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学规范卷三十三
声数称乱道。郉尚气跽以请曰:“愿善诱。”南丰笑曰:“措辞自有律令,一不当即是乱道。请公读,试为公櫽括。”郉疾读至百余字,南丰曰:“少止,渉笔书数句。”郉复读,南丰应口以书,略不经意。既毕,授归就编。凡阅数十过,终不能有所増损,始大服。自尔识闗键,以文章轩轾诸公间【出《陈后山文集序】
译声音节奏不合规范就是乱道。邢恕崇尚意气,长跪着请求说:“希望您好好引导我。”南丰笑着说:“措辞自有其法度,一处不当就是乱道。请您朗读,我试着为您概括要点。”邢恕快速读到百余字时,南丰说:“稍停一下,提笔写几句。”邢恕继续读,南丰随口应声书写,略微不假思索。写完后,交给邢恕让他带回编入文章。邢恕反复阅读数十遍,最终不能有所增删,这才大为信服。从此他掌握了文章的关键,在众公卿之间以文章高低争胜。
沈存中云:「韩退之集中《罗池神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词》『吉日兮辰良』,『乂蕙肴烝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出《笔谈】
陈后山云:「永叔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赡,其失缓。东汉而下,无取焉。
荘荀皆文士,而有学者,其说劔、成相赋篇,与屈骚何异?扬子云之文,好竒而卒不能竒也,故思苦而词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竒,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子云唯好竒,故不能竒也,宁拙毋巧。
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已上出《后山诗话】
李方叔云:“常言俗语,文章所忌,要在斲句清新,令髙妙出羣,须众中拈出,时使人人读之,特然竒絶者,方见工夫也。又不可使言语有尘埃气,唯轻快玲珑。作文时,先取古人者,再三直须境熟,然后沉思格体,看其当如何措置,却将欲作之文,暗里铺摹经画,丫方敢下笔,踏古人踪迹,以取句法。既做成,连日改之,十分改就,见得别无瑕疵,再将古人者,又读数过,看与所作合与不合。若不相逺,不致乖背,方写净本,出示他人,贵合众论,非独耐看,兼少问难耳。人之为文,切忌尘坌,须是一言一句,动众骇俗,使人知其妙意新语,中心降叹,不厌讽味,方成文字也。”
凡文章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义之所宜,庳髙巨细,包括并载而无所遗,左右上下,各若有职而不乱者,体也。体立于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狥于流俗,不谬于圣人,抑扬损益以称其事,弥缝贯穿以足其言行,吾学行之力,从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体于立意之始,从其志于造语之际,生之于心,应之于言,心在和平则温厚典雅,心在安敬则矜荘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奋,鼔舞万物;小焉,可使如络脉之行,出入无间者,气也。如金石之有声而玉之声清越,如草木之有华而兰之臭芬芗,如鸡鹜之间而有鹤清而不羣,犬羊之间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邱以观崇山峻岭之秀色,渉潢污之泽以观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弦之有遗音,太羮之有遗味者,韵也。文章之无体,譬之无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无志,譬之虽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视听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质皆具而无所用之;文章之无气,虽知视听臭味而血气不充于内,手足不卫于外,若奄奄病人,支离顦顇,生意消削;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色昏瞢,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有体有志有气有韵,夫是之谓成全。四者成全,然于其间各因天姿才品以见其情状,故其言迂疎矫厉,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薮泽,其间不必论岩谷也,其气与韵则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离尘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间不必论财利也,其气与韵则然也。其言丰容安豫,不俭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间不必论职业也,其气与韵则然也。其言寛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风,此庙堂公辅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间不必论相业也,其气与韵则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则;邪谀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茍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捭阖从横之人,其言辩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尽。则士欲以文章显名后世者,不可不谨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谨乎所养之徳也。如此。
