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读书记卷九

译人的本性，便自然有怜悯慈爱之心，深入体察它，就可以明白所谓适宜，就是分辨事理，各自有其适宜之处。礼则是节制和文饰，不过这两者罢了。○圣贤谈论仁，便有一种温厚慈祥的意味，带有爱的道理，接着就说以亲爱亲人为最大。○问：修养道德以仁为本，紧接着说仁就是人，为什么下面又加上义和礼？答：仁中就包含义，就像阳中就包含阴一样，亲爱亲人、尊敬贤者都是仁的事，但亲爱他们、尊敬他们，其中有个差别等级，这就是义和礼。亲爱亲人在父子之间是这样，在宗族之中是那样，这就是所谓“杀”（指有所取舍）；尊敬贤者有应当侍奉的，有应当以朋友相待的，这就是所谓“等”（指等级差别）。○问：仁就是道，为什么说修养道德以仁为本？答：道是泛泛而言，仁是切实紧要的。

译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人家！你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家吗？”孟子回答说：“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

朱熹说：“仁，是心的德性，是爱的道理；义，是心的制约，是事情应当如此的道理。”

惠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族？”士人和百姓说：“怎样有利于我自己？”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杀害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从万辆中取千辆，从千辆中取百辆，不能说不多了。如果认为义在后而利在前，不夺取全部就不会满足。从来没有讲仁的人会抛弃他的亲人，从来没有讲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大王只要说：“只要有仁义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

这一章说仁义根植于人心固有的本性，是天理公道的体现。利心产生于物我之间的比较，是人欲私心的表现。遵循天理就不求利而自然没有不利，顺从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而来。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这就是孟子著书立说开端寄托的深意，学者应当仔细考察并明确辨别。○有人问：人之所以为性的有五种，为什么只举出仁义呢？回答说：天地之所以化生万物，不过阴阳五行，实际上就是一个阴阳。所以人之所以为性的，虽然有仁义礼智信的差别，但说仁义，就已经举出了主要方面。问：那么有的以爱为主，有的以适宜为主，而施行的对象也有君主和亲人的不同呢？回答说：仁就是人，它的表现专门以爱为主，而爱没有比爱亲人更迫切的，所以人讲仁就一定不会抛弃亲人。义就是适宜，它的表现是事情都得到适宜的处理，而最适宜的就是尊崇君主，所以人讲义就一定不会怠慢君主。问：你说仁义没有不利，那么所谓的仁义，就是用来求利的资本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仁义是天理的自然体现，安于仁而行义，遵循天理而不得不如此。然而仁义在此得到体现，那么从君臣父子之间直到天下的事情，自然没有一样不得其所，而最初并没有求利的心。《易经》所说的“义之和”，正是指这个。问：那么孟子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回答说：仁义固然没有不利，但如果这样说，那么人实行仁义就不免有求利的心。一旦有求利的心，那么利不可得而害就来了，这就是孟子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来救治弊病的原因。○心的制约，是从义的整体来说；事的适宜，是从千条万绪各有所宜来说。事的适宜并不是指外在的事情，看什么事来，当面就有一个适宜的地方，这就是义。○问：心的德性、爱的道理，都是从本体来说；心的制约、事的适宜，都是从作用来说吗？回答说：心的德性是笼统地说，爱的道理才说到深切处；心的制约却是说义的本体，程子所说的处理事物就是义就是这个意思。○荀子说义以适宜，韩愈说行为适宜叫做义。如果把义当作适宜，那么义就有外在的意思，必须像程子说“处理事物就是义”那样，那么处理事物的是心而不是外在的。○事的适宜虽然好像在外，但制约其适宜的却在心中。○所谓事的适宜，是指那事物当然的道理，还没有说到处置合宜的地方。○圣贤的话，所以要辨别得清楚明白，但只要向义的方向一直去，不再通融商量。第二层才说义，是为了利，固然义有大利益存在。如果行义时就说道有利，那么此心就倾斜向那边去了，所以孟子这样说。董仲舒也明确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

齐宣王问：“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史传中有记载。”宣王说：“臣子杀害君主，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的人叫做贼，破坏义的人叫做残。残贼的人，叫做独夫。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杀害君主。”朱熹说：“害仁的人，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所以叫做贼；害义的人，颠倒错乱，伤害败坏伦理，所以叫做残。独夫，是说众叛亲离，不再把他当作君主了。”○张栻说：“仁义在天下，他怎么能残害呢？实在是自己残害了自己的身体。做君主像这样，那么上面断绝天命，下面不拥有民众和万物，称他为独夫，不也很合适吗？”

孟子说：“自我暴弃的人，不能和他有什么言语；自我放弃的人，不能和他有什么作为。言语违背礼义，叫做自我暴弃；我自己不能安于仁而行义，叫做自我放弃。仁，是人安适的住宅；义，是人正确的道路。”

仁是住宅见前篇，矢人、函人章。义，就是适宜。是天理应当实行的，没有人欲的邪曲，所以说是正路。

空着安适的住宅而不居住，舍弃正确的道路而不走，可悲啊！

说道理本来固有，而人自己断绝它，这是可悲的！这是圣贤的深切告诫，学者应当猛然醒悟。

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平民百姓把它丢掉了，君子保存了它。”舜明白各种事物，洞察人伦关系，由仁义而行，不是实行仁义。朱熹说：“人物出生，同样得到天地的理作为性，同样得到天地的气作为形体，它们不同的，只是人在其中得到形气的正，

