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读书记卷三十四下

译原思做我的家臣，我给他俸米九百，他推辞不要。孔子说：“不要把它分给你的邻里乡亲吗？”

译朱子说：“不要禁止推辞言辞，常规的俸禄不应当推辞，有多余的自可以推让出来以周济贫困的人。因为邻里乡党之间有互相周济的道义。”○程子说：“夫子派子华出使，子华作为夫子的使者，这是合乎道义的。而冉有却替他请求赏赐，圣人宽容，不想直接拒绝人，所以给他少量，以此来表示不应当给。冉有请求增加而给他也少，以此来表示不应当增加。冉求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却自己给他很多，这就过分了，所以夫子批评他。大概赤如果到了极度贫困的地步，那么夫子必定自己周济他，不需要请求了。原思做宰，就有常规的俸禄，原思推辞那多余的，所以又教导他分给邻里中的贫困者，大概这也是没有不合乎道义的地方。”张子说：“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圣人使用财物的原则了。”○南轩说：“圣人对于子华，是说周济急难而不资助富人；对于原思，是说不要把它给你邻里乡党。大概获取、给予、推辞、接受，没有不有其准则的，这是天理。圣人从容而不越过，贤者审慎处理而不违背。如果加上私意，就失去了权衡尺度。或者给予不应当给予的，虽然比吝啬好，但难免伤害恩惠；或者推辞不应当推辞的，虽然比贪婪好，也难免损害廉洁。”○黄氏说：“冉有给粟，不损害他的恩惠；原思推辞粟，不损害他的廉洁。从常人看来，都是善行。圣人处理事情如同自然化育万物，宏大细微高低，各得其宜，又岂止是可见其使用财物而已呢！”

孟子陈臻问说：“前几天在齐国，齐王赠送一百镒兼金而不接受，在宋国赠送七十镒而接受，在薛国赠送五十镒而接受。前几天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今天接受就是错的；今天接受是对的，那么前几天不接受就是错的。夫子必定居于一端了。”孟子说：“都是对的。当在宋国时，我将要远行，远行的人必定要有赠礼，说：‘赠送赠礼’，我为什么不接受？当在薛国时，我有戒备之心，说：‘听说有戒备’，所以为了兵器而赠送，我为什么不接受？如果在齐国就没有理由了，没有理由而赠送，这是贿赂，哪有君子可以用贿赂取得的呢？”尹氏说：“说君子的推辞接受获取给予，只应当合乎理罢了。”○南轩说：“凡人之所以在推辞接受之间犹豫不决，是因为被外物所动。大概在不应当接受而接受，被外物所动固然如此；如果在应当接受而不接受，这也是被外物所动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理遮蔽而看到物的大。至于圣贤从容不迫，只以义为安，外物有什么呢？所以舜接受尧的天下而不认为是防备，也只是说义应当如此。如果在义上没有立足之地，那么即使一筐饭一碗汤也不可以取。一筐饭一碗汤与天下，它们的大小固然有差别，物有大小，而义所在的地方则是一样的。”

孟子辞去官职回国，齐王去见孟子，说：“前几天希望见面而不可得，得以侍奉同朝，非常高兴。现在又抛弃我而回去，不知道可以接着这次而再见到吗？”回答说：“不敢请求罢了，本来是所希望的。”另一天，齐王对时子说：“我想在国都中给孟子安排住宅，用万钟的俸禄供养他的弟子，使各位大夫、国人都有所敬仰效法。你何不替我告诉他？”时子通过陈子而告诉孟子，陈子把时子的话告诉孟子。孟子说：“是啊，那时子怎么知道不可以呢？如果让我想要富有，推辞十万而接受一万，这是想要富有吗？”季孙说：“奇怪啊，子叔疑！让自己执政，不被任用也就罢了，又让自己的子弟做卿。人谁不想要富贵，而唯独在富贵之中有私占垄断的行为。古代做市场的，用他们所有的交换他们所没有的，有官吏治理罢了。有一个卑贱的男人，一定寻求高台而登上它，向左右观望而网罗市场利益。人们都认为他卑贱，所以跟随他征收。征收商税从这个卑贱的男人开始了。”

程子说：“齐王安置孟子的方式，未尝不可。孟子也不是不肯做国人敬仰效法的人，只是齐王实在不是想要尊崇孟子，而是想要用利益诱惑他，所以孟子拒绝而不接受。”○南轩说：“孟子的意思，认为不任用我就罢了，而又想要用卿的俸禄供养弟子，这是齐王安置我，是因为利而不是因为道的缘故，我接受它也只是因为利罢了。如果因为利，那么与垄断的男人有什么不同呢？人谁不想要富贵，这是说人情的常理。说贤者唯独不想要，那么岂是人情呢？圣贤固然希望道得以施行，但行动必定以义。义所不安的，那么处于贫贱而终身也可以，怎么可以用利诱惑呢？唉！义利的细微差别，君子所深深谨慎而离去就任所由分别的。后世做臣子的人，不明白这个义，所以做君主的人认为利禄果然可以得到士人，而士人向我所求的，也不过如此，于是就有轻视下属自我骄傲的心。正如同征收商税的法令，因为垄断的男人而设立罢了。只有君子坚守义而不随便就任，所以明明白白地表明做臣子的义。”

彭更问说：“后面跟着几十辆车，随从几百人，在诸侯间辗转接受供养，不也太过分了吗？”孟子说：“不合乎道，那么一筐饭也不可以接受于人；如果合乎道，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不认为过分。你认为过分吗？”说：“不。”“士人没有事情而吃饭，不可以。”说：“你不通晓功劳交换事务，用多余补不足，那么农夫

译如果有剩余的粮食，妇女有剩余的布匹。您如果让这些东西流通起来，那么木匠、工匠、车工和造车的人都能从您这里得到食物。在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尊敬兄长，坚守先王的道统，以等待后来的学者，却得不到您的供养，您为什么尊重木匠、工匠、车工和造车的人，而轻视实行仁义的人呢？」（对方）说：「木匠、工匠、车工和造车的人，他们的志向是为了求得食物。君子追求道义，他们的志向也是为了求得食物吗？」（孟子）说：「您为什么根据他们的志向呢？只要他们对您有功，可以供养就供养他们。况且您是供养人的志向呢？还是供养人的功劳呢？」（对方）说：「供养人的志向。」（孟子）说：「如果有一个人，在这里打碎瓦片，涂抹墙壁，他的志向是为了求得食物，那么您会供养他吗？」（对方）说：「不会。」（孟子）说：「那么您就不是供养人的志向，而是供养人的功劳。」

