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五

译和他相处，他的门徒有几十人，都穿着粗布衣服，编草鞋，织席子来维持生计。

译朱熹说：“神农氏开始制作耒耜，教导百姓耕种收获。那些谈论神农言论的人，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农家流派。”程颐说：“许行所说的神农之言，不过是后世称述上古事迹，却失去了其义理罢了。这就好比阴阳家、医家称引黄帝的说法一样。”

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耒耜从宋国来到滕国，说：“听说滕君施行圣人的政治，这也是位圣人，我们愿意做圣人的百姓。”

陈良是楚国的儒者。

陈相见到许行后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原来的学问，转而向许行学习。陈相去见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确实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却还没有懂得治国之道。贤明的人应当与百姓一同耕种来获取食物，亲自做饭来治理国家。现在滕国却有粮仓府库，这就是剥削百姓来供养自己，怎么能算是贤明呢？”孟子说：“许子一定要自己种粟米才吃饭吗？”陈相说：“是的。”孟子说：“许子一定要自己织布才穿衣吗？”陈相说：“不。许子穿粗布衣服。”孟子说：“许子戴帽子吗？”陈相说：“戴。”孟子说：“戴什么帽子？”陈相说：“戴白绢做的帽子。”孟子说：“是自己织的吗？”陈相说：“不，是用粟米交换来的。”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陈相说：“因为会妨碍耕种。”孟子说：“许子用锅甑做饭，用铁器耕种吗？”陈相说：“是的。”孟子说：“是自己制作的吗？”陈相说：“不，是用粟米交换来的。用粟米交换器具，不算剥削陶工铁匠；陶工铁匠也用他们的器具交换粟米，难道就是剥削农夫吗？况且许子为什么不自己制作陶器铁器呢？如果什么都要从家里取来使用，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地和各行各业的工匠进行交易呢？为什么许子不怕麻烦呢？”陈相说：“各行各业的工作，本来就不能一边耕种一边去做。”孟子说：“那么治理天下，难道就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去做吗？有统治者的工作，有百姓的工作。况且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各行各业的产品才能完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然后才使用，这就是带领天下人走上疲于奔命的道路。所以说：‘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治理别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被别人治理；被别人治理的人供养别人，治理别人的人受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君子没有百姓就会饥饿，百姓没有君子就会混乱，以此相互交换，正如同农夫与陶工铁匠用粟米与器具相互交换，这是为了相互救济，而不是为了相互损害。治理天下的人，难道一定要一边耕种一边去做吗？

在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太平，洪水到处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茂盛生长，禽兽大量繁殖，五谷无法成熟，禽兽逼近人类，兽蹄鸟迹的道路交错在中国地区。尧独自为此忧虑，选拔舜来广泛治理。舜让益掌管火，益焚烧山林沼泽，禽兽逃匿。禹疏通九河，疏通济水、漯水注入大海，决开汝水、汉水，排除淮水、泗水注入长江，这样中国地区才可以耕种食用。在这个时候，禹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即使他想耕种，能够吗？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收获，种植五谷，五谷成熟而百姓得以养育。人都有常道，吃饱穿暖，安居而没有教化，就接近于禽兽了。圣人对此忧虑，让契担任司徒，用伦理道德来教化：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妇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秩序，朋友之间有信用。放勋（尧）说：“慰劳他们，招来他们，匡正他们，扶直他们，辅助他们，庇护他们，使他们自己有所得，又进而施以恩德。”圣人忧虑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哪里有空闲去耕种呢？

人都有常道，是说都有秉承的天性。然而如果没有教化，也会放逸怠惰而失去它。所以圣人设立官职并用伦理道德来教化，也是顺着他们固有的本性来引导罢了。《尚书》说：“天规定了五种常道，告诫我五种常道，五种常道多么敦厚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德就是惠。尧说：“劳累的人慰劳他，来归的人招徕他，邪曲的人匡正他，歪斜的人扶直他。”辅助他使他站立，庇护他使他前行，使他自得其性。又进而提撕警觉以施加恩惠，不让他放逸怠惰而有所失。这大概是尧任命契时的言辞。

尧以得不到舜为自己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忧虑。那些以百亩田地难以耕种为自己忧虑的，是农夫。把财物分给别人，叫做惠；教导别人向善，叫做忠；为天下得到人才，叫做仁。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为天下得到人才难。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天。浩荡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真是君主啊，舜！崇高啊，拥有天下却不参与私利。”尧、舜治理天下，难道没有用心吗？只是不用于耕种罢了。我听说过用华夏文明改变夷狄的，没听说过被夷狄改变的。陈良，是楚国人，喜欢周公、孔子的道，向北到中国地区学习。北方的学者，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可以说是豪杰之士。你的兄弟侍奉他几十年，老师死了就背叛他。

豪杰，是才德出众的称呼。说他能自拔于流俗。倍同背。说陈良用夏变夷，陈相却变于夷。

从前，孔子去世，三年之后，门人收拾行李准备回去。进门，向子贡作揖，相对而哭，都哭得失声，然后回去。子贡返回，在墓旁筑室，独自居住三年，然后回去。后来，子夏、子张、子游因为有若像圣人，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他。曾子说：“不行。江汉的水洗涤他，秋天的太阳暴晒他，洁白啊，不可超越。”

江汉水多，说洗涤得洁净。秋日燥烈，说暴晒得干燥。皜皜洁白，是形容。说夫子道德明著，光辉洁白，不是有若所能比拟的。

现在

译况且，南方的蛮夷之人，言语难懂，不符合先王的正道。你背离自己的老师而向他们学习，这也与曾子的做法不同了。我听说过，鸟儿从幽深的山谷飞出，迁居到高大的树木上；却从未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飞下，进入幽深的山谷。《鲁颂》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周公尚且要抵御他们，你却向他们学习，这也是变得不善了。如果遵循许子的主张，那么市场上的物价就不会有高低之分，国内就不会有欺诈。即使让五尺高的孩童到市场上去，也没有人欺骗他。布匹和丝织品的长短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同；麻线和丝絮的轻重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同；谷物的多少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同；鞋的大小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同。我说：“物品各有差异，这是事物的常情。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你把它们等同起来，这是扰乱天下啊。”做工考究的鞋和做工粗糙的鞋价格相同，人们难道还会去做考究的鞋吗？如果遵循许子的主张，人们就会竞相弄虚作假，这样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译南轩说：许行的学说，起初看似浅显近人，却在当时盛行。它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是因为许行本人也是清苦高洁之士，向往远古，但明理不足。他看到世上有神农的传说，不知道那是后世习俗的谬误，便追随并阐述它，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善于治理的人必定让百姓尽力从事农业，而君主必须亲自耕作以作表率，不应当让百姓劳苦而自己安逸。他认为这是用道来治理天下，是后世所不及的。这种学说看似高深，因而能迷惑人。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如果不是孔子及时挽救，恐怕也几乎陷入这种误区了。帝王的正道，如同长江大道，无处不通达，这是因为它阐述了天理。异端的学说，如同断流的港口和荒废的小路，最终归于不可行，这是因为它们出于私意。又说：陈相讲述许行的学说，认为如果实行他的主张，其效果可以使天下回归淳朴，天下的万物都可以齐一。唉！哪有这种道理呢！有天地就有万物，它们大小、多少、高低、美丑的不齐一，是万物的实情，也是天理。让万物各自安于其位，我何必在其中增减呢！所以庄周的齐物论，强行用理来齐一万物，尚且是损害大道，何况许子竟然想使天下万物齐一，泯灭其确定的分际，他的弊病难道不严重吗！孟子说：万物的不齐一，是万物的实情。这两句话，足以阐明天理的伟大，不仅可以驳斥许行，而且庄周的学说也可以坐视其偏颇了。所以说：遵循许子的道，是相率而为虚伪。强行使大的变小，多的变少，高的变低，美的变丑，难道不是相率而为虚伪吗？

墨家弟子夷之通过徐辟请求拜见孟子。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你，现在我正生病。病好了，我将去见你。”夷之没有来。

