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二十

译至于魏晋以来，各自推崇本朝的一位贤明君主而尊崇他。晋朝未能领会三代确立宗庙的本意，所以唐朝自太宗到昭宗，共十八位皇帝，都用“宗”作为庙号。到了这个时候，“是宗”就成了庙号的常规称呼，不再根据德行来建立不朽的宗庙，而先王建立宗庙确立宗法的制度，至此就混乱了。这是不能不辨明的。

“说”是傅说。高宗在梦中得到他，所谓“得到”，是梦中得到他的形貌，而不是梦中得到他的名字。汉代的孔安国说：“梦见贤相，他的名字叫说。”《史记》也说：“武丁夜里梦见圣人，名字叫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考察下文说：“恭敬沉默地思考治国之道，梦见上帝赐给我贤良的辅佐，代替我发号施令，于是仔细审视他的形象，让（人）按照形象在天下广泛寻求。”傅说在傅岩的野外从事版筑工作，与梦中形象相像。这说明梦中得到的，只是贤良辅佐的形貌，等到按照所梦的形象在天下寻求，然后在傅岩的野外找到了傅说，与梦中形象相像。“肖”是相似的意思，指形貌相似，不是说他的名字与梦中相符。

作序的人在下一句说：“让百工在野外寻求，在傅岩找到了他。”上一句不知道傅说的名字，所以把名字系于梦中而称他为“高宗梦得说”，并不是说梦中得到了他的名字。高宗既然在梦中得到了傅说的形貌，于是让百工在外寻求。在傅岩的野外找到了傅说，是因为他与梦中形象相像才找到的。孔安国说：“让百官按照所梦的形象去外面寻求。”皇甫谧说：“让百工技巧之人描绘他的形象。”我认为孔安国的说法更好，大概是让百官有司分散到四方去寻求。只是说寻求的人很多，如果说让百工技巧之人描绘他的形状，那么难道会让所有从事百工技艺的人都去描绘吗？既然在天下广泛寻求，在傅岩找到了傅说，与梦中形象相符，就立他为相，讲求治理国家的大要，学问的大法。史官叙述这件事，而作了这三篇。

译武丁守孝，在阴暗中沉默了三年，脱去丧服后，仍然不说话。群臣都向武丁进谏说：“唉！知道道理叫做明智，明智的人才能成为法则。天子是君主，万国百官都效法他。君王说话就是发布命令，不说话，臣下就没有可以奉行的命令。”

“宅忧”就是居丧。史官将要叙述梦得、良弼的事迹，推究其所以然的原因，作为开端说：“武丁守小乙的丧，在阴暗中沉默了三年。关于‘亮阴’的解释各不相同，然而郑氏的解释迂回而不通。晋代杜预认为天子守三年丧，开始穿齐衰斩衰的丧服，安葬后除去丧服。‘亮阴’是居心丧，制度不与士庶相同。他的意思是说‘亮阴’二字，大概是既脱去丧服、去掉齐衰斩衰之服，而服心丧的名称。虽然他的援引经传难以相信。根据下文说：‘脱去丧服后，仍然不说话’，而上句说君王居丧在阴暗中沉默三年，那么‘亮阴’二字大概是叙述其在三年之中不说话，是符合礼制的。脱去丧服后仍然不说话，就是太过分了。群臣于是进谏。所以孔氏说：‘阴默就是沉默，居阴信默，三年不说话’，他的意思与下文确实相连接。大概史官叙述不再以重复成文。下文有‘仍然不说话’的句子，上文说居丧，所以变换文字为‘亮阴’二字，形容其不说话的事实。说其丧事不易处理，尽其诚实而诚实之，尽其诚信而诚信之，国政决于冢宰而已，君王无所参与。”《礼记》说：“日常言语要诚信，日常行为要谨慎，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励；有余不敢尽言。回顾行为，回顾言语，君子为什么不诚实呢？”慥慥，就是诚实。说君子诚实于事，不可以过度，不可以不及。假如高宗在三年亮阴之中而谈及政事，那么哀戚之情就有所不及，不是出于诚实。高宗之情既然出于内心的诚实，至于三年亮阴不说话，可以说是符合礼制了。等到脱去丧服，就可以说话了。可以说话而不说话，就是失之过度了。失之过度，就是防止有余而尽之。群臣担心他不能俯就中道以符合礼制，不为贤者之己忧，所以进谏于王说：“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虽然想不说话，但不可以不说。”《孟子》说：“上天生出这些百姓，让先知的人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唤醒后觉的人。我是天民中的先觉者。你将用这个道理唤醒这些百姓。所贵乎圣贤的，是说他们知之在先，将要唤醒未知的人。他们觉之在先，所赖以唤醒未觉的人，大概是先得乎吾心之所同然者，所以不可不推其所以为法于天下。”这正是圣贤的责任。所以群臣进谏于高宗，感叹说：“人之生，谁没有天命之性？然而不明哲就不够。”以知之明哲者，是先知先觉之人。既然明哲有以知之，那么其所知者，岂特独善而已哉？大概将要觉其所未觉，而作则于四方。如同权衡立于此，而轻重多寡，莫不于此而取正。这大概是说处圣贤之任，应当如此，高宗所以君临天下之尊，其所有者，万邦之众，百官之所仰，式命令之所自出。假如王而言及于政，则以作命百官，百官承之而可以布于万方，然后为斯民之所取则。现在仍然不说话，那么百官无所禀以为令，万方无所取则了。当王之宅忧亮阴时，百官禀命于冢宰。现在既免丧，那么冢宰归政于王了。然而仍然禀命于冢宰，而王又不说话，那么万邦之众无所禀以为令，岂不负万邦之望哉？这是群臣之进戒，谆谆而不能自已。

武丁于是作书以告诫说：“我要端正于四方，我担心德行不类，因此不说话。恭敬沉默思考道，梦见上帝赐予我良弼，他代替我说话。于是审察其象，使以形旁求于天下。傅说在傅岩之野筑墙，惟肖，于是立为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

君奭之序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者，置相其任，非特统百官、均四海而已，大概将使之左右为之师保，以辅翼成就其德，而引之于当道。所以古之宰相，必处师保之任。周、召相成王而左右之，大概以师保之尊而兼宰相之职。”高宗得傅说于版筑之微，既立以为相了，于是又以其人置诸左右，而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使之兼师保之位，身为三公之尊，非特任以为相而已。”孟子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大概大臣之事君，务在乎先立其大者，不先立乎其大者，而屑屑于其小者，那么其用力多而见功寡。所以人不足以有适，政不足以有问，而惟以格君心之非为先。大概使大臣能格君心之非而纳之于正，至于一正君而国定，那么人与政岂复有不善者哉？高宗深明乎此，所以其

译任命傅説担任宰相，不敢立即谈及政事，而是先让他处于师保这样尊贵的地位，命令他在早晚之间，接受他的教诲之言，来辅佐成就我的德行，大概是要让他匡正我的不足之处，防止过错、纠正谬误，成就我的德行，这就是所说的“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了。像高宗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了。假如做君主的德行不足，那么他的内心必定有所蒙蔽而无法接受教诲，那么辅佐的臣子即使有感动上天的功业，也没有办法施展。高宗既然得到了傅説这样足以辅佐天下的人才，而他所说的话，只是担心自己的德行有所不足，使得傅説不能施展他志向中的作为，因此在早晚之间，只希望接受教诲来辅佐自己的德行，而不涉及其他方面。