译南轩说：“孟子处在战国时代，以自身承担道义。他先后游历各国，随从的车辆有几十辆，跟随的人有几百人。这难道是尊崇自己、自高自大吗？这也是时势和义理所应当如此，无法避免的。彭更这类人，怀疑孟子接受诸侯供养过于奢侈，是用世俗关于利害、贵贱的眼光来审视圣贤。孟子用来回答他的，不过是常理罢了。如果不符合道义，那么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别人；如果符合道义，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认为奢侈。所谓符合道义，就是天理所安顿的。所以，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粮食的心，就是舜、禹接受天下的心。而孟子拥有几十辆随从车辆、几百名随从，在诸侯间接受供养的心，就是颜回一筐饭、一瓢水，住在陋巷的心。这都是因为符合道义。认为士人无所事事却吃饭，这是彭更的意思，也是许行这类人的观点。孟子进而开导他，说：‘假如你不互通功劳、交换事务，那么农民多余的粮食、妇女多余的布匹，就没有用处，而受饥寒的人也就多了。这本来是不行的。你如果互通功劳、交换事务，那么木匠、车工当然可以凭借他们的技艺而从你这里获得食物。现在有贤者反而不能从你这里获得食物，这是你把木匠、车工当作有用而尊重他们，把仁义当作无用而轻视他们。’”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真正的廉洁之士吗？他住在於陵，三天不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井上有李子，被蛀虫吃了一半，他爬过去将要吃它，咽了三口，然后耳朵能听见，眼睛能看见。”

匡章、陈仲子都是齐国人，廉有分辨，不随便获取。

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中，我必定认为仲子是最突出的。虽然如此，仲子怎么能算廉洁呢？推究仲子的操守，那么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以。”

巨擘，是大拇指。意思是齐国人中有仲子，就像众多小指中有大拇指一样。充，是推而满之。操，是所坚守的。蚓，是蚯蚓。意思是仲子不能算廉洁。一定要像满足他所坚守的志向那样，只有蚯蚓那样对世间无所求，然后才可以算廉洁。

蚯蚓，向上吃干土，向下喝浊水。仲子所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吗？还是盗跖建造的呢？所吃的粮食，是伯夷种植的吗？还是盗跖种植的呢？这是无法知道的。

槁壤，是干土。黄泉，是浊水。抑，是发语词。意思是蚯蚓对人无所求，而自给自足，而仲子难免要住房子、吃粮食，如果这些来源，或许有不合道义的，那就是未能像蚯蚓那样廉洁。

匡章说：“这有什么妨害呢？他亲自编织草鞋，妻子绩麻，用来交换粮食。”

辟，是绩麻。纑，是练麻。

孟子说：“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大族。哥哥陈戴，在盖邑享有万钟的俸禄。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禄而不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之室而不住。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有一天回家，有人送给哥哥一只活鹅。仲子皱着眉头说：‘哪里用得着这种嘎嘎叫的东西呢？’另一天，他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他吃。他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是嘎嘎叫的鹅肉。’仲子跑出去把它吐了出来。”

世家，是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于盖，其收入万钟。归自於陵，是回家。已，是仲子。鶃鶃，是鹅叫声。皱着眉头说话，是因为他认为哥哥接受馈赠是不义的。哇，是吐出来。

因为母亲做的饭就不吃，因为妻子交换来的粮食就吃；因为哥哥的房子就不住，因为於陵的房子就住。这还能算是能贯彻他的原则吗？像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像蚯蚓那样才能贯彻他的操守。

意思是仲子认为母亲做的饭、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所以不吃不住，他的操守就是这样。至于妻子交换来的粮食、於陵所住的房子，既然未必是伯夷所为，那么也是不义之类。现在仲子对前者不吃不住，对后者却吃却住，难道能算是充满他的操守的原则吗？一定要他无所求而自足，像蚯蚓那样，才能算满足他的志向而得到廉洁。但这难道是人能做到的吗？○范氏说：天所生，地所养，只有人是万物之灵。人之所以为大，是因为有人伦。仲子避开哥哥，离开母亲，没有亲戚、君臣、上下，这是没有人伦。难道没有人伦而可以算廉洁吗？○南轩说：於陵陈仲子，对于他应当享有的东西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他的穷困到了没有食物可吃，而吃井上被蛀虫吃过的李子。在当时或许称赞他廉洁，虽然他能不以一丝一毫从别人那里获取，却不知伊尹不以一丝一毫给别人，不以一丝一毫从别人那里获取，是因为不符合道义、不符合道的原因。如果对于他应当居住的地方而不居住，那就反而有害于道义了。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大族，哥哥陈戴在盖邑享有万钟俸禄，仲子如果认为不应当虚享俸禄粮食，就应当与哥哥共同思考国家大计，辅佐君主，治理国家，保护百姓，那么齐国就有无穷的基业，而仲子的家也有无穷的声誉，这才算是称职。现在却蒙蔽正大的见解，产生狭陋的想法，认为吃粮食、接受鹅是不义的，而不知道避开哥哥、离开母亲是错误的，只想洁身自好以求清高，而不知道废弃人伦是罪恶。小廉妨碍大德，私意损害公义。推究仲子的本心，难道不知道母子之性重于妻子，哥哥的房子优于於陵吗？只是私意萌发，扰乱伦理到了极点。众人被他的行为迷惑，因为他清高孤介而推崇他，却不知推究其萌发之处是如此不同。唉！世上贪婪

译如果只要满足私欲，肆意作恶的人确实很多，但孟子唯独对陈仲子这类人批驳得特别深刻，大概是因为世上作恶的人，其过失容易被人察觉，而陈仲子这类人的过错却难以被人识破。正因为这种过错难以察觉，所以能够迷惑世俗之人，从而祸害仁义之道。孟子反复地批驳他们，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译孟子说：“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如果接受就会损害廉洁；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如果给予就会损害恩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如果去死就会损害勇敢。”

林氏说：“公西华接受五秉的粟米，这是损害廉洁；冉有给予他，这是损害恩惠；子路在卫国战死，这是损害勇敢。”

朱子说：“先说‘可以’，是略微看见道理而自我肯定的语气；后说‘可以不’，是深入考察而自我怀疑的语气。”

南轩说：“取与、死生的道义，有显而易见的，也有处于可做可不做的中间状态的。处于可做可不做的中间状态，不是精通义理的人不能抉择的。因为那细微的差别容不得片刻迟疑，一旦有所偏颇，就会失当。所以君子贵在存养，平时存有修养，那么道理就不会昏昧；平时养有根基，那么外物就不能改变它。这样，当事物的关键时机到来时，就能妥善处理而得其恰当。孟子在齐国接受兼金的馈赠，而在宋国怀疑可以接受却没有接受，大概是因为没有理由而馈赠，接受就会损害廉洁。孔子对于公西华出使，冉有为他请求粟米，怀疑可以给予却没有给予，大概是因为救济急难而不资助富足，给予就会损害恩惠。至于比干因进谏而死，箕子怀疑也可以死却假装疯狂来躲避，大概是因为作为父师的道义而死，就会损害勇敢。然而，贤者在可做可不做的中间状态能够抉择并妥善处理，圣人的举动没有不符合道义的，更不用说抉择了。虽然如此，接受会损害廉洁固然不错，但给予会损害恩惠，去死会损害勇敢，为什么呢？大概所谓的恩惠与勇敢，是因为道义所在才成立的。如果道义不存在，即使看似恩惠、看似勇敢，反而损害了恩惠和勇敢的真实内涵，并且在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却做了，那么在该做的时候就会废弃，这难道不是有害吗？”

