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读书记卷三十六

译《书》说：“自古只有道而没有神仙，后世的人知道有道却得不到道的真谛，不知道没有神仙却胡乱学习成仙，这是我所哀叹的。道是自然的规律，人出生必然死亡，也是自然的规律。用自然的道来养护自然的生命，不自我残害摧折而夭折，从而享尽天然的寿命，这是自古圣贤智者所共同的。大禹奔走天下，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治理众多河流，可以说使形体非常劳累了，却活了一百岁；颜回在简陋的巷子里安然躺着，一箪食一瓢饮，外不被事物诱惑，内不被心念动摇，可以说达到了极致的快乐，却活不到三十岁。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仁人。使形体劳累的人长寿，安享快乐的人短命，大概寿命的长短，是天所赋予的，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只有不自我残害而各自享尽天然的寿命，这是两人所相同的。这就是所说的用自然的道来养护自然的生命。后世贪图生存的徒众，从事养生之术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吃草木，服用金石，吸取日月的精光。又有人认为这些外物不足以依赖，转而向内寻求。于是排除杂念断绝欲望，炼养精气，勤于吐纳，专心于内守，以养护精神。他们的术法虽然源于贪生，但到了极致，尚且可以保全形体而抵御疾病，还胜过放纵欲望称心如意而危害生命的人。所谓养内的术法，上等智者任其自然，次等养内以抵御疾病，最下等妄加揣测而贪生。○问神仙飞升的说法，有吗？程子说：“如果说白日飞升之类，那是没有的。如果说居住在山林间，保全形体炼养气息，以延年益寿，那是有的。比如一炉火，放在风中就容易熄灭，放在密室中就难熄灭，有这样的道理。”又问：“○您说圣人不师从神仙，他们的术法不同。圣人能做这样的事吗？”回答说：“这是天地间的一个贼，如果不是窃取造化的机密，怎么能延年？如果圣人肯做，周公孔子就会做了。”有人谈论导气，问程子说：“您也有术法吗？”回答说：“我曾经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皮衣，饿了吃饭渴了喝水，节制嗜好欲望，安定心气，如此而已。”○朱子的诗说：“盗取开启元命的秘密，窃取生死的关键。”又说：“只怕违背天理，偷生怎能安心。”这也是程子的意思。至于他解释屈原《远游》中所谓的“一气非常神妙啊，在半夜里存养；不要扰乱灵魂啊，它将自然虚静地等待它啊，无为之先”，则深深采纳它作为养生的至理名言。即使是广成子告诉黄帝的，也不过如此，那么他的意思也可以知道了。后世方士迷惑君主，如寇谦之、柳泌、赵归真之类，可以作为君主的警戒，另外记载。

译晋代范甯说：“王何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要严重。”

有人觉得这话太过分了，范甯说：“王何毁灭废弃了经典文献，使仁义之道隐没沉沦，用游移浮夸的言辞，使后辈学子心神动荡？夏桀、商纣虽然一时纵暴，只足以导致自身丧命、国家覆亡，难道能改变百姓的视听观念吗？”所以我认为，自我毁灭的恶行较小，迷惑众人的罪过较大。○按：魏国正始年间，何晏等人推崇老庄，崇尚清谈；到了晋代，这种风气更加严重。何晏曾经立论，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根本，因此士大夫们都以浮华虚诞为美。裴頠撰写《崇有论》，来解释其中的弊端，然而不能挽救。陈頵曾经写信给王导，认为老庄的习俗倾覆迷惑了朝廷，应当迅速改变，然后大业才能成就，王导不能听从。当时的名士如庾亮等人，都以清谈为风流的宗师。国子祭酒袁瓌曾经请求设立太学，然而士大夫习尚庄老，儒学终究不能振兴。防稽王昱、敖洗等人，又从而煽动，即使是谢安这样的贤人，也不免被习俗所改变。范甯独自喜好儒学，所以发表此论。然而最终晋朝灭亡而不能革除。到了梁武帝喜好佛教，而太子又讲习庄老，詹事何敬容感叹说：“西晋崇尚浮虚，致使中原沦陷于胡羯之手，如今江东又如此，江南难道也要沦为戎狄之地吗？”后来元帝在龙光殿喜好清谈，讲习《老子》，胡氏评论说：“老子的言论，其危害不能与佛教相比。然而抛弃仁义，捐弃礼乐，将其作为道，遗弃外物、脱离人群，趋向淡泊，从而使生民的治理废弛了。”有人问：“曹参治理齐国，师从盖公，他辅佐汉朝时，以清净无为，文景之治，大体依据黄老之术，约束自身、减少事务，减轻赋税、放宽刑罚，不谈论军事而天下富足，老子的教化又有什么过失呢？”回答说：“盖公对曹参说：‘治理之道贵在清净，百姓自然安定’，这不过是《老子》书中的一句话罢了。这一句话并没有捶打仁义、灭绝礼教的过失，所以曹参采用它，致力于休养生息，不扰民直到文景时期，这就达到了极致的功绩。虽然如此，百姓众多，富足了，但还没有达到教化的程度。与二帝三王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道理相比，可以同日而语吗？更何况拾取那些清谈言论而不切合事理，像西晋那样，致使胡羯、氐羌的腥膻之气熏染岱岳华山，几乎长达三百年。孔子的道理，难道会有这样的祸患吗？那萧绎又哪里值得称道，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不思量保国的计策，却讲习《老子》。近来有简文帝，不知道以此为鉴，也是愚昧蒙蔽到了极点。”又说：“自从何晏、王弼用老庄之书训释《周易》，王衍、葛玄竞相模仿，专门从事清谈，糟蹋五经，蔑视根本，风流波荡晋朝。于是导致灭亡。又说：‘从事清谈的人，认为心与迹是两条道路，与世事不同；形体器物法度，都是刍狗剩下的东西；视听言动，不符合性命的道理。这就是他们大大失误而不自知的缘故。’何晏、王衍，自己毁灭自身，毁灭别人的国家，如同出于同一轨道。后世宗师佛教，其弊端又比清谈更严重。其教义源头的偏差，也是相似的。○我按：文中子曾说：‘清谈盛行而晋室衰微，不是老庄的罪过。’清谈的弊端，正源于老庄，说不是他们的罪过，可以吗？近年来的文士，又说自从正始年间以风流相号召，喜好形成习俗，士人虽然坐着谈论空泛的见解，不畏惧临阵作战，纨绔子弟能打败百万军队。这是清谈产生功效而不是丧失国家。抵御敌人，是临阵的功劳；而丧失国家是由清谈导致的，其得失自然不能互相掩盖。却说‘清谈产生功效’，可以吗？这就是所谓违背常理的评论，不得不辩驳。

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叫做仁，行为适宜叫做义，由此而前往叫做道，自足于己不依赖外物叫做德。仁与义是确定的名称，道与德是虚设的位置。所以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轻视仁义，不是诋毁它们，而是他见识短浅。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小，不是天小，他把煦煦当作仁，把孑孑当作义，他轻视它们也是应该的。他所称的道，是他所认为的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称的德，是他所认为的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仁与义来说的，是天下的公言。老子所说的道德，是去掉仁与义来说的，是一人的私言。”周朝王道衰微，孔子去世，秦朝焚书，汉朝崇尚黄老，晋、宋、魏、齐、梁、隋之间崇尚佛教，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于杨朱，就归于墨子；不归于老子，就归于佛教。归于彼，必出于此。归于彼的人为主，出于此的人为奴；归于彼的人依附，出于此的人污蔑。唉！后来的人想要听闻仁义道德的学说，跟随谁去听呢？老子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佛教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做孔子门徒的人，习惯听到这种说法，喜欢其荒诞而自轻，也说：“我的老师也曾说过。”不仅在口头上宣扬，而且写在书上。唉！后来的人虽然想要听闻仁义道德的学说，跟随谁去求呢？人们喜好怪异也太严重了！不探究其开端，不询问其末端，只想要听闻怪异。古代为民的有四类，现在为民的有六类；古代教化的人占其中一类，现在教化的人占其中三类。农家一家，而吃粟米的家庭有六家；工匠一家，而

