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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西山读书记十四

西山读书记卷十二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263–280 段

,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惰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视之,果伯玉也。○以上皆言事君之礼,传记所载不止于此,姑志其畧云。

译经过公门时下车,经过君王的马匹时俯身扶轼,这是为了广泛表达敬意。忠臣孝子不会因为有人看见就彰显节操,也不会因为无人知晓就懈怠行为。蘧伯玉是卫国贤良的大夫,仁德且有智慧,侍奉君主恭敬谨慎,这样的人必定不会因天色昏暗就废弃礼制,因此我知道是他。”卫灵公派人去查看,果然确实是蘧伯玉。○以上都是讲述侍奉君主的礼节,传记中记载的不仅仅限于这些,暂且记下其大略罢了。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朱子曰:「犯,谓犯顔谏争。」○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难也,而以不欺为难,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后犯。」○南轩曰:「尽诚而不欺,犯顔而纳忠,事君之义,大要尽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则诚信充积,一不得已,有时而犯之,则有以感动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则于事君之道为未尽,而徒以犯顔为事,亦鲜味矣。如内交、要誉、恶其声之类,一毫之萌,皆为欺也。以子路之刚强,惧其果于犯也,故告之以勿欺为主。」○黄氏曰:「伪言不直,谓之欺;直言无隠,谓之犯。欺与犯正相反。夫子之告子路,乃是一戒一劝,两面平説之辞。若反覆以观,则能勿欺而不能犯,则未免有回护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则未免有矫饰之病。此又不可以不戒也。」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曽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朱子曰:「以道事君者,不从君之欲,不可则止者,必行已之志。」○南轩曰:「大臣不枉道以狥人,其不合则有去而已。由求为季氏之臣,坐观其失而不能去,直尸禄备数而已,故曰具臣。然则从之者与季氏,意其不能止,则当无不从也。方是时,季氏无君之心已着矣。谓弑父与君亦不从者,非惟言由求所长,抑可使之闻而惧也。」或曰:「此何必由求而后能之?曽不知顺从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狥而已。履霜坚氷之不戒,驯习蹉跌以至于从人而弑君父者多矣。如荀彧、刘穆之之徒,其始从曹操、刘裕之时,亦岂遂欲弑父与君哉?惟其渐浸顺长,而势卒至此耳。」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谓患不能得之

  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小则吮疽防痔,大则弑父与君,皆生于患失而已。○胡氏曰:许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徳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矣,则亦无所不至矣。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谓鄙夫也。”○南轩曰:患得患失者,以得失为事也。患得者,患无以得之也。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则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若是,则几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为,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乱臣贼子,其初亦岂敢遽有簒弑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则患得,既得则患失。患失则无所不至,履霜坚氷,驯致其道也。然则患得患失之萌,是乃弑父与君之原也。圣人谓为鄙夫者,盖区区惟己私之狥,不亦鄙乎?○按眉山苏氏曰: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惧李懐光之数其恶,则误徳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祸乃至于丧邦。乃知圣人之言,良不为过,亦名论也。

晋丕郑曰:「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

国语》曰:晋献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里克、丕郑、荀息相见。里克曰:「夫史苏之言将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丕郑曰:「吾闻云云,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识义,亦不阿惑,吾其静也。」三大夫乃别。○愚按:三大夫所见不同,惟丕郑之言大臣之言也。而荀息一于阿惑,里克一于中立,遂成新城之祸,惜哉!方里克许骊姬以中立,丕郑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擕之,多为之故以变其志。志少疏乃可间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谋,彼有成矣,难以得间。未几卒如其言,亦可谓善谋矣。郑又云:「事君者,君为我心制,不在我。」亦名言也。郑在晋虽不得为贤大夫,而其言有可法者,故録之。

晏子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

译孔子说:“君子侍奉君主,进见时想着竭尽忠诚,退下时想着弥补过失,顺从并助成君主的美德,纠正并补救君主的恶行,所以上下能够相亲相爱。”

子路问如何侍奉君子,孔子说:“不要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

朱熹说:“犯,是指冒犯君主的威严进行劝谏争辩。”○范氏说:“犯颜直谏,并不是子路所难以做到的,而是以不欺骗为难,所以孔子教导他先要不欺骗,然后才能犯颜直谏。”○张栻说:“竭尽诚意而不欺骗,冒犯威严而进献忠言,侍奉君主的大义,大体都在这里了。然而不欺骗是根本,不欺骗了,那么诚信就会充盈积累,一旦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有时去犯颜直谏,就能有所感动。如果忠信有所不足,那么在侍奉君主的道理上就没有尽到,而只是把犯颜直谏当作事情去做,也就没有什么意味了。像私下结交、求取名誉、厌恶别人批评这类念头,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萌发,都算是欺骗。因为子路性格刚强,担心他过于果敢地去犯颜直谏,所以告诉他以不欺骗为主。”○黄氏说:“虚伪不直,叫做欺骗;直言无隐,叫做犯颜。欺骗与犯颜正相反。孔子告诉子路的话,是一戒一劝,从两方面平铺直叙的话。如果反复来看,能够不欺骗却不能犯颜直谏,那么难免有回护掩饰的过失;能够犯颜直谏却不能不欺骗,那么难免有矫饰造作的毛病。这也是不可以不警惕的。”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为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是问别人,原来是问由和求啊。所谓大臣,是用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现在由和求,只能称为备位充数的臣子罢了。”季子然说:“那么他们是顺从君主的人吗?”孔子说:“杀父亲和君主,他们也不会顺从。”

朱熹说:“用正道侍奉君主,是不顺从君主的私欲;行不通就辞职,是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张栻说:“大臣不歪曲正道来迎合别人,如果不合,只有离去而已。由和求做季氏的家臣,坐视季氏的过失而不能离去,只是尸位素餐、凑数而已,所以说是备位充数的臣子。那么他们是顺从的人吗?季氏的意思,认为他们不能辞职,那么应当没有不顺从的。当时,季氏无君之心已经明显了。说杀父亲和君主他们也不会顺从,不仅是说由和求的长处,也可以让他们听到而害怕。”有人说:“这难道一定要由和求才能做到吗?曾不知道顺从的臣子,起初只是迎合利益罢了。不警惕‘履霜坚冰’的渐进,习惯性地滑跌以至于顺从别人去杀害君主父亲的多了。像荀彧、刘穆之这类人,他们起初跟随曹操、刘裕的时候,难道就想杀害父亲和君主吗?只是逐渐顺从助长,而形势最终到了这一步罢了。”

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职位后,又担心失去。”

何晏说:担心得到,是说担心不能得到。

如果担心失去,就会无所不为了。小的方面则吮吸毒疮、防备痔疮,大的方面则杀害父亲和君主,都产生于担心失去罢了。○胡氏说:许昌靳裁之有话说:“士人的品格,大概有三类:立志于道德的人,功名不足以拖累他的心;立志于功名的人,富贵不足以拖累他的心;只立志于富贵的,那么也就无所不为了。立志于富贵,就是孔子所说的鄙夫。”○张栻说:患得患失的人,把得失当作事情。患得,是担心没有办法得到。正因为有这种心,所以得到后就担心失去了。他担心失去的心,就是担心得到的心。像这样,那么几乎凡是能不失去的,都在他必须做的范围内,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他们起初难道敢立刻有篡位弑君的念头吗?只是担心失去的心,滑跌到了这一步。所以没有得到时担心得到,已经得到时担心失去。担心失去就无所不为,履霜坚冰,是逐渐导致这种结果的道路。那么患得患失的萌芽,就是杀害父亲和君主的根源。圣人称之为鄙夫,大概是因为他们只追求自己的私利,不也很鄙陋吗?○按:眉山苏氏说:李斯担心蒙恬夺取他的权力,就拥立秦二世而导致秦朝灭亡;卢杞害怕李怀光列举他的罪恶,就误导唐德宗导致再次动乱。他们的心本来产生于担心失去,而祸患竟然到了丧失国家的程度。才知道圣人的话,确实不过分,也是著名的论断。

晋国的丕郑说:“侍奉君主的人,要顺从大义,不迎合君主的迷惑。”

《国语》说:晋献公将要废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里克、丕鄭、荀息相见。里克说:“史苏的话将要应验了,该怎么办?”荀息说:“我听说侍奉君主的人,竭尽全力来服役做事,没听说过违背命令的。君主确立,臣子顺从,有什么二心呢?”丕郑说:“我听说……一定要立太子。”里克说:“我不识大义,也不迎合迷惑,我保持中立吧。”三位大夫于是分别。○我按:三位大夫所见不同,只有丕郑的话是大臣的话。而荀息一味迎合迷惑,里克一味中立,于是造成了新城之祸,可惜啊!当里克答应骊姬保持中立时,丕郑说:“可惜啊!不如说不信任来疏远她,也巩固太子来牵制她,多制造事端来改变她的志向。志向稍微疏远就可以离间了。”现在里克说中立,何况巩固了他们的计谋,他们已经成功了,难以找到离间的机会。不久终于像他说的那样,也可以说是善于谋划了。丕郑又说:“侍奉君主的人,君主是我的心志,不在我。”这也是名言。丕郑在晋国虽然不能算作贤大夫,但他的言论有可效法的,所以记录下来。

晏子说:“君主认为可以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臣子献出不对的意见,来成就君主正确的决定;君主认为不对的,

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译如果有可取之处,我就进献它的可取之处,以去除它的不可取之处。因此政事公平而不相干扰,百姓没有争竞之心。

左氏传》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羮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云云。故《诗》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騣嘏无言,时靡有争。”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専一,谁能聴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礼记》曰:「为人臣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讇,谏而无骄。」

郑氏曰:亡去也,疾恶也。颂,谓将顺其美;骄,谓言行谋从,恃知而慢。○愚谓:无骄者,不防其君之美以骄其心也。郑説恐非。

怠则张而相之,废则埽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

废政教,壊乱,无可因也。役为也。○《少仪》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

郑氏曰:「谓明言其君之恶,不几防也?」

  三谏而不聴则逃之

君臣有义则合,无义则去。○愚按:不显谏与事父母几谏之义同,当参玩也。○《曲礼》○豫章黄氏诗曰:「谁云君臣难,是亦父子间。」《大雅》称「补衮」,不言能犯顔,此意宜深味也。

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后之徳。’于乎!是惟良,显哉。”○坊记

  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

  郑氏曰谓陈其过于外也

诗》云:「心乎爱矣,瑕不谓矣。中心蔵之,何日忘之?」

  瑕之言胡也谓犹告也○表记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朱子曰:「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孟子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范氏曰: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南轩曰:责难于君者,以先王事业望其君,不敢以君为难也。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朱子曰: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过讁;行政之失,不足非间。惟有大人之徳,则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归于正,而国无不治矣。大人者,大徳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发之于外。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事事而更之后,复有其事,将不胜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后,复用其人,将不胜其去矣。是以辅相之軄,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徳,则亦莫之能也。○南轩曰:格之为言,感通至到也。《书》曰:「格于上帝。」盖君心之非,不可以气力胜,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谓格也。盖积其诚意,一动静,一语默,无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则虽责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见聴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不正,不可胜救也。心非既格,则人才政事皆将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业,非大人则不能。若在已之非,犹有未之能觉者,而将何以尽夫感通之道哉?后世道学不明,论治者不过及于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