朱熹说：“墨者，是研习墨翟之道的人；徐辟，是孟子的弟子。孟子称病，大概是托辞，以观察他心意的真诚与否。”

过了几天，夷之又请求拜见孟子，孟子说：“我现在可以见你了。不直率地指出问题，正道就不能显现，我将直率地指出。我听说夷之是墨家，墨家治丧以薄葬为道。夷之想以此改变天下风俗，难道认为不这样做就不值得推崇吗？然而夷之厚葬他的亲人，这是用他所轻视的方式对待亲人。”

夷之又请求拜见，这时他的心意已经真诚了。所以通过徐辟来质问他，如此直率地尽言以互相纠正。《庄子》说：“墨子活着不唱歌，死了没有丧服，桐木棺材三寸厚而没有外椁。”这是墨家治丧以薄葬为道的证据。《易》中的“天下”，指移易天下的风俗。夷之学习墨家却不遵从其教义，他心里一定有所不安，所以孟子借此诘问他。

徐子把孟子的话告诉夷之，夷之说：“儒家的道，古人说‘若保赤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夷之认为爱没有等级差别，施行时从亲人开始。徐子把这话告诉孟子，孟子说：“夷之真的认为人爱护兄长的儿子，就像爱护邻居的婴儿吗？那是有所取譬罢了。婴儿爬着将要掉进井里，这不是婴儿的罪过。况且天生育万物，使它们只有一个本源，而夷之却有两个本源。‘若保赤子’是《周书·康诰》篇中的文字，这是儒家的话。夷之引用它，大概是想援引儒家来融入墨家，以抗拒孟子对他的指责。又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则是推崇墨家而依附儒家，以解释他厚葬亲人的原因，这都是所谓的遁辞。孟子说人爱护兄长的儿子与邻居的儿子，本来就有等级差别，书中的比喻，本是指小民无知而犯法，如同婴儿无知而入井罢了。况且人物出生，必定各自以父母为本源而没有第二个，这是自然的道理，如同天意如此。所以爱由此确立，并推及他人，自然有等级差别。现在像夷之说的那样，就是把父母看作与路人无异，只是施爱的顺序姑且从这里开始罢了，这不是两个本源又是什么？然而他在先后之间，还知道选择，这说明他本心的光明，终究不能熄灭，这就是他最终能接受教诲而自觉其非的原因。”

大概上古曾经有不埋葬亲人的人，亲人死了就把尸体抬起来丢弃在山沟里。过了几天经过那里，狐狸吃它，蚊蝇叮咬它。他的额头出汗，斜视而不忍正视。那出汗，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而出汗，是内心的悲痛通达于面部。于是回去拿土笼和土车来掩埋它。掩埋它确实是正确的，那么孝子仁人掩埋他们的亲人，也必定有道理了。

借着夷之厚葬亲人的话来说这个，以深入阐明一本的意思。上世指太古。委，丢弃。壑，山水汇聚的地方。蚋，蚊类；姑，语助词。有人说蝼蛄。嘬，聚拢共食。颡，额头。泚，出汗的样子。睨，斜视。视，正视。不能不视，又不忍正视。哀痛迫切，内心极度不安。非为人泚，说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而出汗。所谓一本，在这里体现得尤为亲切。因为只有至亲，才会如此。对于他人，虽然也有不忍之心，但哀痛迫切不至于如此严重。反覆，指回去。蔂，土笼。梩，土车。于是回去掩埋亲人的尸体。这是埋葬之礼的起源。这掩埋亲人的人如果认为理所应当，那么孝子仁人掩埋亲人的原因，必定有其道理，而不以薄葬为贵了。

徐子把孟子的话告诉夷之，夷之怅然若失，过了一会儿说：“您教导我了。”

译怃然，是茫然自失的样子。间者，是有顷之间的意思。命，就是教的意思。意思是说孟子已经教导我了。大概是因为凭借他本心的光明来攻破他所学习中的蒙蔽。所以我的话容易被他接受，而他的困惑也容易化解。○南轩说：仁没有比爱亲人更大的了，它将这种爱推广到天下，都是这颗心的推演。所以亲疏差等、轻重之别，没有不有所区别的。这就是仁义之道之所以相互作为体用的原因。如果爱没有差等，那就是没有义。没有义也就损害了仁的根本。这是因为失去了作为根本的那个唯一依据的缘故。所以孟子对墨家的学说极力驳斥，并阐发了“二本”的议论。

译公都子说：“外人都在称赞先生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哪里是喜欢辩论呢？我是不得已啊。天下百姓生存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总是治理与混乱交替出现。”

朱熹说：“‘生’指的是百姓。一治一乱，是天地气运的盛衰、人事的得失，反复相继，这是常理。”

在尧的时代，洪水逆行，泛滥在中国大地，蛇龙占据其中，百姓无处安身。低洼处的人筑巢居住，高处的人挖穴而居。《尚书》说：“洪水警戒我。”洚水，就是洪水。洚水，即浩大无边、没有边际的水。警，是警戒。这是第一次大乱。

尧派禹去治理洪水。禹开掘土地，将水导入大海，驱赶蛇龙，把它们放逐到沼泽之地。水顺着地势流入海中，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就是如此。险阻既已远离，危害人类的鸟兽也消失了，然后百姓才能在平坦的土地上安居。

这是第一次大治。

尧舜去世后，圣人的道统衰微，暴君相继出现，毁坏宫室来建造池塘，百姓无处安息，抛弃农田来开辟园林，使百姓无法获得衣食，邪说暴行又兴起，园林、池塘、沼泽增多，禽兽也随之而来。到了商纣王的时候，天下又大乱。从尧舜去世到这时，治乱不止一次，到了纣王时又是一次大乱。

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讨伐奄国，经过三年讨伐其君主，将飞廉驱逐到海边并杀了他，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个，驱赶虎豹犀象等猛兽到远方，天下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显赫啊，文王的谋略！盛大啊，武王的功业！保佑开导我们的后人，都使正道没有缺失。”

这是第二次大治。

世道衰微，正道隐没，邪说暴行又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也有。

这是周室东迁之后的又一次大乱。

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是天子才能做的事。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

孔子作《春秋》，用来声讨乱臣贼子，那么达到大治的方法就流传于万世，这也是一次大治。

圣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恣意，隐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天下的言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翟。杨氏主张为我，这是无视君主；墨氏主张兼爱，这是无视父亲。无视父亲和君主，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率领野兽来吃人。”杨、墨的学说如果不消灭，孔子的道统就不彰显，这就是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仁义被充塞，就会率领野兽吃人，人将互相残杀。

杨朱只知道爱惜自身，而不再知道有献身于大义的道理，所以无视君主。墨子爱人没有差别，看待至亲与看待众人没有不同，所以无视父亲。无视父亲和君主，那么人道就灭绝了，这也只是禽兽罢了。充塞仁义，是说邪说遍布，妨害了仁义。孟子引用公明仪的话，来说明杨墨之道如果盛行，那么人都会无视父亲和君主，陷入禽兽的境地，而大乱将起，这也是率领野兽吃人，而人又互相残杀。这又是一次大乱。

我因此感到恐惧，捍卫先圣的道统，抵拒杨墨，放逐荒诞的言论，使邪说不能兴起。邪说兴起于内心，就会危害于行事；危害于行事，就会危害于政治。即使圣人再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话。

闲，是捍卫的意思。放，是驱逐并使之远离。作，是兴起。行事所影响的，是政治的大体。孟子虽然在当时不得志，但是杨、墨的危害从此消灭，而君臣父子的道统赖以不坠，这也是一次大治。程颐说：“杨、墨的危害比申不害、韩非更严重。因为杨氏为我，似是而非，混淆了义；墨氏兼爱，似是而非，混淆了仁。申、韩则浅陋容易看清。所以孟子只辟杨、墨，因为他们迷惑世人的程度太深了。”