译使用器具的百姓有六户，从事商业的百姓有一户，而依靠这六户百姓供养的（僧侣）有六户。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并沦为盗贼呢？古时候，危害人的因素很多。有圣人出现，然后教导人们相生相养的道理，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驱赶虫蛇禽兽，让他们居住在中原。土地寒冷，然后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然后为他们制作食物；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地上会生病，然后为他们建造房屋。为他们设立工匠来供应器具，设立商人来互通有无，设立医药来救治早死的人，设立丧葬祭祀来增进恩爱，设立礼制来区分先后次序，设立音乐来宣泄郁结，设立政令来督促懈怠疲乏的人，设立刑罚来铲除强横欺诈的人，设立符节玺印斗斛来取信于人，设立城郭甲兵来防备争夺，灾害到来就为之准备，祸患产生就为之防范。现在他们的言论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打破斗斛折断秤杆，百姓就不争夺了。”唉！他们也不过是不思考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热，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所以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是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来侍奉他们上级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根本；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百姓不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来侍奉上级，就要被诛杀。现在他们的法则说：“一定要抛弃君臣关系，去除父子亲情，禁止相生相养的道理，去追求他们所说的清净寂灭。”唉！他们幸运的是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贬斥；他们不幸的是没有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匡正。帝与王，他们的称号不同，但他们成为圣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皮衣，渴了喝水饿了吃饭，事情不同，但他们成为智者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他们的言论说：“为什么不回到太古那种无事的状态呢？”这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穿葛布衣服那样容易呢？”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喝水那样容易呢？”《传》说：“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行昭示于天下的人，先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整顿好他的家庭；想要整顿好家庭的人，先修养好他的自身；想要修养好自身的人，先端正他的内心；想要端正内心的人，先真诚他的意念。”那么古代所说的端正内心和真诚意念，是为了有所作为。现在想要治理内心却把天下国家置之度外，灭绝天然的常理，做了儿子却不把父亲当父亲，做了臣子却不把君主当君主，做了百姓却不从事本分的事。孔子作《春秋》，诸侯使用夷狄的礼仪，就把他们当作夷狄；夷狄进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们当作中原人。经文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诸夏没有君主。”《诗经》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现在竟然把夷狄的法度加在先王的教化之上，这离一起沦为夷狄还有多远呢？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博爱叫做仁，行动适宜叫做义，由此而前往叫做道，自足而不依赖外物叫做德。它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法度是礼乐刑政，它的百姓是士农工商，它的位分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的服饰是麻丝，它的居所是宫室，它的食物是粟米果蔬鱼肉，它作为道容易明白，作为教化容易实行。所以用它来要求自己，就顺遂吉祥；用它来对待别人，就仁爱公正；用它来作为内心，就和平安定。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没有处理不当的地方。所以活着能顺应情理，死了能尽到常道。在郊外祭祀，天神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享用。问：“这是什么道呢？”答：“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刚才所说的老子和佛的道。”尧把这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人能传承了。荀子和扬雄，选择得不精粹，论述得不详尽。从周公往上，上面是君主，所以事情能实行；从周公往下，下面是臣子，所以学说能流传。那么怎么做才行呢？说：“不堵塞佛老之道，儒家之道就不能流行；不停止佛老之道，儒家之道就不能推行。使僧侣还俗，烧毁佛书，把寺庙改为民宅，阐明先王的道理来引导他们。鳏寡孤独残疾的人得到供养，大概就可以了吧。”又给孟简的信中说：“防惠信中说，有人越来越信奉释氏是错的。在潮州时有一个老僧，号大颠，颇聪明懂道理。偏远地方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所以从山上召到州城，留了十多天，确实能超越形体以理自胜，不被事物侵扰扰乱。和他交谈，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自认为难得，因此与他往来。等到祭神到海上，就去他的住处。等到来到袁州，留下衣服作为告别。这是人之常情，不是崇信他的法，追求福田利益。”孔子说：“我祈祷很久了。”凡是君子行为立身，自有法度。圣贤的事业，都在典籍中，可以效仿可以学习。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累善行恶行，灾祸福庆各自按照类别到来。哪有抛弃圣人之道，舍弃先王之法，而跟随夷狄的教化，来追求福利的呢？《诗经》不也说吗：“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走邪路。”传又说：“不被威势吓倒，不为利益所累。”假如释氏能给人带来祸祟，也不是坚守道义的君子所惧怕的。

译况且千万没有这样的道理。再说那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行为像君子呢，还是像小人呢？如果是君子，必定不会胡乱给坚守正道的人降下灾祸；如果是小人，他的身体已经死了，他的鬼魂也不灵验。天地神灵明察秋毫、森然排列，是不可欺骗的。又怎会允许他的鬼魂凭主观意愿在其中作威作福呢？进退都没有依据却信奉他，这也太糊涂了。再说我不帮助佛教反而排斥它，也是有原因的。孟子说：“现在天下的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翟，杨朱和墨翟的学说互相扰乱，圣贤的道理就不明，那么三纲沦丧而九法败坏，礼乐崩溃而夷狄横行，差不多就要变成禽兽了？”所以说：“能言说并驳斥杨朱、墨翟的人，都是圣人的门徒。”扬子云说：“古时候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辞去官职来驳斥他们，才使正道廓然清明。”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正道被废弃，将近几百年，直到秦朝，最终灭绝了先王的法度，焚烧典籍，坑杀学士，天下于是大乱。等到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将近一百年，还不知道修明先王的道理。后来才废除禁止携带书籍的法律，稍微寻求散失的书籍，招揽学士。经文虽然大多找回，但都残缺不全，十成中亡失了两三成，所以学士大多老死。新学者没见到完整的经文，不能完全知晓先王的事迹，各自以所见的为坚守，分离乖隔，不符合大公之道。二帝、三王、众圣人的道理，于是大大败坏。后来的学者没有可追寻的，以至于今天昏昏不明。这祸患是由于杨朱、墨翟肆意横行而没有禁止的缘故。孟子虽然贤圣，但没有得到职位，空谈没有施展，虽然恳切有什么补益？然而依靠他的言论，现在的学者还知道尊崇孔子，崇尚仁义，重视王道轻视霸道罢了。那些大的经义法度都灭亡了而不拯救，败坏腐烂了而不收拾，所谓千百中留存十一，哪里能说是廓然清明呢？然而如果没有孟子，那么大家都要穿左衽的衣服，说胡人的语言了。所以我曾经推崇孟子，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就是因为这个。汉朝以来，众儒生勉强修补，百孔千疮，随着混乱随着丧失，其危险就像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绵延不断，逐渐微弱消亡。在这个时候，却在其中宣扬释、老之道，鼓动天下众人跟随他们。唉，这也太不仁义了！释、老的祸害超过杨朱、墨翟。韩愈的贤能不及孟子，孟子不能在道统未亡之前拯救它，而韩愈却想在已经败坏之后保全它。唉，这也是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而且看到自身危险，没有人救助，只能以死相殉。虽然如此，如果让他的道通过我而粗略地传下去，即使死掉也万万没有遗憾。天地鬼神在上面监视，在旁边作证，又怎能因为一次挫折，就自毁其道而顺从邪说呢？又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说：“人本来有儒家之名而行墨家之实的，问他的名义，是对的；考察他的行为，是错的，可以和他交往吗？如果有墨家之名而行儒家之实的，问他的名义，是错的；考察他的行为，是对的，可以和他交往吗？”扬子云说：“在门墙之内就挥斥他，在夷狄之地就接纳他。”我取这作为准则。文畅喜欢文章，他周游天下，凡是出行必定向士大夫先生请教，以求吟咏他的志向。贞元十九年春，将要向东南出行，柳宗元替他请求，解开他的行装，得到他所叙述的诗篇累计一百多篇，不是极其笃爱好，怎么能达到这么多呢？可惜他没有用圣人的道理告诉别人，而只是举出佛教的说法赠送给他。文畅是佛教徒。如果想听佛教的说法，应当自己去他的老师那里询问。为什么拜见我们这些人而来请求呢？他看到我们君臣父子的美德，文物的兴盛，心里羡慕。受佛教戒律拘束而不能进入儒家之道，所以乐于听儒家的说法而请求。像我们这些人，应当用二帝三王的道理，日月星辰的运行，天地之所以显著，鬼神之所以幽隐，人物之所以繁衍，江河之所以流淌，来告诉他。不应当又讲佛教的说法而轻率地告诉他。百姓刚产生时，本来像禽兽夷狄一样。圣人建立之后，然后知道居住宫室而吃粮食，亲近亲人而尊重尊者，活着的人供养而死去的人安葬。所以道没有超过仁义的，教没有大于礼乐的。刑罚政令施行于天下，万物得到适宜；施之于自身，身体安适而气脉平和。尧用这个传给舜，舜用这个传给禹，禹用这个传给汤，汤用这个传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用这个传给周公孔子，记载在简册上，中国的人世代守护它。现在佛教徒，是谁创立而谁传承的呢？鸟低头啄食，抬头四处张望；兽深居简出，害怕外物对自己有害，尚且还不能逃脱。弱者的肉，强者的食物。现在我和文畅安居闲暇，饮食优游地对待生死，与禽兽不同的，难道可以不知道它的来源吗？