译而能够有所凭借以保全其本性，只是稍有不同的缘故。虽然说是稍有不同，然而人与物之所以区分，实际上就在于此。众人不知道这一点而舍弃它，那么名义上虽然是人，但实际上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君子知道这一点而保存它，因此战战兢兢、警惕戒惧，最终能够有所凭借以保全其所禀受的天理。明辨则能够认识其理，详察则能够穷尽其理的细节。事物的理固然不在度量之外，而人伦尤其切身，所以对其认知的详略有所不同。在舜那里，这些都是生来就知晓的。遵循仁义而行，并非践行仁义，那么仁义已经根植于心中，所行的都由此发出，并非因为仁义美好，然后勉强去践行，这就是所谓的安然实行。这是圣人的事，不需要刻意保存了。」尹氏说：「需要保存的是君子，自然保存的是圣人。遵循仁义而行，只有圣人能做到。」○舜对万事万物明察，对人伦关系详审，明察是指看到事事物物的理，没有一丝一毫的未尽。所谓的仁义，都不需要向外寻求，这身体这心灵便浑然都是仁义。○问：「如果学者必须践行仁义才行吗？」回答说：「这就像孔子三月不违背仁意，他是平日身体常在仁义之中，就这样行出来。学者身体在仁义之外，暂且必须去寻求仁义并践行，然而又必须以遵循仁义而行为准则才行。」○有人说：「遵循仁义而行，喜好践行仁义就有善与利的区别。」回答说：「难道没看到上面有舜字吗，只有舜才遵循仁义而行，其他人必须穷究事理知道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从而去践行。比如仁者安于仁，智者利于仁，既然不能安于仁，也必须利于仁。利于仁难道不是好的吗？知道仁有利而践行，不然就把人欲当作利了。」○南轩说：「遵循仁义而行，并非践行仁义，践行仁义还是把仁义当作两样东西。遵循仁义而行，就像眼睛看而耳朵听，手拿着而脚踩着，没有不是这样的。像舜这样的人，可以说完全保全了之所以为人的本性而没有亏欠，达不到舜的境界，都是未尽的。」

译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的正路。放弃正路而不走，丢失本心而不知道去寻找，真是悲哀啊！人如果有鸡狗丢失了，就知道去寻找；有丢失的本心却不知道去寻找。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找回那丢失的本心罢了。”

朱熹说：“仁是心的德性。程子所说的‘心像谷种，仁就是它生长的本性’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如果只说它是仁，人们就不明白它与自己切身相关，所以反过来称它为‘人心’，就可以看出它是应对万事万物的主宰，片刻也不能失去。义是做事的适宜，称它为‘人路’，就可以看出它是出入往来必须经过的道路，片刻也不能舍弃。”“哀哉”二字最值得仔细体味，让人警惕而有深刻的醒悟。○上面兼说仁义，下面专门论述找回本心，是因为能找回本心，就不违背仁义，仁义就在其中了。○其余详见前文《求放心》章。

宋牼将要去楚国，孟子在石丘遇见他。孟子问：“先生要去哪里？”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交战，我将去见楚王，劝说他们罢兵。如果楚王不高兴，我将去见秦王，劝说他们罢兵。两位君王，我总有一个能遇到。”孟子说：“我不问详情，只想听听您的主旨。您将怎么劝说呢？”宋牼说：“我将说战争对他们不利。”孟子说：“先生的志向很大，但先生的说法不可取。先生用利益去劝说秦、楚的君王，秦、楚的君王因为贪图利益而罢兵，这是三军将士乐于罢兵而贪图利益。做臣子的，怀着私利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私利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私利侍奉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最终抛弃仁义，怀着私利相互交往，像这样却不灭亡的，从来没有过。先生如果用仁义去劝说秦、楚的君王，秦、楚的君王因喜好仁义而罢兵，这是三军将士乐于罢兵而喜好仁义。做臣子的，怀着仁义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仁义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仁义侍奉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抛弃私利，怀着仁义相互交往，像这样却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

张栻说：“事情是一样的，但情理不同，那么所感动的和所应对的都不同。因此古代谋国的人，依据理义而不依据利害。这是天理与人欲分别的原因，也是治乱所系的关键。大概不能不谨慎于源头。”劝说两位君王使他们罢兵，并不是不好。然而按照宋牼的说法，用利益去劝说，即使他们听从，也只是利欲之心。罢兵虽然平息了一时的战事，但顺从私利实际上伤害了万世的常道。从众人的角度看，只希望劝说成功，而看不到它对后世的危害。对于君子来说，宁可劝说失败，也不忍心失去正理而开启祸源。所以如果两位君王因喜好利益而听从，那么三军将士乐于罢兵而喜好利益，以至于视听之间，没有不随之动摇的。上下人心浮动，只知道利益是利益，那么凡是自私图便的，就没有不做的了。人欲肆意横行，君臣、父子、兄弟的大伦常，也将无暇顾及了。这难道不是危亡的道路吗？按照孟子的说法，用仁义去劝说，如果两位君王幸运地听从，那么他们的心就回归正道。三军将士乐于罢兵而喜好仁义，那么都知道仁义为重，将在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中，无非都用这种心相互对待。人心端正而治道兴起了。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称王天下，就是用的这个道理。那么劝说的目的虽然一样，但劝说的内容不同，毫厘之间，却有天壤之别，能不谨慎吗！学者如果看到这一点，就知道五霸在春秋时期，是功劳之首而罪行之魁。又知道曾西之所以轻视管仲、晏婴而尊崇子路的原因，那么差不多就知道进入德行的门径了。

孟子说：“人不需要学习就能做到的，是他的良能；不需要思考就知道的，是他的良知。”

朱熹说：“良，是本然的善。”程颐说：“良知、良能，都没有由来，出自天性，不取决于人为。”

两三岁的幼儿，没有不知道喜爱父母的。等到他们长大，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亲爱亲人，就是仁；尊敬长辈，就是义。没有别的，就是把它推广到天下。

张栻说：“良字，有本然的意思，有善的意思。大概其本然的，无非是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那么没有一丝一毫的人为加杂其中，是天所赋予而本性所具有的。两三岁的幼儿，没有不知道喜爱父母的；等到长大，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这种知道，难道需要思考吗？而这种能力，又难道需要学习吗？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能。然而本章下文只说‘知’，大概是因为知常常在先。爱亲敬长，是良心的主要表现。大概亲爱亲人是仁，尊敬长辈是义，人伦道理不超过这些。能保存这种心并推广它，那么仁义的道理就无穷无尽了。虽然如此，人的良能、良知，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手能拿东西，脚能走路，又有什么不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孟子唯独以爱亲、敬长来说明呢？大概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手拿脚走之类，固然都是本性的自然，体现在形体气质上。体现在形体气质上，就有天理，也有人欲。遵循其自然，固然都是天理；稍有偏差，人欲就扰乱它了。至于爱敬所发出的，是仁义的渊源，所以孟子所开示告谕的，专门指这些，揭示天理的纯粹以展示给人。如果异