又云:「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章疏,学论事;读《荘子》,学论理性。又须熟读《论语》《孟子》《檀弓》,要志趣正当,读韩、柳,令记得数百篇,要知作文体面。」
为文不可率易,恐惯了人,不见工夫处
译沈存中说:“韩退之文集中的《罗池神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一句,如今查验石刻,却是‘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这种句式,如《楚辞》中的‘吉日兮辰良’、‘乂蕙肴烝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大概是为了使词语交错成文,从而使语势矫健有力。”【出自《笔谈》】
陈后山说:“永叔认为写文章有三多:看得多,做得多,商量得多。”
我认为古文分为三等:周代的文章为上,战国七国的文章次之,汉代的文章为下。周代的文章典雅,战国七国的文章壮伟,其弊病在于放纵驰骋;汉代的文章华丽丰富,其弊病在于迟缓。东汉以后的文章,不值得取法。
庄子和荀子都是文人,但又有学问,他们的《说剑》、《成相赋》等篇章,与屈原的《离骚》有什么不同?扬雄的文章,喜好奇特但最终不能达到奇特,所以构思苦思而辞藻艰涩。善于写文章的人,是依据事物来展现奇特,就像江河的流动,顺势向下罢了,等到它冲击山崖、奔赴深谷,被风吹击、被物体激荡,然后才尽显天下的变化。扬雄只喜好奇特,所以不能奇特,宁可笨拙也不要巧饰。
宁可质朴也不要华丽,宁可粗犷也不要柔弱,宁可冷僻也不要庸俗。诗文都是如此。【以上出自《后山诗话》】
李方叔说:“常言俗语,是文章所忌讳的,关键在于锤炼句子清新,使高妙出众,必须从众人中挑选出来,时常让人阅读,特别奇特绝妙者,才能看出功力。又不可让言语有尘俗之气,只要轻快玲珑。写文章时,先选取古人的作品,再三诵读直到境界熟悉,然后深入思考格调体制,看应当如何安排,接着将想要写的文章,暗中铺陈谋划,这才敢下笔,踏着古人的踪迹,来取法句法。写成之后,连续几天修改,十分修改妥当,看到别无瑕疵,再将古人的作品,又读几遍,看与自己所写的相合与否。如果不相远,不至于违背,才誊写清本,出示给他人,贵在符合众人的议论,不仅耐看,而且少受诘难。人写文章,切忌尘俗,必须是一言一句,惊动众人、骇异世俗,使人知道其妙意新语,心中赞叹,不厌其烦地讽诵品味,这才算成了文章。”
凡是文章不可缺少的有四点:一是体,二是志,三是气,四是韵。用事实来叙述,以道理为根本,考察道理所在,辨析义理所宜,高低巨细,全部包含记载而没有遗漏,左右上下,各自好像有职分而不混乱,这就是体。体确立于此,折中是非,取舍可否,不迎合流俗,不违背圣人,抑扬损益以符合事实,弥合贯穿以充实言行,我的学问和行持的力量,顺从我的制作之用,这就是志。在立意之初充实其体,在造语之际顺从其志,生于内心,应于言语,心在和平则温厚典雅,心在安敬则矜庄威重,大则可以使如雷霆奋起,鼓舞万物;小则可以使如络脉运行,出入无间,这就是气。如同金石有声音而玉声清越,如同草木有花而兰气芬芳,如同鸡鸭之间有鹤清高而不群,犬羊之间有麟仁厚而不猛,如同登上小丘以观崇山峻岭的秀色,涉足污泽以观寒溪澄潭的清流,如同朱弦有余音,太羹有余味,这就是韵。文章没有体,好比没有耳目口鼻,不能成为人;文章没有志,好比虽然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视听臭味所能,如同土木偶人,形质具备而无所用;文章没有气,虽然知道视听臭味而血气不充于内,手足不卫于外,如同奄奄病人,支离憔悴,生机消削;文章没有韵,好比壮夫躯干空虚,骨强气盛而神色昏昧,言动凡浊,不过是庸俗鄙人罢了。有体有志有气有韵,这才叫做成全。四者成全,然而在其中各自因天赋才品而显现其情状,所以其言语迂疏矫厉,不切合事情,这是山林之文。其人不必居住在沼泽,其间不必谈论岩谷,其气与韵就是这样。其言语鄙俚猥近,不离尘垢,这是市井之文。其人不必坐在店铺,其间不必谈论财利,其气与韵就是这样。其言语丰容安豫,不俭不陋,这是朝廷卿士之文。其人不必位列官寺,其间不必谈论职业,其气与韵就是这样。其言语宽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的风范,这是庙堂公辅之文。其人不必位居台鼎,其间不必谈论相业,其气与韵就是这样。正直之人,其文恭敬而有法则;邪谀之人,其言夸诞而浮泛;功名之人,其言激切而刚毅;苟且之人,其言懦弱而愚昧;捭阖纵横之人,其言辩巧而自私;刻薄忮忍之人,其言深刻而尽致。那么士人想要以文章显名后世,不可不谨慎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谨慎其所养之德。如此。
