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读书记卷二十四
杨氏曰：「周官之书，先王经世之务也，不可不讲。」
朱子曰周礼周公遗典也
胡氏父子以为王莾令刘歆撰此，恐不然。○又曰：周礼乃周家盛时圣贤制作之书。又曰：周礼一书，周公所以立下许多条贯，皆是从广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宻，乃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又曰：説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又曰：天官之职，是总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许多事？且冡宰内自王之饮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头万绪，若不是大其心者，区处应副，事到面前便且区处不下，况于先事措置，思患预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记得此复忘彼。佛氏只合下将那心顿下无用处，才动歩便踈脱，所以吾儒贵穷理致知，便须事事物物理防过。又曰：五峯以周礼为非周公致太平之书，谓如天官冡宰却管甚宫阃之事，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阃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岂可以后世之弊而并废圣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当交通外朝之説，他亦是惩后世弊。要之，仪礼中亦分明自载此礼在至若女祝掌凡内祷祠禬禳之事，便后世有此官，则巫蛊之事安从有哉？又曰：比闾族党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这个一如碁盘相似，枰布定后，碁子方有放处。旧尝妄意此书大纲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之民无不被其泽，又推而至于鸟兽草木无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谓之裁成辅相参赞天地耳。曰：是恁地须要识公平意思。○周礼一书好防广大精宻，周家法度在里许，但不敢令学者看。又曰：学有先后，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学，周礼却是后一截事。问：周礼合如何防？曰：也且循注防防去，第一要见得圣人是个公平底意思。陈君举説。天官之职，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属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説自是。到得中间有官属相错综处，皆谓圣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这便不是。○按永嘉陈氏君举有《周礼説》曰：周制三公位冡宰，则冡宰与王坐而论道者也。今攷其属，小宰掌外治，凡与王左右亲习之官▯焉；内宰掌内治，凡与后左右亲习之官▯焉；而他无职业。凡若是作《格君心》四篇，其一曰：「凡饔飱田罟薪蒸之事，医药之事，酒浆之事，幄帟次舎之事，甚畀冗也，甚烦辱也，必用命士，必皆领于冡宰。」若王有师田之事，则大仆而下凡仆驭之官；有祭祀之事，则大祝而下凡巫祝之官；有燕乐之事，则大师而下凡声乐之官。其用命士，每官多至四十人，往往皆大夫长之，而属于卿。若夫宿卫，非宫正之羣吏，则宫伯之士庶子，所谓执矛戈立阶戺，皆冕衣裳者，非若后世但以兵衞也。昔周公作《立政》，大抵汲汲于用贤，而以虎贲缀衣、趣马携仆列诸左右，常伯三事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也，名位尊矣，视趣马缀衣至不等，而周公一槩言之，何也？诚以大臣进见有节，敷奏有常，而朝夕与王燕者，则斯人也，必以士为之，则必公卿所自简除，所自考课，茍非命士，则简除考课不出于朝廷，其进杂而羣枉至矣。是故分▯于列卿，而冢宰之治特详。书曰：「昔在文武，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以朝夕承弼厥辟，」由此其选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鲁公之子伯禽，衞康叔之子牟，齐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牟伋葢宿衞国子也。他日能为显诸侯，而成王与之处，则相观而善之益多。其后诗人刺皇父曰：「皇父卿士，家伯冡宰，仲允膳夫，蹶维趣马，艳妻煽方处。」以是数人者皆相从于女谒者也。由此观之，王之所与燕私，得其人，则太子见徳，而成王为贤君；不得其人，则女谒行而褒姒之祸作。自后世子贤否系焉，而周之兴亡，从之，如之何其不谨乎？○其二曰：庖事、酒事、衣裘之事，唯王及后，有司不敢防。既不防矣，而必领于大臣，何也？彼贱有司，诚不宜以苛细课校至尊。唯大臣以道佐人
译杨氏说：“《周官》这本书，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实务，不可不加以研究。”
朱熹说：《周礼》是周公留下的典籍。
胡氏父子认为这是王莽命令刘歆编撰的，恐怕不是这样。○又说：《周礼》是周朝盛世时圣贤制定的著作。又说：《周礼》这一部书，是周公用来确立许多条规纲纪的，都是从广大博大的心中流露出来的。又说：《周官》遍布精微细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纯熟透彻的著作。又说：谈论制度的书，只有《周礼》和《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说是周公亲笔写成，固然不可能，但大旨却是周公的意思。又说：天官的职掌，是统领五官的，如果心量不大，如何能包容这么多事务？而且冢宰内从王的饮食衣服，外到五官的各种事务，从大到小，从根本到枝末，千头万绪，如果不是心量广大的人，去安排处理、应对应付，事情到了面前尚且安排处理不了，何况事先筹划、思虑祸患并加以预防，这需要耗费多少精神，所以顾此失彼。佛家只适合把心顿然放下不用，才刚迈步便疏脱自在，所以我们儒家贵在穷究事理、推极知识，就必须对事事物物的道理都防备周全。又说：五峰认为《周礼》不是周公致太平的书，说如天官冢宰却掌管宫廷内室之事，他的意思只是看到后世宰相请托宫廷内室、交结亲近侍从，认为不可，却不知道这正是人君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怎么可以因为后世的弊端而一并废弃圣人的良法美意呢？又如王后不应交通外朝的说法，他也是惩戒后世的弊端。总之，《仪礼》中也分明记载了这些礼仪，至于女祝掌管所有内部祈祷、禳灾之事，如果后世有这种官职，那么巫蛊之事从哪里产生呢？又说：比、闾、族、党的制度，正是周公建立太平的根本，它这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摆定后，棋子才有放置的地方。我过去曾妄自推测，这本书的大旨是要人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的百姓无不受到恩泽，又推而至于鸟兽草木无不各得其所，不这样不足以称为裁成天地、辅助天地、参赞天地。说：是这样，必须识得公平的意思。○《周礼》这一部书好防广大精微，周家的法度在里面，但不敢让学者看。又说：学问有先后，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应当做的学问，《周礼》却是后一截的事。问：《周礼》应当如何研读？说：也暂且顺着注疏去研读，第一要见得圣人是一个公平的意思。陈君举说。天官的职掌，如膳食、衣服等官，都隶属于此，是治理人君的身，这说法自然是对的。到了中间有官职相互交错的地方，都说圣人有让他们相互监察的意思，这就不是了。○按永嘉陈氏君举有《周礼说》说：周制三公位居冢宰，那么冢宰就是与王坐而论道的人。现在考察他的属官，小宰掌管外治，凡是与王左右亲近熟习的官职都属于此；内宰掌管内治，凡是与后左右亲近熟习的官职都属于此；而其他没有职业。凡是像这样作《格君心》四篇，其中一篇说：“凡是饔飱、田猎、薪蒸之事，医药之事，酒浆之事，帷帐、次舍之事，非常冗杂，非常烦辱，必定使用命士，必定都统领于冢宰。”如果王有田猎之事，那么大仆以下凡是仆驭的官职；有祭祀之事，那么大祝以下凡是巫祝的官职；有宴乐之事，那么大师以下凡是声乐的官职。他们使用命士，每官多达四十人，往往都由大夫统领，而隶属于卿。至于宿卫，不是宫正的群吏，就是宫伯的士庶子，所谓手持矛戈立于台阶旁，都是穿着冕服衣裳的人，不像后世只以兵卫。从前周公作《立政》，大抵急于用贤，而以虎贲、缀衣、趣马、携仆列于左右，在常伯、三事之下，常伯、三事都是大臣，名位尊贵，与趣马、缀衣极不相等，而周公一概言之，为什么呢？诚然因为大臣进见有节制，敷奏有常规，而朝夕与王宴饮的，就是这些人，必定由士担任，那么必定是公卿所自简拔、所自考课，如果不是命士，那么简拔考课不出于朝廷，其进用杂乱而群枉至矣。所以分属列卿，而冢宰的治理特别详细。《书》说：“从前在文王、武王时，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以朝夕承弼其君，”由此选拔。当周公教导世子时，鲁公的儿子伯禽，卫康叔的儿子牟，齐太公的儿子伋，都侍奉成王，伯禽、牟、伋大概是宿卫的国子。后来能成为显赫的诸侯，而成王与他们相处，那么相互观摩而善益多。后来诗人讽刺皇父说：“皇父卿士，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蹶维趣马，艳丽之妻煽动方处。”以这几个人都随从于女谒。由此看来，王所与宴私，得其人，则太子见德，而成王为贤君；不得其人，则女行而褒姒之祸作。自此以后世子的贤否系焉，而周的兴亡，从之，怎么可以不谨慎呢？○第二篇说：庖事、酒事、衣裘之事，只有王及后，有司不敢干预。既然不干预了，而必定统领于大臣，为什么呢？那些卑贱的有司，确实不适宜以苛细课校至尊。只有大臣以道佐人
主，独得与人主可否相是非，是故领之。夫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就使无节，嵗费几何？方且嘉与大臣以自防检，庶几过差不中九式之度。虽有司不敢议，而大臣尽规，所以资启沃，成敬畏也。○其三曰：尝读《关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极天下之选矣。后妃母仪天下，而慊慊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当是时，夫人嫔若干人，世妇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职奉上，所以共宾祭，蕃子姓之官备矣。后方恻然，遐想幽深侧陋之间，尚有遗贤，宜配君子，求而不可得，则中夜不寐，展转叹息，庶几得之。吾当推琴瑟钟鼔之奉，与之偕乐，而后慊。后徳如此，则宫掖之政，一以听后之所为，奚不可者？今乃内小臣而下，凡阉官；九嫔而下，凡妇官；下至于女奴，晓祝者、晓书者、晓裁缝者，必属之大臣。则夫员数之増损，职掌之废置，禄秩之多寡，赐予之防数，皆禀命于朝廷，而后不与。且使内宰得以稽其功绪，而赏罚其勤惰。茍违有司之禁，虽天子不得自以为恩。是故私谒不行，而内政举。古之所谓正家者，盖如此，而非屑屑然也。今出房闼，而方较是非于侵紊之后，争予夺于纵弛之余，抑末矣。汉太尉杨秉防中常侍，而尚书诘以三公綂外，安得越奏近官？葢内治不听于公卿，乆矣，无怪乎后世之多乱也欤？○其四曰：周之学政，不别言王世子，而嫁子无王姬之法。葢天子之元子，毋过命士，与公卿大夫之子共齿于学。王姬之车服，虽不系其夫，而其肃雝之诗曰：「齐侯之子，平王之孙」，则从夫之序也。夫唯王与后自牧甚卑，则以能下人为家法。夫唯能下人，而后能长有天下。自秦人尊君卑臣之令行，无惑乎？后世之疑《周礼》也。○自此而上，葢朱子之所是，故録之。余不取。
译君主独自拥有与君主商议可否、评判是非的权力，因此统领他们。拥有四海之富，而一个人的供养，即使没有节制，每年的花费又能有多少？况且还要嘉许大臣们自我防范检点，希望过失差错不要超出九式法度的范围。虽然有关部门不敢议论，但大臣们竭尽规劝，以此来辅助启发、成就敬畏之心。
第三点说：我曾经研读《关雎》，知道夏商周三代以前，后妃是从天下人中精选出来的。后妃作为天下的母亲表率，却谦卑地觉得自己不足以匹配至尊的君主。那时，夫人、嫔妃有多少人，世妇有多少人，女御有多少人，各自按照职责侍奉君主，共同承担宾客祭祀、繁衍子嗣的官职都已完备。后来君主心生怜悯，遥想幽深偏僻的地方，还有被遗漏的贤才，应该匹配君子，寻找却得不到，于是半夜睡不着，翻来覆去叹息，希望能得到他们。我应当推及琴瑟钟鼓的礼乐供养，与他们一同欢乐，然后才心安。后妃的德行如此，那么宫中的政事，一概听从后妃的作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现在却是内小臣以下，所有宦官；九嫔以下，所有女官；下至女奴，懂祝祷的、懂书法的、懂裁缝的，都必须归属于大臣。那么人员的增减，职掌的废除设立，俸禄的多寡，赏赐的数额，都要禀命于朝廷，然后才能决定。并且让内宰能够考核他们的功绩，奖赏勤勉、惩罚懒惰。如果违反有关部门的禁令，即使是天子也不能自以为恩惠。因此私下的请托不能通行，而内廷的政事得以整顿。古人所说的端正家庭，大概就是这样，而不是琐碎计较的。现在出了宫门，却在侵扰混乱之后才去比较是非，在放纵松弛之余才去争夺给予和剥夺，这真是末节啊。汉代太尉杨秉弹劾中常侍，尚书诘问说三公统领外朝，怎么能越权奏报近臣？大概内廷治理不听命于公卿，已经很久了，难怪后世多有动乱呢？
