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全解卷二十一

译所谓“永”，那些不能长久的，并非上天的本意，而是上天确实想要断绝那些百姓的命数。大概是因为百姓不义，其中有人自己断绝了上天所赋予的命数，所以上天将要断绝他们所降下的寿命，使其不能长久。百姓如果不顺从上天的德行来践行道义，不认罪服法来改正自己的不义，上天想要断绝他们，就一定会昭示其天命，降下灾异，以匡正他们的德行，使他们恐惧并修身反省，从而背离不义而回归于道义。那些不懂道义的百姓，将会说：“上天的命数又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么上天断绝他们的命数就是必然的了。

译唉！君王所当持守的，在于敬重百姓，没有哪件事不是上天的常道；祭祀祖先，不要对近亲过于丰厚。

祖己之所以劝谏高宗，大概是因为高宗在常例祭祀中，对近亲祖先过于丰厚，而削减了对远祖的祭祀，于是导致了野鸡鸣叫的灾异。而祖己向君王进献训诫，首先指出上天对于百姓，赐予寿命有长有短，而以道义为常理。如果行为不义，从而获罪于天，上天就用灾异来警示恐惧他，而他却不自我反省，然后灾祸就降临了。他的论述既然如此详尽，于是最后归结其义说：“君王所当持守的，在于敬重百姓，没有哪件事不是上天的常道；祭祀祖先，不要对近亲过于丰厚。”以此来推度，高宗在祭祀近亲祖先时过于丰厚，想必一定有祈求长寿、请求延命的意图，就像汉武帝祭祀五畤八神那样吧？所以祖己先论述寿命长短的道理，然后才谈到“常例祭祀不要对近亲过于丰厚”，这大概是从“上天监察下民”以下，所谓端正君王心意的部分。而“君王所当持守的，在于敬重百姓”以下，则是所谓纠正其事务的部分。唉，这是感叹之辞。寿命长短的道理，只以道义为常理，长寿的年份，不能通过祈祷祭祀而得到；夭折的命运，不能通过禳解祈祷而延长。只有能经常持守正道，即使不祈求长寿，自然也就长寿了。所以君王所主要关注的，只在于敬重百姓罢了。敬重百姓，就像《大禹谟》中所说的“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如同用腐烂的缰绳驾驭六匹马”那样。君王能敬重百姓，就得到了作为人主的道义。得到了人主的道义，那么天命就会长久，将达到亿万年的岁月而不厌倦，哪里是区区祈祷祭祀所能增加其长寿的呢？寿命的长久与否，既然不在于祭祀的丰厚或简薄，那么对于祖先的宗庙，怎么可以在其中施加厚薄之分呢？〇，是继承的意思。作为祖先的人，自成汤以下，继承世代拥有天下的，无不是上天的继承者。既然无不是上天的继承者，那么祭祀他们的方法，国家有常例，不是私意所能决定丰厚或简薄的。大概古代慎重办理丧事、追念远祖的礼制，从仁爱出发亲近亲人，等而上推至于祖，称为轻；从道义出发尊崇祖先，顺而下推至于父，称为重。一轻一重，其义理是一致的。所以制定祭祀的礼制，无不有常例而不可改变。如果因为父为重而随之丰厚，因为祖为轻而随之简薄，那就是只知道有父而不知道有祖，如同知道其主干而不知道其根本。这种行为的不义，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国家的祭祀既然有如此的不义，那么上天降下灾异而野鸡鸣叫的变故，大概是为了端正君王的德行。君王能纠正其事务而持守其道义，不对近亲过于丰厚，就足以回应天命而承受长寿的年份了。如果认为天命如何呢，只是凭私意决定祭祀的丰厚或简薄，那么将成为上天所断然抛弃的。这实在是商朝社稷存亡祸福的根本，所以祖己谆谆告诫，不得不恳切地向高宗陈述。

