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析疑卷三十二
天下之利也
利者，义之和也。丧服自世父母、叔父母以下多曰报，盖彼此互致其所当致，则恩义洽而无睽乖，利莫大焉，况人事之酬酢乎！
译这是天下的利益所在。利益，是道义和谐的表现。丧服制度中，从祖父母、叔伯父母以下，大多称为“报”，大概是因为彼此互相给予对方应当给予的，那么恩义就能融洽而没有背离，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何况是人际交往中的应酬往来呢！
以徳报怨则寛身之仁也
怨者，犹以徳报，则物莫之伤，而身之所处寛然矣。然意主于寛身，则非仁之正也，故谓之寛身之仁。
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
此谓气质有偏胜者
考道以为无失
至道者，于道知之尽、行之至也；义道者，能因事而制其宜也。下此，则于道未有闻，亦不能真知事之宜而制之，但或监于成宪，或稽于众言，而不敢大悖于义，故为无失而已。
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诗》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贻厥孙谋，以燕翼子。』数世之仁也。《国风》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终身之仁也。」
仁自亲亲之杀以至仁民爱物，各有分数而不可混淆。若妻子之爱上同于父母，恩及禽兽而功不加于百姓，则反有害于仁。义之长短小大，则必以所处之时位与所值之事变权衡焉，取其大者长者，而毋以小者短者害之。中心憯怛与率法而行，资力浅深之数也；数世之仁与终身之仁，功施久近之数也。
仁之为器重，其为道逺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己矣。
此言君子自待宜厚，责人宜轻也。盖必天理纯固，而后谓之仁；一时一事所行得宜，即可谓之义。义之难，不若仁之难也。然君子欲尽人道，则仁虽任重道逺而不可不勉为其难。至于度人，苟律以义之精、义之全，则难为人矣。惟以众人望人，则一事偶合，犹贤于无一合者；少依于义，犹贤于背而驰者。荀卿云：「君子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绁。」亦此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徳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毙而后已。」
引诗见「中心安仁者，虽不可企及，苟能如诗人之好仁，日有孶孶，毙而后巳，虽利仁之事，终亦可以至于安仁也。」当作「中道不废」，文误也。
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易辞也。此承上二章言，即不能日有孶孶，死而后巳，但不失其所好而有志于仁，则虽有过，必不至于大恶，而人亦易谅，示人不可畏其难成而不好也。
信近情
凡事以情实，则近于信矣。曰近信者，如言或以实而不能复，然其道自可复也。
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
使圣人制行以己，则中人之不能行者不知其可耻；惟制法以民，然后众有所劝、有所愧也。
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
防惰之士，垂緌五寸；不齿之人，▯寇缟武，所谓衣服以移之也。乡论秀士而升之司徒，则与选士为羣；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则与国子为羣。其不率教者，则简右乡移之左，简左乡移之右；不变，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逺方，终身不齿，所谓朋友以极之也。此所以使民劝勉愧耻，而行有壹也。