译如果端正地举起事物却有所遗漏，那么天理与人欲就会混淆不清，无法辨识其本源，由此产生的危害真是说不尽的。」

译王子垫问道：“士人应当从事什么？”孟子说：“崇尚志向。”王子垫问：“什么叫崇尚志向？”孟子说：“不过是仁义罢了。杀害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不是自己所有却去取用，是不义。安居，哪里是仁呢？行路，哪里是义呢？安处于仁，遵循义，君子的事业就完备了。”朱熹说：“‘志’字与‘父在，观其志’中的‘志’相同，大概是指尚未表现在行为上，而正表现在内心存养上。”○张栻说：“崇尚志向，是以立志为先。以仁义为主宰，这就是所谓的志。不以仁义为主宰，就会茫然无所依据，可以说志没有确立。杀害一个无罪的人，不是自己所有却去取用，列举这两件事，是为了让人类推而知仁义所在。既然杀害无罪之人是不仁，由此体悟，那么仁之所以能爱的道理就可以推知了；不是自己所有却去取用是不义，由此体悟，那么义之所以适宜的道理也可以推知了。安处于仁，遵循义，安处就是不违背，遵循就是不背离。安处于仁则本体确立，遵循义则作用施行，君子的事业也不过如此罢了。求学的人能不把崇尚志向放在先吗？”○黄氏说：“《论语》一书，未曾将仁义对举而言，而孟子谈论仁义却不胜枚举。大概孔子教导人，无非是仁义之道，使人自然而然地进入仁义境界而不自知。孟子怜悯世人迷惑，所以开启关键，直指人心而明白告知。五常百行，都是本性所具有的，而唯独谈论仁义为什么呢？仁义大概是总称，而五常百行是其分支。”

孟子说：“人都有不忍心做的事，将其推广到那些能忍心做的事上，就是仁；人都有不肯做的事，将其推广到那些肯做的事上，就是义。人如果能扩充那不想害人的心，那么仁就不可胜用了；人如果能扩充那不想偷盗的心，那么义就不可胜用了；人如果能扩充那不愿受轻贱称呼的实情，那么无论到哪里都是义了。”

朱熹说：“恻隐、羞恶之心，人人都有，所以无不有所不忍，这就是仁义的萌芽。然而因为气质的偏颇、物欲的蒙蔽，在其他事情上或许有所不能，但只要将能做到的推广到不能做到的地方，就无非是仁义了。充满，指充实。穿穴窬墙，都是偷盗的行为。能推己所不忍以达于所忍，就能充实那不想害人的心，而没有不仁的人了。能推己所不为以达于所为，就能充实那不想偷盗的心，而没有不义的人了。”尔、汝，是被人轻贱的称呼。人虽然或许有贪婪愚昧隐忍而甘愿接受的人，但其中必定有惭愧愤恨而不肯接受的实情。人能就此推扩，使其充实没有亏缺，那么无论到哪里都是义了。○张栻说：“人都有不忍心做的事，都有不肯做的事，这是秉承常理不可灭绝的。然而有所不忍了，而在其他方面却忍心；有所不为了，而在其他方面却去做。这难道是有异心吗？是被私欲蒙蔽而正道消亡的缘故。如果以所不忍心推广到所忍心，难道不是仁的方法吗？以所不肯做推广到所肯做，难道不是义的方法吗？达，是指通达于作用；充，是指充实其所具有的。”这一章开始谈论仁义，而最后只谈论义，为什么呢？大概仁义是体用相互需要的。人不仁，是因为不义害了他。不做不义的事，然后仁才能得以保存，所以反复再三推论，使人知道用力的地方。

荀子说：用义来处理仁，然后才是仁。

学者中有认为这种说法合乎道理的，大概是说施行仁而不以义，就会兼爱无别，不足以称为仁了。我认为这是不懂仁的言论。大概仁义虽然说是相对立的，但仁未曾不兼义。仁是本体，义是作用。有本体就有作用。从其本体来说，仁者之心没有不周遍的，这就是所谓理一。至于施行时，亲爱亲人与仁爱百姓不同，仁爱百姓与爱护万物不同，这就是所谓分殊，也就是所谓义。程子对《西铭》的论述已经穷尽了。如果一定要像荀子所说，那么仁不足以称为仁，必须用义来处理，然后才是仁。这样仁就小于义，义大于仁了，这难道合乎道理吗？

〇子说：“君子对于仁，是刚强的；对于义，是柔和的。”

问：仁是柔和的，为什么却属于刚强？义是刚强的，为什么却属于柔和？朱熹说：仁刚阳，是一种意思；义柔阴，是一种意思。大概仁本来是柔和的东西，事情发作出来却刚强，只看万物发生时，便那样奋迅而出，有刚强的意思。义本来是刚强的东西，事情发作出来却柔和，只看万物肃杀时，便那样收敛憔悴，有柔和的意思。又问：〇子所说的怎么样？朱熹说：仁体柔而用刚，义体刚而用用柔。游酢说：这难道就是所谓阳根阴、阴根阳吗？朱熹说：是的。○阳主进，阴主退；阳主息，阴主消。进而息者，其气强；消而进者，其势弱。这是阴阳之所以为柔刚的原因。阳刚温厚，居东南，主春夏，以生长为事；阴柔严凝，居西北，主秋冬，以敛藏为事。生长为生，敛藏为杀。这是刚柔之所以为仁义的原因。由此看来，那么阴阳刚柔仁义的位置，难道不显然吗？而那个〇子所说的“对于仁是刚强，对于义是柔和”，乃是自其作用的末流

译说这话，大概也就是所谓的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固然不妨自成一个义理，只是不可以混杂在此处来讨论罢了。○问“立天之道”等语，那么仁应当属于阴。先生回答说：仁何曾属于阴？袁机仲极力争辩，一定要把仁归为阴，引用〇子的话作为证据，却不知道仁的定体自然属于阳。至于论及君子所学习的，则是就其地位上来说的，怎么能够拘泥呢？○按：前一段正是回答袁机的信。