《洪范》中的各种征兆，五事（貌、言、视、听、思）的得失，验证于阴阳二气的吉凶，肃、乂、哲、谋、圣，就会及时下雨、及时晴天、及时温暖、及时寒冷、及时风调雨顺；狂、僭、豫、急、蒙，就会经常下雨、经常晴天、经常温暖、经常寒冷、经常风调雨顺。大概天地与人，是一气的，形体在这里，必然在彼处有所感应，没有不按类别而响应的。古代谈论灾异，未曾不是这样。等到汉儒董仲舒、刘向父子等人，探求得太深，拘泥得太厉害，于是有见识的人士，往往厌恶他们的学说苛细穿凿而没有大体，就想把他们的学说全部废除，说灾异不能按类别来探求。然而也不能全部废除。譬如人的身体，五脏之气在内部有所偏胜，那么疾病的征兆必然在外部显现。比如脾受到邪气，其征兆显现在皮毛；比如肾受到邪气，其征兆显现在牙齿。像这类情况，都未曾不按类别而响应。庸医不知道其根本，就妄自在外部推求，就有主观臆测而不能中肯。因为庸医主观臆测而不能中肯，就说五脏之气不能按类别来探求，可以吗？汉儒谈论灾异，其学说流于穿凿是错误的，但其所以然的道理是不可废除的。所以苏氏说因为高宗野鸡鸣叫的事情，而知道《五行传》不容易全部废除，这实在是公正的言论。大概认为《五行传》可以废除的人，只是厌恶俗儒以至于穿凿。有的人只知道其可恶，而不知道不能按象类来探求灾异，那么也将使君主不畏惧而没有警戒恐惧。比如大火就是阳气盛，大水就是阴气盛。现在说不能按象类来探求，那就是大火并非阳气盛，大水并非阴气盛了。又如月食就修治外政，日食就修治内政。现在说不能按象类来探求，那就是月食不必修治外政，日食不必修治内政了。大体上，弯曲不可不矫正，矫正弯曲而至于过直就太过分了。学者既不拘泥于汉儒灾异的学说，又以此篇为可信，不失去按象类来探求灾异，就两全其美了。逸书与现存的书同序的，比如《肆命》《徂后》与《伊训》同序，高宗的训诫与此篇同序，而孔氏引用序文冠于篇首，在《伊训》篇末，加上《肆命》《徂后》四字，以显示其篇次应当在这里，而遭遇秦火而遗失了。如果以此为例，那么此篇的末尾，应当还有高宗的训诫四字，大概是年代久远而遗失了。如果认为此篇的末尾不再重复出现是得体，那么《伊训》的末尾就不应当多出四字。这虽然是章句的小失误，也不可不论述。

西伯戡黎 商书

殷商开始责难周朝，

译周人攻克黎国，祖伊感到恐惧，奔跑着向纣王报告。于是作了《西伯戡黎》这篇史论。根据《史记》记载，周文王从羑里的囚禁中脱身后，献上了洛水以西的土地，随后纣王赐给他弓矢和斧钺，允许他专断征伐，尊他为西伯。文王担任西伯并获得专断征伐的权力，是出自纣王的命令。既然接受了纣王的命令去专断征伐，于是对于那些行为不道的诸侯，文王为了替百姓除害，便兴兵前往讨伐。〇这个诸侯国，《史记》认为是耆国，《大传》认为是肌国，它们的读音相近，大概位于上党壶关一带，与朝歌接壤且靠近王畿，其国君与纣王同流合污，参与不义之事，并且残暴地役使百姓。文王既然拥有专断征伐的权力，于是率领军队攻克〇国并取得了胜利。既然战胜了〇国，殷朝的贤臣祖伊知道〇国行为不道，被周人所攻克，这种势头必然波及到殷朝。因为当时帮助纣王作恶的诸侯很多，百姓深受暴政之苦，渴望仁政将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其迫切程度不亚于饥渴之人对饮食的渴望。周人的德行既然已经惠及黎国，那么天下受困于暴政的人，都会相继归附周人，纣王即使想不灭亡，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就像商汤对待夏桀，原本并没有打算兴兵讨伐他，只是因为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得罪了百姓，所以商汤不得已率兵讨伐葛国。既然讨伐了葛国，于是向东征讨时西夷抱怨，向南征讨时北狄抱怨，说：“为什么唯独把我们放在后面？”百姓家中互相庆贺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能得到休养生息。”百姓希望君主拯救自己性命的愿望，既然如此迫切，商汤迫于事势的不得已，于是便讨伐夏桀而革除了夏朝的命数。大概商汤讨伐葛国本没有讨伐夏桀的心思，但讨伐夏桀的征兆实际上就在此时萌芽。文王对待黎国，也就像商汤对待葛国一样。文王攻克黎国虽然无心于讨伐纣王，但当时的人将战胜殷朝的责任归之于他，那么他即使想顾全君臣的大义而不忍心造反，然而天命和人心所迫，必然有不能停止的时候，这就是祖伊责怪周人的原因。咎，是厌恶的意思，厌恶周人将对商朝不利。说“殷朝开始责怪周人”，并不是说整个殷朝的人都责怪周人，只是指祖伊而言罢了。《史记》说：“祖伊听说这件事后开始责怪周人”，这话符合事实。祖伊之所以开始责怪周人，是因为周人攻克黎国并取胜的缘故。周人既然攻克黎国并取胜，祖伊担心这将对殷朝不利，因此震惊恐惧而奔跑着报告给纣王，史官记录了他的言论而写成这篇文献。

