度其隰原’,就是这里的原隰。”原隰大概在豳地,这个解释或许是对的。猪野,《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县东北有休屠泽”,古文认为这就是猪野。《水经注》说:“沙水上游承接姑臧、武威泽。”原隰厎绩至于猪野,是说从原隰开始治理水土,直到猪野之泽。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山,在鸟防的西南,正对着岷山,那么就在积石山的西南。舜流放三苗的地方,三苗开始被流放,大概是在洪水尚未平定之前。等到洪水平定之后,三危之地可以居住,那么三苗的族群于是才开始得到安顿。舜流放三苗,大概是挑选其中罪恶特别严重的,投放到遥远的边裔,另立他们的近亲,让他们居住在三苗的国家。等到洪水平定之后,被流放的君主已经得到安顿,而居住在三苗国家的族人仍然顽固不化,不服从教化,直到七十多年后才臣服。大概因为有苗的君主,左边是洞庭湖,右边是彭蠡泽,倚仗地势险要,所以常常桀骜不驯,不服从教令。那些已经被流放的君主,既然没有险要地势可以倚仗,这就是他们能够安顿的原因,而倚仗险要地势的人,他们不服从教化竟然如此长久。如果不是舜的至仁盛德,能够涵养他们长达七十载,那么三苗的灭亡,大概转眼之间就会发生。《左传》说:“太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终南,是九州的险要之地。”这不是一个姓氏,大概倚仗险要地势作为国家的,没有不灭亡的。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

这个州的土壤,从颜色来说,是黄色的;从性质来说,是松软的壤土。这里的田地属于上上等,在九州中最为上等。大凡天下的事物,得到其正常本性的最为可贵。土壤本色是黄色,这个州的土壤是黄壤,所以它的田地是上上等,而不是其他州所能比及的。苏东坡曾经与朱勃逊讨论,有人说洛阳人善于嫁接花卉,每年长出新的枝条,菊花品种繁多。朱勃逊说:“菊花以黄色为正统,其他的都是鄙陋的。”苏东坡说:“从前叔向听到鬷蔑一句话,就了解他的为人,我对朱勃逊也是如此。”大凡天下的事物,只有得到其本性才可贵,学者观察这一点,可以立志于根本了。然而这个州的赋税是中下等,赋税等级排第六。田地是上上等而赋税是中下等,是因为人力耕作较少。唐代孔颖达说:“这个州与荆州在赋税和田地等级上的升降都相差六等,荆州是上升的极致,所以说人力耕作修治;这个州是下降的极致,所以说人力耕作少。其余相差较少的,由此可以推知。”《王制》说:“大凡安置居民,要衡量土地来制定城邑,估量土地来安置居民。土地、城邑、居民,必须三者相协调。”那么居民应当相互参照而得到安置,人力耕作多、人力耕作少的情况,记载说最初设置城邑的人可以据此衡量。而州境辽阔遥远,居民先已定居,新近遭受洪水,存亡情况不同,所以地势有美恶之分,人力耕作有多有少。治水之后,就以此作为差别,后来随着人口多少,必定要重新确立等级,这不是永远固定的。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他说这种差别以及确立等级,似乎制定赋税时有这九等差别,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正确。

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崘墟之球琳琅玕焉。”盖雍州之物产,其可以充贡者,惟有此而已。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也。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积石山在汉金城郡西南,河从西来,至于积石,则北流千里而南,乃厎于龙门西河。盖此州将欲至于帝都,自积石至于西河,皆浮舟以达也。九州之末,载通于帝都之道,皆以达于河为至,盖帝都介于三河之间,达于河则至于帝都矣。雍州既曰浮于积石至龙门西河矣,而又曰防于渭汭,学者疑焉。唐孔氏以谓从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讫从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诸州之末,惟言还都之道,此州事终言发都更去,明诸州皆然也。此说为迂,诸儒之说皆不通。以某之所见,此州之达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达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厎于龙门西河,故以防言之,非是。至于龙门西河矣,乃始防于渭汭也。

