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学规范卷三十四
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如赵清献碑，世间称治人者曰寛，立朝者曰直。盖已大矣，则进于二者又有说焉。故曰：「其于治郡，不专于寛，时出猛政，严而不残；其在朝廷，不专于直，为国爱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坚卧不起，人知其髙而不称其用。则为碑铭曰：「世皆谓公贵身贱名，孰知其功圣人之清？然后知其有功于世也。」又曰：「君实之用，出而时施，如彼水火，宁除渴饥。公虽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云，相望然后知其相为表里，废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处多如此。其源盖出于荘子，故其论刘伶、荘子、阮千里、阎立本，皆于世人意外别出眼目。其平日取舍文章，亦多以此为法【并出潜溪诗眼】
予近作示客云：「刺羙风化，缓而不迫，谓之风采；摭事物，摛华布体，谓之赋；推明政治，荘语得失，谓之雅；形容盛徳，扬励休功，谓之颂；幽忧愤悱，寓之比兴，谓之骚；感触事物，托于文章，谓之辞；程事较功，考实定名，谓之铭；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谓之箴；猗迂抑扬，永言谓之歌；非皷非钟，徒歌谓之謡；歩骤驰骋，斐然成章，谓之行；品秩先后，叙而推之，谓之引；声音杂比，髙下短长，谓之曲；吁嗟慨歌，悲忧深思，谓之吟；吟咏情性，緫合而言志，谓之诗。苏李而上，髙简古澹，谓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谓之律。此诗之众体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谓之制；丝纶之语，若日月之垂照者，谓之诏。制与诏同，诏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彛宪者，谓之典；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申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出于上者，谓之教；行于下者，谓之令；时而戒之者，勑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谘而扬之者，赞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其伦而析之者，论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议也；别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着之者，说也；记者，记其事也；纪者，纪其实也；书者，纉而述焉者也；策者，条而对焉者也；传者，传而信之也；序者，绪而陈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载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谨其终始也；檄者，激发人心而喻之祸福也；移者，自近移逺，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笺者，修储后之问，伸宫阃之仪也；简者，质言之而略也；启者，文言之而详也；状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于官府也；捷书不缄，挿羽而传之者，露布也；尺牍无封，指事而陈之者，札子也；青黄黼黻，经纬以相成者，緫谓之文也。」此文之异名。客有问古今体制之不一者，劳于应答，乃着之篇以示焉【出《珊瑚钩诗话】
士大夫作小说杂说，所闻见以为游戱，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世传《碧云騢》一卷，为梅圣俞作，厯诋庆厯以来公卿隐过，虽范文正公亦不免。议者遂谓圣俞游诸公间，官竟不达，怼而为此以报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万有一不至，为贤者讳，况未必有实？圣俞贤者，岂至是哉？后闻乃襄阳魏泰所为，托之圣俞也。岂特累诸公，又将以诬圣俞？欧阳文忠公归田来，自言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不记人之过恶。君子之用心，当如此也【出《石林避暑録】
孙元忠朴学士尝问欧阳公为文之法，公云：「于吾侄岂有惜，只是要熟耳。变化姿态，皆从熟处出也。」
吕居仁云：「老苏尝自言，升里转斗里量，因闻此，遂悟文章妙处。文章纡余委曲，说尽事理，惟欧阳公为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无遗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无一言乱说，观少游五十策可见。」