耻有其徳而无其行
世岂有有其徳而无其行者？是非君子之言也。或曰：「义理之明于心，亦徳也，然遭变而毁其行者多矣，如▯雄之类是也。」
诗》云：「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国君以治官而择人，犹渔人以捕鱼而畜鹈也。小人任官而职不举，如鹈在梁而翼不濡，可耻孰甚焉！儒者服其服，而容辞徳行不足以实之，与夫衰绖、端冕、甲胄而色不称，皆此类也。
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
下文独举天子诸侯，盖贵极于人君，义不可以无事，则臣下不待言矣。若士、农、工、贾而弃其业，则谓之罢士、罢民，先王之世，罚必及焉。
子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徳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
孔子之时，齐之陈氏、鲁之三桓、晋之三族，皆以私恩小惠自
译以恩德回报怨恨，是宽待自身的仁德。
怨恨的人，如果用恩德去回报，那么外物就不会伤害他，而自身所处的境况也就宽裕安适了。然而，如果心意主要在于宽待自身，这就不是仁德的正道，所以称之为宽待自身的仁德。
偏重仁德的人就会轻视义理，亲近但不庄重；偏重义理的人就会轻视仁德，庄重但不亲近。
这就是说人的气质有偏颇和胜出的情况。
考察道义以求没有过失。
至高的道，是对道认识得穷尽、践行得极致；义理之道，是能够根据事情来制定适宜的措施。低于这个层次的，对道没有听闻，也不能真正了解事情的适宜之处并加以制定，只是有时借鉴已有的成法，有时参考众人的言论，而不敢大大违背义理，所以只是做到没有过失罢了。
孔子说：“仁德有等级，义理有长短大小。内心悲悯，是爱人的仁德；遵循法度而勉强去做，是凭借仁德的人。《诗经》说：‘丰水岸边有茂草，武王难道不任职，留给子孙谋略，以安翼子孙。’这是延续几代的仁德。《国风》说：‘我自己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这是终身的仁德。”
仁德从亲近亲人的差等直到仁爱百姓、爱惜万物，各有其等级界限而不可混淆。如果对妻子的爱等同于对父母的爱，恩惠施及禽兽而对百姓却没有功劳，这就反而有害于仁德。义理的长短大小，一定要根据所处的时位和遇到的事变来权衡，选取大的、长的，而不要用小的、短的来损害它。内心悲悯与遵循法度而行，是凭借力量深浅的等级；几代的仁德与终身的仁德，是功业施予久近的等级。
仁德作为器物是沉重的，作为道路是遥远的，举起的人不能胜任，践行的人不能达到。选取数量多的，就是仁德。那些努力追求仁德的人，不也很难吗？所以君子用义理来衡量别人，就很难让人接受；用常人的标准来期望别人，那么贤德的人就可以了解自己了。
这是说君子对待自己应当宽厚，要求别人应当轻微。大概必须天理纯粹坚固，才能称为仁德；一时一事做得适宜，就可以称为义理。义理的难，不如仁德的难。然而君子想要尽到人道，那么仁德虽然任重道远，也不可不去努力克服困难。至于衡量别人，如果用义理的精深、义理的完备来约束，就很难让人接受了。只有用常人的标准来期望别人，那么一件事偶然符合，也胜过一件都不符合的；稍微依从义理，也胜过背离义理而跑的。荀子说：“君子衡量自己用绳墨，接待别人用粗绳。”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内心安于仁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大雅》说：“道德轻如毫毛，百姓很少能举起它，我观察思量，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喜爱却无人能助。”《小雅》说：“高山令人仰望，大路令人行走。”孔子说：“《诗经》喜好仁德就像这样，向着正道而行，在半路就废弃了，忘记自己年老，不知道年岁不够，低头勤勉，每天孜孜不倦，直到死才停止。”