大贡只有球琳和琅玕,从积石山浮水而下,到达龙门和西河,在渭水入黄河处汇合。《尔雅》说:“西北方的美好物品,有昆仑墟的球琳和琅玕。”大概雍州的物产,可以用来进贡的,只有这些而已。球琳,是美玉;琅玕,是像珠子一样的石头。从积石山浮水而下,到达龙门和西河,在渭水入黄河处汇合。积石山在汉代金城郡西南,黄河从西边流来,到达积石山,就向北流千里然后向南流,才到达龙门和西河。大概这个州想要到达帝都,从积石山到西河,都是乘船到达的。九州最后,记载通往帝都的道路,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大概帝都介于三条河流之间,到达黄河就到达帝都了。雍州既然说从积石山浮水到龙门西河,又说在渭水入黄河处汇合,学者对此有疑问。唐代孔颖达认为从黄河进入渭水,从渭水北岸逆水向西而上,说禹从白帝城结束事务从此向西而上,再进入雍州边界。其他州的末尾,只说返回帝都的道路,这个州末尾说从帝都出发再去,说明其他州都是这样。这个说法很迂腐,各位儒者的说法都不通。据我所见,这个州到达帝都有两条路:从积石山浮水到龙门西河的,是一条路;从渭水入黄河处到达黄河的,是另一条路。渭水入黄河处的道路,也到达龙门西河,所以说汇合,是不对的。到达龙门西河了,才在渭水入黄河处汇合。

织皮昆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织皮也和梁州的织皮一样。昆仑、析支、渠搜。颜师古认为是三个国家,唐代孔颖达认为渠搜是两个,连同昆仑、析支共四个国家。这两种说法不同,应当采纳颜师古的说法。汉代朔方有渠搜县。《礼记·三朝记》说:“北边开发渠搜,南边安抚交趾。”用渠搜对应交趾,那么渠搜是一个国家,就很明白了。昆仑在临羌西边,析支在河关西边。渠搜,《水经注》说:“黄河从

朔方东转,经渠搜县故城北。」则渠搜盖近于朔方之地。此三国者,皆西戎之种。故作书者既言昆崘、析支、渠搜于上,遂以西戎即叙总括于下。盖此西戎之三国,既以就功,遂献其织皮也。而王子雍乃以西戎为西域,与昆崘、析支、渠搜并列为四。此说不然。西边之夷,总名曰戎。《王制》曰:「西方曰戎。」《职方氏》曰:「四夷、八蛮、七闽、九貊、五戎、六狄。」以是知曰西戎者,盖西夷种族之总称也。汉之西域,亦是总三十六国而言之,不可与昆崘、析支、渠搜并列为四也。言西戎即叙者,以见禹之功,非特于中国,而其至仁厚泽,亦且及于貊也。盖禹之治水,惟务顺其势而利导之。如弱水、黒水,既决之于塞外,不使为中国患也。然必顺其势而导之,以归于流沙、南海。此三国者,水所经之国。当夫弱水、黒水既有所归,则此数国亦免于昬垫之患。此盖以四海为壑,等视华夷之民,不以中国之患遗之于夷狄。记其功至于西戎即叙,然后得见其为仁徳之大也。汉光武在邯郸时,赤眉未平,赵璆、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在河东,若决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光武不答。盖圣人之爱人,无有彼疆此界之殊。禹视西戎之民,无以异于梁州之民。光武视赤眉之众,无以异于汉之众。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梁州言织皮,在于厥贡之下。此州言织皮,在于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之下。其文有先后之不同。苏氏以谓昆崘、析支、渠搜三国皆篚织皮,但古语有颠倒详略尔。其文当在「厥贡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三句当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记入河水道,结雍州之末。简编脱误,不可不正。某窃谓不然。经之所叙,有先后之不同者,皆是据当时事实而言之也。如九州备载山川泽浸,与夫治水曲折,皆在赋贡篚之上。独冀州厥赋厥田之下,有「恒衞既从,大陆既作」二句,此亦是总当时事实而言之耳。必如苏氏之说,则冀之「恒衞既从,大陆既作」,亦当属于「覃怀厎绩,至于衡漳」之下矣。某尝谓苏氏解经,多失之易易,故多变易经文以就巳意者,若此▯之谓也。