译《左氏传》记载:齐景公从打猎回来,晏子侍奉在侧。梁丘据驱车赶来拜见。景公说:“只有据能与我和谐吧?”晏子回答说:“据只是附和罢了,怎么能叫和谐呢?”景公说:“和谐与附和有什么不同吗?”晏子回答说:“不同。和谐就像调羹一样,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煮鱼肉,用柴火煮它,厨师调和它,使味道适中,补充不足的,减去过分的。君子吃了它,用来使心境平和,君臣关系也是这样。”等等。所以《诗经》说:“也有调和的羹汤,已经备好已经调匀,祭祀时没有言语,当时没有争执。”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您说可以,他也说可以;您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像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喝呢?就像琴瑟只弹一个音调,谁能听呢?附和是不可取的,就是这样。

《礼记》说:“做臣子的,有劝谏而没有讥讽,有离去而没有憎恶,有颂扬而没有谄媚,有劝谏而没有傲慢。”

郑玄说:“亡是离去的意思,疾是憎恶的意思。颂,是说顺从君主的美德;骄,是说言行谋划都顺从,自恃聪明而轻慢。”○我认为:不傲慢,是不因为掩盖君主的美德而使自己内心骄傲。郑玄的解释恐怕不对。

君主懈怠就张扬起来辅助他,君主废弛就扫除障碍并革新他,这叫做社稷的臣子。

废弛政教,败坏混乱,没有可以沿袭的。役是做、从事的意思。○《少仪》

做臣子的礼节,不公开劝谏。

郑玄说:“是说明确说出君主的过错,不委婉含蓄吗?”

三次劝谏而不听从就离开他。

君臣有义就在一起,没有义就离去。○我认为:不公开劝谏与侍奉父母时委婉劝谏的道理相同,应当参看玩味。○《曲礼》○豫章黄庭坚诗说:“谁说君臣关系难处,这也如同父子之间。”《大雅》称赞“补衮”,不说能冒犯脸色,这意思应当深深体味。

子思说:“有功绩就归称于君主,有过错就归咎于自己,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忠诚。”《君陈》说:“你有好的谋略、好的计划,在宫内报告给你的君主,你在宫外就顺从推行,说:‘这谋略、这计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啊!这才是良臣,显耀啊。”○《坊记》

孔子说:侍奉君主,想要劝谏,不想要公开陈列(过错)。

郑玄说:是说在外部陈列君主的过错。

《诗经》说:“心里爱戴啊,怎么能不诉说呢。藏在心中,哪一天能忘记呢?”

瑕的意思是胡,谓是说、告诉的意思。○《表记》

景丑说:“在内是父子,在外是君臣,这是人的大伦常。父子以恩情为主,君臣以恭敬为主。我看见大王对您恭敬,却没看见您用来恭敬大王的地方。”孟子说:“唉!这是什么话呢?齐国人没有用仁义跟大王说话的,难道是因为仁义不好吗?他们心里想:‘这个大王哪里值得跟他谈论仁义呢’,这样说?那么,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我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大王面前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比我更恭敬大王的了。”朱熹说:“景丑所说的恭敬是小恭敬,孟子所说的恭敬是大恭敬。”

孟子说:“侍奉君主没有道义,进退没有礼节,说话就违背先王之道的人,就像喋喋不休的人一样。”所以说:“用难事要求君主,叫做恭;陈述善道堵塞邪念,叫做敬;认为君主不能行善道而不告诉他的,叫做贼。”

范氏说:臣子用难事要求君主,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这是尊崇君主的大义。开陈善道,来禁闭君主的邪心,唯恐君主陷入有过错的境地,这是敬奉君主的极致。认为君主不能行善道而不告诉他,这是严重地危害君主。○张栻说:用难事要求君主,是用先王的事业期望君主,不敢认为君主难以做到。

孟子说:“人不足以去迎合,政不足以去非议。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

朱熹说:说君主用人错误,不值得过分指责;行政失误,不值得非议。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不正,使之归于正,这样国家就没有不治的了。大人,是大德之人,端正自己而万物都端正的人。○程颐说:天下的治乱,系于君主仁不仁。心中的错误,就危害政事,不需要表现于外。从前孟子三次见齐王而不谈政事,说:“我先攻其邪心。”心既端正,然后天下之事才可以治理。政事的失误,用人的错误,智者能更改,直者能劝谏。然而如果心中不存正道,那么事事更改之后,又会有同样的事,将不胜更改;人人罢免之后,又用那些人,将不胜罢免。所以辅相的职责,必定在于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然后无所不正。而想要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如果没有大德,也就不能做到。○张栻说:格的意思是感通至到。《尚书》说:“格于上帝。”大概君主心中的错误,不可以气力战胜,必定要感通至到而使之自行消解,这就是所谓的格。大概积累诚意,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无不是格君之道。如果心中的错误未被纠正,那么即使责问人才,更改政事,侥幸被听从而肯改易,日后所用所行,也未必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源头不正,不可胜救。心中的错误既被纠正,那么人才政事都将源源不断地日日更新。然而格君的事业,非大人不能。如果在自己身上的错误,还有未能觉察的,又将如何尽感通之道呢?后世道学不明,谈论治国的人不过涉及人才政事而已,谁知道根本所在呢?

在于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于吾心乎?

译在于君主的心吗?而端正君主的根本,难道在于我的心吗?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于当道,志于仁而已。

朱子曰:「当道,谓事合于理;志仁,谓心在于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南轩曰:「此章大抵与前章意同。战国之臣所以事君者,徒以能富国强兵为急,而其君亦固以此为臣之忠于我。而孟子以为民贼,何哉?盖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但欲之为富强之计,则君益以骄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恶,而下絶民之命也。当时诸侯乃以民贼为良臣,岂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圣贤拔本塞源之道,今之道,功利之道也;今之俗,功利之俗也。由是道不变,其俗本源既差,纵使其间节目之善,亦终无以相逺也。故必以不由其道为先,不由其道,则由仁义之道矣。由仁义之道变而为仁义之俗,然后名正言顺,而事可成也。所谓「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胜,人纪堕丧,虽得天下,何以维持主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祸愈速。富国强兵之说,至于秦,可谓获其利矣。然自始皇初并天下,固已在絶灭之中,人心内离,岂复为秦之臣也哉?孟子谓「虽与天下不能一朝居」者,宁不信乎?知此义,然后可以谋人之国矣。

孟子谓蚔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鼃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鼃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朱子曰:「官守,以官为守者;言责,以言为责者。」孟子居宾师之位,未尝受禄,故其进退之际寛裕如此。○尹氏曰:「进退久速,各当于理而已。」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聴,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聴,则去。」朱子曰:「大过,谓足以亡其国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亲戚之贤者。盖与君有亲亲之恩,无可去之义,以宗庙为重,不忍坐视其亡,故不得已而至于此。若异姓不合,则可去。盖君臣以义合故也。」○此章言大臣之义,亲疎不同,守经行权,各有其分。贵戚之卿,小过非不谏也,但必大过而不聴,乃可易位。异姓之卿,大过非不谏也,虽小过而不聴,已可去矣。然三仁贵戚不能行之于纣,而霍光异姓乃能行之于昌邑,此又委任权力之不同,不可以执一论也。○南轩曰:「非谓贵戚之卿谏君反复而不从,便可以易位。盖极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所谓以正对也。」或谓斯言不亦过乎?盖对宣王之问,不如是无以深警其心也。○愚按:贵戚易位之説,非后世之所得行。君有大过,惟当反复极言,如屈平、刘向之为尔。平谏懐疾,聴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懐

译鲁国打算让慎子担任将军。孟子说:“不先教导百姓就驱使他们作战,这就叫祸害百姓。祸害百姓的人,在尧舜的时代是不被容忍的。即使打一次胜仗,就能拥有南阳之地,然而这样做也是不可以的。”慎子听后勃然变色,很不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了。”孟子说:“我明确地告诉你,天子的土地纵横千里,不到千里不足以接待诸侯;诸侯的土地纵横百里,不到百里不足以守护宗庙的典籍。周公受封于鲁国,土地纵横百里,土地并非不够,却节俭地只取百里;太公受封于齐国,土地也是纵横百里,土地并非不够,却节俭地只取百里。如今鲁国的土地有五个百里,你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鲁国是在被削减之列呢?还是在被增加之列呢?白白地从那里夺取来给这里,即使是仁者也不这样做,何况是通过杀人来谋求呢?君子侍奉君主,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立志于仁德罢了。”

朱熹说:“‘当道’,指行事合乎道理;‘志仁’,指心意在于仁德。”

孟子说:“如今侍奉君主的人说:‘我能替君主开拓土地,充实府库。’现在所谓的良臣,在古代被称为民贼。君主不向往正道,不立志于仁德,却想让他富裕,这就是让夏桀富裕。‘我能替君主与盟国作战,必定取胜。’现在所谓的良臣,在古代被称为民贼。君主不往来正道,不立志于仁德,却想替他强力作战,这就是辅佐夏桀。沿着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把天下给他,他也无法安居一个早晨。”

张栻说:“这一章大体上与前一章意思相同。战国时期的臣子侍奉君主,只以能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为急务,而他们的君主也本来认为这是臣子对自己的忠诚。而孟子却认为他们是民贼,为什么呢?因为君主不向往正道,不立志于仁德,只想让他们谋划富强,那么君主就会更加骄横放肆,百姓就会更加困苦憔悴,这是在上成全君主的恶行,在下断绝百姓的生路。当时的诸侯竟然把民贼当作良臣,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孟子的话说:“沿着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给他天下,他也无法安居一个早晨。”这是圣贤从根本上堵塞祸源的道理。现在的道路,是追求功利的道路;现在的习俗,是追求功利的习俗。如果这条道路不改变,其习俗的根本源头既然错了,即使其中有些细节上的善举,最终也无法与之相去甚远。所以必须以不遵循那条道路为先,不遵循那条道路,就是遵循仁义的道路了。遵循仁义的道路,从而转变为仁义的习俗,然后名正言顺,事情才能成功。所谓“无法安居一个早晨”,是因为功利之心盛行,人伦纲纪丧失,即使得到天下,又靠什么来维持和守护呢?所以功业越成就,祸害越深重;利益越大,灾祸来得越快。富国强兵的学说,到了秦国,可以说获得了利益。然而自从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已经处于灭绝之中了,人心内部背离,哪里还会做秦国的臣子呢?孟子说“即使给他天下也无法安居一个早晨”,难道不令人信服吗?懂得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谋划治理别人的国家。

孟子对蚔鼃说:“你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担任士师,似乎是合适的。因为那个职位可以进言。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还不能进言吗?”蚔鼃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辞官离去。齐国人说:“为蚔鼃考虑是好的,但为自己考虑,我就不知道了。”公都子把这话告诉孟子,孟子说:“我听说,有固定官职的人,不能胜任其职就辞职;有进言责任的人,意见不被采纳就辞职。我没有固定的官职,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我的进退难道不是从容宽裕吗?”

