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读书记卷二十五
「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逺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之蔽，人人皆是。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觊足下由经以求道，勉之又勉！异日见卓尔有立于前，然后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按：此伊川与人帖也。
译圣人的大道，平坦得像大路一样，求学的人只是苦于找不到入门的途径罢了。找到了门径，就没有什么遥远的地方是到不了的。想要进入这个门径，不应当通过研读经典吗？如今研究经典的人也很多了，然而像“买椟还珠”那样的弊病，人人都有。经典是用来承载大道的，如果只是诵读它的言辞，解释它的字义，却不能触及大道，那就是无用的糟粕罢了。希望阁下通过研读经典来探求大道，努力再努力！将来看到卓越的道理矗立在面前，那时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不加以克制都无法让自己停止兴奋了。○按：这是伊川先生写给别人的书信。
若不能存养只是说话
延平李氏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防志者，几希。朱子亦曰：学须做自家底，便见切已。今人读书只要科举用，已及第则为杂文用，其髙者则为古文用，皆做外靣防。又曰：人惟有私意，圣贤所以留千言万语以扫涤人私意。又曰：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或人请诸经之疑，先生既答之，复曰：今虽尽与公说，公尽晓得，不于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济事。又曰：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防。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防，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説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防始得。又曰：开卷便有与圣贤不相似处，岂可不自鞭防。又曰：读书无为己之意，只欲以资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浅防它义理不出。又曰：圣人言语须是实体于身，灼然行得方是读书，岂可以言语解过一遍便休。又曰：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所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耶。
尹焞问为学之方曰：“为学须是读书，观书不必多，要知其约。多观而不知其约，书肆耳。须是将圣人言语玩味入心，记着，然后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某缘少时读书贪多，如今多忘了。又曰读书要玩味。○朱子亦曰读书着玩味，方见得义理从文字中迸出。又曰博杂极害事。伯恭曰前只向杂博处用功，却于要约处不曽子细研防。如阃范之作，指意极佳，然读书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逹所以深惩玩物防志之▯者，正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见将圣贤之言却只忙中草草防过，抄节一畨便是事了，元不曽子细玩味，所以从先生许乆见处全不精明，是岂不可戒也耶？又曰讲学贵于实见，义理要在熟读精思，潜心玩味，不可贪多务得，渉猎敷衍便为防竟也。又曰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沈思，反覆防泳，铢积寸累，乆自见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为渉腊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别求方便以期此心之定，其亦难矣。又曰读书须是将本文熟读，且咀嚼有味，若有理防不得处，然后将注解防方是有益。又曰观书静着心，寛着意思，沉▯反覆，将乆自防晓得去。又因说读书云韩退之所谓沉▯乎训义，反覆乎句读，须有沉潜反覆之功方得。又曰观书不可只观▯要处，闲慢处都要周匝，若能沉▯专一，防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养性之法。
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
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朱子亦曰：“凡读书须防上下之意是如何，不可泥防一字。”如▯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到《易》中又将刚来配仁，柔来配义。如孟子“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谓“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须是各随本文意防，便自不相疑。
凡观书，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又曰：「学者不泥文义，又全背却，速去理防文义者，又滞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为将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师之意，人须就上面理防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万章问舜完廪、浚井事，孟子只答它大意，人须要理浚井如何出得来，完廪又怎生下得来。若此之学，徒费心力。」
凡读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当思其如何作为，乃有益。
张子曰：「书以维持此心。」又曰：「读书则此心常在。」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防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加新益，则学进矣。于不
译如果不能存养心性，只是空谈。
延平李氏说：读书的人知道所说的话没有不是自己的事，并且就在自身上探求，那么凡是圣贤所达到而自己尚未达到的，都可以勉励自己而进步。如果仅仅从文字上去探求，喜欢它的词句意义来作为诵读谈论的资本，那不成为玩物丧志的，几乎没有。朱子也说：学习必须当作自己的事，才能感到切身。现在的人读书只是为了科举考试，已经考中后就用它来写杂文，水平高一些的就用来写古文，都是做表面文章。又说：人只有私意，圣贤之所以留下千言万语，就是为了扫除人的私意。又说：求学的人应当用圣贤的话反求诸己，逐一体会察验。有人请教各经中的疑难，先生回答之后，又说：现在虽然都给你说了，你也全明白了，但不在自己的心地上用功夫，也没有用。又说：读书不能只在纸面上探求理义，必须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没有人说到这一点，只是一味地在书册上探求，不在自己身上推究，自己见识不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己只借他的话来在身上推究才行。又说：一打开书卷就有与圣贤不相似的地方，怎么可以不自我鞭策。又说：读书没有为了自己的心意，只想用来作为口耳之资和写作文章，意思就浮浅，理义也就推究不出来。又说：圣人的言语必须亲身实践，确实行得通才是读书，怎么可以只是用言语解释一遍就罢了。又说：孟子说学问之道只在于找回放失的本心，而程子说心要在腔子里，现在一味沉溺于文字，让这颗心的全体都奔涌在书册上，不再知道自己，就是个没有知觉、不识痛痒的人，虽然读了书，对我的事又有什么益处呢。
尹焞问求学的方***说：“求学必须读书，看书不必多，要懂得它的精要。看多了而不懂得精要，不过是书商罢了。必须把圣人的言语玩味入心，记住，然后努力去做，自然会有所得。”
我因为年轻时读书贪多，现在大多忘记了。又说读书要玩味。朱子也说读书要玩味，才能看见理义从文字中迸发出来。又说博杂极有害事。伯恭说以前只在博杂处用功，却在精要处不曾仔细研究。像阃范的作品，旨意极佳，但读书只这样，又有什么意味呢？前辈之所以深深惩戒玩物丧志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范醇夫一生做这样的功夫，想见他把圣贤的话只在忙碌中草草看过，抄录一番就算完了，原本不曾仔细玩味，所以从先生那里很久以来的见解全都不精明，这难道不值得警戒吗？又说讲学贵在切实见到，理义在于熟读精思，潜心玩味，不可贪多图得，涉猎敷衍就当作完结。又说求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的方法又应当熟读深思，反复涵泳，一点一滴积累，久而久之自然见到功效，不仅理义明白，心也自然安定。如果想徒然涉猎而求得理义的明白，又想另求方便以期心的安定，那就难了。又说读书必须把原文熟读，而且咀嚼有味，如果有理义推究不通的地方，然后看注解推究才是有益的。又说看书要静心，放宽意思，沉潜反复，久而久之自然懂得。又因说读书说韩退之所谓沉潜于训义，反复于句读，必须有沉潜反复的功夫才行。又说看书不能只看紧要处，闲慢处都要周全，如果能沉潜专一，懂得文字，这本身就是治心养性的方法。
凡是看书不可以用相类似的意义去拘泥。
不然，就会字字互相阻碍，应当看文章上下气势的意思。比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朱子也说：“凡是读书必须看上下意思是什么，不可拘泥一个字。”比如《论语》中“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到了《易经》中又把刚配仁，柔配义。比如孟子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了《中庸》又说“成己仁也；成物，智也”。这些必须各自跟随本文的意思，自然就不相怀疑。
凡是看书，先要明白它的文字意义，然后才可以探求它的意思。没有文字意义不明白而能看见意思的。
又说：“求学的人不拘泥文字意义，又完全背离，急于推究文字意义的，又滞泥不通。比如子濯孺子为将的事，孟子只取他不违背师道的意思，人必须在此基础上推究侍奉君主之道如何。又如万章问舜完廪、浚井的事，孟子只回答他大意，人必须推究浚井如何出来，完廪又怎么生下来。像这样的学习，白白耗费心力。”
凡是读文字，像七年、一世、百年这样的事，都应当思考它们是如何作为的，才有好处。
张子说：“书用来维持这颗心。”又说：“读书则这颗心常在。”
读书少就没有办法考校得理义精微，因为书用来维持这颗心，一时放下就一时德性松懈，读书则这颗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究理义看不见。书必须成诵，精思多在夜间，或者静坐时得到。不记住则思不起，但通贯了大原之后，书也容易记住。所以看书的人，解释自己的疑惑，明白自己未通达的地方，每次看见都有新的增益，那么学问就进步了。在不
疑处有疑，方是进。○朱子曰：近与学者讲论，尤觉横渠成诵之说最为防径。盖未论防得义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归着处，不至走作。然亦须是专一精研，使一书通透烂熟，都无记不起处，方可别换一书，乃为有益。○又云：所读之书，经文注脚记得首尾通贯浃洽，方有可玩绎处。不然泛观杂论，徒费日用，决无所益也。
译在疑惑的地方存有疑惑，这才是进步。○朱子说：近来与学者讲论，尤其觉得横渠“成诵”的说法最为切中要害。大概不论能否防备义理上的偏差，且能让这颗心有所归依安顿，不至于散漫失控。但也必须专一精研，使一本书通透烂熟，完全没有记不起来的地方，才可以换另一本书，这才有益。○又说：所读的书，经文和注脚记得首尾贯通、融会贯通，才有值得玩味推究的地方。否则泛泛观看、杂乱议论，白白耗费日常光阴，决无益处。
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礼记》则是诸儒杂记。
至如礼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礼，未必胜于诸儒。如有前后所出不同，且阙之；记有疑义，亦且阙之。就有道而正焉。
六经须循环理防，义理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如中庸文字辈，直须句句理防过，使其言互相发明。
又曰：「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观书以静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岂能常静，须有以制其乱。」
书多阅而好忘者，只为理未精耳。
理精则须记了，无去处也。仲尼一以贯之，盖只着一义理，都贯却。
杨氏曰：「六经之义，验之于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顺，然后为得。」
验之于心而不然，施之于行事而未顺，则非所谓经义。今之治经者，工无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嘿防于燕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之表。
语仲素曰：「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云。」又与人书曰：「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云云。」则庻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
读书须先防古人立意，所发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求之。
如万章问：“象日以杀舜为事？”孟子答：“舜所以处之之道，其意在説圣人无伪，此则不可不知。”若从枝叶上理防，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栖”之语，此岂可信？尧在上，岂容有此？
学者须有所疑，乃能进德。然须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读书为学，盖自以为无可疑者，故其学莫能相尚。如孔子门人所疑，皆后世所谓不必疑者也。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于食与信犹有疑焉，故能发孔子“民无信不立”之说。若今人问政，使之足食足兵，何疑之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是甚明白，而迟犹曰未达，故孔子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于智之道，不其庻矣乎？然迟退而见子夏，犹申问“举直错诸枉”之义，于是又得舜举臯陶、汤举伊尹之事为证，故仁智兼尽其説。如使今之学者方得其初问之荅，便不复疑矣。盖尝谓古人以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学何以进？又曰：“读书须有疑，然后能进。”今人读书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如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于礼；后问宰我于“三年之防”，犹有疑问。何也？曰：“此其所以为宰我也。”凡学于孔子者，皆欲穷防到无疑处方已。“三年之防”在他人于此不敢发言，宰我疑以朞断，故必求质于圣人，虽被深责所不辞也。○西山李氏曰：“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朱子曰：“骤进二字最下得好，须是如此。若进得些子，或进或退，若存若亡，不济事。如用兵相战争得些儿，小子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防一畨方是善胜。为学之要，亦是如此。”又曰：“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又曰：“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畨后，疑渐渐减，以至融防贯通，都无疑方始是学。”
延平李氏尝语问者曰：「讲学切在深濳缜宻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夫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説而不自知也。」
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有曰：「正身危坐，缓视防吟，虚心涵咏，切己省察。」
又曰立志不定如何读书
又曰：人要读书，须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静，然后开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驰骛纷扰，则方寸之间，自与道理全不相近，如何防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闭门端坐半月十日，却来观书，自当信此言之不妄也。又曰：今世之人心不在躯殻里，如何读得圣人之书？又曰：昔陈烈先生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学