引用《诗经》表明“内心安于仁德的人，虽然不可企及，如果能像诗人那样喜好仁德，每天孜孜不倦，直到死才停止，即使是追求利益仁德的事，最终也可以达到安于仁德的境界。”应当作“中途不废弃”，原文有误。
仁德难以成就已经很久了，人人都失去了他们所喜好的，所以仁德之人的过错容易推辞。这是承接上面两章说的，即使不能每天孜孜不倦，死而后已，只要不失去所喜好的而有志于仁德，那么即使有过错，也必定不至于大恶，而别人也容易谅解，以此显示人们不可因为害怕难以成就而不喜好仁德。
诚信接近实情。
凡事以实情为基础，就接近诚信了。说接近诚信，是因为言语有时虽然真实但不能再次实现，然而其道理自然可以再次实现。
所以圣人制定行为规范，不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制定，而是让百姓有所劝勉、有所羞愧，从而践行他们的言语。
如果圣人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制定行为规范，那么中等资质的人不能践行，就不知道这是可耻的；只有制定适合百姓的法度，然后众人有所劝勉、有所羞愧。
用服饰来改变他们，用朋友来穷尽他们。
防止懒惰的人，垂下的帽带五寸；不被齿列的人，穿着粗布衣服，这就是所谓用服饰来改变他们。乡里评定秀士并提拔到司徒那里，就与选士为群；司徒评定选士中的优秀者并提拔到学中，称为俊士，就与国子为群。那些不听从教化的人，就从右乡移到左乡，从左乡移到右乡；如果不改变，就移到郊外，移到遂地，放逐到远方，终身不被齿列，这就是所谓用朋友来穷尽他们。这就是让百姓劝勉羞愧，而行为专一的原因。
有德行而没有行为是可耻的。
世上哪有有德行而没有行为的人？这不是君子的话。有人说：“义理在心中明白，也是德行，然而遭遇变故而毁坏行为的人很多，比如某某之类就是。”
《诗经》说：“鹈鹕站在鱼梁上，不沾湿它的翅膀。那个人，不配他的服饰。”
国君治理官府而选择人，就像渔夫捕鱼而饲养鹈鹕一样。小人担任官职而职责不举，就像鹈鹕站在鱼梁上而翅膀不沾湿，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呢！儒者穿着儒服，而容貌言辞德行不足以充实它，以及穿着丧服、礼服、甲胄而神色不配，都是这类情况。
君子所说的义理，贵贱都在天下有事可做。
下文只举天子诸侯，大概是因为尊贵到了极点的人君，义理不可以无事，那么臣下就不必再说了。如果士、农、工、商放弃他们的职业，就称为罢士、罢民，先王的时代，惩罚必定会波及他们。
孔子说：“在下位的人侍奉在上位的人，虽然有庇护百姓的大德，不敢有统治百姓的心，这是仁德的深厚。”
孔子的时代，齐国的陈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三族，都以私恩小惠自
结于民，以倾其君，乃乱贼之心，不可复以仁义责之矣。等而上之，则齐桓、晋文少立勤王之功，遂有属服羣侯之志，孔子盖深痛僭乱之由而发此叹，故举舜、禹、文王、周公以为事上之凖则。而孟子则明着其义而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齐桓、晋文之盛，身没而争夺簒弑之祸兴，其国终夺于强臣，以视舜、禹、文王、周公之受福于天者何如乎？而况三桓、三族、田氏专务回邪，而欲以恶徳求福乎？「受方国」，独举文王者，舜、禹、周公所事皆圣贤之君，而文王所事者纣，遭君臣之变，以新天命，而厥徳不回，其所为良独难耳。
译如果臣子与百姓勾结，以此倾覆君主，这便是乱臣贼子的心肠，不能再以仁义来要求他们了。由此向上推究，齐桓公、晋文公稍有些勤王救主的功劳，便产生了统率诸侯的野心，孔子大概是深切痛恨僭越作乱的根源而发出这样的感叹，所以列举舜、禹、文王、周公作为侍奉君主的准则。而孟子则明确阐述其中的义理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齐桓公、晋文公的强盛，在他们死后争夺篡弑的祸乱便兴起了，他们的国家最终被权臣夺取，这与舜、禹、文王、周公承受上天福佑的情况相比，又怎样呢？更何况三桓、三族、田氏专门从事邪僻之事，却想以恶德来求取福报呢？“接受四方诸侯的朝见”，这里只列举文王，是因为舜、禹、周公所侍奉的都是圣贤之君，而文王所侍奉的是纣王，遭遇君臣关系的变故，以此更新天命，而他的德行没有邪僻，他所做的事确实更加艰难。