朱熹说:“‘官守’,指以官职为职责的人;‘言责’,指以进言为责任的人。”孟子处于宾师的位置,未曾接受俸禄,所以他的进退如此宽裕。尹氏说:“进退的快慢,各自合乎道理罢了。”

齐宣王问关于卿的事,孟子说:“大王问的是哪种卿呢?”齐宣王说:“卿难道有不同吗?”孟子说:“不同。有同宗贵的卿,有异姓的卿。”齐宣王说:“请问同宗贵的卿。”孟子说:“君主有大过错就进谏,反复进谏而不听从,就更换君主。”齐宣王勃然变色说:“大王不要见怪。”孟子说:“大王问臣,臣不敢不据实回答。”齐宣王脸色平静下来,然后问异姓的卿。孟子说:“君主有过错就进谏,反复进谏而不听从,就离去。”朱熹说:“‘大过’,指足以导致国家灭亡的过错。‘易位’,更换君主的位子,另立宗室中贤能的人。因为与君主有亲属之恩,没有离去的道理,以宗庙为重,不忍心坐视其灭亡,所以不得已而走到这一步。如果是异姓,不合则离去。因为君臣以义相合的缘故。”这一章讲的是大臣的道义,亲疏不同,坚守常道与行使权变,各有其本分。同宗贵的卿,小过错并非不进谏,但必须是大过错而不听从,才可以更换君主。异姓的卿,大过错并非不进谏,即使是小过错而不听从,也可以离去。然而三仁作为同宗贵的卿不能在商纣王那里实行易位,而霍光作为异姓的卿却能在昌邑王那里实行易位,这又是委任权力的不同,不可以固执一端来论断。张栻说:“并不是说同宗贵的卿进谏君主反复而不听从,就可以更换君主。而是从道理上极而言之,有可以更换君主的道理,这就是据实回答。”有人说这话不是太过分了吗?因为回答齐宣王的问话,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深深警示他的心。我认为:同宗贵卿更换君主的说法,不是后世所能实行的。君主有大过错,只应当反复极力进言,像屈原、刘向那样。屈原进谏怀王,虽然被流放,但眷顾楚国,心系怀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无可奈何而后已,可谓忠矣。然忿而沈渊则过也。致堂胡氏尝论之曰:「世谓屈原、刘向皆同姓之臣,忠言着于当时,文采表于后世,未易以优劣判。以愚观之,向盖优于原也。向厯事三帝,前经恭显擅朝,后值王鳯颛政,杀戮忠谏之时,上则正言讥刺,恳恳纳忠,下则官虽不迁,祸亦不及,岂非徳信有孚,周身无阙故邪?原则偏介悻直,掲掲然众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众疾,昧于不可则止之道,怨刺强聒,无所容身,懐沙赴流,智斯下矣。」胡氏之论向甚。当然于平则贬之太过,必如朱子曰:「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然后为当其实尔。」又同姓之卿,虽无可去之义,若其君有大恶而不可谏,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将危,岂容坐待?则防子去之,亦有明义存焉。其恶虽未如纣,然非可事之君,义不当食其禄,则鲁之叔肸可以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肸卒。《谷梁传》曰:「叔肸贤之也。其贤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则胡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与之财则曰:我足矣。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贵之,因时制义,初无定法也。○又按孟子「反覆」二字,最宜亲体。前世人臣因有见君之过失,姑一言以塞责者,曰:「吾亦尝谏之云尔,而不从,非吾责也。」此其用心,既欲茍全爵位,又欲厌塞公言,张华之所以见屈于张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谏,谏而不从则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译屈原身为楚王,念念不忘想要返回朝廷,希望君王能有一次醒悟,风俗能有一次改变。他在《离骚》一篇中,处处体现着保存君主、振兴国家并反复劝谏的意图,多次表达心意,直到无可奈何时才停止,这可以说是忠诚了。然而因愤懑而投江自尽,则是过错。

致堂胡安国曾经评论说:“世人认为屈原、刘向都是同姓大臣,忠言显扬于当时,文采流传于后世,难以轻易判定优劣。依我看来,刘向似乎优于屈原。刘向历经侍奉三位皇帝,先前遭遇恭显专权朝政,后来正值王凤独揽大权,在杀戮忠臣谏臣的时候,他向上则直言讥刺,恳切进献忠言;向下则虽然官职没有升迁,灾祸也没有波及自身,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德行诚信令人信服,保全自身没有缺憾的缘故吗?而屈原偏执刚直,在众小人之中显得特立独行,向上违背君主心意,向下招致众人憎恨,不明白‘不可为则止’的道理,怨恨讥刺、强聒不舍,无处容身,怀抱沙石投江而死,智慧这就太低下了。”

胡安国对刘向的评价很高,但对屈原的贬低太过分了。必定要像朱熹所说:“屈原为人,他的志向和行为虽然有时超过了中庸之道,不能作为效法的准则,但都是出于忠君爱国的诚心,这样才符合实际情况。”

况且作为同姓卿大夫,虽然没有必须离去的理由,但如果君主有大恶且不可劝谏,改换君主的事又无法实行,国家社稷即将危亡,难道能坐以待毙吗?那么像防子那样离去,也有明确的道义存在。楚王的恶行虽然不像商纣王那样,但也不是可以侍奉的君主,从道义上讲不应当吃他的俸禄,那么鲁国的叔肸就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

《春秋》宣公十七年,鲁宣公的弟弟叔肸去世。《谷梁传》说:“这是赞扬叔肸贤德。为什么赞扬他贤德呢?因为他反对宣公弑君。反对他为什么不离开呢?回答说:因为是兄弟关系。离开后到哪里去呢?给他财物就说:我足够了。编织草鞋来吃,终身不吃宣公的俸禄。”《春秋》推崇他,是因为根据时势制定道义,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法则。

○又按:孟子所说的“反覆”二字,最应当亲身体悟。前代臣子因为看到君主的过失,姑且说一句话来敷衍责任,说:“我也曾经劝谏过,只是他不听从,这不是我的责任。”这种用心,既想苟且保全爵位,又想搪塞公众舆论,张华之所以被张林折服而不能自保,就是这样的原因。必定要反复劝谏,劝谏而不听从就离去,这是臣子的正道。孟子的话,怎么可以轻视呢!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髙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后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犹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朱子曰:「浩然如水之流不止也。」杨氏曰:「齐王天资朴实,如好勇、好货、好色、好世俗之乐,皆以直告而不隠,故足以为善。若乃其心不善,而谬为大言以欺人,是人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此章见圣贤行道济时汲汲之本心,爱君泽民惓惓之余意。李氏曰:于此见君子忧则违之之情,而荷蒉者所以为果也。○孟子曰:予日望之。孟子非不知道之行否有命,而拳拳不已者,吉凶与民同患之心也。学者所宜反覆详味之。若夫谏而不用,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则是私意之所发。其谏也固无未言之感,而其去也岂复有忠厚之气哉?

考槃刺郑庄公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之退穷处。考槃在涧,硕人之寛。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毛氏曰:考成槃乐也。程氏曰:贤者之退,穷处涧谷间,虽徳体寛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懐,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陈其由也。○杨氏曰:矢如臯陶矢厥谟之矢,自陈其不能忘君。

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

毛氏曰:「阿薖,寛大貌。」○杨氏曰:「自陈,不得过君之朝。」

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

苏氏曰:轴槃桓不行,从容自广之谓也。张子曰:考槃之诗,永矢弗过,弗告解以永不复告君过,岂是贤者之言?○杨氏曰:考槃云云,説者曰誓不过君之朝,非也。昔有以问常立者,立曰:古之人盖有视其君如冦雠者,此尤害理。虽其时君使贤者退而穷处为可罪,夫茍一日有悔过迁善之心,复以用我,我必复立其朝,何终不过之有?○郑介夫説畧同。

羔裘,大夫以道夫其君也。国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洁其衣服,逍遥游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诗也。郑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谏不从,待放于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传》云: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以为,君赐之环则还,赐之玦则往。故荀卿云:召人以环,絶人以玦。」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

毛氏曰:羔裘以逰燕,狐裘以适朝。○范氏曰:急于游燕而怠于政治,此贤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岂舍君哉?故曰云云。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

  郑氏曰翺翔犹逍遥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岂不尔思,中心是悼。

朱子曰:「羔裘色润泽如脂膏所渍,日色照之则有光耀。」○《桧风》又《郑风》《狡童》之诗曰:「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昭公之昏淫,国人以狡童目之,其不君可知矣。不与我食,其踈弃贤者又可知矣。贤者犹忧之念之,至于不能食息,况于犹足为善者乎?○又乐毅曰:「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显其名。」○刘向曰:「忠臣虽在畎畆,犹不忘君,惓惓之义也。」其言皆忠厚可法,故附以上言事君之道,与夫言不行而去,去而不忘其君者,皆人臣所当知也。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郑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张氏曰:「不遇,非不达也,不受其志也。」

泛彼栢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隠忧。防我无酒,以敖

译孟子离开齐国。尹士对人说:“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圣君,这是不明智;知道齐王不行,却仍然去见他,这是为了求取恩泽。”孟子千里迢迢去见齐王,没有遇到赏识,所以离开。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这是多么迟缓啊?尹士因此很不高兴。高子把这话告诉孟子说:“尹士怎么了解我呢?千里迢迢去见齐王,是我所希望的;没有遇到赏识所以离开,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我是不得已啊。我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在我心里还觉得太快了。齐王或许会改变主意,齐王如果改变主意,就一定会召我回去。”离开昼地而齐王没有追我,我这才浩浩荡荡地有了回家的念头。我虽然如此,难道会舍弃齐王吗?齐王还足以用来行善。齐王如果用我,那么岂止是齐国的百姓安宁,天下的百姓都能安宁。齐王或许会改变主意,我天天盼望着他。

朱熹说:“浩然,像水流一样不停止。”杨氏说:“齐王天资朴实,比如喜好勇武、喜好财货、喜好美色、喜好世俗的音乐,都直率地告诉他而不隐瞒,所以足以行善。如果内心不善,却妄发大话来欺骗人,这种人终究不能引导他进入尧舜的大道。”

我难道像那种小丈夫一样吗?向君主进谏而不被接受,就恼怒愤恨地表现在脸上,离开时则用尽一天的力气才住宿啊!尹士听了这话后说:“尹士确实是个小人。”

这一章展现了圣贤推行道义、救济时世的急切本心,以及爱护君主、恩泽百姓的深切余意。李氏说:从这里可以看到君子忧虑时违离君主的情感,以及荷蒉者之所以果断的原因。○孟子说:我天天盼望着他。孟子并非不知道道义能否推行在于天命,而恳切不已的原因,是吉凶与百姓同患的心意。求学的人应当反复详细品味。至于进谏而不被采用,就恼怒愤恨地表现在脸上;离开时则用尽一天的力气,这是私意所发出的表现。他的进谏本来就没有未言说的感动,而他的离开又哪里还有忠厚之气呢?