又曰：「孟子或问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与韩退之论思元宾而不见，见元宾之所与者，犹吾元宾也。」又曾子固答李沿书，最见抑扬反复处，如此等类，宜皆详读。
欧阳公谓退之为樊宗师墓志，便似樊文，其始出于司马子长为长卿传，如其文，惟其过之，故兼之也。
译苏轼写文章，擅长立意，必定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比如《赵清献公碑》，世间称治理百姓的为“宽”，在朝廷任职的为“直”。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那么在这两者之上还有进一步的阐述。所以说：“他在治理州郡时，不专一于宽厚，有时也施行严厉的政策，严格而不残忍；他在朝廷任职时，不专一于刚直，为了国家爱护人才，掩盖他们的缺点。”又如我家的苏颂（蜀公），坚决隐居不出仕，人们知道他的清高却不称颂他的功用。于是为他写碑铭说：“世人都说您看重自身而轻视名声，谁又能知道您的功业如同圣人的清高？这样之后才知道您对世间有功劳。”又说：“司马光（君实）的功用，出仕时就适时施行，如同那水火，能够解除饥渴。您虽然不被任用，也辅助他的行为，如同那山川生出云彩，相互观望才知道他们互为表里，废弃任何一方都不行。”这些都是世人所达不到的境界，他平日得意的地方大多如此。他的源头大概出自《庄子》，所以他评论刘伶、庄子、阮籍、阎立本，都在世人意料之外另辟蹊径。他平日取舍文章，也多以此为法则【以上出自《潜溪诗眼》】
我近来作诗给客人看，说：“讽刺赞美风俗教化，舒缓而不紧迫，叫做‘风’；采集事物，铺陈华丽辞藻构成篇章，叫做‘赋’；推究阐明政治，庄重地议论得失，叫做‘雅’；形容盛德，宣扬勉励美好的功业，叫做‘颂’；幽深忧愁愤懑，寄托于比兴手法，叫做‘骚’；感触事物，寄托于文章，叫做‘辞’；衡量事务比较功绩，考证事实确定名称，叫做‘铭’；援引古事讽刺今事，劝诫得失，叫做‘箴’；曲折委婉抑扬顿挫，长言咏叹，叫做‘歌’；不是鼓乐也不是钟磬，徒口歌唱，叫做‘谣’；步伐驰骋，斐然成章，叫做‘行’；品第次序先后，叙述并推演，叫做‘引’；声音杂糅对比，高低长短，叫做‘曲’；感叹歌唱，悲伤忧愁深思，叫做‘吟’；吟咏情性，总括而言志向，叫做‘诗’。苏武、李陵以上，高古简淡，叫做‘古’；沈佺期、宋之问以下，格律精切，叫做‘律’。这是诗歌的各种体裁。”帝王的话，出于法度以制约人的，叫做‘制’；丝纶般的言语，如同日月垂照的，叫做‘诏’。制与诏相同，诏也是制。陈述常道而制定法典的，叫做‘典’；陈述谋略而成就美好计划的，叫做‘谟’；顺应事理而引导的，叫做‘训’；针对特定的人而告知的，叫做‘诰’；面对军队而申明的，叫做‘誓’；依据官职使者而命令的，叫做‘命’；出自上级的，叫做‘教’；施行于下级的，叫做‘令’；适时告诫的，叫做‘敕’；言语晓喻的，叫做‘宣’；咨询而扬扬的，叫做‘赞’；登载而推崇的，叫做‘册’；陈述伦理而分析的，叫做‘论’；揣度适宜而衡量的，叫做‘议’；辨别嫌疑而明察的，叫做‘辨’；纠正是非而彰显的，叫做‘说’；记，是记录事情；纪，是记载事实；书，是继承并叙述；策，是条列并回答；传，是传述并取信；序，是梳理并陈述；碑，是铺陈事功而刻在金石上；碣，是揭示操行而谨慎始终；檄，是激发人心而晓喻祸福；移，是从近处移到远处，使之周知；表，是布陈臣子的心意，呈递到君父面前；笺，是修撰储君后的问候，伸展宫闱的礼仪；简，是质朴言语而简略；启，是文雅言语而详细；状，是向公府陈述；牒，是用于官府；捷报不封缄，插上羽毛传递的，叫做‘露布’；尺牍无封，指明事情陈述的，叫做‘札子’；青黄色彩装饰，经纬相互成就的，总称为‘文’。”这是文章的不同名称。有客人问古今体制为何不一，我疲于应答，于是写成篇章展示给他【出自《珊瑚钩诗话》】
士大夫写小说杂说，把所闻所见当作游戏，而有的人却揭露别人的短处，私下发泄喜怒，这是什么道理呢？世间流传《碧云騢》一卷，说是梅圣俞所作，历数诋毁庆历年以来公卿的隐秘过错，即使是范仲淹也不免被提及。议论的人于是说圣俞交往于各位公卿之间，最终官位不得通达，怨恨而写此来报复。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即使万一有不到之处，也为贤者隐讳，何况未必有实据？圣俞是贤者，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后来听说这是襄阳魏泰所作，假托圣俞之名。这难道只是连累各位公卿，还要诬陷圣俞吗？欧阳修归隐田园后，自述以唐代李肇为法则，而稍有不同的是不记录别人的过错罪恶。君子的用心，应当如此【出自《石林避暑录》】
孙元忠朴学士曾经问欧阳修写文章的方法，欧阳修说：“对我侄子哪里有什么吝惜，只是要熟练罢了。变化姿态，都是从熟练中产生的。”
吕居仁说：“苏轼曾经自述，从升里转到斗里量，因为听到这个，于是领悟了文章的妙处。文章迂回曲折，说尽事理，只有欧阳修做到了。到了曾巩，加上字字有法度，没有遗憾了。文章有本末首尾，原本没有一句乱说，看秦观的五十策就可以知道。”
又说：“《孟子》中有人问百里奚自卖到秦国那一章，与韩愈论述思念元宾而不见，见到元宾所交往的人，就如同见到元宾一样。”又曾巩回复李沿的信，最能体现抑扬反复之处，像这类文章，都应该详细阅读。
欧阳修说韩愈为樊宗师写墓志铭，就像樊宗师的文风，这起初出自司马迁为司马相如作传，像他的文风，因为超过了它，所以兼而有之。
