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三

译那么心胸宽广、体态安泰，从而忘记自己的贫穷；喜好礼义，就能安然处于善道，乐于遵循理法，也不会自觉自己富有。子贡经营商业，大概是从贫穷到富有，而且常常在自我约束上下功夫，所以以此发问。而孔子这样回答，大概是肯定他已经具备的德行，并勉励他尚未达到的境界。

译子贡说：“《诗经》上说：‘像骨器那样切磋，像玉器那样琢磨’，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子贡自以为没有谄媚和骄傲就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听了孔子的话，又知道义理是无穷无尽的，虽然有所收获，却不可以立刻自满，所以引用这首诗来说明这个道理。

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开始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你就能推知未来的。‘过去’的，是指已经说过的；‘未来’的，是指还没有说过的。”我按：这一章的问答，其深浅高下，本来不必辩说就明白了。然而不切骨，就无法施加磋磨；不雕琢，就无法进行打磨。所以求学的人虽然不可以安于小小的成就，而不追求造道的极致，也不可以追逐虚远，而不考察切近自身的实际毛病。○南轩说：“谄媚和骄傲都是恶行。没有谄媚和骄傲，就免于恶行了。然而本质美好的人能做到，至于乐于仁德和喜好礼仪，如果不是致知力行日益深入的人，就没有这种滋味了。”

孔子说：“不仁德的人，不可以长久地处于困穷之中，不可以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仁德的人安于仁德，智慧的人利于仁德。”

朱熹说：“约，是困穷；利，是贪求。大概是深知并笃好而必定想要得到它。不仁德的人失去了本心，长久困穷必定放荡，长久安乐必定淫逸。只有仁德的人则安于仁德而没有其他去处，不然智慧的人则利于仁德而不改变所坚守的。大概虽然深浅不同，然而都不是外物所能夺走的。○有人问：安于仁德、利于仁德为什么可以长久处于困穷、长久处于安乐呢？回答说：胡氏在这里阐发，似乎得到了根本，他说：舜吃干粮嚼野草，好像要终身如此；穿着锦绣衣服弹琴，好像本来就有这些。这是安于仁德的人长久处于困穷、长久处于安乐的表现。原宪住在简陋的房屋里，闵损在汶水之上，鲁国的季文子，齐国的晏平仲，这是利于仁德的人长久处于困穷、长久处于安乐的表现。”○南轩说：“君子可以长久处于困穷、可以长久处于安乐，只是安于理罢了。不仁德的人勉强而暂时处于其中，是有的；如果稍微久一点，就会随着困穷安乐而无所不至了。”○黄氏说：“不仁德的人失去了本心，长久困穷必定放浪，长久安乐必定淫逸。大概本心是天理的公义，失去了本心就以人欲的私利为主了。顺从人欲的私利，怎么能长久处于困穷、长久处于安乐呢？安于仁德、利于仁德则所存的是天理，所以安于义命所当然，而物欲不能拖累其心，所以处于困穷安乐很久而不为之动摇。”○按《庄子》记载：原宪住在鲁国，住在四周土墙的小屋里，屋顶用茅草覆盖，蓬草做的门不完整，用桑木做门轴，两个窗户用破瓮做窗框，用粗布做门帘，上面漏雨下面潮湿，他端正地坐着弹琴。子贡乘着大马，内穿深青色衣服外穿白色衣服，车子宽得进不了巷子，去见原宪。原宪戴着破帽子穿着破鞋，拄着藜杖来开门。子贡说：“嘻！先生生了什么病？”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叫做贫，学习而不能实行叫做病。现在我贫，不是病。”子贡退避而露出惭愧的神色，原宪笑着说：“那些迎合世俗而行事，结党营私而交友，以取悦他人为乐，以教导他人为己任，仁义的虚伪，车马的装饰，原宪不忍心做。”闵子骞的事已见前篇。○《春秋左传》襄公五年，季文子去世，大夫入内收敛，国君在位，家臣整理家器为丧葬做准备，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精粮的马，没有藏金玉，没有重器备。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对公室的忠诚。他辅佐了三位国君，却没有私人积蓄，能不说是忠诚吗？当初，文子做相时，仲孙他劝谏说：“您做正卿，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精粮，人们认为您吝啬，而且不使国家光荣。”文子说：“我也顺从他们。然而我看国人中父兄吃粗粮穿粗衣的还很多，而我独自美化妾和马可以吗？我听说以德为荣则国家光荣，没听说以妾和马为荣的。”○晏婴，字平仲，厌恶淫侈。父亲去世，穿粗麻丧服，系草绳腰带，拄着竹杖穿草鞋，吃粥，住在倚庐，睡草垫枕草。他的长辈说：“这不是大夫的礼节。”他说：“只有卿才是大夫。”他侍奉齐灵公、庄公、景公。吃饭不重复味道，妾不穿丝绸。国君赐给他六十个乡邑，他不接受。子尾说：“这是富人所想要的，为什么独自拒绝？”回答说：“庆氏的邑足以满足欲望，所以灭亡。我的邑不足以满足欲望，增加六十个乡邑就满足了。想要灭亡没有几天了。”不接受六十个乡邑，不是厌恶富有，是害怕失去富有。○按令尹子文的行事与晏平仲类似。《楚语》记载，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他说话，问积蓄货物聚集马匹，回来告诉他的弟弟说：“楚国要灭亡吗？不然，令尹大概不能免于祸患吧？我见令尹，令尹问积蓄积聚实物，像饥饿的豺狼一样，大概必定灭亡了。从前斗子文三次辞去令尹，没有一天的积蓄，是体恤百姓的缘故。成王听说子文早上不够晚上用，于是每次上朝都设一束肉干，一筐干粮，来献给子文，直到今天令尹都沿袭这个制度。成王每次外出，子文的俸禄必定逃跑，王回来后才恢复。有人对子文说：“人生求富而您逃避它，为什么呢？”回答说：“从政的人是为了庇护百姓。百姓多旷废而我取富，这是劳苦百姓来封赏自己，死期不远了。我逃避死亡，不是逃避富有。”所以庄王时代灭若敖氏，只有子文的族人在，至今住在郧地，做楚国的良臣。这不是先体恤百姓而后考虑自己的富有吗？现在子常是先大夫的后代，而辅佐楚君，在四方没有好名声。百姓瘦弱饥饿，一天天更加严重，四境充满堡垒，

译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盗贼窥伺着百姓，民众无处安身。对这些情况不加体恤，却贪得无厌地囤积财富，这样招致百姓怨恨就太多了。积聚的财物越多，蓄积的怨恨就越深，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子文姓鬭，名谷于菟担任楚国令尹四十年。他穿着粗布衣服上朝，披着鹿皮做的袍子居家。子常是楚国大夫，子囊的后代，名叫囊瓦。大概这就是所谓不仁德的人不能安享安乐吧，所以一并记载在这里。

译孔子说：“富裕和显贵，是人们所向往的；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去接受。贫穷与低贱，是人们所厌恶的；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就不去摆脱。”

朱熹说：“不以其道得之，是指不该得到却得到了。然而对于富贵则不接受，对于贫贱则不摆脱。君子审慎对待富贵而安于贫贱，就是这样的。”○张栻说：“对于人们所向往的却不接受，对于人们所厌恶的却不摆脱。大概是因为有比富贵贫贱更值得向往和厌恶的东西，那就是道所在的地方罢了。”

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怎么能成就君子的名声呢？

这是说，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是因为他有仁德。如果贪图富贵而厌恶贫贱，那就是自己背离了仁德，而没有君子的实质了。凭什么成就他的名声呢？

君子没有哪怕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德，在仓促匆忙的时候必定遵循它，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必定遵循它。终食，指的是一顿饭的时间；造次，指急迫苟且的时候；颠沛，指倾覆流离的境地。大概君子不离开仁德，就是这样，不仅仅是在富贵贫贱的取舍之间而已。○这是说君子践行仁德，从富贵贫贱的取舍之间，一直到吃饭、仓促、颠沛的时候，没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尽力。然而取舍的界限分明，然后存养仁德的功夫才能严密；存养仁德的功夫严密，那么取舍的界限就更加分明了。

孔子说：“读书人立志追求道，却以穿破衣、吃粗粮为耻辱，这样的人不值得与他谈论道。”

朱熹说：“心里想要追求道，却以口腹身体的供养不如别人为耻辱，他的见识和情趣太低劣了，哪里值得与他谈论道呢？”○程颐说：“立志追求道，而心却被外物役使，哪里值得与他谈论呢？”○有人问：“以穿破衣吃粗粮为耻辱的人，大概是难免有追求吃饱、追求安逸的拖累吧？”回答说：“这固然没错。然而追求饱足和安逸，还算是为了适应口腹身体的实际需要，这里并不是因为不能穿不能吃，只是觉得不好看、不好听而自我厌恶罢了。像谢氏所说的‘面前摆满丰盛的食物，面对客人就泰然自若；吃粗茶淡饭，就不出门’，他的见识和情趣低劣，还在追求饱足和安逸的人之下。立志追求道，却还难免这样，那么他的志向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孔子说：“颜回真是贤德啊！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颜回真是贤德啊！”

解说已见前文。○据《庄子》记载，孔子对颜回说：“颜回来，你家境贫寒，地位低下，为什么不去做官呢？”颜渊回答说：“不愿做官。我在城外有五十亩田，足以供给稀粥；在城内有十亩田，足以生产丝麻。弹琴足以自我娱乐，所学习的夫子之道足以自我快乐。颜回不愿做官。”孔子神色严肃地说：“好极了，颜回的心意！我听说：知足的人不因为利益而拖累自己，审察自得的人失去东西也不恐惧，修养内心的人没有官位也不惭愧。我诵读这些话很久了，现在在颜回身上才见到，这是我的学生啊。”又说：“曾子在卫国居住，穿着粗布袍子没有皮衣，脸色浮肿，手脚生满老茧。三天不生火做饭，十年不制新衣。端正帽子帽带断了，提起衣襟露出手肘，穿上鞋子脚跟露出来，拖着破鞋唱着《商颂》，声音充满天地，好像出自金石。”○据颜回、曾子两位先生乐道安贫，大体相似，所以附在这里。

孔子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做执鞭的卑贱差事，我也去做；如果不可求得，就顺从我所喜好的。”

朱熹说：“执鞭是卑贱者的工作。假设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那么即使身为卑贱的役使去求得它，也不推辞。然而有天命在，不是求就能得到的，那么就安于义理罢了。何必白白地自取其辱呢？”○苏轼说：“圣人不曾有意去求取富贵，哪里会问它可求不可求呢？说这话的人，特意用来表明它决不可求罢了。”杨氏说：“君子不是厌恶富贵而不求取，是因为它在于天命，没有可以求取的方法。”○张栻说：“孔子说富贵不可求，不仅仅是说天命有定而不可强求，正是因为在义理上不可以求取罢了。又说：‘所安守的是义，而天命有所不必言说的了。’”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了。用不义的手段得到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

朱熹说：“圣人的心浑然全是天理，即使处于极困顿的境地而快乐，也没有不在其中的。他看待不义的富贵如同浮云一样不存在，内心漠然没有什么触动。”○程颐说：“不是以吃粗粮喝冷水为快乐，即使是吃粗粮喝冷水也不能改变他的快乐。不义的富贵，看待它轻得像浮云一样。”又说：“必须知道所快乐的是什么事情。”○有人问云云，回答说：“圣人的心无时无刻不快乐，就像元气流行在天地之间，没有一处不到，没有一时停止。难道因为贫富贵贱的不同而在其中有所轻重吗？”孔子说这话，大概是就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表明他的快乐未曾不在这里，而没有羡慕那里罢了。而且说：“也在这里面”，那么与颜回的不改其乐又有一点差别了。必定说：“不义而得到的富贵，视如浮云”，那么以义得到的富贵，看待它也与粗粮冷水没有不同，而他的快乐也不会增加。记录这件事的人把这条列在卫君那件事之后，大概也不是没有用意的吧？○张栻说：“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不能把它看作浮云，只有因为它不符合义理才像浮云罢了。如果义理上应当得到，圣贤本来也会居处其中，只是所快乐的不在于此罢了。”

孔子说：“穿着破旧

译穿着破旧的棉袍，与穿着狐貉皮裘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朱子说：「敝，是破旧的意思。緼，是粗麻絮。袍，是有衬里的衣服。这大概是衣服中低贱的，狐貉是用它们的皮做皮衣，是衣服中贵重的。子路的志向像这样，就能不因贫富而动摇他的心志，从而可以进益于道了。所以孔子称赞他。」

译不嫉妒，不贪求，怎么会不好呢？

忮是嫉妒，求是贪求，臧是善。意思是说，能够不嫉妒不贪求，那么怎么会不好呢？这是《诗经·卫风·雄雉》中的诗句，孔子引用它来赞美子路。吕氏说：贫穷的人与富贵的人交往，强者必定嫉妒，弱者必定贪求。

子路终身吟诵这句诗。孔子说：“只是做到这样，怎么算得上好呢！”

终身吟诵这句诗，就会自鸣得意于自己的才能，而不再追求在道德上进一步提高了。所以孔子再次说这话来警示他。○谢氏说：以穿破衣吃粗食为耻，是求学者的一个大毛病；善心不能存留，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子路的志向像这样，已经远远超过一般人了。然而如果认为普通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算是善了。子路的贤能，理应不止于此；但他终身吟诵这句诗，就不是用来追求日日更新进步的方法了。所以孔子激励他，促使他进步。○南轩说：穿着破旧的丝绵袍，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耻，这不可当作小事来看待。只有不忽视卑微近便之处，而切实在此处用功的人，才知道这并不容易做到。这不是不嫉妒不贪求的人做不到的。因为人只要有自我意识而区分外物，有了外物的分别就会产生嫉妒，有了自我意识就会产生贪求。不嫉妒不贪求，那么私意就不会盛行，而善道就可以进步，怎么会不好呢？子路听了孔子的话，认为道德就是这样就足够了，于是有了终身吟诵这句诗的想法。不嫉妒不贪求，并不是不好；但终身吟诵这句诗，就不足以称为善了。因为学问是无穷无尽的，从不嫉妒不贪求开始努力，以至于达到圣人的境界，其等级次序是固有的。如果终身只是吟诵不嫉妒不贪求罢了，那就不过是在利于仁德的事情上有所止步了。圣人先后抑制和引导的方法，作为成就德行、通达才能的道理，可以说是极完善了。○颜回常常贫困，见前篇。

孔子说：“贫穷而没有怨恨很难，富有而不骄傲容易。”

朱熹说：“处在贫困中难，处在富有中易，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人应当勉力去做难的事，而不可忽视容易的事。”○南轩说：“富有而不骄傲，不矜持于外物的人能做到。至于贫穷而没有怨恨，不是内心有所安顿的人做不到的。”有人问：“世上确实有处在贫贱中而不失节操的人，等到一旦处于富贵地位，就失去了本心。那么难易的说法，有时不成立吗？”这是不知道没有怨恨的滋味啊。所谓处在贫贱中而不失节操的人，只是没有看到他在外表上失节罢了，又怎么能保证他内心没有怨恨呢？因为内心有一丝一毫的不平，都是怨恨。所以贫穷而不谄媚容易，贫穷而没有怨恨难。没有怨恨就接近快乐了。

孔子说：“君子谋求道义而不谋求衣食，耕种，饥饿就在其中了；学习，俸禄就在其中了。君子担忧道义不能实现而不担忧贫穷。”

朱熹说：“耕种是为了谋求衣食，但不一定能得到衣食；学习是为了谋求道义，而俸禄就在其中。然而他学习，只是担忧不能得到道义而已，不是为了担忧贫穷的缘故而想要做，因此得到了俸禄。”○尹氏说：“君子治理根本，而不忧虑末节，难道以外在的东西作为忧乐的依据吗？”

《礼记》说：“《曲礼》说，富贵而知道好礼，就不骄傲不淫乱；贫贱而知道好礼，意志就不恐惧。”

《儒行》说：儒者有在贫贱中不困迫失志，在富贵中不欢喜失节。

郑玄说：陨获是困迫失志的样子；充诎是欢喜失节的样子。○扬雄说：不为贫贱而忧虑，不为富贵而急切追求。

孟子说：“舜吃干粮吃野菜的时候，好像要终身这样；等到他成为天子，穿着华丽的衣服，弹琴，两个女儿侍奉，好像本来就是这样。”

朱熹说：“圣人的心，不因贫贱而羡慕外物，不因富贵而内心动摇，随遇而安，与自己无关，这是因为本性分定所以如此。”○南轩说：“舜在困穷和通达的时候，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欲望不存在，乐天而安命。困穷而在下位，起初没有一丝一毫的亏损；通达而在上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所以无处不自得。”