《考槃》讽刺郑庄公不能继承先公的基业,使贤者退隐穷困。《考槃》在涧谷,硕大的君子宽宏。独自睡觉醒来说话,永远发誓不忘记。

毛氏说:考,成;槃,乐。程氏说:贤者退隐,穷困居住在涧谷之间,虽然德行宽裕,但心在朝廷,醒着睡着都不能忘怀,深深忧虑不能以善道告诉君主,所以陈述其原因。○杨氏说:矢,像皋陶“矢厥谟”的矢,自己陈述不能忘记君主。

《考槃》在山坡,硕大的君子宽舒。独自睡觉醒来歌唱,永远发誓不过去。

毛氏说:“阿、薖,宽大的样子。”○杨氏说:“自己陈述,不能去过君主的朝廷。”

《考槃》在高地,硕大的君子盘桓。独自睡觉醒来住宿,永远发誓不告诉。

苏氏说:轴,盘桓不行动,从容自宽的意思。张载说:《考槃》这首诗,永远发誓不过去,不告诉,解释为永远不再告诉君主的过错,这难道是贤者的话吗?○杨氏说:《考槃》等等,解说的人说发誓不过君主的朝廷,不对。从前有人问常立,常立说:古人大概有视君主如寇仇的,这尤其伤害理义。虽然当时的君主使贤者退隐穷困是有罪的,但如果有一天有悔过迁善的心意,再次任用我,我必定再次立于朝廷,哪里会最终不过去呢?○郑介夫的说法大致相同。

《羔裘》,大夫以道义离开他的君主。国家小而紧迫,君主不采用道义,喜好洁净他的衣服,逍遥游乐宴饮,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所以作这首诗。郑氏说:“以道义离开君主的,是三次进谏不从,等待放逐到郊外,得到玦才离开。”○孔氏说:“《公羊传》说:大夫已经离开,三年等待放逐。范甯认为,君主赐给他环就回来,赐给他玦就离开。所以荀卿说:召人用环,断绝人用玦。”

羔裘逍遥,狐裘上朝。难道不想你吗?忧心忡忡。

毛氏说:羔裘用来游乐宴饮,狐裘用来上朝。○范氏说:急于游乐宴饮而怠慢政治,这是贤人离开的原因。忠臣侍奉君主,言论不被采用而离开,是不得已的。他的心难道会舍弃君主吗?所以说等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难道不想你吗?我心里忧伤。

郑氏说:翱翔,如同逍遥。

羔裘如膏,日出有光。难道不想你吗?中心哀悼。

朱熹说:“羔裘颜色润泽像脂膏浸渍,日光照射就有光耀。”○《桧风》又《郑风·狡童》的诗说:“那个狡童啊,不和我说话啊;因为你的缘故,使我不能吃饭啊。那个狡童啊,不和我吃饭啊;因为你的缘故,使我不能休息啊。”昭公的昏庸淫乱,国人用狡童称呼他,他不配做君主可以知道了。不和我吃饭,他疏远抛弃贤者又可以知道了。贤者还忧虑挂念他,以至于不能饮食休息,何况对于还足以行善的人呢?○又乐毅说:“古代的君子,交情断绝不说恶声;忠臣离开国家,不显扬自己的名声。”○刘向说:“忠臣虽然在田野,还不忘君主,这是恳切的情义。”他们的言论都忠厚可法,所以附在上面讲述侍奉君主的道理,以及言论不被施行而离开,离开而不忘记君主的,都是臣子应当知道的。

《柏舟》,说仁德而不遇。卫顷公的时候,仁人不遇,小人在侧。郑氏说:“不遇,是君主不接受自己的志向。”○张氏说:“不遇,不是不得志,是不接受他的志向。”

漂浮那柏木船,也漂浮在水流。耿耿不能睡,好像有隐忧。给我没有酒,用来遨游

以游。

毛氏曰:「兴也,泛泛流貌。栢木,宜为舟。耿耿,犹儆儆也,隠痛也。非我无酒,可以敖游,忘懐也。」

译用来游玩。

毛氏说:“这是起兴,泛泛是水流动的样子。柏木,适合做船。耿耿,就是儆儆,指隐痛。并非我没有酒,可以遨游,以忘却怀忧。”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长乐王氏曰:责我心之如鉴,必能度形,犹责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责孟子必识齐王之不可为汤、武而不应其聘。○朱氏曰:鉴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据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族之臣也,故僚类皆兄弟。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毛氏曰:石虽坚,尚可转;席虽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闲习也。○欧阳氏曰:其意谓石席可转卷,我匪石席,故不可转卷也。○吕氏曰:不可选也。言威仪闲习,自有常度,不可选择以避祸也。翟方进谓冯参:「君侯以王舅见废,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贵也,与之并列,宜少诎节卑体,视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严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参性好礼仪,不改其常操。

忧心悄悄,愠于羣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毛氏曰:「悄悄,忧貌;愠,怒也;闵,病也;静,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欧阳氏曰:「愠于羣小,羣小愠,仁人也。」○王氏曰:「国乱而君昏,则小人众而君子独;君子忧而小人乐。君子之忧者,忧其国而已。忧其国,则与小人异趣;其为小人所愠,固其理也。故曰:『忧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得志,则为防诬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则又从而侮之。故曰:『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着小人之众也。」

日居月诸,胡迭而防,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孔氏曰:「居诸者,语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语助也。」欧阳氏曰:「日居月诸,胡迭而防者?谓仁人伤卫,日往月来而渐防尔,犹言日朘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不能奋飞者,郁陶无所发也。」○郑氏曰:「臣不遇于君,犹不忍去,厚之至也。」

北门刺仕之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杨氏曰: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卫之忠臣至于窭贫,莫知其艰,则无劝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视臣如手足,岂有以事敦遗之而不知其艰哉?然不择事而安之,无怼憾之辞,知其无可奈何而归之于天,所以为忠臣也。张氏曰:此诗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门,忧心慇慇。终寠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尔雅》曰:「慇慇,忧也。」○李氏曰:「《尔雅》云:『窭,贫也。』兼言之,以见其贫之甚也。」○张氏曰:「出自北门,是防息偶出北门,因有此言也。」○朱氏曰:「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门而有所感,心为之忧慇慇然。盖出北门,背明向隂,亦处乱世事暗君之比也。」郑氏曰:「诗人事君无二志,自决归之于天。」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郑氏曰:「王事,国有王命役使之事。」○苏氏曰:「政事,国之政事。」○毛氏曰:「适之埤厚也,讁责也。」○朱氏曰:「王事既适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劳如此,而窭贫之甚,室人无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则其困于内外极矣。」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韩诗云:「敦迫也。」毛氏曰:「遗,加也;摧沮也。」○以上二诗,一则不见遇于君,困于羣小,而不忍舍去;一则不得志于时,窘于贫窭,而安之若命。皆人臣所宜知。然《栢舟》同姓之臣,故所处如此。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朱子曰:「其才可辅幼君,摄国政;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与疑词也,决词,设为问答,所以深着其必然也。程子曰:「节操如是,可谓君子矣。」问云云,本是兼才节説,然▯要却在节操。曰:「不然,三句都是一

译我的心不是镜子,不能包容万物。虽然有兄弟,却不可依靠。我前去诉说,反而遭遇他们的愤怒。

毛氏说:茹是度量的意思。○长乐王氏说:指责我的心像镜子,必定能度量形貌,就像指责周公必定知道管叔、蔡叔会叛乱而不任用他们,指责孟子必定知道齐王不能行商汤、周武王之道而不回应他的聘请。○朱氏说:镜子能度量事物而我不能,只以为兄弟应当可以依靠,却不知道他们不可依靠,所以有时前去诉说,反而遭遇他们的愤怒罢了。○范氏说:这是公族之臣,所以同僚都是兄弟。

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卷曲。威仪庄重闲习,不能选择逃避。

毛氏说:石头虽然坚硬,还可以转动;席子虽然平整,还可以卷曲。棣棣,是富足而闲习的样子。○欧阳氏说:他的意思是石头和席子可以转动卷曲,我不是石头和席子,所以不能转动卷曲。○吕氏说:不能选择逃避。说威仪闲习,自有常度,不能选择来躲避祸患。翟方进对冯参说:“您因为王舅的身份被废黜,不能在公卿之位。现在五侯最尊贵,与他们并列,应当稍微屈节卑身,有所尊崇。而您盛修容貌,以威严加之,这不是用来谦卑对待五侯而自取益处的。”冯参喜好礼仪,不改变他的常操。

忧心忡忡,被众小人怨恨。遭遇的忧患已经很多,受到的侮辱也不少。静下心来思考,醒来捶胸顿足。

毛氏说:“悄悄,忧愁的样子;愠,怨恨;闵,忧患;静,安;辟,捶胸;摽,捶胸的样子。”○欧阳氏说:“被众小人怨恨,众小人怨恨,是因为仁人。”○王氏说:“国家混乱而君主昏庸,那么小人众多而君子孤立;君子忧愁而小人快乐。君子的忧愁,只是忧愁国家罢了。忧愁国家,就与小人心志不同;被小人怨恨,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忧心忡忡,被众小人怨恨。’小人得志,就制造诬陷来使君子受害;君子已经受害,又进而侮辱他。所以说:‘遭遇的忧患已经很多,受到的侮辱也不少。’说‘已经很多不少’,是为了显示小人的众多。”

太阳啊月亮啊,为什么交替遮蔽?心中的忧愁啊,像没洗的衣服。静下心来思考,不能奋飞。

孔氏说:“居诸,是语助词。”《檀弓》说:“何居?”注说:“居,语助词。”欧阳氏说:“日居月诸,胡迭而防者?是说仁人哀伤卫国,日往月来而逐渐遮蔽,就像说日朘月削。”○范氏说:“像没洗的衣服,是内心污垢而不洗涤;不能奋飞,是郁结无处发泄。”○郑氏说:“臣子不被君主赏识,尚且不忍心离开,是厚道的极致。”

《北门》讽刺仕途不得志。说卫国的忠臣不能实现志向罢了。杨氏说:忠信和重禄,是用来鼓励士人的。卫国的忠臣以至于贫困,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艰难,就没有鼓励士人的方法。仕途之所以不得志。先王看待臣子像手足,哪有因为事务繁重而遗弃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艰难呢?然而不选择事务而安于现状,没有怨恨的话,知道无可奈何而归之于天,所以是忠臣。张氏说:这首诗是忠臣自己作的。

从北门出来,忧心忡忡。终究贫困,没有人知道我的艰难。算了吧!天意如此,又能说什么呢?

