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三十八

译民心归附，所以上天顺应民心，让周代殷受命，以统治四海。先王指成王。经文在“左右”之后，在“先王安定其国家”之下，接着就说“谨慎对待殷的顽民，迁往洛邑”。迁顽民是在成王时期，那么可知先王是成王无疑。大概说迁殷顽民，是周公辅佐成王从而安定国家的方式。先儒及解说者多认为先王是文王武王，大概是因为它属于上文，殊不知康王的意思，说周之所以得天下，是从文王武王开始，而其所以安定天下，是从周公迁殷民开始，不必把先王当作文王武王。如果把先王当作文王武王，那么“谨慎对待殷顽民”上面就没有承接了。王室，指王城，王城是用来迁九鼎防备诸侯的地方，所以也可以称为王室。这是成王命令周公引导其后的事。王城、成周，都是他亲临治理的地方，所以他把商的顽民迁到洛邑的成周，大概是为了让他们亲近王都所在，那么逐渐沾染浸润，可以用教化来改变他们了。殷民在旧都，大概长久沾染恶习，谁知道善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不能自己反省向善，只有周人分别挑选那些特别顽劣的迁走，让他们亲近王室，就可以互相观察而向善了。他们的形势既然可以互相观察而向善，又用教诲早晚启发开导他们，使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告诫弟弟，清楚地知道善不可一天舍弃，不善不可一天趋向，这就是他们所以能够教化的原因。毖是谨慎，康王说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商士，那么商民的教化与不教化，关系到周家大事如此重大，周公怎么能不谨慎呢？周公训导商民，大概不止一次，如《多士》《多方》这些篇章，这是可以在经文中看到的。孟子说：“有个楚国大夫在这里，想要他的儿子说齐语，就使齐国人教他。”说：“使齐国人教他。”说：“一个齐国人教他，众多楚国人干扰他，即使每天鞭打要求他齐语也得不到。”把他带到庄岳之间，几年即使每天鞭打要求他楚语也得不到。周公想要教化商民而迁他们靠近王室，这正是把他带到庄岳之间。十二年为一纪，《左传》说：“这叫一终，一星终。”说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这叫一纪。《汉书·律历志》说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在位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郑康成说成王二十八年去世，章子平则说成王在位四十七年。《史记》没有明文，不知道谁对。但从已经历三纪来看，那么章子平的话不对。如果成王在位四十七年，以七年为周公摄政之年，还政的明年才迁商民，商民迁在成王时期已经四十年了，再加上康王的十二年，共五十二年，那就是历四纪了，不能说是三。《汉书·律历志》所说成王三十年和康王十二年，共四十二年，那么三纪有余，说三纪是举其整数。郑康成的数目只比《汉书·律历志》少两年而已。父子相继为一世，世变指成王康王。说周公迁顽民而训导他们，到现在已经历三纪了。世又变了，那么风俗应当由恶变善，大概他们逐渐沾染浸润于忠厚的教化，历年既久，应当随时间推移。周得天下，民心悦而归附，所忧虑的只有商民。如果商民迁善远罪，那么四方没有不教化的民，岂有不虞之变呢？这是我一人得以享受安宁的原因，这责任在毕公，所以以此命令他。道有升降，苏氏引子思的话：“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是对的。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无道，以身徇道。”这也是升降。政由俗革，风俗的弊病，必有偏而不兴之处，革除它的是举其偏以补其弊而已，所谓由俗革。王朴说：“看所以失之的原因，知所以平之的方法。”是对的。康王这话，大概想让毕公看商的顽民所以不善的原因而革除它。他说“道有升降”，大概是因为政由俗革的弊病而说的。“不臧厥臧”，说商民有变而为善，你应当以他们为善而有以奖厉他们，那么其他将自劝。如果不臧厥臧，那么就不是所谓政由俗革。人之为善，自非谨独的君子，没有不欲上之人知道的。如果上之人不以之为善，那么他们将说：“我已为善，而上之待我者无以异于他人，我何以善为呢？”这是虽为善者将不能以自固，而况他人欲其劝慕之呢？“表厥宅里”，是“臧厥臧”的意思。小物犹小事，小事犹勤，那么其大可知了。《旅獒》说：“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所以毕公之勤小物，所以懋其德。晋谢安举其侄元为将，拒苻坚，郗超以元必不负举其言曰：“吾尝与元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盖观人者必自小而知之，所以毕公之克勤小物，康王知其可以保厘东郊。康王既言其所以

译改变商朝风俗的方法，因此就称赞毕公的德行足以改变它。四世指的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国语》说：“文王咨询八虞，访问辛尹，又重用周公、召公、毕公、荣公。”那么毕公在文王时就已经担任辅佐宰相的职务了。毕公曾经辅佐文王，历经武王、成王直到康王，大概是国家的元老，却能崇尚德行以勤勉于细微之事，那么年纪越高德行就越显著了。孟子说：“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是指有世代辅佐的臣子。”毕公辅佐四代君主，所说的世臣，还有谁比这更甚呢？凭借他来监管商地，那么他的德行威望足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商民有什么难以教化的呢？端正神色来统率下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端正衣冠，庄重目光，庄严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君子仪容举止可观，进退有度，以此面对百姓，所以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效法并模仿他，看到他的容貌，不敢产生轻慢之心，那么善良之心就会自然产生。所以必须端正神色，然后才能统率下属。只有能端正神色来统率下属，所以有时不说话，一旦说话就没有人不恭敬并效法他。大概是不符合法度的话不说，就一定能做到言语谨慎，言语谨慎，就一定能做到言传天下而没有过失，所以人们恭敬地师从他的话。假如他不能端正神色，那么他的话谁会相信呢？所以必须端正神色统率下属，然后人们才会恭敬地师从他的话。商地的顽固百姓，以花言巧语、萎靡不振为习俗，而且骄奢淫逸、傲慢自大，所以必须毕公端正神色统率下属，没有不恭敬师从他话语的，这样才能镇服他们。这就是康王任命毕公的原因。只有毕公的德行能如此镇服商民，所以虽然他在先王时代，功绩已经很多。现在我这小子将在庙堂之上垂衣拱手，只仰仗毕公来完成大业。大概当时，天下的百姓已经全都归顺教化，法度纪纲已经全都条理分明，只有商民未能彻底大变，康王常常以此为东顾之忧。现在既然得到了毕公，所以康王可以责成他完成此事了。