译就像金属需要磨刀石来磨砺，渡过大河需要舟船，遭遇大旱需要甘霖。请你敞开你的心扉，滋润我的心田。

这就是高宗之所以反复强调，希望傅说早晚进献规劝，以辅助我成就德行的原因。孟子说：“所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不受召唤而自行前来的臣子，想要谋事，就亲自去拜访他。如果君主尊重道德、喜爱道义不像这样，就不值得与他共同有所作为。”大概君主如果有尊重道德、喜爱道义的诚意，那么师保之臣必定乐于用善道来告知他，而他的德行没有不能成就的。所以推而广之，想要大有作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不像这样，就不值得与他共同有所作为。至于能够有所作为，还是不能有所作为，只在于德行是否成就；而德行是否成就，只在于师保之臣是否进献规劝罢了。那么高宗对傅说的期望，可以说是很好的了。所以他既命令傅说早晚进献规劝以辅助我的德行，又寄托微妙的用意，设立比喻，显示出他期望之迫切。金属想要成为利器，就不能没有磨刀石；想要渡过巨川的祸患，就不能没有舟船；大旱之时想要复苏庄稼，就不能没有甘霖。金属想要成为利器却没有磨刀石，就会钝；巨川没有舟船，就无法渡过；大旱没有甘霖，庄稼就有饥荒的忧虑。这三者都是期望深切且依赖极重的。但因为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设立比喻寄托心意以尽显其情。就像诗人所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都是用来比喻人有美好的资质，不可以不通过学习就能成就。虽然有切磋琢磨的不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只举一句来说，“玉不琢，不成器”，也足以看出这个意思。高宗设立这三个比喻，大抵是说他对傅说进献规劝的期望如此急切，寄托的心意如此深远，所以反复陈述。有的人看到这三个比喻，就必定跟着加以解说，认为每一句都有所寄托。王氏说：“‘若金用汝作砺’，是命令他治理自己；‘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是命令他渡过危难；‘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是让他恩泽百姓。”吕吉甫又认为：“‘若金用汝作砺’，是举荐一个自己而听从他；‘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是举荐臣下而听从他们；‘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是举荐天下而听从他们。”这些都是牵强附会、穿凿附会，来探求高宗的心意。根据上文说“早晚进献规劝以辅助我的德行”，下文说“敞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那么高宗在这里对傅说所说的话，大抵是想成就自己的德行罢了，还没有涉及到渡过危难、恩泽百姓以及举荐天下而听从他们的事情。

如果药不苦口，疾病就不会痊愈；如果赤脚不看清地面，脚就会受伤。

高宗既然告诉傅说，我对你的期望如此深切，想要你符合我的期望，就应当敞开你的心，不要隐瞒，不要忌讳，早晚进献规劝，来滋润我的心。滋润就像水滋润万物，有润泽的意思。苏氏说：“渴慕他的言论。”这个说法是对的。这里又说你用来敞开内心、成就我德行的方法，有两点。如果我的过失已经显露，错误谬误的痕迹已经表现在言行上，那么你就应当直言正论，极其恳切，来纠正我，就像用苦口的药来攻治难治的疾病一样。如果不使用苦口的药，那么疾病就不会痊愈。或者过失尚未显露，而所说的所做的接近错误谬误而自己不知道，那么你就一定要事先考虑祸患，使没有纠正的痕迹，就像赤脚行走要让人看清地面，不至于被荆棘瓦砾所伤一样。如果不让人看清地面，那么脚就会受伤。

只有和你同僚的官员，没有不同心，来匡正你的君主，使他效法先王，引导我高祖成汤的德行，以安抚亿万百姓。唉！敬重我此时的命令，一定要始终如一。

说你能够用这两点早晚进献规劝，来辅助我的德行，就足以符合我的期望了。然而符合我期望的原因，不只是让你尽到开导和滋润的责任，如上文所陈述的那样，凡是在朝廷的臣子和你并肩北面侍奉我的，我都同样这样期望他们。所以接着说：只有和你同僚的官员，没有不同心，来匡正你的君主。大概傅说既然担任宰相统领百官，那么从卿士以下都是他的属员。想要让傅说和他的同僚没有不同心，来匡正君主的内心，成就君主的德行，实在是因为我尊重道德、喜爱道义的诚意更加深厚而没有止境。孟子对戴不胜说：“你说薛居州是好人，让他住在王宫里，在王宫里的人无论长幼尊卑都是薛居州这样的人。王会和谁一起做坏事呢？在王宫里的人都不是薛居州这样的人。王会和谁一起做善事呢？一个薛居州能对宋王怎么样？”如果傅说能够尽到开导和滋润的心意，而在王宫里的人无论长幼尊卑都不能同心匡正君主所不及之处，那么一个傅说也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必须举荐在朝的臣子没有不同心，然后才能匡正君主而安定国家。然而臣子向君主进谏，又不可以没有依据。一定要效法古代的先王，所以你和他的同僚没有不同心来匡正君主，效法修治古代我哲王引导我高祖成汤的德行，以安定天下的百姓。下文说引导我高祖来匡正亿万百姓，上文说使他效法先王，那么先王大概是指成汤以前统治天下的君王。《康诰》说：“前往广泛寻求殷朝先哲王的经验，用来保护治理百姓。”又说：“另外寻求听闻古代先哲王的经验，用来安抚保护百姓。”这与这里完全相同。高宗之所以谆谆

译谆谆告诫，阐述其心志之所以期望，说明得深切，已经尽在于此了。因此又感叹以尽其义：“说你能恭敬我所告诫你的使命，那么我的德行就没有缺失，最终就能永远保有天命了。”

译傅说向高宗进言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才能裁得端正，君主听从劝谏才能成为圣明。君主能够圣明，臣子即使不被命令去继承职事，怎敢不恭敬地顺从君王美好的命令呢？”

高宗之所以虚心屈尊而殷切期望于傅说，是因为傅说的言辞反复激切，在这番话中已经说尽了，于是他用尽启发开导的辞藻来回复君王。这与《荀子》中“大忠以德行来匡正君主”的说法相同，大概是用德行来进言，使君主从容满足地接受。高宗告诉傅说的话，已经用金子需要磨刀石、大河需要舟船、大旱需要甘霖来比喻，以显示他期望的迫切。所以傅说回复君王，也设置比喻寄托事物来穷尽他的意思，认为君主因为听从劝谏而圣明，就像木材顺着墨线而端正一样。木材制作器具，没有不端正的，难道是木材生长出来就都端正吗？大概是因为木材生长时自有弯曲和笔直的不齐，而制作器具时必定要取用顺着墨线的，所以没有不端正的道理。君主所做的事，难道没有好与不好的区别吗？只有能听从劝谏而不违背，选择好的去遵循，好的没有不推行的，不好的没有不摒弃的，这样才能成就他的圣德。不必生来就知道，然后才能成就他的圣明。只有君主能以听从劝谏为心，这就是喜好善行了。如果喜好善行，那么天下的人都将不远千里而来告诉我，何况在朝的群臣呢？所以即使不命令他们承奉君上的心意来接受劝谏，他们的臣子也没有敢不接受劝谏的。所以接着说“君主能够圣明，臣子不被命令去继承职事，怎敢不恭敬地顺从君王美好的命令”。这是说君主如果有接受劝谏的心意，即使不反复叮咛命令他们，他们自然能恭敬顺从君王美好的命令。鲁定公问孔子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人们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难处，不差不多吗？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又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这么接近。”人们说：“我做君主没有什么乐趣，只是我的话没有人违背我。如果我的话说得好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我的话说得不好而没有人违背，不差不多是一句话就使国家灭亡吗？”这两句话，看似宽缓而不切中要害，而孔子认为国家的兴盛和灭亡实际上系于此，是因为知道做君主的难处，就自认为不足，所以听从劝谏。听从劝谏就是国家兴盛的原因。只是我的话没有人违背，就自认为有余，所以拒绝劝谏。拒绝劝谏就是国家灭亡的原因。国家的兴衰，实际上系于此一句话，是因为听从劝谏和拒绝劝谏的不同。夏桀因为拒绝劝谏而灭亡，商汤因为听从劝谏而兴盛，商纣因为拒绝劝谏而灭亡，周武王因为听从劝谏而兴盛，秦朝因为拒绝劝谏而灭亡，汉高祖因为听从劝谏而兴盛，隋朝因为拒绝劝谏而灭亡，唐太宗因为听从劝谏而兴盛，历代兴盛和灭亡的事迹，追究其根本，没有不系于此的。那么孔子的论述，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高宗命令傅说接受教诲，而傅说回复以听从劝谏。他们君臣互相告诫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先于此的。所以他的礼乐刑政，没有一句话提及，而互相劝勉的，只以此为先。苏东坡有话说：“傅说以平民身份执政，而君王虚心等待他，是因为认为他一定有超越世俗的谋略。现在他回复君王的话，只是听从劝谏而已。伟大啊，仁人的言论，简约而精要。”唐太宗，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他侍奉父母、养育妻儿、端正自身、治理家庭，有很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然而之所以能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他的成功距离圣人没有多少，只是因为他听从劝谏而已。傅说认为这一句话就可以成就圣明，所以首先进言。