《尔雅》说:“慇慇,忧愁。”○李氏说:“《尔雅》说:‘窭,贫困。’兼而言之,以显示贫困的严重。”○张氏说:“从北门出来,是防息偶尔出北门,因此有此言。”○朱氏说:“卫国的忠臣不能实现志向,因为出行出北门而有所感,心中忧愁忡忡。大概出北门,背明向阴,也是处在乱世侍奉暗君的比喻。”郑氏说:“诗人侍奉君主没有二心,自己决断归之于天。”

王事加于我,政事又增加于我。我从外面回来,家人交相责备我。算了吧!天意如此,又能说什么呢?

郑氏说:“王事,国有王命役使之事。”○苏氏说:“政事,国之政事。”○毛氏说:“适之埤厚也,讁责也。”○朱氏说:“王事已经加于我,政事又增加于我,其劳累如此,而贫困严重,家人无法自安,而交相责备我,那么困于内外极矣。”

王事迫我,政事又增加于我。我从外面回来,交相摧沮我。算了吧!天意如此,又能说什么呢?

韩诗说:“敦迫也。”毛氏说:“遗,加也;摧沮也。”○以上二诗,一则不被君主赏识,困于众小人,而不忍心舍去;一则不得志于时,窘于贫困,而安之若命。都是人臣所应当知道的。然而《柏舟》是同姓之臣,所以所处如此。

曾子说:“可以托付六尺之孤,可以寄托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

朱子说:“他的才能可以辅佐幼君,摄理国政;他的节操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了。”与是疑词,决词,设为问答,所以深着其必然。程子说:“节操如是,可谓君子了。”问云云,本是兼才节说,然而〇要却在节操。曰:“不然,三句都是一

般説,须是才节兼全方谓之君子。若无其才而徒有其节,虽死何益?如受人托孤之责,我虽无欺孤之心,却为他人所欺,即是我不能受人之托;受人百里之命,我虽无窃命之心,却为他人所窃,亦是我不能受人之寄矣。徒能守节,不能了事,只是枉死,济得甚事?如晋荀息是也。所谓君子者,岂是拱手端坐无所能为之人耶?故伊川説:「君子者,才徳出众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须是事事理会得方可。若但有节无才,亦唤作好人,只是不济得事尔。○问:「此三句如霍光当得否?」曰:「霍光亦当得上二句,如许后事大节已夺矣。譬如,有猷有为有守,托孤寄命是有猷有为;临大节而不可夺,是有守。霍光虽有猷有为,只是无所守。」○圣人言语浑全温厚,曾子便恁地刚劲,有孟子气象,即此语可见也。

译程颐说,必须才能与节操兼备,才称得上是君子。如果缺乏才能而空有节操,即使死了又有什么益处?比如接受托付孤儿的职责,我虽然没有欺侮孤儿的心,却被别人所欺侮,这就说明我不能胜任别人的托付;接受治理百里的使命,我虽然没有窃取权力的心,却被别人所窃取,这也是我不能胜任别人的寄托。只能够坚守节操,却不能把事情办好,只是白白送死,能有什么用处呢?就像晋国的荀息就是这样。所谓的君子,难道是拱手端坐、一无所能的人吗?所以程颐说:“君子,是才能德行出众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一种用途)。”既然称为君子,就必须事事都能处理得当才行。如果只是有节操而没有才能,也可以称为好人,只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罢了。○问:“这三句话用来评价霍光合适吗?”回答说:“霍光也符合前两句,但像他后来大事上的节操已经被夺去了。比如,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受托孤寄命之任是有谋略、有作为;面临重大节操而不被改变,是有操守。霍光虽然有谋略、有作为,只是没有操守。”○圣人的言语完整温和,曾子却如此刚劲,有孟子的气象,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了。

晋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

国语·晋献公立奚齐为太子,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云云。”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公卒,里克、丕郑以三公子之徒作乱,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怨将作,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将死之。”里克曰:“君杀正而立不正,废长而立幼,如之何?”荀息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里克杀奚齐,荀息立公子卓,克又杀之,荀息死之。息可谓不食言矣。○按:荀息阿献公之惑,而立奚齐,不得为忠。然其言有可取者。使当申生将废之时,而能引义力争,未必不见从。不从而死,则于义得矣。不死于申生而死于奚齐,其何谓耶?故司马文正公尝论之,以为左氏之志所以贬荀息而非襃也。今特以其言之善而录之,亦因以为戒也。

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

杜氏曰:「质音贽,各书于所书之册,屈膝而事之,则不可以贰,辟罪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

左氏《晋懐公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久从重耳在秦弗召懐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云云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霣,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

杜氏曰:欲为义者,不行两信;欲行信者,不受二命。考成也。○左氏:楚子围宋,晋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糓,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汝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云云。」楚子舍之以归。○按:汉景帝时,吴、楚反,汉使路中大夫告梁,使勿下,为吴所得,诱之,使反其言。路大夫阳许之,卒致其君命,与解扬事畧同。然扬获免,而大夫死,亦无愧于人臣之义矣。史失其名,惜哉。

  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

左氏传》宣三年,楚灭若敖氏。箴尹克黄使于齐,还及宋,闻乱,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云云,遂归复命,而自拘于司败。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位,改命曰:“生按鬭椒作乱,楚灭其族。箴尹克黄,子文之孙,鬭椒之族也。人臣不幸而遭此,则如箴尹之所处者得之矣。”又以君为天,始见于此,故録之。

齐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史记·乐毅破齐》闻昼邑人王蠋贤,令军中环邑三十里无入,使人请蠋。蠋谢不往。燕人曰:“不来,吾且屠昼邑。”蠋曰:“云云,齐王不用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与其不义以生,不若死。”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絶脰而死。齐人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

肥义曰:「贞臣也,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史记》赵武灵王爱少子何,二十七年,大朝于东宫,传国立子何为王,肥义为相国傅。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立。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党众而欲大,田不礼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隂谋。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祸门。以吾

译晋国的荀息说:“臣下竭尽辅佐之力,再加上忠诚坚贞。如果成功,那是君主的福分;如果不成功,我就以死相报。”

《国语》记载:晋献公立奚齐为太子,让荀息做他的师傅。献公病重时召见荀息说:“让这年幼的孤儿受累于大夫,该怎么办呢?”荀息叩头回答说:“(前面引用的话)。”献公问:“什么叫忠贞?”荀息回答说:“对国家有利的事,只要知道就无所不为,这是忠;侍奉逝去的君主和侍奉在位的君主,同样没有猜疑,这是贞。”献公死后,里克、丕郑率领三位公子的党羽作乱,将要杀害奚齐,事先告诉荀息说:“三股怨恨将要发作,秦国和晋国(的势力)辅助他们,您打算怎么办?”荀息说:“我将以死殉职。”里克说:“君主杀害正统继承人而立不正统的,废黜年长的而立年幼的,这该怎么办?”荀息说:“我已经对先君说过了,不可以有二心。难道能改变誓言来爱惜自己的生命吗?虽然这没有益处,但又能逃避什么呢?”里克杀了奚齐,荀息立公子卓为君,里克又杀了公子卓,荀息为此殉死。荀息可以说是不违背誓言了。○按:荀息迎合献公的迷惑而立奚齐,不能算作忠。然而他的话有可取之处。假使在申生将要被废黜的时候,他能引经据义极力争辩,未必不会被听从。如果不听从就死节,那么在道义上就说得通了。不在申生被废时死节,却在奚齐被杀时死节,这怎么说呢?所以司马光曾经评论说,认为《左传》的意图是贬低荀息而不是褒扬他。现在特别因为他的话好而记录下来,也以此作为警戒。

狐突说:“儿子能够做官,是父亲教导他忠诚,这是古制的规定。在名册上写下名字并献上信物,有了二心就是逃避罪责。”

杜预说:“‘质’读作‘贽’,各自在名册上写下名字,屈膝侍奉君主,就不可以有二心,有二心就是逃避罪责。”

现在我的儿子名字登记在重耳那里,已经好几年了。如果再召他回来,就是教他怀有二心。父亲教儿子怀有二心,还怎么侍奉君主呢?

《左传》记载:晋怀公命令逃亡的人限期回国,不到期的不赦免。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长久跟随重耳在秦国,怀公没有召他们回来,却逮捕了狐突,说:“你让他们回来就免罪。”狐突回答说:“(前面引用的话)刑罚不滥用,是君主的英明,也是臣下的愿望。滥用刑罚来逞快意,谁又能无罪呢?”臣下听到了命令,于是怀公杀了他。

解扬说:“君主能够制定命令是义,臣下能够承受命令是信。信承载着义去实行,为利益谋划而不失利益,以此保卫国家,是百姓的主心骨。义没有两个标准,信没有两个命令。君主贿赂臣下,是不懂命令啊。我接受命令出使,只有死没有变节,又怎么能被贿赂呢?臣下答应君主,是为了完成命令。死而完成命令,是臣下的福分。君主有信用,臣下得以善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杜预说:想要行义的人,不行双重信用;想要行信的人,不接受两个命令。“考”是完成的意思。○《左传》记载:楚庄王围攻宋国,晋国派解扬出使宋国,让他告诉宋国不要投降楚国,说:“晋国军队全部出动,快要到了。”郑国人囚禁了解扬并献给楚国。楚庄王重重贿赂他,让他反话正说,解扬不答应。楚国三次威胁,解扬假装答应,登上楼车,让宋国人听他喊话,于是传达了君主的命令。楚庄王将要杀他,派人对他说话说:“你既然答应了我,却反悔,什么原因?不是我无信,是你抛弃了它,赶快接受你的刑罚。”解扬回答说:“(前面引用的话)。”楚庄王放了他让他回国。○按:汉景帝时,吴国、楚国反叛,汉朝派路中大夫告诉梁国,让他不要投降,被吴国抓获,吴国引诱他,让他反话正说。路中大夫假装答应,最终传达了君主的命令,与解扬的事略同。然而解扬获免,而路大夫死了,也无愧于臣子的道义。史书失载了他的名字,可惜啊。

箴尹说:“君主是天,天可以逃避吗?”