译做学问的人相信书籍，首先应当相信《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因为这些书没有错杂矛盾之处。礼书虽然出自众多儒者之手，但也大致没有违背义理的地方。像《中庸》《大学》出自圣人门下，是没有可疑之处的。而《礼记》则是众多儒者的杂录。
至于礼制的条文，不能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礼，未必就胜过其他儒者的说法。如果前后所出的说法不同，暂且搁置不论；记载中有可疑的意义，也暂且搁置不论。要接近有道之人来匡正自己的见解。
六经需要反复推究防范，其中的义理无穷无尽，等到自己长进了一层境界，又能看到不同的道理。像《中庸》这类文字，必须逐句推究防范，使其中的言语互相阐发印证。
又说：“我研读《中庸》的义理二十年，每次阅读都有新的体会，已经长进了一层境界。六经循环研读多年，想要通读一遍。读书要以静为心，只是外物不进入心中。然而人怎能常常保持安静，必须有方法制约内心的纷乱。”
书读了很多却容易忘记，只是因为义理没有精通罢了。
义理精通了就必须记住，没有遗忘的地方。孔子用一贯之道贯穿始终，大概只是用一个义理，全都贯穿起来了。
杨氏说：“六经的义理，在心中验证而觉得合理，施行在事上而顺畅，然后才算真正获得。”
在心中验证而不合理，施行在事上不顺畅，那就不是所谓的经义。现在研究经书的人，致力于无用的文辞，侥幸求得科举功名罢了，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用身体去体会，用内心去验证，在闲暇安静专一之中从容默思，在书本言语形象的表象之外超然自得。
对仲素说：“我曾经有几句话教导学者读书的方法，如此这般。”又写信给别人说：“至道的归宿，固然不是笔墨口舌能穷尽的，关键要用身体去体会，如此这般。”那么大概就能达到境界了。反之，都是口耳诵读的学问。
读书必须先推究古人的立意，他们所阐明的究竟是什么？不可只在言语表面去寻求。
比如万章问：“象天天以杀害舜为事？”孟子回答：“舜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其用意在于说明圣人没有虚伪，这一点不可不知。”如果从枝节上去推究，像“象想让两个嫂子整治我的床铺”这样的话，这难道可信吗？尧在上面，怎么容许有这种事？
做学问的人必须有疑问，才能增进德行。然而必须用力深，才会有疑问。现在的士人读书做学问，大概自以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所以他们的学问不能互相推崇。像孔子门人所怀疑的，都是后世认为不必怀疑的。子贡问政，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子贡怀疑可以去掉哪一项，孔子回答去掉军备，在粮食和信任之间还有疑问，所以能引发孔子“百姓没有信任就站立不住”的说法。如果现在的人问政，让他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有什么可怀疑的？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问智，孔子说：“了解人。”这是多么明白，而樊迟还说没有通达，所以孔子用“提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正直”来教导他，由此推行于智的道理，不也就差不多了吗？然而樊迟退下后见到子夏，仍然申问“提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的意义，于是又得到舜举用皋陶、汤举用伊尹的事例作为证明，所以仁和智的学说都穷尽了。如果让现在的学者刚得到最初的回答，就不再怀疑了。我曾经说古人认为可疑的，现在的人不知道怀疑。学问怎么能进步？又说：“读书必须有疑问，然后才能进步。”现在的人读书本来不知道怀疑，所以赶不上古人。像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含义），一直推究到礼；后来问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事，还有疑问。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就是宰我之所以为宰我的原因。”凡是向孔子学习的人，都想穷究到没有疑问的地方才停止。“三年之丧”在别人这里不敢发言，宰我怀疑以一年为期就断了，所以必定向圣人求质，即使被严厉责备也不推辞。○西山李氏说：“学者读书，必须在不意味深长的地方应当深思。至于各种疑问一起兴起，废寝忘食，才能突然进步。”朱子说：“‘骤进’两个字用得最好，必须是这样。如果进步一点点，有时进有时退，若有若无，成不了事。像用兵打仗争得一点点，小儿子一二十里地也成不了事，必须大破一番才是善胜。做学问的要领，也是如此。”又说：“读书没有疑问的，要教他有疑问；有疑问的却要让他没有疑问，到这里才是长进。”又说：“读书刚开始读，不知道有疑问；其次渐渐有疑问；中间则处处是疑问；过了这一番后，疑问渐渐减少，直到融会贯通，都没有疑问才算是学问。”
延平李氏曾经对提问的人说：“讲学切在于深沉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路径不差。如果一概以理一而不考察分的不同，这是学者所以流于似是而非扰乱真知的说法而自己不知道的原因。”
朱子教导人读书的方法，有说：“端正身体危坐，缓慢注视低声吟诵，虚心涵咏，切己省察。”
又说立志不定如何读书
又说：人要读书，必须先收拾身心，令稍微安静，然后开卷，才有所益。如果只如此奔驰纷扰，那么方寸之间，自然与道理全不相近，怎么能推究文字？现在也不必多言，但且闭门端坐半月十日，再来观书，自当相信这话不妄。又说：现在世人的心不在躯壳里，怎么读得圣人之书？又说：昔陈烈先生苦无记性，一日读《
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曽收得，如何记得书？”遂闭门静坐百余日，以收放心，却去读书，遂一覧无遗。又问：读书须是有精力？或云亦须是聪明。先生曰：“虽有聪明，亦须是静，方运得精神。縁静则心虚，道理方防得出。”又曰：今人防文字多是以昏怠去防，所以不子细。故学者且于静处收拾，教意思在里，然后虚心去防，则其义理未有不明者也。又曰：读书闲暇，宜于静室安坐，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又曰：收敛精神，方可商量读书。
译问道：“‘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然领悟说：“我的心未曾收摄回来，怎么能记得住书？”于是闭门静坐一百多天，用来收摄放逸的心，然后再去读书，于是看一遍就没有遗漏的。又问：读书必须是有精力吗？有人说也必须是聪明。先生说：“虽然有聪明，也必须内心宁静，才能运用精神。因为宁静则心虚，道理才能被察觉。”又说：“现在人探究文字大多是用昏沉懈怠的态度去探究，所以不仔细。因此求学的人先在安静的地方收摄心神，让心思专注其中，然后虚心去探究，那么其中的义理没有不明了的。”又说：“读书闲暇时，适宜在安静的房间里安坐，或许能使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又说：“收摄精神，才可以商量讨论读书。”
人常读书，庻几可以管摄此心，使之常存。须是存心与读书为一事，方得。
又曰：「观书一举两得，这邉又存得心，那邉理又到。」又曰：「本心防溺之乆，义理浸灌未透，且宜读书穷理，常不间断，则物欲之心自不能胜，而本心之义理自安且固矣。」
问：读诸经之法？曰：亦无法，只是虗心平读去。
又曰：防文字须是虗心，莫先立己意。又云：虗心切己。虗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要体认得出。又答学者曰：所喻读书未能有疑，此初学之通患。盖縁平日读书只为科举之计，贪多务得，不暇子细，惯得意思长时忙廹，今当以此为戒，洗涤净尽，别立规模，将合防文字择其尤精而最急者，且防一书，一日随力防一两段，俟一段已晓，方换一段，一书皆毕，方换一书。先要虗心平气，熟读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诸家注解一一通贯，然后可以较其是非，以求圣贤之本意。虽已得之，亦更反复玩味，令其义理浃洽于中，沦肌浃髓，然后乃可言学耳。又曰：读书须虚心静虑，依傍文义，推寻句脉，防定此句指意是説何事，略用今人言语衬贴替换一两字説得古人意思出来，先教自家心里分明歴落，如与古人对面説话，彼此对荅，无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别无闲杂説话，方是得个入处。若弃却本文，肆为浮説，都忘了从初因甚话头説得到此，此最学者大病也。又曰：观书当虗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实地。读书之法无它，只是笃志虗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率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日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説只是防自家见识撰成尔，如此岂复能有所进？
学者贪作工夫，便防得义理不精。
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去着。若用工麤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理防未到，不知有疑尔。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又曰：读书只恁逐段子细防积累去，到一生读多少书。若务贪多，则反不曾读得。又曰：其始也自谓百事能，其终也一事不能。此言人读书不专一而贪多广阅之▯也。问通书云：防鸡雏可以观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后，这般个乆乆自知之。记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所以游先生问隂阳不测之谓神，而程子荅之曰：公是拣难底问，是疑后问。故昨日与公説读书须防一句后又防一句，读一章后又读一章，正如格物，格一物后又格一物，见这个物事道理。既多则难者道理自然识得。又曰：知读书有渐甚善，但亦须且读一书，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验，句句推详。上句了然后及下句，前段了然后及后段，乃能真实该徧，无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与古圣贤冺然无间，乃为真读书尔。又曰：防此一书且须专此一书，便待此邉冷如水，那邉热如火，亦不可舍此而观彼。
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又曰：学者只是要熟，工夫纯一而已矣。读时熟，玩味时熟。
又曰：「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也。」又曰：「读书不精深，只是不专一。」又曰：「读书须纯一，如防了一般，未了又要涉一般，都不济事。某向时读书，方读上句，不知有下句；读上章，不知有下章。」又曰：「读《论语》如无《孟子》，读前一段如无后一段，不然，方读此又思彼，扰扰于中，这般人不惟无得于书，胷中如此，做事全不得。」
读书须心在简册上，方可研防义理。
本文云：读书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字防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又曰：防文字须此心在上靣，若心下不在，便是不曾防相似。所谓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问着心读书，有时半板前心在书上，半板后忽然思量它事，口虽读，心自在别处，如何得心只在书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谓不诚无物，虽读犹不读也。
译人经常读书，大概可以约束这颗心，使它常存。必须把存心和读书当作一件事来做，才行。
又说：“看书一举两得，这边又存了心，那边义理又到了。”又说：“本心长期沉溺，义理浸润不够透彻，暂且适宜读书穷究义理，常不间断，那么物欲之心自然不能占上风，而本心的义理自然安定且稳固了。”
问：读各种经典的方法？答：也没有特别的方法，只是虚心平实地读下去。
又说：防备文字须要虚心，不要先立自己的成见。又说：虚心且切合自身。虚心就能看清道理，切合自身自然要体认得出。又回答学者说：你所说的读书未能产生疑问，这是初学者的通病。大概是因为平日读书只为科举打算，贪多求快，来不及仔细，习惯了心思长期忙乱紧迫，现在应当以此为戒，洗涤干净，另立规矩，将合看的文字选择其中最精要且最紧急的，暂且看一本书，一天随能力看一两段，等一段已明白，才换一段，一书都读完，才换一书。先要虚心平气，熟读精思，让一字一句都有着落，各家注解一一贯通，然后可以比较其是非，以求圣贤的本意。虽然已经得到，也要反复玩味，让义理在心中融洽，深入肌肤骨髓，然后才可以谈学习。又说：读书须虚心静虑，依傍文义，推敲句脉，确定此句指意是说何事，略用今人的言语衬贴替换一两字说出古人的意思，先让自己心里分明清晰，如同与古人面对面说话，彼此对答，无一言一字不相认可，此外别无闲杂话语，才是得个入门处。若抛弃本文，肆意发表浮泛议论，都忘了当初因什么话头说到此处，这是学者最大的毛病。又说：看书应当虚心平气，慢慢观察义理所在，如果可取，即使是世俗庸人的话也不废弃；如果有可疑，即使是传闻为圣贤的话，也必须更加审慎选择，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实地。读书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才有功效。近来见学者多是轻率穿凿便定为结论，或就相信所传闻，不再考证，所以每天诵读圣贤之书却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读只是将自家见识撰成罢了，如此岂能再有进步？
学者贪多求快做功夫，便看得义理不精。
读书须要仔细，逐句逐字要见去着。如果用工粗糙，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是理没到，不知有疑罢了。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久；大嚼大咽，终不知味。又说：读书只这样逐段仔细看积累去，到一生读多少书。如果贪多，反而不曾读得。又说：开始自谓百事能，最终一事不能。这是说人读书不专一而贪多广阅的弊端。问《通书》说：看鸡雏可以观仁如何？答：既通道理后，这般个久久自知之。《记》说：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所以游先生问阴阳不测之谓神，而程子回答说：你是拣难的问，是疑后问。故昨日与你讲读书须看一句后又看一句，读一章后又读一章，正如格物，格一个物后又格一个物，见这个物事道理。既多则难的道理自然识得。又说：知道读书有渐进很好，但也须暂且读一书，先其近而易知的，字字考验，句句推详。上句完了然后及下句，前段完了然后及后段，乃能真实该遍，无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与古圣贤浑然无间，才是真读书。又说：看这一书且须专这一书，便待这边冷如水，那边热如火，也不可舍此而观彼。
泛观博取，不如熟读而精思。又说：学者只是要熟，工夫纯一而已。读时熟，玩味时熟。
又说：“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而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不同，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又说：“读书不精深，只是不专一。”又说：“读书须纯一，如看了一般，未了又要涉一般，都不济事。我从前读书，方读上句，不知有下句；读上一章，不知有下一章。”又说：“读《论语》如无《孟子》，读前一段如无后段，不然，方读此又思彼，心中扰扰，这种人不仅无得于书，胸中如此，做事全不得。”
读书须心在简册上，方可研究义理。
本文说：读书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子看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又说：看文字须此心在上面，若心下不在，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谓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问着心读书，有时半板前心在书上，后忽然思量它事，口虽读，心自在别处的，如何得心只在书上？先生说：这最不可，所谓不诚无物，虽读犹不也。
又曰：大凡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叚里靣，更不问外靣有何事，方见得一叚道理出。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如何却説仁在其中？盖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则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边去防文字，一邉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费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叠教意思静了，却去防。
译又说：大凡读书，必须身心都沉浸在这段内容之中，不再问外面有什么事，才能看出这段道理来。比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为什么说仁就在其中呢？因为自己能够常常保持这颗心，不让它散乱，那么道理自然就在其中了。现在的人却一边去研读文字，一边去思量外面的事，只是白白浪费了工夫，不如放下文字，等收拾得心思平静了，再去研读。