万章问道：“请问交往应酬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意呢？”孟子说：“恭敬。”万章说：“如果拒绝，拒绝，被认为是不恭敬，为什么呢？”孟子说：“尊者赐予东西，如果问：‘他获取这些东西，合乎道义吗？不合乎道义吗？’然后才接受，因为这样做被认为是不恭敬，所以不拒绝。”万章说：“请不用言语来拒绝，而是用心意来拒绝。”孟子说：“他获取百姓的东西不合乎道义，而用其他借口不接受，不可以吗？”孟子说：“他的交往合乎道义，他的接待合乎礼仪，这样孔子就接受了。”

朱子说：“万章认为对方既然获取得不义，那么他的馈赠就不可以接受。只是不用言语来拒绝，直接用心意揣度其不义而托辞其他理由来拒绝，这样行不行呢？”交往合乎道义，如馈赠赆礼、听到戒令、救济饥饿之类；接待合乎礼仪，指辞命恭敬的节度。孔子接受馈赠，如接受阳货蒸熟的豚肉之类。

万章说：“现在有人在国都门外拦路抢劫，他的交往合乎道义，他的馈赠合乎礼仪，这样可以接受他的馈赠吗？”孟子说：“不可以。《康诰》说：‘杀人越货，不怕死，凡是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这是不需要教化就应当诛杀的人。殷朝继承夏朝，周朝继承殷朝，对此都不推辞。现在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怎么能接受他的馈赠呢？”万章说：“现在的诸侯从百姓那里获取财物，就像拦路抢劫一样。如果他们完善了礼仪交往，君子就接受他们的馈赠。请问这是什么说法呢？”孟子说：“你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会把现在的诸侯一起诛杀吗？还是教化他们不改而后诛杀呢？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获取的人是盗贼，这是推究同类事物到道义的极致。孔子在鲁国做官时，鲁国人进行猎较，孔子也进行猎较。猎较尚且可以，何况接受他们的馈赠呢？”

意思是说，现在诸侯从百姓那里获取财物，固然大多不合道义。然而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不会联合起来全部诛杀他们，一定会教化他们不悔改而后诛杀。那么他们与拦路抢劫的盗贼不需要教化就诛杀的情况，是不同的。拦路抢劫和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获取这两者，固然都是不义的类别。但必定是拦路抢劫才是真盗贼，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获取的人是盗贼，是推究同类事物到道义最精微最严密的地方而极力陈述罢了，并不是立即认为他们是真盗贼。那么现在的诸侯，虽然说获取不是自己的东西，但怎么能立即等同于拦路抢劫的盗贼呢？又引用孔子的事例，来说明世俗所崇尚的，尚且可以顺从，何况接受他们的馈赠，为什么不可以呢？猎较不详，赵氏认为是田猎时比较胜负，夺取禽兽来祭祀，孔子不违背，是为了稍微顺从世俗。张氏认为是猎取后比较所获的多少，两种说法不知哪个正确。

万章说：“那么孔子做官，不是为了行道吗？”孟子说：“是为了行道。”万章说：“为了行道为什么还要猎较呢？”孟子说：“孔子先整顿簿籍，祭祀的器物不用四方的食物来供给簿籍。”万章说：“为什么不离开呢？”孟子说：“是为了做征兆。征兆足以实行了，而不实行而后离开，所以不曾有终老于某国，停留超过三年的情况。”

征兆，就像占卜的征兆，是事情的开端。孔子之所以不离开，也是想小范围试行道的开端，来展示给世人，让世人知道我的道确实可行。如果那开端确实可行，而人不能最终实行，然后不得已而必须离开。大概他的离开虽然不轻率，但也未曾不果断，所以不曾终老于某国，停留超过三年。

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对于季桓子，是见行可之仕；对于卫灵公，是际可之仕；对于卫孝公，是公养之仕。

见行可，是看见其道可以实行；际可，是接待合乎礼仪；公养，是国君供养贤人的礼仪。季桓子，是鲁国卿大夫季孙斯；卫灵公，是卫侯元。孝公，《春秋》和《史记》都没有记载，怀疑是出公辄。因为孔子在鲁国做官

译而说他在做官时有这三种情况，所以在鲁国，只要征兆足以推行道义，他就去实行；如果道义不能推行，然后才离开；而在卫国的事上，他又接受那些交际馈赠而不推辞，这也是一次验证。尹氏说：如果不听闻孟子的义理，那么自爱洁身的人也就只是像于陵仲子那样罢了。圣贤在辞让、接受、出仕、隐退时，只以义理为准则。○南轩说：读《孟子》这一章，用来回答万章的话，反复曲折，可以说精微地阐明了义理。问交际时怀着什么心？回答说：恭敬。大概交际之道，以恭敬为主。问推辞为什么是不恭敬？因为认为尊者有赏赐，如果想着他获取财物是义还是不义然后才接受，这就不是用来恭敬侍奉尊者的态度。我只知道不辜负他赏赐我的心意罢了，哪里有空去追问财物的来源呢？至于万章的说法，心里推辞却用别的言辞不接受，这其实是不恭敬的心，那言辞又有什么用呢？然而他接受馈赠，必定是交往符合道义、接待符合礼节。如果交往不符合道义、接待不符合礼节，那本来就不会接受了。在齐国，有人赠送百镒黄金而不接受，这也是尊者的赏赐。然而没有推辞，这是因为对方只是用钱财收买我罢了。他的交往本来就不符合道义，接待本来就不符合礼节，然而之所以不接受，大概也不是因为对方获取财物不义，起初也无害于交际中的恭敬。万章对此有疑问，说：如果有个人用兵器抢劫别人得到财物，但是交往符合道义、馈赠符合礼节，那么君子也一定接受吗？孟子说：用兵器抢劫财物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大恶之人，是有国家的人必须禁止的，不需要等待教令就应当诛杀的人，三代法律相同，不必设辞就可以知道，在当今世道，这种法律更为显著，怎么能接受他的馈赠呢？万章说：既然认为不可接受，那么现在的诸侯用不合道义的手段获取百姓财物，这与抢劫有什么不同，而君子因为他们的礼节合乎规范就接受馈赠，可以吗？孟子说：事情本来就有轻重之分，如果认为有王者兴起，会不等待教化就全部诛杀现在的诸侯吗？还是教化后不改然后才诛杀呢？从道理上讲，必定是等待教化而不改然后才诛杀，这是明显的。那么，这可以与不等待教化就诛杀的人相提并论吗？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取就是盗贼，这是推究“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取”这一类行为，以达到义理的极致，从而将其比作盗贼是可以的；但如果认为这与用兵器抢劫财物的盗贼同罪，那怎么可以呢？大致上，圣贤根据世道的污浊或清明而兴起，变化于辞让、接受、索取、给予之间，都符合天下的正理。过分与不及，都失去了正理，这是相同的。鲁国的习俗，必定要通过狩猎较射然后才能祭祀。孔子在鲁国做官，也不违背这一点，何况接受他们的赏赐呢？万章听到这些话，又怀疑孔子做官，所侍奉的是道，那为什么还要进行狩猎较射呢？孟子认为，孔子在宗庙祭祀时，先整顿好祭器，确立常法，不用四方进贡的食物来充数。大概四方进贡的食物，不是整顿常法的常规旧典。然而在狩猎较射以供祭祀这件事上，还没有完全废除，这是通过整顿常法来逐步匡正，其措施是有先后次序的。而万章认为既然不能全部匡正，那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呢？孟子说：这是为了留下推行道义的征兆。留下征兆，就是正本清源、开创可继承的局面。圣人的作为，如同天地的化育，不疾不徐，虽然说是留下征兆，但化育的大体已经具备了。对于其他人，迟缓就会错过时机，迅速反而有害，大概是因为没有渊博深厚且适时而出的德行，所以无序而不和谐。征兆足以推行道义却没能推行的，是因为那征兆本来可以继承，这本来可以推行却有所不能推行，那是命运啊，然后才离开。所以也没有曾在鲁国滞留三年，其先后的迟速都是天理。这就是所谓的“圣之时”吧？于是进而论述孔子做官有三种情况：见行可之仕，是指征兆可以推行道义；际可之仕，是指遇到圣人以礼相待；公养之仕，是指以道供养圣人。以礼相待而以道供养的，圣人又怎么能断绝呢？读这本书的人，涵泳体味并精心思考，也可以窥见圣贤的用意，而知道辞让、接受、索取、给予的方法。