《左传》宣公三年,楚国灭掉了若敖氏。箴尹克黄出使齐国,回来经过宋国,听说国内发生动乱,他的人说:“不可以回去了。”箴尹说:“抛弃君主的命令,独自谁能承受呢?”(前面引用的话),于是回去复命,把自己拘禁在司败那里。楚王想到子文治理楚国的功劳,说:“子文没有后代,用什么来鼓励善行呢?”让他恢复职位,改命令说:“(前面引用的话)活着。”按:鬬椒作乱,楚国灭了他的家族。箴尹克黄,是子文的孙子,鬬椒的同族。臣下不幸遭遇这种情况,就像箴尹这样处理就是得当的了。又把君主比作天,开始见于此处,所以记录下来。

齐国的王蠋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烈女不嫁第二个丈夫。”

《史记·乐毅破齐》记载:听说昼邑人王蠋贤能,燕军命令环城三十里内不得进入,派人请王蠋。王蠋推辞不去。燕人说:“不来,我就屠戮昼邑。”王蠋说:“(前面引用的话),齐王不采纳我的谏言,所以我退隐在田野耕作。国家破败君主灭亡,我不能保全,又想用武力胁迫我,我与其不义地活着,不如死。”于是把脖子套在树枝上,自己跳下摔断脖子而死。齐国人听说后说:“王蠋是个平民,尚且道义上不肯面向北方侍奉燕国,何况在位食禄的官员呢!”于是聚集到莒地,寻找齐王的儿子,立为襄王。

肥义说:“贞臣,危难到来时气节显现;忠臣,祸患到来时行为彰明。”《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宠爱小儿子何,二十七年,在东宫举行大朝会,传位给儿子何为王,肥义做相国做师傅。武灵王自号为主父,封长子章为安阳君。章向来奢侈,心里不服弟弟即位。主父又派田不礼做章的相国。李兑对肥义说:“公子章党羽众多而野心很大,田不礼残忍好杀而骄横,两人勾结,一定有阴谋。小人有了欲望,轻率考虑浅薄谋划,只看到利益而不顾危害,同类互相推举,一起进入祸门。以我……”

观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物,而智者避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子奚不称疾毋出,传政于公子成,毋为怨府,毋为祸梯?」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没。』而世义再拜受命而借之。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借变,孰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大焉?变负之臣,不容于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云云,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有语在前者也,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止今年矣。」涕泣而出。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异日,肥义谓信期曰:「公子与田不礼甚可忧也。其于义也,声善而实恶,此为人也不子不臣。吾闻之也:奸臣在朝,国之残也;防臣在中,主之蠧也。此人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矫令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祸且逮国。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贼退入,不可不备。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而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可入。」信期曰:「善哉。」四年朝羣臣,安阳君亦以朝。主父令王聴朝而自从旁观,窥羣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傫然反北面为臣,心怜之,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主父及王逰沙丘异宫,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髙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贼党以定王室。按肥义不忍背君命而全其身,可谓忠矣。然知田不礼之必乱,不能预为之备,而止患于未形,仅能以身当其难而已。使无公子成、李兑入而讨贼,则惠文王必死于乱。义虽忠,其何益乎?然其言有可法者,故并录其事以为戒,是亦前章取荀息之义也。李兑有知几之智,又有定乱之材,其过肥义逺矣。然沙丘之围,并及主父而弑之,是自陷于乱臣贼子之域也。仁与智果安在乎?士大夫不幸受任于危难之时,必有狥国之忠,而辅之以弭乱之谋,然后可。不然,则是一肥义而已矣。呜呼!难哉!

译看这情形,赵武灵王必定不久于人世了。您身负重任且权势显赫,是动乱的开端,灾祸的聚集地。您必定会先遭受祸患。仁爱的人爱护万物,而聪明的人在灾祸尚未形成时就加以躲避,不仁不智,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您为什么不称病不出,将政事传给公子成,不要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不要成为灾祸的阶梯呢?」肥义说:「不行。从前主父把王位托付给我时说:『不要改变法度,不要改变谋虑,坚守一心直到去世。』我再次拜谢接受命令并立下了誓言。现在因为害怕田不礼的祸难,而忘记了我立下的誓言,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过错呢?进则接受严正的命令,退却不能保全它,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辜负呢?改变誓言、辜负君命的臣子,刑法是不容许的。谚语说:『死者复生,生者也不感到羞愧。』我的话已经说在前面了。我想保全我的诺言,怎么能保全我的身体呢?况且您所说的这些话,您是赐给我忠告并爱护我。虽然如此,我之前的誓言还在,终究不敢违背。」李兑说:「好吧,您尽力而为吧。我估计您只能活到今年了。」流着泪哭泣着退出。李兑多次会见公子成,以防范田不礼的变故。过了些日子,肥义对信期说:「公子章与田不礼非常令人担忧。他们对我,表面上说好话而实际上怀有恶意,这种人既不像儿子也不像臣子。我听说:奸臣在朝廷,是国家的残害;防臣在宫内,是君主的蛀虫。这些人贪婪且欲望极大,对内控制君主而对外施行暴政,假借命令行事傲慢,以独断一时的命运,这不难做到。灾祸将要波及国家。现在我忧虑得夜里忘记睡觉,饥饿忘记吃饭,盗贼退入宫中,不可不防备。从今以后,如果有召见君王的人,必须让我先见,我将先用身体抵挡,没有意外君王才可以进入。」信期说:「好极了。」赵惠文王四年朝见群臣,安阳君也一同朝见。主父让惠文王听政,自己在一旁观看,窥探群臣和宗室的礼仪,看到他的长子章恭敬地反北面为臣,心里怜悯他,想把赵国分封让章在代地称王,计谋没有决定就停止了。主父和惠文王在沙丘游览,住在不同的宫殿,公子章就率领他的党徒与田不礼作乱,假借主父的命令召见惠文王,肥义先进入被杀。高信就与惠文王交战,公子成与李兑从都城赶来,于是发动四个邑的军队进入抵御叛乱,杀死了公子章和田不礼,消灭了他们的贼党以安定王室。按说肥义不忍心背弃君命而保全自身,可以说是忠诚了。然而他知道田不礼必定作乱,不能预先做好准备,只是在灾祸未形成时担忧,仅仅能用身体抵挡灾难罢了。假使没有公子成、李兑入宫讨伐贼寇,那么惠文王必定死于动乱。肥义虽然忠诚,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他的话有值得效法的地方,所以一并记录他的事迹作为警戒,这也是前章选取荀息之义的原因。李兑有洞察细微的明智,又有平定动乱的才能,他超过肥义远矣。然而沙丘之围,连主父一起被弑杀,这是自陷于乱臣贼子的境地。仁与智究竟在哪里呢?士大夫不幸在危难之时受任,必定有殉国的忠诚,并用平定动乱的谋略来辅助,然后才可以。不然,那就只是一个肥义而已。唉!难啊!

爰盎曰:「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

汉《爰盎传》:绛侯为相,朝罢趋出,意甚得。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文帝曰:「社稷臣。」盎曰:「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也。」云云。方诸吕用事,刘氏不絶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本兵柄,不能正。吕后崩,大臣共诛诸吕,遇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按:盎此言,本以倾绛侯耳。然所谓「主在与在,主亡与亡」,则名论也。故録之。○以上皆言事君之节。

子防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程子曰:「数烦,数也。」胡氏曰:「事君,谏不行则当去;导友善,不纳则当止。至于渎,则言者烦,聴者厌矣。是以求荣而反辱,求亲而反防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义合,故其事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朱子曰:「后与后获之后,同食禄也。君子之食也,有官守者修其职,有言责者尽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禄之心也。」○南轩曰:「事君者,主于敬其事而已,后其食,犹后获之意。然则为贫而仕,则奈何?孔子尝为委吏矣,亦曰『会计当而已矣』,盖亦以敬其事为主也。若曰为贫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则失其义矣。」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

郑氏曰:「轻交易絶,君子所取。」○《表记》

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全文见前《仁篇》)

文中子房、▯龄问事君之道。子曰:「无私。」又问正主庇民之道,曰:「先遗其身。」夫能遗其身,然后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文中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程子曰:「为臣之道,当含晦其章。美有善,则归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恶之心,下得恭顺之道也。」

  易坤六三传

世儒有论鲁祀周公以天子礼乐,以为周公能为人臣,不能为之功,则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则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为者,皆所当为也。周公乃尽其軄耳。

  师九二传

臣之于君,竭其忠诚,致其才力,乃显比其君之道也。用之与否,在君而已,不可阿防逢迎,求其比已。

  比九五传

当君道方否之时,处逼近之地,所恶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动必出于君命,威柄一归于上,则无咎,而其志行可以济时之否矣。

  否九四传

为臣之道,当使恩威一出于上,众心皆随于君。若人心从已,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诚积于中,动为合于道,以明哲处之,则又何咎?

  随九四传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恶。人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故上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救之,不能免违拂;下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加梏,则元吉也。

  大畜六四传

以人臣而当重任,必常懐危厉,则吉。如伊尹、周公,何尝不忧勤兢畏,故得终吉。

  颐上九传

以刚强之臣事柔弱之君,当内存至诚,不假文饰于外,故曰“利用禴”,谓尚诚敬也。上下之交,不以诚,其能久乎?《萃》六二传。

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则尽其至诚以感发其志意而已。茍诚意能动,则昏蒙可开也,柔弱可辅也,虽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诚意上达而君见信之笃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辅后主,是也。

  丰六二传

大臣当险难之时,唯至诚见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解,又能开明君心,则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笃信,唯当尽其质实而已。多仪而尚饰,莫如燕享之礼,故以燕享喻之,言当不尚浮饰,唯以质实。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复以瓦缶为器,质之至也。其质实如此,又须纳约自牖。纳约,谓进结于君之道;牖,开通之义。室之暗也,故设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处,以况君心所明处。《诗》云:

译爰盎说:“社稷之臣,君主在位时他就存在,君主灭亡时他也随之灭亡。”

《汉书·爰盎传》记载:周勃担任丞相,朝会结束后快步走出,神情十分得意。爰盎进言说:“丞相是什么样的人?”汉文帝说:“他是社稷之臣。”爰盎说:“他不过是所谓的功臣,并非社稷之臣。”等等。当时吕氏专权,刘氏宗室的命运危如累卵。那时周勃担任太尉,掌握兵权,却不能匡正时局。吕后去世,大臣们共同诛灭吕氏,恰逢时机而成功。所以他是功臣,而非社稷之臣。○按:爰盎这番话,本意是为了排挤周勃。然而他所说的“君主在位时他在,君主灭亡时他亡”,则是正确的言论。因此记录下来。○以上都是论述侍奉君主的节操。

子防说:“侍奉君主过于频繁,就会招致侮辱;对待朋友过于频繁,就会变得疏远。”

程子说:“数,就是烦琐的意思。”胡氏说:“侍奉君主,如果劝谏不被采纳就应当离去;引导朋友向善,如果不被接受就应当停止。至于到了亵渎的地步,那么说话的人烦琐,听话的人厌烦了。所以本想求取荣耀反而遭受侮辱,本想求取亲近反而导致疏远。”○范氏说:“君臣、朋友都是凭借道义结合的,所以他们的相处之道相同。”

孔子说:“侍奉君主,要恭敬地做好本职工作,而把获取俸禄放在后面。”

朱子说:“后,与‘后获’的后意思相同,食,指享受俸禄。君子享受俸禄,有官职的人修持他的职责,有进言责任的人尽他的忠诚,都是以恭敬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主,不可以先有求取俸禄的念头。”○南轩说:“侍奉君主的人,主要在于恭敬地做好本职工作,把获取俸禄放在后面,就像‘后获’的意思一样。然而如果是为了贫困而出仕,该怎么办呢?孔子曾经担任过委吏,也说‘会计得当罢了’,大概也是以恭敬对待本职工作为主。如果说为了贫困而出仕,只是为了吃俸禄,顾不上担忧本职工作,那就失去了道义了。”

