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读书记卷三十

译这大概源于此。○我因此考察，七篇著作中，出自《中庸》的内容不止一处。其中所说的“四端”，就是未发之中的“中”，以及中节之和的“和”。因为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即所谓的大本；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人的情感，即所谓的达道。其中所说的“禹、稷、颜回同道”，“孔子出仕、隐退、久任、速去”，就是君子合乎时中的表现。其中所说的“乡愿败坏道德”，就是小人无所顾忌的表现。其中所说的“子莫固执于中”，就是违背时中的表现。其中所说的“曾子、北宫黝的勇气”，就是南方、北方的刚强。其中所说的“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礼的实质是节制文饰”，这两者，就是仁者即人，以亲爱亲人为最大；义者即适宜，以尊重贤人为最大；亲爱亲人的差等，尊重贤人的等级，就是礼产生的根源。其中所说的“尧舜出于本性，汤武出于努力”，就是由真诚而明理叫做性，由明理而真诚叫做教。其中所说的“天下国家的根本在于自身”，就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至于真诚是天的道理，追求真诚是人的道理。这一章的意义，全都本源于《中庸》，尤其足以看出其渊源所在。

译朱子说：《中庸》为何而作呢？是子思担忧道统学问失传而作的。大概从上古圣神继天立极开始，道统的传承就有渊源了。这在经典中有所体现，“允执厥中”是尧传授给舜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庶几执其中”是舜传授给禹的。尧的一句话，已经至极且完备了。舜又增加三句话，是为了阐明尧的那句话，必须这样才行，才能接近道统。此后圣贤相继传承，像成汤、文王、武王作为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臣子，都以此承接道统的传承。至于我们的孔子，虽然未能居位，但他继承前代圣人、开启后世学问，其功绩反而有超过尧舜的地方。当时，见而知之的人，只有颜氏、曾氏的传承得其宗旨。等到曾氏再传，又得到孔子的孙子子思，那时距离圣人久远，异端邪说就兴起了。子思担心时间越久越失去真义，于是推究尧舜以来相传的意旨，印证平日所听到的父亲和老师的言论，相互演绎，写成这本书，以告诫后世的学者。书中说“天命率性”，就是道心的意思。说“择善固执”，就是精一的意思。相隔千余年，而所说的话没有不同，如同符节相合。遍选前代圣人的著作，用来提纲挈领、开示深奥义理，没有像这样明白且详尽的了。从此又再传而得到孟氏，能够推明这本书，以继承先圣的道统。等到孟子去世，道统就失传了，那么我所寄托的道，不过在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邪说日新月异，以至于老子、佛徒出现，就更加接近事理而大乱真义了。然而幸好这本书没有泯灭，所以程夫子兄弟出现，得以有所考证，以接续千年中断的道统，得以有所依据，以驳斥两家似是而非的言论。子思的功绩在这件事上很大，而如果没有程夫子，那么也没有人能根据他的话而得知他的心意。

这是《中庸章句序》，现在摘录在这里。

孟子所说的“存心，收放心，就是达到中”；至于扩充仁义之心，就是达到和。

又《孟子》思诚章，朱子说：这一章叙述《中庸》孔子的话，表明思诚是修身的根本，而明善又是诚身的根本，这是子思从曾子那里听来的，而孟子从子思那里接受的，也与《大学》互为表里。又《孟子》尽心知性章，朱子说：以《大学》的次序来说，知性就是格物的意思，尽心就是致知的意思。○以上总论子思、孟子的传授。○朱子又说：圣人的德行，自然无不具备，其次就是颜子，非常纯全，然而与圣人相比，就有少许未定的地方。至于仲弓，则偏于淳笃，却缺少颜子的刚明之意。像曾子，则非常刚毅，终究有立脚之处，所以独自得到道统传到子思。如此刚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立得定。子思的事别无可考，只孟子所称引的一两节可见。

孟子传授

朱子说：“孟子知道言语的要领，知道德行的深奥，不是随便知道的，也是确实践行的。”有人说：“您轻视诸子，孟子不是诸子吗？”回答说：“诸子，是因为他们不同于孔子吗？孟子不同吗？不不同。”

韩愈说孟子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

上文说：古代杨墨堵塞道路，孟子辩驳排斥他们，廓然清除了。如果杨墨盛行，正道废弃，孟子虽然贤能，不能居位，空谈没有施行，虽然急切有什么补益？然而依靠他的言论，现在的学者还知道尊崇孔子，崇尚仁义，贵王贱霸，而已经的大经大法，都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保存千分之一，哪里能廓然清除呢？然而如果没有孟氏，那么都穿着左衽，说侏离语了。所以我曾推崇孟氏，认为功绩不在大禹之下，就是这个原因。○眉山苏氏也说：孟子说：“禹抑制洪水，孔子作春秋，而我抵制杨墨，以此配禹。”禹的功绩与天地并列，而孔孟以空言配之，不是太夸张了吗？自从《春秋》作而乱臣贼子畏惧，孟子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弃，天下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却不知道其功绩。孟子去世后，有申商韩非的学说，违背道义而趋利，残害百姓以厚待君主，其学说非常浅陋。而士人以此防备君主，君主侥幸一切功绩，靡然从之，而世上没有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大人先生，推究其本末，权衡祸福的轻重，以救其惑，所以其学说遂行。秦因此丧失天下，衰败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之八九，天下萧然，洪水的祸患，大概不到这个程度。当秦未得志时，如果又有一个孟子，那么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政；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然不如此猛烈。如果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难道少于申韩吗？由此来说，即使以孟子配禹也可以。

程子说：“孟子对后世有大功，因为他说性善。”

孟子“性善”、“养气”的论述，都是前代圣人所未发的。

又说：“孟子对圣门有功，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一开口就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就说许多

译多培养浩然之气，使之充盈而发越出来。仅凭这两个字，其功效就十分显著。」

译有人问：“孟子可以称为圣人吗？”回答说：“不敢断定他已经是圣人，但他的学问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朱子说：“‘至’字恐怕应当作‘圣’字。”

孟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所以懂得《易经》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孟子。孟子又说：“《诗经》衰微之后，然后《春秋》才作。”又说：“《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又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所以懂得《春秋》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孟子。

尹氏说：“根据这些言论来看，那么赵氏认为孟子只是擅长《诗经》和《尚书》罢了，哪里是真正了解孟子的人呢！”

颜回在简陋的巷子里自得其乐，是因为有孔子在那里。如果是孟子的时代，世上已经没有人了，怎么能不担当起弘扬大道的责任呢？

上文说：做学问的人完全要懂得时势，如果不识时势，就不配谈论学问。○朱子说：假使在颜回的时代，上面没有孔子，那么他用来阐明大道并拯救世人的方法，必定有他的道理，绝不会安然地坐在简陋的巷子里，仅仅为了独善其身罢了。所以孟子说：禹、稷、颜回，如果交换位置，他们的表现都会是一样的。只有孟子看透了这一道理。

颜回距离圣人只有一毫一发之差，孟子是大贤，仅次于亚圣。

上文说：“孟子有些英气，一旦有了英气，就会有棱角，像颜回就浑厚不同”等等。有人问：“英气表现在哪里？”回答说：“只要拿孔子的话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冰和水晶，并非不光亮，但和玉相比，玉自有温润含蓄的气象，没有那么多光耀。”

朱子说：“孔子只说忠信笃敬，孟子便阐发了性善论。”

这简直是泄露了天机。○又说：孔子的言论大多只是泛泛地讲述做工夫，比如居处恭敬，做事严肃，言语忠信，行为笃敬之类，并没有说要让人去理会什么。等到学者自己做工夫透彻了，却能在其中见到其中的体段是这样的。孟子则恐怕人们理解不了，又进一步说明，比如恻隐之心，以及学问之道，求放心之类，说得渐渐亲切。○以上是专门谈论孟子的传授。○《史记》：孟子在子思的门人那里受业，有人说“人”是衍文。道既已通达，游历侍奉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于是前往梁国，梁惠王不采纳他的言论，就认为他迂阔而远离实际情况。在那个时候，秦国任用商鞅，楚国和魏国任用吴起，齐国任用孙子和田忌，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能，而孟轲却讲述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德行，因此所到之处都不合时宜，退下来后与万章等人编次《诗经》《尚书》，阐述孔子的意旨，写成《孟子》七篇。○韩愈说：孟轲的书，不是孟轲自己写的，孟轲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共同记录孟轲所说的话罢了。朱子说：考察这两种说法不同，《史记》的说法更接近事实。

荀子和扬雄的学问

韩愈说：“孟子的学问纯粹而纯粹，荀子和扬雄大体纯粹而小有瑕疵。”

上文说：“起初我读孟轲的书，然后才知道孔子的道尊贵，圣人的道容易实行，称王容易称王，称霸容易称霸。认为孔子的门徒去世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子罢了。后来得到扬雄的书，更加尊崇信奉孟子，因为扬雄的书而孟子更加尊贵。那么扬雄也是圣人的门徒吗？等到得到荀子的书，又知道有荀子这个人。考察他的言辞，有时似乎不纯粹，但归结起来与孔子不同的很少。大概还在孟轲和扬雄之间吧？”

程子说：“扬雄没有自己的心得，所以他的言论蔓延而不断，优柔而不下决断。他的论调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荀子是违背圣人的，所以把孟子列在十二子之中，而说人的本性恶，真的恶吗？圣人怎么能违背本性达到这种地步呢？”

又说：荀况才华高但过错多，扬雄才华短但过错少。韩愈称赞他们大体纯粹是不对的，如果这两个人可以说大体驳杂了。又说：韩愈说孟子纯粹而纯粹，这话极好，如果不是见到了孟子的意旨，也说不到这个地步。他说荀子和扬雄大体纯粹小有瑕疵则是不对的，荀子极其偏颇驳杂，只一句性恶，根本的大原则已经失去了。扬雄虽然过错少，但已经不认识本性，还说什么道。○又说：韩愈说孟子纯粹而纯粹，又说荀子和扬雄选择不精，言语不详。如果不是他自己见到了，难道千余年后还能断得如此分明。又说：荀子说开始是士，最终成为圣人。现在的学者才读书就希望达到圣贤，然而中间达到圣贤的方法，还有多少。荀子虽然能这样说，却把礼义当作人为，把本性当作不善，他自己连情性都搞不清楚，怎么能达到圣人。又说：扬雄规矩狭窄，道就是性，说性已经错了，还能有什么所得。○按：荀子《性恶篇》说：人的本性恶，那些善的是人为的。古代的圣人因为人的本性恶，认为偏险而达不到正道，悖乱而不能治理，所以为他们兴起礼义，制定法度，来矫正人的情性而使之端正，来驯化人的情性而引导之，使都出于理，合乎道。现在人受师法教化，积累学问，遵循礼义的是君子；顺从性情，安于放纵，轻慢礼义的是小人。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恶是明显的。孟子说：人的本性善，是不对的。问的人说：人的本性恶，那么礼义从哪里产生？回答说：凡是礼义都产生于圣人的作为，不是产生于人的本性。他的《非十二子篇》说：略法先王而不知道其统绪，仍然才能杰出志向宏大，见闻杂博，考察往古旧事而创造