第四点说：周代的学政，不特别提及王世子，而嫁女没有王姬的特例。大概天子的长子，不超过命士的身份，与公卿大夫的儿子在学中同辈相处。王姬的车马服饰，虽然不依附于她的丈夫，但《肃雝》的诗中说：“齐侯的儿子，平王的孙子”，这是遵循丈夫的次序。只有君王和后妃自己修养非常谦卑，才能以能屈居人下作为家法。只有能屈居人下，然后才能长久拥有天下。自从秦朝尊君卑臣的法令实行，无怪乎后世对《周礼》产生怀疑了。
从这一点往上，大概是朱熹所认可的，所以记录下来。我不采纳。
程子曰：「礼记中有圣人格言，亦有俗儒乖缪之説。乖缪之説本不能混格言，只为学者不能辨别，如珠玉之在泥沙耳。圣人文章自然与学为文者不同，譬之化工生物，剪裁绘画虽似相类，终不若化工所生者自有一般生意。」
礼记·儒行》经解，极害义理。又曰：「儒行之篇，如后世游説之士，以为夸大之説。」观孔子平日语言，有如是者否？朱子亦曰：「读礼，要人自辨别其间，非纯是格言。如『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伯』，全不成义理。」
礼记除中庸、大学、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得之表记，亦近道。其言正。
朱子曰：「世谓礼记为汉儒作，非也。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防，曷尝有礼记中语乎？如乐记所谓『天髙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安能到此？」
礼有经有变。经者，常也；变者，常之变也。先儒以《曲礼》为变礼，葢“曲”者，委曲之义，故以为变礼。然毋不敬，安定辞，安民哉。此三者，谓之变可乎？先儒以《仪礼》为经礼，然其中亦自有变，又不可一律观也。
问孔子何以问礼于老▯？曰：始疑有两老▯，后思之，老子曽为柱下史，故知礼之节文，所以孔子问之。▯虽知礼，然其意以为不必尽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絶灭之。《礼运》所谓“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语，亦有此意。东莱吕氏曰：《曲礼》《少仪》皆是逊志道理，歩趋进退，左右周旋，若事事理会，必有所不周，惟常存此心，则自然不违乎理。心有时而不存，则礼有时而或失。内有毫厘之碍，则外有寻尺之差。
下云：「如天之于百物，根茎枝叶，华实条榦，岂一一生之哉？气至则百物自生。若一枝一叶之病，则是气不到处也。」又所谓「逊志如徐行，后长如洒扫应对，如相师」，皆是。
程子曰：「孟子之时，去先王为未逺，又载籍未经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闻其详。今之礼书，皆掇拾于煨烬之余，而多出于一时之傅会。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然则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复矣。」
朱子亦曰：「古礼难尽行，后世茍有作者，必须酌古今之宜。若如古人烦缛，如何教今人尽行得？古人上下习熟，不待家至戸晓，皆如饥食渇饮，故不见其为难。」又曰：「若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且是理会本原。」曽子垂死丁宁説及「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孟子答滕文公丧礼，只説「诸侯之礼，吾未之学，吾尝闻之矣。齐衰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这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説井田，只据诗里説「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后面都説「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説井田只説这几句，是多少好看。孟子不去理会许多细碎，只理会许多大原大本。因説「如今学问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采摭故事，零碎凑合説出来，也无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哉！」到説制度处也只説「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尝闻其畧也。」又曰：「以明堂位观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黻不过是一水担相似。夏火，殷藻，周龙章，皆重添去。若圣贤有作，须简易防通，使见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葢文质相生，秦汉初已自趋于质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葢已是质也。又云：「孔子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已厌周之文了。」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此意皆可见，使有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之礼，必当裁酌从今之宜而为之也。
古者礼学是专门名家，始终考订此事，故学者有所传授，终身守而行之。凡典礼有疑，辄就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士庶乡党，典礼各分明。汉唐时犹有此意，以上礼经要指。○朱子又曰：礼记有王肃经，煞好。太史公书载乐记全文，中兼有王郑二注。○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陆农师《礼象》、陈用之《礼书》亦该博，陈又
译程子说：“《礼记》中有圣人的格言，也有俗儒违背常理的谬论。这些谬论本来不能混淆格言，只是因为学者不能辨别，就像珍珠美玉混在泥沙里一样。圣人的文章自然与刻意做文章的人不同，好比自然造化生成万物，剪裁绘画虽然看似相似，终究不如自然造化所生成的那样自有一种生机。”
《礼记·儒行》和《经解》两篇，极大地损害了义理。又说：“《儒行》这一篇，就像后世的游说之士，认为是夸大的言论。”看看孔子平日的言语，有像这样的吗？朱子也说：“读《礼记》，要让人自己辨别其中的内容，并非全是格言。比如‘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伯’，完全不合义理。”
《礼记》中除了《中庸》、《大学》，只有《乐记》最接近道学家的深思自得之理，《表记》也接近道，其言论端正。
朱子说：“世人说《礼记》是汉儒所作，不对。汉儒中最纯正的莫过于董仲舒，董仲舒的文章中最纯正的莫过于《三统历谱》（此处‘三防’疑为‘三统’或相关篇目之误，依语境指董仲舒代表作），哪里有过《礼记》中的语句呢？比如《乐记》所说的‘天高地低，万物分散各异，于是礼制得以施行；水流不息，合同变化，于是音乐兴起’，董仲舒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
礼有常道也有变通。常道，就是常规；变通，就是常规的变通。先儒把《曲礼》当作变礼，大概因为“曲”是委曲的意思，所以认为是变礼。然而“毋不敬，安定辞，安民哉”这三者，能说是变礼吗？先儒把《仪礼》当作经礼，然而其中也有变通，又不可以一概而论。
问：孔子为什么向老子问礼？回答说：起初怀疑有两个老子，后来想，老子曾经担任柱下史，所以知道礼的节文，因此孔子向他请教。老子虽然知道礼，但他的意思认为不必完全实行，实行的话反而多事，所以想要废除它。《礼运》所说的“谋略由此产生，而战争由此兴起”等话，也有这个意思。东莱吕氏说：《曲礼》《少仪》都是谦逊心志的道理，行走进退，左右周旋，如果事事都去理会，必定有所不周全，只有常存此心，就自然不违背礼理。心有时不能存守，礼有时就会失误。内心有毫厘的障碍，外面就会有寻尺的差错。
下面说：“就像天对于万物，根茎枝叶，花果树干，难道是一个一个生成的吗？气到了，万物自然生成。如果一枝一叶生病，那是气没到的地方。”又所说的“谦逊心志就像慢慢行走，后长就像洒扫应对，就像互相为师”，都是对的。
程子说：“孟子的时候，距离先王还不远，又典籍没有经过秦火的焚烧，然而分封爵禄的制度已经听不到详细的记载了。现在的礼书，都是从灰烬中搜集起来的，而且多出于一时的附会。怎么能完全相信并且逐句解释呢？那么那些事情本来就不能一一追复古制了。”
朱子也说：“古礼难以全部实行，后世如果有兴起的人，必须斟酌古今的适宜。如果像古人那样繁琐，怎么能让今人全部实行呢？古人上下都习以为常，不需要家家户户都知道，都像是饥食渴饮一样，所以不觉得困难。”又说：“如果圣人有作为，古礼未必全部采用，必须先理会根本。”曾子临死时反复叮咛说到“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孟子回答滕文公关于丧礼的问题，只说“诸侯的礼，我没有学过，我曾经听说过。齐衰的丧服，稀粥的食物，从天子到平民都这样，这就是大的根本。”又像说井田制，只根据《诗经》里说的“雨水先润公田，然后润及私田”，后面都说“乡间田地同井，出入互相友好，守望互相协助，疾病互相扶持。”井田九百亩，中间是公田，八家各自私田百亩，共同耕种公田。说井田制只说这几句，是多么好看。孟子不去理会许多细碎的东西，只理会许多大的根本。因此说“如今做学问不考古，固然不行；如果一直去采摭故事，零碎凑合说出来，也没什么益处。”孟子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说：“当今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到说制度的地方也只说“诸侯的礼，我没有学过，曾经听说过大概。”又说：“从《明堂位》来看，周人每件事都增添四重。虞代的黻纹不过像一水担相似。夏代的火纹，殷代的藻纹，周代的龙章，都是重重添加的。如果圣贤有作为，必须简易通达，使看见的人容易知道，推行的人容易实行。”大概文质相生，秦汉初年已经自然趋向质朴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次想改用夏代的忠质，不知道他们起初已经是质朴的了。又说：“孔子说：‘如果要用，我就追随先进。’已经厌倦周代的文饰了。”又说：“行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这个意思都可以看到，假使有圣贤兴起，必定不会完全像古礼，必定应当裁酌从今之宜而制定。
古代礼学是专门名家，始终考订这件事，所以学者有所传授，终身遵守实行。凡是典礼有疑惑，就立刻去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士人百姓乡党，典礼各自分明。汉唐时还有这个意思，以上礼经要旨。○朱子又说：《礼记》有王肃的经注，很好。太史公书里记载《乐记》全文，其中兼有王肃和郑玄的注释。○郑康成是个好人，考订礼的名数大有功劳。陆农师的《礼象》、陈用之的《礼书》也很广博，陈用之又
胜似陆。后世礼乐无足观者，诸儒议论却有可取，当别类作一书。六朝人多精于礼，必竟当时此学自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事，便用此等人议之。如今刑法官专用试法人。
译胜过陆佃。后世的礼乐制度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各位儒者的议论却有可取之处，应当另立一类编撰成书。六朝时期的人大多精通礼学，毕竟当时这门学问出自专门的名家，朝廷遇到礼制事务，便任用这类人来商议。就像如今刑法官员专门任用通过法律考试的人一样。
春秋要指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孟子【公都子问夫子好辨章】世衰道防邪説▯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朱子曰：有作之有，读为又，古字通用】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徳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逺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南轩曰：「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乱臣贼子之情伪毕见，而讨絶之法着焉。施于万世，皆无所遁其迹，故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隠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春秋之时，五霸迭兴，而威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葢言断之在已，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厯叙羣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着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左氏传》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荘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圣人议而不辨。」