译孟子说：“做官不是为了摆脱贫困，但有时确实是因为贫困才去做官；娶妻不是为了奉养，但有时确实是因为奉养才去娶妻。因为贫困而做官的人，应当推辞尊贵的职位而居于卑下的位置，推辞丰厚的俸禄而安于清贫的生活。”

朱熹说：“贫富，指的是俸禄的厚薄。大概做官如果不以行道为目的，就已经不符合出仕隐居的正道了，所以他的处境只应当如此。”

推辞尊贵而居于卑下，推辞富裕而安于清贫，什么样的职位适宜呢？那就是守门打更的小吏。

因为贫困而做官的人，虽然主要目的不在于推行道义，但也不可以苟且地领取俸禄。所以只有守门打更这类小吏，职位低微、俸禄微薄，职责容易胜任，是适宜居住的位置。李氏说：“道义不能施行时，因为贫困而做官的人，这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是贪图职位、羡慕俸禄罢了。”

孔子曾经担任过管理仓库的小吏，说：“只要账目核算得当就行了。”又曾经担任过管理畜牧的小吏，说：“只要牛羊肥壮成长就行了。”

这就是孔子因为贫困而做官的情况。“茁”是肥壮的样子，意思是说，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曾经担任低贱的官职，却不以此为辱，这就是所谓的因为贫困而做官。官职低微、俸禄微薄，而职责容易胜任。

职位低微却发表高论，是犯罪；站在朝廷之上而道义不能施行，是可耻的。把越位当作罪过，就没有推行道义的责任；把废弃道义当作耻辱，就不是窃取俸禄的官员。这就是因为贫困而做官的人一定要推辞尊贵和富裕，而宁愿处于贫贱的原因。尹氏说：“说因为贫困而做官的人不可以居于尊位，居于尊位的人必定想要推行道义。”○张栻说：“这一章讲的是因为贫困而做官的道理。做官的人，难道是为了贫困吗？大概是要用来推行道义。但也确实有因为贫困而做官的人，这就像娶妻本来是为了延续子嗣，不是为了奉养，但也确实有为了奉养而娶妻的人。那么因为贫困而做官与为了奉养而娶妻，也都是合乎义理的。虽然如此，既然说是因为贫困，就不应当处于尊贵和富裕的位置，居于卑下和贫贱的位置是可以的。如果处于尊贵和富裕的位置，那就是名义上说是因为贫困，实际上却是窃取高位。处于尊贵和富裕的位置，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哪里是因为贫困而做官的地方呢？这样就不合乎义理了。所以说守门打更也是适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贫困。孔子曾经担任管理仓库的小吏，又曾经担任管理畜牧的小吏。圣人真诚笃实，即使身处低位，也一定恭敬地对待事务，说：‘只要账目核算得当就行了。’说：‘只要牛羊肥壮成长就行了。’因为职责在于此而不越位。大概职位低微的人不承担言论的责任，发表高论就会获罪，所以可以暂时守住自己的职责，这就是因为贫困而做官的方法。至于站在别人的朝廷上，就应当以推行道义为己任，道义不能施行却窃取高位，是君子所耻的。那么高位厚禄，并不是用来供养贫困的。后世不明白这个道理，借着因为贫困的名义，安享恩宠利益，竟然毫不感到羞愧，这罪过岂能胜数！如果不得已因为贫困而做官，做守门打更之类的小吏是适宜的。唉！看孔子做管理仓库的小吏时说：‘只要账目核算得当就行了。’做管理畜牧的小吏时说：‘只要牛羊肥壮成长就行了。’那么孔子如果在天下执政，他所应当做的事会怎样呢？事情有大有小，但用心是一致的，也就是只做到该做的地步罢了。”