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谓便人。
当作名之浮于行也，盖后稷之烈至矣，而未尝自尚其功，而世人动自谓有功于人，惟欲名之浮于行耳。
凯以强教之弟以説安之
先王之教，其顺而易者，固无所用强。至如丧期之禁食色，战陈之忘躯命，任负之代长老，明知为人情所难而取必焉，未始非强教也。谓之凯者，鼓之、舞之，如战期必胜而以凯入也。説安独举弟者，君父之事，虽服勤犯难，人心所安，不必有以説之。若事兄事长，已所勤施，人亦以此致于已，故丧服于旁亲皆曰报。记曰：「礼得其报则乐。」知人亦以此致于已，则説而安之矣。
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
三代以前，誓师而外，教令无不平易近人者。盘庚迁殷，民不适有居，在位者胥动以浮言，而谆复化诱，如父兄之语子弟。言及断弃用罚，则称髙后及其祖父以临之，可徴古民之畏鬼神，过于教令矣。
贼而蔽
李光地曰：「谓以烦文缛节相督责，而昧于情理之宜。」
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非殷周之道有敝也，俗之敝，立法以禁之，而法之中又生敝焉，则终无以胜之矣。
有忠利之教
上思利民，忠也，以忠于利民为教，故入人深。
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
利者，利于国、利于民也。事有大小，而言随之，故所望亦异。所入者大言，而君加以小禄，则终不能行其言，而道有所屈矣，故不可受，而当引身以退。其曰「朝廷不辞贱者，百官随分以効功」，不以大言受小禄者，君子为道而自重也。
事君不下达
待君之求，不自干进，或因人以求进也。
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
侍御仆从，朝夕君侧，必能可否相济，然后君徳正。宰正百官，则内治修；大臣虑四方，则外患弭。宰非不虑四方，大臣非不各正其官属也，而职任所专，则不可混。唐虞百揆亮采惠畴，四岳宾诸侯；成周一相治内，二相分陜。盖古制如此。
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则利禄也
去国无至于三之理，盖谏谋屡不用也。此谓羇旅之臣，必出境以明义；若父母之邦，则归禄与政焉可也。
君子不以辞尽人
人有虚言而无实用者，又或讷于口而明于心，皆不得以辞尽之。
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
行有枝叶，如事父兄、接宾旅、睦亲党，其仪节益详也。惟有道时乃能然。生民狭隘，使民酷烈，则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舎
不能赙，不能馈，不能馆，而漫为是问，是饰为枝叶之言，而聴者亦将薄之。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水惟淡，故味不变；醴则甘而易败也。
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寜有已怨。
初有怨而后解释，怨犹可已；若负诺责，则怨望无已时。
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
虽圜丘方泽，牛亦须卜，故曰：「无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防事上帝
大飨不问卜，旧説专指季秋明堂之飨。以事义揆之，惟圜丘、方泽期日一定，大司乐有明文。若当冬夏日至，王丧未殡，祭亦宜废；既殡，则嗣王越绋而徃，故无所用卜。若四郊迎气之日，或王有微疾不能行礼，或期功重丧未殡，不能致其诚壹，则不宜以此而废郊，必俟疾愈、丧期少逺而后卜日，所谓「不敢以其私防事上帝」，谓此类耳。明堂大飨以季秋之月而无定期，礼宜卜日，与祀五帝同。羣言纷乱，经传无徴，惟以事理为衡，以俟后之君子可也。