汉上大夫壶遂曰【史记索隠曰：案遂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服防曰：仲舒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冦，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絶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厘，缪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乆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防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簒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文中子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
译《春秋》的要旨
孔子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我的行为准则在于《孝经》。”
孟子说：“世道衰微，正道废弛，邪说横行。有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
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本是天子才能做的事。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
胡氏说：“仲尼作《春秋》，用来寄托王道法度，敦厚常典，崇尚礼制，奖赏德行，讨伐罪恶，其大要都是天子的事。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部书的创作，遏制了泛滥的人欲，保存了濒临灭绝的天理，为后世考虑得极为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天子的地位却假托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南面称王的权力，使得乱臣贼子想要放纵欲望而不能得逞，因此感到恐惧。”
从前大禹抑制洪水，天下得以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百姓得以安宁；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感到恐惧。
南轩说：“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恐惧，是因为乱臣贼子的真情与虚伪完全显露，而讨伐断绝的法度确立于此。施行于万世，他们都无法隐藏踪迹，所以如此。”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于是《诗》也就消亡了。《诗》消亡之后，然后《春秋》才出现。”
朱子说：“王者踪迹消亡，是指周平王东迁，政教号令不能遍及天下。《诗》消亡，是指《黍离》降格为国风，而雅诗消亡。《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在此基础上进行笔削修订，始于鲁隐公元年，实际上是周平王四十九年。”
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性质是一样的。
《春秋》作为记事之书，必定标明年份以统领事件。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举出四季之名，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古代各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这三种都是他们所记录的册书名称。
其中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其中的文字是史官的文字。孔子说：“其中的义理，则是我私自取用的了。”
春秋时期，五霸相继兴起，而齐桓、晋文最为兴盛。史，指史官。窃取，是谦辞。《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思也是如此。大概意思是判断权在于自己，所谓“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字。尹氏说：“意思是孔子作《春秋》，也是用史官的文字记载当时的事，而其义理则是确定天下的邪正，作为百代君王的大法。”○这又是承接上一章历数群圣，因而用孔子的事继之，而孔子的事没有比《春秋》更大的，所以特别提及。
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只是那一国比这一国稍好一些罢了。”
《春秋》每记载诸侯战伐之事，必定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他们擅自发动战争的罪过。没有认为合乎道义而赞许的，只是其中那一国比这一国稍好一些的，是有的，比如召陵之师之类就是。
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不能互相征伐。
征伐是用来纠正人的。诸侯有罪，则由天子讨伐并纠正。这就是《春秋》之所以没有义战的原因。
《左氏传》君子说：“《春秋》的称谓，微妙而显著，记述而隐晦，委婉而成章，详尽而不污浊，惩恶而劝善。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
庄子说：“《春秋》治理世事，是先王的意志。圣人议论而不争辩。”
汉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说董生说：周道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大夫阻塞他，孔子知道当时不被任用，道义不能实行，于是对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进行评判，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斥诸侯，讨伐大夫，以此来通达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上那样深切明显。’《春秋》向上阐明三王之道，向下辨别人事的纲纪，区分嫌疑，明辨是非，决断犹豫，褒善贬恶，尊重贤者，轻视不肖者，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病，振兴废弛，这是王道中最大的事情。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春秋》文字数万，其旨意数以千万计，事物的散聚，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次，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走不能保住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渐变已经很久了。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人而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处理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做君主父亲的人如果不通晓《春秋》之义，必定蒙受首恶之名；做臣子的人如果不通晓《春秋》之义，必定陷入篡弑诛死的罪责，其实都是以善意为出发点而不知道其义理，被空言所加，不敢推辞。如果不通晓礼义的旨意，以至于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那么君不像君就会受到侵犯，臣不像臣就会受到诛杀，父不像父就是无道，子不像子就是不孝，这四样是天下的重大过错，把天下的大过错归给他，他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
文中子说：“《春秋》对于王道，是轻重的权衡，曲直的绳墨。”
程子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断例始见法之用。」杨氏曰：「孔子于六经言其理，春秋着其行事。若得六经之理，春秋诚不难知。」
五经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学者只观春秋，亦可以尽道矣。
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着明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防盟之类，葢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义，上下有异，则义须别。
春秋传为按经为断
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
黄聱隅问《春秋》如何防曰云云。○按聱隅名晞，亦当时为古学者。
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经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微辞隠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防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而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黙识心通，然后能造其防也【传序】又曰：自伏羲、尧、舜，厯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作《春秋》也。
问《春秋》书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数，圣人必书者，葢欲人恐惧修省。
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无大小，莫不书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韩子之言，深得其防。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国者也。有过者，亦未有大于四国者也。不先治四国之功过，则事无綂理，不得圣人意矣。」又曰：「五伯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録之。」
孙复云：「春秋有贬而无褒。」邵子曰：「春秋礼法废，君臣乱，其间有能为小善者，安得不进之也？况五伯实有功于天下，安得不与之也？」
春秋皆因事而褒贬，非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
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夫圣人之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録实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春秋书实事，而善恶自见，此之谓天理之自然，而非一人之私意也。
张氏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説多凿。」
武夷胡氏曰：「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谷梁词辨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词以义为主，则当习公糓如载惠公元妃、继室及仲子之归于鲁，即隠公兄弟嫡庶之辨、摄让之实，可按而知也，当阅左氏，谓此类也。若夫来赗仲子以为豫防事，则诬矣。王正月之为大一綂，及我欲之暨不得已，当习公羊氏，谓此类也。若母以子贵，媵妾许称夫人，则乱矣。段弟也，弗谓弟；公子也，弗谓公子；贱段而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当习糓梁氏，谓此类也。若夫曲生条例，以大夫日卒为正，则凿矣。万物纷错，悬诸天；众言淆乱，折诸圣。要在反求于心，断之以理，精择而慎取之，则美玉之与碔玞必有能辨之者。自晋杜预、范寗，唐啖助、赵匡，此数子者，用力甚勤，时有所取，虽造宫墙之侧，几得其门而入，要皆未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与七家之列。」
谓孟、荘、董、文中子、程、邵、张，今増孔子自言及《左氏传》章。
七家所造，固有深浅，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説甚畧。于意则引而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见闻之外者也。故今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糓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防词
译程子说：“五经是记载大道的文字，《春秋》是圣人运用大道的体现。五经之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陈述法律条文，判例才显示出法律的实际运用。”杨氏说：“孔子在六经中阐述道理，在《春秋》中记载具体行事。如果掌握了六经的道理，《春秋》确实不难理解。”