万章问：“士人不依附诸侯，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是不敢。诸侯失去了国家，然后依附于其他诸侯，这是合乎礼的。士人依附于诸侯，是不合乎礼的。”万章问：“国君赠送粮食，就接受吗？”孟子说：“接受。接受，有什么道理呢？”孟子说：“国君对于百姓，本来就要周济他们。说是周济，就接受；说是赏赐，就不接受。为什么呢？”孟子说：“是不敢。”敢问不敢的原因是什么？孟子说：“守门打更的人，都有固定的职务，靠上级供给食物；没有固定职务却接受上级赏赐的，被认为是不恭敬。”万章说：“国君赠送粮食，就接受。不知道可以经常这样吗？”孟子说：“缪公对于子思，频繁地问候并赠送熟肉。子思不高兴，到最后把使者赶到大门外，面向北叩头，再次拜谢而不接受。说：‘现在才知道君主把我当作犬马一样畜养。’大概从此以后缪公就不再赠送了。喜欢贤人却不能举用，又不能供养，可以说喜欢贤人吗？”万章说：“敢问国君想要供养君子，怎样才可以算是供养呢？”孟子说：“用国君的命令去传达，再拜叩头而接受。此后粮仓的人接着供应粮食，厨师接着供应肉类，不再用国君的命令去传达。子思认为，因为熟肉而让自己频繁地奔波拜谢，不是供养君子的方法。”尧对于舜，让自己的九个儿子侍奉他，两个女儿嫁给他，百官、牛羊、粮仓都具备，在方丈之地供养舜，后来举用他并加封在上位，所以说：“这是王公尊重贤人的做法。”朱熹说：“能供养能举用，是喜欢贤人的极致。只有尧舜能做到尽善尽美，而后世应当效法。”○张栻说：“万章所说的依附于诸侯，大概是认为士人虽然不能推行自己的道义，但依附诸侯的俸禄来自养，似乎是可以的。而孟子认为不合乎礼，因为没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周济就可以接受，周济与赏赐之所以不同，大概是因为居住在那个国家就是那个国家的百姓，国君因为饥饿而赠送，接受是可以的。如果想借此自我依附而虚享俸禄赏赐，那么在义理上怎么安置呢？名分不正就失去秩序而不和谐，所以孔子论述它。至于礼乐不兴盛，百姓就无处安放手脚，君子对于礼乐，片刻也不离开自身，他的行动没有不是名正言顺的。”说：“不敢，是因为没有固定职务却接受赏赐，防止不恭敬，所以不敢。”虽然如此，这是上级自我处分的当然做法。在国君对待士人方面，则有供养贤人的礼节，所以举

译子思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子思接受鲁缪公的馈赠，是因为馈赠合乎周礼才接受的，这是符合道义的。至于馈赠时间长久，子思却奔波忙碌、频繁拜谢，这就仅仅是为了接受馈赠罢了。如果仅仅是为了接受馈赠，那么这与饲养犬马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哪有君子会接受像饲养犬马那样的待遇呢？所以等到时间长久之后，子思就再次行稽首大礼而不再接受馈赠。大概鲁缪公虽然有喜爱贤才的名声，却不能提拔任用他，也不能用礼制来供养他。贤者难道会安处在这种境地吗？用礼制供养，是指连续不断地供给肉食。大概是不敢因此频繁地打扰他，所以只是让他连续不断地得到供给罢了。虽然如此，这还只涉及供养的礼节，而没有涉及提拔任用的道理。像尧对待舜那样，才是尊崇贤才的极致和供养之道的完备。尧把自己的九个儿子侍奉舜，把两个女儿嫁给舜，百官、牛羊、粮仓都准备齐全，在方圆百里的地方供养他，只担心不能符合他的心意。一旦提拔他并让他居于高位，像这样之后才可以说是王公尊崇贤才。孟子常常以尧舜的事迹作为言论，是因为谈论大道必须考察圣人的行为，以此来为万世树立准则。大概因为圣人是人伦的极致，所以如此。唉！士人在辞让与接受的关键时刻，难道可以不思考什么是名正言顺吗？君主对待士人，又怎么能不深入思考供养他们的道理呢？

译孟子说：“陈仲子如果认为不义，即使把齐国给他，他也不会接受，人们都相信这一点，这不过是舍弃一筐饭一碗汤那样的小义罢了。人没有比抛弃亲戚、君臣、上下等级关系更大的罪过了，用他的小节来相信他的大节，怎么可以呢！”

朱熹说：“意思是说，陈仲子假如认为不义而给他齐国，他必定不肯接受。齐国人都相信他的贤德，然而这只是小廉洁罢了。他躲避兄长、离开母亲，不食君禄，违背了人伦的大道，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难道可以用小廉洁来相信他的大节，从而认为他贤德吗？”

张栻说：“一筐饭一碗汤，得到就能活，得不到就会死。如果呼喝着给他，他也不会接受。说这个人，一旦遇到万钟的俸禄，只要是不义的，就必定不接受，可以吗？大概人的内心难以知晓。用他的小节来相信他的大节，本来就不可以。于陵陈仲子，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的，躲避兄长、离开母亲，居住在于陵。齐国人高看他，认为：像这样的人，即使不义地给他齐国，也必定不会接受。孟子认为这是舍弃了一筐饭一碗汤那样的小义。大概孟子是从人伦关系来考察他，从而知道不可相信他。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没有比人伦更大的了，所谓亲戚、君臣、上下就是如此。现在陈仲子废弃了亲戚、君臣、上下关系，而想要洁身自好，修饰小廉洁而妨碍大德行，他不知义已经非常严重了。又怎么能不受不义的齐国呢？古代善于观察人的人，必定在人伦关系上考察他，那么这个人的得失深浅就可以大致看出来了。四岳推举舜，就说‘能够和谐地尽孝罢了’。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观察他嫁到虞国罢了，这就是舜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冀缺和他的妻子相待如同宾客，臼季知道他能够治理百姓；茅容杀牲先供奉他的母亲，郭林宗知道他能够成就德行，这也是善于观察人的人。如果像陈仲子那样废弃大伦而顺从私意，用他的小节来相信他的大节，哪里可以呢？”

孟子说：“只给人吃而不爱护他，这是像对待猪狗一样交往；爱护他而不尊敬他，这是像饲养禽兽一样对待他。恭敬之心，是在赠送礼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朱熹说：“将，就是奉送的意思。”《诗经》说：“捧着竹筐来奉送。”程颐说：“恭敬虽然因为威仪、礼物而表现出来，然而在礼物尚未奉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恭敬之心，并不是因为礼物而后才有的。”

恭敬而没有实质，君子不可以虚礼拘束。

这是说当时对待贤者的人，只是用礼物来表示恭敬，而没有实质内容。拘，是拘留的意思。

张栻说：“这一章讲的是交际的道理。如果只是给人吃而爱心不增加，只是爱护而敬心不增加，那么与对待猪狗、饲养禽兽没有区别。大概人伦交往以敬为主，必定先有这种恭敬，而后用礼物来奉送。大概恭敬之心，是在礼物尚未施行之前就存在的。如果没有这种恭敬，那么礼物又施加在哪里呢？虽然如此，礼物是用来奉送恭敬之心的。恭敬存于内心，而仪节礼物充实于外在，这是君子的道理，又认为是内外适宜、文质相中的表现。如果恭敬之心虽然存在，而没有在外在充实它，君子也厌恶那种虚礼拘束。从前孔子解下骖马以资助旧馆主人的丧事，说：‘我厌恶悲哀没有依托。’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古人在交际之道上，难道随便吗？大概有宴享的礼节，有挚献的礼节，有问遗的礼节，这些都是恭敬之心所产生的。恭敬作为主导，而其节文品式，森然具备，又有贵贱贫富的不同，大小多寡的差异，这些都是人为的。如果不明白这些，不陷于像对待猪狗、饲养禽兽那样，就会失之于虚礼拘束，都不是君子的道理。两位先生解释‘恭敬无实’的话不同，正当参考。”