不犯日月
李光地曰：「不犯日月，恐是遭丧后当郊、社常祭之日，自启至反哭，避此日，非他祭卜日之谓也。」
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寝室
卜宅寝室，主国卜之也。客不筮，恐人疑主国卜宅寝室以处之，所以爱敬客也。卜重于筮。注云：「不以筮，恐人疑卜之人，转不疑乎
译后稷的功业之所以能光耀天下，难道靠的是一双手一只脚吗？只是因为想要使实际的行为超过名声，所以自称是便利他人的人。
应当说是名声浮于行为之上。大抵后稷的功业已经极盛了，却从未自夸其功，而世人动不动就自认为对别人有功，只是想要使名声超过行为罢了。
凯以强教之，弟以説安之
先王的教化，那些顺理成章、容易做到的，本来就不需要用强力。至于像守丧期间禁止饮食女色，作战时忘记身体性命，背负重物代替老人，明知这些是人之常情难以做到的，却一定要做到，这未尝不是用强力来教化。称为“凯”，就是像击鼓、跳舞一样激励他们，如同在战期必胜时凯旋而入那样。说“弟”（悌）能使人悦服安定，只举出弟弟这一项，是因为侍奉君父的事，虽然要勤勉效劳、冒犯危难，但人心本就安于这样做，不需要有什么来使人悦服。至于侍奉兄长、长辈，自己所勤勉施行的，别人也会以此回报给自己，所以丧服对于旁系亲属都称为“报”。《礼记》说：“礼仪得到回报就会快乐。”知道别人也会以此回报给自己，就会悦服而安定了。
对民众来说，亲近但不尊贵；对鬼神来说，尊贵但不亲近。
夏商周三代以前，除了誓师之外，教令没有不平易近人的。盘庚迁都到殷，民众不适应那里的居住，在位者都因浮夸的言论而动摇，于是盘庚反复地教化诱导，就像父兄对子弟说话一样。说到断然舍弃、使用刑罚时，就称引高祖和祖父来威慑他们，可以证明古代民众畏惧鬼神，超过了畏惧教令。
贼而蔽
李光地说：“意思是说用繁琐的条文和礼节互相督责，而昧于情理之宜。”
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并不是殷周之道有弊端，而是风俗有弊端，立法来禁止它，而法律之中又产生了弊端，那么最终就无法战胜它了。
有忠利之教
君主想着有利于民众，就是忠，以忠于利民作为教化，所以深入人心。
侍奉君主，如果大话被采纳，就期望得到大利；如果小话被采纳，就期望得到小利。所以君子不因为小话而接受大俸禄，也不因为大话而接受小俸禄。
利，是指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事情有大有小，言论随之不同，所以期望也不同。如果采纳的是大话，而君主给予小俸禄，那么最终就不能实行他的言论，而道义就会受到委屈，所以不可接受，应当引身退下。所谓“朝廷不推辞卑贱，百官各按本分效忠”，不因为大话而接受小俸禄，是君子为了道义而自重。
事君不下达
等待君主的征召，不主动干求进用，或者通过别人来求取进用。
近臣保持和谐，宰相端正百官，大臣思虑四方。
侍御仆从，早晚在君主身边，必须能够肯定与否定相互补充，然后君主的德行才能端正。宰相端正百官，那么内政就修明；大臣思虑四方，那么外患就消除。宰相并非不思虑四方，大臣并非不各自端正其官属，但职责专门，就不能混淆。唐虞时期，百揆（宰相）辅佐治理，四岳接待诸侯；成周时期，一相治理内部，二相分治陕地。大概古代制度就是这样。
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则利禄也
离开国家没有达到三次的道理，大概是因为谏言谋划屡次不被采用。这是指羁旅之臣，必须出境以明大义；如果是父母之邦，那么归还俸禄和政事就可以了。
君子不以辞尽人
人有虚言而无实用者，又或口拙而心中明白，都不能用言辞来完全了解他。
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
行为有枝叶，比如侍奉父兄、接待宾客、和睦亲族，其仪节更加详细。只有在有道的时候才能这样。如果民生狭隘，役使民众残酷，那么救死都怕不够，哪里有空闲去治理礼义呢？