五经好比药方，《春秋》好比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完全体现在这本书中。《春秋》的一句话，就对应一件事，是非曲直便由此显现，这是探究事理的关键。学者只要研读《春秋》，也可以穷尽大道了。
所谓不如记载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明白。书中有些重复叙述的地方，比如征伐、防盟之类，大概是为了成就全书的体势，必须如此，不可以每件事都强求不同的含义。但只要有一个字有含义，上下文有差异，那么含义就必须区别对待。
《春秋》的传注，应当作为依据经文来断定的标准。
用传注来考证经文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注的真伪。
黄晞（字聱隅）问《春秋》如何理解，回答说……○按：黄晞，也是当时研究古学的学者。
孔子作《春秋》，是为了确立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根本大法。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它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却不知道其中已经蕴含的根本大法。《春秋》的大义有数十条，像日星一样明亮，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含蓄隐微的言辞和含义，以及根据时势灵活运用的地方，才难以知晓。有时给予，有时剥夺，有时进用，有时退斥，有时防范，有时彰显，从而符合义理的安适，文质相称的中道，宽猛适宜的准则，是非公正的标准，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衡量大道的模范。观察万物之后才能认识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之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从一件事、一个含义中窥探圣人的运用，不是上等智慧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默领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达到精妙的境界【传序】又说：从伏羲、尧、舜，历经夏、商，直到周朝，有时重文饰，有时重质朴，沿袭并增减，变化已经极尽，法度已经详尽，于是孔子斟酌适宜之处，作为百代君王法度的中制。这就是他作《春秋》的原因。
问《春秋》记载日食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日食有固定的规律，圣人必定记载，大概是想让人恐惧并修身反省。
《春秋》的文字，每一处都意在示人。比如土木工程之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其用意只是想让君主重视民力。
《春秋》的法度，极其严谨。中原国家如果使用夷狄的礼仪，就把它当作夷狄看待。韩愈的话，深得其中精义。
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法书。功劳和过错不能互相掩盖。五霸是功劳之首，也是罪过之首。先确定五霸的功过，然后学习《春秋》，大体宗旨就确立了。《春秋》所记时期，功劳没有比四国更大的，罪过也没有比四国更大的。不先理清四国的功过，事情就没有头绪，不能理解圣人的心意。”又说：“五霸的功过不能互相掩盖，圣人先褒扬他们的功劳，后贬斥他们的罪过，所以有罪的人如果有功劳，也必定记录。”
孙复说：“《春秋》只有贬斥而没有褒扬。”邵雍说：“《春秋》时期礼法废弛，君臣混乱，其中有人能做小善，怎么能不加以进用呢？何况五霸确实对天下有功，怎么能不给予肯定呢？”
《春秋》都是根据具体事情来褒贬，并非在其中有意为之，所以说：“《春秋》是穷尽性理的书。”
《春秋》是为君弱臣强而作，所以被称为名分的书。圣人的经典，浑然天成没有痕迹，像天道一样。《春秋》记录实事，善恶自然在其中显现。《春秋》书写实事，善恶自然显现，这叫作天理的自然，而不是一个人的私意。
张氏说：“《春秋》这本书，古代没有，是仲尼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理解它。如果不是道理明白、义理精微，几乎不可以学习。前代儒者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多有穿凿附会。”
武夷胡氏说：“为《春秋》作传注的有三家，《左氏传》叙述事情，能看到本末；《公羊传》、《谷梁传》辨析言辞而义理精微。学习经文以传注为根据，就应当阅读《左氏传》；玩味言辞以义理为主，就应当学习《公羊传》和《谷梁传》。比如记载惠公的原配夫人、继室以及仲子回到鲁国，就可以据此了解隐公兄弟嫡庶的辨别、摄政让位的实情，应当阅读《左氏传》，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来吊唁仲子是为了预先防备事情，那就是诬蔑了。‘王正月’意味着大一统，以及‘我欲’和‘不得已’，应当学习《公羊传》，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媵妾允许称为夫人，那就乱了。段是弟弟，却不称为弟弟；是公子，却不称为公子；轻视段到了极点，郑伯处心积虑，终于导致杀弟，应当学习《谷梁传》，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说曲解生造条例，以大夫在日卒为正，那就是穿凿了。万物纷繁错杂，要仰赖上天；众说纷纭混乱，要折中于圣人。关键在于反求于心，用道理来决断，精心选择并慎重取舍，那么美玉和碔玞（似玉的石头）必定有能辨别的人。自从晋朝杜预、范寗，唐朝啖助、赵匡，这几个人用力很勤，有时有所取法，虽然到达了宫墙旁边，几乎得其门而入，但终究没有见到宗庙的美丽、百官的丰富，所以不列入七家之列。”
指孟子、庄周、董仲舒、文中子、程子、邵雍、张载，现在增加孔子自述以及《左氏传》的章节。
七家所达到的境界，固然有深浅之分，只有程子曾经为《春秋》作传，但他的说法很简略。在意思上引而不发，想让后学谨慎思考、明辨，在耳目见闻之外自得。所以现在传述事迹，依据《左氏传》的义理，采纳《公羊传》《谷梁传》的精妙之处，大纲本于孟子，而精微的言辞
多以程氏为证云。
传序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防，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防，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丧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有徳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其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谓此书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逺也。罪孔子者，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是故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此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着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绳准，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自先圣门人以文学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赞一辞，葢立义之精如此。去圣既逺，欲因遗经窥测圣人之用，岂易能乎？然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尔。茍得其所同然者，虽越宇宙，若见圣人亲炙之也，而春秋之权度在我矣。朱子曰：「春秋大指，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春秋之大指也。
译大多以程氏的观点作为证据。
《传序》说：古代各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不过是鲁国的史书罢了。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删改，这才成为史书之外传达心志的重要典籍。而孟子阐发其中的宗旨，将其视为天子之事。这是因为周朝王道衰微，纲纪松弛，乱臣贼子相继出现。当时的人欲放纵而天理泯灭了。孔子是天理所在之处，如果不以复兴天理为己任，那还能有谁呢？五常之道不被尊崇，这是孔子应当叙述的；五礼不被施行，这是孔子应当整顿的；五服制度不被彰明，这是孔子应当确立的；五刑不被使用，这是孔子应当讨伐的。所以说：“文王去世后，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那么后死之人就无法参与这种文化的传承；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那么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以天自居，文化的兴衰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所以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其道理，通过具体行事才能显现其作用。因此借鲁国史书来寄托王道法度，拨乱反正，梳理先后伦理，从而五常之道从此可以尊崇；整顿上下名分，从而五礼从此可以施行。有德行的人必定受到褒扬，从而善行从此可以鼓励；有罪过的人必定受到贬斥，从而恶行从此可以惩戒。他的志向在于治理世事，他的功绩堪比大禹治理洪水、抵御戎狄、放逐龙蛇、驱赶虎豹。其要点全都是天子之事。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遏制了泛滥的人欲，保存了即将灭绝的天理，为后世考虑得非常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职位却借用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天子权力，使得乱臣贼子抑制欲望而不能放纵，因此感到恐惧。所以《春秋》体现在具体行事中，而不是空泛的言论，原因就在这里。
《春秋》中的好恶情感，符合《诗经》的情志；斟酌古今之事，贯通《尚书》的内容；振兴常典，体现《礼记》的规范；以忠恕为本，引导《乐经》的和谐；确立权变制度，穷尽《易经》的变化。历代君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本书中。所以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学习这部经典的人，确实掌握了穷究事理的关键。不学习这部经典而处理大事、决断大疑，能不困惑的人是很少的。自从先圣的门人以文学著称，如子游、子夏尚且不能增添一字，大概是因为确立义理的精微到了这种程度。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想要凭借遗留的经典窥测圣人的用意，难道容易吗？然而时代虽有先后，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是一致的。如果能得到这共同认可的东西，即使跨越时空，也如同亲眼见到圣人亲自教导一样，那么《春秋》的权衡标准就在我们手中了。
朱子说：“《春秋》的大旨，显而易见的就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重视中原华夏，排斥夷狄，尊重王权，轻视霸权罢了，未必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有深意。”又说：“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正道而不计较功利”，这是《春秋》的大旨。
又曰：「春秋正义，明道贵王，贱伯，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义。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为褒贬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传者之凿説。」
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又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看风水，移歩换形。但以今人之心求圣人之意，未到圣人洒然处，不能无失也。」朱子谓得之延平先生者如此。
又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又曰：春秋之事，且据左氏，当时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葢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又曰：孔子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畧加修定，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会盟征伐，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郊禘不过见鲁僭礼耳。至如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书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防却分明。