译周康王说：“唉！父师！现在我恭敬地命令您，按照周公当年的职责前往那里吧！要表彰善良、辨别邪恶，在百姓居住的里巷中树立榜样，彰显善行、憎恶恶行，以此树立良好的风气。对于不遵循训诫典章的人，要划分他们的居住界限，使他们能够畏惧并仰慕善行。要重新划定郊野的边界，谨慎地巩固封疆的守卫，以使天下安宁。政令贵在保持恒定，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要只喜好奇异。商朝旧俗奢靡，以巧言令色为贤能，这种不良风气尚未消除，您一定要牢记在心！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法，他们放纵傲慢、凌辱德行，这实在是违背天道。败坏教化、崇尚奢华，万世之人都会随之沉沦。这些殷商的士人，依仗旧日的恩宠，恃强奢侈、泯灭道义，穿着华丽的衣服炫耀于人，骄纵淫逸、自夸自大，终将走向恶果。即使想收回他们放纵的心，约束他们也极为艰难。凭借财富能够接受训导，才能长久维持。只有德行和道义，才是最大的训诫。不遵循古训，还能遵循什么呢？”

康王说：“唉！父师！国家的安危，关键在于这些殷商的士人，对他们既不能太刚硬也不能太柔弱，他们的德行才能真正修养好。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始，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其中，只有您能够完成最后的功业。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正道融洽了政治，恩泽滋润了百姓。四方夷狄，无不依赖。我小子永远承受多福，您务必把握此时，使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也有无穷的声誉。子孙遵循他们成功的范式，才是治理之道。唉！不要说做不到，只要尽到心意；不要说百姓少，只要谨慎行事。恭敬地遵循先王已有的功业，以延续前代的政绩。”

汉代荀悦曾说：“君子凭情义来任用，小人凭形迹来任用。”荣辱，是赏罚的精华吗？所以用礼教荣辱来对待君子，是为了感化他们的内心；用枷锁鞭打来对待小人，是为了矫正他们的行为。君子不触犯耻辱，何况刑罚呢？小人不畏惧刑罚，何况耻辱呢？如果教化废弛，就会把中等人拉入小人的行列；如果教化施行，就能把小人引导到君子的道路上。大概先王所依靠来鼓舞天下，使人迁善远罪，使顽固的人廉洁，鄙陋的人宽厚，改变其气质而具备士君子行为的，只有教化罢了。而教化在天下施行，没有比让百姓知道羞耻而有所不为更重要的了。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齐，百姓只求免于犯罪而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齐，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服。”大概天下的人不知道这样才是善，那样才是不善，在上位者仅仅用政令刑罚来控制他们，那也只是强制罢了。百姓将会只务求巧诈百出，以苟且免于罪责，那些刀锯斧钺无法施加的，百姓就会肆意妄为了。大概刑罚政令只能制约人的外表，而不能端正人的内心，只有用道德礼教作为鼓舞天下的手段，才能日积月累，使人们清楚地知道善值得仰慕，不善值得羞耻，就像喜欢美色、厌恶恶臭一样。那些放纵邪僻、自暴自弃的人，不仅朝廷不容，连乡里之间也不容，那么谁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呢？所以康王在说完毕公的德行可以镇服殷民之后，接着说现在我恭敬地命令您按照周公昔日监管殷民的事情去做，周公监管殷民，只是分别善恶，使百姓有羞耻心。您前往东郊，不可不牢记这一点。“旌别淑慝”这一句是下面的总纲。旌就是所谓的“表厥宅里”，别就是所谓的“殊厥井疆”，宅就是居住。说商民中有自我反省而行善的，就应当在他们居住的里巷中表彰他们，以区别于众人，行善者彰显于世，而作恶者以不如他们为耻，就一定会以此为病了。既然以此为病，谁不想自我反省呢？这样，就是树立了风气，使百姓知道所应追随的。风就是《诗经》所说的“风，教也”；声就是《禹贡》中的“声教”。说王教之所以建立，不在于其他，只在于使善者得以在天下彰显，而恶者以此为病，这就是建立教化。自汉代以来，民间百姓有侍奉亲人、居丧尽孝的至行，有数代同堂的，天子都表彰他们的门闾，这正是“表厥宅里”的遗制。那些不遵循训诫典章的，就划分他们井田居住的界限，使他们能畏惧作恶的祸患，而仰慕行善的福报，那么风俗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了。《王制》说：“司徒推举贤人以崇尚德行，简选不肖之人以贬斥恶行。命令乡官简选不遵从教化的人，报告给乡老，都到上庠朝见。元旦习射，崇尚功绩；习乡饮酒礼，崇尚年长。大司徒率领国家的俊士和执事人员参与。如果不变，命令右乡简选不遵从教化的人，移到左乡；命令左乡简选不遵从教化的人，移到右乡，礼仪如初。如果不变，移到郊外；礼仪如初，如果不变，移到遂；礼仪如初，如果不变，流放到远方，终身不被齿录。移到左乡，移到右乡，移到郊外，移到遂，这就是所谓的‘殊厥井疆’。”移动他们就是使他们畏惧，习射习乡就是使他们仰慕。唐代孔颖达说：“孟子说：‘一里见方为井，井田九百亩，使百姓死徙都不出井田。乡里由同井的人组成，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帮助，疾病互相扶持，那么百姓就亲睦了。’那么先王实行井田制，是让百姓相亲相爱，不遵从教化的人不可亲近，与善良百姓杂居，可能会沾染善行而变恶，所以划分他们的井田居住界限，让百姓不与他们往来。就像现在下民有大罪过不肯服罪的，就摈弃在族党之外，吉凶之事不与交通，这个说法很详尽。不仅如此，郊邑的边界也应当重新规划，守备也应当谨慎巩固。孟子说：‘仁政必定从划定经界开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所以暴君污吏必定轻视经界。经界……’

译既然经界已经端正，那么分配田地和制定俸禄就可以坐着定下来了。经界端正，然后才能分配田地和制定俸禄，所以必须划定郊野和边界的界限，巩固封疆的守卫，然后才能标明住宅和里巷，区分井田的疆界。谨慎地巩固封疆守卫，就不会出现所谓怠慢经界的情况，这样然后才能安定天下。这里只说东郊，却说能康宁四海，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四方没有忧患的意思。

政令贵在保持常道，言辞崇尚切中要害。说的是政令所看重的只有在于保持常道，言辞所崇尚的只有在于切中要害，这两者都不可以喜好标新立异。政令保持常道，那么它的因袭变革、增减损益就没有不合乎人情和先王道理的；言辞切中要害，那么它的言谈议论就没有不近于人情和先王道理的。如果为政而喜好标新立异，那就是商鞅一类的人；如果立辞而喜好标新立异，那就是杨朱、墨子、邹衍一类的人。

言辞既然不可以喜好标新立异，而商朝百姓的风俗，却是靡靡然以能言善辩为贤能。以能言善辩为贤能，就一定会用口才来应付别人。用口才应付别人的人，常常被人憎恶，却反而认为这是贤能，他们的喜好和厌恶竟然如此相反。即使是周公、君陈加以监管，也能教化他们遵循训诫，但未能完全改变他们的习性，余风还没有断绝，毕公不可以不把这放在心上。这是想要毕公思考彻底改变这种习性的方法。