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感到恐惧。《诗经》说：“打击戎狄，惩罚荆舒”，那么就没有人敢承受我的惩罚。无视父亲和君主，这是周公所打击的。我也想要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抵拒偏颇的行为，放逐荒诞的言论，来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我哪里是喜欢辩论呢？我是不得已啊。

承，是继承。三圣：禹、周公、孔子。因为邪说横流，败坏人心，比洪水猛兽的灾害更严重，比夷狄篡弑的祸患更惨烈。所以孟子深感恐惧而尽力挽救。再次说，我哪里是喜欢辩论呢？我是不得已啊。所以深切地表达心意。然而如果不是懂道的君子，谁能真正知道他不得已的原因呢？

能够谈论抵拒杨墨的人，是圣人的门徒。

说如果能有这种抵拒杨墨的言论，那么他的趋向就是正确的了。虽然未必懂道，这也是圣人的门徒。孟子回答了公都子的问话，但意思还有未尽，所以又说这句话。因为邪说危害正道，人人都可以攻击它，不一定非要是圣贤。就像春秋的法则，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声讨，不一定非要是法官。圣人救世立法的用意，急切到如此程度。如果以此意推之，那么不能攻讨，而又宣扬不必攻讨的说法的人，他是邪僻之徒、乱贼之党，就可以知道了。尹氏说：学者在是非的源头上，毫厘有差，就会危害百姓，祸及后世。所以孟子辨明邪说如此严厉，而自认为继承了三位圣人的功业。当时的人正用喜欢辩论来称呼他，这是以常人的心来揣度圣贤的心。南轩说：为我兼爱，只是他们见解偏颇罢了。而将他们比作禽兽，是因为为我就是自私

译如果只顾私利就会损害道义，那么君臣的名分就可以废除了。如果兼爱就没有根本，没有根本就会损害仁爱，那么父子的亲情就可以抹平了。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万物，是因为人有君臣和父子的伦理关系。如果没有父亲、没有君主，那人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我按：庄子把曾子、史鱼、杨朱、墨子一并讥讽，有好几处。曾子是孔子门下的高足弟子；史鱼也是孔子所赞许的人。庄子并非孔子一派，他讥讽这些人也是应当的。一并涉及杨朱和墨子，是因为他们的兼爱看似仁爱，为我看似道义，所以如此。孟子和庄子都反对杨朱和墨子，但他们的用意不同。庄子直接认为仁义就是如此，孟子则认为他们看似仁义而实际上并非仁义，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

译《论语》中孔子说：“钻研那些异端邪说，这就是祸害啊。”

范氏说：“攻，是专治的意思。所以加工木、石、金、玉的工匠叫做‘攻’。异端，不是圣人之道，而是别立一端，比如杨朱、墨翟就是如此。他们引导天下人走向无父无君的地步，如果专心钻研并想要精通它，造成的祸害就严重了。”

有人问：“有人把‘攻’解释为攻击的‘攻’，认为对于异端不必深入排斥，只要回归正道就可以了，这种说法如何？”朱熹说：“不致力于回归正道，却只与他们争辩，这种没有边际的辩论，固然会蒙蔽自己。但是，如果熟视异端的祸害而不说一句话去纠正它，那么又怎么能够消除习俗的蒙蔽而使人回归正道呢？大概正道与异端就像水火一样相互克制，那边兴盛这边就衰落，这边强大那边就弱小。回归正道固然应当致力，但不能仅仅只是回归；异端固然不必争辩，但也有不可不争辩的时候。仔细观看孟子回答公都子关于他喜好辩论的问题，就可以明白了。”

有人问：“各种说法怎么样？比如张载说孔子不排斥异端，他的考证也不详细。当时所谓的异端，固然没有明确说是谁，暂且以杨朱、墨翟来讨论。像墨家的无父，那么违背道德、违背礼教的训诫，本来就已经深入排斥了；杨朱的无君，那么洁身自好却扰乱伦常的告诫，也已经深入排斥了。”

我按：孔子的话虽然不是因为杨朱、墨翟而发，但这两句话确实深深切中了这两家的弊病。这个义理常常阐明，那么杨朱、墨翟的祸害自然就会熄灭了。

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拔下一根汗毛来有利于天下，他都不做；墨子主张兼爱，磨破头顶、磨伤脚跟，有利于天下他就去做。”【全文见前】

孟子说：“逃避墨家学说的一定会归于杨朱，逃避杨朱学说的一定会归于儒家。回归了就接受他们罢了。”

朱熹说：“墨家致力于外在而缺乏真情，杨朱过于简略而接近实际，所以他们回归正道的渐进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所谓“回归了就接受他们”，是怜悯他们沉溺太久，而取他们悔悟后的新态。

现在与杨朱、墨翟争辩的人，就像追赶逃跑的小猪，小猪已经回到猪圈里了，却又跟着去招引它。放豚，是放逸的猪；苙，是猪圈；招，是系，羁绊它的脚。意思是他们既然已经来归，却又追究他们过去的过失。这一章显示圣贤对于异端，拒绝得非常严格，而对于他们来归，对待得非常宽恕。拒绝得严格，所以人们知道那种学说是邪说；对待得宽恕，所以人们知道这个正道是可以回归的。这是仁爱的极致，道义的尽善。

问关于“逃避墨家归于杨朱”等说法，回答说：杨朱、墨翟都是邪说，没有大的轻重区别，只是墨家的学说，尤其出于矫饰虚伪，不近人情而难以实行，所以孟子的话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杨朱的学说可以取法。

程颐说：“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错，起初很微小，最终就不可救药。比如子张过分，子夏不及，对于圣人的中道，子张只是过于厚道一些，子夏只是不及一些。然而厚道就会逐渐走向兼爱，不及就会走向为我，他们的过分和不及都出于儒者，其末流最终达到了杨朱、墨翟的地步。至于像杨朱、墨翟，也没有达到无父无君的地步，孟子推演就达到了这个地步，大概他们的偏差必然会导致这个结果。”

吕氏《大事记》说：“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士，邹衍之徒七十六人，都赐给宅第作为上大夫，不处理政务而只议论，因此齐国稷下学士兴盛时达数百千人。这时诸子并起，秦汉以后所谓的六家九流，只是大概罢了。《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制作怪诞迂阔的变化，终始大圣的篇章，称引天地开辟以来，五德转移，治理各有适宜，他的言论宏大而不合常理，王公大人初见他的学说，恐惧地顾盼变化。淳于髡是齐国人，博闻强记，学问没有固定的主张。慎到，是赵国人；田骈、接子，是齐国人；环渊，是楚国人，都学习黄老之术。邹奭，是齐国的诸邹子，也颇采用邹衍的学说，文章完备但难以施行。公孙龙进行坚白同异的辩论。魏国有李悝，推行尽地力的教化；楚国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等人。自从邹衍与齐国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各自著书谈论治乱之事，以干求世主，哪里能说得完呢！《庄子·天下篇》说：古代的人，他们的学问完备啊！配合同神明，醇厚天地，养育万物，和谐天下，恩泽遍及百姓，明白根本的数目，联系末节的法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他们的运用无处不在。那些明白而在法度中的，旧法世代相传的史书，尚且还有很多。那些在诗书礼乐中的，邹鲁的士人、缙绅先生大多能明白。诗用来引导意志，书用来引导事务，礼用来引导行为，乐用来引导和谐，易用来引导阴阳，春秋用来引导名分。那些散布在天下，而设立在中国中的，百家之学，或者称道它们。天下大乱，道德不统一，天下大多得到一孔之见来自我喜好。譬如耳目鼻口，都各有明白的地方，不能相通。天下的人，各自做他们想做的来自我确立方术。可悲啊！百家往而不返，必然不能合流了。后世的学者不见天地的纯粹，古人的大体，道术将被天下分裂。司马迁与庄子所谈论的，都应当深深体味。”