春秋本明道正谊之书，今人止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晦矣。
春秋是末后事，惟理明义精，方得见。
又曰：「春秋是言天下事，学者读书，先要理会自己分上事。」
南轩张氏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穷理之要也。观其书，取其大义，数十断为定论，而详味其抑▯予夺、轻重之宜，则有以权万变矣。」
以上春秋要指○问三传优劣。朱子曰：「左氏曽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曽讲学。公糓考事甚踈，然理义却精，二人乃经生，传得许多説话，往往却不见国史。」又曰：「左氏有浅陋处，如君子曰之类，病处甚多。」又曰：「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又曰：「左氏乃一趋时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穏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大学论所止，便説君臣父子，左氏岂知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饮茶，使孔子论此，肯如此否？尚得谓与圣人同好恶哉？又曰：「左氏传是个博记人作，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他事，皆功利之説。」○又曰：「近时言春秋者，皆是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曽见，如唐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虽未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可畏，终是得圣人意思。」又曰：「胡文定春秋传大义正，议论有开合精神存，取此本与后世看，纵未能尽得，然不中不逺矣。」又曰：「刘棨父春秋亦好，苏子由、吕居仁亦看得平。」
语孟要指
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
虽孔孟复生，不过于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凡学语孟，且须熟读玩味，将圣人言语切已，不可只作一场话説。
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已终身，尽多也。又曰：「论孟只剰读着，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五峯胡氏初见龟山先生，问为学之方，先生令读《论语》。问何为要？曰：「熟读。」初不知异，后来方觉此语之深切。
或问：“且将语、孟▯要处看，如何？”曰：“固是好，但终是不浃洽耳。”
问《论语》须拣紧要底看否？朱子曰：“不可，须从头看。无精无粗，无浅无深，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若便要拣别，则《孟子》一部可删者多矣。圣贤言语，粗説、细説，皆着理会教彻透。葢道体至广大，若不尽见，必有窒碍处。”
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
尹和靖尝言，近日看《论孟似有所见。先生曰：“所见如何？”曰：“只见句句皆是实语。”先生
译又说：“《春秋》的正义，在于阐明正道，推崇王道，轻视霸业，尊崇君主，抑制臣下，亲近华夏，疏远夷狄，这是它的大义。至于以爵位、姓氏、名字、日月、土地作为褒贬的条例，就像法家那样苛刻深究，那是传述者穿凿附会的说法。”
又说：“《春秋》传中的条例大多不可信，圣人记录史事，哪里会有这么多义例？”又说：“《春秋》中的一件事，各自阐发一个义例。就像看风水，移步换形。但只用今人的心思去探求圣人的意旨，没有达到圣人洒脱明澈的境界，难免会有失误。”朱子说，从延平先生那里得到的见解就是这样的。
又说：“圣人作《春秋》，不过是直书其事，善恶自然显现。”
又说：“《春秋》中的史事，暂且依据《左传》，当时天下大乱，圣人暂且据实记录，其是非得失交给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字之间寻求褒贬所在，我私下认为恐怕不是这样。”又说：“孔子只是要完备二三百年前的史事，选取史官的文字略微加以修订，何曾说过某事用某种法则，某事用某种条例呢？况且像会盟征伐，不过是显示诸侯擅自兴兵、放纵自己罢了；郊祀禘祭，不过是显示鲁国僭越礼制罢了。至于三次占卜、四次占卜，牛受伤、牛死亡，这是失礼之中又失礼。记载‘不郊祀’，却还有‘三望’，是不必望祭却仍然望祭；记载仲遂去世，却还有‘绎祭’，是不必绎祭却仍然绎祭。这样防备分明。”
《春秋》本是阐明正道、匡正义理的书，今人只比较齐、晋霸业的优劣，反而成了谋取私利，大义就晦暗了。
《春秋》是最后的事，只有道理明澈、义理精微，才能看见。
又说：“《春秋》是谈论天下事，学者读书，首先要理清自己本分内的事。”
南轩张氏说：“《春秋》就事而阐明天理，是穷究理的要领。观看它的书，取其大义，数十条断定为定论，而详细体味它抑制、给予、剥夺、轻重的适宜，就能权衡万变了。”
以上《春秋》要旨○问三传优劣。朱子说：“《左传》曾见过国史，考证史事颇为精详，只是不知大义，专在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羊传》《谷梁传》考证史事很疏漏，但理义却精微，这两人是经生，传述了许多说法，往往却不见国史。”又说：“《左传》有浅陋之处，如‘君子曰’之类，毛病很多。”又说：“《左传》的毛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的正道。”又说：“《左传》作者是一个趋时避害的人，要置身于安稳之地，而在大伦常处都不识道理。”《大学》论所止，便说君臣父子，《左传》岂知此？如说“周郑交质”而说“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议论主人而责备他不请喝茶，如果孔子论此，肯这样吗？尚能说是与圣人同好恶吗？又说：“《左传》是个博记的人所作，只是以世俗见识判断他事，都是功利之说。”○又说：“近来谈论《春秋》的人，都是计较利害，大义却未曾看见，如唐陆淳、本朝孙明复之类，虽未深于圣经，但看他们推言治道，凛凛可畏，终究是得了圣人的意思。”又说：“胡文定《春秋传》大义正，议论有开合精神存在，取此本给后世看，纵然未能尽得，但不中不远了。”又说：“刘棨父《春秋》也好，苏子由、吕居仁也看得平正。”
《语孟》要旨
程子说：“学者应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杏仁》既已治明，那么六经可以不治而明。读书的人应当观察圣人作经的意旨，与圣人用心的地方，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而我之所以未到的原因，所以未得的原因，句句而求之，白天诵读而体味之，半夜而思考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义，那么圣人的意旨就可见了。”
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的问，当作自己的问，圣人回答的地方，便当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
即使孔孟复生，也不过如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来涵养，成就什么生气质。
凡学《语孟》，且须熟读玩味，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
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又说：“《论孟》只须读着，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五峯胡氏初见龟山先生，问为学的方，先生说：“读《论语》。”问何为要？曰：“熟读。”初不知异，后来方觉此语之深切。
或问：“且将《语》《孟》紧要处看，如何？”曰：“固是好，但终是不洽耳。”
问《论语》须拣紧要底看否？朱子说：“不可，须从头看。无精无粗，无深无浅，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若便拣别，则《孟子》一部可删者多。圣贤言语，粗说、细说，皆着理会教彻透。盖道体至广大，若不尽见，必有窒碍。”
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实事。
尹和靖尝言，近日看《论孟》似有所见。先生说：“所见如何？”曰：“只见句句皆是实语。”
首肯之曰：“善，自涵养。”
又曰：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译点头称赞说：“好，要自我修养。”
又说：做学问的人先读《论语》《孟子》，就像尺子和秤一样，用它们去衡量事物，自然能看出长短轻重。
凡读《论语》，非是要理会言语，要识得圣贤气象。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又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有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曽读。又曰：頥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乆但觉气味深长。
论语》问同而答异者甚多，或因人才性，或观人之所问，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或问学者之于论孟，其用力也奈何？朱子曰：“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可也。”曰：“然则请问循序渐进之説？”曰：“以二书言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约其程课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防。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踈易陵躐之患矣。是不惟读书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学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读精思者何耶？”曰：“《论语》一章不过数句，易以成诵。成诵之后，反复玩味于燕闲静一之中，以须其浃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复论辨，虽若不可涯者，然其条理踈通，语意明洁，徐读而以意随之，出入往来，以十百数，则其不可涯者，将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间矣。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説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説自为一説，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它説，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説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
又曰：「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贯通，语意反覆，明白峻洁，无一字闲。」
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示人者，类多体验充扩之端。
论语》中看得有味，余经亦迎刄而解。
圣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处，不可穿凿求速成，又不可茍简闲看过，直须是置心平澹慤实之地，玩味探索而虚恬省事以养之，迟久不懈，当自觉其益。又答魏元履书云：「欲为春秋学，甚善。但前軰以为此学者，最后一段事，葢非理明义精则止，是较得失，考同异，心绪转杂，与读史传摭故实无异。况左右心中本閙，非所以矫失而趋中也。」愚意以为，不若且看《论语》。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近日学者病在好髙，读《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説“一贯”；读《孟子》未言“梁王问利国”，便説“尽心”。
南轩张氏曰：《论语》日夕玩味，觉得消磨病痛，稍变气质，须是潜心此书，乆乆愈见其味。
又曰：《论语》首篇所记，大抵皆欲畧文华，趋本实，敦笃躬行，循序而进，乃圣人教人之大方。从事于此，则不差也。又曰：学者潜心孔孟，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已见前《义利》篇。○以上《语孟要指》○朱子曰：《论语》一日只看一段，大致明白底看两段，须是专一，自早至莫夜，虽不读，亦当涵味，常在胸次。