孔子说:“侍奉君主,开始时谨慎,结束时恭敬。”

郑氏说:“轻率交易容易断绝,这是君子所取法的。”○《表记》

孔子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君主,就是不恭敬他的君主。”(全文见前《仁篇》)

文中子房、龄问侍奉君主的道理。孔子说:“无私。”又问端正君主、庇护百姓的道理,孔子说:“先遗忘自身。”能够遗忘自身,然后才能无私;无私,然后才能达到公正;达到公正,然后才能以天下为心了。文中子说:“不用伊尹、周公的道理来安定国家,就不是大臣;不用霍光、诸葛亮的心意来侍奉君主,都是具臣(仅具臣职而无大德的人)。”

程子说:“为臣的道理,应当含蓄隐藏自己的才华。有了善行,就归功于君主,这样才能长久并保持正道。上面没有忌恨厌恶之心,下面得到恭顺之道。”

《易经》坤卦六三爻传

世俗的儒者议论鲁国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认为周公能做臣子,但不能做功臣,那么就可以使用;臣子不能使用天子的礼乐,这是不懂得为臣的道理啊。处于周公的位置,就做周公该做的事;凭借这个位置能够做到的,都是应当做的。周公只是尽了他的职责罢了。

《易经》师卦九二爻传

臣子对于君主,竭尽忠诚,贡献才力,才是显明亲附君主的道理。用不用他,在于君主而已,不可以阿谀逢迎,求取君主对自己的亲附。

《易经》比卦九五爻传

当君道正处于否塞之时,处在接近君主的位置,所厌恶的是居功自傲、招致忌恨。如果能使行动一定出于君主的命令,威权统一归于君主,就没有灾祸,而他的志向得以施行,可以挽救时局的否塞。

《易经》否卦九四爻传

为臣的道理,应当使恩威统一出于君主,众人的心都追随君主。如果人心追随自己,那是危险可疑的做法。处在这个位置的人,该怎么办呢?只有诚信积累在心中,行动符合道义,用明智哲人的态度来处理,又有什么灾祸呢?

《易经》随卦九四爻传

大臣的责任,对上遏制君主邪恶的心,对下遏制天下的恶行。众人的恶行在初起时遏制,就容易;已经盛行后再禁止,就会抵触而难以克服。所以对上的恶行已经很严重,那么即使是圣人去挽救,也不能避免违背和拂逆;对下的恶行已经很严重,那么即使是圣人去治理,也不能避免刑罚杀戮。不如在初起时就遏制,就像给小牛加上枷锁,那就大吉了。

《易经》大畜卦六四爻传

作为臣子而承担重任,必须常怀危惧之心,才能吉祥。像伊尹、周公,何尝不忧虑勤勉、战战兢兢,所以得以最终吉祥。

《易经》颐卦上九爻传

以刚强的臣子侍奉柔弱的君主,应当在内心保持至诚,不借助外在的文饰,所以说“利于禴祭”,意思是崇尚诚敬。上下的交往,如果不以诚相待,难道能长久吗?《易经》萃卦六二爻传。

君子侍奉君主,如果不能得到君主的心,就尽自己的至诚去感发君主的志意罢了。如果诚意能够感动,那么昏庸蒙昧可以开启,柔弱可以辅佐,即使不正也可以纠正。古人侍奉平庸的君主、普通的君主而能实行自己的道,是因为自己的诚意上达而君主深信不疑罢了。管仲辅佐齐桓公,诸葛亮辅佐后主,就是这样。

《易经》丰卦六二爻传

大臣在险难之时,只有至诚被君主信任,交往牢固而不可解除,又能开明君主的心,就可以保证没有灾祸了。想要让君主深信,只有尽自己的质朴诚实罢了。多礼仪而崇尚装饰,没有比燕享之礼更甚的了,所以用燕享来比喻,说不崇尚浮华装饰,只以质朴诚实为主。所用的一樽酒,两簋食物,再用瓦罐作为器皿,质朴到了极点。如此质朴诚实,又必须从窗户纳入简约之道。纳约,指进献结交君主的方法;牖,是开通的意思。房间昏暗,所以设置窗户,用来通向光明。说从窗户,是从通向光明的地方,来比喻君主心中明白的地方。《诗经》说:

“天之牖民”,毛公训牖为道,亦开通之谓。人臣以忠信善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也;所通者,明处也。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且如君心蔽于荒乐,唯其蔽也,故尔虽力抵其荒乐之非,如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则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谏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讦直强劲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説多行。如汉祖爱戚姬,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争之者众矣。嫡庶之义,长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髙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则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周昌、叔孙通?然而不从彼而从此者,由攻其所蔽与就其明之异耳。《坎》六四传。

译“天之牖民”,毛公将“牖”解释为“道”,也就是开通的意思。臣子凭借忠信和善道来结交君心,一定要从君主所明白的地方入手才能进入。人心有所蒙蔽,有所通达。被蒙蔽的地方,是昏暗之处;通达的地方,是光明之处。应当就着光明之处去劝告他,求得信任就容易了。况且假如君主的心被荒淫享乐所蒙蔽,正因为有蒙蔽,所以即使你极力抵斥他荒淫享乐的错误,他仍像没有察觉一样,何必在他没有被蒙蔽的事情上推演并涉及此事,这样才能使他醒悟呢。自古以来能够劝谏君主的人,没有不顺着君主所明白的地方的。所以那些直言刚强的人,大多招致抵触;而温和敦厚、明辨事理的人,他们的言论大多得以实行。比如汉高祖宠爱戚夫人,想要改立太子,这是他被蒙蔽的地方。群臣争辩这件事的人很多。嫡庶的道义,长幼的次序,并不是不明白。如果他被蒙蔽而不明察,为什么呢?四位老人,是高祖一向知道他们贤能而重视的,这是他没有被蒙蔽的明理之心。所以顺着他所明白的地方进而涉及此事,那么使他醒悟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况且四位老人的力量,哪里比得上周昌、叔孙通呢?然而高祖不听从周昌、叔孙通而听从四位老人,是由于攻击他所蒙蔽之处与顺着他所明白之处不同的缘故。《坎》卦六四爻的传文。

当睽之时,君心未合,贤臣在下,竭力尽诚,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扶持之,明义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诚其意。如是宛转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逄也,巷非邪僻曲径也。故曰未失道也。

暌九二传○又按南轩荅人书曰:「来谕谓事最忌激触,然所谓激触者,要当平心易气,审处其理,期于中节而已。若欲迁就囘互于当然而不然,枉寻而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触也,无乃终堕于奸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灭欤!」观伊川解「遇主于巷」一爻意极明切,后人不知,乃以己私窥圣人之意,其失大矣。

  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

以上亦言事君之道,每条各发一义,皆人臣所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

朱子曰:「阿狥以为容,逢迎以为悦,此鄙夫之事,妾妇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

言大臣之计,安社稷;如小人之务悦其君,眷眷于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

民者,无位之称,以其全尽天理,乃天之民,故谓之天民。必其道可行于天下,然后行之;不然,则宁没世不见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狥于人也。张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后出,如伊、吕之徒。」

  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大人徳盛而上下化之,所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悦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则忠矣,然犹一国之士也。天民则非一国之士也,然犹有意也。唯其所在则物无不化,惟圣者能之。南轩曰:「以事是君为容悦者,慕爵禄而从君者也;以安社稷为悦者,则志存乎功业者也。与为容悦者固有间矣,然未及乎道义者。盖志存乎功业,则茍可就其功业而遂其志,则亦所屑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义而已,故虽有盖世之功业在前,可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则不敢徇也。盖功业一时之事,而良心万世之彛故也。」所谓天民者,必明见夫达而其道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盖其所主在道而非必于行也。谓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生此民之理也。天之生民也,其理无不具,而人之亏欠者多矣,故程子谓天民为能践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达故谓之民,大人者即天民之得时得位者也。若伊尹之在莘野,则为天民;出而佐商,则为大人也。正已而物正者,已正而物自正也。秦汉而下,其间号为贤臣者,极于以安社稷为悦而已,语夫天民之事业则鲜矣。

荀子有态臣者,有簒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説,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

  杨氏曰以佞媚为容态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圗私为务,是簒臣者也。

环主,环绕其主,不使贤臣得用,圗谋也。簒臣者,簒夺其君政也。

内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难民。信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

此明应卒遇变之意,无方无常也。推其比类,接其声誉,言见其本而知其未也。待之无常,谓不滞于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应,无非由法,不茍而行之也。圣无所不通之谓也。

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簒臣者也。晋之咎犯,齐之管仲,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是人臣之论也。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簒。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茍从,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大臣、父子、兄弟有能进言于君,用则不去,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

译在睽卦之时,君心尚未与臣下契合,贤臣身处下位,竭尽全力、竭尽忠诚,只期望能使君主信任并与之契合罢了。以极致的诚心去感动君主,以全力去扶持君主,阐明义理以使君主知晓事理,杜绝蒙蔽迷惑以使君主心意真诚。像这样委婉曲折地寻求与君主的契合,并不是违背正道去迎合君主,也不是走邪僻的曲径。所以说没有失去正道。

睽卦九二爻传○又按张栻(南轩)答复他人的书信说:“来信说做事最忌讳激怒触犯君主,然而所谓的激怒触犯,应当平心静气,审慎处理其中的道理,期望符合中节罢了。如果为了迁就而回避正当的道理,弯曲一寻以求得笔直,说‘我所畏惧的是激怒触犯’,这难道最终不会堕入奸邪的境地吗?人欲愈发放肆而天理愈发泯灭吗!”观看程颐解释‘遇主于巷’这一爻的意思极其明确切要,后人不知道,却用自己的私意去窥测圣人的心意,他们的错误太大了。

人臣的道义应当以王陵为正确。

以上也是谈论侍奉君主的方法,每条各阐发一个义理,都是人臣所应当知道的。

孟子说:“有侍奉君主的人,侍奉这个君主,是为了取容取悦的。”

朱熹说:“阿谀顺从以取容,逢迎讨好以取悦,这是鄙陋之人的行为,是妾妇之道。”

有安定社稷的大臣,以安定社稷为喜悦。

说的是大臣的计谋在于安定社稷;就像小人致力于取悦君主一样,对此眷眷不忘。

有天民,通达可行于天下,然后才去实行。

民,是无官位的称呼,因为他们完全尽到了天理,是天之民,所以称为天民。必定其道可行于天下,然后才去实行;不然,就宁可终身不被知晓也不后悔,不肯稍微施展其道以顺从他人。张载说:“必定功业覆盖百姓,然后才出仕,像伊尹、吕尚这类人。”