我按：庄子所叙述的，诸子中墨翟、禽滑厘，是其一；宋钘、尹文，是其二；彭蒙、田骈、慎到，是其三；关尹、老聃，是其四；庄周，是其五；惠施，是其六。异端的兴盛，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了。而孟子唯独深入辨析杨朱、墨翟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杨朱、墨翟的祸害，在于仁义固守。必须怎样然后才为

译问：这是仁义吗？回答说：孟子曾经论述过。问：君子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是这样吗？回答说：确实如此。大概从亲爱亲人推广到百姓和万物，这是天理的统一性。明白了天理的统一性，那么内心就能无所不通，就不会像杨朱那样只为自己了。亲爱亲人与仁爱百姓不同，仁爱百姓与爱惜万物不同，这是本分的差异。明白了本分的差异，那么施行的次序就有条理，就不会像墨翟那样兼爱无别了。圣贤正大光明的学问，与异端私邪的见解，其差别如同天壤。学者只知道孟子批驳杨朱、墨翟，却不知道这一章才是批驳杨朱、墨翟的根本，所以附带在这里提及。

译偏颇的言辞，知道它遮蔽了真理；过分的言辞，知道它沉溺于谬误；邪僻的言辞，知道它背离了正道；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理屈词穷。

程颐说：“偏颇的言辞，是偏执蒙蔽；过分的言辞，是沉溺陷落；邪僻的言辞，是深信其说，以至于沉迷迷惑；躲闪的言辞，是因为内心不正，理穷时便逃避。”这四种情况，杨朱、墨翟都有。○我按：这也是驳斥异端邪说的言辞，所以附在这里。全章见《志气篇》。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一发怒，诸侯就害怕；安居无事，天下就太平。”

朱熹说：“景春是人名，公孙衍、张仪，都是魏国人。发怒时游说诸侯，使他们互相攻伐，所以诸侯害怕。”

孟子说：“这怎么能算做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行冠礼时，父亲给予训诫；女子出嫁时，母亲给予训诫，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丈夫。’把顺从当作正道，这是妾妇之道。在头上加戴冠帽，叫作冠；女家指丈夫家。妇人进入丈夫家，以出嫁为归宿。夫子，就是丈夫；女子依附于人，以顺从为正道。大略是说这两个人阿谀奉承、苟且偷安，窃取权势，不过是妾妇顺从之道罢了，不是大丈夫做的事。”

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阔的道路——义上。得志时，与百姓一同遵循正道而行；不得志时，独自坚守自己的正道。富贵不能使他的心志迷惑，贫贱不能使他的节操改变，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做大丈夫。

广居指仁，正位指礼，大道指义。与百姓一同遵循，是推广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道理；独自坚守，是保持他从自己内心得到的道理。淫，是使心志放荡；移，是使节操改变；屈，是使意志受挫。○何叔京说：战国时期，圣贤之道不行，天下不再见到道德功业的兴盛，只见到奸诈巧伪之徒得志横行，气焰令人畏惧，于是认为他们是大丈夫，不知道从君子看来，这不过是妾妇之道罢了，哪里值得称道呢？○我按：这一章驳斥纵横家，又宋钘章驳斥游说之徒，见《仁义篇》。

孟子说：“冉求做季氏的家臣，不能改变季氏的德行，反而加倍征收赋税。后来，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敲着鼓去进攻他。’”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是鲁国卿大夫，宰是家臣，赋就是取。取百姓的粮食，比过去加倍。小子指弟子，敲着鼓去进攻他，是声讨他的罪行并责备他。

由此看来，君主不行仁政却使他富裕，都是被孔子所抛弃的人。何况为了争夺土地而发动战争，导致战场上尸横遍野；为了争夺城池而发动战争，导致城中尸横遍野。这就是所说的率领土地去吃人肉，罪大恶极，死都不足以抵偿。

为，读去声。○林氏说：使君主富裕的人，不过是夺取百姓的财富罢了，而孔子尚且厌恶他。何况为了土地的缘故而杀人，使他们的肝脑涂地，这就是率领土地去吃人肉。他的罪行之大，即使处以死刑，也不足以宽恕他。

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受最重的刑罚；勾结诸侯的人，次之；开垦荒地、经营土地的人，再次之。

辟与辟同。○善于作战如孙膑、吴起之类，勾结诸侯如苏秦、张仪之类。辟，是开垦。任土地，是说分配土地给百姓，让他们承担耕种的责任，如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之类。○我按，这一章兼驳兵家、纵横家、农家三家。

鲁国想派慎子做将军。

朱熹说：慎子是鲁国的臣子。

孟子说：“不教育百姓就使用他们，叫做祸害百姓。祸害百姓的人，在尧舜的时代是不被容许的。”

教育百姓，是教他们礼义，使他们知道在家侍奉父兄，在外服从尊长。使用他们，是让他们去作战。

一战胜齐，于是有了南阳，然而还是不可以。

这时，鲁国大概想派慎子攻打齐国，夺取南阳。所以孟子说：“即使慎子善于作战有功，像这样尚且不可以。”

慎子勃然不悦地说：“这却是滑厘所不明白的。”

滑厘是慎子的名字。

孟子说：“我明确告诉你，天子的土地纵横千里，不到千里不足以接待诸侯；诸侯的土地纵横百里，不到百里不足以守护宗庙的典籍。”接待诸侯，是说接待他们朝见、聘问的礼仪；宗庙典籍，是祭祀、会同的常礼。

周公受封于鲁，方圆百里。土地不是不够，而是节俭于百里。太公受封于齐，也是方圆百里。土地不是不够，而是节俭于百里。

两位公爵对天下有大功勋，而他们的封国不过百里，是节俭止步而不超过的意思。

现在鲁国方圆百里的土地有五个，你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鲁国是在被削减之列呢？还是在被增加之列呢？

鲁国土地之大，都是吞并小国而得到的。如果有王者兴起，就必然在被削减之列了。

白白地从那里取来给这里，仁者尚且不做，何况杀人来谋求呢？徒，是空。说不杀人而取来。

君子侍奉君主，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立志于仁罢了。

当道，是说做事合乎道理；志仁，是说心志在于仁。

孟子说：“现在侍奉君主的人，说：‘我能替君主开垦土地，充实府库。’现在所谓的好臣子，是古代所说的民贼。君主不向往正道，不立志于仁，却谋求使他富裕，这是使夏桀富裕。”

为，读去声，辟与辟同，乡与向同，下皆同。○辟，是开垦。

我能替君主约集盟国作战，必定取胜。现在所谓的好臣子，是古代所说的

译这是残害百姓的贼人。君主不向往正道，不立志于仁德，却要求为他竭力作战，这是辅助夏桀那样的暴君。约，是缔结盟约的意思。与国，是友好相待、互相支持的盟国。

译如果遵循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把天下给他，他也无法安居一天。因为言语必定导致争夺，最终走向危亡。○我按：这两章专门驳斥兵家。

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

陈读去声○制定行伍叫陈，交战叫战。

国君喜好仁德，天下就没有敌手了【好，读去声】

面向南方征伐，北方的狄人怨恨；面向东方征伐，西方的夷人怨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这是引用商汤的事来阐明这个道理，解释见前篇。

周武王讨伐殷商时，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

两读去声，贲音奔。○又用武王的事来阐明。两车，计算一辆车有两个轮子。千，尚书序作百。

武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抚你们的，不是来与商朝的百姓为敌的。”于是商朝百姓叩头至地，额头触地如角崩落。

尚书《泰誓》的文字与此稍有不同。孟子的意思，应当是：“武王对商人说：‘不要害怕我，我来讨伐纣王，本是为了安抚你们，不是与商朝的百姓为敌。’于是商人叩头至地，像角崩落一样。”