译查考东汉永平八年，楚王刘英捧着黄色的绢和白色的细绢去见国相，说：“我依托在藩辅之位，过错罪恶累积，奉送绢帛来赎罪。”皇帝下诏回复说：“楚王通晓黄老之学的精微言论，崇尚浮屠的仁爱祭祀，斋戒三个月，与神明立誓，有什么嫌疑和疑虑，应当有悔恨和过失。把所赎的财物退还，用来资助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的丰盛饮食。”起初，皇帝听说西域有神，名叫佛，于是派遣使者到天竺，寻求他的道法，得到他的书籍以及沙门一同回来。那些书大体以虚无为宗旨，崇尚慈悲不杀，认为人死后精神不灭，随着又接受形体，生前所做的善恶都有报应，所以所推崇的是修炼精神，以至于成为佛。善于用宏大阔远、优胜伟大的言辞，来劝诱愚昧的世俗之人。精通其道的人称为沙门。于是中国开始传播这种方术，绘制他的形象，而王公贵人中只有楚王刘英最先喜好它。又《后魏书·释老志》说：“查考汉武帝元狩年间，派遣霍去病讨伐匈奴，到达皋兰，经过居延，斩首大获全胜。昆邪王杀了休屠王，率领他的部众五万人来投降，缴获了他的金人。皇帝认为这是大神，陈列在甘泉宫。金人大约高一丈多，不祭祀，只是烧香礼拜而已。这就是佛道流传的开端。”等到开拓西域，派遣张骞出使大夏回来，传说那里旁边有身毒国，一个名字叫天竺，才开始听说有浮屠的教化。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接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头传授的浮屠经，中原地区听说了，并没有完全相信。后来汉明帝夜里梦见金人，头顶有白光，在殿庭飞行，于是询问群臣，傅毅才用佛来回答，派遣使者到天竺抄写浮屠的遗范，于是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东归洛阳。中国有沙门以及跪拜的礼仪从此开始。又得到佛经四十二章以及释迦牟尼的画像，明帝命令画工绘制放置在清凉台以及显节陵上，经书密封在兰台石室，让他们回来。因为白马驮着经书到达，汉朝因此在洛阳城雍关西建立白马寺。浮屠的正号叫佛陀，佛陀与浮屠声音相近，都是西方的语言，传来后转变成两个音。用华言翻译，就叫做净觉。他的经书大体说生生不息的类别，都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经历三世，识神常常不灭，凡是做善恶必定有报应，逐渐积累胜业，陶冶粗鄙，经历无数形体，修炼神明，才达到无生而得到佛道。其中的阶次、心行等级不一，都缘于浅至深，借微而至著，大体在于积累仁顺，消除嗜欲，习练虚静而成通照。所以开始修心，就依从佛、法、僧，称为三归。又有五戒：去除杀、盗、淫、妄言、饮酒。奉行它们就生于天人胜处，亏犯就坠入鬼畜等苦恶生处。总共有六道。成为沙门的人，初修十诫，叫沙弥，最终达到二百五十条就具足，成为大僧。妇女叫比丘。凡是他们的诫律达到五百条，都以浮屠为本，随事增加数量，在于防范心、摄身，正口去贪、忿、痴，身除杀、淫、盗，口断妄杂诸非正言，总称为十善道。能具备这些，称为三业清净。凡人修行有三种，其根业大不相同，称为三乘：声闻乘、缘觉乘，取可以乘运以至道为名。这些人恶迹已尽，只修心荡累，济物进德，初根人为小乘，行四谛法；中根人为中乘，受十二因缘；上根人为大乘，则修六度。虽然阶分三乘，但关键是由修进仁行，拯度群生，才可登佛境。所谓佛，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说道充德盛，堪济万物。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释者是，天竺迦维卫国王之子。天竺是其总称，迦维是名。起初释迦以四月八日生，姿相超异有三十二种。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年三十成佛，导化群生。四十九载，乃于拘尸那城婆罗双树间入般涅槃。涅槃译言灭度，或言常乐我净，明无迁谢及诸苦累。诸佛法身有二种义：一者真实，二者应。真实身谓至极之体，妙绝拘累，不得以方处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应，体常湛然。应身者，谓和光六道，同尘万，生灭随时修短，应物形由生，体非实有。惟形虽谢，体不迁，但时无妙感，莫得常耳。明生非实生，灭非实灭。既涅槃后，有声闻弟子大迦叶等五百人撰集聚。阿难亲承嘱授，多闻总持盖能综核深致，无所漏失，乃缀文字撰三藏十二部经。如九流之异，其大归终以三乘为本。汉明帝时云云。桓帝时，襄楷言佛陀黄老道，以谏欲好生恶杀，少嗜欲，去奢尚无为。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异。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宣译诫律，中国诫律之始。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

译建造四方形的样式，凡是宫室防御的制度，都依照旧有的状况重新构建，从第一级到第三、第五、第七、第九级，世人沿袭称之为浮图，或者叫佛图。晋代洛阳城中佛图已有四十二所了。晋元康年间，有胡地沙门支恭明翻译《维摩诘经》《法华经》等经典，其中精微隐晦的义理，未能彻底探究。后来有沙门卫道安，天性聪敏，每天诵读经文万余字，钻研深奥的道理，既然没有老师指导，便独自坐在静室中十二年，深思构思，领悟妙理，认为以前所出的经典多有错乱驳杂，于是纠正其谬误。石勒时有佛图澄，被石勒所尊崇，佛图澄去世后，中原纷乱，道安便率领门徒南游新野，想要让佛教宗派在各处流传，分派弟子各自前往各方，法汰前往扬州，法和进入蜀地，道安与慧远前往襄阳。道安后来进入苻坚的地盘，苻坚以师礼尊崇他。当时西域有胡地沙门鸠摩罗什，思想通达佛法，道安想与他讲论解释，劝苻坚招致罗什。道安去世后，罗什到达长安，道安所校正的经典义理与罗什翻译出的完全符合一致，于是佛法在中原大盛。后魏太祖天兴元年下诏说：“佛法的兴起，由来已久了，其济世益人的功德，遍及生死之人，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修缮宫舍，让信奉崇尚佛教的人有所居住。”此后历代朝廷更加崇敬。这时鸠摩罗什被姚兴所重视，在长安草堂寺聚集义学僧人八百人，重新翻译经本。罗什聪慧善辩且有深远的思虑，通晓东西方的语言，当时沙门道彤等数人与罗什共同提携，阐发幽深精妙的义理，各种大经大论十余部，重新审定章句，文辞义理通透明了，道彤等人学识渊博，僧肇尤为突出。罗什撰写翻译时，僧肇常执笔确定各种文辞义理，学者都尊崇他。魏世祖刚即位时，常引见高德沙门与他谈论，在四月八日与佛像在通衢大道上行进，皇帝登楼临视，撒花以示礼敬。等到他信奉寇谦之，施行其法术，司徒崔浩也信奉寇谦之的道，尤其不信佛，对皇帝多次加以非议诋毁，皇帝颇为相信。后来因为讨伐盖吴到达长安，此前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用马夫在麦中牧马，皇帝入寺观看马匹。沙门请随侍官员喝酒，随侍官员进入他们的厕所，看见有弓箭矛盾，皇帝大怒，认为他们与盖吴通谋，又查抄他们的财产，得到酿酒器具及淫乱的痕迹，崔浩趁机进言，下诏诛杀长安沙门，焚毁破坏佛像，并下令在四方执行。这时是真君七年三月。崔浩死后，皇帝颇为后悔，禁令逐渐放宽。高宗即位，下诏各州县允许建造佛图一所，任由其使用财物，不限制限额。那些想当沙门的人，不论长幼，允许他们出家。天下人追随风气，朝夕之间，往日所毁坏的佛图寺庙，又都修复了。孝文帝太和年间，多次驾临永宁寺，设斋听讲。当时京城内新旧寺庙将近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各地寺庙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自从魏国有国，直到禅让改代，佛经流传中国，共有四百一十五部，合计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后，天下多有忧患，劳役尤其严重，于是各地百姓互相结伴入道，假借仰慕沙门，实际是为了逃避徭役，荒谬泛滥到了极点，自中国有佛法以来，未曾有过。粗略计算僧尼二百万，寺庙三万多所，流弊不归于一，到了这种地步，有识之士因此叹息。《隋书·经籍志》所叙述大致相同的不再记录。其中说魏黄初年间，中国人开始依照佛戒剃发为僧。晋太始年间有月支沙门竺法护，西游各国，大量获得佛经，到洛阳翻译的部数很多，佛法东传从此兴盛。姚苌时，胡僧到长安数十人，只有鸠摩罗什才德最优，与昙摩罗忏等人所译经典不可胜数。从此佛法流通，遍布四海。梁武帝大力推崇佛法，在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共五千四百卷。隋开皇初年，高祖普遍下诏天下，允许出家，仍令按人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各郡都邑之处，都由官府抄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另外抄写收藏于秘阁。天下人随风而倒，竞相景仰羡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综合魏、隋两史志来看，则汉明帝以后已有佛法，到晋以后才开始兴盛，所以韩愈说佛在晋宋齐梁魏隋之间盛行，现在略摘其要点以备查考。