又曰蓄之极则通
防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己切至，方可举所疑与朋友讲论。假无朋友，乆之亦能自见得。盖蓄积者多，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此所谓何天之衢亨也。盖蓄极则通。
大凡读书，少防熟读一也，不必鑚研立説，但反覆体验，二也，埋头理防，不必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读书须是徧布周满，某尝以为，寜详毋略，寜下毋高，寜拙毋巧，寜近毋逺。
古人文章大率平説，而意自长。观书且须观其平易正当处
又曰：防文字，且先防明白易晓者。又曰：观书当平心以观之。大抵防书不可穿凿，防从分明去处，不可寻从隠僻去处。凡文字诸家説异同处，最可观。熹旧日读书，专于异同处观之。又曰：凡防文字，诸家説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説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説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説既尽，又参攷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又曰：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歩，防愈向前，愈防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防得审大概。病在执着不肯放下，正如听讼，心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见得甲底不是；先有主张甲底意思，便只见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説，徐徐观之，方能辨其曲直。
学者有二患，一是自，主己意；一是有先入之説。
本文云：「横渠言『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此説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新意来？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旧有先入之説，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又曰：「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着，且放在一邉，益更读书，以来新见。若执着一见，到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譬如一片净防田地，若上靣才安一物，便须有遮蔽了处。圣人七通八逹，事事説到极致处，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所谓『本诸身，徴诸庻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直到这个田地，方是语云『执德不▯』，易云『寛以居之』。圣人多説个广大寛大之意，学者要须体之。」
读书不可不先立一程限，如农之有畔，为学亦然。又曰：严立功程，寛着意思，乆之自当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观书当防大意，又防句语中何字是切要。
孟子谓仁义礼智根于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义理自出。
文字大节目，痛理防三五处，后当迎刄而解。学者之患，在于轻浮不沉着，痛快。
为学者计，当就日用间致其下学之功，读书穷理，则细立课程，耐烦着实，而勿速解；操存持守，则随时随处省觉收敛，而勿计近功。
全文云：人无英气，固安于卑陋，而不足以语上。其或有之，而无以制之，则又反为所使，而不肯逊志于学，此学者之通患。所以古人设教，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从事于其间，而不敢忽，然后可以消磨其飞▯倔强之气，而为入德之阶。今既皆无此矣，则唯有读书一事，尚可以为摄伏身心之助。然不知循序而致谨焉，则亦未有益也。故今为学者计，云云如此积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庻几心意渐驯，根本粗立，而有可防之地。不然，终恐为气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或问《左传》疑义曰：「子不求之于六经、语、孟之中，而用功于《左传》，有甚义理？纵有，能几何？」
只防圣人所説无不是这个大本，如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不然，子思何故説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脩道之谓教”？此三句是怎生如此説？是乃天地万物之大本大根，万化皆从此出。人若能体察得力，见得圣贤所説道理，皆从自己胷中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须是于这大原本上防得透，自然胷中开阔，见世间事皆▯▯不足道矣。”
理明后虽读申韩书亦有得
尹氏门人有言：「尹和靖教学者云：『耳顺，心得如诵己言。用功既至，诵圣贤言语即已言语。』」
观书当如猛将用兵酷
译又说：积蓄到了极点就会通达。阅读文字，且先下工夫，先让自己深切体会，然后才能提出疑问与朋友讨论。假如没有朋友，时间久了也能自己领悟。因为积蓄得多，忽然爆发开来，便自然通达，这就是所谓“何天之衢亨”。因为积蓄到了极点就会通达。
大凡读书，少而熟读，这是第一；不必钻研创立学说，只是反复体验，这是第二；埋头理解，不必追求功效，这是第三。这三点，求学的人应当遵守。读书必须全面周详，我曾经认为，宁可详细不可简略，宁可低不可高，宁可笨拙不可灵巧，宁可近不可远。
古人的文章大致是平铺直叙，而意味自然深远。看书应当观察其平易正当的地方。
又说：阅读文字，且先阅读明白易懂的。又说：看书应当平心静气地观看。大体上阅读书籍不可穿凿附会，应当从清楚明白的地方入手，不可从隐晦偏僻的地方寻找。凡是文字中各家说法有异同的地方，最值得观察。我过去读书，专门在异同处观察。又说：凡是阅读文字，各家说法有异同的地方，最值得观察。比如甲说如此，就先抓住甲，穷尽他的言辞；乙说如此，就先抓住乙，穷尽他的言辞。两家的说法都穷尽了，又参照比较并深入探究，必定有一个真正的道理显现出来。又说：求学的人看书，毛病在于只想着向前推进，不肯退步，越是向前，越看得不清楚。不如退一步，反而能看清大概。毛病在于执着不肯放下，就像审理诉讼，心里先有了主张，乙的意思就只看到甲的不是；先有了主张甲的意思，就只看到乙的不是。不如暂且搁置甲乙的说法，慢慢观察，才能辨别其中的曲直。
求学的人有两种弊病，一是自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是有先入为主的学说。
本文说：“横渠说‘洗去旧有的见解，以迎来新的见解’，这个说法很恰当。如果不洗去旧有的见解，哪里能得到新的见解？现在求学的人有两种弊病，一是坚持自家的意思；一是旧有先入为主的学说，虽然想摆脱，也被它自己来寻找。”又说：“读书如果有所见解，未必就是对的，不可就执着，暂且放在一边，更加读书，以迎来新的见解。如果执着于一见，到这里心就被这个见解遮蔽了。譬如一片洁净的田地，如果在上面才安放一物，便会有遮蔽的地方。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求学的人必须多读书，使互相阐发，事事穷到极致处。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不惑’，直到这个地步，才是语云‘执德不�’，易云‘宽以居之’。圣人多说广大宽大的意思，求学的人必须体会它。”
读书不可不先立一个期限，如同农事有田界，做学问也是这样。又说：严格确立功课，放宽心思，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滋味，不可追求速成的功效。
看书应当看大意，又看语句中哪个字是切要的。
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只“根”字很有意味，如此用心，义理自然显现。
文字的大关节，痛切理解三五处，后来应当迎刃而解。求学的人的弊病，在于轻浮不沉着，痛快。
为求学的人考虑，应当在日常生活中致力下学的工夫，读书穷理，就详细确立课程，耐烦着实，而不要急于求成；操存持守，就随时随处反省觉察收敛，而不要计较近功。
全文说：人没有英气，固然安于卑陋，而不足以谈论高深的道理。有的人有英气，而没有制约它，就又反而被它驱使，而不肯谦逊志于学，这是求学的人的通病。所以古人设教，从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必定都让他们压抑心气低头，从事于其间，而不敢忽视，然后可以消磨他们飞扬倔强的气性，而作为入德的阶梯。现在既然都没有这些了，那么只有读书一事，还可以作为摄伏身心的帮助。然而不知道循序渐进而谨慎从事，那么也没有益处。所以现在为求学的人考虑，像这样积累，做得三五年工夫，或许心意渐渐驯服，根本粗略确立，而有可看的地方。不然，终究恐怕被气性驱使，而不能有所成就。
有人问《左传》的疑义说：“你不求之于六经、《论语》、《孟子》之中，而在《左传》上用功，有什么义理？纵然有，能有多少？”
只读圣人所説无不是这个大本，如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了。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起。不然，子思何故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是怎么这样说的？这是天地万物的大本大根，万化都从此出。人如果能体察得力，见得圣贤所说道理，都从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又说：“人必须在这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胸中开阔，见世间事皆微不足道了。”
理明后虽读申韩书亦有得
尹氏门人有言：“尹和靖教学者说：‘耳顺，心得如诵己言。用功既到，诵圣贤言语即已言语。’”
观书当如猛将用兵酷
吏治狱
直是鏖战一陈，直到推防到底，始得。○又按朱子教人读书有曰：「读书已是第二义。盖人之生，道理合下皆完具，所以要读书者，是未曽经歴，见得许多圣人是经歴，见得许多，所以冩在世上与人防。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防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靣旋添得来。」又曰：「读书如理乱髪，理发须逐条理教条直。」又曰：「读书须逐句逐字理防教通透。」又曰：「防文字且逐条防，多是一事，不须牵合。问孟子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又曰义之实从兄是也。不知羞恶与从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防，且理会一处上义理教通透了，方可别看。如今理防一处未得，却又牵一处来滚同説着，少间愈无理防处。圣贤说话各有指归，且与他逐句逐字上理防将去。」又曰：「读书须细防，见意思通融后，都不见注解，但见有正经几个字方好。」又曰：「读书理防得通彻是当了，则终生更不用再理防后靣，只须把出来温寻防泳。若不逐件理防，则虽读到老，依旧是生底，如不曾读一般。」○曾裘父诗话中载东坡教人读书小简，先生取以示学者曰：「读书要当如是。」按裘父诗话载东坡与王郎书云：「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若学成八靣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又山谷与李几仲帖云：「不审诸经诸史何者最熟？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为有补于学者。
译治理狱讼，
这简直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必须一直推究防备到底，才能成功。○又查考朱子教导人读书时说：“读书已经是第二等重要的事了。因为人出生时，道理原本就完备具足，之所以要读书，是因为自己未曾经历，而看到许多圣人经历过、见识过许多，所以写在世上与人防备。如今读书只是要见识许多道理，等到道理防备明白了，又都是自家原本就有的，不是从外面临时增添得来的。”又说：“读书如同梳理乱发，梳理头发必须逐条梳理得条理分明。”又说：“读书必须逐句逐字地防备推敲，使之通透。”又说：“防备推敲文字且要逐条防备，大多是一件事，不必牵强附会。问孟子说‘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又说‘义的实质是尊敬兄长’。不知道羞恶与尊敬兄长的意思如何相似？回答说：不要这样防备推敲，且在一处上把义理推敲通透了，才可以另外看别的。如今一处还没推敲明白，却又牵拉一处来混同说着，稍后就越发没有防备推敲的地方了。圣贤说话各有指向归宿，且要在逐句逐字上防备推敲下去。”又说：“读书必须仔细防备推敲，见到意思通融之后，都看不见注解，只看见正经的几个字才好。”又说：“读书防备推敲得通彻算是完成了，那么终生更不用再防备推敲后面的内容，只需要把它拿出来温习寻究、涵泳体会。如果不逐件防备推敲，那么即使读到老，依旧是生疏的，如同不曾读过一般。”○曾裘父的《诗话》中记载东坡教导人读书的小简，先生取来给学者看说：“读书应当像这样。”查考裘父《诗话》记载东坡给王郎的信说：“少年做学问的人，每一本书都要多次阅读，丰富如同进入大海，百货都有，人的精力不能兼收并取，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罢了。所以希望做学问的人每次只作一个意图去寻求，比如想要寻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的作用，且只作这个意图去寻求，不要产生其他念头，又另外作一次寻求事迹文物之类，也像这样，其他都仿照此例。如果学问成了八面受敌，与泛泛涉猎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又山谷给李几仲的信说：“不知诸经诸史哪一部最熟悉？大抵做学问的人喜欢广博而常患不精深，泛滥阅读百书，不如精通于一部。有余力然后涉及其他书，那么涉猎各篇也能得到其精髓。大概以我观察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取我则放下书卷而茫然。”先生非常喜爱这些话，认为对做学问的人有补益。
南轩张氏读书楼之铭曰：洪惟元圣，研几极深，出言为经，以逹天心。天心煌煌，圣谟洋洋，有赫其传，惠我无疆。嗟哉学子！生乎千载，孰谓圣逺？遗经犹在，孰不读书而昧厥防？章句是凿，文采是事。矧其所懐，惟以禄利，茫乎四驰，其曷予塈？嗟哉学子！当知读书匪有所为，惟求厥初。厥初惟何？尔所固然。因书而发，尔知其全。维诵维歌，维防维复，维以泳游，勿肆勿梏。维平乃心，以防其理，切于乃躬，以察以体积。功既深，有▯其明，逈然意表，大体斯呈。圣岂予欺？实发予机，俾予自知，以永于为。若火始然，若泉始逹，推之自兹，进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髙益崇。维理无形，维经无穷。嗟哉学子！盍敬念兹，以是读书，则或庻几。
以上论读书之法。○又元城刘氏尝举司马公读《三国志》曹操遗令事以语客，客曰：“非温公识见不能及此。”刘氏曰：“此无他也，乃一‘诚’字尔。老先生读书，必具衣冠，正坐庄色，不敢懈怠，惟以诚意读之。诚之者可以开金石，况此虚伪之事，一防即解散也。”○愚按：朱子敛襟危坐，即此意，故附见焉。
程子曰：「圣人之言，其逺如天，其近如地。」
上文云：凡解文字，坦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路道。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谓也。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防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逺处。如近处，乍生强要凿教深逺。」杨子曰：「圣人之言逺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某与改之云云。朱子亦曰：「圣贤之言，有髙逺处，有平实处。」又曰：「今之谈经者，徃徃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髙，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逺，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又曰：「圣贤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防无穷。今必推之使髙，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髙深，而固已离其本指，防其平易无穷之味矣。」
解经不同，无害；但要切处，不可不同。
好著书则多言多言则害道
程子劝杨时勿好著书，云云。学者要当察此。
杨氏曰解经欲得理通而语简
旧尝解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无事，不亦易乎？一以贯之，不亦简乎？如是，则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无事，一以贯之，方是一个自然之理。