孟子住在邹国，季任担任任国的处守，用礼物交往，孟子接受了而不回报；孟子住在平陆，储子担任齐国相，用礼物交往，孟子接受了而不回报。

赵岐说：“季任，是任国国君的弟弟。任国国君到邻国朝见，季任为他留守。在任国时，储子，是齐国的相。不回报，是指如果来相见，就应当回报；如果只是用礼物交往，就不必回报。”

有一天，孟子从邹国到任国，见了季子；从平陆到齐国，不见储子。屋庐子高兴地说：“我找到间隙了。”

朱熹说：“屋庐子知道孟子这样做，必定有义理，所以高兴找到间隙而问他。”

屋庐子问：“先生到任国，见季子；到齐国，不见储子，是因为储子只是齐国相，而季子摄行国君之位，所以轻视储子吗？”

孟子说：“不是的。《尚书》说：‘进献重在礼仪，礼仪不及礼物，叫做不进献。’只是不用心于进献罢了。《尚书·洛诰》篇：‘享，是奉上；仪，是礼；物，是礼物；役，是用。’意思是说，虽然进献但礼意不及礼物，那就是不进献了。因为不用心于言辞的缘故。”

因为不成其为进献。

孟子解释《尚书》的意思如此。

屋庐子高兴，有人问他。屋庐子说：“季子不能到邹国，储子能到平陆。”

徐邈说：“季子为国君处守，不能前往他国以见孟子，就用礼物交往而礼意已经完备。储子为齐相，可以来到齐国境内而不来见，那么虽然用礼物交往而礼意不及礼物。”

孟子说：“好名的人，能让出千乘之国。如果不是那样的人，一筐饭一碗汤，就会表现在脸色上。”

朱熹说：“好名的人，矫情求誉，所以能让出千乘之国。”

译国家。然而如果本来不是能够轻视富贵的人，那么对于得失细微之处，反而察觉不到他真情的流露了。因为观察人不在他勉强去做的事情上，而在他疏忽的地方，然后才能看到他内心安定的实情。」○东坡所说的：「人能够摔碎价值千金的玉璧，却不能在破锅时不发出声音。」正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是那样的人，这里的人指的是真正能让国的人，而不是指喜好名声的人。○问：曾巩得到东坡的说法了吗？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么能让千乘之国只是喜好名声，至于箪食豆羹表现在神色上却是实情。」回答说：是的。他曾经把这一段与「乡为身死而不受」这一段对照，大概这一段是喜好名声的心占上风，大处能够过得去，小处却露出破绽。被万钟俸禄所动的人，是小处能够掩饰过去，大处却暴露出来。○南轩说：「孟子这一章说人的度量相差，有如此之大。都是人，却有能让千乘之国的人，有与人箪食豆羹而恩德表现在神色上的人，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大概是因为他们内心存养的厚薄不同，而见识的广狭不同罢了。能够让千乘之国，也可以说是很高尚了，而孟子说他是喜好名声的人，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没有遵循天理的真实情况，也就难免是为了追求名声而已，像季札这样的人就是如此。季子的父兄之所以眷眷于季子继位，是因为他贤能，这是公理而不是私意。而季子三次推辞，是没有探究应当继位的义理，并不是为了季子的伟大。按照狭隘世俗的观点来看，可以说超然独出了；而用道来衡量，大概也是喜好名声而遮蔽了实情。」喜好名声的人虽然能让国，难免局限于名声。至于大贤以上的人，遵循天理，即使像舜禹接受天下，接受他们应当接受的而不觉得过分；像泰伯的让位，伯夷、叔齐的让位，让出他们应当让出的而不算是喜好名声。所以孔子称赞舜禹就说：「拥有天下而不参与。」称赞泰伯就说：「百姓没有能够称道的。」称赞伯夷、叔齐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圣人的意思，大概可以看到了。○我按：泰伯、伯夷、叔齐的让位，与子臧、季札的让位，他们的让位是一样的，而让位的原因不同，学者应当探究明白其中的义理。伯夷、叔齐的事情已经在前卷「求仁」章中见过，现在将泰伯、子臧、季札的事情附记在这里。○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至德了！三次把天下让出去，百姓没有能够称道的。」○朱子说：「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至德，是说德行达到极致，无以复加了。三让，是说坚决推让。没有能够称道他的推让，是因为隐微没有痕迹可见。大概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太王的时候，商朝的道义逐渐衰微，而周朝日益强大。季历又生了儿子昌，有圣德。太王因此有剪除商朝的志向，而泰伯不听从。太王于是想要传位给季历以及昌。泰伯知道了，就与仲雍逃到荆蛮。于是太王就立季历，传国到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就是文王。文王去世，儿子发继位，于是攻克商朝而拥有天下，这就是武王。凭借泰伯的德行，在商周之际，本来足以朝会诸侯，拥有天下了。却放弃不取，而又隐没他的痕迹，那么他的德行达到极致是怎样的呢？大概他的心就是伯夷、叔齐叩马的心，而事情难处更甚于此，适宜夫子叹息而赞美他。泰伯不从事，见于《春秋传》。查僖公五年，宫之奇说：「泰伯、虞仲，是大王的昭穆。泰伯不听从，所以不继位。」杜氏注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的儿子，不听从父命，都让位给吴。」○有人问说：「为什么说三让是坚决推让呢？」回答说：「古人辞让以三次为节制，一次推辞是礼节，推辞两次是坚决，推辞三次是最终推辞。所以古注到这里只说三让而不解释其目。现在一定要寻求事情来证实它，也就没有依据了。」问：「为什么说他的让位在隐微之中呢？」回答说：「泰伯的让位，没有揖让辞受的痕迹，人们只看到他逃去不返而已，不知道他的让位。知道他的让位的，只看到他让出国位而已，而不知道使文武拥有天下的，实际上是由于这个，这就是把天下让出去了。」问：「他的至德是什么呢？」回答说：「让位作为德行，已经很美了，至于三次那么他的让位是真诚的。把天下让出去，那么他所让的大了，而又能隐晦他的痕迹，使百姓没有能够称道的，那么他的让位不是为了名声的牵累了。这就是他的德行所以为至极而不可以再加了。」问：「太王有废长立少的意思，不合礼。泰伯又探知他的邪志而成就它，至于父死不赴，毁伤发肤，都不是贤者做的事。即使一定要让国而这样做，也是过而不合于中庸的德行了。他的至德是什么呢？」回答说：「太王想要立贤子圣孙，是因为他的道足以济天下，而不是有爱憎之间、利欲之私。所以泰伯离去而不以为狷介，王季接受而不以为贪婪，父死不赴、毁伤发肤而不以为不孝。大概处在君臣父子的变故中而不失乎中庸，这就是所以为至德了。与鲁隐公、吴季子的事大概不同了。说逃去可以了，何必断发文身呢？说先儒论述很多了。苏氏以为让国是盛德的事