译所谓五行之说，极其偏颇悖理且没有条理，深奥隐晦且没有解说，封闭拘束且没有解释，却修饰其言辞而恭敬地信奉它，说这是真正先代君子的言论。子思倡导它，孟轲附和它，世俗那些浅陋愚昧的儒生喧哗着不知道它的错误，于是接受并传播它，认为仲尼和子游因此对后世恩德深厚。这其实是子思和孟轲的罪过。十二子中，有魏牟，有陈仲和史防，有墨翟和宋钘，有慎到和田骈，有惠施和邓析。子思和孟子的学说，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学说，却把他们列入这十二子之间。这与前章所说人性本恶的观点，都是言论极其驳杂，从而在圣人门下获罪的缘故。所以在这里详细列出。○眉山苏氏说：过去我常奇怪李斯师从荀卿，后来却焚毁书籍，大肆改变古代先圣先王的法度，对于他老师的学说，不像对待仇敌那样狠毒。到现在看了荀卿的书，才知道李斯侍奉秦国的行为，都出自荀卿，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荀卿这个人，喜欢发表异端邪说而不谦让，敢于发表高论而不顾后果。子思、孟轲，是世人所说的贤人君子，荀卿却独说：“扰乱天下的人，是子思、孟轲。”天下的人如此众多，仁人义士如此之多，荀卿却独说：“人性本恶，桀纣是人性，尧舜是人为。”由此看来，推测他的为人，一定是刚愎自用、傲慢无礼且自视过高。那个李斯，又是特别严重的人。现在小人做坏事，还必定有所顾忌，所以夏、商灭亡，桀纣残暴，但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还没有到灭绝而无法考证的地步，是因为桀纣还有所保留而不敢完全废除。那个李斯，却独自奋起而不顾后果，焚烧孔子的六经，烹杀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这必定有所倚仗。他看见他的老师历数诋毁天下的贤人，自以为是，认为古代先圣先王都没有值得效法的，不知道荀卿只是图一时口舌之快，而荀卿也不知道他的祸患会达到这种地步。○苏氏的话有可取之处，所以附在此处。

译荀子说：“真诚积累、用力持久就能深入，遵循他的话就可以进入道。”然而荀子起初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圣人的言语，远得像天，近得像地。它远的时候，好像无法企及；它近的时候，也可以践行。〇子说：“圣人的言语远得像天，贤者的言语近得像地。”这是不对的。

《太玄》中首说：“阳气潜藏在黄宫萌发，诚信无不在其中，修养初一将心藏于深渊，美化其灵根。”测辞说：“将心藏于深渊，精神不外露。”〇子的学问，大概曾经达到过这个境界。

朱子说：“荀子说，能够安定然后才能应对；又说：君子心胸广大则与天道相合，心胸小心则敬畏道义而节制。都是很好的话。”

问：荀子的资质也是刚强明达的人吗？回答说：是的，只是粗疏。又问：〇子比起荀子却精细吗？回答说：〇子说到深处只是落入老庄的窠臼中，像清静寂寞的说法，与《太玄》中“藏心于渊”也是庄老的意思。○问：〇子“避碍”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大概也只是言语上有毛病。问：莫非是“避”字有毛病吗？回答说：是的，稍后处理事情不看道理应当如何，就先有了依违闪避的心了。○〇子为人思虑深沉，会去思索，像阴阳消长的奥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太玄》也是笨拙的功夫，大概天地间只有一个奇偶，奇为阳，偶为阴，春为少阳，夏为太阳，秋为少阴，冬为太阴，从二到四，从四到八，只是这样推演下去，都走不开。〇子却添作三，事事要做成三截，而且只有气没有朔，只有日星而没有岁月，恐怕不合道理。他的学问似乎本于老子，像清静渊默等语，都是老子的意思。○以上兼论荀子和〇子的学问。○又程子说：“汉儒之中，我必定认为〇子是贤者，然而在他出仕与隐退之间不能没有过错。”他的话说：“明哲光辉，旁照无边，谦逊于不测，以保全天命。谦逊于不测是有的，旁照无边则未必。”古时候所谓言语谦逊的人，是迫不得已，像《剧秦美新》之类，不是不得已的吗？又说：“世上议论子云的人，大多怀疑他投阁的事，从《法言》来看，大概未必有。又天禄阁世传认为高百尺，怀疑不可投。然而子云的罪，特别不在此，在莽贤之间勉强周旋，畏死而不敢离去，这怎么能算是大丈夫呢？”又说：“〇子出仕与隐退，让人难以评说，如果是孟子断然不肯做。”○朱子《通鉴纲目》写“莽大夫〇雄死”，有人写信来问，朱子回答说：“雄与王舜等人侍奉王莽虽然不同，但他们侍奉王莽则是相同的，所以窃取赵盾许止的例子，而一概以莽臣书写，用来昭示万世臣子的警戒。明白虽然没有臣贼之心，但畏死贪生而有其迹象，也就免不了诛绝的罪，这正是《春秋》谨严的法度。”○我按：出仕与隐退，是士君子的大节，学问所讲的，哪一样比这更优先？这既已失节，还学什么呢？程朱的论述很恰当，假使子云在世，也应当效法。受恶于金陵王氏，竟说他与孔子“无可无不可”，金陵的见解如此，假使他遇到王莽，也将侍奉他吗？这是邪说中的极端。所以，不可不辨明。

董子之学

程子说：“公仪子、董仲舒的才能之强盛，假使见善不明，用心不刚，谁能做到这样？”

我按：公仪子只有拔葵一事见于史书，而仲舒对策也提到：“惶惶追求财利，常怕匮乏的，是平民的心意；惶惶追求仁义，常怕不能教化百姓的，是大夫的心意。”程子因为他们明于义利的辨别，所以并称。

程子说：“端正其义，不谋求其利；明晓其道，不计算其功。”这是董生超越诸子的原因。

又说：仲舒这话可以作为法则了。

汉儒像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的心意，然而见道不甚分明。胡氏说：“董仲舒是名儒，多得《春秋》的要义，所对策切中当世的弊病，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他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为什么说缓而不切呢？”刘蕡虽然直率，不是他的同辈。

朱子说：仲舒识得本源。

像说正心修身可以治国平天下，像说仁义礼乐都是它的器具，这些说法都好。如果陆宣公论事却精密，只怕本源处不如仲舒。问：汉儒为什么溺心于训诂而不及理？回答说：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像教人只说某字训某字，让人自己寻义理而已。到西汉末年，渐渐有求得亲切的人，终究是不会见全体。问：什么叫全体？回答说：全体必须彻头彻尾见得才是。像匡衡论时政，也涉及治性情的说法，等到他入手做时，又只修得些宗庙礼仪而已。翼奉说见道知王治之象，见经知人道之務，也好，却又教人主以阴阳日辰之类辨别君子小人。只有仲舒三篇说得稍亲切，然而终究不脱汉人的气味。问：贾谊与仲舒怎么样？回答说：贾谊有战国纵横的风气，仲舒是儒者，只是见得不远。问：仲舒见道不分明处？回答说：像命是天之令，性是生之质，情

译欲望是人所共有的，天命若非圣人则无法施行，本性若非教化则不能成就，情感若非制度则无法节制，这似乎看不出性善的样子。又说：通晓天性，知道人比万物尊贵，等等，又似乎看出了性善的样子，终究是说得界限不分明。究竟什么是性呢？是生命的材质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性是生命的原理，气才是生命的材质，已经具有具体的形态。

译南轩张氏说：贾谊是英伟俊秀的人才，而董仲舒则是懂得做学问的人。贾谊的《治安策》，可以说通晓世务，然而难免带有激切显露的意气。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虽然看似舒缓而不切实际，但反复诵读品味，其义理渊源纯粹，盖有深意，这是因为他从学问涵养中得来的。读他们的奏章，那么这两位的气度风貌仿佛就在眼前，而他们一生的出处进退、言语沉默也可以在此得到验证。

○我按：董仲舒纯正合乎义理的话语，被各位老先生所称道。此外如他说：“勉强做学问，那么见闻广博而智慧更加明达；勉强践行道义，那么德行日益增进而大有功效。”又引用曾子尊崇听闻、践行知识、知晓道理的说法，这两条对学者最有功劳。因为学习大道的要领，不过是求得知识并努力实践罢了。《尚书·虞书》中的“精一”，《论语》中的“知及仁守”，《中庸》中的“博学笃行”，都是这个意思。秦汉以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而董仲舒能够说出来，这难道是其他儒生所能比得上的吗？他说：“大道的根本源于上天”，那么天命率性的意思，尤其可以说是知道其本源的人。至于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读《春秋》，他的话也对世道有所补益。《本传》称赞他进退举止不合礼就不做，在两任丞相任上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当时公孙弘凭借迎合取悦获得相位，董仲舒却始终坚守正道，最终在家终老，因为他本质美好且坚守牢固，假使让他跟随圣人门下学习，所受的熏陶，应当不会比子游、子夏逊色。可惜他生在学术断绝之后，虽然潜心于大业，终究未能窥见大道的全部，以至于有时流于灾异之术，唉，可叹啊。○以上论述董仲舒的学问。

文中子的学问

程颐说：“王通是隐藏德行的君子。当时有少许言语，后来被人附会，不能说是完整的书。论其精粹之处，恐怕不是荀子所能达到的。像《续经》之类，都不是他的著作。”