殷商百姓的心术，大概沾染了纣王的恶习。纣王智慧足以拒绝劝谏，言辞足以掩饰过错，夸耀臣下的才能，以功绩自高天下，所以他的臣民受其影响，也以能言善辩为贤能。看管叔、蔡叔一散布流言，商朝百姓就起来响应，互相煽动作乱，只是因为这种靡靡然能言善辩的风气。周朝平定了管叔、蔡叔之后，因为殷商百姓未能迁善远罪，所以不加以甄别就任用他们。而商朝百姓认为殷商在夏朝时的士人，被简选在王庭，在百官中任职，而周朝对殷商的士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贤与不贤的区别，却常常以此作为借口来归咎周朝，那么他们的能言善辩大概是很擅长的。

治病的人一定要知道生病的部位，殷商百姓的不良习性大概就在这里，所以康王以此告诫毕公。苏氏说秦国的风俗类似商朝的风俗，秦二世类似纣王，张释之所陈述的，就是康王告诉毕公的话，他的话是对的。

居住在旧都的殷商百姓，由康叔治理，而那些同恶的士大夫，则被迁到成周，因为他们顽劣最严重，所以用世袭俸禄的家庭来说明。说的是古人有句话，说卿大夫因为功绩德行显著而从君主那里接受俸禄，子孙世代享有，那么他们的家庭很少能遵循礼制，大概是因为祖辈建立基业艰难，所以知道长久保持富贵的方法，子孙未曾经历劳苦而坐享其成，那么他们不遵循礼制是必然的。正因为不遵循礼制，所以因为放荡的缘故，他们的德行于是逐渐衰败而彻底毁坏。德行既已衰败而彻底毁坏，那就是实际上违背了天道。大概天命叫做性，遵循本性叫做道，百姓秉持常理而喜好美德，就不失守天生赋予的本性，顺从他们固有的本性，却用放荡来侵蚀德行，这难道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吗？所以说是违背天道。

用不良的教化，而奢侈华丽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它，那么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即使万世也会和他们同流合污。苏氏说：只有恶习能波及深远，所以秦国的风俗至今还存在，这话说得很好。像贾谊所论述的，秦国的风俗，家里富裕儿子长大就分家，家里贫穷儿子长大就入赘，借父亲的农具，脸上露出恩德的神色，母亲拿扫帚，站着就骂骂咧咧，抱着孩子喂奶和公公并排坐着，婆媳不和，就反唇相讥，现在的风俗大概就是这样。这是秦国的旧习没有改变，只是因为没有了周公、君陈、毕公这样的人来做他们的管理者罢了。

由此看来，那么殷商的风俗，如果不是因为三位先王，也将像秦国的风俗，至今还存在，这就叫做万世同流。现在这些殷商的士人，大概因为世袭俸禄的缘故，他们凭借宠势也已经很久了，所以依仗奢侈而泯灭了道义。泯灭道义，就是所说的侵蚀德行。大概善与不善的习性，就像秤一样，这边重那边就轻。德行道义积累在身上，那么放荡奢侈的习性自然就会消失。既然已经放荡奢侈，却又向人自夸，德行道义还有什么呢？穿着华丽的衣服向人炫耀，像子玉的玉饰帽子和玉带，子臧的鹬冠之类，不是先王的法服，所以在别人看来很美。既然骄傲淫佚，又以此向人自夸，如果不知道改变，那么一定会以恶果告终。

现在虽然因为周公、君陈的缘故，能够教化他们遵循训诫而收敛放纵的心，毕公用来防范约束他们的措施，也不能说是容易的。人的情理，节俭产生于贫穷，奢侈产生于富裕。他们既然富有财物，就一定会像用泥沙一样挥霍，这就是他们骄傲淫佚、自夸的原因。所以子贡问：“富有而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不如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的人。”大概富有而能好礼，就可以长久保持富有了。所以凭借富有的资本而知道接受教训，就可以延长寿命了。看《无逸》所论述的商朝三位先王，他们享有天下的财富，只因为不贪图安逸的缘故，于是就能长久享有国家。现在殷商的士人如果能凭借富有而知道接受教训，那么难道不能延长寿命吗？大概商朝的士人作为世袭俸禄的家庭，不是不富有，所缺乏的是能够接受教训，所以用延长寿命来诱导帮助他们。

然而所说的教训，不在于其他，只有德行和道义而已。所说的教训，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德行道义，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用来教训他们的，不是把我所有的给予他们，也不是强迫他们没有的而让他们学习，只是因为他们因为放荡奢侈，以至于侵蚀德行、残害道义，失去了他们所共同认可的，教训他们的人也就顺着他们所共同认可的

译回去后，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去治理就行了。然而，所谓道德仁义的训导，必定要依据古代的训诫；如果不是古代的，又凭什么作为重大的训导呢？因为天下的道理是统一的，考察古代，衡量当今，不过就是这个道理罢了。所以，道德仁义的训导，必定要源自古代。

只有康王出身于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却竟然违背天道，而殷朝的众臣如此倚仗恩宠，（康王）唯恐没有方法来防范他们，由此可知，武王历数纣王的罪状，其中就包括任用官员世袭这一条。因为殷朝世袭的家族骄横淫乱、傲慢自大，与纣王同流合污、互相助长，就像本篇所提到的那样，所以纣王以官员世袭作为罪状；如果不是这样，古代做官的人也是世袭俸禄，赏赐延及子孙，舜那样的盛德，又怎么会受到诋毁呢？

这段话讲的是周朝国家的安定与危亡，只取决于殷朝遗民是否被教化罢了。当康王命令毕公的时候，殷朝的顽民，因为周公、君陈监管的缘故，世风变迁，已经顺从了他们的训导。这意味着商朝百姓已经迁善，周朝国家已经安定，但康王的话仍然说：“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朝士人。”这是因为行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说的是最后阶段最难。《尚书》说：“堆九仞高的山，只差一筐土而没有完成。”殷朝的顽民，虽然已经受到周公、君陈教训的熏陶，如果他们能自己趋向善道而不反复，那么周朝国家确实会有泰山般的安定。如果他们只是一时服从教训，而内心不能纯粹地趋向善道，那么他们的骄横淫乱、傲慢自大，恐怕有时还会再次发作。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使天下的百姓都已经安居乐业，好像有泰山般的安定，但实际上却有累卵般的危险，不可以不警惕。

那么，想要殷朝士人被教化而周朝国家安定，就在于政令不刚不柔。政令不可以没有刚柔，但刚柔都不可以偏胜。就像调和羹汤一样，必须借助盐和梅子来成就它的味道。但一定要咸酸不可名状，说它是咸，不行；说它是酸，也不行。那么，调和羹汤的美好，就叫做不刚不柔，这样他的德行确实就修养好了。