译欧阳修在《本论》中说：佛法成为中国祸患已经一千多年了。世间那些卓然不惑且有力量的人，没有谁不想除掉它。已经曾经试图除掉它，却又大规模聚集力量去攻击它；暂时击破后反而更加坚固，扑打它未灭反而更加炽盛，于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难道是果真无法除掉吗？大概也是不知道正确的方法罢了。

医生对待疾病，必定推究疾病产生的根源，而治疗它受病的地方。疾病乘人体气虚而侵入，那么高明的医生不直接攻击疾病，而致力于调养人的正气。正气充实了疾病就会离去，这是自然的功效。所以拯救天下的祸患，也必定要推究祸患产生的根源，而治疗它受患的地方。

佛教是夷狄的宗教，离中国最远，而有佛教本来也已经很久了。尧、舜、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王道政治修明，礼义的教化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进入。等到三代衰微，王道政治缺失，礼义废弃，后来过了三百多年，佛教才来到中国。由此说来，佛教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政治缺失、礼义废弃的时候而来，这是遭受祸患的根本原因。弥补它的缺失，修明它的废弃，使王道政治清明而礼义充满，那么即使有佛教，也无法施加于我们的百姓了。这也是自然的趋势。

从前尧、舜、三代治理政事，设立井田制度，登记天下的人口，计算他们的口数而都分给田地。凡是人力能够胜任耕种的，没有不拥有田地而耕种的，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区别征赋的等级，以督促那些不勤勉的人，使天下人的劳力都用在农田上而没有空闲去做其他事情。然而又担心他们劳累懈怠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牺牲酒醴来保养他们的身体，钟鼓匏土俎豆来愉悦他们的耳目。在他们不耕种休息力气的时节，用礼来教化他们。所以趁着田猎而制定搜狩之礼，趁着嫁娶而制定婚姻之礼，趁着死葬而制定丧祭之礼，趁着饮食群聚而制定乡射之礼。不只是用来防止混乱，又借此来教化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明白人伦的大义。

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道理，都顺着他们的欲望而制定修饰的物品，加以文采，用来取悦他们，使他们容易趋向。顺应他们的性情而加以节制，用来防范他们，使他们不过分。然而还担心这样还不够，又设立学校来讲解阐明。所以上自天子郊外的太学，下至乡里的庠序，没有不设立学校的。挑选百姓中聪明的人来学习，让他们互相告知劝勉，诱导劝诫那些愚笨懒惰的人。唉，多么完备啊！

大概尧、舜、三代治理政事就是这样，他们考虑百姓的心思非常精微，治理百姓的措施非常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非常周密，诱导百姓的道理非常恳切。勤勉地推行，而施加于事物的影响非常融洽；逐渐地浸润，而进入人心的程度非常深。所以百姓活着的时候，不尽力于农田，就从事于礼乐之间；不在家里，就在学校之中。耳闻目见，无非是仁义礼乐而趋向它，不知道疲倦。终身不见怪异的东西，又哪里有空闲去羡慕外道呢？所以说：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进入，是因为有这些完备的措施。

等到周朝衰微，秦朝兼并天下，完全废除了三代的制度，王道中断。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强实行治理的措施不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不周密。佛教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佛教到来的人日益增多，我们所做的日益败坏。井田制最先废除，兼并和游手好闲的奸邪之徒兴起。后来所谓的搜狩、婚姻、丧祭、乡射等礼，凡是用来教化百姓的措施，相继全部废除。然后百姓中的奸邪之人有空闲而做其他事情，善良之人泯然不见礼义的教化。奸邪之人有余力，就想着做邪僻之事；善良之人不见礼义，就不知道趋向哪里。佛教在这个时候乘其空隙，正鼓吹其雄辩荒诞的学说而牵引人，那么百姓不得不跟随而归附了。

何况王公大人常常倡导并驱使他们说：“佛教是真正可以归依的”，那么我们的百姓有什么疑惑而不归附呢？幸而有一个不迷惑的人，正愤怒地说：“佛教是什么东西？我将拿着武器去驱逐它。”又说：“我将用言论来排斥它。”千年的祸患遍布天下，难道是一人一日所能做到的吗？百姓沉溺其中深入骨髓，不是口舌所能战胜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明根本来战胜它。”

从前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扰乱，孟子担忧这件事，而专门宣扬仁义。所以仁义的学说战胜了，那么杨墨的学说就废除了。汉朝的时候，百家并起，董仲舒担忧这件事，而退修孔子的道。所以孔子的道彰明，而百家平息。这就是所说的修明根本来战胜它的功效。

现在八尺高的男子，披甲持盾，勇冠三军；然而见到佛教就礼拜，听到佛教的学说就有敬畏羡慕的诚意，为什么呢？他们虽然强壮狡猾，心中茫然无所坚守而这样。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渺小柔弱，进退畏怯；然而听到有人诽谤佛教，就义形于色，不仅不为之屈服，还想驱逐断绝它，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学问明达而礼义熟习，心中有所坚守来战胜它。那么礼义，就是战胜佛教的根本。现在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懂得礼义的人尚且能不为之屈服，假使天下人都懂得礼义，那么就能战胜它了。这也是自然的趋势。

又说：“从前荀子的学说，认为人性本恶，写了一篇文章来坚持他的论点。我起初喜爱它，等到看到世人归附佛教，然后知道荀子的学说谬误得很厉害了。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些信奉佛教的人，抛弃父子关系，断绝夫妇关系，与人的本性非常违背，又有蚕食虫蛀的弊端。然而百姓都相继归附它，是因为佛教……”

译这是因为有提倡行善的说法的缘故。唉！如果真能让百姓清楚地知道礼义才是善，那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互相带领着去遵循呢？为什么教化他们、晓谕他们却达不到效果呢？佛家的学说人们听得熟稔，深入人心已经很久了。至于礼义的事情，百姓却未曾听说或见过。现在如果对众人宣告说：“禁止你们信奉佛教，而遵循我们的礼义”，百姓将会惊恐而逃跑。不如循序渐进地推行，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趋向礼义，这样就可以了。大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采用堵塞的方法，所以水灾更加猛烈；等到禹治理洪水时，采用疏导的方法，祸患才开始平息。大概祸患深重、势头强大时，难以与之对抗，不如慢慢引导使其消除，这样比较容易。如今尧舜和三代的政治，其学说尚且存在，其制度也都还在。如果真能研究并修明它，勤勉地推行，并逐渐地浸润教化，使百姓都乐于趋向它，那么礼义就能充实流行于天下，佛教也就没有施展的地方了。」《〇》说：“事物不能同时强大，这是自然的趋势。”同时，徂徕、石氏也有奇怪的学说，现在不予收录。

译程子说：“杨朱、墨翟的祸害比申不害、韩非更严重，佛教、道教的祸害又比杨朱、墨翟更严重。杨朱主张为我，看似接近仁；墨翟主张兼爱，看似接近义。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浅陋，容易看清，所以孟子只辟驳杨朱、墨翟，因为他们迷惑世人的程度非常深。佛教、道教的言论接近事理，又不是杨朱、墨翟能比的，这就是它们祸害尤其严重的原因。”

佛教的学说在‘用恭敬来端正内心’方面是有的，但在‘用道义来规范外在行为’方面却没有。所以，性格滞涩固执的人陷入枯槁寂灭，性格疏通豁达的人归于放纵恣肆，这就是佛教的教义之所以狭隘的原因。

又说：“佛教有一个觉悟的道理，可以说做到了用恭敬来端正内心。然而没有用道义来规范外在行为，那端正内心的部分，究其根本，也是不对的。”