征伐的意思是匡正，大家都希望仁者来匡正自己的国家，哪里用得着作战呢？

焉于防反○百姓被暴君虐待，都希望仁者来匡正自己的国家。

太史公说：“世上学习老子的人，就贬低儒学；儒学也贬低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

史记·老子列传○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〇。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孔子到周朝，将要向老子问礼。老子说：“我听说，好的商人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掉你的骄气和多欲，神态和淫志，这些对你的身体都没有益处。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些罢了。”老子修道德，他的学问以隐居无名为务，著书阐述道德的意旨，五千多字，不知他的结局。○庄子名周，曾经担任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他的学问无所不窥，但其根本归于老子的言论。所以他著书十余万字，大抵都是寓言。作《渔父》《盗跖》《胥箧》，来诋毁孔子之徒，以阐明老子的术。畏累虚、亢桑子之类，都是空语无事实。但他善于连缀辞藻，指事类情，用来剽剥儒墨，即使当世宿学也不能自解免。他的言论洸洋自〇，以适己，所以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终身不仕，以实现他的志向。○按庄子称老〇、关尹曰：“以本为精，以末为粗，淡然独与神明居，以懦弱谦下为表，以虚空不毁万物为实。”又说：“在己无居，形物自着。其动若水，静若镜，应若响，未尝先人而常随人。”又说：“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说承受天下的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故有余。”又说：“关尹、老〇，古之博大真人哉！”他自称则曰：“寂漠无形，变化无常。”又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奇见之。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意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交。”老庄的学问，由此可见其大略。○杨子曰：“老子的言论关于道德我有取焉。捶提仁义，绝灭礼学，我无取焉。”○程子曰：“杨子看老子，认为‘言道德则有取，云云则无取’。如果把‘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大盗不起’作为救时反本之言，认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自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说其言道德。”德有取则，是杨子已不见道。又说：今语道德须要寂灭湛静，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岂有直做墙壁木石而言道的？所贵乎智，周天地万物而不遗，几时要如死灰？所贵乎动容周旋中规中矩，几时要如槁木？又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庄周强要齐物，然而物终不齐也。尧夫言：泥空终是着，齐物到头问庄子？齐物论如何？曰：庄子的意思，欲齐物理，物理从来齐，何待庄子然后齐？若齐物形，物形从来不齐，怎么齐得？又说：庄生形容道体的话，尽有好处。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又说：庄言游方之内，游方之外，方何尝有内外？如此，则是道有隔断，内外各一处也，岂有此理？○龟山杨氏说：圣人以为寻常事者，庄周则夸大言之。庄周之博，乃禅家呵佛骂祖先之类是也。如《逍遥游》《养生主》曲譬广喻张大其说，论其要，则《逍遥游一篇乃子思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而《养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谓‘行其所无事而已’。○朱子

译说：老子的学说，必须自己占得十分稳妥便利才肯去做，才有一毫对自己不便便不肯做。又说：老子的学说，冲淡吝啬，不肯耗费精神。又说：老子的学问，只要退步柔顺屈服，不与你争，才有一毫主张、计较、思虑的心，这气就粗了，所以说“致虚极，守静笃”。又说：“专气致柔，能像婴儿一样吗？”又说：“知道雄强，却安守雌柔，成为天下的溪谷；知道洁白，却安守黑浊，成为天下的深谷。”所谓的谷只是低下的地方，让你在高处，他只要在卑下的地方，全不与你争，只是他用出权术智谋来便不可抵挡。如说：“以正道治国，以奇谋用兵，以无为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张良的权术，全是如此。峣关之战，用利诱秦将，与他们连和，随即回兵杀之；与项羽约和已经讲和了，随即劝高祖追击。汉朝始终治理天下，全是得此权术。又说：老子也懂得这个道理，只是怕与事物交涉，故他的话有说：“谨慎啊，像冬天涉水过河；犹豫啊，像畏惧四邻；严肃啊，像做客。”老子说话大抵如此，只是想要退步，占却不要与事物接触。如治理人事奉天，没有比吝啬更好的。逼迫之后才动，不得已之后才应，都是这样的意思。故学习他的人多流于权术智谋，如申不害、韩非之类都是如此。其后兵家也祖述其说，如《阴符经》之类就是。问老氏柔能胜刚、弱能胜强的说法？说：他便拣取便宜的地方先占了。若说下位，则刚柔宽猛各有用处。问老子说：礼是忠信淡薄而混乱的开始。孔子却又向他问礼，不知何故？说：他懂得礼的曲折，只是他说这个无关紧要的事物，不把它当回事。我起初怀疑有两个老子，张载也以为如此。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他曾任柱下史，故礼自然明白，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说这个事物不用也可以，似乎圣人用礼时反而多事，所以这样说。《礼运》中“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语，便自有这个意思。又说：《易经》不言有无，老子说有生于无，便不对。又说：一生二，二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明白。又说：庄周都明白，只是不把它当回事。看他的第四篇《人间世》及《渔父》篇以后，多是说孔子与诸人对话，只是不肯学孔子，所谓智者过之者也。如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语，后来人如何说得下？他直是像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着落。（圆圈）问庄子较之老子较平帖些？说：庄子跌宕，老子收敛。庄子却将许多道理掀翻来说，不拘绳墨。又说：庄周、列御寇也似曾明白的意思，他们也不是专学老子。我们儒家的书他都看过，不知如何被他看透这个事物，便放荡去了。又说：列御寇、庄周本是杨朱的学问，故他们的书多引用他的话。庄子说：子女对于父母是命定的，心中不可解脱；至于臣子对于君主则说是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是他看得那君臣之义却似是逃不得无可奈何，须得臣服。他更没有一个是自然相互为一体之处，可怪故孟子以为无君，此类就是。又说：庄子说：各有仪则的叫做性，此谓各有仪则，如有物有则，比其他各家稍好。又说：天在运转吗？地在静止吗？日月在争夺位置吗？谁主张这个？谁维系这个？谁居无事推动而运行这个？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吗？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立吗？云变成雨吗？雨变成云吗？谁隆施这个？谁居无事淫乐而劝勉这个？庄子这几句话甚好，是他见得才说到此。他的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说诗以导志，书以导事，礼以导行为，乐以导和，易以导阴阳，春秋以导名分。若见解不分晓，敢如此说？总之，他的毛病是我虽明白，只是不做。又说：人说孟子辟杨墨，不辟老氏，却不知道家修养之说，只是为自己独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别人，便是杨氏为我之学。（圆圈）大事记：周安王四年，记载郑人列御寇为李耳之学，著书于世。李耳是楚人，与孔子同时，杨朱也师从李耳，与宋人墨翟。春秋后，各以他们的学说行于天下。吕氏说：李耳，就是老子。孔子曾向他问礼。现在记载在《曾子问》中的，与五千言完全不同。盖告诉孔子的，是他所职掌的；著于书的，是他自己的见解。列子多引黄帝书，盖是古之微言，久而差者也。（圆圈）牝一章，今见于老子。此战国秦汉以来，之所以多喜并言黄帝老子，而谓之黄老。孔子定书，而始《尧典》，其有以哉？以列子所载杨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叹一章观之，则杨朱受学于老子不疑。杨朱之言见于列子的，固然多后人所附益为我之说，亦略可