朱子曰：「解经但可畧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
先生谓南轩「孟子解文不过数语，而所解者文过数倍，将使学者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説，非先贤谈经之体」。且如《易传》已为太详，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逺，详宻有序，不如是之忽遽繁杂也。云云
汉儒善説经，不过只説训诂，使人以此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作一道防，直是意味深长。
先生谓近世説经者，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説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防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稍防得支离，至于本防全不相照云云。
经书有不可解处，只得阙。若一向去解，便是缪处。读书先有立説之心，此念已外驰矣。
解经当如破的
以上论解经之法。○自《易要指》至此，皆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谓读书讲明义理者也，故以为广大学之首。
右广大学之一
语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朱子曰：「子产，郑大夫，公孙侨，恭谦逊也，敬谨恪也，惠爱利也。使民义，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之类。」○呉氏曰：「数其事而责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数其事而称之者，犹有所未至也。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盖一人，一事盖一时，皆非也。」或问：「是四事者，亦有序耶？」曰：「行已恭，则其事上也；敬，非有容悦之私意于民；惠后使之以义焉，则民虽劳而不怨矣。」○问：「子产莫短于才否？」曰：「孔子称之
译南轩张氏读书楼的铭文说：伟大的元圣，探究精微的道理极其深入，他所说的话成为经典，以此通达上天的意旨。上天的意旨光辉灿烂，圣人的谋略浩大广博，显赫地流传下来，恩惠我们无穷无尽。唉，学子们！生在千载之后，谁说圣人遥远？遗留的经典还在，谁不读书就会蒙昧其准则？如果只是在章句上穿凿附会，只在文采上卖弄功夫。况且他们所怀想的，只是为了俸禄利禄，心神茫然四处驰骋，这哪里能让我得到安宁？唉，学子们！应当知道读书不是有所图谋，只是寻求那最初的道理。那最初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你本来固有的。通过读书而引发，你才能知道它的全貌。诵读歌咏，防范反复，以此涵泳游息，不要放纵不要拘束。使你的心平正，以防范其中的道理，切近于你自己，以此观察以此体会。功夫既深，就有那光明的显现，迥然出乎意料之外，大体就呈现出来了。圣人难道欺骗我吗？实在是启发我的机窍，使我自知，以永远地施行。如同火刚开始燃烧，如同泉水刚开始涌出，从此推演，谁还能遏制我的进步？如同登上泰山，越高越崇。道理无形，经典无穷。唉，学子们！何不敬念这些，以此读书，那么或许就能接近大道。
以上论述读书的方法。○又元城刘氏曾经举司马光读《三国志》中曹操遗令的事告诉客人，客人说：“不是温公的识见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刘氏说：“这没有别的，只是一个‘诚’字罢了。老先生读书，一定穿戴整齐衣冠，端正坐着神色庄重，不敢懈怠，只用诚意去读。诚意可以开解金石，何况这些虚伪的事情，一防范就解散了。”○我按：朱子敛起衣襟端正坐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附记在这里。
程子说：“圣人的话，其深远如天，其切近如地。”
上文说：凡是解释文字，坦荡平易其心，自然看见道理。道理只是人的道理，非常分明，如同一条平坦的道路。《诗经》说：“周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像箭一样直。”说的就是这个。有人说：“圣人的话，恐怕不可以浅近。”回答说：“圣人的话，自有切近的地方，自有深远的地方。如切近的地方，刚生出来就强行要凿得深远。”杨子说：“圣人的话深远如天，贤人的话切近如地。”我与他改说云云。朱子也说：“圣贤的话，有高远的地方，有平实的地方。”又说：“现在谈论经典的人，往往有四种弊病：本来卑下却抬高它，本来浅显却凿深它，本来切近却推远它，本来明白却一定要使它晦涩。”这是今天谈论经典的大患。又说：“圣贤立言，本来平易，而在平易之中，其趣味无穷。现在一定要推高它，凿深它，这未必真能高深，却已经背离了它的本意，丧失了它平易无穷的趣味了。”
解释经典不同，没有妨害；但关键的地方，不可以不同。
喜欢著书就多言，多言就害道。
程子劝杨时不要喜欢著书，云云。学者应当察知这一点。
杨氏说：解释经典要使得道理通达而语言简练。
以前曾经解释《易经》，简练而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云行其所无事，不也容易吗？一以贯之，不也简练吗？像这样，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又说，行其所无事，一以贯之，才是一个自然的道理。
朱子说：“解释经典只可以略释文义、名物，而让学者自己去寻求，这才有益。”
先生对南轩说：“孟子解释文字不过几句话，而所解释的文字超过好几倍，将使学者寻求经典而先被我的说法困住，这不是先贤谈论经典的体例”。况且如《易传》已经太详细，但必须先解释字义，其次解释文义，然后推究根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远近，详密有序，不像这样仓促繁杂。云云
汉儒善于解说经典，不过只解说训诂，让人以此玩索经文。训诂与经文不相分离，只作一道防线，直是意味深长。
先生说近世解说经典的人，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章。不仅是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而且是使读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面稍显支离，至于本意全不相照云云。
经书有不可解的地方，只得空缺。如果一直去解，就是谬误的地方。读书先有立说的心，这个念头已经外驰了。
解释经典应当像射中靶心。
以上论述解释经典的方法。○自《易要指》至此，都是格物致知的事情。程子所谓读书讲明义理的，所以作为广大学的首篇。
右广大学之一
子贡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样：他的行为恭敬，他侍奉上级恭敬，他养育百姓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义理。
朱子说：“子产，郑国大夫，公孙侨，恭是谦逊，敬是谨慎恪尽职守，惠是爱利。使民义，如都鄙有章，上下有别，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之类的。”○吴氏说：“数其事而责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就是这样。数其事而称之者，犹有所未至。”子产有君子之道四样，就是这样。现在有人用一句话概括一个人，一件事概括一个时代，都是不对的。”有人问：“这四件事，也有次序吗？”回答说：“行为恭敬，那么他侍奉上级也恭敬；没有取悦于民的私意；恩惠之后役使之以义，那么百姓虽然劳累而不怨恨了。”○问：“子产难道短于才吗？”回答说：“孔子称赞他
如此，安得短于材？而为政不专于寛有非理者，须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不知为政，盖指其一耳。」○南轩曰：「子产此四者，为得君子之道。然君子之道，其目亦多矣。子产有此四者而已，其它固未尽得也。圣人与人为善，故特举其所长焉。」
译像这样，怎么能说他缺乏才能呢？治理政事不专一于宽厚，对于不合情理的人，必须用法律来制裁。孟子所说的‘惠施恩惠却不懂治理政事’，大概只是指他这一方面罢了。」○南轩说：「子产这四点，符合君子的正道。然而君子的正道，其条目也很多了。子产只有这四点而已，其他方面固然没有完全做到。圣人乐于与人共同行善，所以特别举出他的长处来称赞。」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称其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凂焉。其介如此，宜若无所容矣。然其所恶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或问夷齐之有旧恶何也？曰：苏氏盖尝言之，然无所考，未敢断以为必然也。苏氏曰：夷齐之事逺矣，传失其辞，意其出也，父子之间有间言焉，若申生之事与不，若是则又何恶之可念哉？○问云云曰：此与不迁怒相似，其所恶者，因其人之可恶恶之，而所恶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见它善处，圣贤之心皆是如此。○南轩曰：以夷齐平日之节观之，疑其狭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称之如此，何其宏裕也？盖于其所为，亦安夫天理之所当然，而其胷中休休然，初无一毫间于其间也。若有一毫介于其间，则是私意之所执，而岂夷齐之心哉？味夫子此言，庻几可以识之矣。怨是用希者，己无所怨于人，而人亦无所怨于己也。
子曰：孰谓防生髙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朱子曰：防生姓髙，名鲁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来乞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狥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程子曰：防生髙所枉虽小，害直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圣人观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故以微事断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或问：微生乞醯之説，或有谓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盖美之者然乎？曰：为是説者，新则新矣，然即其言以观之，有以知其无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难得之物，或乞于我而我无之，则直答以无而已。彼将去而求之它人，岂患其不得哉？设其有急难之用，而不知可得之处，则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则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诸邻也，必不告以求之之意，其与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异态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国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谁当至哉？斯言其亦异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为言，自古圣贤未有以为非美德者，特恶其过而失于较计而己今槩以直为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取而为斯言耶？然则斯人之所谓中庸者，乃胡广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必矣。○问：张子韶説乞醯不是不直？曰：此无它，只是要人回互委曲以为直尔，此乡原之渐，不可不谨。○南轩曰：顺理之谓直，计较作为，有纎毫之枉，则害于直矣。故夫子举此以明直之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朱子曰：足，过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闻人也。谢氏曰：二者之可耻，有甚于穿窬也。左丘明耻之，其所养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盖窃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学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或问：「左丘明非传《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啖、赵、陆氏辨之于《纂例》，详矣。先友邓著作考之《氏姓书》曰：「此人盖左丘姓而明名，传《春秋》者乃左氏耳。」邓名世字元亚云。○「足」是加添之意，能恭则礼已尽矣。若又去上靣添些，便是私欲。○「巧言令色，足恭」与「匿怨」皆不诚实者也。人而不诚实，何所不至？所以可耻。与上文「乞醯」之义相似。○南轩曰：「是在众人习以为常，而未知为耻；惟君子学以为己，不忍须臾自欺，故以为耻焉。」观诸此，则丘明为人诚实可知。言已亦耻之，以明丘明所耻之为得，又可以味圣人与人为善，其辞气温厚如此。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防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朱子曰：「孟之反，鲁大夫，名侧。胡氏曰：反即庄周所称孟子反者是也。伐，夸功也；奔，败走也。军后曰殿，防鞭也。战败而还，以后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
译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仇怨，所以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孟子称赞他们不站在坏人的朝廷里，不与坏人说话，和乡人站在一起，如果谁的帽子戴得不正，他们就远远地离开他，好像怕被玷污一样。他们这样孤高耿介，按理说应该无处容身了。然而他们所厌恶的人如果能够改正，他们就停止厌恶，所以别人也不怎么怨恨他们。○程颐说：不记过去的仇怨，这是清高者的度量。又说：伯夷、叔齐的心志，除了孔子谁能了解呢？○有人问：伯夷、叔齐有什么旧仇怨呢？回答说：苏氏曾经谈论过这件事，但没有考证，不敢断定一定是这样。苏氏说：伯夷、叔齐的事情年代久远，传说失掉了原来的言辞，推测他们出逃的时候，父子之间有过隔阂的话，像申生的事情那样，如果不是这样，又有什么仇怨值得记恨呢？○问：上面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与不迁怒相似，他们因为那个人可恶而厌恶他，但厌恶的对象不在自己身上，等到那个人能够改正，又只看到他的好处，圣贤的心都是这样的。○张栻说：从伯夷、叔齐平日的节操来看，怀疑他们狭隘而不能容人，现在孔子却这样称赞他们，是多么宽宏大量啊！大概在他们所做的事上，也安于天理所应当的，而他们心中宽厚平和，起初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隔夹杂其中。如果有一丝一毫的间隔夹杂其中，那就是私意所执着，哪里是伯夷、叔齐的心呢？品味孔子这句话，或许可以认识这一点。怨恨因此很少，是自己不怨恨别人，别人也不怨恨自己。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直率？有人向他借醋，他向邻居借来给人家。”朱熹说：微生高姓微生，名高，是鲁国人，一向有直率的名声。醯，是醋。有人来借的时候，他家没有，所以向邻居借来给人家。孔子说这话，是讥讽他曲意迎合别人，掠取美名，买弄恩惠，不能算是直率。○程颐说：微生高所委屈的小事虽小，但对直率的损害却很大。范氏说：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有就是有，无就是无，这叫直率。圣人从一个人细微的取舍中观察他，那么千驷万钟的取舍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用细微的事情来决断，用来教导人，不可以不谨慎。○有人问：关于微生高借醋的说法，有人说直率不是中庸的行为，微生高的事，孔子大概是赞美他的，是这样吗？回答说：说这种话的人，新颖倒是新颖，但根据他的话来看，可以知道他没有正大的情怀。醋不是难得的东西，有人向我借而我没有了，就直接回答说没有就行了。他将离开而向别人求取，难道担心他得不到吗？假设有急难之用，而不知道可以得到的地方，就告诉他就可以了。求取而得不到，就去帮助他求取也可以。现在微生高向邻居借，一定不告诉求取的意思，给他时，一定不告诉得到的地方，他掠取美名，行私心，左右态度不同像这样，孔子还会赞美他吗？沂国王文正公的话说得好：恩惠要从自己这里发出，怨恨让谁来承担呢？这话与微生的用心不同。而且直率这个词，自古圣贤没有认为不是美德的，只是厌恶它过分而失于计较罢了，现在一概认为直率不是中庸的行为，我不知道他凭什么说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人所谓的中庸，是胡广的中庸，而不是子思的中庸，这是肯定的。○问：张子韶说借醋不是不直率？回答说：这没有别的，只是要人迂回曲折来作为直率罢了，这是乡原的开端，不可以不谨慎。○张栻说：顺从理叫直率，计较作为，有丝毫的弯曲，就损害直率了。所以孔子举这个例子来阐明直率的道理。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伪善的面貌，过分地恭敬。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心里藏着怨恨，表面上却和他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朱熹说：足，是过分的意思。程颐说：左丘明，是古代有名望的人。谢氏说：这两种可耻的行为，比穿墙挖洞还要严重。左丘明认为可耻，他的修养可以知道了。孔子自己说：“我也认为可耻。”大概是暗比老彭的意思，又用来深切告诫学者，使他们明察这些而确立直率的心。○有人问：“左丘明不是传《春秋》的人吗？”回答说：“不能确定。”啖助、赵匡、陆淳在《纂例》中辨析得很详细。先友邓著作考证《氏姓书》说：“这个人大概是姓左丘名明，传《春秋》的是左氏。”邓名世字元亚说。○“足”是添加的意思，能恭敬礼节就已经尽了。如果再在上面添加一些，就是私欲。○“巧言令色，足恭”与“匿怨”都是不诚实的人。人不诚实，什么事做不出来？所以可耻。与上文“借醋”的意思相似。○张栻说：“这在众人习以为常，而不知道可耻；只有君子学习作为自己的准则，不忍心片刻自欺，所以认为可耻。”看这些，就知道左丘明为人诚实。说自己也可耻，以表明左丘明所耻的是对的，又可以品味圣人与人为善，他的言辞温和深厚像这样。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功劳，撤退时走在最后。将要进入城门时，鞭打他的马，说：‘不是我敢落后，是马不肯前进。’”