商朝百姓居住在成周，起初是从周公营建洛邑将他们迁来，并为他们设置师保开始的。周公在开始时已经谨慎了，君陈接替周公，又能在中间调和；毕公接替君陈，又能在最后完成。这三位君主教化商朝百姓，他们的心意好像出于同一个原则，可以共同达到大道。大道既然普及融洽，那么他们的政事就没有不治理好的，所以能够滋润百姓，不仅仅是在中原地区。即使是四方穿着左衽衣服的夷狄国家，也得以有所依靠。

看看汉朝初年，萧何做丞相，曹参继任，因为百姓苦于秦朝的法律，顺应潮流与他们一起革新。两人同心，于是安定了天下。凭借萧何、曹参的同心，其效果尚且如此，那么周公、君陈、毕公的同心，其效果会怎样呢？既然叫做同心，那么他们的道义就是相同的。但解说的人一定要为他们做分别：周公这样是谨慎，君陈这样是调和。至于把最后阶段叫做完成，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在开始时一定谨慎，那么中间和最后就不必谨慎了吗？中间一定调和，那么开始和最后就不必调和了吗？如果一定要分别其中的原因，那么解说一定会达到这种地步。

况且康王命令毕公，是让他做周公那样的事，而他所说的周公的事，不过是辨别善恶罢了。君陈简省他的修养，也是简省那些不修养的人。这也是辨别善恶的意思。举这一端来看，那么三位君主难道有不同的道义吗？

这篇文献既说四方没有忧患，又说以此安定四海，现在又说四方穿着左衽衣服的夷狄没有不依赖的。所治理的不过是成周的殷民罢了。提到四方和夷狄，古人有话说：“满屋子喝酒，有一个人对着墙角悲伤哭泣，那么满屋子的人都会因此不快乐。”天下的形势就像满屋子的人一样。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有反侧不安，那么天下的形势必然危险。因为成周的殷民靠近王室，是天下根本所系。殷民不安，那么天下可虑；天下不安，那么夷狄就会趁机而起。所以，四方穿着左衽衣服的夷狄所依赖的，必定在于商朝百姓。中原和夷狄都已经安宁，天下的福气，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所以我小子可以永远享受这种福气。

希望您凭借对成周的治理，为我们周朝国家奠定无穷的基业，那么您也会有无穷的名声显耀于后世。周朝基业之所以绵延不断而没有穷尽，是因为毕公监管商朝百姓的缘故。后世如果论述周家拥有天下的成效，必定会把美名归于毕公。这就是无穷的名声。有了无穷的名声，那么子孙就可以效法他的成功模式，只用来治理国家。效法他的成功模式，那么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呢？

成王告诫卿士说：“万邦只有不厌倦。”告诫君陈说：“永远有言辞流传于后世。”这里说也有无穷的名声，都是说实际功绩显著那么名声自然显扬，效果必定会达到。王氏用“极高明而道中庸，制行不以己吉凶与民同患”来解说。杨〇山辨析得很详细了。

不要说不能，只要竭尽你的心意；不要说百姓少，只要谨慎你的事务。天下的事情没有难易之分，只在于人的作为如何罢了。不可以因为难而自我沮丧，也不可以因为易而轻视它。所以告诫毕公不要以为不能，只要竭尽心意，那么哪里有不能的呢？不要以为百姓少就不足以谨慎事务，那么即使是少数的百姓也没有能治理好的。竭尽心意，谨慎事务，就可以恭敬顺承先王的成业，以美化前人的政绩。前人认为周公、君陈守护而不失，所以美化他们。凭借毕公的美德能够勤勉于细微事物，那么他一定不会自以为不能，一定不会以为百姓少而轻视它。

译罢了。然而仍然用这些话来告诫他，大概前代帝王与臣子之间相互告诫的话，没有不是这样的。凭借尧舜那样的盛德，而臣子告诫他的话，常常像是针对平庸君主所说的，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纠正他们内心的偏差，并勉励他们弥补不足之处。

译君牙 周书

周穆王任命君牙担任周朝的大司徒，于是作了《君牙》这篇诰命。穆王说：“唉！君牙，你的祖父和父亲，世代忠诚坚贞，为王室效劳，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被记载在太常旗上。我这个小辈，继承并守护着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留下的基业，也依靠先王的臣子，能够辅佐治理四方。我心中忧虑危惧，就像踩在老虎尾巴上，又像走在春天的薄冰上。现在任命你作为我的辅佐，成为我的臂膀和心腹，继承你祖先的旧职，不要辱没了你的祖先。

广泛施行五常之教，使民众的准则和谐。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没有固定的倾向，只随着你的引导而端正。夏天暑热多雨，百姓就会抱怨叹息；冬天严寒，百姓也会抱怨叹息。这真是艰难啊！考虑到这些艰难，去谋划那些容易做到的事，百姓才能安宁。唉！文王的谋略多么显赫啊！武王的功烈多么值得继承啊！他们开启并保佑我们的后人，全都以正道行事而没有缺失。你只须恭敬地阐明你的训诫，用来奉行先王的法度，回应并宣扬文王、武王的光辉命令，追配于前代贤人。”穆王又说：“君牙，你只须遵循先代正直大臣的旧典，那时民众的治乱关键就在这里。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彰显你君主的善治。”