又说：《中说》后来有人编缀辑录而成。○另一版本说：文中子本来是一位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到他的议论，附会成书，其中极有格言，荀子说不到的地方。又有一件事，一半好，一半不好。如魏征问：圣人有忧虑吗？回答说：天下人都忧虑，我独自能不忧虑吗？问疑惑，回答说：天下人都疑惑，我独自能不疑惑吗？魏征退下后对董常说：“乐天知命，我有什么可忧虑的？穷理尽性，我有什么可疑惑的？”这话极好。下半截却说：“魏征所问的是表象，我告诉你们的是本心。本心与表象的分别很久了”，这就不是了。又说：“有这种本心就有这种表象，王通的话不对。”又说：“文中子说古代的学者聚集道，不知道如何聚集得来。”又说：“文中子的书以明内齐外为家人的义理，古今人都认为好，这不是取象的意思。所谓齐乎巽，是说事物在巽卦中洁净整齐，方才不是巽卦有齐整的意义。如战乎干，干卦并没有战斗的意义。”○司马光补传说：“文中子王通，字仲淹，幼年明悟好学，向东海李育学习尚书，向会稽夏琠学习诗经，向河东关朗学习礼记，向北平霍汲学习乐经，向族父王仲华学习易经。仁寿三年，王通行冠礼，西入长安，献上太平十二策，皇帝召见赞叹赞美他，然而不能任用，罢归。不久又征召他，炀帝即位，又征召他，都称病不到，专门以教授为事。弟子从远方来的很多，于是著《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称为王氏六经。杨素看重他的才德，劝他做官，王通说：‘汾水弯曲处有先人的庐舍，足以遮蔽风雨，薄田足以供给粥饭，愿明公正身以统领天下，使时和年丰，我受到的恩赐就多了，不愿做官。’有人向杨素进谗言说：‘他其实轻慢您，您为何敬重他？’杨素拿这话问王通，王通说：‘假如您可以轻慢，那么我就得到了；不可以轻慢，那么我就失去了。得失在于我，您何必干预呢？’贺若弼曾经展示射箭，发射没有不中的，王通说：‘技艺真美啊！君子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托于仁，然后游习于技艺。’贺若弼不悦而离开。王通说：‘夫子骄傲而固执，难以避免当今世间的祸患了。’苏威喜欢收藏古器，王通说：‘古代喜好古物的人聚集道，现在喜好古物的人聚集物品。’刘炫问易，王通说：‘圣人对于易，也是终身而已，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有仲长子光的人，隐居在河渚，曾经说：‘在险境中运用奇谋，不如安居平地而无所作为。’王通认为这是知言，说：‘名声越消减，德行越增长；身体越退让，大道越前进。像这样的人知道了。薛收问：‘恩爱不妨害义，节俭不伤害礼，怎么样？’王通说：‘这是汉文帝所难以做到的。废除肉刑，妨害于义，减少它就可以。穿粗布衣服，伤害于礼，适中就可以。’王孝逸说：‘天下人都争夺利益而抛弃道义，怎么办？’王通说：‘舍弃他们所抛弃的，不也是君子吗？’有人问：‘人们称赞王通，知道他的好就称赞他，不好就说：‘未曾与他交往。’贾琼问：‘消除诽谤？’王通说：‘不辩解。’问：‘止息怨恨？’说：‘不争斗，所以他的乡人都被感化而没有争斗的。’贾琼问：‘群居的道理？’王通说：‘相同不妨害正道，不同不伤害事物。古代有道的人，内不失真，外不异于俗，所以保全。’贾琼请求断绝人事，王通说：‘不可以。’贾琼说：‘那么做什么

译“如何？”王通说：“以庄重对待他，以诚信回应他，来者不拒绝，去者不追赶，态度宽泛平和，就可以了。”王通认为姚义善于交往，有人说：“简约。”王通说：“这正是他能做到的原因。”又有人说：“广博。”王通说：“广博而不泛滥，这又是他能做到的原因。”又认为薛收善于接待地位低下的人，疏远而不冷淡，亲近而不狎昵，态度颓然自在。王通曾说：“封禅不是古制，那是秦汉的奢侈之心吧？”又说：“美好啊，周公的志向深远啊！安定家族所以能安宁天下，保全自身所以能厚待百姓。”又说：“容易快乐的人必定多悲哀，轻率施予的人必定喜欢掠夺。”又说：“不赦免的国家，刑罚必定公平；横征暴敛的国家，财富必定削减。”又说：“廉洁的人常因无求而快乐，贪婪的人常因不足而忧虑。”又说：“我没见过被诽谤而高兴，听到赞誉而恐惧的人。”又说：“在昏暗时谈论钱财，是夷狄虏人的做法。”又说：“身处近处而能认识远方，处在今天而能知晓古代，这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吧？”又说：“轻率赞誉、苟且诋毁，喜好憎恶、崇尚愤怒，这是小人的行为啊！”又说：“听到诽谤就愤怒，是谗言的阶梯；见到赞誉就高兴，是谄媚的媒介。断绝阶梯、去除媒介，谗言和谄媚就远离了。”认为北山黄公善于行医，先调理饮食起居，后使用针药；认为汾阴侯生善于占卜，先考察人事，后观察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征召王通担任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的博士征召，他都未赴任。十四年，病逝于家中。门人谥号为“文中”。评论说：“这些都是王通的世家及《中说》所说的。”我私下认为先生的六经不可胜学，又何必续写呢？续写怎能超出六经之外呢？超出就不是经了。如果不出于六经而续写，就是多余，有什么益处呢？有人说：“那是商周以前，这是汉魏以后。”我说：“汉魏以后，司马迁、班固等人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何必等待续写？”经书之后的人才能知晓，这必定是喜好夸大而欺骗愚昧的人吧？那么必定不是愚昧的人，谁肯跟随他呢？现在他的六经都已亡佚，而《中说》却出现了。在他家中虽然说是门人薛收、姚义所记录，但我观察他的书，私下怀疑唐朝兴起后，王凝与福畴等人依附当时，从而附会增益了内容？为什么呢？他所称道的朋友门人，都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等人。考察旧史，没有人提及王通的姓名。隋史在唐初编修，也未曾在儒林隐逸中记载他的名字。难道各位都是忘记老师、抛弃旧交的人吗？为什么只有他家认为他是名世的圣人，而外人都不知道呢？福畴又说：王凝担任监察御史，弹劾侯君集有反叛的迹象，太宗不相信，只将他贬为姑苏令。大夫杜淹上奏说王凝直言无罪，长孙无忌与侯君集交好，因此与杜淹有嫌隙。王氏兄弟都被压制不用。当时陈叔达正在编撰隋史，畏惧长孙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陈叔达以前是宰相，与长孙无忌地位相当，为什么畏惧到抹去他老师的名字，使他默默无闻于世呢？况且魏征实际总管隋史，即使陈叔达曲意回避权贵，魏征肯听从吗？这就是我怀疑的原因。王仲淹在贞观二年去世，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回来而下狱，因此怨恨。十七年谋反被杀，这是前后参差不实最明显的地方。如王通对李靖说：“圣人的道说无所遵循，也不至于那样。那是道的方向，必定不会到达那里吗？”又对魏征说：“因为圣人有忧虑怀疑而退让。”董常认为圣人无忧虑怀疑，说：“心迹的分别已经很久了，都流入了释老之道了。”圣人的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于安定万邦、和谐百姓、感通天地、成就万物，功业施于当时，法度垂于后世，哪里在于无所到达呢？圣人所做的，都发自至诚，而后功业遍布四海。至诚是心，功业是迹，为什么要分别呢？如王通所说，这是圣人作为以欺骗天下，这可以吗？又说：“佛，是圣人，西方的教化。在中国则拘泥。”又说：“《诗》《书》兴盛而秦朝灭亡，不是孔子的罪过。”虚无长久而晋室混乱，不是老庄的罪过。斋戒修持而梁国灭亡，不是释迦的罪过。如果是圣人，那么推行到南海而准则，推行到北海而准则，哪有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中国的呢？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在中国拘泥，难道在西方不拘泥吗？秦朝焚毁《诗》《书》的文字，《诗》《书》的道在天下兴盛，秦朝怎么能灭亡呢？老庄崇尚虚无而轻视礼法，所以王衍、阮籍等人乘其风气而鼓动，装饰谈论，放纵情欲，以至于九州覆没。释迦称前生的因果，抛弃今日的仁义，所以梁武帝承其流而相信，严持斋戒，松弛政刑，以至于百姓涂炭。发端唱导，说不是这两家的罪过，那又是谁的呢？这些都是议论不合于圣人的。唐代为学之士，传其道其书的很少，只有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开始推重。宋朝兴起，柳开、孙何振兴并张扬，于是大行于世。甚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的人。我读他的书，想象他的为人，确实是好学笃行的儒者，可惜他自任太重，而他的子弟赞誉

译做得太过分，使得后来的人不敢相信他。我担心世人讥讽他僭越而损害他的美德，所以选取那些在事理上可以讲通且言论切合实际情况的事迹，写进篇章，来弥补《隋书》的缺漏。○我按：司马氏在补传之外，他的话有说：人们不聚居在里巷，田地不实行井田制分配，终究是苟且之道，即使是舜、禹也不能治理好。又说：罪过没有比喜好进身更大的，灾祸没有比多言更大的，痛苦没有比听不到过错更大的，耻辱没有比不知羞耻更大的。又说：我没有见过谦虚却招致怨恨、高傲却没有耻辱、想要隐藏德行却不彰显的。又说：抛弃道德背离道义却担心别人不帮助自己，亲近喜好猜忌崇尚欺诈却担心别人不信任自己，这样的事是有的。又说：身处贫贱而不恐惧，就可以富贵了；童仆称赞他的恩德，就可以从政了；朋友称赞他的诚信，就可以建立功业了。又说：多言的人不可以和他谋划长远，多动的人不可以和他长久相处。又说：迟疑不决是智慧的蛀虫，愤怒是仁爱的毒虫，吝啬是道义的害虫。又说：古代做官的人是为了养育百姓，现在做官的人是为了养活自己。又说：古代做官是为了推行道义，现在做官是为了放纵欲望。又说：恭敬则万物顺服，诚实则有成就，平和则万物感化。李密询问王霸的方略，文中子说：不会用天下交换一个百姓的生命。询问英雄，文中子说：了解自己是英，战胜自己是雄。询问勇敢，文中子说：一定要合乎道义吧？李密退出后，文中子说：扰乱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幸灾乐祸而能免除灾祸，喜爱强权而喜好争胜，神明是不会保佑他的。李密拜见文中子谈论军事，文中子说：礼、信、仁、义我就谈论，孤虚、欺诈、强力我不参与。楚公询问用兵的道理，文中子说：用仁义来施行。楚公说：怎样取胜？文中子说：没有比仁义更好的了，超过这个就是失败的招数。楚地发生战乱，派使者召见文中子，文中子不去，对使者说：“替我告诉楚公，天下崩乱，不是至公血诚不能安定。如果他的道义没有成为祸乱的教化，以上这些也都是名言。”那些散见于各篇的就不在此列举了。至于他的行为，则有像所记载的：文中子亲自耕种，有人问说：“不也太劳累了吗？”文中子说：“一个人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况且这是平民的职责。没有职责的人罪责无处逃避，天地之间，我能逃避吗？”文中子家中六经齐全，朝服祭器不假借，说：“三纲五常可以自然产生。”文中子的言论一定有依据，回应而不主动发起，发起必定有重大的缘由。乡里有丧事，文中子一定先去，回来一定最后；乡里有修筑水土的工程，就准备好畚箕铁锹前往，说：“我不是跟随在大夫后面的人。”文中子见到耕种的人，一定作揖慰劳他们。铜川夫人有病，文中子三个月不闭眼睡觉；有人问起，送迎时一定哭泣并拜谢。铜川府君去世，文中子三天不喝一口水。正值春天乡社祭祀，文中子一定参与执事，感谢辛劳并协助役事。文中子居家，即使是孩童也亲近他的使者，即使是童仆也收敛容貌。文中子居家常常深沉宁静，说话一定宽恕，行动一定合乎道义，与人诚恳相待以防范意外。文中子不比较形貌，不祈祷治病，不追求不义之事。越公把饮食的经书送给文中子，文中子不接受，说：“粗茶淡饭，没有什么用处。”用《酒诰》和《洪范》三德来回答。文中子的行为大致具备这些，结合言行观察他，也可以说是隐德的君子了。程子的评价是恰当的啊。