译这是。史书说墨翟与孔子同时代，又说或许在孔子之后，虽然无法考证，但杨朱、墨翟的学说在天下肆意流行，必定是在春秋之后。大概异端的学说，不是王道教化完全废弃就不能推行的。○按《曾子问》说：古代军队出征，一定要带着迁庙的神主一起行动吗？孔子说：天子巡视诸侯国，带着迁庙的神主行动，安放在齐车上，这是说必定要有尊奉的对象。现在却取七庙的神主一起行动，这就错了。应当是七庙、五庙没有空缺神主的时候，空缺神主的情况只有天子去世、诸侯去世以及离开本国，或者在祖庙举行合祭时才会没有神主。我听说老聃说：天子去世，国君去世，那么祝官取各庙的神主而藏在祖庙，这是合乎礼的。卒哭祭成礼之后，神主才各自返回原来的庙。国君离开本国，太宰取各庙的神主跟随，这是合乎礼的。在祖庙举行合祭，那么祝官迎接四庙的神主。神主出庙入庙，必定清道戒严。老聃这样说。曾子问：“送葬引灵柩到达墓地，如果发生日食，那么有变化吗？还是不变呢？”孔子说：“从前我跟随老聃在巷党协助送葬，到达墓地时发生日食，老聃说：‘仲丘，把灵柩停在道路右边，停止哭泣以听候变化。’等到天亮才返回继续前行，说：‘这是合乎礼的。’返回安葬后，我问他：‘灵柩是不能返回的。’发生日食，不知道它结束得是迟是早，那么难道不如继续前行吗？老聃说：‘诸侯朝见天子，看见太阳出来就出发，等到太阳落山就住宿并祭奠；大夫出使，看见太阳出来就出发，等到太阳落山就住宿。灵柩不早点出发，不晚宿，看见星星才出发的，只有罪犯想要奔赴父母丧事的人吧？发生日食，怎么知道不会看见星星呢？’况且君子行礼，不因为别人的亲属遭遇祸患而改变。我听说老聃这样说。子夏问：“三年之丧，卒哭祭之后，遇到金革军事之事就不回避，这是礼吗？还是起初有司的规定呢？”孔子说：“夏后氏的三年之丧，下葬后就处理政事；殷人的三年之丧，安葬后就处理政事。”《礼记》说：‘君子不剥夺别人的亲情，也不可被剥夺亲情。’说的就是这个吗？子夏说：“金革军事之事不回避，不对吗？”孔子说：“我听说老聃说：‘从前鲁公伯禽有为而这样做。’现在用三年之丧来顺从私利，我不知道。”这是吕氏所说的与《五千言》不同的地方。《列子》引用《黄帝书》有说：“谷神不死，这就叫玄牝；玄牝之门，这就叫天地的根本，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一章也见于《老子》。又引用《黄帝书》说：“形体运动不产生形体，形体运动而产生影子；声音运动不产生声音，声音运动而产生回响；虚无运动不产生虚无，虚无运动而产生有。形体必定有终结，天地会终结吗？与我一起终结？终结进而不知道了。”张湛说：“聚合就形成形体，离散就是终结。”这就是世人所说的终始。然而那么聚合者以形体实存为始，以离散为终；离散者以虚漠为始，以形体实存为终。所以交替互为终始，而道理实际上没有终也没有始。又《黄帝书》说：“精神进入它的门，骨骸返回它的根，我还存在什么呢？”其大意与老庄相似。而朱子又说佛家所说的“四大各散，幻身何在”，大概原本就是这个意思。杨朱的话多见于《列子》，其中遇到老子一章说：“杨朱向南去沛地，老聃向西游历秦国，在郊外相遇，到达梁地时遇到老子。老子在半路上仰天叹息说：‘起初认为你可以教化，现在不可教化了。’杨朱不回答。到了住所，进献热水漱口毛巾梳子，在门外脱鞋，跪行上前说：‘刚才弟子想请教夫子，夫子辞行没有间隙，所以不敢。现在夫子有空了，请问我的过错。’老子说：‘你目光严厉，谁愿意与你相处？最洁白的东西好像受辱，盛德好像不足。’杨朱惶恐地改变脸色说：‘恭敬地听从教诲。’他前往时，客舍的人迎接并带领他的家人，公婆拿着席子，妻子拿着毛巾梳子，客舍的人避开席位，烧火的人避开灶台；他返回时，客舍的人与他争抢席位。杨朱去宋国，住在客舍。客舍主人有两个妾，一个美，一个丑。丑的尊贵而美的卑贱。杨子问其原因，客舍的小童回答说：‘那个美的自认为美，我不知道她美；那个丑的自认为丑，我不知道她丑。’杨子说：‘弟子记着：行为贤良而去除自认为贤良的行为，到哪里不被喜爱？’所以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的道叫柔，不常胜的道叫强。又说：‘百年的寿命是最大的极限，得到百年的人千中没有一个。假设有一个，从孩童怀抱到昏老，几乎占了一半；夜间睡眠所消除的，白天觉醒所遗忘的，又几乎占了一半；病痛哀苦、丧失忧惧，又几乎占了一半。衡量十几年之中，悠然自得，没有一丝忧虑的，也没有一时之中罢了。’人活着，做什么呢？追求什么快乐呢？为了美好丰厚罢了，为了声色罢了。而美好丰厚又如此，不能常常满足；声色不能常常玩赏，听到又成为刑赏所禁止劝勉的，名法所追逐遣责的，匆匆忙忙竞争一时的虚誉，图谋死后的余荣，小心翼翼谨慎耳目的视听，珍惜身意的对错，白白失去当年的至乐，不能在一时中放纵自己，沉重的囚禁桎梏，有什么不同呢？太古的人，知道生命是暂时到来，知道死亡是暂时离去，所以随心而动，不违背自然的喜好，当身的娱乐，不是所去除的，所以不被名声所劝勉；顺性而行，不违背万物的喜好，死后的名声，不是所取得的，所以不被

译形体所能触及的范围。名誉的先后，寿命的长短，不是所能衡量的。又说：“伯成子高不因为一丝一毫的利益去帮助世人，舍弃国家而隐居耕作。”大禹不因为一己之身谋利，身体偏枯。古人损害一毫以利天下，不给予；用天下所有来奉养一身，不取用。人人不损害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就治理好了。禽子问杨朱说：“拔去你身上的一根毫毛来救济世人，你愿意做吗？”杨朱说：“世人本来就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济的。”禽子说：“假如能救济，你愿意做吗？”杨朱不回答。禽子出去，告诉孟孙阳。孟孙阳说：“你不明白先生的心意，让我来说明。”有人侵犯你的肌肤，给你万金，你愿意做吗？回答说：“愿意。”孟孙阳说：“有人砍断你的一节肢体，给你一国，你愿意做吗？”禽子沉默了一会儿，孟孙阳说：“一根毫毛比肌肤微小，肌肤比一节肢体微小，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积累一根毫毛成为肌肤，积累肌肤成为一节肢体。一根毫毛固然是一身万分中的一小部分，怎么可以轻视它呢？”禽子说：“我无法回答你。但是用你的话去问老子、关尹，那么你的话是对的；用我的话去问大禹、墨翟，那么我的话是对的。”孟孙阳于是回头和他的学生谈论其他事情。杨朱说：“天下的美誉归于舜、禹、周公、孔子，天下的恶名归于桀、纣。然而舜在河阳耕种，在雷泽制陶，四肢不得片刻安宁，口腹不得美味厚食，父母所不爱，弟妹所不亲。等到接受尧的禅让，年纪已大，智慧已衰，忧愁悲伤直到死去，这是天人的穷困痛苦。禹治理水土，路过家门而不入，身体偏枯，手脚生茧。等到接受舜的禅让，宫室简陋，礼服华美，忧愁悲伤直到死去，这是天人的忧虑痛苦。周公代理天子政事，四方流言四起，在东都居住三年，诛杀兄长流放弟弟，仅仅保全自身，忧愁悲伤直到死去，这是天人的危险恐惧。孔子阐明帝王之道，回应时君的聘请，在宋国被伐树示辱，在卫国被削迹驱逐，在商周之地困窘，在陈蔡被围困，在季氏那里受屈，在阳虎那里受辱，忧愁悲伤直到死去，这是天人的惶恐不安。这四位圣人，活着没有一天的欢乐，死后有万世的声名。名声本来就不是实际所追求的。桀凭借累世的资财，居于南面尊位，放纵耳目所娱乐的，穷尽情意所作为的，快乐自得直到死去，这是天人的放纵安逸。纣也凭借累世的资财，居于南面尊位，在倾宫中肆意情欲，在长夜中纵欲无度，不以礼义自苦，快乐自得直到死去，这是天人的放荡纵欲。这两个凶恶的人，活着有顺从欲望的欢乐，死后背负愚昧暴虐的名声，实际本来就不是名声所给予的。那四位圣人虽然美誉归于他们，痛苦直到终了，同样归于死亡；那两个凶恶的人虽然恶名归于他们，快乐直到终了，也同样归于死亡。其他言论还有很多，大抵都是邪说偏论。吕氏所说的‘为我’之说，也可以大致看出其不可信了。”