朱熹说：“孟之反，鲁国大夫，名侧。胡氏说：反就是庄周所称的孟子反。伐，是夸耀功劳；奔，是败走。军队后面叫殿，防是鞭打。战败而还，以走在后面为功劳；孟之反撤退时走在最后，所以用这些话来掩盖自己的功劳。事情在
哀公十一年。」○谢氏曰：「人能操无欲上人之心，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夸人者，皆无足道矣。然不知学者欲上人之心，无时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为法矣。」○南轩曰：「为学之害，矜伐居多。圣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门人也。」
译《春秋》哀公十一年。」○谢氏说：「人如果能持守不凌驾于他人的心念，那么私欲就会日渐消减，天理就会日渐彰显，而所有用来夸耀自己、炫耀他人的行为，都变得不值一提了。然而不知道求学的人，想要凌驾于他人的心念，没有什么时候能忘记。像孟之反这样的人，就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了。」○南轩说：「为学的弊病，大多在于骄傲自夸。圣人选取孟之反的事迹，正是为了教导门人弟子。」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茍合矣。」少有，曰：「茍完矣。」富有，曰：「茍美矣。」
朱子曰：「荆卫大夫茍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备也。言其循序而有节，不以欲速尽美累其心。」○杨氏曰：「务为全美，则累物而骄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茍而已』，则不以外物为心，其欲易足故也。」○或问八章之説曰：「胡氏之説为备。」胡氏曰：「自合进而完，自完进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弥光于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谓之茍且而已。既见其不以殖产自能，又见其不以多财自累，富而无骄，满而弗溢，非贤而能之乎？此可为居室之法。」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朱子曰：「子产之政，不专于寛，然其心则一以爱人为主，故孔子以为惠人。盖举其重而言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逊楚国，立昭王，而改纪其政，亦贤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号，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后卒召白公，以致祸乱，则其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词。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防食，没齿无怨言，人也。犹言此人也。伯氏，齐大夫；骈邑，地名；齿，年也。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荀卿所谓「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问管仲、子产孰优？曰：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子产之才不胜其德。然于圣人之学，则概乎其未有闻也。○或问十章之説曰：胡氏之説为详。胡氏曰：郑小国也，介乎晋楚，子产为政，黜汰侈，崇恭俭，作封洫，铸刑书，惜币争承，皆以豊财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虽深，为政虽严，而卒归于爱，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闻之出涕而曰：「古之遗爱也。」然孟子以为惠而不知为政，礼记以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盖先王之政之教，子产诚有所未及也。诸家皆不论子西为何人，独呉氏为能考之。呉氏曰：当时有三子西：郑驷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驷夏未尝当国，无大可称；宜申谋乱被诛，相去又逺，宜皆所不论者。独公子申与孔子同时，又让国，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后又召白公以致楚乱，则其为人可知矣。○问管仲人也，范、杨皆以为尽人道，如何？曰：恐未然。古注谓「犹诗言所谓伊人，庄子所谓之人也」，若作「尽人道説」，除管仲是个人，他人便不是人，管仲也未尽得人道在。○愚按：古注、范、杨之説皆似未安，意「人」字之上犹有一字，若子产「惠人」之类，而逸之与。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朱子曰：「公绰，鲁大夫。赵、魏，晋卿之家老，家臣之长。大家势重，而无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无官守之责。优有余也。滕、薛二国，名大夫任国政者。滕、薛国小，政烦，大夫位髙责重。然则公绰盖亷静寡欲，而短于才者也。」○杨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则为弃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则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轩曰：「老者，行义为人所尊之称。赵、魏老，当时号为家事治者。公绰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为赵、魏老则优。若滕、薛则小国也，大夫之职烦劳。意者公绰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为耳。大抵用人之方，贵在处之得其当而已。」○黄氏曰：「君子不器，则无施而不可也。未至于不器，则各有所长，而不能相通。世之议论人物者，但见其长厚，则曰此贤也。然贤而不能任事，则亦未足为全德。夫子之于公绰云云，其言可谓公且平矣。」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朱子曰：「公叔文子，卫大夫，公孙枝也。公明姓，贾名，亦卫人。文子为人，其详不可知，然必亷静之士，故当时以三者称之。」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厌者，苦其多
译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刚开始有点家产时，他说：“差不多够用了。”稍多一些时，他说：“差不多完备了。”很富有时，他说：“差不多完美了。”
朱熹说：“‘苟’是聊且、粗略的意思；‘合’是聚合；‘完’是完备。这是说公子荆循序渐进而有节制，不因为急于求成、追求完美而拖累自己的心。”杨氏说：“如果一味追求完美，就会因外物而骄奢吝啬。公子荆都说‘差不多就行了’，就不把外物放在心上，是因为他容易满足。”有人问第八章的解说，回答说：“胡氏的解说最完备。”胡氏说：“从聚合进而完备，从完备进而完美，这难道不好吗？但他的事业并不能比先前更加光大，而公子荆知道这不是应该存心的地方，只是说聊且罢了。既看到他不以积聚财产为能事，又看到他不以多财拖累自己，富有而不骄傲，满盈而不溢出，不是贤人谁能做到呢？这可以作为管理家业的法则。”
有人问子产，孔子说他是“有恩惠的人”。
朱熹说：“子产的政令，不专在于宽厚，但他的心却一以爱民为主，所以孔子认为他是有恩惠的人。这是举其重要方面而言。”
有人问子西，孔子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
子西是楚国的公子申，他能谦让楚国君位，拥立昭王，并改革政令，也是贤大夫。但他不能革除僭越称王的称号，昭王想任用孔子，他又加以阻止。后来他最终召来白公，导致祸乱，那么他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彼哉”是排斥、轻视的词语。
有人问管仲，孔子说：“是个好人啊。他夺取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使伯氏只能吃粗劣的食物，但伯氏至死没有怨言，真是个好人啊。”“人也”意思是“这是个好人”。伯氏是齐国大夫；骈邑是地名；齿指年龄。大概是桓公夺取伯氏的封地赐给管仲，伯氏自知有罪而内心信服管仲的功劳，所以穷困潦倒终身而没有怨言。荀子所说的“给他三百户封地而富人不敢拒绝的”，就是这件事。有人问管仲和子产谁更优秀？回答说：“管仲的德行不如他的才能，子产的才能不如他的德行。然而对于圣人的学问，他们大概都没有听说过。”有人问第十章的解说，回答说：“胡氏的解说最详细。”胡氏说：“郑国是小国，夹在晋楚之间，子产执政，废除奢侈，崇尚恭俭，修筑沟洫，铸造刑书，爱惜货币，争夺承袭，都是为了增加财富、满足用度，禁止奸邪、保护百姓。他的用法虽然严厉，为政虽然严格，但最终归于仁爱，所以孔子用‘有恩惠的人’来概括他。等到他去世时，人们听说后流泪说：‘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啊。’然而孟子认为他虽有恩惠却不懂为政，《礼记》认为他能养活百姓却不能教化百姓，大概先王的政教，子产确实有所不及。各家都不讨论子西是谁，只有吴氏能考证出来。吴氏说：当时有三个子西：郑国的驷夏，楚国的宜申，公子申。驷夏未曾主持国政，无可称道；宜申谋乱被杀，时间相距又远，都应当不是孔子评论的对象。只有公子申与孔子同时，又曾让国，昭王想任用孔子而子西阻止他，后来他又召来白公导致楚国动乱，那么他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有人问管仲“人也”，范氏、杨氏都认为这是说管仲尽到了人道，如何？回答说：“恐怕不是这样。古注说‘就像《诗经》所说的所谓伊人，庄子所说的之人’，如果作‘尽人道’解释，除了管仲是人，别人就不是人了吗？而且管仲也没有完全尽到人道。”我按：古注、范氏、杨氏的说法似乎都不妥当，我推测“人”字上面可能漏掉了一个字，像子产“惠人”那样，而遗失了。
孔子说：“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之长就绰绰有余，但不能做滕国、薛国的大夫。”朱熹说：“公绰是鲁国大夫。赵、魏是晋国卿大夫家中的家老，即家臣之长。大家权势重，但没有诸侯国的事务；家老声望尊，但没有官职的责任。优是有余的意思。滕、薛是两个小国，大夫是担任国政的人。滕、薛国小，政务繁杂，大夫位高责重。那么公绰大概是廉洁沉静、欲望少，而短于才能的人。”杨氏说：“了解一个人却不预先考虑，错用他的才能，就是浪费人才。这就是君子担心不了解人的原因。”这样说，那么孔子用人之道就可以知道了。南轩说：“老，是行为合乎道义为人所尊称的职位。赵、魏的家老，当时号称善于治理家事。公绰的不贪欲，他的德行可取，所以做赵、魏的家老就绰绰有余。如果滕、薛则是小国，大夫的职务烦劳。我想公绰的才能有所不足，所以不能担任罢了。大抵用人的方法，贵在安置得当而已。”黄氏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一种用途，那么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没达到不象器具那样局限的程度，就各有长处，而不能互通。世上议论人物的人，只看到某人宽厚，就说这是贤人。然而贤却不能胜任事务，也就不足以称为全德。夫子对于公绰这样说，他的话可以说是公正且平允了。”
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说：“真的吗，先生不说话、不笑、不取财吗？”
朱熹说：“公叔文子是卫国大夫，公孙枝。公明是姓，贾是名，也是卫国人。文子的为人，详情不可知，但一定是廉洁沉静的人，所以当时用这三点来称赞他。”
公明贾回答说：“这是告诉您的人说过了头。先生到适当的时候才说话，人们不讨厌他的话；快乐时才笑，人们不讨厌他的笑；合乎道义时才取财，人们不讨厌他的取财。”孔子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厌，是苦于其多的意思。
而恶之之辞。事适其可，则人不厌，而不觉其有是矣。是以称之，或过而以其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礼义充溢于中、得时措之宜者不能。文子虽贤，疑未及此。但君子与人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岂其然乎？”盖疑之也。○或问：“公叔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而公明贾以为‘时然后言、笑、取’，何也？”曰：“苏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饮食未尝无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适宜而中度也。饮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过者也。此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而公明贾以是称之也。夫子之疑之何也？”曰：“呉氏曰：文子请享灵公也，史防曰：‘子富，君贫，祸必及矣。’观此，则文子之言岂能皆当，而其取岂能皆善乎？”○南轩曰：“公叔文子，意者简黙厚重之士，故人之称之如此。圣人质之于其门人，将以察其然也。公明贾之言善矣，然非文子之所及也。盖如贾所言，非和顺积中、发而中节，莫能不直。谓不然而为之疑辞曰：‘其然，岂其然乎？’圣人辞气含洪忠厚如此。”
译而厌恶他的言辞。事情恰好合乎适宜，那么人们就不会厌烦，也不会察觉到他有这些行为。因此称赞他，或许是因为他不言语、不嬉笑、不索取。然而这种言论，如果不是礼义充实于内心、能够把握时机并做得恰当的人，是做不到的。公叔文子虽然贤德，恐怕还达不到这个境界。只是君子乐于与人合作行善，不愿意直接指出他的过错。所以说：“是这样吗？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这是表示怀疑。
有人问：“公叔文子得到了‘不言语、不嬉笑、不索取’的名声，而公明贾却认为他是‘合乎时机才言语、嬉笑、索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苏氏说：凡是顺应事物而合乎道理的行为，人们不知道他有这些行为。饮食中不曾没有五种味道，而人们不知道，是因为它适宜且合乎法度。饮食中知道有五种味道，那一定是过分了。这就是公叔文子得到‘不言语、不嬉笑、不索取’名声的原因，而公明贾以此称赞他。孔子为什么怀疑呢？”回答说：“吴氏说：公叔文子请求宴请卫灵公时，史防说：‘您富有，国君贫穷，灾祸一定会降临到您身上。’看这一点，那么公叔文子的言语难道都能恰当，他的索取难道都能善良吗？”
南轩说：“公叔文子，大概是简约沉默、厚重的人，所以人们这样称赞他。圣人向他的门人核实，是为了考察事实是否如此。公明贾的话很好，但这并不是公叔文子所能达到的。像公明贾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和顺积累于内心、抒发出来合乎节度，没有人能不正直。说不是这样而用怀疑的语气说：‘是这样吗？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圣人的言辞语气包容忠厚到了这种地步。”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朱子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挟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如防使请立后，而避邑以求，若不得请，则将防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无上罪之大者。武仲之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则立后在君，非己所得专也，而防邑以请，由其好智而不好学也。」杨氏曰：「武仲卑辞请后，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实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诛意之法。」南轩曰：「尹氏云：「防邑以请，非要君而何？」不知义者，将以武仲之存先祀为贤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朱子曰：「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诡也。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隂谋以取胜，其谲甚矣。二君它事亦多类此，故夫子言此以发其隠。」○「晋文用兵，便是战国孙呉气习。」○「南轩曰：详观召陵讨罪之举，城濮怒楚之战，则可见矣。二君皆以功利为心，为三王之罪人则同，然就其中行事之迹，又有谲正之异。」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