齐国有一个有一妻一妾而住在一起的人，他的丈夫出去就必定吃饱酒肉然后回来。他的妻子问他和谁一起吃喝，他就说都是富贵的人。他的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出去就必定吃饱酒肉然后回来，问他跟谁一起吃喝，都是富贵的人，但从来没有显贵的人来过。我要暗中观察丈夫到哪里去。”早起，暗中跟随丈夫所去的地方，走遍国都中没有和他站在一起谈话的人，最终到东郭墓地祭祀的人那里，乞求他们的剩余食物；不够，又回头去别的地方。这就是他吃饱的方法。他的妻子回来告诉他的妾说：“丈夫是我们仰望而终身依靠的人，现在却这样！”她和妾一起嘲笑丈夫，而在庭院中相对哭泣，而丈夫还不知道。丈夫洋洋得意地从外面回来，向妻妾炫耀。从君子看来，那么人们追求富贵利达的方法，他的妻妾不感到羞耻，而不相对哭泣的很少了。

孟子说：“从君子看来，现在追求富贵的人，都像这个人一样。让他们的妻妾看到，不感到羞耻而哭泣的很少了。”意思是说非常可羞。○赵氏说：“说现在追求富贵的人，都用歪曲的方法，在昏暗中乞求哀怜来求得，而在白天向人炫耀，与这个人有什么不同呢？”

《易经》贲卦初九，程氏说：“君子在没有职位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施用于天下，只是自我修饰自己的行为而已。”趾，取在下而用来行走的意思。君子修饰的方法，端正自己的行为，守节处义，行为不随便。义理如果不恰当，就舍弃车马而步行。君子所修饰的，世俗所羞耻的；世俗所羞耻的，君子所修饰的。朱熹说：“这

译爻是舍弃作为大道的车，而安于徒步行走的卦象。

译张载说：“人们常说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谋用尽、力量屈尽，才短而不能经营谋划罢了。如果稍微能动弹，恐怕就不肯安于贫贱了。必须是真心知道义理的乐趣，对于利欲，才能处理天下的事情。最大的祸患只是害怕别人的非议嘲笑，不养车马，吃粗粮穿破衣，处于贫贱，都是害怕别人的非议嘲笑。不知道该生就生，该死就死。今天拥有万钟俸禄，明天就抛弃它；今天富贵，明天饥饿，也不顾惜。只以义理所在为准。”有人问谢良佐说：“您对于外物都能放得下吗？”谢良佐说：“实在是在上面下功夫。凡事必须有根，屋柱没有根，拆掉就倒；树木有根，虽然剪去枝条，不久又发芽。如人想要富贵，要它做什么？必须找到用处，把用处的病根斩断，就没事了。”

以上论述处贫贱

家人卦六四爻，富家大吉。吕氏说：没有好胜之心，而以和顺平易的态度处理富贵，自然得到吉祥。为什么呢？人道的规律是厌恶满溢而喜好谦逊。六四有处理富贵的道理，因为它顺从罢了。

六四以阴爻居阴位，所以是阴居阴位而顺从。又巽卦体也是顺从。富贵是人们所忌讳的，当家道富盛的时候，最为难处理。既然成为富家，又迫近九五刚暴的君主，正在多难的地方，只有六四可以免除。等等。卫国公叔文子上朝请求向灵公献享，退朝后见到史防并告诉他。史防说：“您必定有祸患了。您富有而君主贫穷，罪过恐怕会波及您吧？”公叔文子说：“是的，我不先告诉您，这是我的罪过。君主已经允许我了，能怎么办呢？”史防说：“没有害处，您作为臣子可以免除。富有而能臣服，必定免除灾难，上下都如此。这就是六四所说的。”

以上论述处富贵

处患难

易经·习坎卦：有诚信，心亨通，行动有嘉尚。

程颐说：“阳刚实在中间，为心中有诚信。心亨通，是因为心诚实专一，所以能亨通。至诚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什么险难不能亨通呢？行动有嘉尚，是说以诚实专一而行动，就能出险，有可嘉尚的，是说有功。不行动，就常在险中。”

彖传说：“习坎，重险。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正。”习坎，是说重险。上下都是坎，两险相重。初六“云坎窞”，是坎中的坎，重险。水流而不盈，阳动于险中而未出险，是水性的流行而未盈于坎，既盈就出坎了。行险而不失其信，“阳刚中实，居险之中，行险而不失信。坎中实，水就下，都是信义，有诚信。

心亨通是因为刚中

心可以亨通，是因为刚中。中实是有诚信的象。至诚之道，无所不通。以刚中的道而行，就可以济险难而亨通。

行动有嘉尚往有功

坎以能行为功

初六入于坎窞凶

初以阴柔居坎险之下，柔弱无援而处，不能抵挡，不是能出险，只是更陷入险中。窞，坎中的陷处，已在习坎中，更入坎窞，凶险可知。

象传说：习坎入坎失道凶

由习坎而更入坎窞，是失道。所以能出险，是不失道。○本义说：以阴柔居重险之下，陷得很深。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九二当坎险之时，陷在上下二阴之中，是至险之地，是有险。但其刚中的才，虽未能出险，也可小自济，不至于像初六那样更陷入深险，是所求小得。君子处险艰而能自保，是因为刚中。刚则才足自卫，中则动不失宜。

象传说：求小得未出中

正被二阴所陷，在至险之地。以刚中的才，不至于陷于深险，是所求小得，但未能出坎中之险。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坎窞，勿用。

六三在坎陷之时，以阴柔而居不中正，其处不善进退，进退皆不可。来下则入险中，之上则重险。退与进皆险，所以说“来之坎坎”。既进退皆险，而居也险，“枕”谓支倚，居险而支倚以处，极不安。所处如此，只是更入深险，所以说“入于坎窞”。如六三所处之道不可用，所以说“勿用”。○本义说：以阴柔不中正而履重险之间，来往皆险，前面险而后“枕”其陷益深，不可用。“枕”是倚着未安的意思。

象传说：来之坎坎终无功

进退皆险，处又不安。若用此道，将更入险，岂能有功？以阴柔处不中正，虽平易之地，尚致悔吝،况处险乎？险，是人们想要出的，必得其道才能去。求去而失其道，其道更困穷。所以圣人告诫，如六三所处不可用。○六四九五据程说，都认为是济天下之险，所以不入于此。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上六，以阴柔而居险之极，

译这是陷入极深的情形。阴柔而陷入极深，便无法脱身了，所以说如此。

象传说：上六背离正道，所以三年都有凶险。

译以阴柔之质自处，身处极其险恶之地，这是失道的表现。所以其凶险会延续到三年之久。○邵伯温说：“《易经》说，坎卦有诚信，维系于心而通达，行动有崇尚中正，行于险境前往且能建功，虽然危险却没有灾祸，这是因为能够自信的缘故。”伊尹就是这样做的。

〇《否卦》：《象传》说：天地不交，就是否卦。君子以节俭的德行来避开祸难，不可以用禄位来荣耀自己。

天地不相交通，所以称为否卦。在闭塞不通的时候，君子的正道消减，应当观察闭塞的时势，而以节俭减损的德行，来避免祸难，不可以荣耀地居于禄位之上。否卦，是小人得志的时候。君子居于显赫荣耀的地位，祸患必定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适宜隐晦地处于困穷简约之中。○朱熹说：收敛自己的德行，不显露于外，以此来避开小人的祸难，别人就不能用禄位来荣耀他。

〇《大过卦》：《象传》说：沼泽淹没了树木，是大过卦；君子因此独立而不畏惧，避世而不烦闷。

沼泽本是滋润养育树木的，竟然到了淹没树木的地步，那就太过分了，所以称为大过卦。君子观察大过卦的卦象，来确立自己超越常人的行为。君子之所以能超越常人，是因为他能独立而不畏惧，避世而不烦闷。天下人都非议他而不顾惜，这就是独立而不畏惧；举世都不了解他而不后悔，这就是避世而不烦闷。像这样然后才能坚守自我，所以称为超越常人的人。○朱熹说：沼泽淹没树木，是大过卦的卦象；不畏惧、不烦闷，是大过卦所倡导的行为。○又说：沼泽在下而树木在上，如今沼泽水高涨，竟然浸没了树木，这就是大过。然而树木虽然被水浸没，但树木未曾动摇，所以君子观察此象而独立不畏惧，避世不烦闷。

〇《明夷卦》

此卦坤在上离在下，是光明进入地中。与晋卦相反而成明夷卦，所以其义理与晋卦完全相反。晋卦，是光明盛大的卦，明君在上，群贤并进的时候。明夷卦，是昏暗的卦，暗君在上，光明者受到伤害的时候。太阳进入地中，受到遮蔽而昏暗，所以称为明夷。

明夷，利于在艰难中守正

君子在明夷的时候，利于知道艰难而不失去其贞正。在昏暗艰难的时候，能够不失去正道，这才是光明和君子的表现。

《彖传》说：“光明进入地中，是明夷卦；内心文明而外表柔顺，用来防备大难，文王就是这样做的。”

光明进入地中，其光明被熄灭，所以称为明夷。内卦是离，离是文明的象征；外卦是坤，坤是柔顺的象征。为人内心有文明的德行，而外表能够柔顺。从前文王就是这样，所以说“文王就是这样做的”。当纣王昏暗的时候，正是明夷的时候，而文王内心有文明的德行，外表柔顺以侍奉纣王，防备大难，而内心不失去其明圣，而外表足以远离祸患，这是文王所用的道。所以说“文王就是这样做的”。

利于在艰难中守正，是晦藏其光明；身处内难而能端正其志向，箕子就是这样做的。

明夷的时候，利于处于困厄而不失去其贞正。这是说能够晦藏其光明。不晦藏其光明，就会遭受祸患；不坚守其正道，就不是贤明。箕子在纣王的时候，身处其国，切近其难，所以说内难。然而箕子能够晦藏其光明而坚守其正道，这是箕子所用的道。所以说箕子就是这样做的。

六二，明夷，左股受伤，用壮健的马救助，吉祥。

六二以至明的才质，得中正而体顺，顺应时势自处，处之极为善。虽然君子自处得很好，但在阴暗小人伤害光明的时候，也不免受到其伤害。但君子自处有道，所以不能深相伤害，最终能够逃避罢了。脚是用来行走的，如果大腿在小腿和脚之上，对于行走的作用来说不算最关键。左边又不是方便使用的，手足的使用以右边为便，虽然蹶张用左，大概右边站立为本。左股受伤，是说伤害其行走而不算最关键。虽然如此，也必须有自免的方法，使用壮健的马救助，就能迅速获免而吉祥。君子被阴暗所伤，其自处有道，所以其伤不重；自救有道，所以获免迅速。救助的方法不壮健，就会被伤得深了，所以说马壮则吉。六二以光明居于阴暗之下，所谓的吉祥，只是得以免遭伤害而已，并不是说可以有所作为于此时。

《象传》说：六二的吉祥，是因为顺从而有法则。

六二获得吉祥，是因为其顺处而有法则。法则指中正之道，能够顺从而得中正，所以在明伤的时候，能够保全其吉祥。

六五，箕子的明夷，利于守正

五为君位，这是常理。然而《易经》取义，变动随时。上六处于坤之上，是明夷的极点，阴暗伤害光明的极点。六五切近上六，圣人因此以六五为切近至暗之人，以显示处之的义理，所以不专门以君位来说。上六是阴暗伤害光明的极点，所以认为是明夷的主宰。六五切近伤害光明的主宰，如果显露其光明，那么被伤害是必然的，所以应当像箕子那样自晦藏，就可以免于难。箕子，是商朝的旧臣，而同姓之亲，说是切近于纣王了。如果不晦藏其光明，被祸是必然的，所以假装疯狂为奴，以免于害。虽然晦藏其光明，而内心坚守其正道，所谓身处内难而能端正其志向，所以称为仁与明。像箕子可以称为贞固了。因为六五阴柔，所以告诫说“利于守正”，是说应当像箕子那样贞固。如果以君道来说义理，也是这样，人君有应当含晦的时候，也是外表晦藏其光明，而内心端正其志向。

译《象传》说：箕子坚守正道，其光明不可熄灭。

箕子韬光养晦，不丧失其坚贞的操守；虽然遭遇患难，他的光明依然存在，不可被磨灭。如果迫于祸患，从而失去了所坚守的原则，那就是丧失了光明，才算是被磨灭。古代的人中，像〇雄这样的人就是如此。

译〇蹇卦

《序卦传》说：睽卦，是乖离的意思。乖离必然带来困难，所以接下来是蹇卦。蹇，就是困难。睽卦是乖离的时运，必定会有蹇难。蹇卦，所以排在睽卦之后。蹇，有险阻的含义，所以称为蹇难。此卦由坎上艮下组成。坎，是险陷；艮，是停止。前面有险阻而停止，不能前进。前有险陷，后有峻岭阻隔，所以称为蹇。

蹇卦利于向西南行进，不利于向东北行进。利于拜见大人，坚守正道则吉祥。

西南，是坤地的方位，性质顺从而平易；东北，是艮山的方向，性质停止而险阻。在蹇难的时运中，利于顺处平易之地，不利于停留在危险之处。处于顺易之地，困难就可以缓解；停留在险地，困难就会更加严重。蹇难的时运中，必定有圣贤之人，才能拯救天下的困难，所以利于拜见大人。拯救困难的人，必定以大正之道来坚固自己的操守，所以坚守正道就吉祥。凡是身处困难的人，必定在于坚守正道，假如困难不能解除，也不失正道，这也是吉祥的。如果遭遇困难而不能坚守操守，陷入邪僻滥情，即使侥幸免祸，也是恶德，懂得义命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朱熹说：蹇，是困难，脚不能前进，行走的困难。此卦艮下坎上，见到险阻而停止，所以称为蹇。西南平易，东北险阻，又是艮卦的方向，正处在险境中，不宜走向险地。又此卦由小过卦而来，阳气前进则前往居五而得中位，后退则进入艮卦而不能前进，所以其占断说：利于西南，不利于东北。

《彖传》说：蹇，是困难。险阻在前面。

蹇，是困难。蹇作为困难，就像乾作为刚健一样。如果蹇只是作为困难，那么含义还有不足。蹇有险阻的含义，屯卦也是困难，困卦也是困难。同是困难但含义不同。屯卦，是初始的困难而未能通达；困卦，是力量的穷尽。蹇则是险阻艰难的含义，各不相同。险阻在前面，坎险在前面，下面停止而不前进，所以称为蹇。

见到险阻而能够停止，真是明智啊！

从卦才来说，这是身处蹇卦的道理。上面险阻而下面停止，见到险阻而能够停止。冒犯险阻而前进，就会有悔恨吝惜。所以赞美能够停止为明智。正当蹇难的时运，只有能够停止才是善的。所以各爻除了九五与六二之外，都以前往为失误，以退回来为获得。

蹇卦利于向西南行进，前往就能得到中位；不利于向东北行进，其道穷尽。

蹇的时运，利于处于平易之地，西南坤方为顺易，东北艮方为危险。九阳爻前往居五而得到中正之位，这是前往而得到平易之地，所以为利。五居坎险之中而称为平易，大概是因为其卦本为坤，由五前往而成坎，所以只取前往而得中，不取成坎的含义。正当蹇难而又停止在危险之地，那么蹇难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不利于东北，其道穷尽。这是说蹇难的极点。

利于拜见大人，前往就有功绩。处于正位而坚守正道则吉祥，以此匡正邦国。

蹇难的时运，非圣贤不能拯救天下的蹇难，所以利于拜见大人。大人处于正位，就成就了拯救蹇难的功绩。前往而有功绩。能拯救天下蹇难的，只有大正之道。孔子又取卦才而言，蹇卦的各爻，除了初爻外，其余都当正位，所以为贞正而吉祥。初六虽然以阴爻居阳位而处下，也是阴的正位。以这样的正道，匡正邦国，可以拯救于险境了。

蹇卦的时运作用真是伟大啊！

身处蹇难的时运，拯救蹇难的道理，其作用至大，所以说伟大啊！天下的困难，难道容易平定吗？非圣贤不能，其作用可谓伟大了。顺时而处，量力而行，遵循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这就是蹇卦的时运作用。

《象传》说：山上有水，蹇；君子因此反省自身修养德行。

山的峻岭阻隔，上面又有水，坎水为险陷之象，上下都是险阻，所以称为蹇。君子观察蹇难的卦象，而反省自身修养德行。君子遇到艰险，必定反求诸己，而更加自我修养。孟子说：“行为有不得心的，都反求诸己。”所以遇到艰难蹇涩，必定反求于自身，是有过失而导致的吗？这就是反省自身。有做得不好的，就改正；心中没有愧疚，就加倍勉励，这就是自我修养德行。○有人说：蹇与困相似，致命遂志，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也是一样的。朱熹说：“不然，困卦的象辞说‘泽无水，困’，是彻底干燥的地方，困的极事，无可为者，所以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为蹇，则还可以进步，岂可以困来相比？只看‘泽无水’与‘山上有水’这两句，就完全不同。”