《尚书·商书·说命中》

只有傅说统领百官，于是进见君王说：“唉！圣明的君王奉行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树立后王君公，由大夫师长辅佐，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按照礼制，天子居丧，百官总领政务听命于冢宰。三年期间，事情都总领于冢宰，而天子只是居丧不言，住在庐舍以表达诚意，一心一意于丧祭之事罢了。等到三年丧期结束，然后冢宰将政事归还给天子，才开始亲自处理万机政务，专门听取决断。这大概是礼经的常规定则。”高宗已经除丧，冢宰归还政事，高宗仍然恭敬沉默不言，万机政务没有禀告作为命令的，群臣恳请非常坚决，而高宗仍然不听从，说：“我担心德行不匹配。”至于代替我说话，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始终不言而寻求良佐来代替他说话。等到他得到了傅说，那么就有代替他说话的人了，于是立他为相，安置在左右，命令他早晚进献教诲，以辅助我的德行，而万机政务就委托给他罢了，不再参与。大概高宗对于傅说，信任到如此程度，任用如此专一。在傅岩之间得到他而不认为疏远卑贱，于是举国听命于他，让他代言政事，命令百官总领政务听命于他，就像他居丧不言的时候一样，不再在其中产生疑虑，实在是因为他至诚的心意上达于天下，信服于百姓，而君臣同心同德，在朝堂上相互契合，像股肱和元首一样互相作用，所以虽然在除丧之后用礼的权变，百官总领政务听命于冢宰，而天下不会做坏事。查考《周官》，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那么傅说作为宰相而统领百官，也是他的常职。而认为这是礼的权变，大概是因为上篇中他代替我

译说话，就能了解他的心意。前面已经说过“他代替我说话”，而这一篇又说“只有傅说总领百官”，那么就是万方的事务都听从他的处理罢了。像齐桓公所说的“一是仲父，二是仲父”，那种职任之重，大概不像冢宰那样相比。傅说既然总领百官，来代替高宗亲自阅览万机的政务，那么作为高宗的，只需恭敬地端正自己以面南而坐罢了。大概圣明的君主在寻求贤才时辛劳，在得到贤才后安逸，当还没有得到傅说时，恭敬沉默地思考治国之道，忧虑勤勉的念头还表现在梦寐之间，于是向天下广泛寻求，而后得到了他。等到已经得到他了，礼乐刑政，百官有司的事务全都授予他罢了，于是就在朝廷之上悠闲无为，大概所辛劳的在于求贤之前，而享受安逸快乐，是在得到贤才之后。高宗虽然悠闲恭敬，不亲自处理万机的政务，难道就会沉溺于享乐、懈怠傲慢，深居宫禁之中，而对天下的治理没有心意吗？大概是要让傅说早晚辅佐成就他的德行，使他的德行光辉显见于天下，就像北极星居于其所，而众星环绕一样。傅说既然总领百官，使高宗得以在上清心省事，于是早晚进献教诲，来辅佐成就他的德行。他的意思是认为，百官的事务虽然总领，但提挈大纲作为众目所取法端正的，在于高宗，不可不勉励，所以进而告诉君王，而他所告诉的，无非是天子执掌纲要、驾驭细节的事情。唉，这是嗟叹以加重他的言语。《诗经》说：“上天的命令，深远而不停止；啊，多么显赫，文王的德行纯正。”《中庸》解释说：“上天的命令，深远而不停止，是说天之所以为天；啊，多么显赫，文王的德行纯正，是说文王之所以为文王。纯正也是不停止的。”他的意思是认为，天道的运行日日更新而无穷，昼夜寒暑循环交替运行，造化的功绩未曾有停息。圣人体会它而形成纯正的德行，在仓促或困顿之时，也日日更新而无穷，大概是用来体现天道的。傅说想让高宗日日更新他的德行，而与天道的运行相同，所以首先告诉他：“圣明的君王奉行顺从天道。”说古代的圣明君王承顺上天的道，体会它不停止的意思，于是在外面建立邦国诸侯，在里面设立天子的都城。他之所以在上设立天子诸侯，而在下承接以大夫师长，难道是想让在位的人肆意享乐，而以职位为乐吗？只是想让它们体现上天日日更新不停止的道，君臣上下同心同德，来治理这些百姓罢了。后王是天子，君公是诸侯，大夫是在朝做官的人，师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从后王到师长，都不可肆意享乐，如果有一人肆意享乐，就失去了他们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本意。

译上天具有聪明的德行，圣人能够随时效法它，臣子恭敬地顺从它，百姓便顺从治理。

这大概是说，虽然身处高位的人都不可以安逸享乐，然而他们之所以能率领群臣不陷入安逸享乐，只在于每日更新自己的德行罢了。所以接着又说：“上天具有聪明的德行，圣人能够随时效法它。”意思是说，圣明的君王之所以奉行天道，没有别的，只在于效法上天那种聪明的德行罢了。上天的“聪”，是以天下人的听觉作为自己的听觉，所以不凭借耳朵却没有什么听不到的；上天的“明”，是以天下人的视觉作为自己的视觉，所以不凭借眼睛却没有什么看不见的。圣人效法上天这种聪明，公正地看待和听闻而不掺杂私心，那么他的见闻就能通达天下并且每日更新不停止，怎么还会有安逸享乐的心思产生呢？既然天子在上效法上天的聪明而每日更新自己的德行，那么他的臣下没有不恭敬顺从而奉行的，自然就不会做出安逸享乐的行为。君臣都不安逸享乐，就掌握了治理百姓的方法，这就是百姓之所以顺从治理的原因。《皋陶谟》说：“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泰誓》说：‘上天的看，来自百姓的看；上天的听，来自百姓的听。’”意思是说，上天的聪明就是百姓的聪明，君王如果能公正自己的心来效法上天的聪明，并率领他的臣下恭敬顺从，自然就符合百姓的心意了。百姓顺从治理，是因为得到了天下人共同认可的道理，而不是勉强顺从。傅说这样说，是告诫高宗既然把繁杂的政务委任给臣下而垂衣拱手等待成功，端正地坐在殿堂之上，假如不能广泛地听取和观察天下的情况，那么他的聪明就只局限于耳目所接触的范围，安逸享乐的心思就会产生，谄媚逢迎、当面恭维背后诽谤的人就会到来，逐渐渗透的谗言和直接受到的诬告，由此就会施行。像这样的话，傅说虽然想竭尽辅佐的力量，也不可能做到。所以他想要成就的德行，没有别的，只在于让高宗效法上天的聪明罢了。如果效法上天的聪明，那么没有什么听不到，没有什么看不见，就会明白清晰而小人没有容身之地，这就是傅说之所以能竭尽才能，而高宗之所以能实现垂衣拱手等待成功之道的原因。