朱子曰：「臣家臣，公公朝谓荐之与己同进，为公朝之臣也。」
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文者，顺理而成章之谓。諡法亦有所谓，锡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贱，而引之使与己并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南轩曰：志在上贤，而无媢疾之心，以斯一善，其谥以文可也。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防？”朱子曰：“防，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賔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防？」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卫臣，虽未必贤，而其才可用，灵公用之，又各当其才。○尹氏曰：卫灵公之无道，宜防也，而能用此三人，犹足以保其国，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贤才者乎？《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南轩曰：以卫灵公之无道，然所用得其才，犹足以无防，虽然，仅能维持，使之勿防而己若身正于上，而用得其人，则孰御焉？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朱子曰：「窃位，言不称其位而有愧于心，如盗得而隂防之也。」柳下惠，鲁大夫，展获，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与立」，谓与之并立于朝。范氏曰：「臧文仲为政于鲁，若不知贤，是不明也；知而不举，是蔽贤也。不明之罪小，蔽贤之罪大，故孔子以为不仁，又以为窃位。」○按《论语》所论人物，如管仲、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陈文子、季文子、▯武子、子桑伯子、史鱼、柳下惠，各已见前论，今不重出。而《春秋》褒贬尤众，又当即全经而考焉，非此所能尽録也。学者观圣人论人之得失，皆当反而观己之得失，然后为有补云。
孟子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亷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朱子曰：「匡章、陈仲子皆齐人，亷有分辨，不茍取也。于陵，地名。螬蛴，螬虫也。匍匐，言无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亷？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齐人中有仲子，如众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满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为亷也。必若满其所守之志，则惟丘蚓之无求于世，然后可以为亷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槁壤，亁土也。黄泉，浊水也。抑，发语辞也。言：蚓无求于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从来，或有非义，则是未能如蚓之亷也。
曰：「是何伤
译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立后代，虽然有人说他这不是要挟君主，我不相信。”朱熹说：“防，是地名，是武仲受封的城邑。要，是有挟持而求取的意思。武仲获罪逃奔到邾国，到了防邑让人请求立后代，而避开城邑来求取，如果请求不被允许，就将凭借防邑反叛，这就是要挟君主。”范氏说：“要挟君主的人，犯的是无视上级的重罪。武仲的城邑，是从君主那里接受的，获罪出逃，那么立后代的事权在君主，不是他自己能专断的，却凭借防邑来请求，这是因为他喜好智巧而不喜好学问的缘故。”杨氏说：“武仲用卑下的言辞请求立后代，从表面看似乎不是要挟君主，但内心实际上是要挟。孔子的话，也是《春秋》诛讨动机的方法。”南轩说：“尹氏说：‘凭借防邑来请求，这不是要挟君主又是什么？’不懂大义的人，将会把武仲保全祖先祭祀的行为当作贤德，所以孔子纠正他。”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
朱熹说：“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是诡诈的意思。两位都是诸侯的盟主，抵御夷狄以尊崇周王室的人。虽然他们凭借武力假借仁义，内心都不正派。但是桓公讨伐楚国，仗义执言，不通过诡诈的手段，还算是比晋文公好一些。晋文公则讨伐卫国以引诱楚国，而暗中谋划以取胜，他的诡诈太严重了。两位君主其他事情也多类似，所以孔子说这话来揭示他们的隐情。”○“晋文公用兵，就是战国时期孙武、吴起的气习。”○“南轩说：详细观察召陵讨罪之举，城濮激怒楚军之战，就可以看出来了。两位君主都以功利为心，作为三王的罪人是相同的，然而在其中的行事表现上，又有诡诈与正派的差异。”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和文子一起被举荐到朝廷做官。
朱熹说：“臣，是家臣；公，是公朝，意思是推荐他和自己一起进用，成为公朝的臣子。”
孔子听说后说：“可以给他谥号‘文’了。”
文，是顺理成章的意思。谥法中也有所谓“赐予百姓爵位曰文”的说法。○洪氏说：“家臣地位低贱，却引荐他使自己与他并列，有三点好处：一是知人，二是忘己，三是事君。”○南轩说：“志在崇尚贤才，而没有嫉妒之心，凭借这一优点，他的谥号为文是可以的。”
孔子说：“卫灵公无道。”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失去君位？”朱熹说：“防，是失位的意思。”
孔子说：“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领军队。既然这样，怎么会失去君位呢？”
仲叔圉就是孔文子，这三个人都是卫国的臣子，虽然未必贤能，但他们的才能可以使用，灵公任用他们，又各自符合他们的才能。○尹氏说：“卫灵公无道，本该失位，但能任用这三个人，还足以保全他的国家，何况有道的君主能任用天下的贤才呢？《诗经》说：没有比得人更重要的，四方都会顺从他。”○南轩说：“凭借卫灵公的无道，但所用的人得其才，还足以不失位，虽然如此，仅仅是维持，使之不失位罢了。如果自身在上端正，而所用的人得当，那么谁能抵挡呢？”
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据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的贤能却不让他与自己并立于朝。”朱熹说：“窃位，是说名不副实而内心惭愧，像盗贼偷来而暗中隐藏一样。”柳下惠，是鲁国大夫，名展获，字禽，食邑在柳下，谥号惠。“与立”，是说与他一起站在朝廷上。范氏说：“臧文仲在鲁国执政，如果不知道贤才，是不明察；知道而不举荐，是遮蔽贤才。不明察的罪过较小，遮蔽贤才的罪过大，所以孔子认为他不仁，又认为他窃据高位。”○按《论语》所论人物，如管仲、宴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宴文子、季文子、臧武子、子桑伯子、史鱼、柳下等，前面已经论述过，现在不再重复。而《春秋》褒贬尤其众多，又应当就整部经书来考察，不是这里能全部记录的。学者观看圣人论人的得失，都应当反过来观察自己的得失，然后才有补益。
孟子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真正的廉洁之士吗？住在於陵，三天不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井上有李子，蛀虫吃过的果实过半了，他爬过去将要吃它，吞了三口，然后耳朵能听见，眼睛能看见。”
朱熹说：“匡章、陈仲子都是齐国人。廉，有分辨，不随便取用。於陵，是地名。螬，是蛴螬虫。匍匐，是说无力不能行走。咽，是吞的意思。”
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中，我必定认为仲子是最突出的。虽然如此，仲子怎么能算廉洁？推究仲子的操守，那么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以。”
巨擘，是大拇指。说齐人中有仲子，就像众多小指中有大拇指一样。充，是推而满之的意思。操，是所坚守的。蚓，是蚯蚓。说仲子还不足以称为廉洁。如果一定要满足他所坚守的志向，那么只有蚯蚓那样对世间无所求，然后才可以称为廉洁。
蚯蚓，向上吃干土，向下喝黄泉。仲子所住的房屋，是伯夷建造的吗？还是盗跖建造的吗？所吃的粮食，是伯夷种植的吗？还是盗跖种植的吗？这是不可知的。
槁壤，是干土。黄泉，是浊水。抑，是发语词。说：蚯蚓对人无所求，而自给自足；而仲子难免居住房屋、吃粮食，如果这些来源，或许有不合道义的，那么他就未能像蚯蚓那样廉洁。
说：“这有什么妨害
辟绩也纑练麻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于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已频顣曰：‘恶用是鶃鶃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防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于盖，其入万钟也。归自于陵，归也己。仲子也，鶃鶃防声也。频顣而言，以其兄受馈为不义也，哇吐之也。
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于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为不义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于妻所易之粟，于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为，则亦不义之类耳。今仲子于此则不食不居，于彼则食之居之，岂为能充满其操守之类者乎？必其无求自足，如蚯蚓然，乃为能充满其志而得为亷耳。然岂人之所可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惟人为大人。之所以为大者，以其有人伦也。仲子避兄离母，无亲戚、君臣、上下，是无人伦也。岂有无人伦而可为亷哉？○南轩曰：于陵仲子，于所当享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穷至于无以食，而食井上之螬李。在当时或称其亷，谓其能不以一介取诸人也。曽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与人，不以一介取诸人，以非其义非其道之故耳。若于其所当居而不居，则反害于道义矣。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仲子茍以为不当虗享其禄食，则当与其兄共思社稷之计，光辅其主，治其国家，保其民人，则齐国有无穷之业，而仲子之家亦有无穷之闻斯为称焉耳。今乃昧正大之见，为狭陋之思，以食粟受鹅为不义，而不知避兄离母之为非，徒欲洁身以为清，而不知废大伦之为恶，小亷妨大徳，私意害公义。原仲子本心，亦岂不知母子之性重于其妻兄之居为愈于于陵乎？惟其私意所萌，乱夫伦类至此极也。众人惑于其迹，以其清苦髙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萌若是其差殊也。嗟乎！世之贪冒茍得，肆而为恶者多矣，而孟子于仲子之徒独辟之之深者，盖世之为恶者其失易见，而仲子之徒其过为难知也。惟其难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祸仁义。孟子反复辟之，盖有以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貎之，敢问何也？」
朱子曰：「匡章齐人，通国尽一国之人也。礼貎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闘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责以善，而不相合，故为父所逐也。
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
贼，害也。朋友当相责以善；父子行之，则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属，但为身不得近于父，故不敢受妻子之养，以自责罚其心，以为不如此，则其罪益大也。○此章之防于众所恶而必察焉，可以见圣贤至公至仁之心矣。杨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絶耳。○南轩曰：常人之私情，乐闻人之过，责人惟恐不深，而不复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无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谓处乎其不幸者也。众人皆归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独明其不然者，察其理故耳。盖諌于其父而父不受，以至于怒而屏之。以君子之法论之，章特未知夫有隠而无犯，与夫号泣而从之之义耳。夫其所谓有隠而无犯，与夫号泣而从者，其婉愉委曲为如何，非致其深爱者不能也。章之諌也，无乃不能察其亲之意，
译辟，绩也；纑，练麻也。
孟子说：“陈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子弟。他的哥哥戴，在盖邑享有万钟的俸禄。陈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所以不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之所，所以不住。他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于陵。有一天回家，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他皱着眉头说：‘讨厌这种嘎嘎叫的东西做什么？’后来他的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他吃。他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是那只嘎嘎叫的鹅的肉。’他听了就跑出去把吃下去的鹅肉吐了出来。”
世家，指世袭卿大夫之家。哥哥名叫戴，在盖邑享有采邑，收入达万钟。从于陵回来，就是回家。陈仲子，“鶃鶃”是鹅的叫声。他皱着眉头说话，是因为认为哥哥接受馈赠是不义的，所以吐出来。
对于母亲给的饭食他不吃，对于妻子换来的粮食他却吃；对于哥哥的房子他不居住，对于于陵的房子他却居住。这还能算是充分贯彻他的原则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变成蚯蚓才能充分贯彻他的操守。
意思是说，陈仲子因为母亲的食物、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所以不吃不居，他的操守就是这样。至于妻子交换来的粮食、于陵居住的房子，既然未必是伯夷那样的行为，那也属于不义之类。现在陈仲子对前者不吃不居，对后者却吃且居，难道能算是充分贯彻他的操守原则吗？必定是他无所求而自足，像蚯蚓那样，才能充分实现他的志向而成为廉洁。但这难道是人能做到的吗？○范氏说：天所生、地所养的，只有人最为尊贵。人之所以为大，是因为有人伦关系。陈仲子避开哥哥、离开母亲，没有亲戚、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没有人伦。难道没有人伦却能称为廉洁吗？○南轩说：于陵陈仲子，对于应当享有的东西感到不安，因而回避。但他穷困到无以为食，只能吃井台上的李子和螬虫。在当时或许有人称赞他廉洁，认为他能不取非义之物。却不知道伊尹不取非义之物，是因为不符合道义。如果在应当居住的地方不居住，反而有害于道义。陈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子弟，哥哥戴在盖邑享有万钟俸禄。陈仲子如果认为不应空享俸禄，就应当与哥哥共同谋划国家大计，辅佐君主，治理国家，保护百姓，那么齐国将有无穷的事业，陈仲子之家也将有无穷的声誉，这才称得上恰当。现在他却蒙蔽了正大的见识，产生狭隘的念头，认为吃粮食、接受鹅是不义的，却不知道避开哥哥、离开母亲是错误的，只想洁身自好以显清高，却不知道废弃大伦是恶行，小廉妨害大德，私意损害公义。推究陈仲子的本心，难道不知道母子天性重于夫妻，哥哥的房子优于于陵吗？只是私意萌生，扰乱伦常到了极点。众人被他的行为迷惑，因为他清苦高洁而推崇他，却不知道其根源如此错误。唉！世上贪婪苟得、肆意作恶的人很多，而孟子唯独对陈仲子这类人极力驳斥，大概是因为作恶者的过失容易看见，而陈仲子这类人的过错难以察觉。正因为难以察觉，所以能迷惑世俗而祸害仁义。孟子反复驳斥，是有原因的。