译朔方向东转折,经过渠搜县故城的北面。”那么渠搜大概靠近朔方之地。这三个国家,都是西戎的后代。所以撰写《尚书》的人既然在上面提到了昆仑、析支、渠搜,就在下面用“西戎即叙”来总括。大概是因为这三个西戎的国家,已经成就了功业,于是进献他们的织皮。而王子雍却把西戎当作西域,与昆仑、析支、渠搜并列为四个。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西边的夷人,总称为戎。《王制》说:“西方称为戎。”《职方氏》说:“四夷、八蛮、七闽、九貊、五戎、六狄。”由此可知,所谓西戎,大概是西方夷人种族的总称。汉朝的西域,也是总括三十六国而言的,不可以与昆仑、析支、渠搜并列为四个。说“西戎即叙”,是为了显示大禹的功绩,不仅仅在中国,而且他的至仁厚泽,也惠及到了貊人。大概大禹治水,只致力于顺应水势而加以疏导。像弱水、黑水,既然在塞外决开,不使它们成为中国祸患。但一定要顺应水势而疏导它们,让它们流入流沙、南海。这三个国家,是水所流经的国家。当弱水、黑水已经有了归宿,那么这几个国家也就免于水灾淹没的祸患。这大概是以四海为沟壑,同等看待华夏和夷狄的百姓,不把中国的祸患遗留给了夷狄。记载他的功绩直到西戎得以安顿,然后才能看出他的仁德是多么伟大。汉光武帝在邯郸时,赤眉军尚未平定,赵璆、王子林劝说光武帝说:“赤眉军在河东,如果决开黄河水去淹没他们,百万之众可以让他们变成鱼。”光武帝没有回答。大概圣人爱护百姓,没有彼此疆界的区别。大禹看待西戎的百姓,与看待梁州的百姓没有不同。光武帝看待赤眉军的众人,与看待汉朝的百姓没有不同。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梁州提到织皮,是在“厥贡”之下。这个州提到织皮,是在“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之下。文辞有先后的不同。苏氏认为昆仑、析支、渠搜三国都进献织皮,只是古语有颠倒详略罢了。文辞应当在“厥贡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三句应当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记入河水道,结束雍州的篇末。简编脱落错误,不可不纠正。我私下认为不对。经文所叙述的,有先后不同的,都是根据当时的事实而言的。比如九州详细记载山川湖泽,以及治水的曲折,都在赋税贡品之上。唯独冀州在“厥赋厥田”之下,有“恒衞既从,大陆既作”两句,这也是总括当时的事实而言的。如果一定要像苏氏所说,那么冀州的“恒衞既从,大陆既作”,也应当属于“覃怀厎绩,至于衡漳”之下了。我曾经说苏氏解释经典,大多失之于轻率,所以多有改变经文以迎合自己意思的情况,就像这个〇所说的。