初六：前往有蹇难，退回来有赞誉。

六居蹇卦之初，前往则更加陷入蹇难，前往就有蹇难。在蹇难的时运中，以阴柔无援而前进，其蹇难可想而知。来，是相对于往的辞。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停止而不前进，是有见微知著、知晓时机的赞美。退回来就有赞誉。

《象传》说：前往有蹇难，退回来有赞誉，适宜等待。

正当蹇难之初，前进则更加蹇难，时机不可前进，所以适宜见微知著而停止，等待时机可行而后行。各爻都是蹇往而善来，那么没有走出蹇难的道理吗？回答说：在蹇难中前往，就是蹇难。蹇难终了就会变化，所以上爻已有大的含义。

六二：王臣重重蹇难，不是为了自身。

二以中正之德居艮体，停止于中正。与五相应，是中正之人，被中正之君所信任，所以称为王臣。虽然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于蹇难的时运，其

译艰难困顿到了极点，所以在艰难之中更加艰难。六二虽然处于中正之位，但凭借阴柔的才质，怎能轻易胜任重任，因此在艰难中更加艰难。其志向在于救助君主于艰难险阻之中，这种在艰难中更加艰难的表现，并非为了自身的缘故。即使最终不能成功，其志向和义气也值得嘉奖，所以称赞他的忠诚与勤勉，表明他不是为自己。然而他的才德不足以挽救艰难的局面。如果小处能够挽救，圣人就会大力称颂以作为劝勉。○朱熹说：柔顺中正，正应位于上方，却身处险境，所以在艰难中更加艰难，以求得济助，并非为了自身的缘故。不提及吉凶，是因为占卜者只需鞠躬尽瘁、竭尽全力罢了，至于成败利钝，则不在讨论之列。

译《象传》说：王臣艰难重重，最终没有过失。

虽然身处艰难困厄的蹇难之时，但他的志向在于救助君主的危难。虽然未能成功，但最终没有过失。圣人肯定他的志节道义，认为他没有过失，以此来鼓励忠诚尽职。

九三：前往则艰难，返回则安适。

九三以阳刚之质居于正位，处于下卦之上，在蹇难之时，在下者都是阴柔，必然依附于九三，九三是被在下者仰慕依附的对象。九三与上六为正应，上六阴柔而无位，不足以作为援助，所以前往则艰难。来，是下来；反，是归返。九三被下二阴所喜爱，所以回来是返回其所安之处，稍得安定的地方。朱熹说：返回靠近二阴，得到安适之处。

《象传》说：前往则艰难，返回则安适，是因为内部喜爱他。

内，是在下的阴爻。正值蹇难之时，阴柔不能自立，所以都依附于九三的阳刚而喜爱他。九三居于三位，在蹇难中算是得其所。身处蹇难而得到下位者的心，可以求得安定，所以说回来是返回安适之处。就像《春秋》所说的“归”。

六四：前往则艰难，返回则联合。

前往则更加陷入坎险的深处，所以前往艰难。身处蹇难之时，同处艰难困厄的人，其志向不谋而合。而且六四居于上位，与在下者相同，有得位之正，又与九三相比邻相亲。九三与初六同类相当，是与下位者志同道合，众人所追随依附的。所以说“来连”，回来则与在下之众相连合。能够与众人联合，是身处蹇难之道。朱熹说：“与九三联合，合力以济难。”

《象传》说：前往则艰难，返回则联合，是因为当位且诚实。

六四在蹇难之时，居于上位不前往而返回，与下位者志同道合，固然足以得到众人。又以阴居阴位，是得其实，以诚实对待下位者，所以能联合并统御下位者。九二、九三也各自得其实，初六以阴居下位，也是其实。在共同患难之时，以诚实相交，其联合可想而知，所以回来而联合，是因为当位且诚实。身处蹇难，没有诚意怎能济难？当位不说正而说实，上下交往以诚为主，实与正各有不同。

九五：大蹇难，朋辈前来。

九五居于君位而在蹇难之中，这是天下的大蹇难。当蹇难而又在险中，也是大蹇难。大蹇难之时，九二在下以中正相应，是其朋辈援助的到来。正值天下蹇难，而得到中正之臣相辅佐，岂是小事？得到朋辈前来却没有吉利，为什么呢？回答说：不足以济蹇难。以阳刚中正之君，而正值大蹇难之中，非得阳刚中正之臣辅佐，不能济天下之蹇难。九二的中正，固然有帮助，但以阴柔之助，济天下之难，是不能做到的。自古圣主济天下之蹇难，没有不由贤圣之臣为之助的，商汤、周武王得到伊尹、吕尚就是如此。中等资质的君主得到刚明之臣而能济大难的，也有，刘禅的诸葛亮，唐肃宗的郭子仪，唐德宗的李晟就是如此。即使是贤明之君，如果没有这样的臣子，也不能济难。所以凡是六居五、九居二的，大多依靠援助而有功，如泰卦之类就是如此。九居五、六居二的，则其功大多不足，如屯卦、否卦之类就是如此。大概臣子贤于君主，则辅佐君主所不能；臣子不及君主，则只是赞辅助力而已，所以不能成大功。○问：九五为何是大蹇？朱熹说：五是蹇难之主。凡人身的蹇难，只是一身之事；至于大蹇，必须由人主承担。○问：大蹇朋来的含义？回答说：身处九五尊位，而居蹇难之中，所以是大蹇。所谓将重大艰难交付给我，人君面对这种情况，必须屈从群臣，运用群力，才能济难。

《象传》说：大蹇难，朋辈前来，是因为守中正之节。

朋，是其朋辈同类。九五有中正之德，而九二也中正。虽在大蹇难之时，不失其操守。在蹇难中相应助，是因为其中正之节。上下中正而不能济难的，是臣子的才能不足。自古守节秉义而才能不足以济难的，难道少吗？汉代的李固、王允，晋代的周顗、王导等人，就是如此。

上六：前往则艰难，返回则宽大，吉利，利于见大人。

上六以阴柔居于蹇难的极点，冒着极险而前往，所以艰难。不前往而返回，顺从九五寻求九三，得到刚阳之助，所以宽大。蹇难之道，困顿穷迫，宽大是宽裕之称。回来则宽大其蹇难，舒缓了。蹇难的极点，有出路。蹇难之道，上六因阴柔故不得出，得到刚阳之助，可以舒展卷曲而已。在蹇难极点之时，得到舒缓就是吉利。非刚阳中正，怎能出蹇难？利于见大人。蹇难极点之时，见到大德之人，则能济蹇难。大人指九五，因相比邻，阐发此义。九五刚阳中正而居君位，是大人。在九五不言其济蹇之功，而上六利于见之，为什么呢？回答说：在九五不言，是因为其居坎险之中，无刚阳之助，所以无济蹇之义。在上六蹇难极点而见大德之人，则能济蹇难，所以为利。各爻取义不同，如屯卦初九志正，而在六二则视其为寇。各爻皆不言吉，唯独上六言吉，是因为各爻皆得正，各有所善，但都未能出蹇难，所以不足以称为吉。只有上六处蹇难极点而得宽裕，才为吉。朱熹说：已在卦极，前往无处可去，只会更加艰难。回来靠近九五，与之济蹇，则有宽大

译的功业。大人指的是九五爻。

《象传》说：前往则遇险难，归来则获大果，是因为心志在于内卦。利于拜见大人，是为了顺从尊贵者。

译上六与九三相应而顺从九五，心志在于内卦。蹇难已经极盛却得到援助，因此硕大吉祥。六爻以阴柔处于蹇难的极点，紧邻刚阳中正的君主，自然心志顺从依附，以求自我解脱，所以利于见到大人。所谓顺从贵者，是说顺从九五的尊贵，之所以说“从贵”，是怕人们不知道，“大人”是指九五。

〇 解卦初六无咎

六爻处于解卦的初位，患难已经解除之时，以柔居刚，以阴应阳，具备柔而能刚的意义。既然没有患难，所处的位置又符合刚柔相宜的原则，患难既已解除，安宁无事，只要自我处身得当，就没有灾祸了。正值解卦之初，适宜安静下来休息，爻辞简略，以此示意。

〇 困卦

《序卦传》说：上升不停止，必然陷入困境，所以接着是困卦。升，是自下而上，自下升上，凭借力量进取。不停止，必然陷入困境，所以升卦之后，接着是困卦。困，是疲惫的意思。作为卦象，兑上坎下。水在泽上，则是泽中有水；现在水在泽下，是干枯无水之象，这就是“困”的含义。又兑以阴在上，坎以阳居下，如同上六在两个阳爻之上，而九二陷在两个阴爻之中，都是阴柔掩盖阳刚，所以称为困。君子被小人所掩盖，是穷困的时候。

困卦亨通，守正大人吉祥无咎，有言不信。

如卦才所示，则困而能亨通，且得贞正，这是大人处困之道。所以能吉祥而无咎。大人处困，不仅其道自吉，乐天安命，也不失其吉祥。何况随时妥善处置，又有宽裕呢？有言不信，当处困而言，谁会相信呢？朱子说：“困，是穷困而不能自我端正的意思。坎刚被兑柔所掩盖，九二被两个阴爻所掩盖，九四、九五被上六所掩盖，所以称为困。坎为险，兑为悦，处险而悦，是身虽困而道则亨通。二、五刚中，又有大人的象征。占者处困能亨通，就得其正了。不是大人，谁能做到？所以说贞。又说大人，是表明不正的小人不能担当。”有言不信，又告诫应当保持沉默，不可崇尚口舌而招致困穷。

《彖传》说：困，是刚被柔所掩盖。

卦之所以为困，是因为刚被柔所掩盖。陷于下，而掩于上，所以困。陷也是掩。刚阳君子，被阴柔小人所掩盖。君子之道，是困窒的时候。

处险而悦，困而不失其所，亨通，这只有君子吧？

以卦才而言，是处困之道。下险而上悦，是处险而能悦。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喜悦，是乐。时虽困，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亨通。能这样的，只有君子吧？时当困而反亨，身虽亨，却是其道的困。君子大人，是通称。

守正大人吉祥，是因为刚中。

困而能守正，大人所以吉祥。大概是因为其刚中之道。五与二，就是这样。如果不刚中，那么遇困就会失去其正了。

有言不信，崇尚口舌就穷困了。

当处困而言，人们不相信，想凭口舌摆脱困境，反而导致穷困。以悦处困，所以有崇尚口舌的告诫。

《象传》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泽无水，是困之象。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已尽到防虑之道而不能避免，那就是命。应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道命的必然，那么穷塞祸患就不能动摇其心，只行我的义罢了。如果不知命，就会恐惧于险难，陨落于穷厄，所坚守的就会丧失，怎么能遂其向善之志呢？〇朱子说：致命，如同见危致命的意义，不管生死，不顾身命，只遂其志而已，犹言置死生于度外。又说：君子道穷之时，只当委置其命以遂吾之志，致命犹如送这命给它，不再为我所有。虽委致其命，而志则自遂，没有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虽然说得通，但《论语》中“致命”都是委致的致，“见危授命”也是此意，“授”也是“致”字的意思，言将此命授与之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 三年不觌。

六爻以阴柔处于至卑，又居坎险之下，是处困不能自济的人。必须得到在上刚明之人的援助，才可以济其困。初与四为正应，九四以阳居阴为不正，失刚而不中，又正被阴掩所困，怎么能济人之困？犹如株木不能庇护万物。株木，是无枝叶的树。四近君之位，在其他卦不为无助，因居困而不能庇物，所以为株木。臀是用来坐的。臀困于株木，是说无所庇护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就不是困了。入于幽谷，阴柔之人不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安于困，就益发迷暗妄动，陷入深困。幽谷，是深暗之所。正益发陷入困，没有自出的趋势，所以到三年不觌，是终困的人。不觌，是不遇其所言。朱子说：“臀，是物的底部。困于株木，是受伤而不能安。”

《象传》说：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是不明。是说益发陷入昏暗，自陷于深困。

译光明，就不会陷入困境了。

九二，被酒食所困。红色的官服刚刚到来，利于举行祭祀。出征会有凶险，但没有灾祸。

译酒食，是人们所渴望的，也是用来施予恩惠的东西。九二凭借刚健中正的才质，身处困顿之时，君子安于其所遭遇的境遇，即便穷困险难，也不能动摇其心志，不忧虑自己处于困境。他所困住的，仅仅是困于自己的欲望罢了。君子所渴望的，是恩泽天下的百姓，救济天下的困厄。九二未能实现他的愿望，施予他的恩惠，所以说是困于酒食。大人君子，怀抱其道却困于下位，必定会得到有道的君主寻求并任用，然后才能施展他所蕴藏的才能。九二凭借刚健中正的德行，困于下位，上面有九五刚健中正的君主，道义相同德行相合，必定前来寻求，所以说“朱绂方来”，意思是即将到来。“朱绂”，是王者的服饰，即蔽膝，取“行来”的意义，所以用蔽膝来指代。利于享祀，享祀是以至诚来沟通神明。在困顿之时，利于运用至诚，就像享祀一样，他的德行既然至诚，自然能感通于上位。自古以来贤哲困于幽远之地，而德行最终显扬，道义最终被任用，不过是坚守至诚罢了。征伐则凶，没有灾咎，在困顿之时，如果不以至诚安处以等待天命，反而前往寻求，就会触犯困难招致凶险，这是自取的，将归咎于谁呢？不估量时势而征伐，是因为不安于所困之处而被其动摇，丧失了刚健中正的德行，自取凶险悔恨，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各卦的九二与九五因为阴阳相应而吉利，只有小畜卦和困卦被阴爻所阻碍，所以同道相求。小畜卦，阳爻被阴爻所畜止；困卦，阳爻被阴爻所遮蔽。

象传说：困于酒食，其中有喜庆。

虽然困于欲望，未能施恩惠于人，但坚守刚健中正的德行，必定能通达而有福庆。即使时运尚未亨通，坚守其中正之德，也是君子的正道。通达而后有喜庆。

六三，困于石头，据于蒺藜，进入他的宫室，看不见他的妻子，凶险。

六三以阴柔不中正的本质，处在极险之地却使用刚强，居于阳位而用刚强，是不善于处困的极致。石头，是坚硬沉重难以战胜的东西；蒺藜，是带刺不可依靠的东西。六三以刚险之姿向上进取，那么上面有两个阳爻，力量不能战胜，坚硬不可侵犯，只会更加自我困顿，这就是困于石头。以不善的德行，居于九二刚健中正之上，其不安，犹如依靠带刺的蒺藜。进退都更加困顿，想要安处其所，更加不可能了。宫室，是他安居的地方；妻子，是安居之主。知道进退不可行，而想要安处居所，就失去了安居之所。进退与安处都不可行，只有死路一条，其凶险可想而知。《系辞》说：“不该困而困，名声必定受辱；不该据而据，身体必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期将至，妻子还能看得见吗？两个阳爻不可侵犯，却侵犯它们以致困顿，这是不该困而困，名声受辱且事情恶劣。六三在九二之上，固然是据守，但如果能谦柔以下处，就没有害处了。却用刚险凌驾于它之上，就不安而自取困顿，如同据于蒺藜。这样死期将至，安居之主还能看得见吗？

象传说：据于蒺藜，是因为凌乘刚爻。进入他的宫室，看不见他的妻子，是不祥之兆。据于蒺藜，是说凌乘九二的刚爻，不安，犹如依靠带刺之物。不祥，是不善的征兆；失去安居之所，是不善的后果。所以说“看不见他的妻子，是不祥之兆”。

九四，来得缓慢，困于金车，吝惜，但有好的结局。

只有力量不足，所以困顿，但能亨通。困顿之道，必定依靠援助。在困顿之时，上下相互寻求，是理所当然的。九四与初六是正应，但九四不以中正处困，其才不足以救济他人的困顿。初六亲近九二，九二有刚健中正的才质，足以拯救困顿，那么初六适宜跟随九二。金是刚硬的，车是载物的。九二以刚健在下，承载自己，所以称为金车。九四想要跟随初六，却被九二阻隔，所以来得迟疑缓慢，这就是困于金车。自己所应合的，怀疑它轻视自己而前往别处，想要跟随它，却犹豫不敢贸然前进，难道不可羞吝吗？有终，是指事情归于正道。初六与九四正应，最终必定相互跟随。寒士的妻子，弱国的臣子，各自安守其正道罢了。如果选择势力而跟随，那是最大的恶行，不被世间容许。九二与九四都以阳居阴位，而九二以刚健中正的才质，所以能救济困顿。居阴位崇尚柔顺，得中位不失刚柔的适宜。朱熹说：初六、九四的正应，九四处位不当，不能济物，而初方正困于下，又被九二所阻隔，所以其象如此。然而邪不胜正，所以其占断虽然可吝，但必定有好的结局。金车未详，怀疑坎卦有车轮之象。