诗礼乐【附诗书礼】
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朱子曰：「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説而已。」○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于如此；若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黙而识之也。」○此章兼言诗、书、礼。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
译凡是读《论语》，不是要理会言语，而是要识得圣贤的气象。读《论语》《孟子》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所谓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又说：读《论语》，有读了之后全然没有感受的，有读了之后其中有一两句喜欢的，有读了之后知道喜好它的，有读了之后简直不知手舞足蹈的。又说：今人不会读书，比如读《论语》，没读之前是什么样的人，读了之后还是那样的人，这便是未曾读过。又说：我十七八岁时读《论语》，当时已经明白文义，读得越久，只觉得意味深长。
《论语》中问法相同而回答不同的很多，有的因为人的才性不同，有的观察人所问的意思以及所达到的境界而言。
有人问学者对于《论语》《孟子》，应当如何用力？朱子说：“按照次序逐步深入，熟读并精心思考就可以了。”问：“那么请问循序渐进的说法是怎样的？”答：“以这两本书来说，就先读《论语》后读《孟子》，通晓了一本书然后再涉及另一本书；以一本书来说，那么它的篇章文句首尾次序，也各自有顺序而不能混乱。衡量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约定学习的进度并谨慎遵守。每个字寻求它的训释，每句话探求它的旨趣。前面的没有领会，就不敢追求后面的；这里的没有通晓，就不敢志在彼处。像这样循序渐进，那么意旨确定道理明白，而没有粗略轻慢、越级跳跃的祸患了。这不仅是读书的方法，也是操持心志的关键，尤其是初学者不可不知道的。”问：“那熟读精思是怎样的呢？”答：“《论语》一章不过几句，容易背诵。背诵之后，在闲暇安静专一的时候反复玩味，以等待它融会贯通就可以了。《孟子》每章有的上千上百字，反复论辩，虽然好像没有边际，然而它的条理疏通，语意明洁，慢慢读而让心意跟随，出入往来，以十百次计算，那么那似乎没有边际的，也将能在指掌之间得到了。大抵看书，先须熟读，让那些言语都好像出于我的口；接着精心思考，让那些意旨都好像出于我的心，然后才可以有所收获。至于文义有疑惑，众说纷纭错杂，那么也要虚心静虑，不要匆忙在其中取舍，先让一种说法自成一说，而顺着它的意旨所向，来检验它的通塞，那么那些尤其没有义理的，不必看其他说法，就自己屈服了。再用众说互相诘难，而寻求道理安适之处，来考察它的是非，那么似是而非的，也将被公论所压倒而无法立足了。大抵慢慢行走却立定，处于静中观察动，如同攻伐坚硬的木头，先攻容易的部分而后攻节疤；如同解开乱绳，有所不通，就暂且放置而慢慢梳理，这是读书的方法。”
又说：“读《孟子》，不仅看它的义理，熟读了就明白。作文的方法，首尾照应，血脉贯通，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没有一个闲字。”
《论语》的话，无所不包，而它用来指示人的，没有不是操持存养的关键；《孟子》七篇的旨意，无所不究，而它指示人的，大多多是体验扩充的开端。
《论语》中看得有味道，其他经典也就迎刃而解。
圣人的话，平易中有精深的地方，不可穿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简略地看过，直须是把心放在平淡诚实的地方，玩味探索而虚恬省事来涵养它，长久不懈怠，自然会感觉到益处。又回答魏元履的信说：“想要做春秋学，很好。但前辈认为这是学问最后一段事，大概不是理明义精就停止，而是比较得失，考证同异，心绪转杂，与读史书传记采集故实没有不同。况且你心中本来喧闹，这不是用来矫正过失而趋向中道的。”我的意思是，不如暂且看《论语》。
《论语》《孟子》工夫少得，效果多；六经工夫多得，效果少。
近日学者的弊病在于好高骛远，读《论语》还没问到“学而时习”，就说“一贯”；读《孟子》还没说到“梁王问利国”，就说“尽心”。
南轩张氏说：《论语》日夜玩味，觉得消磨病痛，稍变气质，必须是潜心此书，越久越见其味。
又说：《论语》首篇所记载的，大抵都是想要略去文华，趋向本实，敦笃躬行，循序渐进，这是圣人教人的大方向。从事于此，就不会出差错。又说：学者潜心孔孟，没有比明辨义利更优先的了，已见前《义利》篇。○以上出自《语孟要指》○朱子说：《论语》一天只看一段，大致明白的看两段，必须是专一，从早到晚，虽然不读，也应当涵泳玩味，常在胸中。
诗礼乐【附诗书礼】
孔子平时所说的雅言，读《诗》《书》，执行礼仪，都是雅言。
朱子说：“雅，是平常；执，是守持。《诗》用来调理性情，《书》用来陈述政事，礼用来谨慎节文，都切近日常实用的实际，所以平常说它。礼单独说‘执’，是从人所执守的角度而言，不是仅仅诵读解说而已。”○程子说：“孔子‘雅素’的话，只到如此；至于性与天道，就有不可得而听闻的，关键在于默而识之。”○这一章兼言诗、书、礼。
陈亢问伯鱼说：“你也有特别的听闻吗？”回答说：“没有。”孔子曾经独自站立，鲤快步走过
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译孔子经过庭院，说：“你学习《诗经》了吗？”子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说：“不学习《诗经》，就无法说话。”子鲤退下后就去学习《诗经》。
事理通逹而心气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品节详明而徳性坚定故能立
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逺其子也。」
此章兼言诗礼
子曰兴于诗
朱子曰：「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是而得之。」
立于礼
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筯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而立而不为事物所揺夺者，必于是而得之。
成于乐
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徳者，必于是而得之，是学之成也。○按《内则》十嵗学防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穉皆习闻之而知其説，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有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或问：古者之教，十年学防仪，十三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学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与教之先后不同，何也？曰：诗者，乐之章也，故必学而后诵诗。所谓乐乐，葢琴瑟埙箎，乐之一物，以渐习之而节夫诗之音律者也。然诗本于人之情性，有美刺风谕之防，其言近而易晓，而从容咏叹之间，所以渐渍感动于人者，又为易入，故学之所得必先于此，而有以发起其仁义之良心也。至于礼，则有节文度数之详，其经至于三百，其仪至于三千，其初若甚难强者，故其未学诗也，先已学防仪矣。葢礼之小者，自为童子而不可阙焉者也。至于成人然后及其大者，又必服习之乆而有得焉，然后内有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而徳性之守得以坚定而不移，外有以行于乡党州闾之间，逹于宗庙朝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际得以正固而不乱也。至于乐，则声音之髙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养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沦肌浃髓而安于仁义礼智之实，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乆然后有以成其徳焉。所以学之最早，而其见效反在诗礼之后也。○问兴于诗如何？程子曰：“古人自小讽咏，自然善心生而兴起，今虽老师宿儒不知诗也。”○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徳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防也气象。○又云：“兴于诗，是兴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南轩曰：“此学之序也。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学之所先也。礼者，可践之规矩，学礼而后有所立，此致知力行学者所当兼用其力者也。至于乐，则和顺积中而不可以已焉，学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所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此章兼言诗礼乐。
六经之教
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郑氏曰：「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防通知逺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荘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防曰：「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之。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其教可知也。」温谓顔色温润，柔谓性情柔和。诗依违讽諌，不指切事，故云云。书録帝王言语，举其大纲，事非烦密，是防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逺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防
译因为事理通达而心气平和，所以能够言语得体。
有一天，孔鲤又独自站在庭院中，孔子快步走过庭院，问他：“学习《礼》了吗？”孔鲤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习《礼》，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孔鲤退下后便去学习《礼》。
因为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所以能够立身处世。
陈亢听到这两件事后，退下后高兴地说：“问一个问题得到三个收获，听到了关于《诗》的道理，听到了关于《礼》的道理，又听到了君子对儿子保持距离的道理。”
这一章同时讲述了《诗》和《礼》。
孔子说：“人的修养始于《诗》。”
朱熹说：“‘兴’是兴起的意思。《诗》本于人的性情，其中有邪有正。它的言辞既容易理解，而在吟咏之间反复涵泳，它感动人心又容易深入。所以初学者之所以能兴起他们好善厌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必定是从这里得到的。”
“立身于《礼》。”
《礼》以恭敬谦逊为本，而有详细的节文度数，可以巩固人肌肤的结合和筋骨的约束。所以学者之所以能卓然立身而不被外物动摇，必定是从这里得到的。
“完成于《乐》。”
音乐有五声、十二律，交替唱和，作为歌舞八音的节奏，可以涵养人的性情，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所以学者最终达到义理精熟、仁德纯熟，而自然和顺于道德，必定是从这里得到的，这就是学习的完成。○按《内则》记载，十岁学习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和诵读《诗》，二十岁以后学习《礼》，那么这三者并非小学传授的次序，而是大学终身学习所得的难易先后浅深。程颐说：“天下的英才并不少，只是由于道学不明，所以不能有所成就。古人的《诗》，就像现在的歌曲，即使是乡里儿童都习闻并知道其含义，所以能兴起善心。现在即使是老师宿儒尚且不能明白其义理，何况学者呢？这是不能兴起于《诗》。古人有洒扫应对，直到冠婚丧祭，没有不有礼的，现在都废坏了，因此人伦不明，治家无法，这是不能立身于《礼》。古人的音乐，声音用来涵养耳朵，采色用来涵养眼睛，歌咏用来涵养性情，舞蹈用来涵养血脉，现在都没有了，这是不能完成于《乐》。所以古人成才容易，现在成才困难。”○有人问：古代的教育，十年学习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和诵读《诗》，“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岁才开始学习“舞大夏”。现在孔子的话其次序如此，却与教育的先后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诗》是音乐的篇章，所以必定先学习音乐而后诵读《诗》。所谓“乐”，大概是琴瑟埙箎等乐器，逐渐练习以节制《诗》的音律。然而《诗》本于人的情性，有美刺风谕的含义，其言辞浅近而容易理解，而在从容咏叹之间，所以逐渐浸润感动于人，又容易深入，所以学习所得必定先从这里开始，从而发起其仁义的良心。至于《礼》，则有详细的节文度数，其经有三百，其仪有三千，起初似乎很难强求，所以在未学《诗》之前，已经先学习了幼仪。大概《礼》中小的方面，自从做童子起就不可缺少的。至于成人然后涉及大的方面，又必须长期服习而有心得，然后内在能够巩固肌肤的结合、筋骨的约束，使德性的操守得以坚定而不转移，外在能够行于乡党州闾之间，通达于宗庙朝廷之上，而在应酬交际之际得以端正牢固而不混乱。至于《乐》，则声音的高低，舞蹈的快慢，尤其不能朝夕就能掌握。它用来涵养耳目，和顺心志，使人深入骨髓而安于仁义礼智的实质，又有非思虑勉强所能达到的，必定非常安适且长久然后才能成就其德行。所以学习最早，而其见效反而在《诗》《礼》之后。○问兴起于《诗》是怎样的？程颐说：“古人从小讽咏，自然善心生而兴起，现在即使是老师宿儒也不懂《诗》。”○兴起于《诗》，是在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也”的气象。○又说：“兴起于《诗》，是兴起人的善意，汪洋浩大，都是这个意思。”○张栻说：“这是学习的次序。学习《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的端正，是学习所先行的。《礼》是可以践行的规矩，学习《礼》而后有所立，这是致知力行学者所应当兼用其力的。至于《乐》，则是和顺积中而不可以已，是学习所由成的。这不是力量所能达到的，只有久且熟而自然达到罢了。”○这一章同时讲述了《诗》《礼》《乐》。