只因为言语会招致羞辱，只因为铠甲兵器会引发战争，只因为衣裳放在箱子里，只因为干戈要反省自身。君王只对此保持警惕，确实能够明智，就没有不好的结果。

意思是说，想要公正自己的心来效法上天的聪明，那么他所重视的莫过于赏罚的运用。《洪范》说：“只有君王能赐福，只有君王能施威。”傅说虽然统领百官处理繁杂的政务，至于威福予夺的大权在于高宗的独断，所以既然告诫他“每日更新德行以效法聪明”，而他之所以在后面反复告诫的，在这里又详细说明了。从“惟口起羞”以下四句话，解释的人不同，最难理解。我私下探究其中的含义，上面两句有“起羞”“起戎”，各自说明祸乱产生的根源，文字上没有归结；下面两句有“在笥”“省躬”，是说导致谨慎庄重的方法，文字上没有完成。大概是因为解释的人把四句话当作四种含义，所以文字上面没有归结，下面没有完成。根据我的见解，下面两句是用来归结前面两句的：“惟口起羞”，所以“惟衣裳在笥”；“惟甲胄起戎”，所以“惟干戈省厥躬”。《礼记》说：“口头上许诺而实际做不到，怨恨就会落到自己身上。”晁错说：“君主所说的话叫做命令，一次任命授予爵位，两次任命授予服饰，三次任命授予职位。如果口头任命的人选不当，只足以招致羞辱，所以宁愿把衣裳藏在箱子里而不轻易授予别人。”甲胄和干戈都是兵器。从穿在自己身上的角度来说，称为甲胄；从加在他人身上的角度来说，称为干戈。甲胄的使用，如果不恰当，就只足以引发战争。所以在用干戈加诸他人之时，不可不反省自身，自我检查确认自己没有罪过，然后才可以讨伐别人。这大概是说赏罚的运用，祸乱萌生的地方，而其施行不可不谨慎。君王只以这“起羞”“起戎”两者作为警惕，并且确信不可轻率使用。如果知道赏罚的运用都符合功过而能够明智，就没有不好的了。

只因为治乱在于众官，官职不授予私亲宠幸，只授予有才能的人，爵位不授予恶德之人，只授予贤能的人。

从这里以下，又是为了重申前面的意思而使之详尽。意思是说，国家的治乱，只在于众官的邪正和能否。官职任命得当，那么天下国家没有地方不治理好；任命不当，那么天下国家没有地方能治理好。这是必然的道理，不可改变的正常法则。傅说虽然统领繁杂的政务，至于升迁罢黜进退，则在于高宗如何使用罢了。假如高宗所用的人选不当，那么即使傅说也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所以治乱的根本，只在于高宗能否任用众官，而傅说则能总领事务罢了。既然治乱在于众官，所以官职不可以授予私亲宠幸，爵位不授予恶德之人，只授予贤能的人之后才可以。《王制》说：“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之后才授予爵位。”大概从六卿到三百六十职，所谓官职；而公卿大夫，所谓爵位。想要授予某人官职，必须以其人的才能可以担任该官职，然后才授予官职，不可以因为私爱而授予官职。想要授予某人爵位，必须其人在担任官职时比他人贤能并且确实有德行，然后才授予爵位，不可以因为恶德而提拔他。《孟子》说：“尊重贤人，使用能人，官职不授予私亲宠幸，只授予有才能的人，这是为了使用能人；爵位不授予恶德之人，只授予贤能的人，这是为了尊重贤人。”恶德之人，是把恶当作德行的人。孔氏说：“私亲宠幸，是指知道其不可用却任用他；恶德

译说不知其非而任用他，劝诫商王要审慎地选拔人才，断绝私人的喜好。”这种说法是善意的规劝。这段话大致是想让高宗屏退小人而提拔任用君子。

译思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务必合乎时机。

意思是，心中有所作为，必须审慎思考，使其符合善道，然后才行动。所谓善，就是道理所应当如此的。虽然如此，思虑善道而后行动，却又不可不审慎时机。时机，是用来权衡善的轻重并加以运用的。就像大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像自己溺水一样；后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像自己饥饿一样。这是善。颜回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不改变他的快乐，这也是善。然而他们行善，各有其时机。在禹、稷的时代，却做颜回的事，就不是善了；在颜回的时代，却做禹、稷的事，也不是善了。善就像夏天的葛布衣，冬天的皮袍。行动合乎时机，就像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皮袍。善就可以确立了。思虑善道而后行动，就可以权衡了。思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合乎时机，那么应对万般变化就不会穷尽了。

夸耀自己的善，就会丧失他的善；夸耀自己的才能，就会丧失他的功业。

这又是告诫不要自夸自伐，从而享有圆满成功的事业。《公羊传》说：“贯泽的盟会，桓公有忧虑中原各国的心，没有召请而主动来参加的，是江国和黄国的人。葵丘的盟会，桓公震动并自夸，叛离的就有九个国家了。”凭借齐桓公的霸业，抵御夷狄，尊崇王室，匡正天下，可以说很兴盛了。等到一旦震动并自夸，叛离的竟然如此众多。大概是因为夸耀自己的善就丧失了善，夸耀自己的才能就丧失了功业。像大禹不夸耀不伐取，天下都没有人与他争功。所以人有了善和才能却去夸耀和占有，这正是丧失的原因。由此可知，想要人拥有善和才能，保全它们的方法，只在于不占有、不夸耀罢了。殷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道，以致达到中兴的功业，他的丰功伟绩，可以说无以复加了。只在于不占有、不夸耀来保全它。

凡是做事，都要有所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

这又是告诫要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做准备，治理时不忘记混乱，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大概古代治安的时候，上面恬静，下面和乐，天下无事，而危乱的萌芽，往往在其中滋生。等到一旦祸变发生在身边，以至于衰败毁坏，不可救药，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在无事的时候不能为有事做准备。所以在每件事上都要做准备，事事，就是没有一件事不在准备之中的。一件事没有准备，就有一个祸患随之而来。只有每件事都有准备，就没有危乱的祸端产生了。所以没有不可制服的祸患。

不要开启私宠，招致侮辱；不要以过错为非耻，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只有其所居守的心术端正，政事才能纯正；如果沉迷于祭祀，这就叫做不敬；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

意思是不要开启私宠的恩宠，从而招致小人的侮辱。大概小人对君上，本来不敢放纵其凌辱之心，只是君上宠信他们而故意这样做罢了。如果明知故犯，就不再有心改过的念头了。这两者，也是中等才干的平庸君主，安于逸乐，于是认为宠幸一个嬖幸未必有害于事，做一件非分之事未必导致混乱。却不知道履霜坚冰，祸患是逐渐而来的。在小事上不知道谨慎，就会逐渐导致大祸了。唐明皇宠信安禄山，为安禄山建造宅第，建成后，其中的帷帐器皿充满其中，即使是宫中的服御之物，也几乎比不上。安禄山每次出入宫禁都不被禁止，有时与贵妃对食，有时通宵不出，外面颇有丑闻，皇帝也不怀疑。对待他可以说很厚待了，而安禄山的不轨之心实际上就萌发于此，所以最终导致渔阳叛乱，天下大乱。这就是开启私宠招致侮辱以致祸患。汉武帝为窦太后在宣室设酒，让谒者引进董君。这时东方朔拿着戟站在殿下，分开戟上前说：“董偃有三项斩首之罪，怎么能进来呢？”皇帝说：“好。”于是下令停止，改在北宫设酒，让董君从司马门进入，赐给东方朔黄金三十斤。像这类事情，就是所谓的以过错为非耻。从上面这些内容，深思熟虑为高宗谋划的，无所不至。所以又总结说：“只有其所居守的心术端正，政事才能纯正。”大概意思是像上面所说的，应当谨慎的事情可谓很多了。但其根本在于君主先端正其心术。居，就是心中有所主宰。心中有所主宰，政事就不驳杂，这是根本。这就是所谓一端正君主而国家安定。从篇首到这里，都是对高宗泛论治理的要道，以启发他的心志，已经尽于此了。然而高宗的心术却有沉迷于祭祀的弊病。祖己说：“祭祀不要过于亲近。”那么高宗心术所蔽，实在就在这里。所以傅说举出这一点作为训诫，用来纠正他的过失，纠正他的谬误，矫正他既已错误的心。这就是所谓如果药不让人呕吐，病就不会痊愈。大概祭祀不希望太频繁，频繁就会轻慢，轻慢就不敬。祭祀不希望太疏远，疏远就会懈怠，懈怠就会遗忘。祭祀的疏密，只符合礼制。如果不符合礼制，而凭私意去做，那么疏密之失是一样的。大概频繁就是过度，疏远就是不及。过度与不及都不是礼的中道。高宗不审察这一点，而把沉迷于祭祀当作敬，却不知道他所谓的敬，实际上就是不敬。所以说：“沉迷于祭祀，这就叫做不敬。”而称之为不敬，是因为礼仪繁琐就会纷乱而难以实行。鬼神聪明正直，享用的是至诚。如果混乱而不合礼，鬼神怎么会享用呢？所以说：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大概早晚恭敬，正直清明，那么侍奉神灵就容易了。从明王奉行天道，到这里都是傅说所说。