穆王是康王的孙子、昭王的儿子，名叫满。大司徒是卿一级的官职，《周礼》说：“于是设立地官司徒，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的教化，以辅佐君王安定和安抚国家。”那么大司徒就是教化官员的首长。当时大司徒职位空缺，穆王任命君牙担任此职。穆王说：“唉！君牙，”以下都是他任命君牙时的话语，史官记录下来，作为这一篇。篇中有说：“广泛施行五常之教，使民众的准则和谐。”这正是大司徒的职责。穆王以大司徒应当做的事来任命君牙，并且先提到“继承你祖先的旧职，不要辱没祖先”，把广泛施行五常之教作为君牙祖先的旧职。那么君牙的祖先大概都掌管这个职位了。世代担任司徒之官，大概就像郑桓公、武公父子相继担任周朝司徒那样吧？成王即将去世，康王刚即位时，芮伯担任司徒，而君牙在穆王时代担任此职，那么君牙，我猜想是芮伯的子孙，世袭父职。虽然通过经文前后比较，知道情况如此，但经文没有明确记载，不敢断定一定是这样。前代帝王任命臣子，如果臣子是世臣的后代，必定称扬他先世的功德，又希望他继承并实行，这样就可以不辱没他的职位了。《江汉》这首诗，是宣王任命召虎平定淮夷的诗，其中说：“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召公是栋梁。”又说：“我小辈，效法召公。”《常武》这首诗，是宣王任命皇父平定徐方的诗，其中说：“显赫光明，君王命令卿士。南仲是太祖，太师是皇父。”大概召公是召虎的祖先，南仲是皇父的祖先。召公每日开拓国土百里，而南仲在朔方筑城，抵御玁狁，都有大功，记载在王室。所以当任命召虎、皇父掌握军队出征时，必定称述他们祖先的事迹，不仅是为了褒奖光大他们的先人，以炫耀于天下，也是让他们思考如何继承先业。君牙的祖先既然世代担任司徒，想要让他不辱没祖先，就必须告诉他祖先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孟子说：“想要做臣子尽到臣子的道，所谓的臣道就是忠诚坚贞罢了。”晋献公问：“什么叫忠诚坚贞？”荀息说：“对公家有利的事，知道没有不做的，这是忠；送走往事，安守现在，双方都没有猜疑，这是贞。”看荀息所说的意思，就知道忠诚坚贞都是指致力于王室而没有二心。君牙的祖父和父亲，世代都笃行忠诚坚贞之道，所以能够为王家效劳。正因为效劳，所以有成功，可以记载在太常旗上。《周礼》司常掌管九种旗帜的名称，画有日月的叫常，君王建太常旗，就在上面画日月，以昭示其光明。司勋说：“凡是有功劳的人，将名字铭刻在君王的太常旗上。”注解说：“铭就是名的意思，活着时写在君王的旗帜上，以识别人和他的功劳。”《礼记》说：“鼎上有铭文，铭文就是自我命名，自我铭刻以称扬先祖的美好，并明确地昭示给后世。”记载在太常旗上，这也像钟鼎上有铭文一样，都是明确地昭示给后世罢了。既然明确地昭示给后世，那么后世能不思考如何继承吗？现在我小辈统治天下，大概是继承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留下的基业。从文王、武王在西方奠定基业，积累德行和功绩，以创造大业；而成王、康王保持盈满，守成，使天下达到太平。而我以小辈继承他们的基业，常常害怕不能承担这重大的责任。然而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大概都有贤臣在左右辅助，所以能治理四方。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再加上能辅佐的臣子。现在穆王的德行，自认为不及先王，而又没有先王那样的臣子，这就是心中忧虑危惧的原因。踩老虎尾巴，必定不免被咬；走春天的冰，必定不免溺水。《易经》说：“踩老虎尾巴，不咬人，亨通。”《月令》说：“孟春之月，东风解冻，冰到了春天，快要融化了，却去涉足。”这都是说忧虑危惧的程度很深。我忧虑危惧如此，现在既然得到了君牙，就任命他辅佐我，作为我的臂膀和心腹。《传》说：“君是元首，臣是臂膀，明君良臣一体，相互依赖才能成功。”成为臂膀和心腹，大概说的是与我一体。膂，是背脊。你作为我的臂膀和心腹，只须

译能够继承你祖先的旧业，不使你的祖先蒙受耻辱，这就够了。你祖先的旧业，大概是用五典来教化百姓。你能够广泛推行五典的教化，使百姓的准则各自得到和谐，这就是能够继承祖先事业的表现。王氏说：“上天生育众民，有万物就有法则。所谓百姓的法则，就是这些。”杨〇山说：“孟子说：‘有万物就一定有法则’，意思是只要有万物，那么万物各自都有法则。就近取之于自身，百骸五脏，推及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些都是万物，而各自都有法则。视听言动，一定要遵循礼仪，这是一身的法则。做君主以仁为极致，做臣子以忠为极致，做父亲以慈为极致，做儿子以孝为极致，这是君臣父子的法则。夫妇有分别，长幼有序列，朋友有信用，这是夫妇、长幼、朋友的法则。所谓五典的百姓法则，这些话已经说尽了。”《尚书》记载舜任命契时说：你担任司徒，恭敬地广泛推行五教，在于宽厚，而孟子也说：“人有人道的道理，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了。圣人对此感到忧虑，让契担任司徒，用伦理来教化：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理，夫妇有分别，长幼有序列，朋友有信用。”〇广泛推行五典，使百姓的准则和谐，大概不过像契那样罢了。《周礼》司徒掌管施行十二种教化，郑康成说：“有虞氏是五种，而周朝是十二种。”考察经书《周官》中关于六卿分职的说法：‘司徒掌管国家教化，广泛推行五典，安抚亿万百姓。’这里任命君牙为大司徒，又说：‘〇广泛推行五典。’五典就是五教，却认为有虞氏是五种，周朝是十二种，为什么呢？大概十二种教化不能直接等同于五教吧。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不能中正，只有依靠你的中正。这是说广泛推行五典以使百姓的准则和谐，其根本在于君牙自身端正内心、保持中正。传文说：“君子有三种恕道：有君主而不能侍奉，有臣子却要求他们听使唤，这不是恕道；有父亲而不能报答，有儿子却要求他们孝顺，这不是恕道；有兄长而不能尊敬，有弟弟却要求他们听从命令，这不是恕道。”那么，广泛推行五典以使百姓的准则和谐，如果不能尽到父子之道，却要求百姓父慈子孝，可以吗？不能尽到兄弟之道，却要求百姓兄爱弟恭，可以吗？以至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没有不是这样的，其不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即使让他的号令反复叮咛，政令刑罚严明，终究不能使百姓和谐。这一定要以自身观察自身，以内心观察内心。你自身端正了，然后才可以要求百姓端正；你内心中正了，然后才可以要求百姓中正。自身确实端正了，内心确实中正了，那么教化的潜移默化，道德的鼓舞激励，谁有不中正不端正的呢？王氏以自身端正为政，以内心中正为德，意图以此区分优劣深浅，这大概是拘泥于孔子说：‘政，就是正。你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既然以自身端正为政，那就必然以内心中正为德了。殊不知心正身修，难道有两种道理吗？在自身方面先说“你”，在内心方面先说“民”，大概是反复陈述，以阐明其意。祁寒就是盛寒，君牙私下认为他作为司徒兼行三公的职责，所以用暑雨祁寒来说，希望他调和阴阳，以符合三公的职责。六卿兼三公，这是周朝的制度，周公、召公、毛公、毕公就是这样。四季运行，一寒一暑，虽然本源于天，但用来调和它们的，实际上本源于人。大概天与人精神有相互感应的地方。如果寒暑失去常态，时雨时晴失去常度，百姓难道会认为是天的过错吗？他们怨恨叹息的声音，一定会认为是君主宰相造成的。那么，身居三公职位，辅佐天子来调和阴阳，使夏天没有过度的阳气，冬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怨恨叹息的声音无从产生，不可以因为困难而忽视它。自汉朝以来，阴阳一旦不调和，懂得大体的宰相，没有不引咎归责于自己的，天下人没有不归咎于宰相的。汉代的丙吉出行，遇到有人赶牛，牛喘气吐舌，丙吉停下，派骑吏问赶牛走了几里路。有人问丙吉，丙吉说：“正值春季少阳用事，还不可以太热，恐怕牛因为近处行走受热而喘气，这时节气失节，恐怕有所伤害。”三公主管调和阴阳，职责应当担忧，所以询问这件事。唐代武则天曾经在季秋拿出梨花给宰相看，宰相认为是祥瑞，杜景佺说：“阴阳不相侵夺伦常，亵渎就成为灾害。现在草木黄落而树木又开花，是亵渎阴阳，恐怕布施德政、发布命令有所亏缺紊乱。我位居宰相，辅佐天子治理万物，治理而不和谐，是我的罪过。”这都是引咎归责于自己。至于杨再思做宰相，当时水灾封闭坊门以禳灾，有车陷在泥泞中，斥责牛不肯前进，愤怒地说：“愚蠢的宰相不能调和阴阳而封闭坊门，让我行走艰难。”这就是所谓的怨恨叹息了。在调和之前，看它难道不艰难吗？等到调和之后，看它就变得容易了。所以应当思考其艰难以谋求其容易，大概到了容易的时候就没有怨恨叹息的人了，这就是百姓安宁的原因。文王居住在岐周时，虽然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来服侍商朝，但讨伐纣王的谋略，大概是从文王开始的。这是文王的谋略，所以非常显赫。只有文王的大统没有集于一身，那么武王讨伐商朝的功业，不过是继承他的志向、叙述他的事业罢了。这是武