圣人以天为本，佛教以心为本。

我认为，天，是指理而言；心，是兼括血气而言。佛教以精神知觉为主，所以说以心为本；圣人以仁义礼智为主，所以说以天为本。

佛教出于对生死的恐惧，为了私利，哪里是公道？只致力于向上通达，而没有向下的学习。那么，他们向上通达的地方，难道是正确的吗？

原本不相连属，只有间断，这不是道。孟子说：“充分扩充自己本心的人，就能了解人的本性。”他们所说的识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存养本心、涵养本性这一套功夫，他们是没有的。他们固然说：出家独善其身，但对于道体来说，自身就不完备。有人说：佛教所说的地狱之类，都是为下根之人设立的恐吓，让他们行善。先生说：“至诚可以贯通天地人，尚且有不被感化的，难道设立虚假的教义就能让人感化吗？”又说：“学者对于佛教的学说，必须像对待淫靡的声音和美丽的颜色那样远离它，不然就会渐渐陷入其中。”又说：“之所以说万物一体，是因为都有这个理，只是因为从那里来，生生不息就是易，生则一时俱生，都具备这个理。人能够推己及物，物则气禀昏浊，推演不到，不能说其他事物不具备这个理。人只是因为自私，从自家躯壳上起意，所以看得道理小了。他们放下这身，都在万物中同等看待，大大快快活活。佛教因为不知道这个，从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所以厌恶，想要去尽根尘，心源不定，所以想要像枯木死灰。然而没有这个理，要有这个理，除非是死了。佛教其实是爱身，放不下，所以说许多话。譬如背负东西的虫子，已经载不动了，还自顾往身上取物。又如抱着石头沉入河中，因为重而沉得更深，终究不说放下石头，只是嫌重而已。”又说：“佛教不认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怎么能说形而上的道与圣人相同呢？”又说：“佛教的学说，如果想要穷究其说而去取它，那么其说未能穷尽，就已经被同化为佛教了。只在迹相上考察，他们设立教义如此，那么他们的心究竟如何？固然难以取其心而不取其迹，有是心则有是迹。王通谈论心迹的分别，就是乱说，所以不如且在迹相上断定，不与圣人相合。其言论之处，本来就有与我们道不相合的，固然不取。这样立定，却简便易行。谢显道列举佛教与儒家相同的地方，问伊川先生。伊川先生说：‘这样相同的地方虽然多，只是根本宗旨不一样，就全错了。’又说：‘道之外没有物，物之外没有道，是天地之间无处不是道。即父子关系，父子在于亲近；即君臣关系，君臣在于严肃，以至于夫妇、长幼、朋友，无所作为而不在道中，所以不可片刻离开。那么，毁灭人伦、抛弃四大（身体）的，他们与道的分别就远了。’又说：‘圣贤以死生为本分，事情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所以不论死生，佛教的学问是因为害怕死生，所以只管说个不停。世俗之人，固然多因恐惧而容易为利所动，杨朱、墨翟的祸害，现在世上已经没有了。道家学说的祸害，终究较小。只有佛教，现在人人谈论，弥漫滔天，其祸害没有边际。以前曾问学佛的人：‘《灯录》里有几人？’回答说：‘一千七百。’我说：‘敢断言这一千七百人中没有一个是通达的。果真有一人见得，圣人朝闻道，夕死可以了，与曾子易箦的道理，必定不肯削发穿胡服而终。’禅者说：‘这是迹相，为什么不讨论他们的心？’我说：‘心迹是一体的，哪有迹相不对而心对的？正如两脚在行走，指着心说，我本不想走，是他两脚自己走，哪有这个道理？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才是道。’又说：‘古代也有佛教兴盛的时候，尚且只是推崇设立偶像教化，其祸害极小。今日的风气，便先谈论性命道德，先驱了智者，才越高明，陷溺越深。’又说：‘今天卓然不学这种学问的，只有范景仁与司马君实罢了。然而他们所执持的道理，有低于禅学的。’又说：‘今天佛教兴盛而道家萧条，当它兴盛时，天下的士人往往跟随其学，自难与之力争，只应当自己明晓我们的道理，我们的道理自然明晓，那么他们不必与之争。’又说：‘《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方才说是优游广大，不像异端邪说，必须得像枯木死灰才算是得道。’有人说佛教的道理比孔子更直接，回答说：‘天下果真有直接的道理，那么仲尼难道想让学者迂远而难以到达吗？所以背离仲尼之道而取捷径，那就是冒险阻、犯荆棘而已。’又说：‘佛教说道，譬如用管子窥天，只务直上去，只见一偏，不见四旁，所以都不能处事。圣人的道，则如在平野之中。’

译四方没有看不见的。又说，佛教没有实质。又说，佛说前后际断，纯粹不息，这是对的。他们哪里知道这个呢？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东西就像这样啊，日夜不停。自从汉代以来，儒者都不理解这个意义，这体现了圣人之心，纯粹不息。又说，圣人追求公正，心穷尽天地万物的道理，各得其分。佛教归结为个人的私欲，怎么能相同呢？圣人遵循道理，所以平直容易实行。异端造作，大小费力，不自然，所以离正道很远。又说，学者中谈论禅宗的，只是因为无处着手，所以必须进入这个。又说，佛教尊崇伯夷，自称觉悟，既然已经达道，却又需要印证，那就是未知。得到别人说是，然后才没有疑问，那就是相信别人的言语，不能说自信。又说：佛教的学问，不能说它不知道，也穷尽了高深，但总之，最终归结为自私自利的格局。怎么说呢？天地之间，有生就有死，有乐就有哀。佛教却说免除死亡齐除烦恼，最终归结为自私。道家的学问，更夹杂一些权诈。如果说给予，意在索取；张开，意在收敛；又大意在愚弄百姓而自己聪明。秦朝愚弄百姓，其术大概也出于此。又说：圣人的言语，依本分，至大至妙，言语像寻常，所以味长。佛教的说法，才见得一些，便惊天动地，言语走作，却是味短。只是因为乍见，不像圣人惯见。又说：从前说异教中疑有达者，或是无归，暂且安于此，考察最终不达。如果达，那么对于从前所处的不能一朝安居。看曾子易箦的意思，就知道他不达。朝闻道，夕死可矣，怎么能安于所未安？如毁坏人的形体，断绝伦类，没有君臣父子之道，如果达就不安。只说夷狄左衽，尚可以说随其国俗。至于人道，岂容有异？又说：儒者最终必然进入异教，其势自然如此。大概智穷力屈，想要休息，又知道未得安稳，所以见人有一道理，其势必须从之。譬如行一大道坦然无阻，则更不由小径，只是因为逢着山水行不得，有窒碍，则见一小径，欣然从之。儒者所以窒碍的是什么？只是因为不致知，知至至之，则自然无事可夺。今有人处于异乡，原来没有安处，则说某处安，某处不安，必须就安处。如果已有家人，说他人家为安，必不肯抛弃彼。所以儒者最终归入异教的，只是因为于己道实无所得，虽曰闻道，终究不曾实有之。又说：佛庄之说，大抵略见道体，乍见不像圣人惯见，所以其说走作。又说：学禅者常说天下忙的人无如市井之人，回答说市人虽日营利，还有休息时，至忙者无如禅客。怎么说呢？禅者的行住坐卧，无不在道，存有不在之心，就是常忙。又说：学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怎么能忘得？自有许多道理，何事忘为？事外无心，心外无事，世人只被外物役使便觉苦事多。如果物各付物便役物。世人只因为一齐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滞执泥坑里，便事事转动不得没着身处。问佛说性怎么样。说佛也是说本善。只是不合将才做缘习。又问说死生怎么样。说譬如水沤也有些意思。又说佛言生死轮回果否。说此事说有说无皆难。须自见得。圣人只用一句断尽了。所以对子路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佛也是西方贤者方外山林之士。但因为爱胁持人说利害。其实为利耳。其学譬如同用管窥天。说他不见天不得。只是不广大。又说浮屠之说最善化诱。所以人多向之。但其术所以化众人也。所以人也有向的有不向的。如介甫之学。他便只是去人主心术中加功。所以今日靡然而同无有异者。所谓一正君则国定也。此学极有害。以介甫的才辩施之学者。谁能出其右。开始则且以利而从。久了就安于其学。今天下新法害事处。只要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危害最甚。又说今日释氏却未须理防。却要先整顿荆舒之学。○按末二条因论释氏而涉及荆舒之学。以见荆舒之害尤其甚于释老。所以附此。○致堂胡氏也说自有载籍以来三千年了。为世害者固多有之。大抵都是淫辞邪说。杨墨一也。佛释二。老庄三。荆舒四。杨墨之学近于老佛而其术浅薄。孟子辞而辟之。既无其类了。老有庄列乃翼之。其说渐渐足以悦人耳目而荡其心。所以其后为王何启清虚空旷华而不实的祸患。比之杨墨其被广而其流远了。佛氏之害前已言之。至于荆舒则取佛老之似以乱孔孟的真。用仁义之名以济申商之实。依托理财之说以行交征之事。仗人主的威以行空