译然而保留实质却只取名义，是混乱产生的根源。所以泰伯这样做，是为了让名义和实质都消亡，从而使动乱不发生。这从利害关系来说，固然不足以探得圣贤的本心。而他的弟弟黄门又说：“子贡说泰伯穿着中原的礼服来治理吴国，那么他本来就没有断发文身。”况且汉代的东海王把天下让给显宗，唐代的宋王成器把天下让给玄宗，都是兄弟终身没有隔阂。何必一定要断发文身呢？这里引用子贡的话，那么这件事本来就有不可考证之处。然而用汉代和唐代的两个事例来类比，也还不足以完全探得圣贤的本心。大概说王季的心意如果像显宗、玄宗那样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有叔齐那样的道义，那么也不能在朝中停留一天了。如果泰伯没有深深地自我隔绝，那么又怎么能一定把国家让给王季并使他安心在位呢？然而显宗、玄宗的心意，其厚薄又自然不同。

南轩说：“三次让国，程子说：不立自己为君是第一次，出逃是第二次，文身是第三次。”泰伯的让国确实难以知晓。作为君主的长子却抛弃宗国以逃避自身，本来身处中原却顺从夷狄的习俗，这不也是冒犯先王的大禁令吗？而泰伯安然地这样做，如果不是圣人，谁能明白这是最高的德行呢？至德，是说德行达到了极致。泰伯知道文王有圣德，是上天所命定的，应当让天下受到他的恩泽，所以把国家让给王季，也就是让给文王。所以说“把天下让出去”，是说他极其公正的心意，是为了天下而让位的。变化而止于中道，如果不是通达权变、乐天知命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推究他的事情深远，所以百姓无法称颂，而圣人独自知道这是最高的德行。有人说：“泰伯的心意，是知道文王得到国家那么周朝一定拥有天下吗？”不是这样的。如果怀着这样的心意，那就是贪图天下的利益了。泰伯知道文王得到国家那么天下一定会受到恩泽。至于周朝拥有天下，泰伯难道对此有所增益吗？这又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曹子臧，是曹成公的庶子，名叫欣时。宣公十七年，会合诸侯讨伐秦国，宣公死在军中。曹国人派公子负刍留守，派欣时去迎接国君的灵柩。负刍杀死了世子而自立为君。诸侯来讨伐，抓住他并押回京城，打算立子臧为国君。子臧推辞说：“志书上有记载：圣人通达节义，其次坚守节义，下等的人丧失节义。做国君不是我的节义。虽然不能做到圣人，怎敢丧失节义呢？”于是逃奔到宋国。第二年，曹国人向晋国报告，请求让负刍回国并让欣时回去。晋侯对子臧说：“你回去，我就让曹伯回去。”子臧回去后，曹伯也回去了。子臧把自己所有的封邑和卿位都交出来，不出任官职。

吴季札，是吴子寿梦的幼子。兄弟四人，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三子叫夷昧，四子叫季札。季札贤能，父亲想立他为君，季札推辞不肯，于是立了诸樊。诸樊守丧期满后，又想立季札，季札推辞说：“曹宣公去世时，诸侯和曹国人认为曹君不义，将要立子臧，子臧离开曹国，以成全曹君。君子说：‘能坚守节义，是合乎道义的继承人。’谁敢冒犯国君？拥有国家不是我的节义。我虽然不才，愿意把自己附合在子臧的道义上，以不丧失节义。”坚决要立他，他抛弃家室去耕种，这才作罢。诸樊十三年去世，有遗命立余祭，打算按次序一定把国家传给季子。余祭四年去世，夷昧即位。夷昧十七年去世，吴国人想按照先君的遗命立季子，季子逃走了，吴国人于是立了夷昧的儿子僚，等等。

苏氏《古史》说：“春秋时期，世人不懂得道义，而以权势利益为贵。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都是以争夺国家而成名的。像子臧在曹国，季子在吴国，都有可取的道义，抛弃而不顾，何况是争夺呢？我推崇这两人的道义，想要考察他们的行事，而子臧回国后交出权位，事迹不再被记载。季子在吴国九十多年，看他挂剑在墓上，不因死亡而违背初心；安葬子嬴博，不因恩情而拖累志向；引兵避开楚国，不因名声而损害德行。大概修养心性达到了极致。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也不接受，何况是吴国呢？因为他所修养的东西确实重要。”

《春秋》记载，吴子派季札来聘问。胡氏说：“季札是吴国的公子，为什么不称公子？这是贬斥。辞让国家却导致动乱的人，是季札造成的。所以趁他前来聘问而贬斥他，以示惩戒。”按吴子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次子叫夷昧，季札是幼子。寿梦认为季札贤能，想立他为国君，季札推辞不肯，然后才立了诸樊。守丧期满后，诸樊想把国家传给季子，季子又推辞并离开。诸樊于是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约定按次序相传，一定要传到季子。所以诸樊去世而余祭即位，余祭去世而夷昧即位，夷昧去世那么季子就应当接受命令以安定社稷，完成父兄的志向了。然而他遵循匹夫的狭隘节操，辞让职位而逃到夷地。夷昧的儿子僚已经即位，诸樊的儿子光说：“先君之所以不把国家给儿子而给弟弟，都是为了季子。如果遵循先君的遗命，那么季子应当拥有国家。如果不遵循先君的遗命，那么我应当立僚，他怎么能成为国君？”于是派专诸刺杀僚，把国家让给季子。季子不接受，离开到延陵，终身不进入吴国。所以说：“季子辞让国家而导致动乱，趁他前来聘问而贬斥他，以示惩戒。”

有人说子贡问孔子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问：“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追求仁德……