译西伯征伐黎国。西伯已经战胜黎国，祖伊感到恐惧，奔跑着向商王报告说：“天子，上天已经终结了我殷商的国运，通达事理的人和精通占卜的大臣，都不敢预知吉祥。并非先王不辅助我们的后人，只是君王沉溺于淫乐嬉戏，从而自我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所以上天抛弃了我们。百姓没有安定的食物，不能体察固有的天性，不能遵循国家的常法。如今我的百姓没有不想让殷商灭亡的，他们说：‘上天为什么不降下威罚？天命并不坚定！’现在君王打算怎么办呢？”

西伯大概是指周文王。郑玄说：当时文王建国于岐山，被封为雍州伯。因为国家在西方，所以称为西伯。王肃说：王者将天下分为两半，由两位公来总领治理，称为二伯，拥有专断征伐的权力。文王担任西伯，黎侯无道，文王征伐并战胜了他。唐代孔颖达推崇王肃的说法，他认为《论语》中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说文王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二，难道仅仅是一州的长官吗？况且说西伯是相对于东伯而言的名称，不能因为国家在西方就称为西伯。考察周代的制度，周朝建立诸侯国时，设立二伯，以陕原为界分治。康王即位时，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大概太保、召公是西伯，毕公是东伯。商朝的二伯想必也是这样。文王既然身为西伯，统领西方的诸侯，那么西方诸侯中行为不义的，就是文王应当征伐的对象。黎国是文王所统领的诸侯，他征伐并战胜黎国，大概是方伯连帅的职责所在。这对于文王侍奉殷商的至德，实际上并没有丧失，而祖伊之所以恐惧，并不是说文王将有讨伐商朝的心思。而是因为黎国的灭亡，预先知道殷商必然灭亡，百姓已经背离殷商而归附周朝，那么文王即使想始终坚守臣子的节操也不可能了，这就是祖伊责怪并奔跑着报告给受的原因。汉代孔安国说：文王率领诸侯侍奉纣王，内心怀有称王之心，纣王不能制约他。这种说法严重违背情理。文王之所以具备至德，正是因为他从未有过称王的心思。如果他内心怀有称王之心，而表面上率领诸侯侍奉纣王，那么他与曹操、司马懿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大概是因为阅读这篇文献而没有详细考察祖伊的意思，所以说出这种话，这是不能不辨明的。受就是纣王。这篇文献与《泰誓》《武成》都称他为受，其他书籍则称他为纣，大概是受与纣读音相近而混淆罢了。祖伊既然在黎国被灭时预先知道殷商必然灭亡，于是奔跑着报告给受，称呼纣为天子，并对他说：上天已经终结了我殷商的国运，不能再拥有天下而做天子了。他之所以知道上天终结了我殷商的国运，是因为考察至人的言论，研究元龟的占卜，都不敢预知我商家会有吉祥，意思是说必然凶险。大概从天时人事来看，知道有必然灭亡的道理。其必然灭亡的原因，不是我祖成汤以下不辅助我们的后人，从而被上天断绝，而是君王淫乐、嬉戏、安逸、懈怠，从而自我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所以先王即使有辅助之心，也无法挽救国家的灭亡。正因为君王自我断绝如此，所以上天抛弃我们的国家，使天下的百姓没有安定的食物，不能体察固有的天性，不能遵循国家的常法。这大概是说饥荒接连发生，国家多灾荒，盗贼因贫穷而起，犯法的人众多。上天保佑下民，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是想让百姓富裕，教化他们。现在竟然到了没有安定食物，不能体察天性，不能遵循常法的境地，那么君主和师长的责任都丧失了。百姓依靠什么呢？所以现在我的百姓没有不想让殷商灭亡的，认为纣王如此残暴，为什么不下降威罚给纣王？纣王如此残暴，而威罚不及其身，这就是天命不坚定，只是姑息纵容他罢了。百姓的情态对纣王怨恨愤怒如此严重，而纣王却安然自得，毫无悔改之心，而认为那些憎恶我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大概是殷商的社稷已经有必然灭亡的趋势，而纣王却安于危险，利于灾祸，乐于导致灭亡的原因，自以为必然不会灭亡。