又说:“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习论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的章疏,学习论事;读《庄子》,学习论理性。又须熟读《论语》《孟子》《檀弓》,要使志趣正当,读韩愈、柳宗元的文章,要记得数百篇,要知道作文的体面。”
写文章不可轻率容易,恐怕习惯了的人,看不出工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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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其意深逺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诗》《春秋》之义也【已上出方叔文集】
译《史记》中,如果意旨深远,那么言辞就愈发舒缓;如果事情繁杂琐碎,那么言辞就愈发简略。这是《诗经》和《春秋》所蕴含的道理。【以上内容出自方叔文集】
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盖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出《龟山语録】
唐子西云:凡为文,上句重,下句轻,则或为上句压倒。昼锦堂记云:「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下云:「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两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虽只一句,而体势则甚重,下乃云:「学者信之,众人疑焉。」非用两句亦载上句不起。韩退之与人书云:「泥水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亲问而以书。若无「而以书」三字,则上重甚矣。此为文之法也。
又云,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亊以陈辞,如《北征》一篇,直纪行役耳。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并出《唐子西语録】
仕学规范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仕学规范卷三十四
(宋)张镃 撰
○作文
晁以道言:「近见东坡说,凡人作文字,须是笔头上挽得数万觔起,可以言文字也。」余曰:「岂非兴来笔力千钧重乎【出《王归叟诗文发源】
古语云:「大匠不示人以璞,盖恐人见其斧凿痕迹也。」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册,归而熟观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见其窜易句字与初造意时不同,而识其用意处也。读欧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无斵削工夫,及见其草,逮其成篇,与始落笔十不存五六者,乃知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趋无善歩」,良有以也【出《曲洧旧闻】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徳颂》,陶渊明《归去来词李令伯《乞养亲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词意超迈如此。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
王文公居钟山,有客自黄州来,公曰:“东坡近日有何作?”对曰:“东坡宿于临皋亭,醉梦中而起,作《实相藏记》千余言,才点定一两字而已,有墨本适留舟中。”公遣徤歩徃取而至,时月出东方,林影在地,公展读于风檐,喜见须眉,曰:“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穏客请愿闻之,公曰:“日胜日负,不若日胜日贫耳。”东坡闻之,抚掌大笑,以公为知言【并出《冷斋夜话】
欧阳文忠公每为文,既成必自窜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为文章,则书而傅之屋壁,出入观省之。至于尺牍单简,亦必立藁。其精审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传写讽诵,唯覩其浑然天成,莫究斧凿之迹也。
杨文公凡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侄诸生检讨出处,每段用小片纸録之,文既成则缀粘所録而蓄之,时人谓之衲被焉【并出《吕氏家塾记】
周恭叔《谢范内翰书》云:「昔之君子,无意于为文,盖尝养其文之所自出者,不使好恶、忧患、忿懥、恐惧一动于中,故其心正则气全。愚谓六经之文,圣贤之事业,皆由此其选也【出《恭叔文集】
王侍郎刚中语云:「文字使人击节赏叹,未如使人肃然生敬。」
张茂先称左思《三都赋》,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乆而更新,此最是作文字好处,未知左思果能尔耶?
林文节公子中言读《孟子》而悟文章法,尝云:“以釡甑爨,以铁耕乎?他人书此,不知当几百言也。”黄端冕缨云:“轻暖不足于体欤?亦不减此。”