译开导劝勉的言辞，用来进献教诲，从而辅佐成就高宗的德行。

译王说：“美啊！傅说，你的话我应当奉行。如果你不善于践行你所言，我就无法听闻并实行你的行为。”傅说拜手稽首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大王如果真心不觉得难，确实能契合先王的完美德行，只有傅说不进言，那才有他的罪过。”

高宗得到傅说，让他开启自己的心窍，滋润自己的内心。大概是高宗虚心屈己，乐于听取他早晚的教诲。傅说既然统领百官，于是进献美好的谋略和规划。从“明王遵循天道”以下，几十句话，无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君主术数的极致要点。他用来进言启发、滋润高宗，以成就高宗的德行，可以说倾尽底蕴而没有保留。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等待听到至忠的教诲，已经很久了。至此听到了以前未曾听到的，义理在心中愉悦而没有厌倦。所以于是感叹并告诉他说：“美啊，美是美好的意思。”古人对于饮食中美好的，必定用“防”来称说。《诗经》说：“君子有酒，防且有。”又说“物其防矣，维其偕矣。”那么“防”，就是味道的美好。高宗听到傅说的话，如同美味愉悦他的口，咀嚼其实质，饱足充足，喜爱而不厌倦。所以说“防哉”，是品味之深。既然品味了他言语的美好，于是呼唤傅说并告诉他说：“你所说的，我应当佩服并实行。如果你不善于践行你所言，那么我虽然想听闻并实行，也不可能了。”高宗得到傅说，就像金属得到磨石，渡过大河得到舟船，大旱得到甘霖。他期望如此迫切，确实是因为如果没有傅说的启发滋润，那么即使想实行，也不知道如何实行了。所以他既然得到傅说的教诲，就像饥饿时吃甘美的食物，口渴时喝甘美的饮料，入口入心，确实认为可以实行而没有怀疑。高宗既然答应傅说实行他的话，人臣侍奉君主，谏言被采纳，然后恩泽才能下达于百姓，而他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心意才能通达于天下。于是拜手稽首直到地面，以尽他对君主的敬意，又勉励高宗实行之难，希望他不倦地坚持到底。董仲舒引用曾子的话：“尊崇所听到的，就高明了；实行所知道的，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在于用心罢了。傅说所陈述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君主术数的极致要点，反复恳切，可以说尽了。高宗所听到所知道的，可以说丰富了。只有能用心尊崇所听到的，实行所知道的，那么施之于天下国家，德行仁政又将不胜丰富。所以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所贵在知道，只是想要实行罢了。知道而不能实行，那么就和它成为两回事了。所以美好的谋略虽然每天接触耳目，既然和它成为两回事，那就是别人的东西，不是自己所有的。知道并实行，那么就和它成为一体而自得。所以君主的学问，关键在于以行为先。像尧舜的治理，之所以巍巍荡荡而不可及，只是因为他们能亲身实行罢了。亲身实行，那么凡是接触我耳目的，都是自己所拥有的。自古以来如果不是大无道的君主，听到善言见到善行，没有不改变神色以示重视的。比如齐景公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景公说：“好极了。”那么景公不是不知道孔子的话可行。孟子对齐宣王说：“只有仁者能以大国侍奉小国，只有智者能以小国侍奉大国。”宣王说：“这话伟大啊。”又和他谈论文王治理岐山，对百姓实行仁政。宣王说：“这话好啊。”像宣王这样的人，不是不知道孟子的话可行。这两个人虽然都知道这些话可行，但是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实际上与这些话相反。这大概是没有亲身实行的诚心，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在于知道之难，而在于实行之难。高宗认为傅说的话美吗？这也像齐景公、宣王认为孔孟的话好一样。如果仅仅认为好，知道而不能实行，那么也就是齐景公、宣王了。所以说“知道容易，实行困难”，来勉励高宗。这就是所谓的“对君主提出高要求，叫做恭敬”。然而实行之难，是从不实行的人角度说的，所以看见它难。如果能一天用力实行，那么有什么难的呢？大王如果不怕难而用力实行，匆忙时必定这样，颠沛时必定这样。尊崇所听到的，实行所知道的，这将相信并契合先王成汤的完美德行。因为成汤之所以能成就他的德行，只是因为他听从谏言而不违背，顺应百姓，用人如同用己，改过不吝惜，对人不求全责备，检查自己唯恐不及罢了。大王能亲身实行他所知道所听到的话，这也是成汤的用心。大王能以成汤的心为心，那么对于傅说的话就没有不实的了。君主能努力实行臣下的话，臣下有美好的谋略，隐藏不告诉，那么臣下就有罪了。所以最后说：“只有傅说不进言，才有他的罪过。”这就是所谓的大臣，以道事奉君主，如果不行就停止。进谏不被采纳，说话不被听从，却喋喋不休地不停止以招致祸患，这是不可以言而言，不是所谓以道事奉君主。所以孔子对齐景公，孟子对齐宣王，话不被实行就离开罢了。至于进谏被采纳，说话被听从，恩泽下达于百姓，而不以尧舜之道期望他的君主，却有所隐藏而不说，这是可以的。可以言而不言，也不是所谓以道事奉君主。

译所以伊尹对于太甲，傅说对于高宗，他们用来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的做法，是日益加强而没有止境的。想要观察大臣的职事，以这些事例作为标准就可以了。

译《说命下》 商书

本篇记载高宗与傅说相互讲论学问的大要，大抵自古帝王之所以能够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以修养自身，并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不是通过学习而成就的。学习必定要有老师，尧以君畴为师，舜以务成昭为师，禹以西王国为师，汤以伊尹为师，高宗以甘盘为师，傅说以文王为师，成王以周公、召公为师。没有不向圣贤学习而能有所成的，也没有不学习而能成就其德行的。然而历代帝王所学习与所师从的情况，因为年代久远，其详细情况无法完全得知。只有高宗对于傅说，其问答酬酢始终完备地记载在这篇中，可以作为万世君主学问的大法。

高宗说：“来！你傅说。我小子从前向甘盘学习，后来他却退隐到荒野，居住在河边。从河边到亳都，直到最后也没有显露（踪迹）。只有你能训导我的志向。”