尚书全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十

  宋 林之竒 撰

  禹贡        夏书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序言: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盖此书之大槩一篇而三致意焉。自冀州旣载壶口至西戎即叙,皆以名山大川奠九州之疆界。史官因叙九州之疆界,遂及其治水曲折,与夫田赋贡篚通于帝都之道,各隷于逐州之末。此序所谓「别九州」也。自导岍及岐以至于敷浅原,所谓「随山」也。自导弱水以下至于又东北入于河,所谓「濬川」也。夫禹之治水,本导川泽之流而归之于海,乃先之以随山者。盖洪水之爲害,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凡故川旧渎皆爲水之所浸灭,不复可见,将欲施功,无所措也。故必先顺因其势,以决九川,髙山钜鎭不爲水之所垫没者,以爲表识。自西决之使归于东,以少杀其滔天之势。水旣顺流而下,渐入于海,则川渎之故迹稍稍可求,于是始可以决九川而距四海。盖先随山而后濬川,此禹治水之序也。先儒论此多矣,如马融、王肃皆以爲三条:导岍爲北条,西倾爲中条,嶓冢爲南条。郑元以爲四列,谓导岍爲正隂列,西倾爲次隂列,嶓冢爲次阳列,岍山爲正阳列。其首尾延连相及,则孔氏之意亦必与马郑同。案舆地图,此众山相距逺者千余里,近者亦数百里,旣有平地川泽之隔于其闲,则其势岂可以相属邪?经文言曰:「导」「曰至」「曰逾」「曰入」,皆是指怀襄之水而爲言也。而先儒则谓指山而言。夫山者,静而不动之物,安得逾于河、入于海、过九江乎?此一段文义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条四列之说,必欲以众山首尾相属,故其说多牵强而不通。夫观书者,必视其书之所由作,然后其义易晓。《禹贡》之书,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导之山,盖主于决怀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于山之条列哉?或人问杨子云曰:「天地简易,何五经之支离?」杨子曰:「己简巳易焉,支焉离。」此言可以爲治经之法,盖经本简易,人自爲支离尔。《地理志》云:呉岳。在扶风岍县西,古文以岍山、岐山在美阳西北,荆山在怀徳县,三山皆在雍州。盖禹之随山先导,岍、岐山旁之积水,使下流于荆山之旁,然后自荆山而逾于河,谓掠河之故地而过也。此所谓逾于河,其后爲龙门河,盖自河之西越之而东矣。唐孔氏云:“逾于河,谓山逾之也。”此处山势相望,越河而东。夫谓山势相望于河之両岸,固爲无害;若谓山能越河而东,则无此理。旣以“逾于河”爲越河而东矣,而又谓此处山不絶,从此而渡河,则“是逾于河”之一句遂有両说,其自相矛盾也如此。苏氏曰:“随山者,随其地脉而究其终始。何谓地脉?地之有山,犹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连者,有逺而相属者,虽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马融、王肃治《尚书》,皆有三条之说。古之逹者盖巳知此矣。北条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大岳,东尽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条之山,首嶓冢、恒山,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是江不能絶也。非地脉而何?夫苏氏谓地之有山,犹人之有脉,此论是也。古之人盖有论地脉之详者,如唐一行谓:“天下山河之详,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隂,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析城、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陪尾,南逾江汉,抵武当、荆山,至于衡山,乃东循岭徼逹东瓯、闽中,是谓南纪。”以一行之言观之,是知地脉之说不无有也。先儒三条、四列之说,意亦以地脉爲言。然《禹贡》之书,本载治水本末,而一行之言,则将以山河两戒分属周天分野之星,其所以言者不同,则亦不可一槩论也。故论此篇者,但当观其决怀襄之水,以杀滔天之势,而不应以地脉言也。苏氏之说,今所不取。