所以君子在丧家旁边，如果不能资助，就不问其所花费；在病人旁边，如果不能馈赠，就不问其所想要；有客人不能提供馆舍，就不问其所居住。
不能资助，不能馈赠，不能提供馆舍，却随意地问这些，是装饰为枝叶之言，而听者也会轻视他。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水因为淡，所以味道不变；甜酒则甘甜而容易败坏。
所以君子与其有承诺的责任，宁愿有已解决的怨恨。
起初有怨恨而后解释，怨恨还可以停止；如果背负承诺的责任，那么怨恨就没有止境。
从前三代明王，都侍奉天地神明，没有不用卜筮的。
即使是圜丘方泽，牛也需要卜，所以说：“没有不用卜筮的。”
不敢以其私防事上帝
大飨不问卜，旧说专指季秋明堂之飨。以事义推测，只有圜丘、方泽日期一定，大司乐有明文。如果当冬夏日至，王丧未殡，祭祀也应当废除；既殡，则嗣王越绋而往，所以无所用卜。如果四郊迎气之日，或者王有微疾不能行礼，或者期功重丧未殡，不能致其诚壹，则不宜以此而废郊，必俟疾愈、丧期少远而后卜日，所谓“不敢以其私防事上帝”，谓此类耳。明堂大飨以季秋之月而无定期，礼宜卜日，与祀五帝同。群言纷乱，经传无征，惟以事理为衡，以俟后之君子可也。
不犯日月
李光地说：“不犯日月，恐怕是遭丧后当郊、社常祭之日，自启至反哭，避此日，非他祭卜日之谓也。”
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寝室
卜宅寝室，由主国卜之。客不筮，恐人疑主国卜宅寝室以处之，所以爱敬客也。卜重于筮。注云：“不以筮，恐人疑卜之人，转不疑乎
？天子道以筮，诸侯乃道以龟乎？天子不卜处大庙，亦所至之国不卜耳。」
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事其君长，是以上不凟于民，下不防于上。
译天子用蓍草占筮，诸侯才用龟甲占卜吗？天子不在太庙占卜，也只是在所到的国家不占卜罢了。”
君子恭敬就使用祭祀的礼器，因此不废弃历法时日，不违背龟甲蓍草的占卜，以此恭敬地侍奉君主和长官，所以上层不亵渎百姓，下层不阻塞上层。
此人臣膳君之礼。天子适诸侯，或诸侯燕于诸臣之家，则用祭器，卜日而请之。《春秋传》陈敬仲饮桓公酒，曰：「臣卜其昼。」盖古有此礼。若天子诸侯礼朝聘之宾，虽用祭器，而无卜日之礼，且不宜曰以敬事其君长。
礼记析疑卷三十二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析疑》>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析疑卷三十三
翰林院侍讲衔方苞撰
缁衣
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人君不仁，则不能厚生以正民徳、彰志以明其教。礼俗并败，则闺门之内，男女少长相乖相怨，而不能和；亲族姻乡党之中，强弱知愚相胁相欺，而不能和顺。百姓虽有仁心，而不能自遂矣。遂者，通达也。必王道四达而不悖，然后民情欣畅而交通也。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老庄之志，太古可言而不可行也。北宫之女不嫁以养父母，阳城兄弟相爱，皆终身不娶，可行而不可言也。危当作违，以音同而误。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
禁人以行，盖身为之，则管子所谓「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也。
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
言虽善，必虑其所终。老、庄欲人为太古之无事，而不知其终不可行。行虽善，必稽其所敝。晏子国奢示俭，而不知其敝至于偪下。
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徳壹。朱轼曰：「言衣服，则一身容貌兼之矣。《鸣鸠》『其带伊丝，其弁伊骐』是也。从容有常，其仪一也。仪之一，由心如结，此民徳之所由壹也。」