译以言语作为教化。借助培养人才的方法来招揽那些迅速效仿的人。宣扬追求利益的便利来改变天下人的心志。兼有这几种弊端，其危害难道仅仅止于王弼、何晏而已吗？又有人说，前人认为王弼、何晏清谈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要严重。却没有人看到临川（王弼）谈论经书的祸害比王弼、何晏还要严重啊。

译张载说：佛教徒妄自揣测天性，却不了解天道的广大作用，反而凭借感官的细微作用，因缘于天地，因为认知不能穷尽，就诬蔑天地日月为虚幻不实，将天地的作用局限于自身狭小的范围，沉溺于志趣于空虚宏大之中。这就是他们谈论大与小，流荡逃避而失去中道的缘故；他们过于夸大，视天地六合如尘芥；他们蔽塞于细微，视人世如梦幻。这能称为穷尽事理吗？不穷尽事理而称为穷尽本性，可以吗？称为无所不知，可以吗？视天地六合如尘芥，是说天地有穷尽；视人世如梦幻，是说认知不能探究其本源。

佛教徒阐明鬼神，认为有意识的死后受生循环，于是厌恶痛苦而寻求解脱，这能称为了解鬼神吗？认为人生是虚妄的见解，这能称为了解人吗？天与人本是一体，却产生取舍之心，这能称为了解天吗？孔孟所说的天，就是他们所说的道，迷惑的人把游魂的变化当作轮回，是没有思考过的。《大学》应当先了解天的德性，了解天的德性就了解圣人，了解鬼神。现在佛教徒高谈阔论，归结起来必定说生死流转，不修道就无法避免，这能称为悟道吗？

悟道则包含义理，包含天命，齐同生死，统一天人，推究知晓书籍，夜间通晓阴阳，体现于身心没有二致。

自从佛教学说在中国盛行，儒家学者还没来得及窥见圣学的门墙，就被引入其中沉沦，将其指为大道，于是其习俗通达天下，致使善恶、智愚、男女、奴婢人人都信奉，使得英才间气出生，就沉溺于耳目习以为常的事物；长大后师从世俗儒者崇尚的言论，于是冥然被驱使，因而认为圣人可以不修养而达到，大道可以不学习而知道，所以还没有了解圣人的心意，就已经认为不必寻求其踪迹；还没有见到君子的志向，就已经认为不必从事其文章，这是人伦之所以不明察，万物之所以不明了，治理之所以被忽视，道德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异端言论充斥耳畔，上面没有礼制来防范其虚伪，下面没有学问来稽查其弊端，自古以来偏颇、淫邪、逃避正道的言辞纷纷兴起，出自佛门的一千五百年，如果不是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大超过常人的才能，怎么能正立其中与他们辩论是非、计算得失呢？上蔡谢氏说：“佛教谈论性如同儒家谈论心，佛教谈论心如同儒家谈论意。”

遵循天的理，就是性。不容许夹杂私意，一旦有意，就不能与天合一。

又说：佛教所说的性，就是我们儒家所说的天。佛教以性为日，以念为云，去除念头见到性，犹如拨开云雾见到太阳。佛教所去除的，正是我们儒家所应当持守的。

又说：问学习佛教的人想要免除轮回、超越三界，对此怎么看？蔡氏说：这是有利心私欲罢了。轮回的说法，可信吗？回答说：此心有限而太虚无限，决知它没有穷尽，必定是轮回。推究其开始，由谁付受？其终结何时断绝呢？况且天下人物，各有定数。又说：性，是本体。目视、耳听、手举、足动，表现在作用上的，是心。自从孟子去世，天下学者向外驰求，不认识自家的宝藏，被佛教窥见了一斑半豹，于是将擎拳竖拂的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轻视中国的学士大夫，而世人不敢与他们争辩，又从而信奉归依，使得圣学有缺失，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问：从前的各位圣人都有相异之处，至于老子门下如何？谢氏说：他们看错了。我问：错在哪里？回答说：就像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什么话？自然不可改变的，就叫做道体，在我身上就叫做德，有如觉知痛痒，就叫做仁，运用处都是恰当，就叫做义，大体上只是一件事，哪里有许多分别？庄周如何？回答说：我曾问庄周与佛如何？伊川说：庄周怎么能比佛？佛说确实有高妙之处，庄周气象大故浅近，如同人刚睡醒时，乍见上下东西，指天说地，怎么经得起这样，只是家常茶饭，夸逞什么呢？我曾列举佛说与我们儒家相同之处。问伊川先生说：这样相同之处虽然多，只是根本不同。问：根本为什么不同？回答说：因为他们不穷尽天理，只将拿筷子吃饭日用的便承当做大事，大事任意纵横，将来的作用就是差错之处，就是私欲之处。我问：佛说当下就是，动念即乖，如何？回答说：这是乍见孺子之前的事。乍见孺子的，我们儒家叫做心，他们便当作前尘妄想，是看得太高。我们儒家要在上面体认做工夫，他们却一切扫除，却哪里得到地位进步？佛家说大乘顿觉，一闻便悟，将乍见孺子的心的作用一切扫除，必须是颜雍以上的资质才行。颜子还要请教从事这些话，现在资质万倍不如他，却就要一切扫除，怎么行？况且如乍见孺子的心产生出来，便有自然的天理，怎么扫除得去？佛大概是自为。私心学习佛的人，想要脱离生死，岂不是私欲？又说：儒家以名利关为难透，佛教以声色关为难透。佛教不穷理，以觉念为宗；佛教指性于天，所以蠢动含灵与我同性。明道有言：“用我们儒家的观点看佛教，似乎没有不同，然而不同。”问儒佛之辨回答说：“我们儒家下学而上达，穷理之至，自然见道

译合而为一。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把天当作自我。”佛教徒不从理上探求，所以不相信自己，一定要别人证明之后才相信。又说：儒学与禅宗的不同，正是在于下学功夫上。颜回的功夫真切，是百世的楷模，舍弃这个，应该就没有入门的路径，没有安身立命的处所。

译龟山杨氏说：“六经不说不存心，只有佛家才这样说。六经也不说修养本性，杨雄说：‘心不可以没有本性，但不需要刻意修养。’所以《易经》只说洗涤心灵、穷尽本性，《礼记》说端正内心、尊崇德性。孟子说存养本心、涵养本性。佛家顺应道德的意思，大概有其中的道理，但在义理上则是不对的。”

儒家与佛家在深层细微之处相差极小。如果看清儒家之道的分明清晰，那么佛家就在其下了。如今学习佛家的人说：“儒家之道在其下”，这是没有看到我们儒家之道的宏大。朱子说：“知道尧、舜、孔、孟所主张的正道，就知道异端危害之深，以及排斥邪说、驳斥偏颇的功效之大了。”

郑厚折衷说：“秦始皇、汉武帝想要没有夷狄，韩愈想要没有佛教和道教，孟子想要没有杨朱和墨翟，真是没有深入思考啊。上天不仅降下庆云甘雨，也降下霜雹；大地不仅生长五谷桑麻，也生长杂草毒草；山林河海不仅孕育龟龙麟凤，也滋生鸱枭豺狼蛟鼍。自古以来难道有没有小人的国家吗？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朱子辩驳说：“他说：景风时雨与戾气旱蝗，都出自上天；五谷桑麻与杂草毒草，都出自大地。这固然不错。人生活在其中，浑然处于中间，尽到调和治理的功效，就会有景风时雨而没有戾气旱蝗，有五谷桑麻而没有杂草毒草。这就是人之所以能参与天地化育，而天地依赖他成为三才的原因。”孟子排斥异端，就像周宣王驱逐夷狄，其志向也是如此，哪里是秦始皇、汉武帝能比的？圣人创作《易经》以确立人道，极尽义理以君子为主，所以为君子谋划而不为小人谋划。观察泰、否、剥、复等卦名的含义，就可以明白了。他却说：“自古以来难道有没有小人的国家吗？”唉！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他是不懂《易经》啊，真是严重！又回复东莱的书信说：“来信说我们的道没有对立，不应当与世俗较量胜负，这话很美，但也不是我内心所安然的。道固然没有对立，但其中却容不得许多异端邪说，必须一一剔除拨开之后，才能清楚地见到那个精明纯粹的无对之道。如果和泥合水，只用一个无对来包揽，恐怕这无对之中却隐藏着许多弊病。”孟子说：“杨朱、墨翟的道如果不熄灭，孔子的道就不能彰显。”而《大易》在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上，其较量胜负尤为详细严密，难道他不知道无对之道吗？大概无对之中有阴就有阳，有善就有恶，阳消则阴长，君子进则小人退，循环无穷，起初并不妨碍它成为无对。