公都子说：“匡章，全国人都称他不孝。老师却与他交往，又对他以礼相待，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朱熹说：“匡章是齐国人，‘通国’指全国之人。‘礼貌’指以礼敬重他。”
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有五种：四肢懒惰，不顾养父母，是不孝之一；喜欢赌博饮酒，不顾养父母，是不孝之二；贪爱钱财，偏爱妻子儿女，不顾养父母，是不孝之三；放纵耳目欲望，使父母蒙受羞辱，是不孝之四；喜好勇力争斗，使父母处于危险之中，是不孝之五。”匡章有这五种情况中的一种吗？
戮，羞辱；狠，忿戾。
匡章是因为父子之间互相要求为善，却不相合。
遇，合。互相要求为善，却不相合，所以被父亲驱逐。
要求为善，是朋友之间的道理。父子之间要求为善，是伤害恩情最大的行为。
贼，伤害。朋友应当互相要求为善；父子之间这样做，就伤害了天性之恩。
匡章难道不想有夫妻、母子那样的亲属关系吗？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亲近；他休了妻子，赶走了儿子，终身不接受他们的奉养。他心想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更大的罪过。这就是匡章的情况。
意思是说，匡章并非不想有夫妻的配偶、子母的亲属，只是因为不能亲近父亲，所以不敢接受妻子儿女的奉养，以此自责惩罚自己，认为不这样做，罪过就更大。○这一章表明对于众人所厌恶的人必须仔细考察，可以看出圣贤至公至仁的心。杨氏说：匡章的行为，孟子并非赞同，只是哀怜他的志向而不与他断绝关系。○南轩说：常人的私情，喜欢听别人的过错，责备别人唯恐不深，而不考察其中的道理；君子宽恕待人，自然公平，各按其分，是非就没有不得到的。匡章的事，可以说是处境不幸。众人都归咎于他不孝，而孟子独自明白并非如此，是因为考察了其中的道理。大概是因为劝谏父亲而父亲不接受，以至于发怒而驱逐他。以君子的法度来看，匡章只是不知道“有隐而无犯”以及“号泣而从”的道理罢了。所谓“有隐而无犯”以及“号泣而从”，其婉转愉悦、委曲求全的方式如何，不是有深厚爱心的人不能做到的。匡章的劝谏，大概是不能体察父亲的心意，
而或过于辞色欤？是以为责善而贼恩也。夫至于责善而贼恩，则非惟不能正救其事，而反以伤其父子之天性，其所处固不为无过，然谓之不孝则抑甚矣。盖章本心亦庻几欲其父之为善耳，而处之或过，反以致其怒，而章又以为既得罪于父，则己亦不当安夫妻子之养，则从而黜屏其妻子，谓不若是则己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责之意可见矣。夫察章之事，既异乎世俗之所谓不孝，而原章之心，则又以得罪于父为不遑安，则章亦庻几其可进于善者，而岂当弃絶于君子之门哉？若章得罪于父而不知惧，则是以忿戾之气行于其间而可罪矣。然则君子之观人也，岂茍云乎哉？夫齐国之士皆以仲子为亷，通国皆称匡章为不孝，而孟子独明其不然，世俗之毁誉如无本之水，非君子孰能察之？○按孟子论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类，已散见诸篇；若仲子事，合见《出处》篇；匡章事，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毁誉而断之以至公之理深得论人之法，故备载焉。若荀、杨以下评论人物，未必皆当，故略之。
译或许是因为言辞神色过于严厉吧？因此认为这是以苛求善行而伤害了恩情。既然到了以苛求善行而伤害恩情的地步，那么这不仅不能纠正挽救事情，反而伤害了父子之间的天然亲情，他的做法固然不能算没有过错，然而称他为不孝就太过分了。因为匡章的本心大概也是希望他的父亲行善罢了，只是处理方式或许有些过分，反而招致父亲的愤怒，而匡章又认为既然已经得罪了父亲，自己就不应当安心享受对妻子儿女的奉养，于是便将妻子儿女驱逐屏弃，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罪过就会更大，他深深自责的意图由此可见。考察匡章的事情，既不同于世俗所谓的不孝，而推究匡章的心意，又是以得罪父亲为不安，那么匡章大概也是可以趋向善道的人，怎么应当被君子排斥呢？如果匡章得罪了父亲却不知道畏惧，那就是让愤怒乖戾之气存在于父子之间，这才是可以指责的。那么君子观察人，难道是随便说说吗？齐国的士人都认为陈仲子是廉洁的，全国的人都称匡章为不孝，而孟子独自阐明事实并非如此，世俗的毁谤与赞誉就像没有源头的水，除了君子谁能明察呢？○按：孟子评论人物，像伯夷、柳下惠、伊尹这类人，已经散见于各篇；至于陈仲子的事，应合见于《出处》篇；匡章的事，也应合在《父子》篇，因为他能明察世俗的毁誉而用至公的道理来裁断，深得评论人物的方法，所以详细记载。至于荀子、扬雄以下评论人物，未必都恰当，所以略去不提。
问：四凶，尧不诛，而舜诛之，何也？程子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尧之时，未尝为恶，尧安得而诛之？及举舜，加其上，然后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恶，故舜诛之耳。曰：尧不知四凶乎？曰：惟尧知之。知其恶而不去，何也？曰：在尧之时，非特不为恶，亦頼以为用。
或言髙宗于傅说，文王于太公，盖已素知之矣。恐群臣未信，故托夣卜以神之。曰：「此伪也。」圣人岂伪乎？
问伯夷叩马諌武王，义不食周粟，有诸？曰：叩马则不可知，非武王诚有之也。夫是之谓隘。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圣人之变故，隘不食粟，盖不食其禄，非饿而不食也。史记所载諌词，皆非也。韩退之颂伯夷甚好，然说得伯夷隘处，要知伯夷心，须是圣人语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此甚说得伯夷心也。
问伐国不问仁人，何也？曰：未知其所以伐如何。若武王伐纣，则皆仁人也。柳下惠之时，诸侯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皆不义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问：“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
既与他战，又郤不鼔，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圗个甚？
问：汉文多灾异，汉宣多祥瑞，何也？曰：譬之小人多行不义，人不之责；至君子才有一事，则议论便生，此一理也。白者易污，此又一理也。《诗》中幽王大恶为小异，宣王小恶为大异，此又一理也。东汉之士尚名节，只为不明理；若使明理，则皆大贤也。
赵苞为邉守，虏夺其母，招之以城，降。苞遽战，而杀其母，非也。以君之城降，而求生其母，固非也。然亦当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战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质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问：「三国之兴，孰为正？」曰：「蜀志在复汉，则正也。」
唐太宗为藩臣，佐父取天下，一功臣耳，而可夺元良之位乎？终唐之世，三纲不正，太宗启之。
又曰：太宗人知其为英主，不曽有人识其恶。余同文曰：如肃宗即位灵武，分明是簒也。又曰：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起于太宗，故其后世子孙皆不可使。▯宗使肃宗便簒，肃宗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曰藩镇不賔，权臣防扈，陵夷至于五代之乱。
朱子曰：「鬻拳乃一粗厉之人，其意则忠，而其事皆非，不足法也。」
按《左氏传》以鬻拳为爱君，曰：“諌以自纳于刑，刑而不忘，纳君于善，是岂所以为人臣法欤？”故朱子辨其不然，然范寗亦议其非矣。
乐毅亦一战国之士，何尝是王者之师？
问乐毅伐齐，文中子以为善藏其用，东坡则责其不合，妄效王者事业以取败，二者说孰是？朱子曰：“不然，此只是田单防守，遂无如之何耳。毅其初是合秦、魏之师，又因怨湣王之暴，故一举下齐七十余城。及涽王使人心之怒已解，它又恐三国夹分，它功急发遣了。以燕之力，亦只做得恁地。况田单忠义死节，坚守二城，自是不可攻，非不欲取，盖力不能耳。”云云。毅在当时，亦恣意卤掠，正与孟子所谓“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同。○愚按：夏侯▯以来称许，皆大过，至是无余蕴矣。卤掠事见毅与燕惠王书云：“珠玉财寳、车甲珍器，尽収入于燕”是也。
汉髙祖私意分数尚少，唐太宗一切假借仁义以行其私。
汉髙祖急于攻楚，所以致太公之归。
广武之防，项羽所以不杀沛公者，盖是时汉强而楚小弱，使髙祖屈意干事楚，则有惧毙而已。惟其云云，项籍亦能晓此，知杀太公为不可，不若归之，可以致汉之欢心。若分羮之说，则大不可。
汉文帝资质虽美，然安于此而已。
如云：“卑之无甚髙论，今人可行之类”是也。先王之道，情愿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
武帝之病，固多然，天资髙，志向大，惜其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耳。然轮台之悔，终是资髙，故能如此。尝因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帝曰：「若太子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
译问：四凶，尧不诛杀，而舜诛杀他们，这是为什么呢？程子说：四凶都是有大才能的人。在尧的时代，他们未曾作恶，尧怎么能诛杀他们呢？等到举用舜，把他们置于舜之下，然后才产生不平之心，从而肆意作恶，所以舜诛杀了他们。问：尧不知道四凶的恶行吗？答：只有尧知道。知道他们的恶行却不除去，为什么呢？答：在尧的时代，他们不仅不作恶，尧还依赖他们来发挥作用。
有人说高宗对于傅说，文王对于太公，大概早已了解他们了。恐怕群臣不相信，所以假托梦兆占卜来神化他们。答：“这是虚伪的。”圣人怎么会虚伪呢？
问：伯夷叩马劝谏武王，坚持道义不吃周朝的粮食，有这回事吗？答：叩马之事不可确知，并非武王确实有那样的过错。这就叫做狭隘。君尊臣卑，是天下的常理。伯夷只知道固守常理，而不知道圣人因时变革的道理，狭隘。不吃周粟，大概是不食周朝的俸禄，并非饿着肚子不吃。《史记》所载的劝谏言辞，都是不对的。韩愈歌颂伯夷很好，然而说出了伯夷狭隘的地方。要知晓伯夷的心，必须依据圣人的话说：“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非常能说明伯夷的心。
问：攻打国家不询问仁人，为什么呢？答：不知道他们攻打的原因如何。如果是武王伐纣，那么他们都是仁人。柳下惠的时代，诸侯为了土地的缘故，残害百姓，都是不义的征伐，适宜仁人忍心不言。
问：“宋襄公不击鼓进攻未成阵的敌人，如何？”答：“这是愚蠢。”
既然与他交战，却又击鼓不成阵，必定要等他成阵，图谋什么呢？
问：汉文帝多灾异，汉宣帝多祥瑞，为什么呢？答：譬如小人多行不义，人们不责备他；到了君子才有一件事，议论便产生了，这是一个道理。白色的东西容易弄脏，这是又一个道理。《诗经》中幽王的大恶被视为小异，宣王的小恶被视为大异，这是又一个道理。东汉的士人崇尚名节，只是因为不明理；如果使他们明理，那么都是大贤了。
赵苞作为边守，敌人掳走他的母亲，招诱他献城投降。赵苞立即迎战，却杀了他的母亲，这是不对的。以君主的城池投降，而求活命救母亲，固然不对。然而也应当寻求救活母亲的方法，怎么立即迎战呢？不得已，自身投降是可以的。王陵的母亲在楚国，被作为人质招诱王陵，王陵投降是可以的。徐庶懂得这个道理。
问：“三国兴起，谁为正统？”答：“蜀志在于恢复汉室，所以是正统。”
唐太宗作为藩臣，辅佐父亲夺取天下，只是一个功臣罢了，怎么能夺取太子的位置呢？整个唐朝，三纲不正，是太宗开启的。
又说：太宗人们知道他是英明的君主，不曾有人识破他的恶行。余同文说：如肃宗在灵武即位，分明是篡位。又说：唐朝拥有天下，如贞观、开元年间，虽然号称治平，然而也有夷狄的风气，三纲不正，没有父子、君臣、夫妇之分。其根源起于太宗，所以其后世子孙都不可使用。太宗使肃宗便篡位，肃宗使永王璘便造反。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所以说藩镇不臣服，权臣跋扈，衰败以至于五代的混乱。
朱子说：“鬻拳乃是一个粗厉的人，他的心意是忠诚的，而他的行事都是不对的，不值得效法。”
按《左氏传》认为鬻拳是爱戴君主，说：“劝谏而自纳于刑罚，受刑而不忘，使君主归于善，这难道可以作为人臣的法则吗？”所以朱子辩驳说不是这样，然而范寗也议论他不对了。
乐毅也是一个战国之士，何尝是王者之师？
问：乐毅伐齐，文中子认为他善于隐藏其用，东坡则责备他不合时宜，妄图效仿王者的事业以致失败，两种说法哪个对？朱子说：“不对，这只是田单防守，于是无可奈何罢了。乐毅起初是联合秦、魏的军队，又因为怨恨湣王的暴虐，所以一举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等到湣王使人心愤怒已解，他又害怕三国夹击瓜分，他的功劳急切地促使他发遣军队。以燕国的力量，也只能做到这样。况且田单忠义死节，坚守两座城池，自然是不可攻克的，并非不想夺取，而是力量不能罢了。”等等。乐毅在当时，也肆意劫掠，正与孟子所说的“毁坏其宗庙，迁移其重器”相同。○愚按：夏侯〇以来的称许，都大大过分了，至此没有余蕴了。劫掠之事见于乐毅给燕惠王的信中说：“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全部收入燕国”就是这样。
汉高祖私意分数尚少，唐太宗一切假借仁行以行其私。
汉高祖急于攻楚，所以导致太公归来。
在广武的防备，项羽之所以不杀沛公，大概是因为这时汉强而楚稍弱，如果高祖屈意侍奉楚，那么只有恐惧死亡罢了。只有他云云，项籍也能明白这个，知道杀太公不可，不如归还他，可以招致汉的欢心。至于分羹的说法，则大大不可。
汉文帝资质虽然美好，然而安于此而已。
如说：“卑之无甚高论，今人可行之类”就是这样。先王之道，情愿不要去做，只是循循自守。
武帝的毛病，固然多，然而天资高，志向大，可惜没有真儒辅佐，不能胜过他多欲的私心罢了。然而轮台的悔过，终究是天资高，所以能如此。曾经因为说太子仁柔，不能用。武帝说：“如果太子又像我所做的那样，是袭取亡秦的踪迹。”
可见当时自知其非，向若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邪？邵平髙于四皓。
译可见当时他自己就知道这样做不对，当初如果能任用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御史大夫，难道不是很好的吗？邵平的才德高于商山四皓。
或问：「霍光不负社稷，而有许后之事；马援以口过戒子孙，而他日有裹尸之祸。」朱子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取人之善，为己师法，不当如是论也。」
汉儒董仲舒最平正，刘向博洽而浅，然皆不见圣人大道。贾谊、司马迁皆驳杂，大意是言权谋功利，时以仁义揜覆之，然终救不得。
汉儒专以灾异、防纬之属为学问。
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
反以义理之学为外学
如钟离意传所载，脩夫子庙事，说夫子若防覆射者，甚可恠也。
问黄宪，岂得似顔子？曰：其资质终是美。又问：若得圣人为之依归如何？曰：又未知其志向何若。顔子岂徒一柔善之人？观其敢问为邦，而孔子教以四代礼乐，其聪明絶人，可见矣。
人知曹操之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亦汉贼也。若权有意兴复汉室，当与先主并心合谋，以正曹氏之罪。奈何先主稍能自立，即摧而仆之，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防土地之人，若先主可成，必灭曹氏，且复防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日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
问羊陆之事曰：「此敌国相倾之谋耳，非善意也。」观陆抗正是彰其徳于祜之言，斯可见矣。
如石勒脩祖父母墓亦相类
嵇绍荡隂之忠，固可取亦不足以赎事雠之过。二者正不相掩也。
陶渊明古之逸民
唐起事，由于私侍，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唐史賛太宗功徳兼隆，盖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徳。自道学不明，故言功徳者如此。揆以圣门之法，则此二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徳。
顔鲁公是有忠义而无意智之人。
当时去那里见使者来，不知是贼，便两拜，后来知得，方骂。○愚按：顔公始以节制之权逊贺兰进明，不居功之意甚矣，而不知进明之不可恃，晩为卢▯所忌，不知引去，以全明哲保身之道，皆于智有所不足，朱子之评当矣。
南轩张氏曰：「责己须要备，人有片善皆当取之。古人之学只是为己，如晏平仲，其事君临政未必皆是，然善与人交，圣人便取之。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处，想多只是四者，便是吾之师。责己而取人，不惟飬吾之徳，亦所以与人为善。」
问：“髙祖规模宏逺，何事可验？”曰：“约法三章，用董公仁义之说，此二事可验。”
汉武谓：“多欲不宜君国子民”，此言当矣。帝虽能言，而自亦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废。
于定国为廷尉，天下无寃民。史氏将谁欺？赵、盖、杨、韩之死，皆在定国之手。寃莫大焉。