译太史公说：“申不害的学说卑微浅陋，只注重名实相符；韩非子引绳墨以正曲直，切合实际情况，明辨是非，但其极端处残酷刻薄、少恩寡义。他们都源于道家的意旨，但老子的思想更为深远。”

〇》说：申不害，京人。原是郑国的卑贱臣子，学习学术以谋求韩昭侯的任用。昭侯任用他为相，对内修明政治教化，对外应对诸侯，国家治理得好，军队强大，没有侵犯韩国的人。申不害的学说，本于黄老，而主张刑名，著书两篇，称为《申子》。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根本归于黄老。与李斯一同师从荀卿，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韩非见韩国削弱，多次上书劝谏韩王，韩王不能采纳。于是韩非痛恨治国不致力于修明法制，持权势以驾驭臣下，富国强兵，反而寻求任用贤人，却将浮夸淫邪的蛀虫置于有功绩的人之上。他认为儒者用文辞扰乱法制，而侠者以武力触犯禁令。宽缓时宠幸有名望的人，紧急时任用披甲执锐的武士。如今所养的人并非所用的人，所用的人并非所养的人。悲叹廉直之人不被邪枉之臣所容。观察往事的得失变化，于是写作《孤愤》《五蠧》《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然而韩非知道游说之难，最终死于秦国，不能自我解脱。申子、韩子都在后世得到〇。宛丘张氏说：我曾论述黄老之道，德遣去情累，而其末流成为智术刑名，为什么呢？只有静者能见物之情，而无为者知物之【阙】，而中其情者，是智术之所从出也。仁义生于恩，恩【阙】不遣也，至无情之至，至【阙】

苏氏的说法大致相同，而张氏尤其精【阙】

者，是道的运用。朱子说：“老子说话都是【阙】

他看得天下事变熟了，都从反面做起。且如人刚强咆哮跳踯之不已，其势必有时而屈服，故他只务为弱，人才弱便蓄得那精刚完整，及其发作时，自然不可抵挡。所以张文潜说，老子恬静故能知变，然而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泥塑木雕，其心冷冰冰地，便是杀人也不妨，所以其流入于变诈刑名。太史公将老子同申韩〇，不是强安排源流，实是如此。〇吕氏说：按《新序》，申子之书称为术，商鞅之书称为法，太史公说韩非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则是兼治之也。六经孔孟之教，与人之公心相合，所以治世尊崇它；申商韩非之说，与人之私情相合，所以末世尊崇它。他们各有所合也。

董子对防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如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所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我愚以为，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断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一纲纪，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绾奏：“所荐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都罢免。”奏可。吕氏说：“这是实行仲舒之言，卫绾特使之书奏耳。建白大议，岂绾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能决择如此，可谓英主矣。然而辕固因老而见弃，庄助因容悦而见录，仲舒虽殷勤三防而不能引以自近了。以举贤良一事考之，武帝终身之得与失皆可推矣。〇按仲舒本〇：“自武帝立，魏、武安为相，而隆儒矣。”等到仲舒对防，推明孔氏，抑黜诸家，皆自仲舒发之。胡氏说：“仲舒推明《春秋》之义，以尊仲尼之教，道术有统，异端灭绝，民到于今赖之，其功不在孟下，汉、唐大儒皆莫能及。”〇又迁、固二史并称：“魏、武安俱好儒术，推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云云。窦太后好黄老言，而魏、武安、赵绾、王臧等隆儒术，贬道家言，太后滋不悦。等到建元二年，御史大夫绾请母奏东宫，太后大怒，得绾、臧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下绾、臧吏，皆自免。丞相、太尉申公亦疾免归。及《外戚传》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其后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相，黜黄老言，复申刑名，百家禁于时学儒者以百数。”吕氏说：“武帝即位之初，罢申、韩、苏张之言，尊尚黄老，以窦太后故，至此始禁之。”太史公说：“自曹参荐盖公，明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韩。盖汉初以来，黄老、申韩迭用于世。攷其源流，皆有所授。张留侯得之黄石公，而参盖公，盖公亦皆有所本。盖河丈人敎安期生，安期

译〇毛翕公传于乐瑕公，乐瑕公传于乐臣公，乐臣公传于盖公。盖公在当时被提拔为国师，由此可以看见黄老学派的源流。晁错在轵地张恢生那里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与洛阳的宋孟和刘带是同门师兄弟，由此可以看见申、商学派的源流。曹参作为丞相所推崇的学说，贾谊所推崇的学说，也必定有所传授，只是史书失载罢了。又因为汉文帝崇尚清静，他的性情与黄老之学相合；汉景帝执法深刻，他的性情与申韩之学相合。所以道家和刑名之学在当时盛行，而儒术晦暗不明。如果不是董仲舒发起端绪，那么六经的教化最终会被这两家所掩盖。然而汉武帝虽然说罢黜百家，但张汤、杜周之徒凭借深文峻法得以进用，那么刑名之学未曾不被采用。严助、朱买臣凭借谈说受到亲近宠幸，那么纵横家得志的情况依旧如故。至于他颠倒沉溺于神仙方士的学说，几乎终身而不醒悟，这又是黄老之学的末流。名义上虽然推崇儒术，但所得到的是公孙弘之类的人，这对于治乱的规律又有什么益处呢？

○又《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官之学，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元封年间任职，哀怜学者不能通达其意而师法悖乱，于是论述六家的要点说：“《易经》大旨说：天下人心一致而思虑各异，殊途同归。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些都是致力于治理天下的，只是所遵循的途径不同，有省察和不省察的区别罢了。”阴阳家的学说，过于详密而忌讳众多，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然而它排列四季的大顺，是不可违背的。儒者博学而不得要领，劳苦而功效少，因此他们的事难以全部遵从，然而他们排列君臣父子的礼仪，区分夫妇长幼的差别，是不可改变的。墨者节俭而难以遵循，因此他们的事不能普遍效法，然而他们强调根本、节约用度的主张不可废弃。法家严厉而少恩德，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节俭而善于失去真实，然而他们端正名实的关系不可不考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符合无形之道，足以滋养万物。它的术数，顺应阴阳的大顺，采纳儒墨的优点，撮取名法的要点，随着时代迁移，顺应事物变化，建立风俗施行事务，没有不适宜的，简约而容易掌握，事务少而功效多。儒者却不是这样，认为君主是天下的仪表，君主倡导而臣下附和，君主先行而臣下跟随，这样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领在于摒弃健羡，贬抑聪明，放弃这些而任用术数，精神过度使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形神早衰，想要与天地长久，是没有听说过的。阴阳家的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教令，顺从的就昌盛，违背的就灭亡，未必是这样。所以说：“使人拘束而多畏惧。”春天生发、夏天生长、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是天道的大经，不顺从就无法作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四季的大顺不可违背。儒者以六艺为法则，六艺的经典数以千万计，累世不能通晓其学问，当世不能穷尽其礼仪，所以说博学而不得要领，劳苦而功效少。至于排列君臣上下的礼仪，区分夫妇长幼的差别，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墨者也推崇尧舜，说他们的德行：高堂三尺，土阶三等，茅草屋顶不加修剪，采椽不加砍削，用土簋吃饭，用土刑喝汤，吃粗糙的粮食，喝藜藿做的羹，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裘。他们送葬只用三寸厚的桐棺，举哀不尽情尽哀，教导丧礼必定以此为万民的表率，如果天下都效法这样，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迁，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节俭而难以遵循。总之，强调根本、节约用度，是使人自给自足、家庭富足的方法，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废弃。法家不区分亲疏，不区别贵贱，一切断于法律，那么亲亲尊尊的恩德就断绝了，可以实行一时的计策，而不能长久使用。所以说严厉而少恩德。至于尊崇君主贬低臣下，明确职分，不得相互逾越，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名家苛察纠缠，使人不能返回本意，决断于名，有时失去人情。所以说使人节俭而善于失去真实。至于控制名分责求实际，参验比较不失误，这是不可不考察的。道家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容易实行，言辞难以知晓。它的术数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没有固定的形势，没有恒常的形状，所以能穷尽万物的实情。不先于万物，不后于万物，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无法，因时作为；有度无度，因物取舍。所以说圣人不巧，守持时变。虚无，是道的常理。因循，是君主的纲纪。群臣都到，让他们各自表明心意。实际符合言辞的叫做端，实际不符合言辞的叫做妄。妄言不听，奸邪就不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区分，黑白自然显现，在于想要任用罢了，什么事不能成功，这才符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又返回无名。大凡人所生的是神，所寄托的是形。神过度使用就会枯竭，形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者不可复生，分离者不可复合。所以圣人重视它。由此看来，神是生的根本，形是生的器具。不先安定其神形，却说我有治理天下的方法，从哪里开始呢？太史公的论述如此，适宜班固以先黄老后六经为讥讽。他看待董仲舒有差别了。