译周敦颐说：“天凭借阳气使万物生长，凭借阴气使万物成熟。生长，就是仁；成熟，就是义。”朱熹说：“阴阳是从气的角度而言，仁义是从道的角度而言。”

所以圣人居于上位，用仁来养育万民，用义来端正万民。

程颐说：“孔子谈论仁，不曾将义兼括在内。唯独在《易经》中说：‘确立做人的道理，就是仁与义。’而孟子谈论仁，必定以义相配。大概仁是本体，义是作用。知道义的作用并不外在于仁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道了。世上谈论义的人，大多将义视为外在；如果不这样，就是混同而没有区别，这些人不是真正懂得仁义学说的人。”

杨时（龟山）说：“《西铭》的道理是一，但分殊不同。知道理一，所以称为仁；知道分殊，所以称为义。所说的分殊，就像孟子说的‘亲近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它们的分别不同，所以施行的爱不能没有差等罢了。”

有人问：“如果是这样，那么本体和作用果然分离成为两样了吗？”回答说：“作用不曾离开本体。”从人来看，四肢百骸具备于一身，这是本体；到了它们发挥作用时，头不可以穿鞋，脚不可以戴帽。大概从本体来说，分别已经在其中了。朱熹说：“这段论述分别异同，各有其归趣。”

朱熹说：仁义就像阴阳，只是一股气。

阳是正盛的气，阴是方消的气；仁便是方生的气，义便是收回的气。

问：仁义作为本体和作用是什么？回答说：仁存于心中，是性的本体；义制约事物，是性的作用。然而从性的角度来说，两者都是本体；从情的角度来说，两者都是作用。从阴阳来说，义是本体而仁是作用；从存心制事来说，仁是本体而义是作用。错综交织，各得其宜，无不各有条理。程子“仁为本体、义为作用”的话，只是举出其中一种情况罢了。

又说：“仁义相对而言是本体和作用，仁自有仁的本体和作用，义自有义的本体和作用。”

又说：“去除了不仁不义，那么所行的就是仁义。”

下文说：“哪里有一个处于不仁不义与仁义之间的东西呢？不是人欲，就是天理；不是天理，就是人欲。所以说要知道舜与盗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就在于利与善之间。所隔开的并不多。”

天命之性，流行发用，表现在日常用度之间，没有一息不是这样，没有一物不体现它。其大的方面和整体，就是所谓的仁，而在其中，事事物物，无不各有自然的分别。比如方位上下，位置固定不变，毫厘之间不可差错，就是所谓的义。确立做人的道理，不过这两者，起初不曾相互分离。

又朱熹年轻时曾写信问延平李侗说：“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动的契机，因为它包含和粹，涵育融漾，无法名状核查，所以特别称之为仁。其中自然文理细密，各有确定的处所，就是义。仅这两个字，已经包括了人道的所有内容。义固然不出乎仁之外，仁也不离乎义之内。那么理一而分殊，这就是本然的仁义。”李侗回复说：“推测到这里非常细密，加上涵养，还担心见不到道吗！”

如果仁义有穷尽，那么天道的阴阳也有穷尽了。

苏洵在书中认为，权衡的议论，是因为仁义有穷尽而作的，这不是懂得仁义的人说的话吗？舒展为阳，收敛为阴，哪一样不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心呢？仁义对于人，也是这样，怎么能这样说呢？

以上兼论仁义

仁与礼

孟子说：“君子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因为他们存心不同。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爱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朱熹说：这是仁礼的施行

爱人的人，别人常常爱他；敬人的人，别人常常敬他。

这是仁礼的效验

如果有个人在这里，他对待我蛮横无理，那么君子必定自我反省。我必定有不仁的地方，必定有无礼的地方，这种蛮横怎么会到来呢？自我反省后认为仁了，自我反省后认为有礼了，蛮横依然如此。君子必定再次自我反省，我必定有不忠的地方。自我反省后认为忠了，蛮横依然如此。君子说：“这也是个狂妄的人罢了！像这样，那就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因此君子有终身的忧虑，没有一时的祸患。至于所忧虑的，则有：舜是人，我也是人。舜成为天下的法则，可以传于后世；我还未能摆脱乡野常人的身份。这是可以忧虑的。忧虑该怎么办？像舜那样罢了。至于君子所担心的就没有了，不仁的事不做，无礼的事不行。如果有一时的祸患，君子就不担心了。

这里所说的存心与“存其心”不同，只是处心。又说：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因为处心与人不同。问：自我反省后认为忠的“忠”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忠，就是尽己。尽己，就是仁礼没有一丝一毫不尽。我未能摆脱乡野常人的身份，这就是知道羞耻。知道羞耻，那么进取学问就不能不勇敢。张栻（南轩）说：想要像舜那样，不是羡慕舜的事功，而是想要像舜那样尽其道很难。成为天下的法则，可以传于后世，是说舜是人伦的极致。忧虑不如舜，岂止是忧虑而已呢？而所以效法他的，是惟恐不及。所以说：忧虑该怎么办？像舜那样罢了。

孔子说：“人

译必定是他自己爱护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爱护他；必定是他自己尊敬自己，然后别人才会尊敬他。自我爱护，是仁爱的极致；自我尊敬，是礼制的极致。没有不自我爱护、尊敬，而别人却爱护、尊敬他的。

译右边兼论仁与智

《易传》说：“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智慧周遍万物，而道义济助天下，所以不过分；旁行而不流荡，乐天知命，所以不忧虑；安于所处之地，笃行仁道，所以能爱人。”

全章说：“《易》与天地相准，所以能包罗天地之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因此知道幽明之故，推究事物之始，把握事物之终，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形成万物，游魂离散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等等。下文说：“规范天地化育而不越出范围，曲折成就万物而不遗漏，通晓昼夜之道而具备智慧。所以神没有固定方位，《易》没有固定形体。”朱子说：“《易》道广大，圣人运用它就是这样。”○天地之道，不过是智与仁罢了。智慧周遍万物，是天；道义济助天下，是地。既有智又有仁，那么智慧就不会过分。旁行，是行权变之智；不流荡，是守正之仁。既然乐天理，又知天命，所以能无忧，而其智慧更加深厚。随处都安适，没有一息不仁，所以能不忘济助万物之心，而仁德更加笃厚。大概仁，是爱的理；爱，是仁的作用。所以它们互为表里就是这样。