纣王说：“唉！我活着不是有天命在上吗？”祖伊反驳说：“唉！你的罪过众多且显赫于上天，你还能向天求取天命吗？殷商即将灭亡，指向你的罪过，你将无法在你的国家中免于被诛杀。”祖伊之所以极其刚直不讳的话已经说尽了，而纣王教诲他谆谆，他却听而不闻，不听从。反而叹息说：“我生命的长短受之于天，那些百姓之所以憎恶我而想让我灭亡，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就是祖伊所说的“其如台也”。祖伊反驳，孔安国认为“反”是反过来告诉纣王，这种说法不对。根据上下文，祖伊的“反”应当是出来告诉别人。纣王认为既然已经有天命，不值得与他说话了。于是祖伊出来告诉别人，并嗟叹说：“你的罪过众多且显赫于上天，你还能向天求取天命吗？殷商即将灭亡，指向你的罪过，你将无法在你的国家中免于被诛杀。”意思是说必然灭亡的道理而不再可以挽救。苏氏说：“天子固然有天命来保护自己，现在你的罪过被上天听闻的很多了，上天将离开你，怎么还能要求上天来保护你的性命呢？”又说：“功是事，看你所做的事，即使同国的人尚且应当诛杀你，何况上天呢？”这些说法都是对的。“殷商即将灭亡”，是说转眼之间就会灭亡。商朝百姓憎恶纣王以至于有“上天为什么不降下灾祸，天命不坚定”的话，那么他们的怨恨愤怒之情可以说到了极点。而纣王却说“我活着不是有天命在上吗”，那么百姓憎恶他更加深，而上天断绝他更加严重。虽然诸侯还没有背叛

译如果这样下去，殷朝的百姓本来就会群起而作乱。荀子说：“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压制住周公旦，击鼓进军，商朝的士兵便调转矛头，于是周军乘势追击殷人，进而诛杀了纣王。”大概杀死纣王的并不是周人，而是殷人自己。牧野之战，虽然武王是兴起正义之师为天下除害，但真正杀死纣王的，实在是殷人自己。他们无法抑制怨恨愤怒之气，前排士兵倒戈，转而进攻纣王并将他杀死，以发泄平日里的怨恨，这并不是周军杀死了纣王。祖伊所说的“指着你的功业，难道在你的国家中没有杀戮吗”，他的话在这里得到了验证。详细考察祖伊之所以奔去告知纣王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周军已经乘胜攻克黎国，其势头必然对商朝不利。虽然祖伊原本就知道周朝必将夺取殷朝的天下并拥有它，然而他用来告知纣王的内容，只论述纣王自我断绝于上天，而殷朝百姓无不希望商朝灭亡，说：“上天为什么不降下威严，大的命运不再维系。”等到他劝谏而不被听从，出来告诉别人时，则只说“你的罪过重重地堆积在上天面前，你还能向天祈求命运吗？殷朝即将灭亡，指着你的功业，难道在你的国家中没有杀戮吗”，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提到周将讨伐殷朝。这是因为，如果纣王不自我断绝于上天，那么周朝将始终尽臣子的礼节来侍奉殷朝，岂敢讨伐它呢？纣王既然长期作恶而不悔改，并认为自己拥有天命，殷朝臣民相继背叛他，这就等于自我断绝于上天了，那么又怎么能禁止周朝不顺应天命和人心来讨伐商朝呢？由此可知，商朝社稷的存亡祸福，只在于纣王能否改过自新罢了。至于周朝攻克黎国，虽然足以推断殷朝必然灭亡，但殷朝灭亡的原因，并不在于此。所以祖伊只是历数天人的祸福、存亡的道理，希望纣王改过迁善，而没有提及周将讨伐殷朝的事。像祖伊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从前高祖先进入秦关，项羽后到。范增知道高祖得到了民心，于是劝说项羽说：“沛公在山东时，贪财好色，现在听说他进入关中，珍宝什么都不取，妇女什么都不宠幸，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小。我派人观察他的云气，都呈现龙形五色，这是天子的气象。赶快攻打他，不要错过时机。”所以鸿门宴上，高祖几乎没能逃脱。范增知道高祖得到民心，就应当劝说项羽施行仁政，让他不要肆意残虐而多杀戮，从而失去秦地百姓的期望。即使比不上高祖的宽厚仁爱，也还可以后于别人灭亡。范增却不是这样，凭借项羽暴虐的政治，就怂恿他实行，而唯独认为杀死高祖就足以夺取天下。大概他平生用来辅佐项羽以谋取天下的计策，只有这一条罢了。如果高祖可以被加害，他能够挽救项氏的灭亡吗？不观察范增的事例，就无法看出祖伊是懂得天命的。