象传说：来得缓慢，是因为心志在下；虽然不当位，但有应合。

九四应合初六，却被九二阻隔。心志在下寻求，所以缓慢而来。虽然居位不当，是不善的。但其正应相合，所以有好的结局。

九五，割鼻断足，困于赤绂，然后慢慢有喜悦，利于祭祀。

割鼻叫劓，伤害在上；断足叫刖，伤害在下。上下都被阴爻遮蔽，是其伤害劓刖之象。五是君位，人君的困顿，是因为上下没有应合。赤绂，是臣下的服饰，取行来的意义，所以用绂来说。人君的困顿，是因为天下人不来归附。天下人都来，就不是困顿了。九五虽然处于困顿，但有刚健中正的德行，下面有九二刚健中正的贤人，道义相同德行相合，慢慢必定相应而来，共同救济天下的困顿，这是开始困顿而慢慢有喜悦。利于祭祀，祭祀之事，必定致

译只有达到极致的恭敬，然后才能承受福泽。君主身处困顿时，应当体念天下的困苦，寻求天下的贤才，就像举行祭祀一样，竭尽诚心与敬意，这样就能招致天下的贤才，救济天下的困苦了。五爻与二爻德行相同，却说上下没有应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阴阳相应，是自然形成的相应，如同夫妻、骨肉，名分是确定的。五爻与二爻都是阳爻，凭借刚健中正的德行相同，相互应和、相互寻求而后结合，如同君臣、朋友，是道义上的结合。当刚开始陷入困顿时，哪里会有上下的应援呢？如果有应援，那就不是困顿了，所以要慢慢结合而后才有喜悦。二爻说“享祀”，五爻说“祭祀”，大意都是应当用至诚之心才能承受福泽。祭祀和享祀，泛泛而言可以互通，细分而言，祭是祭天神，祀是祀地祇，享是享人鬼。五爻是君位，所以说“祭”；二爻在下位，所以说“享”，各自使用其所应当用的名称。朱熹说：被割鼻断足，是上下都受了伤害，既然受了伤害，那么红色的官服也就无处可用，反而成为困顿了。九五处于困顿之时，上面被阴爻遮蔽，下面又凌乘刚爻，所以有这种卦象。然而它刚健中正且处于喜悦的卦体中，所以能够经过长久的等待而后获得喜悦。占卜的结果包含在卦象之中，又利于祭祀，长久之后应当获得福泽。

译《象传》说：遭受割鼻断足之刑，是因为心志未能实现。能够慢慢有所解脱，是因为坚守中正之道。利于举行祭祀，是因为能接受福佑。

起初被阴柔势力所遮蔽，没有上下与之相应，正是困顿未得志的时候。慢慢有所解脱，凭借中正之道，得到在下位贤人的辅佐，共同济渡困顿。不说“中正”与九二相应，而说“直”，是因为“直”更适宜。因为“直”比“正”的含义稍缓，竭尽诚意如同祭祀一般，来求取天下贤才，就能亨通天下的困顿，而享受福庆。

上六，被葛藤缠绕，处于危动不安之中。说：动辄有悔，若能悔改，前进则吉。

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事情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困顿已经到了极点，按理应当变化。葛藤是缠绕束缚之物，臲卼是危险动摇的样子。上六处于困顿的极点，被困顿所缠绕束缚，又居于最高危的地方，所以被葛藤和臲卼所困。动辄有悔，是动不动就有悔恨，无所不在的困顿。有悔咎，是之前的过失。说，是自言自语。如果能说像这样，动辄都有悔恨，就应当改变之前的作为，从而产生悔改之心。能够悔改，前往就能获得吉祥。困顿到了极点而前进，就能脱离困顿，所以吉祥。九三以阴柔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六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为什么呢？回答说：九三居于刚位而处在险境，困顿时使用刚强，又处险境，所以凶。上六以柔顺居于悦位，只是困顿到了极点罢了。困顿到了极点就有变化，这是困顿的道理。困卦与屯卦的上爻，都是以无应居于卦的终结。屯卦则哭泣流泪，困卦则有悔前进而吉。这是因为屯卦是险极，而困卦是悦体，所以如此。以悦顺前进，就可以脱离困顿了。朱熹说：以阴柔处于困顿的极点，所以有被葛藤缠绕、处于危动不安、动辄有悔的卦象。然而事物穷尽就会变化，所以占卜说：如果能悔改，就可以前进而获得吉祥。

《象传》说：被葛藤缠绕，是因为处境不当。动辄有悔，若能悔改则吉，是因为能行动。

被困顿缠绕，而不能变化，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这是处境处理得不当。知道行动就能获得，于是产生悔改之心并去除它，就可以脱离困顿，这是行动而获得吉祥。○张栻《困斋记》说：“在《易经》的系辞中，三次陈述九卦，意义深切。至于困卦，就说‘困顿是检验德行的’，又说‘困穷而后通达’，又说‘困顿能减少怨恨’。唉！圣人阐发处困的道理，在这里已经完备了，这能不尽心去体悟吗？”穷困与通达，是外在的；理义，是在内的。外在的，存在于时运命数中，而在内的，没有片刻可以离开。世间的迷惑者，对于存在于时运命数中的东西，却想用人力强行改变；对于不可离开的内在理义，却违背而忘记回归。处于顺境就担心失去，担心失去就觊觎得到，或者能在容易的事情上行动，却不能在困难的事情上行动，能在安逸的时候自我保全，却在危穷的时候发生变化，这都是内心不正，被穷困通达所扰乱。君子则不然，他的心日夜惶惶，只知道内在的礼义安宁，行动难道还顾虑其他吗？所以他处困时，只是尽命而已，对天有什么怨恨？顺从义理而已，对人有什么责怪？而反求自身，则更加思念自己未达到的地方，只怕思考不够精纯；勉励自己未能做到的，只怕行动不够有力。这是君子处困，正是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时候。像这样之后，大概才不辜负圣人的教诲吧？○李公晦《困斋说》说：“困的意义很大。在《易经》中，从德行来说，叫‘困顿亨通，守正，大人吉祥’，又说‘困顿是检验德行的’，就是这样。在《论语》《中庸》中，从学习来说，叫‘困顿而后学习’，又说‘有的人困顿而后知道’，就是这样。”困卦，九二九五都是刚健而得中，是贤人君子德行成就于内的象征，而外面被三个阴爻所遮蔽，积蓄而不能施展，言论而不被信任，可以说是困顿了。然而隐居世间而不烦闷，不被认可而不烦闷，身体可以屈服，而志向不可改变，安于义命，颓然处之，这是顺从。然而光明虽然被人困顿，但幽微可以感动神灵。卦爻其他都不利，唯独利于祭祀，难道不是因为人不能知道，而鬼神独自知道吗？这是从德行来说。愤懑未开，悱恻未发，思考而未明白，行动而未得到，困于心，衡于虑，如同攀登险峻，跨越险阻，用力很劳苦，而望道很遥远，只有竭尽勉力以赴，俯首勤勉，早晚不懈怠，那么晦暗就会光明，阻塞就会通达，习惯与本性形成，而与圣贤同归了。所以说‘等到他们知道了，也是一样的’。这是从学习来说。某人名某人读书的房间叫‘困’，自己写了铭文，又让我题写其后，我推辞不敏而不能，于是为他说道：学习然后成就德行，德行成就了，无处不自得。困不困，难道值得说吗？大概从德行来说的，是说困于外的，身体困顿而道亨通，尽命以实现志向，不用我的力量的意思。从学习来说的，是说困于内的，任重而道远，不思考怎么获得，不行动怎么成功，竭尽我的才能来跟随的意思。这两者本来有区别。孟子说：‘人的德行智慧术知，常存在于疾病中，是说困顿使人进步。因为困于外而更加进于内，这也是从学习来说的。’唉！也要勉力学习而要求德行的成就罢了。

○未济卦上九，诚信地饮酒，没有灾祸。弄湿头部，诚信就失去了正道。九以刚健在上，是刚健的极点。居于明之上，是明明的极点。刚健到了极点而能明，就不成为躁动而成为决断。明能烛照事理，刚能决断义理。居于未济的极点，不是得济的位置，没有可济的道理

译那么，就应当顺应天命罢了。如果不然，最终就会有倾覆的时变。未济卦体现了没有穷尽而自然渡过的道理，所以“止”是未济的极致。至诚之人安于道义与命运，就可以没有灾祸。饮酒是为了自我愉悦，如果不以所处的环境为乐，就会愤怒急躁、失足跌倒，陷入凶险灾祸之中。如果顺从快乐而沉溺放纵，超过礼制以至于弄湿头部，也不是能够安于所处位置的表现。“有孚”，是内心自信诚信。失去这个，就是失去了适宜的状态。像这样，就是在诚信上有所缺失了。人处在患难之中，知道无可奈何却放纵心意而不回头反省的，难道是安于道义与命运的人吗？

译《象传》说：饮酒以致酒湿头部，也是不知节制啊。

饮酒到湿头的地步，是极不知节制。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是因为不能安守道义和天命。能安守就不会失去常态了。○按《易经》各卦，凡是说“利涉大川”，都取渡越险难的意思，现在附注在这里。○需卦：有诚信，光明亨通，守正吉祥，利于渡越大河。〇说：需，是须待的意思。从两体来看，乾的刚健上进而遇到险阻，未能前进，所以有须待的意思。从卦才来看，五爻居君位，是需卦的主宰，有刚健中正的德行，而诚信充实于内心，内心充实就有诚信。有诚信就能光明而亨通，就能守正而吉祥。以此须待，有什么不能成就？虽然危险也没有困难了，所以利于渡越大河。《彖传》说：利于渡越大河，前往就有功业。〇说：既有诚信又守正，虽然渡越险阻，前往就有功业了。○同人卦：在郊野与人同心，亨通，利于渡越大河，利于君子守正。〇说：野，指旷野，取遥远和外部人的意思。所谓同人，是以天下大同的道理，就是圣贤大公的心。常人的同心，是因为私意相合，只是亲近偏私的情分罢了。所以必须在郊野，意思是不因亲近偏私的情分，而在郊野旷远之地，既不牵系私情，就达到至公大同的道理，没有遥远不同心的。其亨通可知，能与天下同心，就是天下都与他同心。天下都同心，有什么险阻不能渡越？有什么艰难危困不能亨通？所以利于渡越大河。《彖传》说：在郊野与人同心，亨通，利于渡越大海，是乾卦的德行。〇说：至诚无私，可以蹈越险难，这是乾卦的德行。无私，是天德。○谦卦，初六爻：谦而又谦的君子，用来渡越大河，吉祥。〇说：初六以柔顺处谦，又居一卦最下，是自处卑下的极致，谦而又谦，所以说谦谦，能这样就是君子。自处极谦，众人所共同赞许，虽然用来渡越险难，也没有祸患，何况居处平易呢？有什么不吉祥的？○蛊卦：大亨通，利于渡越大河。〇说：既然有蛊乱就有恢复治理的道理，自古治理必因乱起，乱必开启治世，这是自然的道理。如卦的才德，用来治理蛊乱就能达到大亨通。蛊乱的大者，是济渡时世的艰难险阻，所以利于渡越大河。《彖传》说利于渡越大河，前往有所作为。〇说：正值天下败乱之际，适宜冒着艰险前往而济渡它，这是前往有所作为。○大畜卦：利于守正，不在家吃饭，吉祥，利于渡越大河。〇说：没有比天更大的，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在下，都蕴藏着至大的意象。在人则是学术道德充实积累于内，就是所畜养的大。人的蕴蓄适宜得正道，所以说利于守正。至于异端偏学，所蓄积很多而不正的，固然有。既然道德充实于内，适宜在上位享受大禄，施用于天下，就不只是一身的吉祥，也是天下的吉祥。所以不在家吃饭就吉祥，所畜养既大，适宜施用于时世，济渡天下的艰险，这是大畜的作用。所以利于渡越大河。《彖传》说利渡越大河，是顺应天意。〇说：之所以能渡越大河，是因为顺应天意。六五下应乾卦的中爻，是顺应乾卦而行。所行能顺应天意，没有艰险不能济渡，何况其他呢？○颐卦上九爻：由颐养而危厉则吉，利于渡越大河。〇说：上九以刚阳之德居师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顺顺从于自己，依赖自己的养，是担当天下的重任，天下由他而得到养。以人臣而担当此任，必须常怀危厉之心才吉祥。如伊尹、周公，何尝不忧劳勤慎敬畏，所以得终吉。既然君主的才德不足，而倚赖于自己，身当天下大任，适宜竭尽才力，济渡天下的艰危，成就天下的治安，所以说利于渡越大河。○益卦：利于有所前往，利于渡越大河。〇说：益，是益天下的道理，所以利于有所前往。益的道理可以济渡险难，利于渡越大河。《彖传》说利于渡越海，木道才通行。〇说：益的道理，在平常无事之时，其益处还小，当艰危险难时则益处极大，所以利于渡越大河。在济渡艰难时，才是益道大行的时候。益误作木，或认为上巽下震，所以说木道，这是不对的。○涣卦：亨通，王至宗庙，利于渡越大河，利于守正。〇说：涣，是离散。人的离散源于内心，人心离则散了。治理离散也本于内心，能收合人心则散可聚。所以卦义都主于中，利于守正合涣散的道理，在于正固。这一章不解释利涉一句，恐怕脱误。《彖传》说利于渡越大河，乘木有功。〇说：治理涣散的道理，应当济渡于险难，而卦有乘木济川的意象，上巽为木，下坎为水，是大河。利于渡越险难以济涣散。木在水上，是乘木的意象，乘木所以渡河。渡越就有济涣之功了。○中孚卦：豚鱼吉祥，利于渡越大河，利于守正。〇说豚躁动，鱼多疑，是难以感动的物。诚信能感动豚鱼，就没有不能感动的，所以吉祥。忠信可以蹈水火，何况渡河呢？守信的道理在于坚正，所以利于守正。《彖传》说利于渡越大河，是乘木。舟虚也。〇说：以中孚渡越险难，其利如同乘木济川，而以虚舟。虚舟就没有沉覆的

译没有祸患。卦象虚中，象征着空船。

译《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是有忧患意识吧？

朱熹说：“夏朝和商朝末年，易道衰微，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于是系联卦辞和爻辞，易道才重新兴盛。”

因此，履卦是德行的基础。

履卦就是礼。上天下泽，尊卑地位确定不变。必须谨慎地遵循这一点，然后德行才有基础而得以确立。

谦卦是德行的关键。

谦，就是自我谦卑而尊敬他人。又是行礼之人所应当执持而不可丢失的。

复卦，是德行的根本；恒卦，是德行的稳固；损卦，是德行的修养；益卦，是德行的宽裕；困卦，是德行的辨别；井卦，是德行的根基；巽卦，是德行的裁制。

这九个卦都是反求诸己、修养德行以应对忧患之事，而且有一定的次序。基础用来确立，关键用来持守。复卦，是心不外驰而善的端绪得以保存；恒卦，是坚守不变而长久。通过克制愤怒、遏制欲望来修养自身，通过迁善改过来增长善行。通过困境来检验自己的力量，通过井卦来保持本性不变，然后才能顺从道理来裁制事变。

履卦以和顺而达到极致，谦卦以谦卑而显光辉，复卦微小而能辨别万物，恒卦杂乱而不厌倦，损卦先难而后易，益卦增长宽裕而不造作，困卦穷尽而通达，井卦安居其所而能施惠于人，巽卦称量事物而隐伏不露。

这就像《尚书》中的九种德行，礼并不是勉强世人，然而事情都达到了极致，谦卦以谦卑自我而尊敬他人，并且光辉复现阳气，微小而不被众多阴气扰乱，恒卦处于杂乱之中而常德不厌倦，损卦克制欲望先难，习惯之后就容易，益卦只是充实增长而不造作，困卦身处困境而道亨通，井卦不动而惠及万物，巽卦称量事物的适宜而潜隐不露。