译文王的谋略，武王的功业，是用来实现伟大继承的。所谓“伟大”，王氏认为是积累微小而成宏大，大概是因为扬雄说过：“由小致大，不也是伟大吗？”所以如此。文王的谋略，武王的功业，用来开启、佑助我们后人的，都是凭借正道而没有废弃缺失。既然没有废弃缺失，所以纪纲法度能够完全得到其条理，而四海之内能够完全得到其所安。像《六月》的序言所说，鹿鸣废弛则和乐缺失之类，以厉王时代废弃缺失如此，那么其失去正道的就多了。所以四夷交相侵扰，中原衰败防备，因为其缺失而不振如此，那么可知在穆王时代，正道而没有缺失，其盛况是怎样的呢？正因为其谋略功业之盛，你应当有所维持并使之昭明。所以只有敬明五典的训诫，就可以用来奉顺先王之道，发扬光大文武用来开启佑助后人的光明使命，从而追配于你的前人祖考。这里所说的文武的谋略功业，大概是希望君牙广泛敷陈五典以奉顺它。王氏则认为圣人之所以有谋略功业，也是敷陈五典之教以调和五品之民，却不知道谋略功业，只是指伐商之事，杨〇山已经辨析过了。先正苏氏说：“周、召、毕公之类就是。”说君牙只应当遵循先正旧典而效法它，大概因为百姓的治乱只在于此效法与否而已。这篇所说的，每每以继承祖考为言，这里又说“先正”，也就像成王告诫康叔，既说“敬循文考”，而又说“广泛寻求殷先哲王，另外寻求古先哲王”。既效法先正，而又遵循其祖父之所行，那么你君主的治功于是而昭显了。大概君主的治功实际上来自臣子，臣子能称职，那么其功必归于君主，这是古今的常理。苏氏说：“我读了穆王的三篇书，然后知道周德之衰有可见之处。昭王征伐而没有回来，直到齐威王才以此问楚，这是终穆王之世君主被弑而贼人不讨，而君王起初没有愤耻之志。现在看君牙、伯冏的书，都没有哀痛恻怛之语。我私下认为不然，南征不复之事载于《左传》，假如穆王真的没有愤耻之意，这确实可罪。然而孔子对于《尚书》，虽然平王不能善终，但他一时志于中兴之言，孔子取之；虽然秦穆公不能践行诺言，但他一时悔过自艾之语，孔子取之；《文侯之命》、《秦誓》所以列入百篇的原因。像穆王的三篇，其言纯正明白，有功于治体，孔子也因此而取之，不能因为昭王之事而说周德之衰可见于此。孔子难道因为其衰而取之吗？”《左传》认为昭王没有回来，而《吕氏春秋》说：“昭王亲自率兵征伐蛮荆，辛余靡高大且多力，为王的右，返回渡汉水时，梁桥败坏，王及祭公，陨于汉中，辛余靡扶王北渡。”又认为昭王脱于难，不知何故。

译穆王任命伯冏担任周朝太仆正，于是作了《冏命》。《冏命》中，君王说道：“伯冏，只因我德行不足，无法继承先人而居于尊位，心中忧惧危险，半夜起身，思考如何避免过错。从前周文王、周武王，聪慧明达，齐一圣明，无论大小官员，都怀有忠良之心，那些侍奉左右的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他们早晚辅佐君王，出入起居，无不恭敬，发布号令，无不美好，百姓敬顺，万邦皆美。唯独我一人德行不善，实在依赖左右前后在位的贤士，纠正我的不足，匡正我的过失，纠正我的邪念，使我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如今我任命你担任太仆正，统管众仆侍御之臣，努力辅佐君王弥补不足，慎重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那些巧言令色、阿谀奉承、谄媚取悦之人，只任用贤良之士。仆臣正直，君王才能正直；仆臣阿谀，君王就会自以为是。君王的德行取决于臣下，君王的失德也取决于臣下。你不要亲近奸佞小人，让他们充任耳目之官，诱导君王违背先王的法典，任用非贤之人，只以财货为吉。如果这样荒废官职，就是你不能恭敬辅佐君王，我将治你的罪。”君王说：“唉！要恭敬啊！永远依照常法辅佐你的君王。”