译微子 商书

查考《吕氏春秋》记载：纣王的母亲生了微子和中衍，当时她尚为妾室，后来改立为妻，才生了纣王。纣王的父亲想立微子启为继承人，太史依据法度争辩说：“有嫡妻所生的儿子，不可以立妾室所生的儿子”，于是立了纣王。《史记·宋世家》记载：微子是殷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这种说法与《吕氏春秋》相同，而孟子则认为纣王是兄长之子，且认为作为君主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如果纣王是兄长之子，那么微子就是纣王的叔父。这两种说法不同。查考《泰誓》说：“剥丧元良，微子之命。”又说：“殷王元子使微子。”如果微子真是纣王的叔父，就不应当称他为元良、元子了。所以应当遵从《吕氏春秋》和《史记·宋世家》的说法：微子是纣王的同母兄长。这篇文献大概是微子预知殷朝将要灭亡，于是向父师、少师谋划，所以用微子来命名篇目。

殷朝已经错乱了天命，微子作诰，告诫父师、少师，以及微子自己。

父师，就是箕子。查考《毕命》篇，毕公担任太师，而康王称他为“父师”，这里所说的父师，那么箕子就是纣王的三公之一。少师是比干，大概是三孤之一。商周时期师保的官职，必定选择亲戚中贤德的人担任。周公、召公、毕公都担任成王、康王的师傅，比干是纣王的诸父，箕子也是他的亲戚，所以在纣王时期，他们居于公孤的高位。微子是纣王的同母兄长，虽然不担任师保，但也仕于王朝。微子、箕子，是所封之地的名称，他们作为国名还是采地名，都不可确知。他们是子爵，微子、箕子都有封国邑，所以以爵位称呼。比干虽然在王朝担任三孤，但没有封爵，所以不以爵位称呼。微子、箕子、王子比干，这三个人，都是纣王的至亲，地位尊贵职务亲近，与纣王同甘共苦。纣王暴虐无道，在人事上颠倒错乱而没有统制，所以天命也全都变得纷乱错杂。这篇文献所记载的，都是他错乱天命的事情。这三个人，既然与纣王同甘共苦，当纣王错乱天命时，知道灭亡很快就会到来。于是内心情势紧迫，不能自制，所以微子向比干、箕子谋划，而箕子就说：“国家局势危迫如此，我们三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应当顺应形势之所宜，因循内心之所安，来处在这个位置，而不可以苟且雷同。”殷史官得到了这些言论，编成了这篇文献。

微子似乎说：“父师、少师，殷朝难道还能治理好四方吗？我们的祖先成汤底定天下，将功业陈列于上天，我纣王却沉湎酗酒，在下败坏他的德行。殷朝没有不论大小的人，都喜好偷窃和作奸犯科，卿士们互相效仿而不守法度，凡是有罪过的人，竟然不能常常被抓获。小民正在兴起，互相成为仇敌。如今殷朝将要沦丧，就像渡过大水，没有渡口和边际。殷朝于是灭亡，一直到了今天。”

若曰：史官叙述其大意，而用自己的意思润色它，不必完全尽述当时所说的话。史官认为微子因为纣王错乱天命，而预知他的局势必然走向灭亡，于是便呼唤父师、箕子以及少师比干和同样忠诚的人来告诉他们。他的话说商朝的社稷危亡的征兆已经形成，不能再治理好四方了。他说“弗”或者，大概是因为他走向灭亡有必然的道理，而不可以侥幸避免。我们的祖先成汤劳苦艰难，从七十里之地而拥有天下，创业垂统，于是将功业陈列于上世，陈述法度留给后世的子孙。如今我的纣王却沉湎于酒，用败乱他的德行于天下，不把成汤创业垂统放在心上，使成汤劳苦艰难留给子孙的东西，一旦颠覆而不可复存。而殷朝的臣民正且沾染纣王的恶习，无论大小，都喜好做偷窃盗贼之事，在内外肆意作奸犯科。上至六卿，下至众士，也都互相效仿做非法度的事情。凡是有罪过的人，竟然不能常常被抓获。意思是说犯法于官府的人，都逃亡躲藏而不能常常被抓获。大概纣王既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渊薮，而卿士们互相效仿不守法度，所以有罪的人得以容留他们的奸恶。有罪的人既然得以容留奸恶，那么偷窃作奸犯科的人就在外肆意对百姓施加暴虐。于是小民积聚愤懑之气而不得伸张。微子以他的意思推测，实在担心小民将要兴起，视我们商家君臣如仇敌，然而将快意于一决。如果小民将起而视我们为仇敌，那么殷朝的沦丧就像渡过大水，没有渡口边际，防止它至于沉溺，必定不行。殷朝于是灭亡一直到了今天，是说殷朝的灭亡，现在已经到了，必定不能长久。

说：“父师，少师！我恐怕要发狂而出。我家年老昏乱，将逃往荒野，如今你们没有防备之意来告诉我，怎么办？”