译从而获得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子贡认为伯夷、叔齐是前代的圣贤，知道他们厌恶卫辄争夺君位的行为而不那样做。季札辞让君位，难道不是因为贤德吗？为何要贬斥他呢？回答说：“叔齐的德行不超过伯夷，孤竹国舍弃长子而立次子，是出于私意。诸樊兄弟父子中没有比得上季札贤能的，他的父亲兄长眷恋地想要立季札，是出于公心。因为出于私意，所以伯夷、叔齐让国被视为符合仁德，而被先圣所推崇；因为出于公心，所以季札辞位被视为导致动乱，而被《春秋》所贬斥。如果将他们相提并论，那就错了。”有人问：“世道衰微，正道不明，暴行接连发生，有臣子篡夺君位的情况，有儿子篡夺父亲地位的情况。季札在这种情况下辞让君位，就会使听到他风范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争竞的人变得谦让，从而减少篡弑掠夺的祸患。这对于名教，难道没有补益吗？为何贬斥得如此深刻呢？”回答说：“《春秋》通达事理而不拘泥于小节。从前泰伯奔吴而不返回，季历继承君位而不推辞，武王继承统绪受命建立周朝，也不把配享天地的基业让给伯邑考，这是以天下为公。那王僚没有季历的贤能、武王的圣明，而季札却像泰伯那样让国，难道算是至高的德行吗？致使争弑的祸乱兴起，军队覆灭国家丧亡，是谁造成的呢？如果季札辞让君位，是为了坚守节操、树立名声、保全自身、修养自己，那倒是可以的。但用圣王的道理来衡量，那就错了。”《中庸》说：“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不能实行，我知道了。”季札可以说是贤能且智慧，但过分而未能把握中道。如果遵循季历、武王的道义，他难道会依附子臧的节操而不接受君位吗？可惜他选择中庸之道，却失去了因时制宜的恰当。这就是孔子因为他辞让国家导致动乱而贬斥他的原因。有人问：“吴国派季札出使，与楚国派椒、秦国派术出使，是一样的例子。吴、楚是蛮夷国家，秦国介于夷狄之间，他们的礼节不同于中原，所以使者到来都简略记载，而季札为何独独被贬斥呢？”回答说：“《春秋》有很多变例，圣人的笔法有特别记载。荆楚没有大夫，而屈完记载了族氏；王朝下士以人通称，而子突记载了字；诸侯公子以名著称，而季友记载了‘子’；没有例子的母弟，不登载姓名，而叔肸记载了氏，这些都是贤能而特别记载的。季札让国，天下人都认为他贤能。如果孔子也认为季札贤能，一定会依据这个例子，或者用字，或者用氏，或者用公子，特别记载他。现在却简略地用名来记载，把他与楚椒、秦术之类的人相比，没有特别的称呼。由此可知孔子不认为他让国是贤能而贬斥他。唉！世间的君子，极力称赞季札在让国时的贤能，认为礼的大节不可扰乱。公子喜时，《春秋》尚且认为他贤能，而后世对于季札为何独独贬斥得如此深刻呢？回答说：孔子对于季札，期望很深，责备很严。只有与天地同德，而通达时中，然后才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圣人不能修成，难道不确实吗！”

译问如今人陈乞恩例，从道义上讲是否应当？程子说：“只是因为如今士大夫说‘乞’这个字说惯了，动不动又是乞求。”于是问陈乞封赠父祖如何？程子说：“这件事体又不同。”再三请教，他只说其中的道理很长，等别的时候再说。有人问先生夫人没有叙封，是因为什么？先生说：“我当初起自草野，三次辞让后才接受任命，哪有今天为妻子求封的道理？”○先生在讲筵上曾质问钱用诸公，因而问一定是俸禄供给大大不足，后来才知道到任后不曾请领俸禄。诸公于是发公文给户部，户部索要前任的履历文书。先生说：“我起自草野，没有前任履历文书。”旧例初入京的官员下状领取料钱履历，其意是说朝廷用人，就应当由廪人接续供给粮食，庖人接续供给肉。于是命令户部自行出具券历等文书。后来从涪陵回来，复官半年不曾请领俸禄粮饷。料院的吏人忽然来索要请领券状的文书，先生说：“向来不防备写状子，受事人不去，只让子弟记录受官的月日。”○先生刚受命就在休假，想要渐渐请医，不久便供职。门人尹焞深以为难，说供职不对。先生说：“新君即位首施大恩，即使从二千里外放回也没有道理不接受。我在先朝是朝廷了解我的人，当时执政大臣都与我相知，所以不应当这样接受。现在都没有相知的人，朝廷的意思只是怜悯我贫穷，不让我在朝廷的土地上挨饿。我自领官职，朝廷厚意给予我一个月料钱，然而官职我必定做不了。既然已经接受了任命文书，却不供职，这与不接受是一样的。且略供职几天顺应朝廷的善意，然后随自己心意行事。

龟山杨氏说：一介之微与万钟之厚，如果论利益则有多少差别，论道义其理是一样的。伊尹正因为能在一介之微就知道所取所与，所以能用天下之禄而不顾，用千驷之马而不视。从后世看来，则一介之微不与人为太吝啬，一介之微不取人为太廉洁。然而君子之取与，只适宜于道义罢了。给予时吝啬，索取时微薄，虽然似乎不足道，但如果害于道义，又何必计较多少呢？孔子对于公西赤的富有，不忧虑他的请求；对于原宪的贫穷，不许他的推辞。这是知道所与的人。孟子说：如果不是正道，那么一箪食也不可接受于人；如果是正道，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以为过分。这是知道所取的人。

我认为夫子不许原宪推辞，是因为他担任宰职，不是因为他贫穷。

朱子说：“朝廷设官，因为未贤的缘故，在上位的人不应当以请托而荐人。士人常有礼义廉耻，所以在下位的人不应当自炫鬻而求荐。平生守此愚见，所以做小官时不敢求荐；后来叨刺举，也不敢举削应副人情。官吏也不敢挟书求荐。其在闲官，并非没有亲旧，在官也未尝敢为人作书求荐。只有老成淹滞，实有才德之人，众人认为应当致力者，才以公论告知罢了。”

官卑禄薄，虽然不快意，然而比起一介寒士，以教学仰食于人者，则认为太厚了。如果认为不足，妄有觊觎，恐怕所得无几，而终日的悔恨将有不可追者。

西山读书记卷三十四下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吾道异端之辨【上】

子夏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追求远大恐怕会拘泥不通，所以君子不从事。”

朱子说：“小道如农圃、医卜之类，泥是不通的意思。”○杨氏说：“百家众技，如同耳目口鼻，都有一定的明察，但不能相通。并非无可观之处，但追求远大就会拘泥不通。所以君子不从事。”○有人问：“为什么说小道是农圃之类？”回答说：“小，是相对于大而言。正心修身，以治理人道是大者。专一家之业，以治理人道是小者。然而都用于世而不可无，其开始固然是圣人所作，而各有一物之理，所以一定有可取之处。然而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而都不可以达于君子之大道，所以追求远大恐怕会拘泥不通，而君子不从事。”○黄氏说：“小道之所以不可以追求远大，是因为圣人之道自修身而齐家、治国而平天下，以及参天地、赞化育，无往而不通。农圃、医卜之类，施于目前浅近，并非无益。然而求其为圣人之道无所不通，则不可。许行想要以并耕而治天下，这是孟子讥讽他相率而为伪的原因。”有人说：“怎么知道所谓小道者，不指杨、墨、佛、老之类的异端而言呢？”回答说：“小道是合圣人之道而小者，异端是远圣人之道而异者。小者还可以施于近，异者则不可以顷刻而施。杨、墨、老、佛的无父无君，又何待追求远大而后不通呢？所谓正墙面而立，跬步而不可行的意思。”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叩门而告文公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席之地而为氓。”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