高宗想要向傅说请教学问，于是召傅说前来，告诉他自己想要学习的意愿。大概在高宗得到傅说之前，本来曾经向甘盘学习过。甘盘是商朝的旧臣，是有道德的人，高宗敬重他的道德而向他学习。向甘盘学习却没有坚持到底，所以想要向傅说学习以完成学业。“台小子”是高宗自谦以请教学问的言辞。“旧学于甘盘”，是要告诉傅说自己曾经学习过却没有坚持到底的意思。“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二孔的说法认为高宗在做王子的时候，曾经向甘盘学习，但中途废业，退居田野，居住在河边，所以从河边到亳都。大概因为高宗的父亲小乙想要让高宗知道百姓的艰苦，所以让他居住在民间。既然废业而居住在民间，于是就没有明显的德行。这种说法本于《无逸》篇所说的：“在高宗的时候，从前在外劳作，于是与小人在一起。”所以把“遁于荒野”当作“爰暨小人”的事情。众儒生跟随这种说法，只有苏氏不这样认为。苏氏认为武丁做太子时向甘盘学习，等到即位后甘盘退隐到荒野，武丁派人寻找他，追踪他的去向，发现他居住在河边，从河边到亳都，不知道他的最终下落。武丁没有可以共同处理政事的人，所以任用傅说。旧说则认为“遁于荒野”是武丁的退隐，武丁做太子时退隐，这绝对没有道理。退隐就像吴太伯那样，难道还会被立为继承人吗！我私下认为苏氏的说法更好。大概高宗说自己向甘盘学习却没有坚持到底的原因，是为了向傅说求教，所以说甘盘退隐离去而不知道他的最终下落，那么自己就没有可以依靠来学习的人了。他的话与下文“训于朕志”相衔接。如果跟随先儒的说法，把“遁”当作武丁的退隐，那么高宗正说着向甘盘学习，就紧接着说到“爰暨小人”的事情，不符合事理和言辞的顺序。而且他把出居民间当作“遁”，把显明的德行当作“显”，都不如苏氏的说法。大概甘盘既然退隐离去而不知最终下落，高宗惶惶然失去了所依靠的人，就像渡过大河盼望船楫，大旱盼望甘霖一样，所以得到傅说而向他学习。这就是他告诉傅说而希望他朝夕进献教诲，以成就自己德行的原因。于是接着说：“尔惟训于朕志”，意思是我的志向想要致力于学习以成就德行，你应当启发引导我的意志，引向正道，以完成我在甘盘那里未竟的学习。

如果要制作甜酒，你就是酒曲；如果要制作调和的羹汤，你就是盐和梅。你交互修治我，我不会抛弃你，我必定能够践行你的训导。

这又是借物比喻，以显示自己想要学习的意愿。范内翰说：“酒没有酒曲不能成，羹没有盐和梅不能调和。就像君主虽然有美好的资质，必定得到贤人的辅导，才能成为圣人。酿酒的人，酒曲多了就太苦，酒糵多了就太甜，酒曲和酒糵适中，才能酿成酒。做羹的人，盐多了就咸，梅多了就酸，必定盐和梅适中，然后才能做成羹。臣子对于君主，不可以上下相同，应当以柔济刚，以可济否，左右规劝纠正君主的德行，那么君主的志向才能调和。”高宗向傅说求益，所以用酿酒做羹作比喻，这种说法很好。高宗的意思，是想让傅说匡正自己不足之处，顺承正道，纠正补救，就像酿酒的人和做羹的人用甘苦咸酸相互调和而成美味，所以又接着说。你交互修治我，“交修”的意思是可否相互补救，以辅助我的不足。我所期望你以“交修”来对待我的，既然像酒对于酒曲，羹对于盐梅，片刻也不能废弃，那么就应当始终致力于成就我的德行。不要也像甘盘那样抛弃我离去，我应当信服你的言论并付诸行动，不敢失坠。查考《君奭》篇，周公告知召公留任辅佐成王的意思，他说商朝的旧臣历经几代君王而不敢自安，其中说：“在武丁的时候就有像甘盘这样的人。”那么甘盘在武丁初年，也像阿衡辅佐太甲一样，实际上担任受遗托孤的重任。由此可知高宗居丧期间，甘盘实际上担任冢宰的职务，百官都听命于他。等到他脱去丧服而甘盘归还政权，就突然离去，退隐到荒野，不知去向。高宗失去甘盘而无所依托，所以恭敬沉默地思考道理而得到傅说。那么甘盘离开商朝，大概是举国之人失去了所依靠的人，惶惶然寻找他却找不到。像甘盘这样的人，他那种高蹈的节操，杰出地超越千古之上，严子陵相比都有惭愧之色。晁补之曾经评论严子陵，认为严子陵的道义足以自足，不求于世，那么寻找他而不

译做到极致是可以的，做到极致而不做官也是可以的，何必向世人表明天子三公都是老朋友，从而表现出放荡不羁来保全自己呢？严子陵的节操确实高尚，但也没有完全忘记名声。古时候只有两个人不接近名声，其中介之推还被人遗憾他说了自己的话。晋文公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人，介之推不主动求取俸禄，俸禄也没有轮到他。介之推打算隐居于绵山之中，他的母亲说：“也让国君知道这件事怎么样？”介之推说：“我都要隐居了，还要什么言辞来修饰呢？”像介之推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被名声所累。汉朝韩康在长安集市卖药，价格固定不变，有一个女子跟韩康买药，韩康坚持价格不动。女子说：“您不就是韩伯休吗？竟然价格固定不变。”韩康说：“我本来是为了躲避名声，现在女子竟然知道了我的名字，还卖什么药呢？”于是离开，居住在霸陵之中。韩康躲避名声确实是正确的，担心别人认识他，那么默默离开就可以了，何必向世人表明我确实是韩康呢？所以说：“还遗憾他说了自己的话。”这两个人，都胜过严子陵和补之。这话大概意思是说介之推比韩康贤德，而韩康又比严子陵贤德。我私下认为介之推虽然不接近名声，但他不求显达的话，还是流传于世。这是虽然能忘记名声，但没能忘记他忘记名声的原因。像甘盘那样，身居三公辅佐的高位，忽然之间，隐退离开，那么天下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比介之推贤德，又远多了。《易经·遁卦》的上九说：“远走高飞没有不利。”大概处于隐退的界限，没有比这一爻更好的了，说的就是甘盘吧？

译傅说说道：“君王追求广博的见闻，目的在于建立功业。向古训学习，才能有所收获；不效法古训，却想长治久安，这不是我所听说过的。”

《说命》这篇书虽然分成了三篇，但文意上下实际上是相互贯通的。这是因为史官完整记录了高宗与傅说相互问答的内容。高宗殷切地期望傅说，傅说也反复告诫高宗，他们的意图从未不相关联。傅说统领百官进谏君王，君王玩味他的话而不知厌倦。高宗说：“你的话我都能奉行，如果你不善于言辞，我就听不到你的教诲了。”这是表示愿意信奉并践行他的话。傅说于是说：“知道道理并不难，难的是切实去实行。”以此勉励高宗在此处努力践行，接着又说：“君王真诚地实行并不难，确实能契合先王的成熟德行。如果我不再进言，那就有我的罪过了。”这是傅说向高宗承诺，如果高宗能实行他的话，那么他就不可以不继续进言。所以高宗叙述自己愿意学习的意图，最后说：“你与我共同修治，我不会抛弃你，我一定能践行你的教诲。”意思是说我能实行你的话，现在虚心屈己向你问学，正是该说话的时候了，不可以再沉默了。到了这一步，傅说用来启发、开导高宗的话，自然应该无所不尽了。于是详细阐述了帝王学习的根本、末节、起始和终结的顺序，明白详尽地讲述，无所不备。大概善于回答问话的人，就像撞钟一样，用小力敲击就发出小声，用大力敲击就发出大声，等到从容不迫时，声音才能完全发挥出来。高宗既然从容地发问了，所以傅说得以尽情阐述。道的根本来源于天，尧以此传承，舜以此传承，禹以此传承，汤以此传承。这几位圣人相互传承的道，大概本于性命的至正、仁义的极致。这种道，既广大又精微，既极高明又合乎中庸。学习道如果不从这一点出发，不能算是善于学习。所以傅说论学，必定以效法古人为先。所谓“师”，就是效法尧舜禹汤所传承的。孔氏认为“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是王者追求广博见闻以建立学业，他的意思大概是说“王人”就是“王者”，但“王者”这一说法没有考据依据。王氏认为傅说称呼君王并告诉他说：“人追求广博见闻，目的在于建立功业。”我认为这种说法更好。禹对舜说：“帝光照天下，直到海边百姓，万国进献，都认为是帝的臣民。”这也是称呼帝并告诉帝，与这里称呼王的文势正相同，就像后世奏事称呼陛下一样。傅说告诉高宗：“人之所以追求广博见闻，以多识前言往行者，不是为了仅仅知道而已，而是要在行事上深切明白。虽然致力于广博见闻以建立功业，但所听到的，有对有错，有邪有正。差错毫厘，谬误千里。如果不能审慎选择，只是贪多务得，以增加见闻，那么难免被邪说异端所迷惑。所趋向的是正道，用来建立邦国，才能有所收获。不效法古训而能有所收获，以长治久安的，这不是我所听说过的。”“获”就像孔子所说的仁者，先经历艰难而后获得。如三代拥有天下，传承数十世，享国数百载，这都是他们所获得的。虽然他们获得的如此长久，但导致这些的原因，正是从学习古训而来，而不顺从私意。虽然明其道，不计算功利，但功利的收获，自然延伸到无穷。如果像秦人焚烧诗书，灭绝礼乐，逞其私意而不效法古人，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的基业，却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这就是不能长治久安的。