《春秋传》仲尼说：“臧文仲有三件事不仁，三件事不智。”让展禽处于下位，杜氏说：“展禽就是柳下惠。”文仲知道柳下惠贤能，却让他处于下位。○《论语》说：“臧文仲大概是窃据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位列朝堂。”

废六关

堵塞关隘、阳关之类，共六关，用来堵塞断绝末流而废除它们。

妾织蒲三不仁也

家人贩卖蒲席，说这是与民争利

作虚器

指用大龟壳装饰居室，雕刻山形的斗拱，绘有水藻纹的短柱。○《论语》孔子说：“臧文仲用大龟壳装饰居室，雕刻山形的斗拱、绘有水藻纹的短柱，这怎么能算是智慧呢？”朱子说：“当时人们认为文仲有智慧，孔子说他不致力于民众的道义，却谄媚亵渎鬼神，这样怎么能算是智慧呢？”○〇氏说：“用山形斗拱、水藻短柱来装饰大龟壳的居室，这就像用养人的方法养鸟一样，怎么能算是智慧呢？”○南轩说：“智慧可贵，是因为它能明辨义理的是非。僭越礼制之事，却处之坦然无疑，那么他蒙昧于理而违背于义，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按《礼记》：家中不藏大龟，所以南轩认为这是僭越。

纵逆祀

让僖公

祀爰居

海鸟名叫爰居，停在鲁国东门。文仲认为它是神，命令国人祭祀它。○文二年○愚按：孔子的话，虽然是针对臧文仲而发，但通过他所说的不仁不智，仁智的意义就可以知道了。大概舍弃应当任用的人，使恩泽不能普及百姓；争夺不应当争夺的利益，使百姓不能自给自足，这是文仲的不仁。后来的人想要纠正他的过失，那么身居高位的人难道可以不把举荐贤才、行善作为职责吗？享受厚禄的人难道可以不把捐出利益给予百姓作为心意吗？去除不仁的行为，那么仁德就可以接近了。〇用龟甲占卜，却把它安置在华美的屋子里，而不知道这没有益处；让后君排在先君之上，而不知道这不合礼制；祭祀海鸟用盛大的乐舞，而不知道它不能享用，这是文仲的不智。后来的人想要纠正他的过失，那么凡是向鬼神求媚，向虚无缥缈处求福，而不遵循礼制的正道，不考察事理有无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去除不智的行为，那么智慧就可以接近了。如果只是知道文仲的过失，而没有自我反省、自我克制的功夫，那么即使整天诵读圣人的训诫，斤斤计较古人的得失，最终也没有补益罢了。

《论语》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致力于民众的道义，尊敬鬼神而疏远它们，可以算是智慧了。”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人，先付出艰辛而后收获，可以算是仁了。”

朱子说：专门用力于人道所适宜的事，而不被鬼神之不可知所迷惑，这是智者的事。先做困难的事，而后考虑效果的获得，这是仁者的心。○程子说：人多相信鬼神，这是迷惑；而不信的人，又不能尊敬。能尊敬而疏远，可以算是智慧了。又说：先难，就是克己。把困难的事放在前面，而不计较收获，这是仁。○吕氏说：应当以急务为急，而不追求困难的事；知道力行所知，不畏惧困难的事。○有人说：问仁却告诉他先难后获，为什么呢？回答说：做这件事，必有这种效果，这也是天理的自然。但有时先计较效果而后做这件事，那么这件事虽然公正，但心意却是私心的；虽然成功，也只是求利之仁罢了。至于仁者，则先做这件事而不计较效果，知道遵循天理的自然而没有求利的私心。董子所说的仁人，端正道义不谋求利益，阐明道义不计较功效，正是指这个。然而端正道义未曾不利，阐明道义岂必无功？只是不从功利者的角度去做罢了。○民，就是人；义，就是适宜。如《诗》所说的“民之秉彛”，就是人的道义。这是人所应当做的，不可不致力于此。如果不致力于此，反而在幽暗不可测识之间寻求，想要避祸求福，这怎么能叫智慧呢？○问：有一毫计较功效的心，就是私欲吗？回答说：是的。○获，有期望的意思。学者对于仁，功夫最难。只要先做人所难做的事，不必有期望之心就可以了。○先难后获，只是我应当做的事

译（做事）便直接去做，不再有后面的那一截。一旦有了计较收获的心思，便不对了。大抵学者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至于人欲尽除而天理完全，那么仁就在此了。我先有一个“说我想以此来求仁”的念头，便是先有计较收获之心。○南轩说：难没有比克己更难的，勉力去做那难事，不计较所得，循序渐进不停止，久而久之自然有所成就。如果先有期望收获的意思，那么本来就已经拖累了自己的心，而且对天理有害了。“无妄”卦的六二爻，“不耕而获，不垦而熟”，而《象传》说：“未曾富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仁者安于仁，智者利于仁，见前面所说的《仁篇》。

译孔子说：“聪明的人喜爱水，仁德的人喜爱山。聪明的人活跃，仁德的人沉静。聪明的人快乐，仁德的人长寿。”