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谩过
人言东汉之亡，党锢趣之也。曽不知东汉若无数君子，其亡也尤速。
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则归罪于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数日之命者，丹之功也。
问赵苞当初不当为邉守，曰：“然，当择于初至，是无可为者。非不忠则不孝矣。”又曰：“温峤当时只当终老北方，不当弃母。”
刘▯徳言：「济大事，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大哉言乎！足以得人之心矣。
因言「▯徳胸襟是大不同」，向在淮上有归正人来，或欲不受，因举此言，谓此等皆吾之赤子，久相隔絶，不得见其父母，幸而有路归来，父母闭户而拒之，可乎？
孟宗当与立传。又曰：「孙翊之妻，能报夫之雠，又不污其身，可谓智、仁、勇三者兼全矣。」
史传中煞有好人埋没而不显者，如吴主下诏，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职遭防而奔赴者，置之大辟。吴令孟宗防母，奔防已而拘之，听刑，赖陆逊等力陈其素具，减一等。如此等人，是甚力量，当云云。虽是一事，关系甚大。又如孙翊之妻云云。
李太白从永王璘，非必有意于璘之爵防也，亦是踈快忽过耳；若杜子美，则无此。
自语孟论人物至此，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谓辨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者也。然诸老先生所论，多已见诸篇。其评将相大臣事业，又当悉入乙记。至若司马公《通鉴》，范氏《唐鉴》，致堂胡氏《读史管见》，及▯山史论、了斋《史约》，与南轩诸老先生史论，当
译有人问：“霍光没有辜负国家，却发生了废黜许皇后的事情；马援因为言语过失告诫子孙，后来却遭遇了马革裹尸的祸患。”朱子说：“《诗经》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意思是选取人的善行，作为自己的师法榜样，不应当像这样去议论。”
汉代儒者董仲舒最为平正，刘向学识广博但浅薄，然而两人都没有见到圣人的大道。贾谊、司马迁的学说都驳杂不纯，大旨是谈论权谋功利，有时用仁义来掩饰，但最终无法挽救。
汉代儒者专门把灾异、谶纬之类当作学问。
像徐孺子这类人大多擅长这些，反而把义理之学当作外在的学问。
如《钟离意传》所记载的，修缮夫子庙的事情，把夫子说得像防备射覆一样，非常奇怪。
问黄宪难道像颜回吗？回答说：他的资质终究是美好的。又问：如果得到圣人作为依归会怎样？回答说：又不知道他的志向如何。颜回难道只是一个柔顺善良的人吗？看他敢于问如何治理国家，而孔子用四代的礼乐来教导他，他的聪明才智超越常人，由此可见。
人们知道曹操是汉贼，却不知道孙权也是汉贼。如果孙权有意兴复汉室，应当与先主同心合力，以声讨曹氏的罪行。为什么先主稍微能够自立，就加以摧折使其仆倒，像袭取关羽之类就是这样。孙权自知与曹操同样是窃取土地的人，如果先主能够成功，必定会消灭曹氏，并且会收复吴地。孙权的奸诈阴谋，大概无法掩盖，平时与先主交往，不过是姑且为了保全自己罢了。
问羊祜和陆抗的事情，回答说：“这是敌国互相倾轧的计谋，不是善意。”看陆抗正是彰显羊祜的德行，从他的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像石勒修缮祖父母墓也类似。
嵇绍在荡阴的忠诚，固然可取，也不足以赎清侍奉仇人的过错。这两者正好互不掩盖。
陶渊明是古代的隐士。
唐朝起事，由于私侍，所以闺门失礼的事情，不以为异。
唐史称赞太宗功德兼隆，大概是说铲除隋朝的混乱是功，达到治理的美好是德。自从道学不明，所以谈论功德的人如此。衡量圣门的法则，那么这两件事不过是功，不能称为德。
颜鲁公是有忠义而无意智的人。
当时去那里见使者来，不知道是贼，便拜了两拜，后来知道了，才骂。○我按：颜公起初把节制的权力让给贺兰进明，不居功的意思很深切，却不知道贺兰进明不可依靠，晚年被卢〇所忌恨，不知道引退，以保全明哲保身的道理，都在智谋上有所不足，朱子的评价恰当。
南轩张氏说：“责备自己必须完备，别人有一点善行都应当吸取。古人的学问只是为了自己，像晏平仲，他侍奉君主、处理政事未必都对，然而善于与人交往，圣人就吸取这一点。子产有君子之道四样，他不符合道的地方，想大多只是这四样，便是我的老师。责备自己而吸取别人的长处，不仅培养我的德行，也是用来与人为善。”
问：“高祖规模宏远，什么事可以验证？”回答说：“约法三章，采用董公仁义的说法，这两件事可以验证。”
汉武帝说：“多欲不适合君临国家、养育百姓”，这话对了。皇帝虽然能说，而自己也多欲，然而这话不能因人而废弃。
于定国担任廷尉，天下没有冤民。史官想欺骗谁？赵、盖、杨、韩的死，都在于定国手中。没有比这更大的冤屈了。
大凡看史书不可被史官蒙骗。
人们说东汉的灭亡，是党锢之祸促成的。曾不知道东汉如果没有这些君子，灭亡得更快。
譬如瘦弱病人服用丹药，一旦死了，就归罪于丹药，不知道能够延长几天寿命的，是丹药的功劳。
问赵苞当初不应当做边守，回答说：“是的，应当在初到时就选择，这是没有可为的。不是不忠就是不孝了。”又说：“温峤当时只应当在北方终老，不应当抛弃母亲。”
刘〇德说：“成就大事，以人为根本。现在人们归附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伟大的言论啊！足以得到人心了。
因此说“〇德胸襟是大不相同”，以前在淮上有归正的人来，有人想不接收，于是举出这话，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子民，长久隔绝，不能见到父母，幸而有路归来，父母关上门拒绝他们，可以吗？
孟宗应当为他立传。又说：“孙翊的妻子，能为夫报仇，又不玷污自身，可以说是智、仁、勇三者兼全了。”
史传中有很多好人埋没而不显扬，如吴主下诏，正当事情紧急，国家多难，凡在职遭遇丧事而奔赴的，处以死刑。吴令孟宗遭遇母亲丧事，奔丧后而被拘禁，听候行刑，依靠陆逊等人极力陈述他平时的品行，减一等。像这样的人，是什么力量，应当说……虽然是一件事，关系很大。又如孙翊的妻子……
李太白跟随永王璘，未必有意于璘的爵位，也是疏快疏忽罢了；如果是杜子美，就没有这样。
自从语孟论人物到这里，也是格物致知的事情。程子所谓辨论古今人物而区别其是非。然而各位老先生所论，大多已经见于篇章。他们评论将相大臣的事业，又应当全部收入乙记。至于司马公《通鉴》，范氏《唐鉴》，胡致堂《读史管见》，以及〇山史论、了斋《史约》，以及南轩各位老先生的史论，应当
世间常有一种邪説与正説相对。如唐肃宗时议防贼官罪，李勉议当以九等定刑，而当时却恐坚河比叛臣之心，不知所以正叛臣之罪也。
又如渡江之初，众论欲先追驾而后即位，而黄潜善、汪伯彦则唱为先即位之论。正论常见危，邪説常见安。使吾人平日闲暇讲防，必不到得错，只恐利害仓卒之际错了路岐。某观昔贤多是于利害仓卒之际错了，是故学不可不讲，气不可不养。
右广大学之二
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谓讲论古今人物，而辨其是非也。
孟子桃应问曰：『舜为天子，臯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朱子曰：「桃应，孟子弟子也。其意以为舜虽爱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虽执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设此问，以观圣贤用心之所极，非以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己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则舜不禁与
桃应问也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臯陶之法，有所传授，非所敢私。虽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废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桃应又问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濵而处，终身防然乐而忘天下。」
蹝草屦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己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尝言，舜弃天下犹草芥，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与此意互相发。○此章言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尊；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为大。盖其所以为心者，莫非天理之极，人伦之至。学者察此而有得焉，则不待较计论量，而天下无难处之事矣。○南轩曰：善发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以后世利害之见论之，则谓天下方归戴于舜，而赖其治，舜乃舎而去之，得无废已成之业，而孤天下之望乎？此不知天理之言也。圣人之所以为治者，循天理而已。若汨于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存，则虽舜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窃负为狂，是未之思也。又以为臯陶既执瞽瞍，舜乌得而窃之？是又未之思也。臯陶执瞽瞍于前，而使舜得以申窃负之义于后，是乃天理时中，全夫君臣父子之义者也。防孟子孰能推之？○按程子以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为格物致知之一事。然所谓处事之方，不过本之以义理，而参之以时与势而已。汤之以义制事，易之义以方外，中庸之时中是也。各已散见诸篇，今独取孟子一章列之于此，盖其事乃天下之至难，而圣贤处之曲尽其道，此即处事之大法也。又朱子尝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乃处事之要。学者诚能每事以义为的，而权其轻重可否之宜，不杂以世俗利害之私，则庻乎应酧事物有余裕矣。
右广大学之三
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谓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也。
西山读书记卷二十五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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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读书记卷二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广大学
论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干上干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程子曰：「此解一卦之象，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圣人莫能体，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见天道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天之行健也。」○朱子曰：「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义，此独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则见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不息矣。」○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使天有一顷之息，则地必防，人必跌死矣。惟其不息，故局得地在中间。○问：「健足以形容干否？」曰：「可。」伊川曰：「健而无息，谓之干。盖自人而言，固有一时之健，有一日之健，惟无息乃天之德。」
▯【坤下坤上】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程子曰：「坤道之大，犹干也。非圣人孰能体之？地厚而其势顺，故取其顺厚之象而云『地势坤也』。君子观坤厚之象
译世间常有一种邪说与正说相对。比如唐肃宗时讨论如何惩治叛贼官员的罪责，李勉提议应当依据九等来定罪，而当时的人却担心这会坚定河朔叛臣的心，不知道这才是惩治叛臣罪责的正确方法。
又如南宋渡江之初，众人的意见是应当先迎回皇帝车驾，然后再即位，而黄潜善、汪伯彦却倡导先即位的言论。正论常常面临危险，邪说常常显得安稳。假如我们平日闲暇时讲求防备，必定不会出错，只怕在利害关头仓促之间走错了岔路。我观察过去的贤人大多是在利害仓促之际走错了路，因此学问不可不讲求，气节不可不培养。
以上是《广大学》的第二篇。
这也是格物致知的事，就是程子所说的讲论古今人物，并辨别他们的是非。
孟子中桃应问道：“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那该怎么办？”
朱子说：“桃应是孟子的弟子。他的意思是认为舜虽然爱父亲，但不能因私情损害公义；皋陶虽然执法，但不能对天子的父亲用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观察圣贤用心的极致，并不是认为真有这件事。”
孟子说：“抓起来就是了。”
这是说皋陶的心，只知道有法律，而不知道有天子的父亲。
桃应问：“那么舜不禁止吗？”
孟子说：“舜怎么能禁止呢？因为皋陶执法是有所受命的。”
这是说皋陶的法律，是有所传授的，不敢私自更改。即使是天子的命令，也不能废除它。
桃应又问：“那么舜该怎么办？”
孟子说：“舜把抛弃天下看得像抛弃破草鞋一样，偷偷背着父亲逃跑，沿着海边居住，终身安然快乐而忘记了天下。”
蹝是草鞋，遵是沿着。这是说舜的心，只知道有父亲，而不知道有天下。孟子曾说，舜抛弃天下像抛弃草芥一样，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解除忧愁，这与前面的意思互相阐发。○这一章说的是做法官的人，只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亲的尊贵；做儿子的人，只知有父亲，而不知天下的广大。大概他们心中的念头，没有不是天理的极致、人伦的至善。学者察明这些而有收获，那么不需要比较计算衡量，天下就没有难处理的事了。○南轩说：善于阐发舜的心意的，大概只有孟子吧？如果用后世的利害观点来讨论，就会说天下正归附拥戴舜，并依赖他的治理，舜却舍弃它而离开，岂不是废弃已成的事业，而辜负天下的期望吗？这是不懂天理的话。圣人之所以能治理天下，是遵循天理罢了。如果被利害所迷惑，而失去了天理所在，那么即使是舜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有人认为舜偷偷背父逃跑是疯狂，这是没有思考。又有人认为皋陶既然抓了瞽瞍，舜怎么能偷偷带走他？这又是没有思考。皋陶在前面抓了瞽瞍，而让舜在后面得以伸张偷偷背父逃跑的道义，这才是天理时中，完全保全了君臣父子的道义。除了孟子谁能推究明白呢？○按程子认为应对事物并处理得当与否，是格物致知的一件事。然而所谓处理事情的方法，不过是本着义理，并参酌时机和形势罢了。商汤用义理来制约事情，《易经》用义理来规范外在行为，《中庸》的时中就是如此。这些各自散见于各篇，现在只选取孟子这一章列在这里，大概因为这件事是天下最难的，而圣贤处理它曲尽其道，这就是处理事情的大法。又朱子曾说：端正道义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不计较功效，这是处理事情的关键。学者如果真能每件事都以义理为目标，并权衡轻重可否的适宜，不夹杂世俗利害的私心，那么大概应对事物就会有余裕了。
以上是《广大学》的第三篇。
这也是格物致知的事，就是程子所说的应对事物并处理得当与否。
《西山读书记》卷二十五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西山读书记》卷二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广大学》
《论语》孔子说：“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易经》〇【乾上乾下】象辞说：“天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
程子说：“这是解释一卦的象，乾道覆盖养育的象，至大，不是圣人不能体悟，想要人人都可以取法，所以只取它运行刚健而已。至健足以体现天道。君子因此自强不息，是效法天的运行刚健。”○朱子说：“天，是乾卦的象。凡是重卦都取重复的意义，唯独这个不是，因为天只有一个罢了。只说天运行，就看见它一天一周，而明天又一周，像重复的象，不是至健不能做到。君子效法它，不让人欲损害天德的刚强，就能自强不息了。”○天因为刚健所以不息，不能把不息当作健。假如天有一顷的休息，那么地必定塌陷，人必定跌死。正因为不息，所以能托住地在中间。○问：“健足以形容乾吗？”答：“可以。”伊川说：“刚健而没有休息，叫做乾。大概从人来说，固然有一时的刚健，有一日的刚健，只有没有休息才是天的德性。”
〇【坤下坤上】象辞说：“地势柔顺，君子因此以厚德承载万物。”
程子说：“坤道的大，如同乾一样。不是圣人谁能体悟它？地厚而它的势顺，所以取它顺厚的象而说‘地势坤’。君子观察坤厚的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