有大人,端正自己而万物随之端正。

大人德行盛大而上下感化,所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章谈论人品不同,大致有四个等级。取容取悦的佞臣不值得说,安定社稷则是忠臣了,但还只是一国的士人。天民则不只是一国的士人,但还有刻意为之的意思。只有所在之处万物无不感化,只有圣人能做到。张栻说:“以侍奉君主为取容取悦的人,是羡慕爵禄而跟随君主的人;以安定社稷为喜悦的人,则是志在功业的人。与取容取悦的人固然有区别,但还未达到道义的境界。因为志在功业,那么如果就能成就功业而遂其志,也就屑于为之了。古人只坚守道义罢了,所以即使有盖世的功业在前,可以做,但在我内心有一毫不安,就不敢顺从。因为功业是一时的事,而良心是万世的常道。”所谓天民,必定明见通达而其道可行于天下然后才去实行,大概他们所主的是道而不是必定要实行。称为天民,是说能完全实现天生此民的道理。天生育百姓,其理无不具备,而人的亏欠大多了,所以程颐说天民是能践行形体的。因为在下位而未通达所以称为民,大人就是天民得时得位的人。如果伊尹在莘野,就是天民;出仕辅佐商朝,就是大人。端正自己而万物随之端正,是自己端正而万物自然端正。秦汉以后,其间号称贤臣的人,极致于以安定社稷为喜悦罢了,谈论天民的事业就很少了。

荀子有态臣,有篡臣,有功臣,有圣臣。对内不足以统一百姓,对外不足以抵御危难;百姓不亲近,诸侯不信任。然而巧捷敏捷、谄媚善辩,善于在上位者那里取宠,这是态臣。

杨氏说以谄媚为容态。

对上不忠于君主,对下善于在百姓中取誉,不顾公道通义,结党营私以环绕君主,以图谋私利为务,这是篡臣。

环绕君主,是环绕其君主,不让贤臣得到任用,图谋的意思。篡臣,是篡夺君主的政令。

对内足以统一百姓,对外足以抵御危难。士人信任他,百姓信任他。对上忠于君主,对下爱护百姓而不疲倦,这是功臣。对上能尊崇君主,对下能爱护百姓。政令教化,在下显现如影随形,应对突发事件,整齐敏捷如回声。推究类比,承接声誉,以应对无常的变化,委曲成全制度法象,这是圣臣。

这阐明应对突发事件的意思,无常即没有固定常规。推究其类比,承接其声誉,是说看见其根本就知道其末节。应对无常,是说不停滞于一隅。委曲都成为制度法象,是说事物到来而应对,无不依据法度,不轻率地实行。圣是无所不通的意思。

所以齐国的苏秦,楚国的州侯,秦国的张仪,可以称为态臣。韩国的张去疾,赵国的奉阳君,齐国的孟尝君,可以称为篡臣。晋国的咎犯,齐国的管仲,楚国的孙叔敖,可以称为功臣。殷朝的伊尹,周朝的太公,可以称为圣臣。这是对人臣的论述。

服从命令而对君主有利,称为顺;服从命令而对君主不利,称为谄;违抗命令而对君主有利,称为忠;违抗命令而对君主不利,称为篡。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善恶,苟且迎合顺从,以保全禄位、交结朋党罢了,称为国贼。君主有过错的谋略、过事的举措,将危害国家、毁灭社稷,大臣、父子、兄弟有能向君主进言的,被任用就不离去,不被任用就离去,称为谏;有能向君主进言的,被任用就可以,不被任用就死,称为争;有能同心协力,率领群臣百吏而共同强行君主、矫正

君,君虽不安,不能不聴,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佛。故谏、争、辅、佛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寳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佛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

译臣子,即使君主心中不安,也不能不听从,从而解除国家的大祸患,消除国家的大祸害,成就了尊奉君主、安定国家的功业,这叫做“辅”;有能够违抗君主的命令,窃取君主的权柄,逆转君主的行事,来安定国家的危局,消除君主的耻辱,功劳足以成就国家的大利益,这叫做“拂”。所以,进谏、诤争、辅佐、拂逆这四类人,是国家的栋梁之臣,是国君的珍宝。伊尹、箕子可以称得上是进谏;比干、伍子胥可以称得上是诤争;平原君对于赵国可以称得上是辅佐;信陵君对于魏国可以称得上是拂逆。《传》中说:“顺从正道而不顺从君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徳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徳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安茍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可谓国贼矣。

按荀子之言,醇疵相半,然其大槩有可取者,姑録之。以上言人臣优劣之差,亦事君者所当深知而审处也。又鹖冠子有师臣、友臣、仆臣之目,盖为人主用人而发。此不録,然所谓仆臣者,正孟子所谓以事君为容悦,荀子所谓态臣是也。故眉山苏氏有云:「仆▯之臣,诺诺唯唯;士大夫志在禄位而偷安茍容,无复责难陈善之义者,皆所谓仆臣也。少有羞恶之心者,其可为乎?」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朱子曰:「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吕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礼之不至;事君不患其无礼,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南轩曰:「使臣以礼,如所谓敬大臣、体羣臣之类是也;事君以忠,如所谓无以有已有犯无隠之类是也。」

孟子谓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聴,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聴,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抟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朱子曰:「极穷也,穷之于其所往之国,如晋锢栾盈也。」潘兴嗣曰:「孟子告齐王之意,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杨氏曰:「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孟子为齐王深言报施之道,使知为君者不可不以礼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处,则岂应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盖如此。」○南轩曰:「此所以深警宣王也。若夫在为人臣者之分,君虽待我者有未至,我所以事君者可以不自尽乎?是当玩孟子『三宿出昼』之心,则庶乎其得之矣。」○按《檀弓》:「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臣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孟子之言,盖本乎此。」○以上言君臣交尽其道。

  右言君臣之义

  西山读书记卷十二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

  西山读书记卷十三

  宋 真徳秀 撰

  夫妇

易》説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程子曰:「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所以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继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妇故咸与恒皆二体合为夫妇之义咸,感也,以説为主;恒,常也,以正为本。而説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説焉。咸之为卦,兑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为咸也。艮体笃实止为诚慤之义男志笃实以下交女心;説而上应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诚感,则女説而应也。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恒久也,咸夫妇之道,夫妇终身不变者也,故咸之后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义。恒,长男在长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妇居室之常道也。论交感之情,则至为深切;论尊卑之叙,则长当谨正。故兑艮为

译有大忠的人,有次忠的人,有下忠的人,有国贼。用德行匡正君主并教化他,这是大忠。用德行调和君主并弥补他的过失,这是次忠。用正确去谏诤错误而激怒君主,这是下忠。不体恤君主的荣辱,不关心国家的善恶,苟且偷安,只求保住禄位、结交私党罢了,这是国贼。像周公对于成王,可以称为大忠了。像管仲对于桓公,可以称为次忠了。像伍子胥对于夫差,可以称为下忠了。像曹触龙对于纣王,可以称为国贼了。

按照荀子的说法,纯正与驳杂各占一半,然而其大略还是有可取之处,姑且记录下来。以上说的是人臣优劣的差别,也是侍奉君主的人应当深知并审慎处理的。另外,《鹖冠子》中有师臣、友臣、仆臣的名目,大概是为君主用人而发的。这里不收录,但所谓仆臣,正是孟子所说的以侍奉君主为取悦,荀子所说的态臣。所以眉山苏氏曾说:“仆臣,诺诺唯唯;士大夫志在禄位苟且偷安,不再有责难陈善之义的,都是所谓仆臣。稍有羞恶之心的人,难道能这样做吗?”

定公问:“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应当怎样?”孔子回答说:“君主使用臣下要依礼,臣下侍奉君主要尽忠。”

朱熹说:“这两者都是理之当然,各自想要尽力罢了。”吕氏说:“使用臣下不担心他不忠,担心礼不到位;侍奉君主不担心君主无礼,担心忠不够。”尹氏说:“君臣是以义结合的,所以君主使用臣下依礼,那么臣下侍奉君主就尽忠。”南轩说:“使用臣下依礼,就像所说的敬重大臣、体恤群臣之类;侍奉君主尽忠,就像所说的不要自以为是、有冒犯不要隐瞒之类。”

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那么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那么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路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那么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仇敌。”齐王说:“礼制规定为旧君服丧,怎样才可以为之服丧呢?”孟子说:“谏言被采纳,政令被听从,恩泽施及百姓;有缘故离职,君主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在他要去的地方预先安排。离开三年不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田产和住宅,这叫作三有礼。这样就可以为之服丧了。现在做臣下的,谏言不被采纳,政令不被听从,恩泽不施及百姓;有缘故离职,君主就逮捕他,又在他要去的地方极力阻挠,离开当天就收回他的田产和住宅,这叫作仇敌。仇敌有什么可服丧的呢?”

朱熹说:“极,穷尽的意思,在他所去的国家穷尽他,像晋国禁锢栾盈那样。”潘兴嗣说:“孟子告诉齐王的意思,还像孔子回答定公的意思。但他的言语有迹可循,不如孔子的浑然天成。圣贤的区别大概就是这样。”杨氏说:“君臣是以义结合的,所以孟子为齐王深入讲述报施的道理,让他知道做君主的不可不以礼对待臣下。至于君子自身的处身,难道应该回应他的刻薄吗?”孟子说:“君王大概会改正吧,我天天盼望着他。君子的言语,大概就是这样。”南轩说:“这是用来深深警示宣王的。至于作为臣下的本分,君主虽然对待我有不到位的地方,我侍奉君主可以不尽自己的本分吗?这时应当体会孟子‘三宿出昼’的心意,大概就能领悟了。”按《檀弓》记载:“穆公问子思说:‘为旧臣反服,是古礼吗?’子思说:‘古代的君子,进用人才依礼,辞退人才依礼,所以有旧君反服的礼。现在的君子,进用人才好像要放在膝盖上,辞退人才好像要扔进深渊,不做戎首,不也很好吗?又哪里有反服的礼呢?’孟子的话,大概本于此。”以上说的是君臣交尽其道。

右言君臣之义

西山读书记卷十二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

西山读书记卷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夫妇

《易·说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程子说:“天地,是万物的根本;夫妇,是人伦的开始。所以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以咸为首,接着是恒。”天地是两样东西,所以两卦分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妇,所以咸与恒都是两体合为夫妇之义。咸,是感应,以喜悦为主;恒,是恒常,以正道为本。而喜悦之道,自有正道;正道之中,固有喜悦。咸卦,兑上艮下,是少女少男。男女相感之深,没有比少年更深的,所以两少为咸。艮体笃实,止为诚慤之义,男志笃实以下交女心;喜悦而上应,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诚心感应,那么女喜悦而应和。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所以接着是恒。

恒是久长,咸是夫妇之道,夫妇终身不变的,所以咸之后接着是恒。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义。恒,长男在长女之下,男尊女卑,是夫妇居室的常道。论交感之情,则至为深切;论尊贵卑下的次序,则长应当谨正。所以兑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