朱熹说：“‘乐’是喜好、喜爱的意思。聪明的人通达事理而周流运转没有滞碍，像水一样，所以喜爱水。仁德的人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移，像山一样，所以喜爱山。‘动’和‘静’是从本体方面说的，‘乐’和‘寿’是从功效方面说的。活跃而不拘束，所以快乐；沉静而有常道，所以长寿。○程颐说：不是对仁智体悟很深的人，不能这样形容。○聪明的人活跃，但他看清了许多道理分明，只是做该做的事，道理很简单，虽然活跃但实际上未曾不沉静。仁德的人沉静，但他看清天下万事万理，都在我心中，没有不相关的，虽然沉静但实际上未曾不活跃。活跃不是劳碌纷扰，沉静不是呆板死守，这与樊迟问仁智那一章相互依存，互相阐发。○有人问：仁德的人喜爱山，是从已成之德上说的；先难后获，是从初学者上说的。回答说：也只一样，只是有生熟的区别。圣贤是已经熟透的，学者是尚未熟透的圣贤。○仁德的人一身浑然全是天理，所以沉静而喜爱山且长寿。‘寿’是悠久长久的意思。聪明的人周流于事物之间，所以活跃而喜爱水且快乐。‘乐’是处理得当合乎道理而不受干扰的意思。如果用来配阴阳，那么仁配春，主发生，所以配阳动；智配冬，主伏藏，所以配阴静。然而阴阳动静又各自互为根本，不能一定地寻求，这在学者默记在心。○有人问：聪明的人活跃，仁德的人沉静，如《太极图说》，那么智为静，仁为动，怎么解释？回答说：这道理直看一样，横看一样。子贡说学不厌为智，教不倦为仁，子思却说成就自己为仁，成就外物为智。仁固然有安静的意思，但施行却有运用的意味；智是潜伏渊深的道理，到发出时则有运用。然而到了运用各当其理而不可改变的地方，又不专于动。○张栻说：动静是仁智的本体，喜爱水喜爱山，说它们的本体就是这样。动则快乐，静则长寿，做该做的事，不快乐吗？常久贞固，不长寿吗？虽然如此，智的本体是动，而理各有安静，本来就在其中了。仁的本体是静，而周流不息，动也在其中了。动静交现，体用一源，不是深体悟的人不能识别。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没有通达。

曾氏说：“樊迟的意思，大概是认为爱要普遍周全，而智有所选择，所以怀疑这两者相违背。”

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

朱熹说：“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是智；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就是仁了。这样，那么这两者不仅不相违背，反而相互为用。”

樊迟退下，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夫子问智，夫子说：‘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多么丰富啊！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提拔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提拔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

伊尹，是商汤的宰相。不仁的人远离，是说人们都被感化而变得仁德，看不见有不仁的人，好像他们远去了一样。这就是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子夏大概因此知道夫子兼有仁智而言。○程颐说：圣人的言语，因人而异而变化，虽然有的看似浅近，但其包含无所不尽，看这一章就可以知道了。不像别人的言语，说近的则遗漏远的，说远的则不知近的。尹氏说：学者提问，不仅想听其说法，又必须知道其方法；不仅想知道其方法，又必须去做其事。如樊迟没有通达，所以又问，但仍然不知道怎么做。等到退下问子夏，然后才知道。如果他还不明白，就一定会再问。既向老师问，又向朋友辨析，当时学者务实学，就是这样。○爱人，知人，自相为用。如果不分邪曲与正直，一律去爱他，就不行。大体上只有先于智，能爱其所当爱。只这两句，自包上下，这就是圣人之言。○爱人，知人，是仁智的作用。圣人为什么只以仁智的作用告诉樊迟，却不告诉他仁智的本体？大概寻这作用就可以知道其本体，大概作用即是本体中流出的。○问云云回答说：平常说仁智，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辨别，各自走一路。只有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正直，才见得仁智合一处。仁里面有智，智里面有仁，○张栻说：推原人的本性，爱的理就是仁，知的理就是智。仁德的人视万物为一体，何况人与我同类呢？所以仁德的人一定爱人。那么爱人果真可以尽仁吗？以爱人就可以尽仁，那不可以，而其所以爱人的就是仁之所存。至于问智而论以知人的，也是如此。

《中庸》说：“诚者，不只是成就自己而已，也是用来成就外物的。成就自己，是仁；成就外物，是智。这是本性的德，合内外之道，所以随时施行都适宜。”朱熹说：“诚虽然用来成就自己，但既然有以自成，就自然及物，而道也施行于彼了。仁是体之存，智是用之发，这都是吾性所固有，而没有内外之别。”

译既然在自身修养上有所得，那么表现在事理上，就能根据时势恰当施行，从而都达到适宜的状态。○程颐说：成就自己必须依靠仁德，而将成就自己的道理推广到万物，就是智慧。○吕大临说：诚虽然是自己成就的，道虽然是自己遵循的，但这并非我所能私有的，而是与天下人共同拥有的。所以思考如何成就自己，必定要思考如何成就万物，这就是所说的仁与智兼备。这是人性中本来固有的，融合内与外而没有隔阂。天广大而没有边界，化育万物都在其中，自然没有内外的区别。人有了形体而被形体所塑造，所以有了内外之分。一旦有了内外的分别，那么物就是物，我就是我，与天地就不相似了。推究人禀受中正之气而生，哪里会有物与我的差异、内与外的分别呢？所以具备仁与智，没有自我也没有外物，以诚一以贯之，与天地融合而施行化育，所以能够根据时势做出适宜的举措。○又说：子贡说：学习而不满足，是智慧；教导而不疲倦，是仁德。学习而不满足，是用来成就自己，这可以说是成就自己为仁；教导而不疲倦，是用来成就万物，这可以说是成就万物为智慧。为什么呢？因为穷尽本性以成就自己，这是仁的本体；推广这个本体以成就万物，这是智慧的事功。这是从成就德行的角度而言的。学习而不满足，是用来增进我的知识；教导而不疲倦，是用来扩大我的爱心。这是从进入德行的角度而言的。这就是子思和子贡言论不同的原因。○朱熹说：吕氏所论述的子贡与子思言论的不同，也很好，但还有未尽之处。大概子贡的话侧重于认知，子思的话侧重于践行，所以各自根据他们所重视的而有宾主之分，不仅仅是成就德行与进入德行的区别而已。

译孟子说：从前子贡问孔子说：“先生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还达不到，我只是学习不感到满足，教导别人不感到疲倦罢了。”子贡说：“学习不满足，这是智慧；教导不疲倦，这是仁德。既有仁德又有智慧，先生已经是圣人了。”

朱熹说：“学习不满足，是智慧自我彰显的原因；教导不疲倦，是仁德惠及万物的原因。”