微子既然知道殷朝灭亡，必定不能长久，于是又呼唤箕子、比干与他们谋划。说：“我担忧殷家灭亡，以至于发疾生狂而出。在家则年老昏乱不堪，于是将逃往荒野以抒发我的忧愁。大概说他的昏闷到了极点，置身无所。”我的愁怨既然如此严重，如今你们父师、少师却没有防备之意来告诉我，为什么呢？既然责备他们没有防备之意告诉我，于是便问他们所以处在此地的原因，而说：“殷朝的颠越陨坠，大概将要到了。其将若之

译为什么呢？”“怎么办？”郑玄说：“‘其’是语气助词。”在齐地口音中，“其”的读音像“姬”。《礼记》说：“何居？”意义与此相同。大概这个“其”字应当读作“姬”，是表示语气的词。汉代孔颖达说：“如之何其救之？”这是只把“其”当作“其”字来读，所以应当以郑玄的说法为正确。

译父师说道：“王子，上天降下酷毒的灾祸，使殷商国家荒乱，纣王正兴起沉溺酗酒之风，于是毫无敬畏之心，违逆那些年老德高及旧日在位的贤人。”

微子既然陈述了担忧商家倾覆的原因，便去咨询箕子和比干。于是箕子称呼微子为王子并告诉他说：“上天降下酷毒的灾祸，生出这位暴虐的君主，使我们的商家荒乱。他正与众人一起沉湎于酒。纣王的恶行达到这种极点，追溯其根源，只在于酒。所以微子、箕子都以此进言，而《酒诰》这篇书、《荡》这首诗，它们论述纣王恶行导致失去天下的原因，也仅仅在于此罢了。既然沉溺酗酒，于是放肆而无所忌惮，不畏惧该畏惧的，违逆那些年老德高及旧日在位的贤人，不听从他们的劝谏。”

如今殷商百姓竟然抢夺祭祀神灵的纯色完整牺牲，用来掩饰自己并食用，上天没有降灾监察殷民，纣王却用来像对待仇敌一样聚敛剥削，招致仇敌毫不懈怠，罪恶合而为一，百姓多受饥病却无人劝谏救助，商朝如今将有灾祸，我若起来进谏将承受失败，商朝即将沦丧，我不愿做臣仆，劝告王子出走以遵循正道，我过去曾想立你为继承人，王子若不出去，我们就会一同倾覆，各自安定自己并向先王献祭，我不顾及与你一同出走。

既然不畏惧上天，等到事态严重，就连天地鬼神也不畏惧，以至于殷商百姓也都效法纣王而无所忌惮。于是竟然抢夺祭祀天地神灵所用的纯色完整牺牲和祭器，颜色纯一叫作牺，身体完整叫作牷，牛羊猪叫作牲，器物中的实物叫作用。抢夺神灵牺牲祭器，是说在祭祀所应当用的物品上，无所不抢。抢夺这些牺牲祭器用来互相包庇掩饰并食用，这是无所顾忌到了极点的表现。降监殷民，是说我们下看纣王用来治理百姓的方法，他把百姓都看作仇敌，进行聚敛，剥皮敲骨，竭尽民力来获取而不顾后患。凡此都是招致仇敌的做法，而殷商的君臣正相互努力实行而不懈怠，上下之罪合而为一，使百姓多有饥病，没有人劝谏救助。周官师氏以美德劝谏君王，那么诏就是劝谏救助的意思。只因纣王的恶行达到沉溺酗酒、违逆老臣贤人的地步，而在位之人又都罪恶合而为一，百姓多受饥病无人劝谏，这就是自暴自弃，没有间隙可以进入。而微子之所以与父师少师谋划，大概是想与他们一起进谏君王以制止混乱。而箕子认为纣王的恶行已经不可进谏了，所以接着说：“商朝如今有灾祸，我若起来进谏将承受失败。”意思是上天降下祸灾以示我们商家将亡的征兆，我若因为灾祸的缘故起来进谏纣王，纣王必定不听，不足以挽救灭亡的祸患，只是自取祸患罢了。纣王既然不可进谏，而殷商的沦丧几乎就要到了。我既然因为纣王不听而不进谏，那么也不宜居位做臣仆，无论是去是留，必定都要有适当的处理方式。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虽然都是纣王的至亲，地位尊贵地处接近，与纣王同休戚，然而他们所处的形势却好像各有不同。微子是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同母兄。在纣王未亡时，箕子自处父师之位，想立微子继承帝乙，最终没能立成，那么当时封赏这两个人，大概处于极其危险的形势。纣王虽然有千百种恶行，而这两个人身居嫌疑之地，形势上不可以强行进谏。既然不可以强行进谏而白白送死也没有益处，所以微子虽然想与箕子谋划以挽救纣王的倾覆，然而箕子认为“我若起来进谏将承受失败”，意思是不可进谏。既然不可进谏，又不可居位做臣仆，所以微子出走逃避以避祸而隐居以自存，希望免于刑戮而期望纣王改过复出再辅佐他，所以说“劝告王子出走以遵循正道”。意思是我之所以教导王子，认为王子必定出走逃避，才符合正道。王子出走符合正道，是因为我过去所说的，想立你继承帝乙之后，有刻害你的地方。你若留下不走，那么将和我一起倾覆，白白一起死，对商家的灭亡没有挽救，那么我们二人所处的境地，必定这样才可以。至于比干，不处于嫌疑之地，虽然估计纣王不可进谏，仍应当追进而强行进谏，以侥幸万一听从。这也是他所处的形势，不得不如此。只因他们所处的形势不同，我们三人去留，不可拘泥于一定的轨迹，应当各自为自己谋划，各行其志，以自造于先王。总之，想要无愧于神明罢了。所以微子应当从此出走逃避到荒野，我则留居于此，隐忍以自存，而不必与他一同出走。所以接着说“我不顾及与你一同出走”，这就是自靖的原因。解说的人论及“我不顾及与你一同出走”，往往认为他能出走归周，以保存宗祀为孝，这完全不是微子自靖的本意。查《左传》，楚国攻克许国，许公面缚衔璧，穿丧服乘车载棺，去见楚子。楚子问逢伯，逢伯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微子启就是这样。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束缚接受他的璧并佩戴，烧掉他的棺，以礼相待并释放他，让他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么微子归周，大概是武王攻克商朝之后，当他离开商朝时，暂且想隐迹于荒野，以避祸自全，而等待纣王改过，还期望宗庙社稷能再次存在，这是出走逃避的本心。至于纣王恶行不悔改，被武王所灭，而他