只有学习，谦逊其志，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确实怀有此志，道就积累在他身上。只有教导，学习就完成了一半。念念不忘始终致力于学习，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达到了。以先王的成熟法度为鉴，就能长久没有过失。只有傅说能够恭敬地承奉，广泛招揽贤才，排列在众官之位。

既然说了学习古训，就会有所收获；行事不效法古人，就不能长治久安。他用来辨别邪正、是非的界限，可以说非常明确了。既然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他志向所追求的，就坚定而有操守，不再动摇。志向所追求的坚定而不动摇，就能止于至善。知道止于至善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学习之所以能有所得，只在于知道所止之处。能止于至善，那么志向就坚定。志向坚定，就顺从志向而不违背，务必及时勤勉以努力实行而不松懈，就能达到深思熟虑而有所得的地步。大概功业崇高在于志向，事业广大在于勤勉。学习想要有所得，只在于这两者。谦逊其志，功业就日益崇高；及时勤勉，事业就日益广大。这确实是学习的大法。只有能信奉怀有此志与勤勉这两者，道就积累在他身上了。“乃来”的意思，大概就是所说的自得。道积累在他身上，就是居处安稳，根基深厚，以至于取用左右都能找到源头。到了这一步，学习就成功了。然而人的学习，难道只是为了独善其身吗？《中庸》说：“真诚的人，不只是成就自己而已，还要成就万物。”成就自己，是仁；成就万物，是智。这是性的德行，是合内外之道，所以随时施行都适宜。大概学者既然谦逊其志、及时勤勉以成就自己，必定要推己及人，教导别人以成就万物。能成就自己，又能成就万物，就可以合内外之道而忠恕两尽。这大概是学习的终极。所以接着说：“只有教导，学习就完成了一半。”念念不忘始终致力于学习，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达到了。意思是推己之所有以教导别人，

译“是斆学半”，意思是教人是学习的一半。大抵学习的开始，是以仁德来成就自己；学习的终结，是以智慧来成就外物。从成就自己，推及去成就外物，其功效就完成了一半了。在这功效的一半阶段，如果能思考终始都专注于学习，那么即使推己及人去教导别人，自己的德行也实实在在地因此而日益增进，自己却察觉不到。这就是所说的“他的德行修养却不自知”，说的是推演此道，以先知去启发后知，以先觉去启发后觉，对人有益，这也就是对自己有益。傅说之所以详尽陈述为学的始终，大概就在于此。这并非傅说个人的私智。因为成汤的老师傅说，通过效法古人而学到了尧、舜、禹的治国之道，所以其本末先后的次序是这样的。这实在是先王留下的成法。高宗如果真能遵循这条道路，效法先王的成法并加以实行，那么就是效法古人而能够永保天下，没有过失了。大抵君主治理天下，必定要追求言语传遍天下而没有口过，行为传遍天下而没有怨恨厌恶，然后才能留给子孙万世无尽的基业。想要言行没有差错，就必须从学习先王的道统开始。所以傅说的话，其次序就是这样。高宗如果能审慎对待这一点，学习先王的道统，傅说就能恭敬地秉承他的德行，广泛招揽贤才，让他们位列于众官之中，共同发挥辅助修治的功效。范内翰说：“天子只应致力于学习，宰相的职责应当是求取贤才。如果天子在上好学，宰相在下急求贤才，众贤才都位列官职，那么天下难道会不治吗？宰相以进用贤才、斥退不肖为职责，百官各司其职的事务，各有主管，不是宰相的责任。天子只应当任用宰相，宰相应当任用百官。百官都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天下自然就会治理好。”唐太宗对房乔、杜如晦说：“你们担任仆射，应当急切地寻求贤人，根据才能任用，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听受诉讼案件，终日忙不过来，怎么能帮助朕寻求贤才呢？”于是下令尚书省的细碎事务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大事才上报仆射，以此来责成宰相求贤。这正是傅说广泛招揽贤才，让他们位列众官的意思。这种说法很得当。

译王说：“唉！傅说，四海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这都是你的教化所致。人的手足依靠人来支撑，贤良的大臣依靠圣人来成就。从前先代正官保衡（伊尹）辅佐我先王，曾说：‘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内心就感到羞愧耻辱，如同在闹市中被鞭打。如果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恩泽，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他辅佐我功业显赫的祖先，德行通达于上天。你应当以道显明地辅佐我，不要让伊尹独享在商朝的美名。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好国家，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获得俸禄。希望你能够继承先王的事业辅佐你的君主，永远使百姓安乐。”傅说拜手稽首回答说：“我冒昧地回应天子美好的命令。”

高宗既然听到了傅说劝勉学习的言论，其根本和枝节、先后次序，没有不全面了解的，于是感叹他言论的美好，并告诉他说：“我恭敬沉默地思考治国之道，在筑墙的地方得到了你，提拔你位居宰相。三年不说话，说话就和谐，而四海之内，没有不仰慕我的德行的，这都是你的德行有以鼓舞和感动他们。然而我想学习古代训诫，以成就圣人的德行，就必须依靠你的帮助，而不能独自完成。”所以又说：“手足依靠人来支撑，贤良的大臣依靠圣人来成就。说的是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手足的帮助，没有手足就不能成为人。君主之所以能成就他的德行，是因为有贤良大臣的帮助，没有贤良大臣就不能成就他的圣德。”大概手足对于人，贤良大臣对于圣人，实际上是相互依赖而共同成就的。既然用贤良大臣比喻手足不可或缺，于是又引用成汤当年向伊尹学习的事情，来表明他的意思。说：“我先代百官之长，自居保衡的职位，担任师傅的官职，那就是伊尹。伊尹在我先世，作为先王的手足，于是以致君泽民为己任。说：‘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内心就感到羞愧耻辱，如同在闹市中被鞭打。对于百姓，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尧舜的恩泽，就说：这是我的罪过。’大概他从田间接受成汤的聘礼，幡然起身，就固守以天下重任为己任，说：‘我要使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这些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既然开始时说了这些话，最终必定会实现。有这样的言论而君主没有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这是自己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有所不到位，其耻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想要使这些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如果百姓没有得到恩泽，这是自己成就君主德行没有用尽力量，所以恩泽没有遍及天下，其罪过也就无处逃避。正因为他的自我要求如此，所以能辅佐我有功业的祖先，其德行通达于上天，无以复加。你傅说从筑墙之处起身，位居冢宰师傅之位，其事迹大概与伊尹在数十年间相契合，那么你自我要求，不可以不拿伊尹致君泽民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你应该努力以道显明，辅佐我成就尧舜那样的学问，也就像伊尹辅佐成汤通达于上天一样，不要让伊尹独享在商朝的美名。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好国家，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获得俸禄，这是重申君臣的职分相互依赖而共同成就，君主需要贤臣来治理，贤臣需要君主来供养，也应当幡然起身接受聘礼，与我共同承担天位、治理天职、享用天禄，这就是承担致君泽民的责任了。你应当以伊尹自我要求的方式来要求自己，使你的君主德行与成汤相继，然后才能永远成就天下百姓。大概作为臣子，对上为君主树立德行，对下为百姓造福，必须先能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然后才能造福百姓。君主不如尧舜，而能使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是没有这样的事的。高宗命令傅说，既然如此重要。傅说喜欢听到他仰仗自己成就的意思，于是拜手稽首，以尽他的敬意，而恭敬地接受说：‘我冒昧地回应天子美好的命令，认为应当承担伊尹的责任，而不敢推辞。’薛氏说：‘傅说说：\"观察先王成功的法度，永远没有过失。\"这是用成汤向伊尹学习的事情来告诉他。’王说：‘不要让伊尹独享在商朝的美名，这是用伊尹辅佐先王的事情来委任他。’臣子用来成就君主的方式像那样，君主对臣子的期望像这样，即使想要不治理好国家，也不可能。这个说法很好。大概人君的学习与普通人不同，他所居住的地方极其广阔，他所驾驭的人极其众多，那么他的学习本来就不在于局限于章句训诂之间，像学士大夫的一种技艺那样。他的学习不过是学习成为尧舜而已。不学习尧舜而说学习，这是陈后主、隋炀帝的学习，所谓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如果高宗向傅说学习，那就是所谓的尧舜之学了。伊尹辅佐成汤，大概是说：用尧舜之道侍奉君主。而高宗则以成汤自期，以伊尹期望傅说，这是他所期望的，期望于尧舜的作为而已。学者期望尧舜，就像视力者必定期望离娄，听力者必定期望师旷。虽然有达到和达不到的，但没有不期望而能达到的。孟子说：‘我不讲尧舜之道，不敢陈述在君王面前，所以齐国人没有像我这样尊敬君王的。’齐国人没有用仁义与君王说话的，难道是因为仁义不美好吗？他们心里说：‘这哪里值得和他谈论仁义呢。’这样说，那么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尊敬了。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齐梁的君主都是平庸下劣的人才，他们不值得谈论仁义，这是鄙夫孺子都知道的。而孟子必定用尧舜之道在他们面前游说，不肯稍微降低自己来迎合，大概人君的学习只有学习成为尧舜这一条路而