译朱子说：“道存在于天下，从未消亡；但其显明与晦暗、通达与阻塞的不同，就像昼夜寒暑那样相反。所以二帝三王的治理，《诗》《书》六艺的文章，后世没有人能比得上。这并非功效和言论不相类似，而是根本的心意和事实不相等啊。”虽然如此，上天的命令，深远而不停息。那所谓的道，本来就没有消亡。而《大学》的教导，所谓“彰明美德、革新民心，止于最完美的善”的，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则，好像可以阶梯般登升。后来阅读这些书、考察这些事迹的人，如果真的能深思熟读以探究其根本，谨慎遵守并努力实行以践行其事，等到有一天豁然开朗，晦暗的变得显明，阻塞的变得通达，那么古人不可企及的地方，本来就已经忽然在我身上了。哪里还担心最终赶不上呢？如果不这样，只是做模仿抄袭的打算，那么不仅精粗相差悬殊，终究没有相似的道理。即使相似，但对于道又有什么足以阐发呢？这就是有志于修身的人，所以不屑做且没有空闲去做的原因。王仲淹生活在百代之后，阅读古代圣贤的书，而粗略地认识到它的作用，那么对于道未曾消亡这一点，大概是有心意的；而对于“彰明美德、革新民心”的学问，也不能说没有志向。然而未曾深入探究其根本，而尽力于其实质，以求必定得到最完美的善而止步，反而凭借窥视想象的大致相似，就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贤人之所以为贤，以及他们修身、治人，以及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全都离不开这个。因此见到隋文帝就陈述十二策，既不自量力不足以成为伊尹、周公，又不知道他的君主不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而且不等被招揽就前往，不等被询问就告知，这就又轻视道以求取任用。等到他不遇而回归那年，大概也不算晚。如果能在此时及于自身，以进一步追求尚未达到的地方，使彰明美德的方法、革新民心的器具，都足以得到最完美的善而止步，那么将来得到君主施行道，怎么知道最终赶不上古人呢？即使不幸最终没有遇到，到了非常不得已而把它写下来，也必定有阐发经典言论未尽之意，而开启后学无穷的好处。反而不知道这样做，而禁不住好名求快的心，急切地每天把著书立言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他的用心就在修身之外了。等到他没有什么可以依托，就又搜集两汉以来文字语言的浅陋，功名事业的卑下，而寻求天资偶然相合，以及窃取而近似的地方，依照六经的顺序采辑，借此牵强附会那些人，强行把他们列入二帝三王的行列。现在他的遗篇虽然不可见，但考察《中说》，而得到其规模的大概。那么他赞美《易经》，这难道足以知道先天后天互为体用吗？而推崇文武皇的体制，这难道有精一执中的传承吗？曹植、刘桢、颜延之、谢灵运的诗，难道有万物法则、秉持常道的训诫吗？叔孙通、公孙述、曹褒、荀勖的礼乐，又哪里比得上伯夷、后夔、周公的美德呢？至于宋魏以来，一南一北，比较功劳衡量德行，大概没有足以称君臣的。那么天命人心之向背，统绪继承之偏正，也值得讨论吗？而想要捋起袖子参与其中，夺彼予此，以把自己列入孔子的《春秋》之中呢？大概既不知道自己的学问不足以成为周公、孔子，又不知道两汉不足以成为三王，而只想用这微小的东西在形似影响之间比较效仿，傲然自认为足以承继千圣而诏告百王了。而不知道正好因此把自己纳入吴楚僭越之王的诛讨，使得后世知道道的君子，虽然有时采纳他的言论，但最终不能不遗憾于此，这也是可悲的啊。至于假借卜筮象《论语》，而强行引用唐初文武名臣作为弟子，这是王福郊、王福畴所做的，而不是王仲淹的本意。然而推究原本，是他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所启发，那么也不能说没有罪过。有人说：“那么王仲淹的学问，本来就不能算是孟子的同类了？他看待荀卿、韩愈，也有可以比较优劣的吗？”回答说：“荀卿的学问，混杂了申不害、商鞅；扬雄的学问，本于黄老；而他们著书的意思，大概也是姑且依托空文以自我表现罢了。不像王仲淹的学问，颇为接近正道，而粗略有可用的实质。至于韩愈《原道》等篇，对于道的根本，好像有荀卿、王仲淹所不及的地方。然而考察他平生意向所在，终究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的习气，时俗富贵利达的追求；而他观察古今的变化，将要施行于事业的，恐怕也不如王仲淹那样恳切而有条理。所以我对于王仲淹独自深深惋惜，而对于这三个人没有空闲去责备，这也是《春秋》责备贤者的遗意，可叹啊！”

又说：贾谊根本只从战国中来，汉代儒者只有董仲舒学问很正，不是其他人可比。然而最好的地方只有“正义明道”两句话，以下这些人都不值得说。张良、诸葛亮固然正，只是太粗疏。王通也有好处，然而没有根本的工夫，却要把秦汉以下的文饰做成三代的样子，便自要比孔子，不知怎么比得上。如《续书》要记载汉以来的诏令，那些诏令阐明了什么义理？只有高帝时的诏令稍好，然而已经不纯粹。如说：“肯跟随我游历的，我能尊显他。”这难道是对待天下士人的方法吗？三代的书、诰、诏

译诏令都是根本学问，阐发义理，所以鲜明清晰，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秦汉以后的诏令能成什么大事呢？他们不曾用心仔细去读圣人的书，只是依照那个模子，见圣人作六经，我也学他作六经，便说可以比肩圣人，不知如何比肩。我曾说：自孔孟去世后，诸儒不曾仔细读圣人的书，懂得圣人的意旨，只是自说一套恰当的道理，说得似乎可观，只是并非圣人的本意。问董仲舒、文中子怎么样？回答说：董仲舒根本纯正，班固所说的醇儒，非常恰当。至于天下国家的事业，恐怕施展未必如范仲淹。识见高明如论治体之处极高了，但在根本处如古人“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处都不加理会。要知道文中子论治体之处高过董仲舒，而根本不及，爽利似董仲舒而醇正不及。又说：文中子有志于天下，也识得三代制度，比起房玄龄、魏征等人又稍有些根本，只是本原上的工夫都不加理会。若究其议论本原，只是从老庄中来。问文中子的好处与不好处？回答说：见得道理透彻后，从高处往下看一目了然，现在要去揣摩不得。又说：七制之主必因其续书中采集七位君主的事迹以为书名之曰“七制”，如“二典”一样，现在无可考证，大率多是依仿而作。如以董常比为颜子，则是以孔子自居。又说：“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宇独得不疑。”又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宇何疑？”盖有当忧疑者，有不当忧疑者，然而都是心。文中子以为有心迹之判，所以伊川批评他。又说：正因为没有一己的忧疑，所以能忧疑天下。正因为忧疑天下，所以没有一己的忧疑。又说：观圣人的出处，须看他至诚恳切处，以及洒脱无累处。文中子云云，这说法是对的。又说：文中子言论大纲杂霸，如说安身存我，都是为自私张本。

译文中子不曾有明确揭示道体的言论。

查考《中说》记载：薛收问仁，文中子说：“仁是五常的开端。”问智，文中子说：“智是五常的作用。”问礼，文中子说：“礼是五常的中正，可以施行了。先王凭借这个面南而坐，面向光明来教化百姓。”问义，文中子说：“义是五常的裁断。”问信，文中子说：“信是五常的终结。”问性，文中子说：“性是五常的根本。”问理，文中子说：“理是五常的分别。”问道，文中子说：“道是五常的统一。”问器，文中子说：“器是五常的偏颇授予，因此就不统一了。君子是器吗？不是。”根据这几条推究，那么文中子对于道体，见识尚有不明之处，所以他的言论尚不纯粹。《易经》说：“元，是众善的首长。”程子说：“四德中的元，好比五常中的仁。偏而言之，它是其中一事；专而言之，它包容其他四者。”既然这样，那么仁之所以为仁，大概贯通于五常的始终。现在只说它是开端，这是只知道偏而言之的仁，而不知道专而言之的仁。从性来说，仁义礼智都是本体，发用出来成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则是作用。现在说智是五常的作用，那么仁义信都是本体，而只有智是作用，难道是这样吗？至于把礼当作五常的中正，不知道他是取居中的意思呢？还是取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呢？如果取居中的意思，那么起初就没有意义。如果说无过无不及，那么凡是合乎义理正道的都是中，又不是只有礼是这样。信在五常中无处不在，就像土主宰四季一样，只把它当作终结可以吗？只有义，说是五常的裁断。这一句话如果说义在五常中主于裁断，还算接近。而把性当作五常的根本，那就错误更严重了。韩愈说：“人之所以为性的有五种：叫仁，叫礼，叫信，叫义，叫智。”那么所谓性，就是五常罢了。现在说性是五常的根本，这是性不是五常，只是它的根本罢了。他各项言论的不恰当，大体都是这样。大概文中子的学问详于世事变迁，而略于情性，所以他对道的作用似乎有所见，但对本体则没有。朱子的评价，难道不是胜过吗？○以上论述文中子的学问。

韩愈的学问

程子说：“韩退之晚年写文章，收获很多。学问的根本是修养德行，有德行然后才有言论。退之因为学习写文章，每天追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于是有所收获。韩愈也是近世的豪杰之士，像《原道》中的言论虽然有毛病，但自孟子以后，能把如此宏大的见识寻求出来的人，才见到这个人。”

又说：孟子以后，只有《原道》一篇，大意都接近道理。○问：《遗书》说韩愈是近世豪杰，〇子说，难道能像韩愈吗？后卷又说：〇子的学问，实际上是韩子的学问，浮华浅薄则学道不深。两种说法似乎相互矛盾。朱子说：只从论性来说，〇子“善恶混”的说法，所见仅足以和告子相比。如果退之见得到的地方，却非常峻绝，“性分三品”正是说气质之性。直到程门说破“气”字，才有去处，这是退之不易达到的，而第二种说法没有得到实情。