古人因意生文,故自然文彩照映。今人直凿空造作之语尔,虽华丽,不足贵也。
读人文字,便欲篇篇出人意表;自下笔,则每自恕,是大惑也。正当反此,乃佳。
章叔度宪云:「每下一字,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已、黄鲁直作诗法也。
下字有倒用,语格力胜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行也」,为汉患者。
凡为文章,皆须凡例先定。如张安道作苏明允墓表,或曰苏君,或曰先生,或曰明允,言欧阳永叔,或名,或字,皆凡例不先定,致轻重不等【已上出歩里客谈】
古人学问必
译写文章要有温柔敦厚的气度,对君主进言以及撰写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其不可缺少。因为君子平日所涵养的,就是要让暴戾轻慢、邪僻不正的气概不显露于身体。(出自《龟山语录》)
唐子西说:凡是写文章,上句分量重,下句分量轻,就会被上句压倒。《昼锦堂记》中说:“做官做到将相,富贵后回到故乡。”下面接着说:“这是人情所认为荣耀的,也是古今所相同的。”如果不是这两句话,就无法承接上句。《居士集序》中说:“言论宏大而不夸张。”这虽然只是一句话,但气势却很重,下面接着说:“学者相信它,众人怀疑它。”如果不使用这两句话,也承载不起上句。韩退之给人写信说:“泥水浑浊,马匹疲弱,不敢出门。”没有亲自鞠躬问候,而是写信。如果没有“而是写信”这三个字,那么上句就显得太重了。这是写文章的方法。
又说,古代的作者,起初并没有刻意创造辞藻的意思,所谓根据事情来陈述言辞,像《北征》这一篇,只是记述行役罢了。忽然说:“有的红得像丹砂,有的黑得像点漆,雨露所滋润的,甘苦一同结实。”这类就是如此。文章就像人写家书一样,才是(正道)。(均出自《唐子西语录》)
仕学规范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仕学规范卷三十四
(宋)张镃 撰
○作文
晁以道说:“近来听说东坡说,凡是写文章,必须笔头上能挽起数万斤的力量,才可以谈论文章。”我说:“难道不是兴致来时笔力千钧重吗?”(出自《王归叟诗文发源》)
古语说:“高明的工匠不向人展示璞玉,大概是怕人看见斧凿的痕迹。”黄鲁直在相国寺得到宋子京《唐史》草稿一册,回家后仔细观看,从此文章日渐进步,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了他删改句字与最初构思时不同,从而认识到他用心之处。读欧阳修的文章,怀疑它像是从肺腑中流出而没有雕琢工夫,等到看到他的草稿,直到写成定篇,与刚开始落笔时十句存不下五六句,才知道写文章不可轻易。班固说:“急促赶路没有好步态”,确实是有原因的。(出自《曲洧旧闻》)
李格非擅长评论文章,曾经说:“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乞养亲表》,都充沛自然,像是从肺肝中流出,完全不见斧凿痕迹。这几位君子在后汉末年,两晋之间,起初并没有想要以文章闻名于世,而他们的词句意境却如此超迈。由此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
王文公住在钟山,有客人从黄州来,公说:“东坡最近有什么作品?”回答说:“东坡住在临皋亭,醉梦中起来,写了《实相藏记》一千多字,才点定了一两个字而已,有墨本恰好留在船中。”公派快腿的人去取,到了,当时月亮从东方升起,树影在地上,公在风檐下展开阅读,喜形于色,说:“子瞻是人中龙啊,然而有一个字不太稳妥。”客人请求愿闻其详,公说:“日胜日负,不如说日胜日贫罢了。”东坡听说后,拍手大笑,认为公是知己。(均出自《冷斋夜话》)
欧阳文忠公每次写文章,写成后必定自己删改,以至于有不保留原本第一个字的。他写文章,就写在纸上贴在墙壁上,出入时观看审视。至于书信简札,也必定立草稿。他精审到了这种程度。每一篇文章出来,士大夫都传抄诵读,只看到它浑然天成,没有人能探究出斧凿的痕迹。
杨文公凡是写文章所用的典故,常让子侄诸生查检出处,每段用小片纸记录下来,文章写成后就粘贴所记录的纸片而收藏,当时的人称之为衲被。(均出自《吕氏家塾记》)
周恭叔《谢范内翰书》说:“过去的君子,无意于写文章,大概曾经涵养文章所从出的本源,不让好恶、忧患、愤怒、恐惧在心中一动,所以他的心正而气全。我认为六经的文章,圣贤的事业,都是由此选出的。”(出自《恭叔文集》)
王侍郎刚中说:“文字使人击节赞叹,不如使人肃然生敬。”
张茂先称赞左思《三都赋》,使读者读完还有余味,久而更新,这最是写文章的好处,不知道左思果真能这样吗?
林文节公子中说读《孟子》而领悟文章法则,曾经说:“用釜甑做饭,用铁器耕田吗?别人写这些,不知道要几百字。”黄端冕缨说:“轻暖的衣服不足以保暖吗?也不少于这些。”
古人根据意思产生文辞,所以自然文采照映。今人只是凭空造作的语言罢了,虽然华丽,不值得珍贵。
读别人的文章,就想要篇篇出人意表;自己下笔,却每每自我宽恕,是大惑也。正当反过来,才好。
章叔度宪说:“每下一个字,世俗言语,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处。”这是陈无已、黄鲁直作诗的方法。
用字有倒用的,语格力胜的,如“吉日兮辰良,必我行也”,是汉朝的祸患。
凡是写文章,都必须先定凡例。如张安道作苏明允墓表,有的说苏君,有的说先生,有的说明允,说欧阳永叔,有的用名,有的用字,都是凡例没有先定,导致轻重不等。(以上出自《步里客谈》)
古人学问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