伯景是臣子，官职名为大仆正。仆官之长。汉代孔氏认为大仆正即大驭中大夫。查考《周官》，司马下属，大仆下大夫二人，祭仆中士六人，御仆下士十二人。注解说：仆，是侍奉尊者的名称。大仆是其长官。大驭中大夫二人，戎仆中大夫二人，齐仆下大夫二人，道仆上士十二人，田仆上士十二人。注解说在大驭之下：是大驭中最尊贵的；在戎仆之下则不称驭，称仆，这也是侍奉车驾的意思。《周官》中大仆既是仆官之长，先儒不认为大仆正就是大仆，而认为是大驭，大概是因为大仆是下大夫，而大驭是上大夫。这篇又说道：统管众仆，侍御之臣称为众仆，那么戎仆以下都是。戎仆中大夫，其地位在大仆之上，所以知道是大驭。况且大仆的职责，君王出入时只是作为前驱而已。大驭掌管驾驭君王的辂车，与君王同车，既亲近君王，又职位最高，那么大仆正不是大驭又是什么呢？不说驭而说仆，这也是《周礼》注所说的侍奉车驾的意思。穆王认为伯景贤能，任命他作为众仆之长。大概仆御之官，虽然看似卑贱，但君主的德行之所以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实际上系于此，因为他们与君王同车最为亲近的缘故。既然得到贤者作为长官，那么众仆就都是贤者了。所以穆王用册书任命他，史官记载作为此篇。此篇与《君牙》都是任命文体。《君牙》的命篇，只以其名命名；此篇去掉伯而加上命字，这也是史官一时的意思。〇惕，是忧惧的意思。孟子说：今人乍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没有不产生〇惕恻隐之心的。那么〇惕，就是心不安。所以说：〇惕惟厉，厉是危险。说我不能修德，却继承先人居于大君之位，害怕不能负荷，给先人留下羞辱，所以〇惕然不自安，半夜起身，思考如何避免过错。穆王任命《君牙》说：心中的忧惧，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他任命伯景则说：〇惕惟厉。成汤所说的栗栗危惧，也不过如此。而苏氏说：两篇书都没有哀痛恻怛的话语，这难道不是恻怛的话语吗？从昔在文、武以下，所说的避免过错，只在于大小左右之臣，没有不是正人。从前文王、武王君临天下，其德行积累于自身，聪慧足以听，明达足以视远，又有齐圣之德，那么德行充实辉光，可谓至极。文武之德之所以盛大，是因为在朝的臣子无论大小，都怀有忠良之道。即使那些侍御仆从在左右，也没有不是当世的正人。这些臣子在早晚之间，有以辅佐君王，献可替否，陈善闭邪，弥缝其阙，而匡救其恶。这就是聪明齐圣之德之所以盛大的原因。所以其出入起居，无不恭敬；发号施令，无不美好。因此，百姓敬顺，万邦皆美。这都是盛德所致，而德之所以盛，是因为臣子辅佐所致。看《立政》说，文武之臣不仅常伯、常任、准人得其人，至于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庶常吉士，那么其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可知矣。人君之所以治理天下，不仅朝廷大臣要得其人，至于左右近习，尤其不可以非其人。如果左右不是其人，那么朝夕与之居处，渐染浸渍，入于邪僻而不自知。即使大臣或得天下之杰，而君心已蠧，谁还能有所作为呢？孟子说：“一个薛居州，独自能如何宋王？”所以即使大小忠良，必须侍御仆从都是正人，然后可以。《中庸》说：“只有天下至圣，才能聪明睿智足以临下，宽裕温柔足以包容，发强刚毅足以执守，齐庄中正足以敬慎，文理密察足以辨别。”大概文武所谓

译（他）是聪明齐一、圣明的人。他出现，百姓没有不敬重的；他说话，百姓没有不信任的；他行动，百姓没有不喜悦的。因此他的声名洋溢于中原，延及蛮夷之地，凡是舟车所能到达、人力所能通达的地方，天地所覆盖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区域，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崇亲近他的。这就是所说的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号施令没有不善美的，下民恭敬顺从，万国都美好的原因。论述圣人的盛大德行，没有比这更超过的了。大概他内心积累的德行，既然充实光辉而不可掩盖，那么他表现于外部的迹象，就是这样的，这是事理必然的结果。而周文王、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成就德行，大概本于臣下的力量。文王、武王尚且不能独自成就其德行，何况周穆王呢？所以穆王自称没有良才，必定依赖左右前后在位的士人，匡正他的不足之处，弥补他的缺失，纠正他的过错，纠察他的谬误，以匡正他的非分之想，这样就能继承先王的功业。孟子说：“人不足以去迎合，政不足以去闲杂，只有大人才能匡正君心的错误，然后国家才能安定。”所以穆王继承先王的功业，必定基于这一点。说不足，说过错，说谬误，说非分之想，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他们辅助赞襄、弥补缺失，达到没有过错的境界才罢休。正因为依赖左右前后的臣子，所以现在我任命你担任仆官之长，凡是群仆侍御之臣，你都要统率并端正他们，这样就可以勉励增进君王的德行，共同修治他所不及的地方。群仆就是戎仆、齐仆之类，群仆侍御就是所说的左右前后之士。穆王希望左右前后得到合适的人选，只要得到一个伯景就可以了。大概鸾鸟和隼鸟不共翼，香草和臭草不同器，君子和小人不共事，只有贤人才能识别贤人，只有善人才能举荐善人。伯景端正，那么群仆侍御中有一个不端正的，一定不能和他共处一朝。所以左右前后都不能任用不合适的人，而关键就在于他们的长官。你既然担任仆官之长，那么那些与你同僚的群仆侍御之臣，你应当谨慎选择，不可以用巧言令色、谄媚逢迎的人来进用，只有吉士才可以。便僻侧媚，都是指不通过正道侍奉君王的人。大仆正只是中大夫罢了，却得以慎重简选他的同僚，由此可知周代的世官长官，都能自行征辟他们的僚属。所以唐代陆贽请求台阁长官能够自荐其属，就引用这个作为论据；魏元同论选举法的弊端，也引用这个。群仆之臣都用正道侍奉君王，那么君王必定端正。蓬草生长在麻丛中，不用扶持自然笔直，习惯与正直的人相处，其势不能不端正。如果阿谀奉承来取悦上级，那么君王必定自认为圣明。大概君王的心思和行为，还达不到尧舜禹汤的万分之一，而他的臣子却谄媚地说他远远超过尧舜禹汤，那么难道不会自负为圣明吗？从前子思对卫侯说：“君王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不敢纠正他的错误；卿大夫出言自以为是，而士庶人不敢纠正他的错误。”君臣既然自认为贤明，而群下同声称赞他们贤明。《诗经》说：“都说我圣明，谁知乌鸦的雌雄？”这也像现在的君臣吧？大概面临乱世的君王，如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没有不自认为圣明的，因为他们的臣子阿谀奉承。自认为圣明的人，譬如掩耳盗铃，自己听不见铃声，却认为别人也听不见。只有仆臣端正，那么君王就能纠正阿谀；如果阿谀，那么君王就会自认为圣明。君王后来的德行与不德行，只在于仆臣。君王的德行与不德行，都在于仆臣。所以穆王任命伯景时，他的言语谆谆反复，只是希望他谨慎选择贤良同类，来共同修治我一人。汉代骖乘之官，最为重要，因为他的职务与天子亲近，所以每次都用天子素来倚信的人。一旦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臣子就力争认为不可。这大概是得到了周代的遗法，穆王的遗意。汉文帝让赵谈骖乘，袁盎伏在车前说：“天子所与共乘六尺舆车的，都是天下的豪杰。现在汉朝虽然缺乏人才，难道偏偏要和受过宫刑的人同车吗？”文帝笑着让赵谈下车，赵谈哭着下车。汉成帝游后庭，想与班婕妤同辇，班婕妤辞谢说：“看古代图画，圣贤的君王，都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代君主，才有宠爱的女子。现在想同辇，难道不近似于他们吗？”皇上认为她的话好而停止。这是汉家的制度如此。耳目之官，就是群仆。因为他们在君王的左右前后，而勉力增进君王的德行，共同修治他的不足，所以称为耳目之官。只有仆臣的重要性如此。你之所以选择他们，不可不谨慎。不可亲近小人，来充任这耳目之官。用小人来充任，那么必定引导君王违背先王的典章。你所任用的，都不是合适的人选，只是因为行贿的缘故，就认为他们是吉士而推荐他们。如果是这样，那么必定不能胜任官职而损害它了。薛博士说：“《诗经》讽刺皇父选择三有事，确实是因为他多藏财货，这就是因为行贿而认为吉士的意思。”汉代韩安国用五百金送给田蚡，田蚡对太后说，于是召用他。唐代杜黄裳收受高崇文钱四万五千缗，推荐他平定蜀地。韩安国、高崇文固然可用，然而因为他们行贿而得到举荐，评论的人深以为罪。何况不是合适的人选呢？如果任用行贿的人而让他损害官职，那么你大大不能敬重君王，我实在认为这是你的罪过。景子说未见您之所以敬重君王，孟子则认为那人没有用仁义与君王交谈是不