韩文不可随便看，晚年所见尤其高

又曾说：“退之直是防备道，言语内不足的人，急于让人知道，充沛有余，名声四处传播。大抵为名的人，只是内心不足；内心充足的人，自然无意于名。”又说：“退之《文王操》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出了文王的心。”又说：“退之颂扬伯夷很好，但只说得伯夷耿介的地方。要知道伯夷的心，必须是圣人的话：‘说不念旧恶，怨恨因此稀少。’这很说得伯夷的心。”

〇雄韩愈说性都说着才

因为说性无不善，才有善不善等等。又论博爱是仁，不是已见，言仁篇。

朱子说：“自古很少有人说得端端正正，只有退之《原道》差不多接近，却说见大体。”

又说：“《原性》，说所以为性的有五种，说得非常实在，详见性情篇。”

韩公的学问，见于《原道》的，虽然有以认识大用的流行，但对于本然的全体，则怀疑他有所未见。而且在日常用度之间，也没有见到他有存养省察而体现于自身。这也是虽然他自己担当的不算不重，而他平生用力深的地方，终究不离乎文字言语的工巧。至于他好乐的私欲，又未能卓然自拔于流俗。他所交往的，不过是一时的文士，对于僧道，则也只是得到毛千、畅观、灵惠之类。是他身心内外所立所资，不超过这个，又凭什么作为息邪距诐的根本？而充实他所以自任的心，因此一旦在放逐憔悴无聊之中，不再有平日饮酒赌博交往的乐趣，正且郁郁不能自我排遣。而突然见到瘴海之滨，异端的学问，竟然有能以义理自胜、不被事物侵乱的人。和他说话，虽然不完全理解，也难道不足以荡涤情累，而暂时空其滞碍的胸怀吗？既然这样，那么凡是他称誉大颠的话，自不必讳言；而对于公所谓‘不求其福，不畏其祸，不学其道’的，起初也不相妨碍。虽然，假使公于此能因彼

译稊稗到了秋天便成熟，由此让我醒悟到自家的黍稷尚未成熟，一旦幡然醒悟而反过来从自身寻求，以穷尽圣贤思想的深意，那么所谓“用道理战胜私欲，不被外物侵扰扰乱”的境界，将不再羡慕那些稊稗，而我自己所承担的道义，将更加广阔而有余地了！这难道不伟大吗？○这是朱熹在《考异》中为《孟子》“简”字所作的书注。

译韩愈对于道，知道它的作用周遍于万事，却不知道它的本体具备于我们心中；知道它可以在天下推行，却不知道它的根本应当先施行于自身。因此他的言论常常对外在事物详尽，而对内在修养简略；他的志向常常追求远大，但他的行为未必能在细微处谨慎。虽然他知道文章与道有轻重的区别，但最终没能审察其缓急轻重的次序来决定取舍；虽然知道急切地推行道以救济时世，抑制邪说、弘扬正道是正事，但有时难免夹杂着贪图权位、羡慕俸禄的私心。《大学》八条目，从格物致知开始，到平天下结束，用来教导人们做学问的次第，极为详尽。汉魏以来诸儒的论述，没听说有涉及这一点的。到了唐代的韩愈，才引用《大学》作为论据，差不多算是有所闻见了。然而他的言论极言正心诚意，却没有提到致知格物，这是不探究开端而突然谈论后续步骤，也难免有选择不精当、论述不详尽的毛病。怎么竟然用这种观点来议论荀子呢？

韩愈对于道，看见其大体规模极为分明，只是没能穷究它从何处来，而在体察操持践履方面都不细密。他排斥佛老，也是根据他所见的道理而言罢了。程先生说《西铭》是《原道》的宗祖，这句话可以推知韩愈见解的深浅。

又让门人评判王通和韩愈的优劣，学者多推崇韩愈，说王通根基虽然浅，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在事业上体现，天下事都纳入他的思虑。韩愈虽然看见道的大用是这样，但却没有实际用功的地方。问王通和韩愈的优劣，回答说，各自有长处。韩愈看见大意已很分明，只是不曾仔细理会，像《原道》这类文章是不容易得到的。王通的学问似乎本于老子，像清静渊默之类的话都是如此。韩愈纲领端正，却没有他那种接近老子的言论。又说，《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极好，但他不去践履玩味，所以看见得不精密。问韩愈是文士为什么配享孔庙？回答说有排斥佛老的功劳。问伊川先生认为《西铭》是《原道》的宗祖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西铭》是从上面讲起，《原道》说率性之谓道，《西铭》连天命之谓性也说了。问像定名虚位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后人多讥议它，我认为这样说也无害。这仁、这义就是定名，这仁之道、仁之德，这义之道、义之德，那么道德就是总名，是虚位。且要知道他这话是针对老子说的，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智。所以《原道》说，我所说的道德是合仁与义而言的。须知此意才能看懂。又问韩愈说孟子死后不得其传，程子取之，张载认为孤绝圣道、断绝后学，怎么样？回答说张载只是要说佛道之徒都得其传罢了。张载本是佛学出身。博爱之谓仁怎么样？回答说说得却差，仁义两句都用作本体看，事事合宜者为义，仁是爱的理。如果说博爱，说行而宜之，那就都是作用了。又说，以博爱为仁则未妥，博爱之前难道没有仁吗？问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回答说这是说行的，不是说道的本体。问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回答说这是说行道而有得于身的，不是说自然得之于天的。问孟子说杨墨之害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韩愈推尊孟子，排斥杨墨有功，而读《墨子》一篇却说那样，为什么呢？回答说韩愈第一义是学文，第二义才去穷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像说他的行为不敢有愧于道，他本只是学文，只是行为不敢有愧于道罢了。把这个作为第二义。愚按《唐史》本传说：“他的《原道》《原性》《师说》等几十篇，都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又说：“自晋迄隋，老佛显行，诸儒依靠天下正议，助长怪神，韩愈独自慨然引圣，争四代之惑，虽然遭受讥笑，跌倒又爬起来，起初好像不被信任，最终在当时大显。从前孟轲拒斥杨、墨，距孔子才二百年；韩愈排斥二家，却距千余载，拨衰反正，功劳与孟轲相当而力气加倍。所以超过扬雄不少。”自从韩愈去世，他的言论大行，学者仰慕他如泰山北斗。史家称赞韩愈如此，而程、朱二位先生的议论却是是非各半。大概史家在于奖善，而二位先生讲学明道，则虽毫厘必致其明察，这就是不同的原因吧。又《神道碑》说：“公遗命丧葬无不如礼，世俗习惯夷狄，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染我。”朱先生说：“按此可知公之平生，谨守礼法，排异教，自信之笃，至死不变，可以为后世法。以上论韩子之学

周子二程子传授

程子说：“从前受学于周茂叔，他让我寻找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

又说：“自从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来有吾与点也之意。”

又说：周茂叔门前草不除去，问他说：“与自家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茂叔说：“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

译“说的是万物各自安止于其所。”○邵雍对程颐说：“极尽地论述天地万物的道理，甚至涉及六合之外。”程颐感叹道：“平生只有周敦颐讲论到这种境界。”○程颐为程珦写的家传中说：“程珦在担任防御使时，曾暂代南安军狱掾，周敦颐年纪很轻，程珦看他的气度相貌不是一般人，与他交谈后，发现他果然是治学明道之人，于是与他结为朋友。”河间人刘安世叙述程颢的事迹说：“先生跟随汝南人周敦颐求学，穷究性命之理。”○朱熹说：“周敦溪在当时，人们见他政事精妙绝伦，就认为他仕途业绩过人；见他有心向山林之志，就认为他襟怀洒脱，有仙风道骨。没有人知道他的学问，只有程珦了解他，所以他生下程颢、程颐两位大儒是理所当然的。”

译胡氏说：周子将不传的精妙之道传授给程子，他的功绩大概介于孔子和孟子之间。人们见他著述简略，却不知他道的广大；见他文辞质朴，却不知他义理的精深；见他言语平淡，却不知他意味的悠长。五峯胡宏为《通书》作序说：《通书》四十一章，是周子所撰述的。周子名惇颐，字茂叔，舂陵人。推究其道学的渊源，有人说他传太极图给穆修，穆修传先天图给种放，种放传自陈抟，这大概只是他学问中的一位老师罢了，并非他学问的最高境界。等等。○朱子说：先生的学问，其精妙都蕴含在太极一图之中，《通书》中的言论，都是阐发此图的深意。而程氏兄弟谈及性命之际，也未尝不依据他的学说。观看《通书》中关于诚、动静、理性命等章节，以及程氏的书信、李仲通的铭文、程邵公的墓志铭、颜子好学论等篇章，就可以明白了。潘清逸为先生撰写墓志铭，叙述其所著书籍，特别将创作太极图列为首位。那么此图应当作为先生著作的首篇，无疑了。然而先生既然亲手将此图传授给二程，原本附在书后，传抄者见其如此，便误将图当作书的结尾章节，不再加以厘正，致使先生立象以尽意的微妙旨意隐晦而不明，而初次阅读《通书》的人也不知道有所统摄，这是各种版本的失误。又曾读朱内翰震进献《易说》的表，说此图的传授来自陈抟、种放、穆修，而五峯胡宏作《通书序》，又认为先生不只是种放、穆修的学生，这仅是他学问中的一位老师，并非他学问的最高境界。以先生学问的精妙，不出于此图，若说他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那决不是种放、穆修所能企及的；若说这不是他学问的最高境界，那先生的学问又怎能超越此图呢？因此我私下曾对此存疑，等到得到墓志铭考证后，才知道这果然是先生自己所作，而不是受之于人。两位先生大概都没见过此墓志铭才那样说罢了。然而胡公所论《通书》的宗旨说：“人们见他著述简略”等等，“人若真能树立伊尹的志向，修习颜回的学问，就会知道此书之言包含至大，而圣门的事业无穷尽了。”这是不可改变的至理名言，读此书的人应当知道。○又说：现在很多人怀疑濂溪的学问出自希夷，我说：濂溪的书都还在，如太极图，希夷怎么会有这种说法？

朱子说：“河图出现而八卦画成，洛书呈现而九畴排列。孔子对于斯文的兴衰，也未尝不归结于天。像濂溪先生这样的人，大概是上天所赐予，而得以继承此道的人吧？不然，为何中断很久却接续容易，晦暗极深却迅速光明呢？大概自从周朝衰微，孟子去世，此道的传承就断绝了。经历秦朝到汉朝，历经晋、隋、唐，直到我宋朝，圣祖受命，五星汇聚奎宿，实际开启了文明的运势。然后气之驳杂者变得纯粹，分离者重新聚合，清明的禀赋得以完全赋予人，而先生应运而生。不依靠师传，默默契合道的本体，建立图表撰写书籍，探究根本统领纲要。当时见到并理解他的，有程氏兄弟，于是扩大并推明他的学说，使得天理的微妙，人伦的显著，事物的众多，鬼神的幽深，无不透彻地贯通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的传承焕然重新光明于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讨践行而不失正道，如同出自三代之前一样。唉！盛大啊！不是上天所赐予，谁能做到这样呢？”○《江州书堂记》