履卦以和顺行事，谦卦以裁制礼仪，复卦以自我反省，恒卦以专一德行，损卦以远离祸害，益卦以兴办利益，困卦以减少怨恨，井卦以辨别义理，巽卦以行使权变。

减少怨恨，是说很少有所怨恨。辨别义理，是说安守而能思虑。○这一章三次陈述九个卦，以阐明应对忧患的方法。○履卦是德行的基础，是要以实践履行为根本。谦卦是德行的关键，只是要谦退。如果在患难中矫情高傲，必然招致祸患。复卦是德行的根本，就像孟子所说的自我反省。困卦是德行的辨别，困而通达就可以辨别其正确，困而不通就可以辨别其错误。损卦，是克制愤怒、遏制欲望。益卦，是修养德行，使其更加广大。巽卦，只是低心下意。要裁制事情，必须将心放入巽卦之中，顺从它的道理，才能裁制事情，才能行使权变。○三次陈述九个卦，起初没有其他意思。看上面“大概是有忧患意识吧”一句，就可以看出是圣人讲述应对忧患的方法。圣人偶然在这里看到这几个卦有这个道理，所以就顺着这个讲下去。如果论到底，睽卦、蹇卦都是忧患的事情，为什么不讲呢？由此知道圣人只是偶然在这里看到有这个道理，就顺着这里讲下去。圣人看待《易经》如同云行水流，起初没有固定的形态，不可确定。○问：“为什么只选取九个卦？”先生说：“圣人论述应对忧患，偶然涉及这几个卦罢了。天下的道理只在圣人的口头上，开口就是道理。偶然说这九个卦，意思自然是《易经》中尽有应对忧患的卦，并非说九个卦之外都不是应对忧患的。如果把困卦作为应对忧患的卦，那么屯卦、蹇卦不是应对忧患又是什么呢？观看圣人的经典，正不应该这样。后世拘泥于象数的人，认为九是阳数，圣人列举九个卦大概符合这个数，更加拘泥而不通了。”问：“巽卦为什么是德行的裁制？”回答说：“巽卦象征资斧，多有断制之象。”○损卦，“先难后易”，是说损卦之初，在我自己也勉强，在别人也难以忍受。久而久之，当事理顺，人心这里才容易。○益卦，“增长宽裕而不造作”，是说充实增长自己的德行，教人宽裕而已。○困卦而减少怨恨，是得到了应对困境的方法，所以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井卦，是不动的物体，然而它的水却流行出去，惠及万物。○井卦以辨别义理，本义说是安守而能思虑，大概是守得住自己先安定，才能辨别事情的是非。如果自己心先不定，事情来到面前，怎么能辨别它的义理？○问：“巽卦称量而隐伏。”回答说：“从巽卦以行使权变来看，那么‘称’字应该读去声，是称量事物的意思。”又问：“巽卦有优游、巽入的意思。权变是仁精义熟于事，能够优游以入的意思。”回答说：“巽卦是进入细微的意思。”○称量而隐伏，是巽顺。恰好合宜的道理，有隐伏而不能称量的，有能称量而不能隐伏不露形迹的，都不是巽卦之道。○问“隐”字怎么解释？回答说：隐是不见。就像风吹动物，无物不入，只见其动而不见其形，权变的作用也是这样。○问井卦是德行的根基？回答说：井有本源，所以恩泽惠及万物，而井未曾移动，所以说安居其所而能施惠于人。就像人有德行然后能施以及人，然而他的德性未曾移动。只有井安居其所，然而水却流行出去而不穷尽，就像人心有持守不动而应对外界变化则不穷尽。○巽卦以行使权变，是说看到道理精熟后，对于事物的精微委曲处无所不入，所以说。○问权变是迂回曲折以顺从道理吗？回答说：是的。巽卦有进入的意思，就像风进入物体，只是巽卦就能进入义理之中，无细不入。○我按：损卦先难而后易，大概是因为忿怒之心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欲望之心容易开启而难以堵塞，所以起初克制它、遏制它非常困难，然而天理既然明白，人欲

译自行熄灭，它发挥力量时又有毫不困难的地方，所以说“后易”。更加长久宽裕而不刻意造作，这是主要从利于万物来说的。所谓长久宽裕，是指充实扩大我宽厚充裕的德行，那么它的利益自然能惠及万物，不需要刻意安排造作，所以说“不设”。○九卦的含义，更应当就整卦反复观察，以求理解它们所说的应对忧患的道理，大概就能得到真谛了。又本章下面说：“《易》作为一部书，其道理并不遥远”等等，又明白于忧患与变故，那么《易》这一部书无非是阐明忧患的道理，又不只是九卦如此。

译《易经》的兴起，大概是正值殷朝的末世、周朝盛德之时吧？大概是正值周文王与商纣王之事的时候吧？因此它的文辞危惧，危惧使人平安，轻易使人倾覆。它的道理非常广大，万事万物都不废弃，从始至终都怀着敬畏之心，其要点在于没有灾祸。这就叫做《易经》的道理。

朱熹说：“因为危惧所以得到平安，因为轻易所以必然倾覆，这是《易经》的道理。”我按语说：“‘危惧使人平安、轻易使人倾覆’这两句话，是最为切中要害之处，忧思深重的人应当细细体味。”

卫灵公询问军阵之事。孔子在陈国时，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病倒，都起不来。

见前文。按《史记》记载，楚国派人聘请孔子，想在楚国任用他，那么陈国和蔡国的大夫就感到危险了。于是他们共同发动徒役，在野外包围孔子，使他不能前行，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病倒，都起不来。孔子讲诵诗书、弹琴唱歌不停止。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然会穷困，小人穷困就会胡作非为了。”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怨怒之心，于是召来子路问道：“《诗经》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徘徊在旷野上。’我的道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大概是我们不够仁德吧？所以人们不信任我们。”孔子说：“有这样的话吗，仲由！如果仁德的人必定被人信任，怎么会有王子比干呢？”子路出去后，子贡进来拜见说：“先生的道太伟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容纳先生。何不稍微降低一点标准呢？”孔子说：“赐，好的农夫善于耕种却不能保证收获，好的工匠善于精巧却不能保证顺从。君子能推行他的道，加以纲纪统领治理，却不能保证被容纳。现在你不修习你的道却谋求被容纳，赐，你的志向不远大啊。”子贡出去后，颜回进来拜见说：“先生的道太伟大，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容纳。虽然如此，先生还是推行它，不被容纳有什么害处呢？不被容纳然后才显出君子本色。道不修习，这是我们可耻的。道已经大大修习却不被采用，这是有国者的耻辱。不被容纳有什么害处呢？不被容纳然后才显出君子的本色。”孔子欣慰地笑着说：“有这样的话吗，颜家的小伙子！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就做你的管家。”于是派子贡到楚国，楚昭王发兵迎接孔子，然后才得以免祸。

孟子说：“舜从田野间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工匠中被举拔，胶鬲从鱼盐贩子中被举拔，管夷吾从狱官中被举拔，孙叔敖从海边被举拔，百里奚从市场被举拔。所以上天将要下达重大使命给这个人，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使他身受贫困，使他做事不顺，使他所做的一切违背他的意愿，通过这些来使他的内心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格坚忍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才能。”

朱熹说：“降大任，就是让他承担大事。像舜以下这些人，就是这样。空，是穷尽；乏，是断绝；拂，是违背，意思是让他做事不顺利，多有违背。动心忍性，是说震动他的心志，坚忍他的性情。然而所说的性，也是指气质禀赋、饮食男女而言罢了。”程颐说：“如果要使德行纯熟，必须从这里经过。”

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扰，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有所作为；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理解。

中等资质的人，常常在有过错之后，然后才能改正。大概是因为平时不能谨慎，所以必定等到事势穷困紧迫，以至于内心困扰，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兴起。不能洞察细微的征兆，所以必定等到事理明显暴露，以至于在人的脸色上显现，在人的声音中发出，然后才能警醒觉悟而通晓。

在国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患，国家常常会灭亡。

这是说国家也是这样。法家，是守法度的世臣；拂士，是辅佐君王的贤士。

这样以后才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发展，安乐使人萎靡死亡。

从以上文字来看，就知道人的生存完全出于忧患，而死亡是由于安乐。尹氏说：“说困顿穷迫、拂逆郁结，能够坚定人的意志，而成熟人的仁德，因为安乐而丧失德行的人太多了。”南轩说：“上天将要赋予后人重大使命，而忧患先于其后，以成就他的德行，这难道是人的作为吗？所谓没有人去做却自然发生的，就是天意。他所遭遇的是这样，所成就的也是这样，这就是天意。这六个人，虽然有圣贤深浅的不同，但开始时经历艰难，最终能够胜任重任，则是一样的。以舜的生而知之，不需要有待于处在忧患中来成就他的德行。举出舜从田野间兴起，是为了表明圣人也是从卑微中兴起罢了。如果是其他人，因为忧患而成就德行，那就如下面所说的那样。使内心痛苦，使筋骨劳累，使身体饥饿，使自身贫困，使行为违背意愿，是为了让他内心震动、性情坚忍罢了。动心，是说他的心有所感动；忍性，是说忍耐他性情的偏颇。动心则善端日益萌发，而良心可以保存；忍性则气质禀赋日益转化，而天性可以恢复。这就是所说的增加他所不具备的才能。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是说凡人常常看到自己有错，然后才能改过。如果漠然不察觉自己有错，那么过错将日益滋长，还有什么改正呢？知道用力，就知道自己的过错很多而改正它，唯恐来不及了。困于心，是说内心有所触动；衡于虑，是说思虑有所阻塞。必定像这样然后才有作为，作为是说心中油然有所兴起。征于色，发于声，是说忧患愤懑表现在脸色和声音上，必定像这样然后才能理解。理解，是说自然而然地默识道理的所在。作为，理解，亲身参与才能知道，不是言语所能穷尽的。进而推论，认为治国也是这样。在国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辅佐君王的贤士

译国家往往就会灭亡。这是因为安然自得、自以为是，认为没有人能危害自己，那么骄傲懈怠之心就会日益滋长，以至于走向灭亡而不觉悟。大体上，国家的治乱兴亡，常常在恭敬与放肆之间分出界限。假如在朝廷内部经常听到逆耳的规劝，在朝廷外部经常有觊觎国家的祸患，那么警戒恐惧之心就会存在。这种心志存在，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由此才明白“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生”，说的是生存的道理，自身处于安逸状态，将其推广到天下国家，没有不成为福泽的地方。“死”，说的是灭亡的道理，天命断绝于自身，败坏于自家，祸及于国家。然而，继承皇位的君主、公侯的后裔，生来就处在安乐的环境中，没有忧患可以经历，那该怎么办呢？何必一定要经历忧患呢？想到安乐的可畏，思考天命的无常，谨慎戒惧，不敢拥有安乐，这才是使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的方法，也就是生存的道理。那么所谓“死于安乐”，并不是安乐本身能让人死亡，而是因为沉溺于安乐而自我断绝了生路罢了。所以对于君子来说，即使处在安乐之中，生存的道理也未曾不顺利；对于小人来说，即使处在忧患之中，也未曾不死于忧患。这就是所说的“小人处境困窘就会胡作非为”，正是这个道理。

译孟子说：“人之所以拥有道德、智慧、谋略和知识，往往是因为经历过忧患和疾病。”

朱熹说：“‘德慧’，是道德方面的聪慧；‘术知’，是谋略方面的知识。‘疢疾’就是灾祸患难的意思。是说人必定要经历忧患疾病，才能震动心灵、坚韧性格，增加自己原本不具备的能力。”

被疏远的臣子、庶出的儿子，他们用心危惧，考虑祸患深远，所以能通达事理。

被疏远的臣子、远方的臣子、庶出的儿子，都不能得到君主和父亲的宠爱，因而常常遭遇忧患。通达，是指通达事理，也就是所谓的道德、智慧、谋略和知识。○张栻说：“忧患，是指忧虑患难。大抵人在平时安居无事的时候，大多漠然不觉悟。只有忧患加身，才能震动心灵、坚韧性格，有所感发，所以道德、智慧、谋略和知识由此产生。从被疏远的臣子和庶出的儿子身上可以看出这一点。被疏远的臣子和庶出的儿子，用心危惧，考虑祸患深远；因为危惧，所以专一而不敢放肆；因为深远，所以精审而不敢疏忽。专一和精审到了极点，所以在事理上能够有所通达。然而所谓的道德、智慧、谋略和知识，是有大小之分的；所谓的通达，也是有深浅之别的。总之，由忧患而有所感发，这一点是相同的。那么，身处安乐境地的人，诵读这些话，能不思考安逸享乐会使人沉沦，而深深寻求用来警惕恐惧的方法吗？处于忧患境地的人，诵读这些话，能不想到这是增进道德、修习学业的关键，而自我勉励吗？”

程颐说：“‘蹇’卦就是处治蹇难之道，‘困’卦就是处治困穷之道。道没有什么时候是不可行的。”

张载说：“富贵利泽，是厚待我的生命；贫贱忧戚，是磨砺我使之成功。”

以上讲的是处治患难的方法。

关于生死

《论语》中孔子说：“志士仁人，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只会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解说见前卷《言仁》篇。○朱熹说：“志士仁人之所以不求生而害仁，是因为他们心中自有过不去的地方，不忍心为了保全生命而损害仁德，并不是因为害怕亏欠了赖以生存的本性而后才杀身成仁。所谓成全仁德，也只是顺遂良心的安宁罢了，并不是想要保全赖以生存的本性而后才去做的。这种解释中常有一种意思，不把仁义忠孝看作是我们内心不能停止的本能，而认为是因为畏惧天命、谨慎天职，想要保全赖以生存的本性而后才去做，这就等于在本心之外另起一念，计较这些利害轻重而后才去做。如果真的能舍生取义，也是出于计较的私心，而没有诚恳自尽的意思了。大抵‘保全赖以生存的本性’等说法，是从旁人旁观的角度来说的，认为我能这样做就可以了；如果怀着这种心去做善事，就已经不妥帖了，何况自己这样说，岂不更加可笑吗？《吕览》所载‘直躬证父’一事，以及记载那些追求名声的事，正与此类似。○按朱熹这段是回答张栻关于杀身成仁之义的论述。

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颜渊落在后面。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老师还在，我怎么敢死呢？”

朱熹说：“‘后’是说相失落在后面，‘何敢死’是说不会赴难而死。”胡氏说：“先王的制度，人受命于父、君、师，侍奉他们如同侍奉父亲一样，只要身处其位，就肯为之效死。何况颜渊对于孔子，恩义兼尽，又不是别人那种普通的师生关系。如果孔子不幸遇难，颜渊必定会捐躯赴难。如果幸而不死，也必定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请求讨伐以报仇，不会就此作罢。既然老师还在，颜渊为什么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触犯匡人的锋芒呢？”○有人问：“颜回父母健在，不能为孔子而死，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胡氏说：程子曾经讲过。乡里之人，辞别亲人远行，遇到患难，有互相效死的道理，何况朋友呢？何况弟子对于老师呢？应当预先行事而先做决断，不可临事才开始谋划。”

子路问什么是完人，孔子说……

……云云已见前卷《礼乐论》。

孔子说：“如今的完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见到利益想到道义，遇到危难肯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日的诺言，也可以算是完人了。”

朱熹说：“授命，是指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把它交给别人。”○子张说：“士人，遇到危难肯献出生命，见到利益想到道义。”已见前《心思篇》。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不死，能说他不仁吗？”孔子说：“桓公联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吗？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殉死，反而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难道要像普通男女那样守着小信，自缢在沟渠里而无人知晓吗？”

解说已见前文，关于仁德篇章中对管仲的论述，在王魏处应当仔细考究。

至于由（子路）似乎会不得好死

全章见前卷《圣贤气象篇》。○尹焞说：子路刚强，有不得好死的道理，所以借此告诫他。后来子路终于死于孔悝之难。○张栻说：孔悝被劫持，子路为他而死，确实不能不死，说他是不得好死，是不可以的。然而他跟随孔悝，就有为他死的道理。起初选择跟随的人不善，那么不就近乎不得好死吗？像比干，就可以说是得好死了。那么，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的人，可以说是不得好生了。子路虽然不得好死，但与这类人固然不可同日而语。○按《史记·仲由传》……起初，卫灵

译卫灵公有宠爱的姬妾名叫南子。灵公的太子蒯聩曾冒犯南子，害怕被诛杀，于是逃亡国外。等到灵公去世，众人想立公子郢为国君，郢不肯，说：“逃亡在外的太子之子辄在这里。”于是卫国立辄为国君，这就是出公。出公在位十二年，他的父亲蒯聩在国外不能回国。子路担任卫国大夫孔悝封邑的邑宰。蒯聩于是与孔悝作乱，谋划进入孔悝家中，随即带领手下袭击攻打出公，出公逃往鲁国，而蒯聩回国即位，这就是庄公。当孔悝作乱时，子路在外地，听说后驾车前往，遇见子羔从卫国城门出来，子羔对子路说：“出公已经离开了，城门也已关闭，您可以回去了，不要轻率地遭受祸患。”子路说：“吃着人家的俸禄，就不应躲避人家的危难。”子羔最终离去。有使者进入城中，城门打开，子路跟随进入，来到蒯聩面前。蒯聩与孔悝登上高台，子路说：“您为什么要用孔悝？请让我把他抓来杀掉。”蒯聩不听。于是子路想放火烧台，蒯聩害怕，便派石乞、壶黡攻打子路，打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说：“君子死了帽子也不能脱落。”于是系好帽带而死。孔子听说卫国发生动乱，说：“唉，由一定死了。”不久果然死了。