译恭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穆王认为任用行贿的人是极大不敬其君主的用意。大概臣子所谓的恭敬，本来就不在于声音笑貌之间。要恭敬啊，这是最终告诫他们不可不恭敬。穆王对于景，既告诫他巧言令色、宠幸侧媚的人，又告诫他奸邪小人，又告诫他行贿的人。大概如果任用这样的人，那么怎么能辅佐你的君主以常法治国呢？你应当辅佐你的君主，永远以常法为准，就只应当谨慎地选拔贤良之士罢了。后世议论穆王的人，大多夸大其词。《左传》说：“穆王想要放纵自己的心意，周游天下，将使各地都有车辙马迹。”又有说得到八匹骏马，让造父驾车，西巡守防，西王母在瑶池。苏氏沿袭这种说法，于是认为穆王的书是周朝德行衰微的表现。现在看这篇文章，其言辞纯正明白，切合治国的大体。他对于仆御之臣，叮咛反复如此。至于说谨慎选拔你的同僚，不要宠幸侧媚之人，那么他的仆御之臣哪里敢引导君王做坏事呢？而君王的话既然这样，那么他又怎么会进行没有定规的游历呢？由此可知世上议论穆王的人，都是好事者编造的。应当以《尚书》为准。

译尚书全解卷三十八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三十九

宋 林之奇 撰

吕刑 周书

吕侯奉穆王之命，训示夏代的赎刑之法，于是作《吕刑》。《吕刑》这篇，是吕侯奉命所作。穆王在位百年，年老昏乱，制定刑罚来责问四方。穆王说：“古代有训诫，蚩尤最先作乱，蔓延到平民，无不成为寇贼，违背道义，内外作乱，抢劫掠夺，矫枉过正。苗民不听从灵验的政令，于是制定五种酷刑称为法，杀戮无辜，于是开始过分施行劓、刵、椓、黥等刑，进而将各种刑罚一并制定，没有差别和言辞依据。百姓兴起互相侵扰，混乱纷杂，没有诚信来覆盖诅咒盟约。残酷的威势和众多的杀戮，正向上天控告无辜。上帝监察百姓，没有馨香的德行，刑罚发出的声音只有腥臭。皇帝哀怜众多被杀戮的无辜者，用威严报复暴虐，断绝苗民不再存在于下世，于是命令重、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没有上下往来，群后及在下位者，明明辅佐常道，鳏寡没有遮盖。皇帝审问下民，鳏寡对苗民有言辞，德行威严令人敬畏，德行光明令人明察。”

吕，吕侯也。《国语》说：尧派禹治水，四岳辅佐他，赐给四岳爵位为侯伯氏，称为有吕。又说齐、许、申、吕，出自大姜，那么吕是四岳的后代，姜姓的国家。《孝经》及《礼记》等书引用此篇的话，多称为《甫刑》。考察《崧高》的诗中有“生甫”，以及《沔水》的诗中有“不与我戍甫”，甫就是吕。汉代的孔氏说：吕侯又被称为甫侯。唐代的孔氏沿袭此说，认为吕侯在穆王时代，而《崧高》是宣王的诗，《沔水》是平王的诗，所以认为吕侯的子孙改封为甫，使其子孙刚改为甫侯，那么吕侯在穆王时代，不应称为甫刑。又《崧高》的诗中所说的甫及申作为周的屏障，正是指穆王时代的吕侯而称为甫，为什么呢？《毛诗正义》说：诗及《礼记》作甫，书及外传作吕，大概是因为焚烧诗书文字遂改易，后人各从其学，不敢确定所以如此。此说也未尽善，大概甫与吕正如同荆与楚，商与殷，所以称为《吕刑》，又称为《甫刑》。《吕命》者，吕侯受命于穆王，作此书以告谕诸侯，大概是吕侯告谕诸侯称王命而已，所以说“穆王训夏赎刑”，说这是王训示诸夏以赎刑。唐代的孔氏及薛博士以赎为罚，刑为辟，篇中所说“百锾至于千锾者赎也”，“墨辟至于大辟者刑也”，这大概是想用序言所说的来概括全篇的意义，所以将赎刑分为二。如果不分，那么篇中说刑与罚，而序不应特说赎。《舜典》说：“金作赎刑”，与此赎刑有何不同而必须分开呢？苏氏说：赎是疑赦的惩罚，然而训刑必以赎者，不是赎的锾数无以作为五刑轻重的标准。这虽不分赎刑为二，然而必求所以概括全篇意义的说法，殊不知五十八篇的序有一篇意义包括于数句之间的，也有只取其大概而序之的，不可以一概观之。先儒以夏为夏禹赎刑之法，考察篇中，殊无夏禹制刑之事，唐代的孔氏沿袭此说认为夏刑近轻，商刑稍重，周虽减之犹重于夏，吕侯度时制宜，劝王改从夏法，这都无所经见，只因先儒“夏禹”之言以意揣测而已。王氏以夏为中国，其说胜于先儒，而其言又说：“先王于中国则疆以周索”，于蛮夷则疆以戎索，赎刑不施于蛮夷，施于中国而已。所以说“训夏赎刑”，这也是缘夏以生义，支离至此，也与篇内不相应。其说“训夏”者，犹说“训天下”也，不必求之太过。穆王命吕侯作此书以告诸侯，那么吕侯必为司寇。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故也。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今观此篇所以告诸侯之书，以苗民为戒，以伯夷、皋陶为法，其言恻怛矜哀，惟恐民之陷于罪戾而不能以自脱，盖有不忍人之心，其尽心可谓至矣。《诗》说：“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甫侯之名与申伯并称于《雅》，则是佐穆王致太平之功，有大造于周者，其功业即此篇而可见。以穆王之为君，而吕侯之为臣，君臣之间尽心刑罚如此，此夫子所以取之而预于百篇也。享国百年，汉代的孔氏说：“穆王即位年过四十矣。”《史记·周本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说者因以穆王年百四岁。考察《无逸》言商三宗及周文王享国之年数，皆以其在位之久，“曰王享国百年者”，皆其在位之年也。《史记》以为立五十五年，当以书为正。《礼记》说：“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