自从孟子去世，圣人的道就不传了。世俗所谓的儒者之学，对内局限于章句文辞的习气，对外混杂于老子、释氏的言论，而他们用来修身治人的方法，于是全都出于私智人为的穿凿。像这样的，大概有一千多年到现在了。濂溪先生奋起于百世之下，才开始深入探究圣贤的奥妙，疏朗观察造化的本源，而独自心得，立象著书，阐发幽深秘密。辞义虽然简略，但天人性命的微妙，修身治人的要领，无不全部列举。河南两位程先生既然亲眼见到他而得到他的传承，于是他的学问就在世上流行。士人讲习他的学说，开始得以摆脱俗学的浅陋，异端的迷惑。三位先生对当世的功劳，于是就不小了。○袁州祠记：先生的言论，其高远达到无极太极的精妙，而实际上不离乎日常之间。其幽深探究阴阳五行造化的奥秘，而实际上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本体与功用同一来源，显与微没有间隔。秦汉以下，确实没有达到这种道理的人，而实际上却不超出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所传承的。大概他所说的太极，是合天地万物之理而用一个名称来称呼它罢了。因为它没有器物与形体，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其中，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因为它具备天地万物之理，而没有器物与形体，所以说太极本无极。这难道脱离了百姓日常的常道，而自成一物吗？其为阴阳五行造化的奥秘，固然就是这个理；其为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也是这个理。本性于此理而安守的，是圣人；恢复此理而执持的，是贤人。自从尧舜以来直到孔孟，他们所相传的学说，难道有一句话可以改变这个吗？只是孟子去世后，而诸儒的智慧不足以达到这个，所以世上的学者茫然不知道所适从。

译（学术）高深则放任于虚无寂灭的玄想之外，低劣则沉溺于杂乱博杂、华丽浮靡的辞藻之中，自己以为道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人知道它的错误。等到先生出现，才开始阐发明白这些道理，并传授给程氏兄弟，其影响于是波及天下的学者。人们这才知道圣贤世代相传的实质，原来出自于此，从而知道应当在此处下功夫。这就是先生的教化，之所以能继承前代圣人的事业、开创后世学者的门径，并对当世大有功用的原因。○隆兴祠记

译自秦汉以来，大道不能显明于天下，士人也不知道做学问的根本所在。谈论天道的人，遗忘了人事而毫无用处；谈论人事的人，不及天道而缺乏根本。专攻下学的人，不知道上达天道，因而滞留在形器层面；必定追求上达的人，不致力于下学，因而沉溺于空虚。擅长修养自身的人，或许不足以推及他人；而随顺世俗以追求功名的人，又未必能从根本推演开来。因此，天理不能显明而人欲炽盛，道学不能传承而异端兴起。人们凭借私智，在一世中奔走追逐。宋朝兴起，濂溪先生出现，然后天理显明，道学的传承得以恢复。大概是因为他阐明了太极、阴阳、五行的深奥道理，使天下奉行中正仁义的人，得以知道其来源。他阐明圣学有要领，使从事下学的人知道克制私欲、恢复礼制可以逐步达到上达的境界；他阐明天下有根本，使谈论治理的人知道真诚内心、端正身心可以推行并施用于天下。他之所以能上接洙泗千年道统，下启河洛百世传承，是因为脉络分明而规模宏大深远。历选诸儒传授的次序，来论述他复兴开创、扫除平定之功，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韶州祠记》

《通书》是濂溪夫子所著。夫子自幼就以学问品行闻名于世，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师承渊源。只有河南两程夫子曾经向他求学，从而获得孔孟不传的正统，那么他的渊源大概可以窥见。然而他之所以指出仲尼、颜回的乐趣，并发扬吟风弄月的意趣，也不能完全听闻。他所著的书大多散失，唯独这一篇原本号称《易通》，与《太极图说》一同出自程氏，流传于世，而它们的学说实际上互为表里。大体上推演一理、二气、五行的分合，以纲纪道体的精微；决断道义、文辞、禄利的取舍，以振起俗学的卑陋。至于论述入德的途径、经世的工具，又都亲切简要，不尚空谈。鉴于其宏大的纲领和巨大的功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能企及，而其条理的细密、意味的深远，又非今世学者所能迅速窥见。因此程氏去世后，传承者很少。了解他的人不过认为他用意高远而已。《通书序》

朱子既然作了《太极图说》，就抄录寄给广汉张敬夫。写信来说：“先生与门人讲论问答的话，见于书中的很详细了。对于《西铭》，大概屡次谈到；至于这张图，则未曾一言提及。说其中必有微意，这固然没错。然而所谓的微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熹私下认为，这张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大概是不得已而作的。看他亲手传授的意思，大概认为只有程子能担当得起。到了程子却不谈，则怀疑是没有能接受的人罢了。既然不能在言语意旨之外默识，那么心神驰骋于空妙，入耳出口，其弊端必然有说不完的。看他答复张闳中论《易传》成书，深患没有能接受的人。以及《东铭》见录中论横渠清虚一大的说法，使人向别处走，不如且只说敬，那么他的意思也可以看见了。至于《西铭》则是推人以证天，即近以明远，对学者日用最为亲切。不像这本书详于性命之源，而略于进为的条目，有不可以迅速谈论的。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对于《易》则很少提及，其意思也与此相同。○问：“先生说程子不将《太极图》传授给门人，大概是因为没有能接受的人。孔门也没有将此事告诉颜回、曾子，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说过？”问：“看颜回、曾子做工夫的地方，只是切己去做。”回答说：“这又何尝不是切己，都不是在外，而是我固有的。”问：“说这些只会助长人臆度料想之见。”回答说：“理防不得的人固然如此，若理防得的人，莫非都在我，便可受用，有什么臆度呢？”○问《太极图》：自一而二，自二而四，推至于万物。《易》则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六，自六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后万物之理完备。《西铭》则只言阴阳，《洪范》则只言五行，或略或详，都不同，为什么呢？先生说：理是一样的，人所见的有详略罢了，然而道理也未尝不相合。○大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下面节节只是此个道理散为万殊。如同孔子教人，只是逐件事说个道理，未曾说出大头脑处，然而四方八面合聚凑来，自然见得个大头脑。若孟子便已指出示人，到周公说出太极，已经是大段分明指出了。且如恻隐之端，从出处推上去则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谓四德之元元即太极之动处。如此节节推上去亦自见得总脑处。若看得太极处分明则尽见得天下许多道理皆自此出事事物物皆有此个道理元无亏欠也。○近世诸公知道濂溪的很浅，如吕氏《童蒙训》称他用意高远。夫《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岂用意而为之？又何远近高下之可道哉？○《通书》文虽高简，而体实渊慤，且其所论不出乎阴阳变化、修己治人之事

译未曾深入谈论那无形无象的本原以及文字之外的境界。《通书》中屡次提到“几”字，应当这样理解，一旦领悟，自然就能找到省力的地方。周敦颐的《太极图》虽然简朴古朴、深奥精微，不容易彻底探究测度，但其大意不过是告诉学者们通过讲学思考，来穷尽天地万物的道理，从而克服私欲以回归本性。其施行则能治理好家庭并通达于天下，其具体措施则是恢复古礼、变革今乐、施行政教以养育百姓，并用刑罚来整肃他们。这就是所谓的伊尹的志向、颜回的学问，而程氏传承它来唤醒世人。周敦颐留下了《太极图》，如果没有《通书》，却教人如何知晓其意？所以《太极图》有了《通书》才得以阐明。

译南轩张氏说：“自从孔子、孟子去世以后，他们精微的言论仅保存在简册之中，又经过秦朝焚书的劫难，汉代儒者号称穷究经书、学习古义，不过是在训诂和章句之间寻求，对于文辞义理有时有所增益，然而不探求根本，圣贤的心志郁结而不彰显，又有专门从事文辞的人，他们离古道更加遥远。经学家和文士分成了两条道路，等到把学问应用于当世，施行于政事行为，却又出于功利的末节，智力的营求，好像与书籍无关。于是有异端的人趁机而入，在中国横行泛滥。儒者谈论道德性命，不陷入老子就陷入佛教。偶尔有希世杰出的贤人，挥臂排斥他们，但他们的学说又不足以完全阐明我们儒家的宗旨，所以不足以抑制异端的波澜，反而有时激起了他们的声势。唉！谈论学问却没有合适的次序，谈论治理却不以学问为根本，谈论道德性命却流入虚妄荒诞，我们儒家的学问果真如此吗？等到我们的先生从远方兴起，于是超然地在心中有所自得，以《易经》的太极、《中庸》的诚为根本，以穷尽天地万物的变化。他教导人，让人立志于伊尹的志向，学习颜回的学习，推广到治理上，先王的礼乐刑政可以举荐施行，如同指着手掌一样清楚。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跟随他得到了这些学说，推究阐明其广大精微，几乎没有剩余的蕴藏。学者才开始知道孔子、孟子之所以教导，大概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其他地方。学问可以到达圣人的治理，不可以没有根本，而道德性命起初并不外在于日常实用的实际。偏颇、邪僻、邪恶、逃避的学说，都无法隐藏它们的形迹。那么先生开创之功，难道不伟大吗！”

道州祠记又说：“自从秦汉以来，谈论治理的人沉溺于五霸功利的习气，求道的人沦陷于异端空虚的学说，而对于先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的实际，圣人天理人伦的教导，不能推寻而讲明，所以谈论治理好像与学问无关，而求道的人反而不涉及政事。孔子、孟子的书仅仅流传，而学者不知道入门的门径，百姓不能看到三代的盛世，值得感叹啊！只有先生在千载之后崛起，独自在残破的简册中得到精微的旨意，推究太极的根本，以及阴阳五行的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道人是最灵明的，而性是最善良的，万物有其宗主，万事遵循其法则，举荐而施行，就可以看见先王之所以治理的，都不是私智所出的。孔子、孟子的意思因此重新阐明，至于二程先生，又推究而穷极，凡是圣人之所以教导人，与学者之所以用功，本末始终，精析完备。于是五霸功利的习气无法扰乱其正道，异端空虚的学说无法申辩其诬蔑，求道的人有了次序，而谈论治理的人有了根本，他们对圣门的功劳而流泽于后世，难道不伟大吗！”又说：“自从孟子去世，圣学失传，经历世代久远，其间儒者不是不知道尊敬孔子、孟子而诵读六经，所得不过超越于训诂文义之间而停止了。对于所谓圣人之心，之所以根本于天地而施行于天下与后世的人，很少能涉足其藩篱，何况看到其大全的人呢！只有先生出于千载之后，而有得于太极的妙理，现在他的图和书都还存在，道学有传承，实在就在这里。二程先生起初曾经向先生受学，而他们自得之深，充养之至，精粹纯密更加光大圣门的大全，至此发明没有遗憾了。以孔子、孟子的心，到三先生而后传承，那么三先生所传承心志的美德，在学者能不深求而努力体悟吗？”○又说：“自从圣学不明，谈论道的人看不到大全，卑下则割裂而没有统绪，高深则漫无边际而不精微，所以性命的说法不参验于事物之间，而经世的政务仅出于私意小智的行为，难道不可叹吗！只有先生生于千有余载之后，超然独得大易的传承，所谓太极图，乃是其纲领。推究阐明动静的一源，以看见生化的不穷，天命流行的体，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不能识其指归。然而学者如何而进于是呢？也只说敬而已。诚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那么其德性的知必有卓然不可掩于体察之际的，而后先生的蕴藏可得而穷尽，太极可得而认识了。”