孟子排斥杨朱、墨翟，那么老子、庄子也就在其中了。后世的佛学也出自杨朱。问佛老与杨墨之学如何？先生说：杨朱、墨翟的说法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墨家说爱没有差别，想要人人都像对待至亲一样，这自然难以遵从，所以人们也未必相信。杨朱一向为我，超然远举，视那些营营于利禄的人都不值得一谈，这种说法虽然很高，但人们也难以学习，未必全都遵从。杨朱就是老子的弟子，又说孟子不排斥老子，不知道……后世的佛学也出自杨朱，起初如不爱自身以救济众生的说法，虽然接近墨家，但这种说法浅近，还不是它的深处。后来是达摩过来，初见梁武帝，武帝不懂他的说法，只从事于因果，于是去面壁九年，只说人心至善，这就是了，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子、庄子的说法从而附益它，所以它的说法更加精妙，但只是不对罢了。又有所谓顽空、真空的说法，顽空像死灰槁木，真空则能统摄众有而应变，但也只是空罢了。又说：佛家乘虚进入中国，广大自胜的说法，幻妄寂灭的议论，从斋戒变为义学，如远法师、支道林都是义学，但只是盗袭庄子的说法。等到达摩进来，又翻了许多窠臼，说出禅来，比义学更高妙，认为可以直超径悟，而其祸福报应的说法，又足以钳制愚俗，这就是它兴盛的原因。唐代的韩文公，本朝的欧阳公，以及关洛诸公，都已经阐明正道以排斥释老，而其言论切中要害，如傅奕本……、宋景文、李蔚赞、东坡储祥观记、陈后山白鹤宫记，都足以尽见其过失。这几个人都没有深深懂得道，而其言论有时出于勉强，所以终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又说：西汉时儒者说道理，也只是黄老的意思，如杨雄、太……经都是，所以他们自己说：老子的言论道德我有取焉。后汉明帝时佛教刚进入中国，当时楚王英最喜欢它，但都不懂它的说法，直到晋宋间其教渐盛，但当时的文字也只是将庄老的说法来铺张，如远法师诸论皆成，斥尽是老庄的意思，直到梁大通间达摩进来，然后一切被他扫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大概当时儒者的学问已经废绝不讲。老佛的说法，又如此浅陋，被他窥见这个缝隙了，所以横说竖说，如是张王，没奈何他。人才聪明，便被他诱引将去。问佛家的无与老子的无，有什么不同？先生说：老子依旧有，如所谓“无欲观

译其精妙之处，正在于“有欲观其徼”。至于佛教，则将天地视为虚幻妄诞，将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看作假合而成，这便是否定了一切实有。又说：老子只是想要长生避病，这很容易看清。佛教在探究天理根本之处，虽然看到了一些端倪，却将其据为己有，认为生命只是寄居，非要看清父母未生时的本来面目。既看清后，又不承认这是众人共有的天理，非要将其视为己有，死后也不丧失，而把父母所生的身体当作寄居之所。圣人则不然，在探究天理根本之处，看到这是众人共有的，便只顺应天理而行，没有丝毫私见。这样伦理自然明晰，并非自家刻意造作，都是自然而然如此，往来屈伸变化，我怎能据为己有呢？又说：老子保全自身的意思较多，佛教却完全不把身体当事，这从外面看就是隔绝了。说：佛教只是不听不看，没有那非礼则不做的工夫。说：是的。蔡季通因此说：世上的事总要人去做，一直坐着不动做什么？日月总要运行，天地总要运转。先生说：他们不运行，固然不对。我们运行，只是人运行得偏差。如今妄喜妄怒，岂不是偏差？他们是过头了，今人又是不够。问：从前有一位禅僧，每天喊着“主人翁要清醒”，《大学》或问中，也采纳了谢氏“常惺惺”方法的言论，不知是同是异？说：谢氏的说法境界宽广，在身心事物上都有工夫。如果像禅者所见，只看清主人翁就完了，那些行动不合乎理的他都不管了。徐子融有“枯槁”、“有性无性”的议论。先生说：性只是理，有这种事物就有这种理。子融的错误在于把心认作性，这与佛教相似。只是佛教将这心磨砺得极精细，像一块东西，剥了一层皮，又剥一层皮，直到剥到极点无可再剥之处，所以将这心磨砺得精光，他便认作性。殊不知这正是圣人所谓的心。所以上蔡说：佛教所谓的性，正是圣人所谓的心；佛教所谓的心，正是圣人所谓的意。心只是统摄这理，佛教便把认知觉运动当作性，如视听言貌。圣人则看有看的理，听有听的理，言有言的理，动有动的理，思有思的理。就像箕子所说的明、聪、从、恭、睿一样。佛教则只把能视听言动思的本体当作性，看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听聪明也好，不聪明也好；言语顺从也好，不顺从也好；思考睿智也好，不睿智也好。他都不管，横来竖去，他都认作性。所以他最怕人说这理，连穿衣吃饭都要除掉。这正是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问：儒家讲知性，佛教也讲知性，有区别吗？说：“据您所见如何？”友仁说：“据我所见以及佛教的说法，这一性在心中发出来就是意，在眼中就是见，在耳中就是闻，在口中就是议论，在手中就是能持，在足中就是运奔。所谓知性，知道这些罢了。”先生说：“这样看只是没有刻度的秤，没有寸数的尺。如果儒家则在心中发出来为意，必须真诚才行；在眼中虽然看见，必须明白才行；在耳中虽然听见，必须聪明才行；在口中谈论以及在手在足之类，必须都依礼而动才行。天生众民，有物就有法则。如果像您所见以及佛教的说法，有物却没有法则了，所以与儒家有差别。”又说：“佛教抛弃了道心，却取人心危险的部分来作用，舍弃精微的，取粗浅的当作道。比如把仁义礼智当作非性，而把眼前的作用当作性是。这只是在源头上错了。”又说：“儒家认为理是不生不灭的，佛教认为神识是不生不灭的。”又说：“圣人不说死后的事，死了还说甚么？圣人只说既生之后、未死之前，必须精细地提防。”道理教是胡明仲自己说得好，“人是生物，佛教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见，佛教不言显而言幽。”问佛教默然处如何？说：“是他到处。”说：“如何与洒扫应对相合？”说：“是说精粗无二。”又说：“禅只是一个保守法，如麻三斤、干屎橛。他的道理初不在这些上，只是把定一心，不让散乱，久后光明自然发出。所以不识字的人才悟出别有一物不生不灭。”欧阳公曾说，“老子贪生，佛教畏死，这话也不错。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顺应它罢了。佛教则都是违背它的。”有人问佛教与老庄的不同之处？说：“庄老灭绝伦理，未尽到佛教则人伦灭绝。尽到禅则义理灭绝。”又说佛教初入中国，只说修行，没有这么多禅的言论。天下只是这道理，终究是逃不掉的。比如佛老便是灭绝人伦，然而自然是逃不掉的。如果没有父子，他却拜其师为父，以弟子为子；长者为师兄，少者为师弟。但是他只防范得住假圣贤，便是存得住真圣贤。○以上兼言佛老之学○有人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儒佛虽然不同，终