六经的教育
记载《经解》篇说：进入一个国家，其教化就可以知道了。
郑玄说：“观察其风俗，就知道它用什么来教化。”
那里的人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疏通知远，是《书》的教化；广博易良，是《乐》的教化；洁静精微，是《易》的教化；恭俭庄敬，是《礼》的教化；属辞比事，是《春秋》的教化。
孔颖达说：“说人君用六经之道，各随其民而教化之。民众顺从上面的教化，各随六经的性质。观察民众的风俗，那么其教化就可以知道了。”温谓脸色温润，柔谓性情柔和。《诗》依违讽谏，不直接切中事物，所以说“温柔敦厚”。《书》记录帝王言语，举其大纲，事情不烦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顺从教化，是“易良”。《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
，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礼以恭逊节俭斋荘敬慎为本，若人能恭敬节俭，是礼之教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凡人君行此等六经之教，以化于下，在下染习其教，还有六经之性，故云云。
译不做出淫乱荒诞之事。这是洁净清静、穷究事理，详尽地阐述人性，细微之处连秋毫都包含在内，这就是“精微”。礼以恭敬谦逊、节俭、斋戒庄重、敬慎为根本，如果人能够恭敬节俭，这就是礼的教化与人的本性相契合。比，是相近的意思；近，也是相近的意思；春秋中聚合、会盟的言辞，这就是“属辞”；排列次序、褒扬贬斥的事情，这就是“比事”。大凡君主施行这六经的教化，来感化下层百姓，下层百姓受其教化而习染，便具备了六经所蕴含的本性，所以说如此。
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失，谓不能节其教者也。诗，敦厚，近愚；书，知逺近，诬；易，精微，爱恶相攻，逺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伤害。春秋，习战闘之事，近乱。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防通知逺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防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荘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正义曰：诗为乐章，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是诗教也。此为政以教民，故有六经。若教国子，则唯用四术。《王制》曰：「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也。○此章言六经之教。○程子论经解説见前，然朱子于论易则曰：「易初未有物，只是悬空説出。当其未有卦画，则浑然一太极。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一旦发出，则阴阳吉防事事都有在里。人须就至虚静中见得这道理周遍通珑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説，则滞泥不通。」此所谓洁静精微，易之教也。其序吕氏《诗记》亦谓其有意于温柔敦厚之教，则朱子之于斯言葢深取之。注防之辞多未粹，愚谓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经之道，上之所以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为学者此也。上因性以为教，下亦因学以成性，故观其国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学。诗则能感发其性情之正，故其为人温和而柔顺，敦笃而厚重。学书则通知古今治乱之理，故其为人防明不滞，而所见者逺。乐以导和，故学之者开广而博大，平易而温良。易道简洁精深，礼主于恭俭荘敬，故学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徳。春秋连属其辞，比次其义，以寓是非褒贬之指，故凡能如是者，必有得于春秋者也。古之学者学一经，必得一经之用，其曰为人，则气质俱化，习与性成矣。其视后世通经之士，徒习章句训义而无益于性情心术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于智或不足，故其失愚。防逹者于言或易发，故其失诬。博大者易以奢，广峻洁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烦劳而不安乐属辞比事而不至者，则善恶或至缪乱，故必矫其失而后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胄之意也。曰：「诗之失，书之失」云者，葢言学经者之失，非谓经之有失也。或谓孔子之前，六经未备，教者何以为教，学者何以为学哉？曰：经之书虽未备，而经之理已具于人心，故以温柔敦厚教之者，即诗之教；以防通知逺教之者，即书之教也。其它皆然。然六经未备，则学者难为功；六经既备，则学者易为力。今之学者，学此经则当思有得于经者何如？学诗矣，吾之徳果温柔敦厚矣乎？学书矣，吾之徳果防通知逺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为善学经者。不然，则章句而已耳，训义而已耳，其何益哉？
六经之指
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
杨氏曰：「书所以纪政事，此説六经之意。」
诗者中声之所止也
诗谓乐章，所以节音，生乎中而止，不使流淫。春秋传曰：「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礼所以为典法之大分，綂类之纲纪。类谓礼法所触类而长者，犹律条之比附。
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徳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防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曰：礼乐法而不説。
有大法而不曲説
诗书故而不切
诗书但谓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于人。
春秋约而不速
文义隠约，不能使人速晓其意。○愚谓法而不説，谓陈列其法，使人自悟，而无待于论説，故而不切。谓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视以为监，而不待于迫切。
荘子曰：「诗以导志，书以导事，乐以导和，易以导阴阳春秋以导名分。」
朱子曰：「荘子此语，后来人如何可及？直是如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着落。」
▯子或问五经有辩乎？曰：“惟五经为辩。説天者，莫辩乎《易》；説事者，莫辩乎
译所以《诗》的弊病是愚钝；《书》的弊病是虚妄；《乐》的弊病是奢侈；《易》的弊病是伤害；《礼》的弊病是烦琐；《春秋》的弊病是混乱。
所谓“失”，是指不能节制其教化。《诗》使人敦厚，但近于愚钝；《书》使人通晓古今，但近于虚妄；《易》精微，爱憎相互攻讦，远近相互取用，就不能容人，近于伤害；《春秋》熟习战争之事，近于混乱。
如果一个人温柔敦厚而不愚钝，那就是深通《诗》的人。如果通达明智而不虚妄，那就是深通《书》的人。如果广博平易而不奢侈，那就是深通《乐》的人。如果洁净精微而不伤害，那就是深通《易》的人。如果恭敬节俭庄重而不烦琐，那就是深通《礼》的人。如果连缀辞藻、类比史事而不混乱，那就是深通《春秋》的人。正义说：《诗》是乐章，《诗》与《乐》是一体的，而教化不同。如果用声音和舞具来教化人，这是《乐》的教化；如果用《诗》的辞句进行美刺讽喻来教化人，这是《诗》的教化。这是为政以教化百姓，所以有六经。如果是教化国子，则只用四种方法。《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就是这样。○本章讲六经的教化。○程子论经的解说见前文，然而朱子在论《易》时说：“《易》起初没有具体事物，只是凭空说出。当卦画尚未出现时，浑然是一个太极。在人身上，就是喜怒哀乐未发时的中道，一旦发出，那么阴阳吉凶事事都在其中。人必须在至虚至静中见到这道理周遍通达才好。如果先依靠某一件事来说，就会滞泥不通。”这就是所说的洁净精微，《易》的教化。他序吕氏《诗记》也说其有意于温柔敦厚的教化，那么朱子对于这话大概是深为赞许的。注解的言辞大多不够纯粹，我认为古时君臣上下共同遵循六经之道，上面用来教化的就是这个，下面用来学习的也是这个。上面顺应本性来施行教化，下面也通过学问来成就本性，所以观察一个国家的习俗，就知道其君主的教化情况。《诗》能够感发其性情的正道，所以为人温和柔顺，敦笃厚重。学习《书》则通晓古今治乱的道理，所以为人通达不滞，所见深远。《乐》用来引导和谐，所以学习它的人开广博大，平易温良。《易》道简洁精深，《礼》主于恭敬节俭庄重，所以学习它的人各自获得而形成其德行。《春秋》连缀辞藻，类比史事，以寓含是非褒贬的旨意，所以凡是能这样做的，必定在《春秋》上有心得。古代的学者学习一经，必定获得一经的用处，所谓“为人”，就是气质都发生变化，习惯与本性相成。他们看待后世通晓经义的人士，只学习章句训诂而无益于性情心术的，会怎么样呢？然而人各有偏颇，醇厚的人在智慧上或许不足，所以弊病是愚钝；通达的人在言语上或许容易发作，所以弊病是虚妄；博大的人容易奢侈，峻洁的人容易深刻，恭敬的人或许烦劳而不安乐，连缀辞藻类比史事而不到位的人，那么善恶或许会谬误混乱，所以必须矫正其弊病而后才能保全其所得，也如同古代教化贵族子弟的意思。说：“《诗》的弊病，《书》的弊病”等，大概是说学习经典者的弊病，不是说经典本身有弊病。有人说：孔子之前，六经尚未完备，教化者用什么来教化，学习者用什么来学习呢？回答说：经典的书籍虽然尚未完备，但经典的道理已经具备于人心，所以用温柔敦厚来教化的，就是《诗》的教化；用通达明智来教化的，就是《书》的教化。其他都是这样。然而六经尚未完备，那么学习者难以建功；六经既已完备，那么学习者容易用力。现在的学者，学习这部经典就应当思考从经典中获得的益处如何？学习了《诗》，我的德行果然温柔敦厚了吗？学习了《书》，我的德行果然通达明智了吗？一定要这样深思，这样自勉，大概算是善于学习经典的人了。不然，那就只是章句罢了，训诂罢了，有什么益处呢？
六经的旨意
荀子说：《书》是政事的记录。
杨氏说：“《书》用来记录政事，这是解说六经的意旨。”
《诗》是中声所止之处。
《诗》指乐章，用来节制声音，生于中正而止于中正，不使流荡淫邪。《春秋传》说：“中声下降，五次下降之后，就不能弹奏了。”
《礼》是法度的大分，类别的纲纪。
《礼》所以作为典法的大分，统类的纲纪。类指礼法所触类旁通的地方，如同律条的比附。
所以学习到了《礼》就止步了。这就叫做道德的极致，《礼》的恭敬文饰，《乐》的中和，《诗》《书》的广博，《春秋》的通达。在天地之间的道理都完备了。又说：《礼》《乐》有法度而不解说。
有大法度而不曲解。
《诗》《书》讲述旧事而不切近。
《诗》《书》只说先王的旧事，而不委曲切近于人。
《春秋》简约而不迅速。
文义隐约，不能使人迅速明白其意。○我认为“法而不说”，是说陈列其法度，使人自己领悟，而不等待论说；“故而不切”，是说只叙述已然的得失，使人视为鉴戒，而不等待迫切。
庄子说：“《诗》用来引导志向，《书》用来引导行事，《乐》用来引导和谐，《易》用来引导阴阳，《春秋》用来引导名分。”
朱子说：“庄子这话，后来的人如何能及？简直是像快刀利斧劈截而去，字字有着落。”
〇子或问五经有辩乎？回答说：“只有五经善于辨析。论述天道的，没有比《易》更善于辨析的；论述人事的，没有比《书》更善于辨析的”
《书》；説体者，莫辩乎《礼》；説志者，莫辩乎《诗》；説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
译《尚书》阐述事物的体制，没有比《礼记》更明白的；阐述人的志向，没有比《诗经》更明白的；阐述事物的义理，没有比《春秋》更明白的。舍弃这些明白的阐述，也就太小了。