程子说：“周公去世，圣人之道不行；孟子去世，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代没有善治；学不传，千载没有真儒。没有善治，士人还可以阐明善治之道，以教化人，以传承给后世；没有真儒，那么天下茫茫然，不知道去哪里。人欲放肆而天理灭绝了。”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从遗经中得到不传的学问，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别异端，辟除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重新阐明于世。大概自从孟子之后，只有一个人而已。然而学者对于道不知道所向，那么不知道此人的功劳；不知道所至，那么谁知道此名的称情呢？”○以上伊川作《明道墓表》

又说：“先生做学问，从十五六岁时，听到汝南周茂叔论道，于是厌恶科举的学业，慨然有求道的志向，不知道其要领，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几十年，返回求诸六经，而后得到它。明于庶物，”

译考察人伦关系，知道尽性至命的根本在于孝悌，穷究神妙、通晓变化的根源在于礼乐，辨别异端似是而非的谬误，开启百代以来未曾明晓的困惑。秦汉以后，没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他说孟子去世后圣学不再传承，便以复兴圣学为己任。他的言论说：“大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异端邪说危害了它。过去的危害浅近而容易识别，现在的危害深重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人，是利用人的愚昧昏暗；现在侵入人心，是凭借人的高明才智。自称穷究神妙、通晓变化，却不足以开创事业、成就功业。言论看似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脱离了伦理纲常。探究深奥细微，却不可以进入尧舜的大道。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一定会陷入这种境地。”自从大道不明以来，邪诞妖异的学说竞相兴起，蒙蔽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之中，即使是高明才智的人，也拘泥于见闻，醉生梦死，自己却不觉悟。这些都是正道上的杂草丛生，圣门中的阻塞不通，只有清除它们之后才能进入大道。先生进取时想要唤醒世人，退隐时想要阐明书籍，不幸早逝，都未能实现。他精微的辨析，稍微在世上显现的，只是学者所传述的一部分罢了。先生门下的学者很多，先生的言论平易易懂，贤者和愚者都能从中获益，就像众人到河里饮水，各自满足自己的需要。先生教导人，从致知到知止，从诚意到平天下，从洒扫应对到穷理尽性，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他忧虑世上的学者，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身处低位却窥探高位，所以轻浮自大最终一无所获。○以上出自伊川所作的《明道行状》

译伊川曾经对张绎说：“我过去撰写明道先生的行状，我的学说与明道先生大体相同，当时想要了解我的人，寻求这篇文字就可以了。”又说：“明道先生下葬时，门人朋友写文章来阐述他的道，学者很多，每个人运用自己所知道的，大概各不相同。但认为自孟子之后，传承圣人之道的人只有明道先生一人，这一点则是相同的。”

刘安礼说：“自从孟子去世，圣人的学问失传，先生杰出地自立于千年之后，清除杂乱芜秽，开示道的本源，圣人的庭院如同家喻户晓那样可以进入，学士大夫才开始知道方向。”

朱光庭说：“先生的学问以诚为根本，仰观上天，清明高远，日月运行，阴阳变化，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不过是诚罢了；俯察大地，广博承载，山川融结，草木繁茂，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也不过是诚罢了。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参与融合没有间隙，纯粹而且不停止，大概就在于此吧？诚是天德，圣人由诚而明，他静止时深沉如渊水停聚，他行动时神速如神，天地之所以定位，万物之所以养育，哪有不通过这条道的呢？先生获得了圣人的诚。自从孟子以来，一千多年，先王的大道得到先生才得以传承，他辅助天地的功绩，可以说是盛大啊。”

范祖禹说：“自从孟子去世，中庸之道不传，后世的士人不遵循根本而用心于末节，所以不能让他们进入尧舜之道。先生凭借独特的智慧自得，距离圣人一千多年，打开门的锁，直接看到厅堂深处，统一天地的道理，穷尽万物的变化，真是学者的老师。”

游酢说：“天地的心，大概是太一的形体吧？天地的化育，大概是太和的运行吧？坚定高明，万物被覆盖；柔顺博厚，万物被承载，不就是因为它的‘一’吗？阳气从这里舒展，阴气从这里凝聚，消长满虚，看不见它的形迹，不就是因为它的‘和’吗？先生的德行，大概是融合心灵洗涤思虑，默然契合于此吧？不然，为什么那样庄重不息，浑厚无边，而能言善辩的士人不足以歌颂他的美德呢？”

吕大临说：“先生具有特立独行的才能，知道《大学》的要旨，博闻强记，亲身实践努力探究，明察人伦通晓事物，达到极致，豁然心开，洞见道的本体。他达到简约的境界，虽然感动的变故不一，用这颗心应对而无穷尽；虽然天下的道理极多，知道反求自身而自足。他致力于专一，异端并立而不能使他动摇，圣人复兴也不会与他改变。他修养的成就，和气充满渗透，表现在声音容貌上，然而望之崇高深远，不敢轻慢，遇事从容不迫，然而诚心恳切，不停止。他自我承担的责任重大，宁愿学习圣人而未能达到，不愿意以一件善事成名。宁愿以一件事物未蒙受恩泽为自己的病痛，不愿意以一时的利益为自己的功劳。他自信坚定，我的志向可行，不随便洁身自好？他的去留，是我道义所安，即使是小官也有所不屑。”

武夷胡氏说：“程氏的文章，对于《易经》则依据义理来阐明卦象，从而知道体用是一源的；对于《春秋》则见于行事，从而知道圣人的大用；对于其他经典以及《论语》《孟子》则阐发其微妙的旨意，从而知道求仁的方法，入德的次序。程氏的行为，他修身待人，则忠诚感动州里；他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则孝悌显于家庭；他辞受取舍，如果不是道义，则一介也不取与。众人虽然给他千钟的俸禄，他也不顾。”

绍兴年间，谏官陈公辅说：“伊川的学问不正。”公上章辩解说：“我见元祐初年，宰相司马光、吕公着执政当国，急于得到人才，首先推荐河南处士程颐，认为他说话必定忠信，行动遵循礼义，实在是儒者的高蹈，圣世的逸民，请求加以召命，破格提拔。于是他从平民，超居讲筵。而台谏朱光廷等又上奏说：‘程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有制礼作乐的资质，实在是天民中的先觉，圣代的真儒。’而程颐被当世所知达到极点了。自从程颐担任劝讲，不追求辩辞，解释文义，用来积累他的诚意，感通圣心，本来不能听闻。等到他当官行事，举动必定遵循礼，奉身离去，进退必定合乎义。他修身行法的规矩准绳，独自超出诸儒之上，门人高弟没有人能继承。虽然崇宁年间曲加防禁，学者私下相传习，不可遏制。后来程颐的门人如谏议杨时、右史刘安节，舍人许景衡、殿院马伸、待制吴某等，渐渐进用，于是传播的人渐渐广泛，士大夫争相磨砺。而其中志在利禄的人，借他的学说来自我推销，学者不能判断真伪。壬子年，我到达行阙，有个叫仲弁的人说：‘伊川的学问近日盛行，士大夫将要转变为伊川学派了。’我对他说：‘伊川的学问不绝如线，可以说是孤立，为什么说盛行呢？难道因为他的学说满门，人人传写吗？纳口出而以为盛吗？’从此穿儒冠的人，以伊川门人互相标榜，有识之士担忧。士大夫所学，各有党与，互相排斥攻击，从此开始了。绍兴五年，省试举人陈状，请求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大概是追随新学的人。耳目见闻都已经习熟，安于他的学说，不肯立即改变。而传河

译洛学的学者，大多丧失了其本真，妄自尊大，无法使士人之心信服，因此众议喧哗，深深地加以诋毁讥讽。那些有意排斥伊洛之学的人，都想要断绝其门徒，甚至上溯到伊川先生，臣私下认为这太过分了。圣人的大道，用来垂范训诫万世，无非是中庸之道，并没有非常高深难以实行的学说，也没有背离世俗、异于常人的行为，这确实是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然而中庸的含义长期没有阐明，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发它，然后它的含义才可以思考而获得。如果不这样，那么或许有人会说高明是用来修身，中庸是用来待人接物，将本末、上下分析为两条途径，而中庸的含义就不明确了。士大夫的学问，应当以孔孟为老师，这也是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然而孔孟的大道长期没有传承，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发它，然后这条大道才可以学习而达到。如果不这样，那么或许有人把六经和《论语》《孟子》的书本，作为口耳之学来谋取世俗的资利，以求取官禄，就更加找不到入门的途径了。现在想要让学者践行中庸，以孔孟为师，却禁止他们不能跟随程颐的学问，这就像进入房间却不从门走，不也是错了吗？程颐的文章如此这般，那么狂言怪语、淫邪鄙陋的言论，难道是他的文章吗？程颐的行为如此这般，其余的也与人相同罢了。然而戴着幅巾、穿着大袖，昂首阔步，难道是他的行为吗？如此这般

译五峰胡氏说：“程氏兄弟在今天倡导久已断绝的学问，他们的功绩堪比孔子作《春秋》、孟子辟除杨朱和墨翟。”

朱子说：“先生的学问，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为纲领，进而通达六经，使人读书穷究事理，以真诚自己的意念，端正自己的内心，修养自身的品德，从自身到国家，以至于天下。他的道理坦荡而光明，他的学说简约而通达，他的行为端正而实在。大概将以此振兴百代以来的沉迷，而将人纳入圣贤的境界。”

《黄州二程先生祠记》说：天圣年间，洛阳人程珦初次任职为黄陂县尉，任期届满后不愿离去，于是定居在那里。实在是在明道元年壬申年生了儿子叫程颢，又于次年癸酉年生了儿子叫程颐。此后十多年，正值庆历年间丙戌、丁亥年间，程珦代理南安副职，于是结识了狱吏周某，并与他交往。于是两个儿子因此向他求学，慨然有了求道的志向，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得了孔孟不传的学术脉络，于是以他们的学问作为众儒者的倡导者。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明道先生、伊川先生。等等。