问：由的死，怀疑他很不明白大义，哪有儿子拒绝父亲如此悖逆却可以去辅佐他的道理呢？朱子说：“是的，仲由的死确实不算最恰当，但他的错误不在于赴死的时候，而在于当初任职的时候。”

又说：“子路只看到下面这一层，没看到上面那一层。关于孔悝的事，他知道‘吃着人家的俸禄就不避其难’，却不知道吃出公的俸禄是不应当的。”东坡曾经论及此事。问：“这是说当初在卫国做官时就不对吗？”回答说：“是的。”

问：“子路的死，是对的吗？”回答说：“不对。辄凭什么做国君？难道可以辅佐他吗？孔悝本身也是个不好的人。子路只看到可以侍奉大夫，却不知道辄的国家不是可以侍奉的国家。”问：“孔门的弟子大多在各国大夫那里做官，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当时求取功名，只有这一条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做官，所以颜回、闵子骞宁愿不做官。

子路死于孔悝之难，不能说不义，只是当初侍奉孔悝时错了，导致最后不得好死。卫国国君名分不正，冉有、子贡就能怀疑并询问，知道思考，便不去侍奉他。如果子路粗率，完全不相信圣人的话，必定要正名分，这也是教导子路不要侍奉卫国，他却还说夫子迂腐之类的话。

译春秋时期，宋国的华督杀死了国君与夷，并牵连杀死了大夫孔父。

《公羊传》说：宋国华督打算杀害殇公，如果孔父还活着，殇公就不会被杀。于是华督先攻打孔父的家，殇公知道孔父死后，自己也必死无疑，便赶去救援，结果都死了。孔父神色庄重地站在朝廷上，人们就没有谁敢经过而向国君施加危难，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神色上了。胡氏说：根据《左传》，宋殇公即位后，十年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担任司马，不能改变国君的德行，并非所谓能纠正国君内心错误的人，然而国君被杀，他死于国难，面对死亡坚守节操不变，也可以说无愧了。“父”是名字，记载他的节操而写下名字，不失去他的官职而写下“大夫”，这是《春秋》所赞赏的。赞赏他却又写下他的名字，为什么呢？所以侍读刘敞认为，既然在上面写出国君的名字，就不能在下面写出臣子的字，这是君前臣名的礼仪大节。华督打算杀害殇公，如果孔父活着，就无法杀害殇公，于是先攻打孔父，然后才牵连到国君，能够以无化为有，也差不多算是了。凡是乱臣贼子怀着无视君主之心的人，必定先除掉他所忌惮的人，然后才作恶；如果不能除掉他所忌惮的人，那么就有终身不敢行动的情况。华督想杀国君，却忌惮孔父；刘安想背叛汉朝，却忌惮汲黯；曹操想禅让皇位，却忌惮孔融。这几位君子，正义表现在神色上，都足以保卫宗庙社稷而杜绝邪恶之心，奸臣因此忌惮他们。如果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春秋》赞赏孔父，是向后世世人显示，君主推崇奖赏坚守节义的大臣，乃是天下的重大法度，是有国家者的紧急要务。

宋国的宋万杀死了国君捷，并牵连杀死了大夫仇牧。

《公羊传》说：宋万搏击闵公，扭断了他的脖子，仇牧听说国君被杀，快步赶到，在门口遇见宋万，手持宝剑呵斥他，宋万用胳膊杀死了仇牧，打碎了他的头，牙齿嵌在门上。仇牧可以说是无所畏惧了。胡氏说：国君被杀而大夫死于国难，《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有所取法。大夫死于弑君之难，却有不被记载的，所以知道孔父、仇牧都是被取法的。仇牧可以说是无所畏惧了，然而白白牺牲了性命，不能抓住贼人，对事情没有益处，也值得取法吗？吃着俸禄而不躲避危难，这是义。白白牺牲性命，不能抓住贼人，也足以作为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危难者的教训了。为什么说没有益处呢？审察事物的轻重，这是权变。权衡轻重而处理得当，这是义。太宰督也死于闵公之难，被削去名字而不记载，是因为自身有罪。惠伯死于子恶之难，也被削去名字而不记载，是因为不是奉国君之命。召忽死于子纠之难，孔子把他比作匹夫匹妇的固执，自缢于沟渠而无人知晓，是因为所侍奉的人不正当。崔杼弑君，晏平仲说：“人有国君而别人杀了他，我怎么能为他去死？又怎么能逃亡呢？”君子不因此责怪晏子，是因为齐庄公不是为社稷而死，而晏子也不是他的私昵之臣。至于仇牧、荀息，立于人的本朝，执掌国家政事，而国君被杀，不是因为私情，虽然想不死，怎么能不死呢？圣人记载而不削去名字，是为了鼓励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危难的人。只有这种义理不施行，然后才有视抛弃国君如同土块、帽缨，毫不反省，而三纲断绝的情况。

晋国的里克杀死了国君卓，并牵连杀死了大夫荀息。

《晋语》记载晋献公讨伐骊戎。《左传》说：起初，献公派荀息辅佐奚齐。献公病重，召见他说：“把这些年幼的孤儿托付给大夫，您看怎么办？”荀息叩头回答说：“臣下竭尽股肱之力，加上忠贞，如果成功，是国君的灵验；如果不成功，就用死来继任。”献公说：“什么叫忠贞？”回答说：“对国家有利的事，知道没有不做的，这是忠；送别逝去的，侍奉活着的，双方都没有猜疑，这是贞。”等到里克将要杀害奚齐时，事先告诉荀息说：“三种怨恨将要发作，秦国和晋国辅助公子重耳，您打算怎么办？”荀息说：“我将为他而死。”里克说：“这没有益处。”荀息说：“我已经对先君说过了，不可以有二心，难道想反复说话而爱惜自身吗？虽然对事情没有益处，又能躲避什么呢？况且人们想要行善，谁不如我？我想要没有二心，难道能说别人已经二心了吗？”冬天十月，里克在馆舍杀死了奚齐。史书说“杀其君之子”，是因为还没有安葬。荀息打算自杀，有人对他说：“不如立卓子并辅佐他。”荀息立公子卓并安葬了奚齐。十一月，里克在朝廷杀死了公子卓，荀息随之自杀。君子说：《诗经》所说的“白圭上的瑕疵还可以磨去，言语上的瑕疵却无法挽回”，荀息就是这样的人。胡氏说：荀息是奚齐、卓子的师傅。国君被杀而死于国难，记载“及”是为了彰显他的节操，记载“大夫”是不失去他的官职。对于荀息有什么取法呢？像荀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违背诺言了。有人说：荀息既然追随国君走向昏乱，不违背诺言，哪里值得取法呢？世道衰微，人们爱惜私情，互相猜疑，从而形成倾危的风俗，以至于杀牲歃血，以鬼神为誓，还不能巩固约定，哪里有可以托付六尺之孤、寄托百里之命，面临大节而不可夺志像荀息这样的人呢？自古都有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所以圣人用信用代替食物，君子用信用代替生命。荀息不违背诺言，哪里可以轻视呢？

《左传》说：晋怀公下令，凡是不跟随逃亡的人，限期不到，不予赦免。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重耳在秦国，怀公没有召他们。冬天，怀公逮捕了狐突，说：“你儿子来，你就可免罪。”狐突回答说：“儿子能够做官，父亲教导他忠诚，这是古制的规定。确立名分，委身事君，有二心才避罪。现在我的儿子名分在重耳那里，已经好几年了。如果又召他回来，就是教导他有二心。父亲教导儿子有二心，怎么侍奉国君？刑罚不滥用，是国君的英明，也是臣下的愿望。滥用刑罚以逞快意，谁没有罪呢？臣下领受命令了。”

译于是杀了他。楚庄王围攻宋国，晋国派解杨出使宋国，让他告诉宋国人不要向楚国投降，说：“晋国的军队全部出动，就要到了。”郑国人囚禁了解杨，把他献给楚国。楚庄王用丰厚的财物贿赂他，让他改变说法，解杨不答应。楚庄王再三要求，解杨才答应。楚庄王把他送上楼车，让他向宋国人喊话，解杨于是传达了晋国国君的命令。楚庄王要杀他，派人对他说道：“你已经答应了我却反悔，是什么缘故？不是我缺乏信用，而是你抛弃了信用，赶快接受你的刑罚吧。”解杨回答说：“我听说：国君能够制定命令就是义，臣子能够承受命令就是信。信承载着义去实行就是利，谋划不失去利来保卫国家，这是百姓的主宰。义没有双重标准，信没有双重命令。国君贿赂我，是不了解我的使命。我接受使命出使，只有死没有废弃使命，又怎么能被贿赂呢？我答应您是为了完成国君的使命。死了而完成使命，是我的福分。我们国君有守信的臣子，我得以完成使命，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楚庄王放了他，让他回国。

译左传宣公十五年。查考汉代吴楚之乱时，有中大夫之事正与此类似。杨解侥幸免死，而中大夫不幸死去，且其姓名也不幸未能流传于世，可悲啊！查考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臣礼篇》中，为节义而死的人有孔父、仇牧、荀息、狐突、解杨、王蠋，又记载了晏子的一条，以表明有不当死而不死的情况，其义理完备了。如今自解杨以上的事已各自记录，王蠋、晏子的事今附注于此。又原繁以“臣无二心”为准则，狼瞫以死来彰显勇武，齐太史兄弟以死来恪守官职，豫让必定要报其君之仇，这些都是臣节中重大的表现，一并附载于此。又将泄冶的一条列于末尾，以表明国家动乱、君主昏庸时，有应当离去而不应当死的情况，大概臣道的常理与变通都详尽无遗了。

卫国懿公有位臣子叫逺，出使在外尚未返回。翟人攻打卫国，在荥泽追上懿公，杀了他，吃光了他的肉，唯独留下了他的肝。逺到后，向肝报告使命完毕，呼天痛哭，尽哀而后止，说：“臣请为君做表衣。”于是自杀，先取出腹中懿公的肝。齐桓公听说后说：“卫国灭亡是因为无道，如今有这样的臣子，不可不保存卫国。”于是在楚丘重新立卫国。这可谓忠啊，杀身舍生以顺从君主，不只是顺从君主，又使卫国的宗庙重新建立，祭祀不断，可谓有功了。

乐毅攻破齐国，听说昼邑人王蠋贤能，命令军队环绕昼邑三十里不得进入，派人请王蠋。王蠋推辞不去。燕人说：“不来，我将屠杀昼邑。”王蠋说：“忠臣不侍奉二君，烈女不改嫁二夫。齐王不采纳我的谏言，所以我退而耕于田野。国家破败、君主灭亡，我不能保全，却又想以武力胁迫我，我与其不义地活着，不如死去。”于是将绳子套在脖子上挂在树枝上，自尽而死。

齐国崔杼弑杀了君主光，晏子站在崔氏门外。有人说：“去死吗？”晏子说：“难道只有我的君主吗？我为什么要死？”有人说：“逃跑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我为什么要逃？”有人说：“回去吗？”晏子说：“君主死了，我回到哪里去？”统治百姓的人，难道是为了凌驾于百姓之上吗？是为了主持国家；侍奉君主的人，难道是为了自己的衣食吗？是为了供养国家。所以君主为了国家而死，臣子就为他死；君主为了国家而逃亡，臣子就为他逃亡。如果君主为了私事而死，为了私事而逃亡，除了他的亲信，谁能承担呢？况且有人有了君主却弑杀他，我怎么能为他死，又怎么能为他逃？我将回到哪里去？门开了，晏子进去，枕着君主的尸体大腿哭泣，起身跳踊三次后出来。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郑厉公回国，杀了傅瑕，派人告诉原繁说：“傅瑕有二心。周朝有常刑，他已经伏法了。接纳我而没有二心的人，我都答应他。上大夫的职位，我愿与伯父谋划。况且我流亡在外时，伯父没有怨言；回国后又不念及我，我对此有遗憾。”原繁回答说：“先君桓公命令我先人掌管宗庙，国家有了君主，却向外怀有二心，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二心呢？如果主持国家，国内的百姓，谁不做臣子？臣子没有二心，是天定的制度。”子仪在位十四年了，而谋划召君主的，难道不是二心吗？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如果都用官爵行贿来劝诱二心，而可以成就大事，君主又能怎样呢？我听到命令了，于是上吊而死。庄公十四年。

在殽之战中，晋国的梁御戎，莱驹为车右。战斗的第二天，晋襄公绑住秦国的俘虏，让莱驹用戈斩杀他。俘虏呼喊莱驹，莱驹掉了戈。狼瞫捡起戈斩杀俘虏，擒获他跟随公乘，于是被任命为车右。箕之战，先轸罢免了他，而立续简伯为车右。狼瞫愤怒，他的朋友说：“何不为此而死？”狼瞫说：“我还没找到死的理由。”他的朋友说：“我与你一起为难。”狼瞫说：“《周志》上有记载：勇猛而伤害上级，不能登上明堂。死得不义，不是勇猛。共同使用才叫勇猛。我凭借勇猛求得车右之位，没有勇猛而被罢免，也是应当的。说上级不了解我，罢免我是适宜的，这才了解我了。你暂且等着。”到了彭衙，军队列阵后，他率领部下冲向秦军，死在那里。晋军跟随他，大败秦军。君子认为狼瞫在这里是君子。《诗经》说：“君子发怒，祸乱很快停止。”又说：“君王赫然发怒，于是整顿军队。”发怒不制造祸乱，而是跟随军队，可谓君子了。文公二年。

太史写道：“崔杼弑杀了他的君主。”崔子杀了他，他的弟弟接着写，死了两人。他的弟弟又写，才放过他。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拿着竹简前往，听说已经写好了，才返回。襄公二十五年。

韩、魏、赵氏杀了智伯，瓜分了他的田地。赵襄子将智伯的头骨漆成饮器。智伯的臣子豫让想为他报仇，于是假装成刑徒，带着匕首进入襄子宫中，涂饰厕所。襄子如厕，心动，搜查他，抓获豫让。左右想杀他。襄子说：“智伯死了，没有后代，而此人想为他报仇，真是义士，我小心避开罢了。”于是放了他。豫让又漆身成癞，吞炭变哑，在街市乞讨，他的妻子不认识他。在路上遇见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认出他，为他哭泣说：“凭你的才能，侍奉赵孟，必定能得到亲近宠幸，你于是做想做的事，难道不容易吗？何必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也太难了吗？”豫让回答说：“不可。已经委身做臣子，却又想杀他，这是二心。况且为先君报仇而杀害后君，是大乱君臣之义。”