孟子说：“有智慧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把当前最紧要的事务作为急务；有仁德的人没有不爱的，但把亲近贤人作为急务。尧舜的智慧，并不周遍于万物，是因为他们急于处理先行的急务；尧舜的仁德，并不周遍于爱所有人，是因为他们急于亲近贤人。”

朱熹说：“有智慧的人固然没有不知道的，但常把应当处理的事务作为急务，那么事情就没有治理不好的，这样他的智慧就伟大了。有仁德的人固然没有不爱的，但常急于亲近贤人，那么恩泽就没有不融洽的，这样他的仁德就广博了。”

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对缌麻、小功这类细碎的丧服礼仪明察秋毫；吃饭时大口扒饭、大口喝汤，却去问不用牙齿咬断干肉：这就叫做不知急务。

这一章是说君子对于道，认识了它的整体，心胸就不狭隘；知道了先后次序，事情就有条理。丰氏说：智慧不急于处理先行的急务，即使广泛地知道别人所知道的，广泛地具备别人所具备的，也只是白白耗费精神，对天下的治理没有益处。仁德不急于亲近贤人，即使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初心，但小人在位，正道无法上达，君主的视听日益被蒙蔽，而恶政日益加于百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知急务。○先生由此推论学者也有应当急务，比如孟子论今乐与古乐，与百姓同乐，才是音乐的根本，是学者应当知道的。如果想要弄明白声音节奏，那只是音乐中的一件事罢了，学者必须穷究其根本，放开大水下来，就像海潮到来，大船小船没有不浮动的。如果讲学能掌握大的方面，那么细小的文义自然应当通晓；如果只在浅处用功，就难免陷入停滞不前的弊病。○张栻说：从自身到天下都有应当急务，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没有先后次序的。《大学》传文说：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这就是重视格物的原因。虽然如此，孟子所比喻的，只是说舍弃大的而追求小的为不知急务罢了，并不是说能实行三年丧礼，缌麻小功就不值得明察；没有大口扒饭喝汤的毛病，就不用问不用牙齿咬断干肉的事。先后都列举出来，本末完全贯通，这也是学者不可以不知道的。

　　以上兼论仁智

　　仁孝

孔子说：“仁人做事不超过事物的常理，孝子做事不超过事物的常理。所以仁人侍奉父母，就像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就像侍奉父母。所以孝子能够成就自身。”

郑玄说：“物就是事。侍奉父母、侍奉上天，孝敬是一样的。《孝经》说：‘侍奉父亲孝顺，所以侍奉上天也清明。’举出没有超过常理的事，用孝道侍奉父母，就是成就自身。”

　　以上兼论仁孝

　　智仁礼

孔子说：“智慧足以得到它，仁德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

朱熹说：“智慧足以明白这个道理，但私欲夹杂其中，就无法把它拥有在身上了。”

智慧足以得到它，仁德能够守住它，但不庄重地临莅它，百姓就不敬重。

明白这个道理而没有私欲夹杂其中，那么所知道的就在自己身上而不失去了。然而还有不庄重的情况，大概是因为气质的偏颇，有的人内在厚重而外在不严谨，所以百姓看不到他值得敬畏的地方，从而轻慢他。

智慧足以得到它，仁德能够守住它，庄重地临莅它，但不用礼来动员百姓，还不是完善的。动员百姓，是说鼓舞激励百姓。礼是义理的节文，学问达到仁的境界，那么善就存在于自己心中，根本就确立了。临莅不庄重，不用礼来动员百姓，这是气禀和学问的小毛病，但也不是尽善尽美的道理。所以孔子逐一论述，让人知道德行越全备，要求就越完备，不可以因为是小节而忽视它。○问：克己复礼就是仁的极致了，现在又有庄重临莅和用礼动员的功夫，是怎么回事？答：人自有这颗心纯粹，不再走失，但在接物应事时，缺少一些庄重的意思，自然不足以使人敬重，这就是不完善的地方。问：这是要本末功夫兼备吗？答：固然如此，但先有智慧足以得到、仁德能够守住，做个根本，然后才好去检点防备其余方面，就没有什么地方什么事不完善。如果根本不立，又有什么可检点防备的呢？○问：知及仁守？答：这是说讲学，庄重临莅以后是说为政。○张栻说：智慧足以达到这个境界，但仁德不能守住，这是没能保全在自己身上。仁德能守住，那么在自己身上的就是真实的了，又必须庄重地临莅，然后内外相成而没有缺失，又想要用礼来动员，然后才是尽善。用礼动员，是用礼来教化民风，动员百姓。这虽然说的是为政的道理，到这里才完善，但用来成就自己，也是一个道理。

孟子说：“爱别人而别人不亲近，要反省自己的仁德；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要反省自己的智慧；礼遇别人而别人不回应，要反省自己的恭敬。行为有达不到目的的，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他。”《诗经》说：“永远配合天命，自己求得许多福分。”

　　以上兼论智仁礼

　　勇

孔子说：“有智慧的人不迷惑，有仁德的人不忧愁，有勇气的人不畏惧。”

朱熹说：“明智足以洞察事理，所以不迷惑；事理足以战胜私欲，所以不忧愁；正气足以配合道义，所以不畏惧。”这是学习的次序。○问：“知是格物致知，仁是存养，勇是克制吗？”先生说：“是的。”勇是指持守坚固。

译问：“《中庸》说‘努力践行就接近仁’，这似乎也有勇者无所畏惧的意思？”回答说：“这是互相阐发，两者都是。”

智者只是看得明白透彻，所以不迷惑。

问：“关于智者不迷惑这一部分，能够明白事理就能做到无私吗？”回答说：“也有人明白事理却不能去除私欲，然而去除私欲必须先明白事理。只有圣人是从真诚自然达到明理，可以先说仁后说智。至于教导别人，应当以智为先。”

问：“《子罕》篇中‘智、仁、勇’一章与《宪问》篇中‘仁、智、勇’一章为什么次序不同？”回答说：“成就德行以仁为先，学习以智为先，这正是真诚而明理、明理而真诚的道理。”《中庸》所说的三种德行的次序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这也是为求学的人说的。”又问：“为什么勇都排在最后？”回答说：“在最后阶段用功而不退转，这才是勇。”