明道道德高尚，性情宽厚，气度宏大。伊川气质刚正，文理细密严谨。他们的道虽然相同，但修养品德的方式却不同。

所以明道曾经担任条例司的官员，不认为这是玷污自己，而伊川所写的行状，却唯独不记载这件事。明道还认为青苗法可以暂且放过，而伊川却在西监的一份状文中计较得如此仔细，可以说是不同了。但是明道所处的境界，是大贤以上，学者尚未达到，如果轻易议论他，恐怕会失去自己的操守。伊川所处的境界虽然高，但确实是中等资质的人可以企及的，学者只应当以此为法则，这样大概就能少犯错误了。

明道的言论，阐发到了极致，通透洒脱，善于启发人；伊川的言论，就事明理，质朴诚恳而精深，尤其耐人寻味。

然而明道的言论，一见就觉得好，久看更好，所以贤者和愚者都能从中获益。伊川的言论，乍看似乎不好，久看才好，所以不是长久玩味思索的人不能体会其中的意味。这就是他们自我期许不同，所以在成就人才、尊崇师道方面有所不同的原因。又说：明道浑然天成，不假人力；伊川功夫造极，可以夺取天工。○又说：明道当初想明白道理似乎很容易，便没有那些渣滓，只一两次见面就明白了。濂溪当时又不像现在这样有许多言语出来，如果不是他天资高，见得容易，怎么能就明白了呢？○问：遗书中记载明道的话，便自然洒脱明快。答：自是他见得容易。伊川的《易传》却只管修改，晚年才出版他的书。如果让明道来做，自然不会有这么多事。伊川说话，如今看来，中间难道没有小小的不同吗？只是大纲统体说得极好。如“性即理也”这一句，自孔子之后，只有伊川说得透彻。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谈论性的根基。○问：明道可以比作颜回，伊川可以比作孟子吗？答：明道可以比作颜回，孟子才气高，恐怕伊川还达不到。然而伊川在收束检制方面，孟子却不能及。又说：这道经过前后圣贤，他们的学说才开始完备。自尧舜以下，如果不生孔子，后人去哪里讨个明白？孔子之后如果没有孟子，也不够分明。后几千年才得到程先生兄弟出来阐发此理。现在看来，汉唐以下的诸儒说道理，简直是在说梦，只有韩文公依稀说得略微相似罢了。

南轩张氏说：“读各位先生的书，只觉得二程先生完全精粹，越读越觉得无穷无尽，不可不详细品味。”

又说：“伊川的言论，看起来似乎平易，而研究其中的意味，永不厌倦。”

二先生教导学者，不超过居敬、穷理两件事。取他们的书反复阅读，就可以见到。大概居敬有力，那么他所穷究的道理就越精微；穷理逐渐明白，那么他所居敬的地方就越有根基。这两者大概是互相阐发的。

二先生，他们的道难道不就像一气周流吗？为什么道理如此周备而不偏颇，言辞如此平实而有意味呢！读《遗书》《易传》及其他书籍，真难读懂啊。

上文说：各位君子往往因为有所见解，便自处地位很高，固执己见，后来精妙的义理再也无法进入，所以难免有弊病。如果……○以上兼论周子、二程子的传授。○又伊川曾说：“我在《易传》上已经自成书，只是逐次修改，期望到七十岁，这本书可以出版。《春秋》等刘绚的文字到了，再用功也不多了。”现在的人解《诗》，全无意思，却等着出些文字。《中庸》的书却已经写成。现在农夫在严寒酷暑中，深耕易耨，播种五谷，我得以食用。现在百工技艺，制作器用，我得以使用。甲胄之士，披坚执锐，守护国土，我得以安宁。却虚度了日月，就是天地间的一个蛀虫。功泽又不及别的事，又做不得，只有修补圣人遗留的书，或许有点补益罢了。○陈长方在姑苏见到尹子，问《中庸》解：“子曰”先生自己以为不满意，已经烧掉了。○又先生从涪陵回来，《易传》已经完成，未曾给门人弟子看。请求教益涉及《易》书的，才命令小奴取出书箱，亲自打开，给门弟子看。不是所请求的，不敢多阅。门弟子请问《易传》中一字之疑，先生必定再三命令。大概他潜心甚久，未曾轻易下一字。○又先

译先生说：“我四十岁以前诵读，五十岁以前研究其义理，六十岁以前反复推演阐发，六十岁以后才著书。著书是不得已而为之。”○又，南方有学者跟随伊川先生时间很长，有人归附。有人问：“学者长久在门下求学，谁是最有心得的人？”伊川先生说：“岂敢就说有心得之处，我只是给他指出一个方向，让他自己去探寻。不犯错已经是很大的防备了。如果是自己有所领悟，那就更难了。那些被认为有心得的人，就是已经有收获了。如果论及随个人能力而有见解的人，那也不是没有。”○又，胡文定公说：“从前曾听邹志完谈论近世人物，于是问程明道怎么样？志完说：‘这个人如果得志，会使万物各得其所。’又问伊川怎么样？回答说：‘却不能说伊川比明道有不通达的地方。’后来再谈论河南两位先生的学术，志完却说：‘伊川的见解极高。’于是问为什么这么说？回答说：‘从前鲜于侁曾问颜回在陋巷中不改其乐，不知道他所乐的是什么？伊川反问说：‘平常说颜回所乐的是什么？’鲜于侁说：‘不过是说颜回所乐的是道。’伊川说：‘如果有道可以乐，那就不是颜回了。’由此可知伊川的见解极高。’又说：我从前在颍昌，有赵钧国从洛阳来，我问曾听先生说过什么话？赵钧国说：‘先生对学者说：‘除了神祠庙宇，人才知道要行善。古人观察天象制作服饰，就是行善的工具。’”○按以上几章，都足以体现程子的学术，所以附在这里。

译《西山读书记》卷三十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邵雍的学问

程颐说：“先生年轻时，自恃才华出众，慷慨激昂，胸怀大志。后来致力于学问，仰慕高远境界，认为先王的事迹是可以必然实现的。等到他的学问更加精深，德行更加盛大，心思沉浸在高明之境，观察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的消长规律，从而通达万物变化的道理。然后他变得顺从自然，胸怀浩然归于大道。他在洛阳居住三十年，起初茅屋土墙，不能遮蔽风雨，亲自劳作以奉养父母，却安居自得。在家中讲学，从不强迫别人听，但前来请教的人日益增多。乡里的人被他感化，远近的人都尊敬他。士人路过洛阳的，不去官府，却一定要去先生的住所。先生道德气度纯粹，望其风采便可知其贤能，然而他不炫耀外表，不设界限，正直而不固执，通达而不污浊，清明坦荡，内外透彻。待人没有贵贱亲疏的区别，与众人聚会宴饮，谈笑终日，并不刻意追求与常人不同，只是看我所乐如何罢了。他与人交谈，必定依据孝悌忠信的原则，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从不提及别人的恶行。所以贤能的人喜悦他的德行，不贤的人信服他的教化。因此，对于淳厚风俗、培养人才，先生的功劳很大。”从前七十位弟子向孔子学习，其传承可见的只有曾子、子思，而子思传授给孟子罢了。其余的门人各自根据才能适宜的方向做学问，虽然同样尊崇圣人，但入门的途径却众多。何况在这之后的一千年，师道不立，学者不知道学问的来源。唯独先生的学问有传承。先生从李挺之那里得到学问，挺之从穆伯长那里得到学问，追溯其源流，久远而有头绪。如今穆伯长、李挺之的言论及其行事，大概可见，而先生纯正专一不杂，汪洋宏大，这是他自得之处很多。然而称其学问为一家，难道就是所说的门户众多，各自有入门的途径吗？谈论成就德行的人，过去难以居处，如果就先生所达到的境界来论，可以说是安稳且成就了。先生有书十二卷，叫《皇极经世》，古诗二千篇，题为《击壤集》。铭文说：“唉！先生志向豪迈，力量雄健，阔步长趋，凌越高空，探索幽深隐秘，曲折通畅旁通。在古代或许难以做到，先生却从容不迫。”

又门人张崏写的行状略说：“先生研究《易》、《书》、《诗》、《春秋》的学问，穷尽意、言、象、数的蕴藏，阐明皇帝王霸的道理，著书十余万字。精深研究极尽思考三十年，观察天地的消长，推演日月的盈缩，考察阴阳的度数，观察刚柔的形体。所以用元来经纶，用会来纪纲，用运来参验，用世来终结。又从唐虞断代，直到五代，以天道为本，以人事为质，兴废治乱，无所不载。其言辞简约，其义理广博，其书显明，其奥秘隐微。唉！美好极了，极致极了！天下的能事都完备了。”先生年轻时侍奉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从汶阳穆脩伯长那里听闻大道，伯长以上虽然有所听闻，但不详细。先生既接受了他们的学问，又游历河汾的弯曲处，直到淮海之滨，渡过济水汶水，到达梁宋，只要有通达大道的人，必定拜访请教，没有固定的老师。于是退居其城，在百源之上建屋，在《易经》上 greatly 覃思，夜里不设寝具，口中不再进食，三年而学问大成。○程颐说：“我接触的人很多，不杂的有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又说：“尧夫放旷。”又说：“尧夫如同空中楼阁。”又说：“尧夫是豪杰之士，根本不安分守己。”又说：“尧夫有诗云：‘频频到口微成醉，拍拍满怀都是春。’”又说：“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不止风月，言皆有理。”又说：“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这）像庄子，大抵是寓言，要进入他放荡的场合。尧夫却皆有理。自以为皆有理，所以要从心妄行，总不妨。”尧夫又得诗云：“圣人吃〇些儿事。”其言太急促，这道理平铺地放着，何必如此？又说：“尧夫的学问，先从理上推演意、言、象、数，说天下的理，必须出于这四者。我得到这个大者，则万事由我，没有不定的。然而未必有术，总之也难以治理天下国家。”他的为人则是直是无礼不恭。又说：“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这些事便与唐尧舜三代一般。’这种话自孟子后，无人曾敢如此说来。须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删后更古无诗。这个意思原本古代没有人说过。”○邵雍曾经对程颐说：“你虽然聪明，然而天下的事也很多，你能全部知道吗？”程颐说：“天下的事，我不知的固然很多，然而尧夫所说的不知，”是什么事？这时恰好雷起。尧夫说：“你知道雷起处吗？”程颐说：“我知道。”尧夫不知道。尧夫愕然说：“这是什么意思？”程颐说：“既然知道，何需用数推演？因为不知道，所以等待推演而后知。”尧夫说：“你认为雷起于何处？”程颐说：“起于起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