为下可述而志也
人臣图利徇私，则其事不可以告人；苟为上为徳为下为民，则皆可述而志也。
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
不及，已之才所不及也。行人子朱不能其职，而以当御争，殷浩以北伐为已任，援其所不及也。不知者，君所不当知也。《书》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若每以烦君之听，则凟矣。其辞同，而别以已与君者，援则自巳而言之也，烦则不可自已而言之也。
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
人君必能行其政，成其教，然后爵禄当而民知劝，刑罚当而民知耻。若无政无教，则爵及恶徳，刑枉无辜，民且有疾心，而何由劝且耻乎？
故上不可以防刑而轻爵
荀卿曰：「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故上不可以防刑而轻爵也。」
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
古者侍御、仆、从，大臣皆得进退死生之，此君徳所以不荒，庶政所以无壅也。若大臣不能治身，则必与迩臣比矣；不能治官，则无以禁迩臣之相比矣。不能治者，不可使居其位，故居其位者，不可以不敬也。《周官》：「王之侍御、仆、从，无一人不统于冢宰。」大臣不能自治，则便辟侧媚者无所畏忌，故迩臣比也。
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大臣以富贵之过而忠衰于君，则百姓且为之不宁，可用为民表乎？此不能敬之过也。迩臣能探君之情，移君之计，庶士庶民皆视其趋向而争赴之，是之谓民之道也，而可不慎乎？道与《道之以政》同义。
毋以内图外
图如我仪图之之图，度也，议也。内谓左右近习也。人主于外臣，多好与左右近习私议之是非，所以失实而多蔽也。若与廷臣之正直者公议之，不得谓以内圗外。
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
端人正士，非不知其贤也，以其防己之欲，而不能亲；便嬖侧媚，非不知其贱也，以其便已之私，而不觉相信。此民所以失其亲上之心，而视教令为具文也。
徳易狎而难亲也
水之徳，居常则日渉而无患，故易狎；遇险则一陷而不可脱，故难亲。
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闭于人，谓其情不得上达；有鄙心，谓怨恶其上。闭于人则有鄙心，所以不可慢也。然有鄙心而上卒无由知，以陷于大患，故曰易以溺人。
译这是臣子侍奉君主的礼仪。天子前往诸侯国，或者诸侯在臣子家中宴饮，就使用祭祀的器皿，占卜日期并请求准许。《春秋传》记载陈敬仲请桓公饮酒，说：“臣子占卜了白天的吉时。”大概古代有这种礼仪。如果天子、诸侯以朝聘之礼接待宾客，虽然也使用祭祀器皿，却没有占卜日期的礼仪，而且不应该说这是用来恭敬地侍奉君长的。
《礼记析疑》卷三十二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析疑》>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析疑》卷三十三
翰林院侍讲衔方苞撰
《缁衣》篇
禹即位三年，百姓因为仁爱而得以顺遂。
君主不仁爱，就不能使百姓生活富足以端正民众的道德，彰显志向以明确教化。礼制风俗一同败坏，那么家门之内，男女老少互相违背、互相怨恨，而不能和睦；亲族姻亲乡党之中，强弱智愚互相胁迫、互相欺骗，而不能和顺。百姓虽然有仁爱之心，却不能自我顺遂了。遂，是通达的意思。必须王道四方通达而不违背，然后民情才会欣喜舒畅而沟通交融。
可以说的却不可行，君子不说；可以行的却不可说，君子不做。这样民众的言论就不会违背行为，行为也不会违背言论了。
老子和庄子的志向，是太古时代可以说的却不可行的。北宫氏的女儿不嫁人以奉养父母，阳城的兄弟相爱，都终身不娶，是可以行的却不可说的。“危”应当是“违”，因为读音相同而错误。