问：“仁者没有忧虑？”回答说：“仁者心与理合一，心纯粹是道理，看什么事，不论大小，无论怎样变化都来自自身，这颗心各自有一个道理去应付，不等到事情来了才开始安排，所以自然不烦恼。现在的人有这件事却没有这个道理，就无法处理，所以忧虑。”

又说：“仁者理就是心，心就是理，有一件事来就有一个理去应对，所以没有忧虑。”

问：“没有忧虑似乎还不是仁？”先生说：“现在人的学问有百种，只是要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如果能克制去除私意，纯粹是天理，自然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怎么不是仁呢？”

仁者是天下的公义，私欲不萌生，而天下的公义在我心中，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孟子说：“配合义与道，没有这些就会气馁。”现在有人看得道理分明反而胆怯的，是气不足。

张栻说：“不迷惑的人是因为明理，不忧虑的人是因为其乐深远，不畏惧的人是因为其操守坚固。”

译孔子说：“君子所遵循的道有三条，我都没有做到。仁爱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正是老师您自己的写照啊。”

朱熹说：“这是孔子通过自责来勉励他人，‘道’是说的意思。‘自道’也就是说是谦辞。”尹氏说：“成就德行以仁为优先，学习以智为优先，所以孔子所说的顺序有所不同。”○王彦霖问：“心只有一个，却说‘云云’，为什么呢？”程颐说：“这只是命名德行罢了，其道理是一致的。掌握了道而不忧愁的，是仁的体现。因为不忧愁，所以说这是仁。智和勇也是如此。凡是命名德行，千百种都是这样，但这三种是通达德行中最重要的。”○“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德行的次序。“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是学习的次序。用智来认知，用仁来坚守，用勇来践行。

《中庸》说知、仁、勇三者是天下的通达德行，所以践行它们的原则是一致的。这一章应当连同“天下之达道五”一起参看。○朱熹说：称为通达德行的，是天下一切古今人所共同具备的道理。一就是诚罢了。通达德行虽然是人所共同具备的，但只要有一点不诚，人欲就会夹杂其中，德行就不再是真正的德行了。○程颐说：所谓诚，只是诚实。这三者，在这三者之外更没有别的诚。○《辑略》说：知、仁、勇三者，是天下的通达德行，是学习的要领。○又说：智是认知，仁是坚守，勇是决断。○又说：大凡对于道，选择它在于智，坚守它在于仁，决断它在于勇。人在道上，弊病在于不能选择，不能坚守，不能决断。

孔子说：“喜爱学习就接近智，努力践行就接近仁，知道羞耻就接近勇。”

这是说尚未达到通达德行而寻求进入德行的途径。吕氏说：“愚昧的人自以为是而不求取，自私的人顺从人欲而忘记反省，懦弱的人甘居人下而不推辞，所以好学虽然不是智，但足以破除愚昧；力行虽然不是仁，但足以忘记私欲；知耻虽然不是勇，但足以振奋懦弱。”○上一章已经说了通达德行的名称，恐怕学者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所以又说那些不远的事情来指示他们，使他们由此去探求，就可以进入德行了。○这一节的旨意，只有吕氏的话深沉恳切而有意味，差不多算是领会了。

孟子回答说：“大王请不要喜好小勇。那手按剑柄、怒目而视地说：‘他怎么敢抵挡我？’这是匹夫之勇，只能抵挡一个人。大王请扩大它。《诗经》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军队，以阻止莒国的进犯，以巩固周朝的福佑，以回应天下的期望。’这是文王的勇。文王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宁。《尚书》说：‘上天降生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说是帮助上帝爱护他们。’四方有罪无罪，只有我负责。天下谁敢违背他的意志？如果有一个人横行天下，武王以此为耻。这是武王的勇。武王也是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宁。现在大王如果也能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宁，百姓只怕大王不喜好勇呢。”

这是说君主如果能克制小的愤怒，就能培养大的勇气，铲除暴政、拯救百姓以安定天下。○张栻说：勇有大小，血气之勇是小勇；义理之勇是大勇。以血气为勇，那么这种勇不出于血气之内，势力可以战胜它，利害可以削弱它。义理之勇，不依赖血气，势力无法施加影响，利害无法削弱它。所以说：“大王请不要喜好小勇”，是希望他将勇扩展到义理上。圣人并非没有愤怒，他的发动不是出于血气，而是出于理。可怒之处在别人，而理在这里，圣人怎么会增加丝毫呢？从文王、武王的事情来看，就可以明白了。○曾子从孔子那里听说大勇的章节，已见前《养气篇》。

○有人问勇，说：“是轲。”问：“什么轲？”答：“轲，是指孟轲。如果是荆轲，君子会偷窃吗？”请问孟轲的勇，答：“勇于义，而果于德，不因贫富贵贱生死而动摇内心。他的勇，大概差不多了。”

有人说：颜回的为人，接近怯懦。孔子说：谁比颜回更勇？看他的话：“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有若无，实若虚之类，也可以说是大勇了。

程颐说：人的学习不能进步，只是不勇。

礼聘义，所贵在勇敢者，贵在敢于行礼义。所以勇敢强有力的人，天下无事时用于礼义，天下有事时用于战胜。用于战胜，就无敌；用于礼义，就顺治。

据《左传》，晋国狼瞫担任车右，先轸罢免了他。狼瞫愤怒，他的朋友说：“何不为此而死？”狼瞫说：“我还没找到死的合适时机。”他的朋友说：“我与你一起为难。”狼瞫说：“《周志》有记载：勇而害上，不能登于明堂。死而不义，不是勇。共同使用才叫勇，我用勇求取车右之位，无勇而被罢免，也是应该的。说上级不了解我，罢免是适宜的，这才了解我了。你暂且等着。”等到彭衙之战列阵后，他率领部下冲击秦军，战死。晋军跟随他，大败秦军。君子认为狼瞫在这里表现得像君子。狼瞫在《春秋》中未得为贤大夫，而所谓“死而不义，非勇也”，他的话有可取之处，所以附在此处。

右专言勇

西山读书记卷九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

西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