译罢了。舍弃这个就是异端了。舍弃圣人的道而去做异端，那怎么能算是孟子呢？所以他宁愿处于困厄穷困之中而不能施展抱负，也不肯舍弃自己所学而随波逐流呢？傅説说：“孟子如果换了地方，也会是这样。”

译尚书全解卷二十

<经部,书类,尚书全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二十一

宋 林之奇 撰

高宗彤日 商书

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祖己训诫高宗，作《高宗彤日》。高宗的训诫，即《高宗彤日》。高宗在祭后的第二天，出现了野鸡鸣叫的异象。

这大概是高宗的贤臣祖己，因为野鸡鸣叫的变异，向高宗进献规戒，实在是训诫的体裁。然而他所陈述的内容，分析成为两篇，其中一篇在秦朝焚书时散佚的，既然名为高宗的训诫，所以这一篇只取篇首的“高宗彤日”一句作为篇名的区别，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查考《尚书》的百篇都有序言，汉代儒者惯例认为是孔子所作，而我私下认为历代史官只是相继传授作为《尚书》的总目，到了孔子因而编排次序，并非完全出于孔子之手。因为其中所叙述的事迹有不见于经文而单独见于序言的，像这篇正经所说的只是“高宗彤日”，并没有说是在祭祀哪座宗庙的第二天，只是说“出现了野鸡鸣叫”，并没有说它停留在什么地方，而序言却说“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如果不是当时史官所记录，那么怎么知道它是在成汤的宗庙鸣叫？又怎么知道它飞上了鼎耳呢？这件事如果不是旧史所传，那么孔子又怎么能凭借他的心意在千百年后凭空推测呢？所以百篇的序言，不过是史家叙述他们写作这一篇的意图罢了，不必探求得太深。高宗祭祀丰于父庙，父庙就是祢庙，对父庙祭祀丰盛必然对祖庙祭祀简薄了。他在祭祀成汤的时候，礼仪一定有缺失而不完备的地方，所以在祭祀的第二天，恰好有野鸡飞入宗庙中，登上鼎耳鸣叫，这是灾异，很明显了。于是贤臣祖己向王进谏，纠正补救他的过失，将使他恐惧修省，以消除天变，这就是这本书所作的原因。彤，是祭祀的第二天，按照礼仪接待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执行事务的官吏，祭祀的宾客都参与其中。商朝称之为彤，周朝称之为绎。《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舞队进入时去掉了籥。《谷梁传》说：“绎，是祭祀的第二天又祭祀。”那么彤与绎，事情相同而名称不同罢了。《丝衣》这首诗，是为绎祭接待尸而作的，而诗中说：“丝衣飘摇，戴着皮弁恭敬貌，从堂屋走到台阶，从羊走到牛，大鼎以及……”那么绎祭的时候，必定在宗庙中陈列大鼎。高宗祭祀成汤的第二天，正陈列鼎接待尸，而有野鸡从外面飞入宗庙中，登上鼎耳鸣叫。野鸡作为禽鸟，常在郊野之外飞鸣，现在却在宗庙行礼的时候，百官环列在庭院，而野鸡在宗庙的鼎耳上徘徊，像在郊野之外，这野鸡为什么而来呢？必定是宗庙祭祀的事情有不符合礼仪的地方。所以，野鸡因而到来。

祖己说：“只有先纠正王的错误，端正他的事情。”

祖己知道变异的发生，正值祭祀的第二天，那么这是上天所谴责告诫的，必定是祭祀的事情有不符合礼仪的地方，所以野鸡因而到来。于是推究导致这种结果的缘由，以警示高宗，而先说：“只有先纠正王的错误，端正他的事情。”这句话有两种解释。先儒认为有道的君主当变异来临时，端正事情而变异自然消除，其意思大概是说商朝的先世有道的君主，每当灾异来临，只端正事情以消除它，如成汤遇到旱灾，以六件事自责；太戊遇到桑谷生长的异象，严肃恭敬敬畏以消除灾难。祖己的意思，也是希望高宗端正事情像成汤、太戊那样，就可以变灾为祥，化凶为吉。先儒的意思，大概如此，其说法固然好，无可怀疑。而苏氏则认为绎祭之日，野鸡在鼎耳鸣叫，这是神明告诉王宗庙祭祀的过失。确实如此。所以祖己说应当纠正王心中的错误，大概武丁不专心修治人事而多次祭祀以讨好神明，而祭祀又对父庙丰盛，敬重父亲，轻视祖先，这是大失德行，所以祖己想要先纠正它。苏氏的意思，大概是认为祖己将向王进谏，那么应当先纠正王心中的错误，使端正事情。对于纠正王，就像孟子所说的“只有大人能纠正君王心中的错误”的纠正。我私下认为先儒的说法确实好，然而从上下文的文势来看，苏氏的说法更为优胜。因为下文说“于是训诫王”，那么上句应当是为他的同党说的。对他的同党说将纠正王的错误心，以端正事情，然后进谏于王。从“惟天监下民”以下，就是所说的纠正王的错误心以端正事情。所以我想要兼存这两种说法，而以苏氏的说法为优。

于是训诫王说：“只有上天监视下民，以义为常道。降下的寿命有长久的，有不长久的。不是上天使民夭折，是民中途断绝了性命。民有不顺从德行，不听罪过的。上天已经降下命令，端正德行，于是说：‘那将如何呢？’”

祖己想要纠正王心中的错误，以端正事情，于是训诫王说：“只有上天监视下民，其吉凶祸福没有常定，只以义为常道，常道也。民所行的符合义，那么天降下百种吉祥；不符合义，那么降下百种灾殃。吉祥与灾殃的到来，都是看民的义与不义如何罢了。所以天降下的寿命于民，有长久的，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