译我就不再做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阐明君臣之间的道义，即使艰难也不回避。”襄子出来，豫让伏在桥下。襄子到达桥边，马受惊，派人搜查，抓住了豫让，于是杀了他。○胡氏说：“君子为了名誉而行善，那么他的善行一定不真诚；臣子为了利禄而效忠，那么他的忠诚一定不竭尽。虽然如此，世人大多如此，大概算是外表可观但不足以深入考察了。假如智伯有后代，豫让奋不顾身地为他报仇，他的用心还难以断定。智伯没有后代了，气势没有可以倚仗的了，富贵没有可以谋求的了，子孙没有可以托付的了，而豫让不忘国士的知遇之恩，以死相许，到第三次反而更加坚定，那么这是无所为而为之的，所以说他是真正的义士。这不仅可以作为臣子委身侍奉他人的典范，无所为而行善，即使是大学之道，也不过如此了。襄子知道他是这样的人，难道没有勉励并表彰他吗？最终杀了他，怎么能让那些为人臣而没有二心的人受到鼓励呢？”前代史书把豫让列入侠士，是浅薄地看待豫让了。○陈国杀了他的大夫泄冶，《左氏传》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与夏姬私通，都穿着她的贴身内衣在朝廷上嬉戏。泄冶劝谏说：“公卿公开淫乱，百姓没有效法的榜样，而且听说名声不好。您还是接纳她吧。”灵公说：“我能改正。”灵公告诉那两个人，那两个人请求杀泄冶，灵公不禁止，于是杀了泄冶。”孔子说：“《诗经》说：‘百姓多有邪僻，不要自取祸患。’大概说的就是泄冶吧？”○胡氏说：“称国名来记载杀大夫，是国君和当权大臣一起杀了他；称他的大夫，那么没有失去他的官职而被杀的人，是有专断擅行的罪过了。泄冶无罪却记载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泄冶是因为劝谏而被杀的。杀劝谏之臣的，必定有亡国弑君的祸患，所以记载他的名字作为夏征舒弑君、楚子灭陈的开端，以垂示后世的警戒。这就是所谓道义系于名字而记载他的名字。比干劝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泄冶劝谏而死，为什么唯独没有褒扬？”言辞与沉默，生死应当恰当为止。泄冶尽言无隐，不愧于史鱼的直率。相比比干，自己安守正道并向先王献出忠心，那么还不能同日而语。泄冶虽然效忠，大概还在宋子哀、鲁叔肸之后吧？所以仕于昏乱之朝，如果是异姓的人，像子哀洁身离去就可以了。如果是贵戚呢？不食其禄，像叔肸那样就很好了。宣公九年○陈国夏征舒杀了他的国君平国。胡氏说：陈灵公无道，却称大夫的名字和姓氏来记载弑君，为什么呢？祸患没有比拒绝劝谏而杀直臣更大的了，忠诚没有比自身被杀而其预言应验更明显的了。泄冶之所以不畏惧斧钺，向他的国君尽言，正是因为灵公君臣与夏征舒的家私通，恐怕祸患波及，不忍心坐视不管，所以冒死进言。灵公不能采纳，反而杀了他，最终被弑而亡国，这是万世的大警戒。特别记载征舒的名字和姓氏，以显示泄冶忠言的应验，灵公被弑的原因，使有国者必定以远离女色修养自身，包容正直与邪曲，以开纳劝谏静思为心。宣公十年○春秋文公十四年，宋国的子哀来投奔。○左氏传说：宋国的高哀担任萧地的封人，被任命为卿，认为宋公不义而出逃，于是来投奔。史书说‘宋子哀来归’，是尊重他。杜氏说：尊重他不食污君之禄，避祸迅速。○胡氏说：《易经》说‘几是动机的细微之处，吉祥的先兆’，君子见几而作，不等到整天，宋子哀就是这样。从前微子离开纣王，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于危乱的邦国，而春秋书他的字，是谓能珍视爱护自身以存道。如果苟且偷生避祸而离开国家出奔，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按十六年，宋国人杀了他的国君杵臼。胡氏说：这是襄夫人派甸杀他的，而书‘宋人’，是因为昭公无道，是国人想要杀他的。荡意诸也死于职守，春秋削去他的记载，不能与孔父、仇牧、荀息并列，为什么呢？这三个人为他们的国君而死而被杀，是春秋所赞许的。意诸知道国人将要弑君而不能阻止，知道昭公将要被弑而不能匡正，坐等祸患临头而死，怎么能与死于职守的人相比呢？圣人之所以独取高哀的离去而书他的字来褒扬他。○宣公十七年，公弟叔肸去世。○谷梁传说：称‘叔肸’，是认为他贤德。认为他贤德什么呢？因为宣公弑君而他反对。反对为什么不去呢？回答说：因为是兄弟，去哪里呢？给他财物就说‘我足够了’，编织草鞋吃，终身不食宣公的俸禄。君子认为这是通达恩义，因此在《春秋》中受到尊重。○胡氏说：论情可以阐明亲亲之道，言义可以激励不轨之人，因此在《春秋》中受到尊重。史书说：“公弟而称字，以表彰他。”○按这两个人的节操，确实可以作为居于乱邦的法则，所以借泄冶的事，附在此处。

译《国语》中栾共子说：“人受命于三种人，侍奉他们要像侍奉一人一样：父亲生养他，老师教育他，君主供养他。没有父亲就不能出生，没有供养就不能成长，没有教育就不能明理。因为他们是生养自己的族群，所以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应当效死力——在君主和父亲面前就效忠君父，在老师面前就尊师重道。用生命来报答生养之恩，用尽力气来报答赐予之惠，这是做人的道理。”

孟子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就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命是我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就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

全文见《审轻重篇》。

太史公说：“死有的比泰山还重，有的比鸿毛还轻。”程子说：“因感慨激昂而杀身成仁容易，从容不迫地就义很难。”又说：“能够穷尽饮食言语的道理，就可以穷尽进退取舍的道理；能够穷尽进退取舍的道理，就可以穷尽生死的道理。饮食、言语、进退、生死，虽然大小不同，但道理是一致的。所以君子的学问，是从细微到显著，从小处到低处开始。”

有人问：“假如孔子遭遇祸害，颜回会为他而死吗？”回答说：“岂止是颜回对于孔子？如果两人同行遭遇危难，本来就可以互相为对方而死。”又问：“如果父母健在，该怎么办？”回答说：“暂且比方说两人一起搏虎，一人力气用尽，另一人必须一同出力。就像手持干戈保卫国家，到了危急时刻却逃跑，说自己有父母在，这是极大的不义。在那种时候，哪里还顾得上有没有父母？只应当在事先说因为有父母在所以不能去，那么就不去了，难道到了临时才找借口逃避吗？礼制上说父母健在时不允许为朋友而死，这话也要看人怎么运用。有父母在也可以为朋友而死的，比如两人同行这类情况；有父母在不可以为朋友而死的，比如战国时期、游侠因为父母不在，就替别人报仇，这非常不合情理。”

《易经·离卦》九三爻辞说：“太阳偏西时的光明，如果不敲着瓦罐唱歌，就会发出年老将死的叹息，凶险。”我说：“八个纯卦都有上下两体的含义，乾卦内外都刚健，坤卦上下都顺从，震卦威震相继，巽卦上下顺从，坎卦重险相习，离卦两明相继照耀，艮卦内外都静止，兑卦彼此相悦。离卦的含义在人事上最大。九三处于下体的终结，是前面的光明将尽、后面应当接续的时候，这是人生命始终和时代变革的时候，所以称为‘日昃之离’。太阳偏西是光明的减弱，偏西就快要落下了。从道理上讲，兴盛必有衰败，开始必有终结，这是常理。通达的人顺应常理而感到快乐，瓦罐是常用的器具，敲着瓦罐唱歌，是乐享常理。不能这样，就会因年老将死而叹息，忧虑就会带来凶险。大耋，指倾覆没落，是人的终结。通达的人知道常理，乐天知命罢了，遇到常理都感到快乐，就像敲着瓦罐唱歌。不通达的人则恐惧有将尽的悲哀，这就是大耋之叹，因此凶险。这里讲的是生死的道理。”

以上讲的是处治生死的常道。

从“志士仁人”章以下都讲的是处治生死的变故，只有离卦九三章讲的是处治生死的常道，这都是学者应当知道的。比如曾子说：“我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吗？”又说：“我能够正当地死去。”子张说：“君子说‘终’，小人说‘死’。”我今天大概差不多吧？这些都是所谓处治生死常道的例子。程子曾说：邵雍临终时只是开玩笑，过了一会儿就去世了。以圣人的眼光看，这还不够好，因为还有刻意之意。比起常人已经非常悬殊了。又因为各位担心吵闹，其他人都出去说话，他都能听到，以旁人的眼光看，便觉得很奇怪。这只是因为他心虚而明，所以能听到。问邵雍没病时不这样，为什么？回答说：“只是病后气息将绝，心中没有杂念不昏沉，就如此。”又问：佛教徒临终便先知死，为什么？回答说：“只是一个不动心。”佛教徒平生只学这件事，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学者不必学他们，只要明察事理，自然能做到。比如邵雍难道学过吗？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很多人说孔子不告诉子路，这其实是深意地告诉他。说：“探究事物的本源和终结，所以知道生死的道理。”人如果能探究本源知道生的道理，就能探究终结知道死的道理。如果不明理，即使有千万种安排，也无济于事。伊川先生病重时，门人有人去看望他，说：“先生平生所学，正要此时用。”先生说：“说出来用就不是了。”还没走出卧室门先生就去世了。

安于道义和命运

《论语》中孔子在匡地受到围困，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就不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意思是说上天想要不毁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说的是不能违背天命而害己。详见前卷《桓魋章》，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学习日常小事入手而自然通达高深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朱子说：“不得志于天而不怨恨天，不得志于人而不责怪人，只知道从学习日常小事入手而自然通达高深道理。这只是说反省自身修养，循序渐进罢了，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于常人而招致别人了解。”然而深深体味他的话意，就会发现其中自有别人不了解而只有天了解的妙处。因为在孔门弟子中，只有子贡的智慧，几乎足以达到这一点，所以特意告诉他以启发他。可惜他还有所不达。程子说：“学习人事，就是通达天道。但是习而不察，也就……”

译不能向上通达天道了。」○有人问云云：「学者学习的是人所从事的事情，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但这些事情背后的道理，原本就是天道的道理，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解释说：「穷困与显达、荣耀与耻辱，这是天命；被任用或被弃置、给予或剥夺，这是人为。常人的情态，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就怨恨上天并责怪别人，大概是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天命和他人。下学所学习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务；上达所追求的，是道德性命的道理。常人的情态，把事务看得浅近，却在渺茫之处探求道理，这足以迷惑人的耳目并自以为有才能，这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圣人浑然与天理合一，穷困显达、荣辱得失、任用弃置、给予剥夺，都是道理中不能没有的，顺从并接受它们，又有什么怨恨责怪的呢？人事之中就蕴含着天理，又何必舍弃人事而在渺茫之处去寻求呢？像这样就会感到满足，好像看不出有什么长处一样，天理流行而圣人与之没有间隔，这就是人们不了解而天知道的原因。」

译公伯寮向季孙诽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孔子说：“季孙本来就被公伯寮迷惑了心志，我的力量还足以把公伯寮杀了，陈尸于市朝。”

朱熹说：“夫子”是指季孙，意思是季孙对公伯寮的话产生了怀疑。“肆”是陈尸的意思，是说想要诛杀公伯寮。

孔子说：“道将要施行吗？这是天命。道将要废弃吗？这也是天命。公伯寮，又能把天命怎么样呢？”

谢氏说：即使公伯寮的诽谤得逞，也是天命。实际上公伯寮无可奈何。我认为孔子说这话是为了开导景伯，安抚子路，并警戒公伯寮罢了。圣人在利害关头，不必等到判定为天命才泰然处之。有人问：公伯寮在孔子门下学习，为什么行为如此？回答说：胡氏认为公伯寮不是孔子的弟子，只是季氏的党羽罢了。如果他在孔子门下游学，怎么会陷朋友于不义呢？回答说：子路不具备辅佐君王的才能，家臣也不承担卿相的职责，他们的任用与否本不值得谈论。而孔子却把道的兴废系于他们身上，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孔子毁掉三都、收缴私兵的时候。道的兴废确实取决于此时。有人说把命解释为天理，为什么呢？回答说：命，是天理流行并赋予万物的意思。然而，形而上的称为理，形而下的称为气。从理的角度来说，元亨利贞的德行具于一时，万古不变。从气的浑全来说，消长盈虚的变化，如同循环没有尽头，不可穷尽。万物受命于天而生，获得了理的实体，所以仁义礼智的德行根植于心成为本性。它们既已生成，就随着气的运行，所以废兴厚薄的变化，只随遭遇而不可避免。本章所说的命，大概是指气的运行而言。用天理来解释，那么对理气二者的区分也就不明察了。○张栻说：没有人招致却到来的就是命。道的废兴，一概由命决定。公伯寮在其中有什么参与呢？不说“我已经决定了”，而直接说“道将要施行还是废弃”，与孟子“我没有遇到鲁侯”的言论相比，也可以看出圣贤气象的区别。

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

程颐说：“知命的人，是知道有命并且相信它。人如果不懂得天命，见到祸害必定躲避，见到利益必定追逐，怎么能成为君子？”○胡氏说：“一定而不可改变的是命。人如果不懂得天命，常常追求那些不可能得到的，躲避那些不可能避免的，因此防备他所坚守的，而成为小人。”○张栻说：“这里所说的命，是指穷困通达、得失有定数。不懂得天命，就会侥幸而苟且，怎么能成为君子呢？懂得天命则志向坚定，然后那些应当做的事就可以去做了。”

《中庸》说：君子安于现在的地位而行动，不羡慕地位之外的事物。

朱熹说：“素”是“见在”的意思。是说君子只根据当前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当做的事，没有羡慕外物的心。

安于富贵，就按富贵的规矩行事；安于贫贱，就按贫贱的规矩行事；安于夷狄之地，就按夷狄的规矩行事；安于患难之中，就按患难的规矩行事。君子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

这是说安于现在的地位而行动。

身居高位不欺凌下属，身处低位不攀附上级，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就没有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怨恨人，不责怪别人。

这是说不羡慕地位之外的事物。

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处境以等待天命，小人冒险以求侥幸。

《易》说：平易就是平地。安于平易就是安于现在的地位而行动。儌是求取的意思。幸，是指不该得到却得到了。○吕氏说：显达时就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得志时恩泽加于百姓，这是安于富贵，按富贵的规矩行事。穷困时就独善其身，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于世，这是安于贫贱，按贫贱的规矩行事。言语忠信，行为笃敬，即使在蛮夷之地也行得通，这是安于夷狄，按夷狄的规矩行事。周文王内心文明而外表柔顺，以预防大难。箕子在患难中仍能端正志向，这是安于患难，按患难的规矩行事。○又说：心境安逸则日日美好，做那些看似无事可做之事，如同儿子顺从父亲命令，无处不接受，这就叫等待天命。○游氏说：安于现在的地位而行动，就是在那个地位上道就在其中运行，如同本来如此。舜吃干粮嚼野草，好像要终身如此，这不是安于贫贱并按贫贱规矩行事的人做不到的。等到他成为天子，穿着锦衣，弹琴，好像本来就有这些，这不是安于富贵并按富贵规矩行事的人做不到的。吃干粮、穿锦衣，地位虽然不同，但道的运行是一样的。至于夷狄、患难，也是如此罢了。道没有行不通的地方，就没有不自得的时候。○又说：君子能够穷尽事理，所以安于平易以等待天命。安于平易未必得不到，所以穷困通达都好。小人相反，所以冒险以求侥幸。冒险未必不失败，所以穷困通达都丑恶。

《孟子》记载：鲁平公将要出行，宠臣臧仓请求说：“往日君王出行，必定命令主管官员告知去向，现在车马已经驾好，主管官员不知道去向，斗胆请示。”平公说：“将要去见孟子。”臧仓说：“为什么？君王降低身份去拜访一个平民，是因为认为他贤德吗？礼义出自贤者，但孟子办后丧超过了前丧，君王不要见他。”平公说：“好吧。”乐正子进见说：“君王为什么不见孟轲？”平公说：“有人告诉我：‘孟子办后丧超过了前丧，’所以不去见他。”乐正子说：“为什么？君王所说的超过，是指以前按士的规格，后来按大夫的规格；以前用三鼎，后来用五鼎吗？”平公说：“不是。”乐正子说：“是指棺椁衣衾的美观吗？”平公说：“不是我所指的超过。”乐正子说：“贫穷

译“富裕的程度不同罢了。”乐正子拜见孟子说：“我告诉了国君，国君本来是要来见您的。”但国君宠爱的人臧仓从中阻挠，国君因此最终没有来。孟子说：“前行，或许有力量在推动；停止，或许有力量在阻碍。前行或停止，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不能被鲁侯赏识，这是天命。臧家那个小子，哪里能使我不能被赏识呢？”朱熹说：这一章讲的是圣贤的出仕与隐退，关乎时运的兴盛与衰微，这是天命的安排，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张栻说：臧仓知道鲁平公想要见孟子的原因，是因为孟子讲究礼义，于是他就指摘孟子在礼义上的过失，使平公的念头自行打消，小人的情状大概就是这样。臧仓之所以一定要阻挠平公，大概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孟子的言论被信任采用，自己就不能安稳地待在国君身边了。推究平公起初打算见孟子，并不是因为他明察善道，只是因为乐正子的话而产生了敬意罢了。如果他真的明察，信任必定坚定，怎么会因为臧仓的一句话就立刻停止呢？乐正子于是为他辩解，说丧葬礼仪应根据家境的贫富而定，前后贫富状况不同，那么棺椁衣衾的优劣，有什么奇怪的呢？然而平公的心既然已经蒙蔽，必定是无计可施了。孟子回答乐正子的话，态度和气而不紧迫，道理也阐述得十分透彻。鲁侯想要出行，是因为乐正子促使他；而中途停止，是因为臧仓阻碍他。虽然有时推动有时阻碍，但行止实际上并非人力所能为。我不能被赏识，大概只是天命罢了。如果上天想要平治天下，那么哪里是臧仓所能阻挠的呢？大概那没有人作为却自然成就的，就是天意。众人违背它，君子顺应它，圣人则纯粹地体现它。所以孟子说“我不能被鲁侯赏识，是天命”，而孔子说“上天还没有丧尽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玩味他们的言辞语气，也可以看出圣贤的区别了。