译终究只是一个理。我说，正因为天下没有第二条道，圣人没有两颗心，所以我的道理容不下他的道理，他的道理也容不下我的道理。假如天下有两条道，圣人有两种心，那么我就能实行我的道理，他也能实行他的道理。又说，佛老的书中有极其高妙的内容，句句都与自家的道理相同，但不可将它们强行比附，否则会误导人。于是举出佛家之学与儒家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雕。这是什么样的见识？如今那些浅陋的小儒怎么比得过他，难怪会被他们轻视。这是法眼禅师一派宗风如此。如今的禅家都驳斥这种说法，认为它落入理路和窠臼，妨碍了正当的知见。如今的禅家多是讲“麻三斤”、“干屎橛”之类的说法，称之为不落窠臼、不堕理路。妙喜的说法就是这样。然而当反过来不这样说时，又说儒家和佛家对“性”的看法不同之处，只是佛家说“空”，儒家说“实”；佛家说“无”，儒家说“有”。又说，佛家说“空”便不对，但“空”里面必须有道理才行。如果只说“我见到一个空的境界”，却不知道其中有一个实在的道理，那有什么用呢？又说，佛家一开始就见到一个道理是空虚不实的，所以要彻底超脱物累，才是无漏的佛的境界。其他有恶趣的都是众生、饿鬼，只是顺从有所修为的还只是菩萨的境界，未能成佛。如果儒家一开始就见到一个道理是实在的，所以从头到尾都与佛家不合。又说，我把心与理看作一体，他们把心与理看作二分，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而是见解不同。他们见到心是空的而没有理，我们见到心虽然是空的但理却完备具备。又曾说，佛家弟子为学精专，说就是他们常说儒家这边难得如此，看他们下功夫，真是从早到晚没有一念游走到别处去。如今的学者，一时一日之间有多少闲杂的念虑？怎么能像他们那样？只是可惜他们所学的不是应该学的，白费了功夫。如果儒家这边的人能下这样的功夫，那是怎样的次第？又说：当初佛学只是说没有存养的功夫，到了唐代六祖才开始教人存养。当初儒学也只是说没有从身心上做工夫，到了伊川先生才开始教人从身心上做工夫，所以人们说伊川窃取佛家的说法为己所用。问：佛家入定，道家数息，回答说：他们只是为了静下来，这样应对事物就不会出错。孟子也要保存夜气，然而必须警戒白天所为。说：我们儒家为什么不效仿他们那样？回答说：他们一睁眼就依旧迷失了，只是强行把持，不如我们儒家非礼勿视听言动，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以敬来端正内心，以义来规范外在，一切都悟后便作偈颂。悟后所见虽然相同，但也有深浅之分。问：神者去知之一字，众妙之门”，他们也懂得这个“知”字的奥妙。回答说：所以伊川说佛家的言论近理，指的就是这类情况。他们也稍微懂得这个意思，想要笼络这个道理，只是他们运用的地方完全错误，所以都间断了，衔接不上。问：他们所说的“知”，正是指此心的神明作用吗？回答说：是的。问：佛法为什么是以利心去求？回答说：要求清净寂灭，超脱世界，这是求一身的便利。又说：自从伊洛君子去世后，各位公卿也多听闻辟佛的言论了，然而终究驳斥不了他们，是因为不知道他们失误的关键所在。佛家自称识心见性，然而他们之所以不能推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性与用分成了两截。圣人之道只是顺从本性，凡是修道之教无不以此为本，所以虽然功用充塞天地，却没有超出本性之外的。佛家不是不见性，等到作用的地方，就说无所不可为，所以弃君背父，无所不至，是因为他们的性与用不相干。又说：天命之谓性，是空无一法呢？还是万理毕备呢？如果是空，那么佛家胜；如果是实，那么儒家对。又说：儒家和佛家的不同，他们见到心是空的而没有理，我们见到心虽然是空的而万理完备。又说：又说：我十五六岁时，也曾学过禅，一天在刘病翁座下，防备一个僧人与他说话，僧人退下后，对病翁说：我也理会得一个昭昭灵灵的禅。我听了，以为其中必有妙处，于是去问他，见他的说法也不错，后来见到李先生告诉他，先生只说不对，再三质问，就说：且看。圣贤的言论，于是取圣人的书来读。一天又一天，觉得圣人的言语渐渐有了味道。再看佛家的说法，渐渐破绽漏洞日见增多。

译西山读书记卷三十六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阴阳

《易经》说：“一阴一阳的交替运作叫做道。”

按照程子、朱子的说法，认为阴阳就是气。那所以一阴一阳交替运作的，就是道。道也就是所说的太极，这在《性命篇》中已经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大概从“一”分为“二”，就形成了阴阳。从形体方面来说，就称为天地；从性情方面来说，就称为乾坤。从“二”衍生出“五”，就称为五行。显现为形象，就是日月星辰；形成功用，就是雷霆风雨之类。总括起来命名，就称为鬼神。从人的身体来说，就称为魂魄。无处不是阴阳。所以这里辑录的内容：第一是阴阳，第二是天地，第三是乾坤，第四是五行，第五是日月星辰，第六是雷霆风雨，第七是鬼神，并附带魂魄。○“立天之道”这一条，已在《仁义篇》中出现。

阴阳变化莫测叫做神。

张载说：“一个事物包含两个方面，这就是气。因为统一所以神妙，因为两方面并存所以不可测度，因为两方面所以能变化，在统一中推行。”○又说：“气有阴阳，逐步推行产生渐变叫做化，合而为一不可测度叫做神。”○问……朱子说：“横渠（张载）说得极好，‘一故神’。横渠亲自注释说：‘两在故不测’，只是这同一个事物，却周行于事物之间，如所说的阴阳屈伸往来上下，以至于运行在十百千万之中，无非是这一个事物，所谓‘两在故不测’，‘两故化’。注释说：‘推行于一’，大凡天下的事物，单一不能变化，只有两方面才能变化。比如一阴一阳，才能化生万物，虽然如此，也是推行于这‘一’之中。这个说法极其精妙，必须仔细玩味。”又说：“‘神’‘化’两个字，即使是程子的说法也不甚分明，只有横渠推演出来，逐步推行产生渐变叫做化，合而为一不可测叫做神。”又说：“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说“两在”，是指有时在阴有时在阳，在阴的时候全体都是阴，在阳的时候全体都是阳。“化”是逐一挨次推进的，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节节推进，便形成一年，这就是化。直卿说：“一故神，就像一动一静互为根本；两故化，就像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又说：“阳化而为阴，只是那样消缩下去，没有痕迹，所以称为化；阴变而为阳，其气势逐渐增长，便觉得有形迹显现，所以称为变。”

《礼记·月令》：孟春，这个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和合，草木萌动。

《正义》说：“天地之气称为阴阳。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所以圣人作《易经》，各分为六爻，以象征十二月。阳气上升，从十一月开始，阳气逐渐上升，阴气逐渐下降，到四月，六阳全部上升，六阴全部潜伏。到五月，一阴初升，阴气逐渐上升，阳气逐渐潜伏，到十月，六阴全部上升，六阳全部潜伏。那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是五月到十月；地气下降，天气上升，是十一月到四月。这里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是指阳气在五月时转为阴，从下面升起向上排列。阳气第六，阳气上升到极点，反而退回到十月之时，六阳全部退去，都潜伏在下面。到十一月，阳的一爻开始在地下发动，到十二月，阳气逐渐上升但微弱，还不能生物。正月，三阳已经上升，成为乾卦，乾体在下，三阴为坤，坤体在上。乾为天，坤为地，天居地下，所以说‘天气下降’；地在天上，所以说‘地气上升’。这是阳气从五月初降至正月为天体而在坤下的情况。十一月一阳初生向上排列，阴阴之上的六阴逐渐退去，反而回到下面，到四月，阴爻全部潜伏，六阳在上。五月一阴生，六月二阴生，阴气尚微，成物的条件未具备。七月三阴生而成坤体，坤体在下，三阳为乾而体在上，那么就是地气在下，天气在上，所以正月为泰卦，泰即通达，天地交通；七月为否卦，否即闭塞，说天地隔绝。所以十月说‘地气下降，天气上升’，是因为十月之时纯阴用事，地气凝冻，寒气逼迫万物，地气又在下，所以说‘地气下降’。此时六阳从上退尽，不再用事，天体在上，不接近万物，似乎阳气归于天，所以说‘天气上升’。其实十月天气反而回归地下。如果仔细审察这些，就没有可疑的了。”○我按：《正义》大体上说得对，然而“阴气渐下”等说法则不正确，程子“屈伸往来”的论述完全说明了这一点，见后章。

仲春，这个月。生气正旺盛，阳气发泄。弯曲的草木全部长出，萌芽的草木全部通达，不可以收敛。

郑玄说：“时节可以宣发，不可以收敛。弯曲生长的叫句，直而带芒的叫萌。”

仲夏之月，夏至，阴阳相争，生死分开。

郑玄说：“争，是指阳气正旺盛，阴气想要兴起。分，就是半的意思。”

君子斋戒，居住必定遮蔽身体，不要躁动，停止声色娱乐，饮食清淡不要过于调和，节制嗜好欲望，安定心气，百官安静办事，不用刑罚来安定，晏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