壶口、雷首至于太岳

译尚书全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十

宋代林之奇撰

禹贡 夏书

疏导岍山和岐山,到达荆山,跨越黄河。

序言说:大禹划分九州,顺着山势疏通河流,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这大概是本书的大致内容,全篇反复强调这三点。从冀州开始记载,从壶口到西戎地区都叙述完毕,都是以名山大川来奠定九州的疆界。史官因为叙述九州的疆界,于是涉及到大禹治水的曲折过程,以及田地赋税和贡品输送到帝都的道路,这些都分别附在各州的末尾。这就是序言所说的“划分九州”。从疏导岍山和岐山一直到敷浅原,这就是所说的“顺着山势”。从疏导弱水以下一直到又向东北流入黄河,这就是所说的“疏通河流”。大禹治水,本意是引导川泽的水流归入大海,却先以顺着山势开始。这是因为洪水造成的灾害,浩浩荡荡淹没山陵,水势浩大漫过天际,所有旧的河道都被水淹没,再也看不见,想要动工,却无处下手。所以必须先顺应地势,来决开九条河流,那些没有被水淹没的高山大镇,作为标志。从西边决开水道使水流向东,以稍微减弱那漫天的水势。水既顺着流向大海,渐渐流入海中,那么河道的旧迹就可以慢慢寻找到,于是才可以决开九条河流并通向四海。大概先顺着山势而后疏通河流,这是大禹治水的顺序。以前的儒者对此论述很多,比如马融、王肃都认为有三条:疏导岍山为北条,西倾山为中条,嶓冢山为南条。郑玄认为是四列,说疏导岍山为正阴列,西倾山为次阴列,嶓冢山为次阳列,岍山为正阳列。它们首尾相连相接,那么孔氏的意思也必定与马融、郑玄相同。查考地理图,这些山相距远的有一千多里,近的也有几百里,既然有平地和川泽阻隔在中间,那么它们的形势怎么可能相互连接呢?经文说:“导”、“曰至”、“曰逾”、“曰入”,都是针对泛滥的水势而言的。而以前的儒者却说是指山而言。山是静止不动的东西,怎么能跨越黄河、流入大海、经过九江呢?这一段文义非常明白,因为以前的儒者有三条四列的说法,一定要让众山首尾相连,所以他们的说法大多牵强而不通。读书的人,必须看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然后它的意义就容易明白。《禹贡》这本书,本来是为了治水而作,它所说的疏导的山,主要是为了决开泛滥的水而言的。为什么要取山的条列呢?有人问扬雄说:“天地简单平易,为什么五经却支离破碎?”扬雄说:“自己简单平易,怎么会支离破碎。”这话可以作为治经的方法,大概经典本来简单平易,是人自己把它弄得支离破碎罢了。《地理志》说:吴岳。在扶风岍县西边,古文以岍山、岐山在美阳西北,荆山在怀德县,这三座山都在雍州。大概大禹顺着山势先疏导,岍山、岐山旁边的积水,使它们向下流到荆山旁边,然后从荆山跨越黄河,是说掠过黄河的旧地而过。这就是所说的跨越黄河,后来成为龙门河,大概是从黄河的西边越过到东边了。唐代孔颖达说:“跨越黄河,是说山跨越了黄河。”这里山势相望,越过黄河向东。如果说山势在黄河两岸相望,固然没有害处;如果说山能越过黄河向东,则没有这种道理。既然把“跨越黄河”解释为越过黄河向东,而又说这里山势不断,从这里渡过黄河,那么“跨越黄河”这一句就有两种说法,如此自相矛盾。苏氏说:“顺着山势,是顺着地脉来探究它的始终。什么叫地脉?大地有山,就像人有脉络一样。有近而不相连的,有远而相属的,即使是江河也不能断绝。”自从秦朝蒙恬开始谈论地脉,而班固、马融、王肃研究《尚书》,都有三条的说法。古代的通达者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了。北条的山,首起于岍山、岐山,而跨越黄河,直到大岳,向东直到碣石,流入大海,这是黄河不能断绝的。南条的山,首起于嶓冢山、恒山,直到衡山,经过九江,直到敷浅原,这是长江不能断绝的。不是地脉又是什么?苏氏说大地有山,就像人有脉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古人大概有详细论述地脉的,比如唐代一行说:“天下山河的情况,存在于两戒。北戒从三危山、积石山,背负终南山地络的阴面,向东到达太华山,跨越黄河,沿着雷首山、析城山、王屋山、太行山,向北到达常山右边,然后向东沿着边塞到达秽貊、朝鲜,这叫北纪。南戒从岷山、嶓冢山,背负地络的阳面,向东到达太华山,连接商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从陪尾山,向南跨越长江汉水,到达武当山、荆山,直到衡山,然后向东沿着岭徼到达东瓯、闽中,这叫南纪。”从一行的话来看,就知道地脉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以前的儒者三条、四列的说法,意思也是以地脉而言。然而《禹贡》这本书,本来记载治水的全过程,而一行的话,则是想把山河两戒分属周天分野的星宿,他们所说的不同,那么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论述这一篇的人,只应当看它如何决开泛滥的水,以减弱漫天的水势,而不应该用地脉来解释。苏氏的说法,现在不予采纳。

壶口、雷首山直到太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