译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道：“先生好像有不高兴的神色。前几天我听说先生说过：‘君子不怨恨天，不责怪人。’”

朱熹说：“路问，就是在路上发问；中问，就是中途发问；豫，就是喜悦；尤，就是归咎。”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孔子的话，大概是孟子曾经引用它们来教导别人罢了。

孟子说：“那是那时候，这是现在。”

彼，指从前；此，指现在。

五百年必定会有圣王兴起，这期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人。

从尧舜到商汤，从商汤到周文王、武王，都是五百多年后圣人出现并闻名于世。所谓闻名于世的人，是指那些道德功业、声望足以名垂一世的人，他们作为辅佐之臣。像皋陶、稷、契、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人这一类人。

从周朝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按五百年一期的数目算，已经超过了；但按时势来考察，却是合适的。

周，指文王、武王时期；数，指五百年的期限；时，指乱世到了极点、人们渴望治理、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却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孟子之所以不能没有不高兴的原因。

上天还不想平治天下，如果上天想平治天下，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会有不高兴呢！

意思是，正当这个时候，却让我在齐国不得志，这是上天还不想平治天下。然而上天的意志难以预知，而责任又在我，我为什么会有不高兴呢？那么，孟子虽然好像有不高兴的样子，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不高兴。圣贤忧虑世道的志向，与乐天知命的真诚，是并行不悖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张栻说：充虞大概也是观察到孟子脸色之间，好像有不高兴的意思，凭浅薄的见识揣测，于是发出了不怨天不尤人的疑问。却不知道孟子的心，大概是怀疑王道长久荒废，忧虑百姓不能蒙受恩泽，所以好像有不高兴的神色。他说：“那是那时候，这是现在。”大概是表示怀疑的语气。意思是说，那时也是那个时代，这也是这个时代，为什么那时圣王兴起的次数，空缺不过五百年，而闻名于世的人也有出现。而现在七百多年了，王道政治没有施行，说不应该像这样长久荒废。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怀疑、忧虑，而不能释怀的原因。至于孟子个人的进退去留，又有什么可怀疑、可忧虑的呢？上天不想平治天下，所以我的道不能施行；上天如果想平治天下，那么除了我还有谁能做这件事呢？那又有什么不高兴的呢？从前所说的，君子不得不怀疑，不得不忧虑；后所说的，君子有什么可怀疑，有什么可忧虑呢？所以王通说：“乐天知命，我有什么可忧虑？穷理尽性，我有什么可怀疑？”又说：“天下人都忧虑，我不得不忧虑；天下人都怀疑，我不得不怀疑。”这大概接近这个意思，但关于心迹的论述则不对。虽然如此，孔子所说的“上天还没有丧尽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与孟子“如果上天不想平治天下”的话，反复玩味，就可以看出圣贤的区别了。

孟子说：“追求就能得到，放弃就会失去。这是追求对得到有益，因为追求的是在我自身的东西。”

朱熹说：“在我自身的，是指仁义礼智，凡是本性所具有的。”

追求有方法，得到有命运，这是追求对得到没有益处。因为追求的是在外面的东西。有道，是说不能胡乱追求；有命，是说不能必然得到。在外，指富贵利禄，凡是外在的事物都是。○赵氏说：“意思是行仁由自己，富贵在天，如果不可强求，就顺从自己的喜好。”○张栻说：“富贵利禄，众人认为有追求的方法，却不知道其中有命运。固然有追求而得到的，这也是有命运，而不是追求能带来益处。大概也有可追求却得不到的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追求对得到没有益处。那么也就应该停止了。”

邵雍说：“修身，是人做的事；遇或不遇，是天决定的。得失不动心，所以顺应天意。行险侥幸，是违背天意。追求，是人做的事；得到与否，是天决定的。得失不动心，所以顺应天意。强取必得，是违背天理。违背天理的人，祸患必然到来。”又说：“凡是把失去放在得到之前考虑，那么得到也不欢喜；如果把得到放在失去之前考虑，那么失去就难以处理了。必定会导致狼狈不堪。”

程颐说：“贤人只知道义罢了，命运就在其中。中等以下的人，才用命运来对待义。比如‘追求有方法，得到有命运’，这是追求对得到没有益处，知道命运不可强求，所以自己安于不追求。如果是贤人，则按道去追求，按义去得到，不必谈论命运。”

另一版本说：“圣人谈论命运，大概是为中人以上的人设立的，不是为最智慧的人。说中人以上的人在得失之际，不能没有疑惑，所以有命运的说法，然后才能安心。如果是上智之人，不再谈论命运，只安于义。假使追求就能得到，但不符合义就不追求，这是乐天者的事情。上智之人安于义，中人以上的人安于命。至于听到命运的说法却不能安心的人，又是更低一等的了。”

人对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理方式，在尽到人的谋划之后，就必须泰然处之。有人遇到一件事，心心念念，不肯放下，到底有什么益处？如果不预先处理好了，放下便是，没有什么义和命的区别。

子贡的高明见识，何曾规求货利呢？只是在富裕和贫困之间，不能没有留恋罢了。况且贫富有命运，他却留恋其中，多见其不懂道理。所以圣人说他不能安于命运，有志于道的人，应当去掉这种心，然后才可以。

译言语罢了。

门人中有居住在太学并打算回乡参加科举考试的，问其中的缘故说：“蔡地的人很少研习《礼记》，这是为了科举中第的利益。”先生说：“你这种心态，已经不能进入尧舜的大道了。”等等。

译孔子说：“不了解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如果不知道天命，见到祸患灾难必定逃避，遇到得失必定心动，见到利益必定趋附，这怎么能成为君子呢？”

有人问：“家里贫穷，父母年老，参加科举谋求官职，难免有得失的牵累，修养什么可以避免这种牵累？”程子说：“这只是志向不能战胜意气，如果志向战胜了意气，自然就没有这种牵累了。家里贫穷，父母年老，必须依靠俸禄来奉养，但是得到或得不到，是有天命决定的。”那人说：“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本来可以为父母尽力，该怎么办呢？”程子说：“为自己和为父母，其实是一回事。如果得不到，又能拿天命怎么办呢？”等等。

孟子既然知道天命，又何必怨恨臧氏呢？

有人问关于竒州出行的事，知道其由来，原来是族子与老朋友罢了。先生说：“族子非常愚笨，不值得责备；老朋友非常厚道，不敢怀疑。”等等。

谢氏说：“了解天命虽然是浅显的事，也要能够深信不疑。将来作为根基，就在上面下功夫。如果不深信不疑，风吹草动就产生恐惧，忧虑欢喜白白做了闲工夫，白白耗费了闲心力。深信天命，就能涵养正气，不使气节受挫。我刚开始考中进士的那一年前，梦见进入内庭，没见到神宗皇帝，却看见太子哭泣。等到我脱去布衣做官时，神宗皇帝驾崩，哲宗皇帝继位。像这样的事，根本不把它当作草率的预兆。万事确实有天命，人在内心计较不了。我平生从未占卜过卦，在书局任职时也不拜见执政大臣。有人劝我，我回答说：‘他们怎么能塑造我，自有天命在。’”

有人因为做官被人罗织罪名而担忧，〇山杨氏说：“只看我自己所做的怎么样罢了？如果自己所做的都合乎道理而没有愧疚，然而还是不能避免，那是天命。不把道理作为可依靠的依据，而只是害怕不能避免，那就是没有道义，没有天命了。”又说：“人只是因为不了解天命，所以才遇到点事情就自己忙乱不安。如果彻底知道了，对于事情就没有不安的。”孔子说：“上天把德行赋予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假如孔子不能免于灾难，这也是天命。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孟子明确地被臧仓毁谤，不得任用，却认为不是臧仓的力量，这是了解天命。列子说：“齐桓公不是能任用仇人，而是不得不任用；管仲不是能举荐贤才，而是不得不举荐。”这话说得对。

以上论述安于道义和天命

审察轻重

《论语》：“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没有德行值得称颂。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孟子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两者不能同时得到，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命是我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想要的。两者不能同时得到，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

朱子说：“鱼和熊掌，都是美味，而熊掌尤其美味。”

生命是我想要的，但我想要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我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所以有的祸患我不躲避。

解释舍弃生命选取道义的原因，‘得’是获得生命。想要生存，厌恶死亡，虽然是众人关于利害的常情，但想要和厌恶的有比生死更重要的，那是秉承常理义理的良心，所以想要生存却不苟且偷生，厌恶死亡却有所不避。

假使人想要的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凡是可以求得生存的手段，有什么不用的呢？假使人厌恶的没有比死亡更严重的，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祸患的手段，有什么不做的呢？假使人没有秉承常理的良心，而只有利害的私情，那么凡是可以苟且偷生免死的事，都将不顾礼义去做了。

通过这样做就能生存，却有不用的；通过这样做就能躲避祸患，却有不做的。因为他们必定有秉承常理的良心，所以能这样舍弃生命选取道义。

因此，想要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不只是贤者有这种心，人人都有，贤者能不丧失罢了。

羞恶之心，人人都有。但众人沉溺于利欲，而忘记了它；只有贤者能保存它，而不丧失罢了。

一筐饭，一碗汤，得到就能生存，得不到就会死亡。呼喝着给他，过路的行人不接受；用脚踢着给他，乞丐也不屑于接受。

豆，是木制器皿。呼，是呵斥的样子。过路的行人，是路上的普通人。蹴，是践踏。乞丐，是乞讨的人。不屑，是不认为干净。说虽然想要食物的急切，但仍然厌恶无礼。有宁可死也不吃的人，这是羞恶的本心。想要和厌恶的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人人都有。

万钟的俸禄却不分辨礼义就接受了。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美，妻妾的侍奉，所认识的穷困的人感激我吗？

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是说对我自身没有什么增加。所认识的穷困的人感激我，是说所认识的朋友中穷困的人感激我的恩惠。上面说人人都有羞恶之心，这里说众人所以丧失它。由于这三者，大概理义之心虽然说是固有的，但物欲的蒙蔽也是人容易昏昧的。

从前为了保全性命而不接受，现在为了住宅的华美而接受；从前为了保全性命而不接受，现在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从前为了保全性命而不接受，现在为了让所认识的穷困的人感激我而接受。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他的本心。说这三者是身外之物，其得失比起生死来更轻。从前为了保全性命尚且不肯接受呼蹴的食物；现在却为了这三者而接受无礼义的万钟，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本心指的是羞恶之心。○这一章说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有时能在危急紧迫之际决断生死，而

译不能不在安逸享乐之时计较丰裕与节俭，因此君子不能有一刻不在此处反省体察。○南轩张氏说：“二者不可得兼”，是说衡量轻重而取舍。喜爱生存厌恶死亡，这是人的常情，贤者难道与此不同吗？然而有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的，如果不是真正知道道义比生命更重，怎么能这样呢？他们舍弃生命选取道义，就像饥饿时吃饭、口渴时饮水一样，也是出于理所当然罢了。所以说：有所喜爱的超过生命，有所厌恶的超过死亡。所喜爱的是理义，所厌恶的是非理义。喜好与厌恶如此，才算是性情纯正。如果只知道喜爱生存厌恶死亡，那么凡是能够求得生存、避开祸患的事，就没有什么不做的，天理灭绝而流落到禽兽的归宿了。又说：“呼喝着给予而不接受，用脚踢着给予而不屑一顾”，这是人的羞恶之心。人处于困穷之时，欲望尚未放纵，所以善的萌芽还在；至于被万钟的俸禄所牵制，就有不再顾惜的人了。说：“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人如果能深深体味这句话并把握其关键，那么也可以看出外物不值得羡慕了。

译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三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西山读书记卷三十四上

宋 真德秀 撰

进退【附仕进】

《系辞》说：君子的处世之道，有时出仕，有时退隐。

《易·乾卦·文言》说：“初九”爻辞说：“潜龙勿用。”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指具备龙德而隐居的人。不随世俗改变志向，不追求名声，避世隐居而不烦闷，不被世人认可也不烦闷。合乎道义就施行，不合道义就避开，坚定不可动摇，这就是潜龙。”

程颐说：“初九，阳气微弱，龙德潜藏，这相当于圣贤身处卑微简陋之地。坚守其道，不随世俗而改变；隐藏其行，不谋求当世的了解。自信自乐，看到可行就行动，知道困难就避开。其操守坚定不可改变，这就是潜龙的德行。”又说：“乐于施行或忧虑而避开，都是遵循道义，并非出于私心。”

又说：潜龙勿用，是因为阳气潜藏。

在阳气微弱潜藏的时候，君子也应当隐藏，不可有所作为。

又说：“君子以成就德行为行动准则，这是日常可见的行为。‘潜’的意思是，隐藏而未显现，行为尚未成就，所以君子不加以任用。”

〇坤卦六四爻：括囊，无咎无誉。

六四处于接近五爻的位置，却没有与之相合的意义，这是上下隔绝封闭的时候，它自身处于正当而危险可疑的地位。如果隐藏其智慧，如同扎紧袋口而不显露，就可以免于灾祸；否则就会有害。既然已经隐藏，也就没有美誉了。

《象传》说：括囊无咎，谨慎所以没有害处。

能够如此谨慎，就没有害处了。

《文言》说：“天地交感变化，草木繁茂。天地闭塞，贤人隐居。”《易》说：“括囊，无咎无誉。”这是说要谨慎。

天地交感，就化育万物，草木繁盛，君臣际遇而道义通达。天地闭塞，万物就不能顺利生长，君臣道义断绝，贤者隐居退避。六四在闭塞隔绝的时候，扎紧袋口隐藏起来，虽然没有什么美誉，却可以免于灾祸。这是说要谨慎地自我持守。

〇屯卦初九爻：磐桓，利居贞。

程颐说：“初九以阳爻在下，是刚明之才，身处屯难之世，居于下位。不能立即前往济世，所以徘徊不前。在屯难之初，如果不徘徊而贸然前进，就会触犯危难。所以应当安居守正而坚守志向。大凡人在屯难之时，很少能坚守正道。如果没有坚贞的操守，就会失去道义，怎么能济世之屯难呢？”

《象传》说：虽然徘徊，但志向和行为是正当的。

贤人在下位时，如果时机不利，虽然徘徊未能顺利前往济世之屯难，但有济世的志向和济世的能力，志向和行为是正当的。

六二爻：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以阴柔居于屯难之世，虽然正应上位，但被初九的刚强所逼迫，所以屯难徘徊，如同推辞。乘马想要前行，想跟随正应却又徘徊，不能前进。“班”是分布的意思，下马称为班，与马分开。六二处于屯难之世，虽然不能自救，但居中得正，有正应在上，不失道义。然而逼近初九，阴是阳所追求的，柔是刚所欺凌的，柔处于屯难之时，本来就难以自救，又被刚阳逼迫，所以困难。假设不是被危难逼迫，就会前往寻求婚配。婚配，指正应。寇是不合道理而来的人，六二坚守中正，不随便与初九结合，所以不嫁。如果坚贞不变，直到十年，屯难极盛必通，就获得正应而嫁了。以女子阴柔，如果能坚守志节，长久必获通达，何况君子守道不回头呢？初九是贤明刚正之人，却像寇一样侵犯逼迫别人，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初九自己冒进，六二以柔近刚而守义，不再计较初九的德行如何。《易》取义就是这样。○朱熹说：“字，是嫁的意思。《礼》说：女子许嫁，插笄而取字。”

《象传》说：六二的困难，是因为乘凌刚阳。十年才嫁，是反归常态。

六二处于屯难之时，又乘凌刚阳，被刚阳逼迫，这是它的患难。到了十年，困难长久必通，于是得以反归常态与正应结合。十是数字的终结。

六三爻：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阴柔居刚位，柔既不能安于屯难，居刚位又不中不正，就会妄动，虽然贪求所求之物，既不足以自救，又没有应援，将往何处去呢？如同追逐鹿而没有虞人（向导），进入山林的人一定要有虞人引导，没有引导的人，只会误入林莽之中。君子看到事情的细微征兆，不如舍弃而不追逐，前往只会徒然招致困窘遗憾。

《象传》说：即鹿无虞，是为了追逐禽兽。君子舍弃它，前往就会困窘。

事情不可为而妄动，是为了顺从欲望；没有虞人而追逐鹿，是为了贪求禽兽。处于屯难之时，不可动而动，就像没有虞人而追逐鹿，怀有追逐禽兽之心。君子则见微知著而舍弃，不跟随；如果前往，就会遗憾而困穷。

〇蒙卦：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有开发之理，亨通的意义。卦象追求时中，是致亨之道。六五是蒙卦之主，九二是启发蒙昧的人。“我”指九二，六五居尊位，有柔顺之德，而正处于童蒙阶段，与九二为正应，且中德相同，能用九二之道来启发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