译国家已经灭亡了。于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商朝祭祀的倾覆，出来抱着先王的祭器，回到周朝去为商朝请求保留后代，这大概是在无可奈何之下采取的计策罢了，并不是他的本心。如果像某些人的议论那样，把抱着祭器归顺周朝当作微子的隐遁，那么他在纣王的时候，不忍心国家灭亡，却把祭器偷带到别人的国家去，这难道是微子所忍心做的吗？所以论说微子隐遁的行为，不可以用抱着祭器这件事来说明。这篇文章的意义，孔子曾经论述过：“说微子离开了，箕子做了奴隶，比干因劝谏而死，殷商有三位仁人。”这三个人所处的形势不同，而孔子都把他们看作仁人。在《易经》中有这样的话：“泽中无水，是困卦，君子以此舍弃生命来成就志向。”大概是说君子处于穷困之中，不必苟且随同别人，各自顺应形势所适宜的方式，依照内心所安定的原则，来舍弃生命以成就志向罢了。这三个人，虽然所处的形势有不同，但都有忧国爱民的诚心，各自竭尽心力来体现他们哀痛不忍的道义。有的离开，有的留下，有的劝谏而死，最终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中间没有勉强，没有不是内心所安定的。正因为内心安定，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同，却同样归于仁。他们的仁，大概就是所说的处于困厄而舍弃生命以成就志向的仁。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既然平定了吴国就返回，于是泛舟五湖而隐遁离去，给大夫文种留下书信说：“狡猾的兔子死了，奔跑的狗就被烹煮；飞鸟射尽了，好的弓就被收藏。越王这个人，长脖子黑嘴，可以和他共患难，不可以和他共享安乐。你为什么不逃亡？”文种收到信，假装生病不上朝，越王赐给他剑，文种于是自杀。越王虽然长脖子黑嘴，也不算太无道的主君，范蠡既然舍弃他而离开了。那文种留下辅佐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却也要舍弃他而离开？那既然不是形势所适宜，内心所安定的，只是迫于别人的言论，勉强这样做，正好足以杀害他的身体罢了，哪里是所说的舍弃生命以成就志向呢？自己安定自己，向先王献祭，我不顾惜隐遁离去。假使文种能这样自处，那么勾践将依赖他成就霸业，不图谋这个，只是看到范蠡舍弃而离开，也想效仿他，文种不通权变也太严重了。