君子用言语引导人，用行为禁止人。
用行为禁止人，大概是因为自身做到了，就像管子所说的“禁令对自己生效，那么命令就能在民众中推行”。
所以言语一定要考虑它的最终结果，行为一定要考察它的弊端。
言语虽然好，一定要考虑它的最终结果。老子、庄子想要人们回到太古那种无事的状态，却不知道最终不可行。行为虽然好，一定要考察它的弊端。晏子在国家奢侈时展示节俭，却不知道弊端会导致压迫下属。
治理民众的人，衣服不杂乱，举止从容有常度，以此来整齐民众，那么民众的道德就会专一。朱轼说：“提到衣服，那么一身容貌都包含在内了。《诗经·鸣鸠》中‘他的腰带是丝制的，他的帽子是玉饰的’就是如此。举止从容有常度，仪态专一。仪态专一，是因为内心坚定如结，这是民众道德专一的根源。”
作为下属可以陈述志向。
臣子图谋私利，那么他的事情不可以告诉别人；如果是为了上级、为了道德、为了下属、为了民众，那么都可以陈述并铭记。
不援引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不烦扰君主所不该知道的事。
不及，是自己才能所不及的。行人子朱不能胜任他的职责，却去争辩驾车的事，殷浩以北伐为己任，都是援引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不知，是君主不应当知道的。《尚书》说：“各种诉讼和谨慎之事，文王不敢过问这些。”如果每次都用这些来烦扰君主的听闻，就是亵渎了。这两个词相同，但区别在于“己”与“君”，“援”是从自己方面说的，“烦”则不是从自己方面说的。
政令不能推行，教化不能成功，爵禄不足以劝勉，刑罚不足以使人知耻。
君主必须能推行他的政令，完成他的教化，然后爵禄得当而民众知道被劝勉，刑罚得当而民众知道羞耻。如果没有政令没有教化，那么爵位会加给恶德之人，刑罚会冤枉无辜之人，民众还会有怨恨之心，又怎么能被劝勉和知耻呢？
所以上位者不可以防范刑罚而轻视爵禄。
荀子说：“刑罚得当于罪行就有威严，不当于罪行就会招致轻侮；爵位得当于贤能就尊贵，不当于贤能就卑贱。所以上位者不可以防范刑罚而轻视爵禄。”
大臣不能治理好自身，那么近臣就会结党营私了。
古代侍御、仆从，大臣都能决定他们的进退生死，这是君主的德行所以不荒废，各种政务所以不壅塞的原因。如果大臣不能治理自身，就一定会与近臣结党；不能治理官职，就无法禁止近臣结党。不能治理的人，不可以让他居其位，所以居其位的人，不可以不恭敬。《周官》说：“王的侍御、仆从，没有一个人不归冢宰统领。”大臣不能自我约束，那么谄媚逢迎的人就没有所畏惧顾忌的，所以近臣结党。
所以大臣不可以不恭敬，他们是民众的表率；近臣不可以不谨慎，他们是民众的导向。
大臣因为富贵的过错而对君主的忠诚衰退，那么百姓就会因此不安，可以用作民众的表率吗？这是不能恭敬的过错。近臣能探知君主的心意，改变君主的计谋，众士众民都看着他们的趋向而争相奔赴，这就是所谓的民众的导向，能不谨慎吗？“道”与《道之以政》中的“道”同义。
不要以内廷之事图谋外朝之事。
图，如同“我仪图之”中的图，是揣度、议论的意思。内，指左右亲近的人。君主对于外朝大臣，多喜欢与左右亲近的人私下议论是非，所以失去实情而多有蒙蔽。如果与朝廷正直的大臣公开议论，就不能说是以内图外。
在上位者不亲近他所认为贤能的人，却信任他所轻视的人，民众因此失去亲近之心，教化因此变得烦扰。
正直的人，不是不知道他们贤能，因为他们防范自己的欲望，而不能亲近；谄媚逢迎的人，不是不知道他们卑贱，因为他们便利自己的私欲，而不自觉地信任他们。这是民众所以失去亲近上级之心，而把教令当作具文的原因。
德行容易轻慢而难以亲近。
水的德行，平时日常接触而没有祸患，所以容易轻慢；遇到危险则一旦陷入就不能脱身，所以难以亲近。
民众被阻塞于上位者而有鄙陋之心，可以敬重不可轻慢，容易使人沉溺。
被阻塞于上位者，是说他们的情意不能上达；有鄙陋之心，是说怨恨厌恶上级。被阻塞于上位者就有鄙陋之心，所以不可轻慢。然而有鄙陋之心而上级最终无法得知，从而陷入大祸患，所以说容易使人沉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