○按此上兼论诸子之学。

○又刘歆序

译诸子分为九类：叫做儒家，叫做道家，叫做阴阳家。叫做法家，叫做名家，叫做墨家，叫做纵横家，叫做杂家，叫做农家，以此作为九家。他们的言论虽然不同，就像水火一样，互相消灭也互相滋生，仁义看似相反却都能互相成就。如果能够研习六艺的学问，来观察这九家的言论，舍弃短处采纳长处，就可以通晓治理天下的方略了。胡氏评论说：“刘歆说九家，就像仁义那样相反却相成。仁是亲爱亲人，义是尊重尊长，施行时虽然有等级差别，但出发点并非不同的道理，所以侍奉父亲尽孝，忠诚就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寻求忠臣必定在孝子之中，没听说过相反的道理。”又说：法家严酷刻薄，名家苛细烦扰，墨家主张两个根本，纵横家则是妾妇之道，这些都是五经所摒弃的。它们的归宿难道足以安定吗？儒家这一流派，本来就已经修习六艺了。把儒家列在九家之中，却说“修习六艺的学问，来观察九家的言论”，那么修习六艺的人就没有特定的学派名称，这指的是谁呢？为什么他的言论如此多错谬啊！刘歆资质聪颖锐利却不端正，学问广博却不纯正，与董仲舒相比，难道只是相差十倍百倍而已吗！

译《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五

《子部，儒家类，《西山读书记》》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西山读书记》卷三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吾道与异端的辨析【下】

扬子说：“舍弃舟船而试图渡过沟渠的人，是浅陋的；舍弃五经而试图通达大道的人，是浅陋的。抛弃常备的美食而嗜好奇怪的菜肴的人，哪里看得出他懂得品味呢？背离大圣而喜好诸子百家的人，哪里看得出他嗜好大道呢？山中的小路，多得无法全部走完；面向墙壁的门，多得无法全部进入。问：‘从哪条路进入？’答：‘从孔子那里进入。’孔子，就是门。又说：‘阐述正道而稍微偏离的，是有的；没有阐述偏离之道而稍微正确的。’古时候，杨朱、墨翟堵塞道路，孟子辞让并驳斥他们，使大道廓然开朗。后来堵塞道路的人，也有，却私自把自己比作孟子。”

按：扬子这番话，不能说没有卫护大道的意图。然而他评论老子，认为老子讲道德有所可取，这就不能算是真正懂得大道了。未能懂得大道却想要以卫护大道为己任，可以吗？这就是他被程子讥讽的原因。

有人问：“有人倚靠着孔子的墙，听郑卫的靡靡之音，诵读韩非、庄周的书籍，那么要引他们入门吗？”扬子说：“如果在夷狄之地，就引导他们；如果倚靠着孔子的门墙，就挥手驱赶他们。”

按：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所以韩愈取它作为法则。

有人问大道说：“道，就是通达，没有不通达的。”有人说：“可以通向其他道路吗？”扬子说：“通向尧舜、文王的是正道，不是尧舜、文王的就是邪道。君子走正道而不走邪道。”

权谋欺诈之家的学说认为：“权谋欺诈的计策，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这就是尧舜之道。”

书籍不符合经典，就不是真正的书籍；言论不符合经典，就不是真正的言论。言论书籍不符合经典，说多了就是累赘。庄周、杨朱放纵而没有法度；墨翟、晏婴节俭而废弃礼制；申不害、韩非险恶而没有教化；邹衍迂阔而不真实。

见闻广博而认识正道的人，是正识。见闻广博而认识邪道的人，是迷识。

有人问：“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术数，练习纵横游说之辞，安定中原各国各十多年，是这样吗？”扬子说：“他们是欺诈之人，圣人厌恶他们。”问：“孔子读他们的书，张仪、苏秦实行他们的术，怎么样？”扬子说：“太糟糕了，凤凰鸣叫却长着猛禽的翅膀。”那么子贡不也是这样吗？扬子说：“天下混乱而不能解救，子贡以此为耻。”“游说成功而不能富贵，张仪、苏秦以此为耻。”

扬子说：“孔子的道，就像四条大河，流经中原，最终流入大海。其他人的道，是西北方向的水流，统领夷狄，有的流入沱水，有的沉入汉水。淮南王刘安谈论它，运用不如太史公司马迁运用得好。太史公，圣人会有所取法，淮南王很少取法。你必定要成为儒者吗？忽出忽入，是淮南王；文采华丽而实用少，是司马相如；司马迁，孔子多爱，是爱义；司马迁多爱，是爱奇。”

有人问：“人们说仙人，有这回事吗？”扬子感叹：“我听说伏羲、神农去世，黄帝、尧、舜逝世而死，文王、周公、孔子死在鲁城北，难道只有你爱惜生命而不愿死吗？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仙人对你的同类也没有益处。”有人说：“圣人不以仙人为师，他们的术数不同。圣人对于天下，以有一物不知道为耻；仙人对于天下，以有一日不死为耻。说‘生啊，生啊’，名义上是生而实际上是死。”有人说：“世上没有仙人，那么这些话从哪里来？”扬子说：“说话的人，不是喧哗的人吗？只有喧哗的人能使无变成有。”有人问仙人的实质，扬子说：“没有什么可做的。”有与无，不是问题。问题，是忠孝的问题。忠臣孝子焦急吗？不焦急！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这是自然的规律。

按：道家养生的学说，出自老子。如《谷神》章，是最关键的。庄子说：黄帝在空同山上见广成子，顺着下风，跪行前进，说：“敢问治理身体怎样可以长久？”广成子说：“好啊！至道的精华，深远幽暗；至道的极致，昏沉静默。不看也不听，抱持精神保持宁静，形体自然端正。必须宁静必须清静，不要劳累你的形体，不要摇动你的精气，这样就可以长生。”这是最关键的话。后来道家的人推演扩展它，于是有了神仙飞升的学说。当时君主相信这种术数的，从燕昭王开始，秦始皇、汉武帝沉迷得尤其厉害。汉武帝晚年才醒悟。谷永的论断好啊，他说：“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迷惑；知道万物实情的人，不会被非同类的事物欺骗。那些背离仁义正道，不遵循五经法言，而大肆称颂奇怪鬼神，广泛推崇祭祀方法，祈求回报没有福气的后代。以及世上有仙人，服用不能终老的药，远远兴起轻举，登遐到仙境，观看悬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早晨种晚上收获，与山石无穷无尽，黄冶变化，坚冰融化，化色五仓的术数，都是奸人迷惑大众，挟持邪道，怀藏诈伪来欺骗世人。君主听信他们的话，洋洋盈耳，好像可以遇到；追求它却茫茫然，像系风捕影，终究不可得。”因此英明的君主拒绝而不听，圣人断绝而不语。希望陛下拒绝断绝这类人，不要让奸人有可乘之机。这是成帝末年，成帝颇好鬼神，很多人上书谈论祭祀，所以谷永的论断如此。朱子认为开头几句话，大概是古人遗言，不是谷永所能说出的。○欧阳氏序《黄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