译尚书全解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全解卷二十二

宋 林之奇 撰

泰誓上 周书

《泰誓》三篇，大概是武王讨伐商纣王时誓师的话，史官按照先后顺序记录下来的。篇名叫做《泰誓》，汉代孔安国说：“‘泰’是‘大’的意思，用‘大’来誓众。”顾氏说：“这是‘大’之中最大的，所以叫《泰誓》。”这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用“大”来誓众，一种认为“大”之中最大的，它们的用意虽然不同，但把“泰”解释为“大”则是相同的。这大概是武王誓师的话，为了讨伐商纣王而作，就像《汤誓》是为了讨伐夏桀而作一样。然而不叫《武誓》而叫《泰誓》，大概是出于史官一时的想法，篇首有“大会于孟津”的话，于是就用“泰誓”两个字作为简册的别称，其中并没有深意，所以先儒的解释，也不过如此罢了。而王肃喜欢穿凿附会，只看到现在的书不用“大”字而用“泰”字，就解释说：“商纣王的时候，上下不沟通，天下没有邦国，武王大会诸侯，誓师讨伐以扭转否运，所以命名为《泰誓》。”王肃喜欢穿凿附会真是到了极点！“否泰”的“泰”，与“太甚”的“太”，与《大学》的“大”，这三个字是通用的。所以“泰坛”、“泰阶”、“泰伯”，虽然经传所载，有的用“否泰”的“泰”字，但其实与“太甚”的“太”、《大学》的“大”没有区别。《泰誓》的名称，也是这样。因此孟子、《左传》、《国语》提到这篇篇名，有的作“否泰”的“泰”字，有的作“太甚”的“太”字，有的作《大学》的“大”字，明显这三个字音同义同，所以可以通用。王肃只看到作“否泰”的“泰”字，就以上下不沟通，天下没有邦国，武王大会诸侯，誓师前往讨伐，以扭转商纣王的否运来解释，他的说法虽然新颖，但不是《尚书》的本意。如果《泰誓》是为了誓师以扭转商纣王的否运，那么《诰》篇名如果偶然用了“泰”字，难道也要为了扭转否运而作《诰》吗？大概王肃想要完全废弃先儒的训诂，全部用自己的意思来决断，那么他的说法必然至于如此浅陋。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二十八篇，那时还没有《泰誓》。到了孔安国整理壁中书，增加了五十五篇，《泰誓》才出现，然而他的书遭遇巫蛊事件而没有流传出来，于是就有张霸之类的人伪造《泰誓》三篇，与伏生的二十八篇一起流传，诸儒都认为是真的，所以篇内所载“观兵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等语，汉儒多引用，而太史公《史记·周本纪》也记载了这些伪书，大概没有人怀疑。到了后汉马融才开始怀疑，认为《泰誓》是后来得到的，考察它的文字似乎浅显露骨，而且我看到的书传很多，所引用的《泰誓》而不在《泰誓》中的很多。大概张霸等人虽然知道剽窃经传，所举《泰誓》的文句来写成此书，但诸儒所引用的，张霸不能全部见到。所以马融得以怀疑它。虽然确实怀疑它，然而古文书还没有出现。到了晋代，古文书才开始出现，诸儒以《泰誓》正经，比较《国语》、《礼记》、《左传》、荀子、孟子等书，都符合。于是伪《泰誓》被废弃了。晋代所出的，尚用古字。到了唐明皇天宝年间，才开始改用今字。又篇名用“否泰”的“泰”，未必是古文。这样，或许认为它出自唐天宝年间一时所定的。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先儒传授这篇序言有两点可疑，而学者相信它们。一种说法说：自从虞国和芮国争讼而得到公正裁决，诸侯都归附，认为是受命的年份，到第九年文王去世，武王服丧三年完毕，才开始讨伐殷商。学者相信这话，于是有受命称王的说法。另一种说法说：武王讨伐商纣王，在孟津观兵，以占卜诸侯的心意，诸侯全都赞同，于是退兵示弱，到第十三年，再与诸侯约定共同讨伐商纣王。学者相信这话，于是有观兵示弱的说法。根据诸儒之所以有文王受命而称王的说法，只是因为《武成》篇说：“惟九年大统未集”，而这篇序言说“十有一年”，于是说居丧三年然后足以凑成这个数目，以讨伐商纣王的年份作为文王受命的第十一年。之所以有观兵孟津的说法，大概是因为这篇序言说十一年，而篇首说十三年，于是以十一年作为观兵的举动。这两种说法虽然模仿经文，似乎可行，然而用道理来衡量，确实有不通的地方。考察《无逸》篇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先儒于是说文王在位四十二年，恰逢虞芮争讼得到裁决之事，于是改元正始而改称元年。改元正始的说法，一个君主有两个元年，或者三个四个，或者多达十几个，这大概出自汉文帝称后元，景帝称中元，而武帝更改年号。在此以前未曾有改元之事，只有刚开始即位的才称其即位之年为元年，自元年以后都积累计算，只是想要显示其在位时间的长短罢了，不像后世把改元作为国家的大事。难道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了，改称元年，武王继承文王的基业，不以其即位之年为元年，而上冒先君年份的吗？汉儒只因为他们所见汉时有改元正始之事，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