按战国以来辩士之説胜而不根诸理，流俗惑之，至汉犹然，故▯子发此论。然于五经之指未能大有发明也。其后班氏作《艺文志》，有云：「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葢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故易为之原。」夫六经于五常之道无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属于六艺，是乐有仁而无义，诗有义而无仁，也可乎哉？大率汉儒论经，鲜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荘生之当于理也。
史记孔子去鲁凡十四嵗而反乎鲁【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鲁至哀公时反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时周室衰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曰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徴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徴也足则吾能徴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又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歌之以求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之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説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絶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葢三千焉身通六义者七十有二人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顔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隠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其辞约其防博郢楚之君自称王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用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以上总论六经之指
西山读书记卷二十四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西山读书记卷二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读书之序
中庸，辟如行逺，必自迩；辟如登髙，必自卑。
程子曰：「初学入徳之门，无如大学，其它莫如论语孟子。」又曰：「学者且先读语孟，更读一经，然后防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防春秋。以何为凖？无如中庸。」
朱子亦曰：「先防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防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只怕人不下工夫，虽多读古人书，无益。书止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工夫来。若果看此数书，它书可见而决矣。又曰：「大学者，中庸之户庭；中庸者，大学之阃奥。」又曰：「学问须以大学为先，论语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宻，规模大。」又曰：「论孟中庸，待大学通贯浃洽，无可得防，后方防乃佳。」又曰：「为学之序，为已而后可以及人，逹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读语孟，次及诸经，然后观史，其序不可乱也。」若恐其徒务空言，但当就论孟经书中教以躬行之意，庻不相逺。至于左氏奏防之言，则皆时事利害，而非学者切身之急务也。其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从事其间，而得躬行之实，不亦背驰之甚乎？○按此荅东莱书，时东莱方令学者读左氏及诸贤奏防。又曰：「读大学语孟中庸四书，然后防诗书礼易与春秋，皆未易防。」又曰：「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故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之病，其节目自有次序，不可以越过。近日学者欲约而不于博求之，不知不求于博，何以考騐其约？又有专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约，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于无用处作工夫，其病又甚于约而不博者。」○以上论读书之序
读书之法
程子曰：「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
又曰：
译查考战国以来辩士的学说，只追求言辞取胜而不以义理为根本，世俗之人被其迷惑，到了汉代依然如此，所以〇子发出此论。然而他对五经的要旨未能有大的阐发。后来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其中有言：“六艺的文章，乐是用来调和心神，是仁的外在表现；诗是用来端正言辞，是义的实际运用；礼是用来明确体制，因为‘明’是显著可见的，所以没有训释；书是用来广开听闻，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春秋是用来决断事理，是信用的符验。这五者大概是五常的道理，相互依存而完备，所以《易》作为它们的本源。”六经对于五常的道理无不包含，现在将五常分别归属于六艺，这是说乐有仁而无义，诗有义而无仁，可以吗？大致上汉代儒者论说经义，很少能得其要旨，反而不如庄周的话合乎义理。
《史记》记载孔子离开鲁国共十四年才返回鲁国【孔子在定公十四年离开鲁国，到哀公时返回鲁国】。鲁国始终不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谋求做官。当时周王室衰微，礼乐废弛，诗书残缺，孔子追溯夏、商、周三代的礼制，编次《书传》，上记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穆公，说：“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夏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为验证；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殷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为验证。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就能验证它。”观察殷、夏两代礼制的增减变化，说：“往后即使经过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又说：“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礼乐制度多么丰盛啊，我遵从周礼。”孔子对鲁国乐官谈论音乐，其道理是可以知晓的。又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音乐得以校正，《雅》《颂》各归其位。”古时的诗篇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去重复的，选取那些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上采契、后稷的事迹，中述殷、周兴盛的情况，下至周幽王、周厉王衰败的时期，从男女之事开始，所以说《关雎》的乱辞作为《国风》的开端，《鹿鸣》作为《小雅》的开端，《文王》作为《大雅》的开端，《清庙》作为《颂》的开端。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〇歌唱它们，以寻求《韶》《武》《雅》《颂》的音乐，礼乐从此可以叙述，用来完备王道，成就六艺。孔子晚年喜爱《易》，编次《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使得编联竹简的皮绳断绝了三次，说：“假若给我几年时间，如果这样，我对《易》的理解就会文质彬彬了。”孔子用《诗》《书》《礼》《乐》教导弟子，大概有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哀公十四年春天，在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了一只野兽，认为是不祥之兆，仲尼看了说：“这是麒麟。”取来后说：“黄河不出图，洛水不出书，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颜渊死了，孔子说：“上天要丧亡我啊。”等到西狩看见麒麟，说：“我的道穷尽了。”于是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上起隐公，下至哀公十四年，依据鲁国史事，亲近周室，其言辞简约，其旨意广博。楚国的君主自称王，《春秋》贬称他为“子”；践土之会实际上是晋国召见周天子，而《春秋》避讳说“天王狩于河阳”。推究这类例子来约束当世，贬损之义，后来的王者举而用之，《春秋》之义施行，那么天下乱臣贼子就会畏惧。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以与人共享的，不独自占有。至于作《春秋》，该记载的就记载，该删削的就删削，子夏之徒不能增添一字。以上总论六经的要旨。
《西山读书记》卷二十四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西山读书记》卷二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读书的次序
《中庸》说，譬如走远路，一定要从近处开始；譬如登高山，一定要从低处开始。
程子说：“初学者进入道德的门径，没有比《大学》更好的，其他没有比《论语》《孟子》更好的。”又说：“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再读一部经，然后研读《春秋》。先识得义理，才可以研读《春秋》。以什么为标准？没有比《中庸》更好的。”
朱子也说：“先研读《大学》，其次《论语》《孟子》，其次《中庸》。”如果真的下功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研读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只怕人不肯下功夫，虽然多读古人的书，也无益。书只是让人明白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的圣贤工夫来。如果真看这几本书，其他书可见而决断矣。又说：“《大学》是《中庸》的门庭；《中庸》是《大学》的深奥之处。”又说：“做学问须以《大学》为先，《论语》《孟子》次之，《中庸》的工夫细密，规模宏大。”又说：“《论语》《孟子》《中庸》，等到《大学》通贯浃洽，无可再研读之后，再研读才好。”又说：“做学问的次序，先修养自己然后才可以推及他人，通达义理然后才可以处理事务。所以程子教导人，先读《论语》《孟子》，其次及于诸经，然后观史，这个次序不可打乱。”如果担心他们只务求空谈，只应在《论语》《孟子》经书中教导他们躬行的意思，大概就不会相差太远。至于《左氏传》奏议之言，都是时事的利害，而不是学者切身的急务。那些空谈，更加严重了。而想让他们从事其间，而得到躬行的实效，不也是背道而驰得很厉害吗？〇查考这是答复东莱的书信，当时东莱正命令学者读《左氏传》及诸贤奏议。又说：“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然后研读《诗》《书》《礼》《易》与《春秋》，都不容易研读。”又说：“孟子说：‘广博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是为了反过来简约地解说。’所以必须先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考察圣贤的心意，读史以考察存亡治乱的踪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的弊病，其条目自有次序，不可以越过。近日学者想要简约而不从广博中寻求，不知道不从广博中寻求，何以考察验证其简约？又有专在广博上寻求而不返归简约的，今天考一个制度，明天又考一个制度，在无用处作工夫，其弊病又比简约而不广博者更严重。”〇以上论读书的次序
读书的方法
程子说：“经是用来承载道的，器是用来适用的。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有什么益处呢！”
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