居仁云：「文章须要说尽事情，如韩非诸书，大略可见。至于一唱三叹，有遗音者，则非有所养不能也。如《论语》《礼记》，文字简淡不厌，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气平文缓，亦非《荘子》歩骤所能到也。东坡晚年叙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迈之气，非柳所能及也。」
译居仁说：“写文章必须把事理说透彻，像韩非子的著作，大致可以看出这一点。至于那种一唱三叹、余音绕耳的境界，如果没有深厚的修养是达不到的。比如《论语》《礼记》，文字简练淡雅而令人不厌烦，似乎不是《左传》所能比及的。《列子》文气平和舒缓，也不是《庄子》那种行文节奏所能达到的。苏东坡晚年的叙事文字，大多效法柳宗元，但他那种豪迈的气概，却是柳宗元所不及的。”
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已上出《吕氏童蒙训】
仕学规范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仕学规范卷三十五
（宋）张镃 撰
○作文
吕居仁云：「东坡三马赞，振鬛长鸣，万马皆瘖。此皆记不传之妙，学文者能涵泳此等语，自然有入处。」
左氏之文，语有尽而意无穷。如献子辞梗阳人一段，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也。如此等处，皆是学文养气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班固叙事详密，有次第，专学左氏。如叙霍、上官相失之由，正学左氏记秦穆、晋惠相失处也。
孙子十三篇，论战守次第，与山川险易、长短小大之状，皆曲尽其妙。摧髙发隐，使物无遁情。此尤文章妙处。
读三苏进策，涵养吾气，他日下笔，自然文字霶霈，无吝啬处。
韩退之文浑大广逺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摹次第，初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韩文，则工夫自易。
张文潜尝云：「但把秦汉以前文字熟读，自然滔滔地流也。」又云：「近世所当专学者，惟东坡。」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题目。如《尚书》可见，后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是理。只如《选诗》有髙古气味，自唐以下无复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从容委曲，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惟《左传》为然。如当时诸国徃来之辞，与当时君臣相告相诮之语，盖可见矣。亦是当时圣人余泽未逺，涵养自别，故辞气不迫如此，非后世人专学言语者也。
读《荘子》令人意寛，思大，敢作；读《左传》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书不可偏废也。近世读东坡、鲁直诗，亦类此。
文章大要，须以西汉为宗，此人所可及也。至于上面一等，则须审已才分，不可勉强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终身从东坡歩骤，次第止宗西汉，可谓喜学矣。
檀弓：「云南宫绦之妻之姑之丧，三之不能去其一。进使者而问故，夫子之所以问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进字足矣，丰不余一言，约不失一辞。谅哉！」
陆士衡《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髙古气味。老杜诗云：“句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句，即警策也。
汉髙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去先秦古书不逺，后世不能及。至孝武纪诏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
医书论脉之形状，病之证验，无一字妄发，乃于借物为谕，尤见工夫。大抵见之既明，则发之于言语，自然分晓。观此等书，可见。
又云：“东坡云：‘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至，如《礼记》、《左氏》可见。”
韩退之答李翱书，老苏上欧公书，最见为文养气妙处。西汉自王褒以下，文字专事词藻，不复简古；而谷永等书，杂引经传，无复已见，而古学逺矣。此学者所宜深戒。
檀弓与左氏纪太子申生事详略不同，读左氏然后知檀弓之髙逺也。
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矣。
老杜云：「新诗改罢自长吟，文字频改，工夫自出。」
学者须做有用文字，不可尽力虚言。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议论文字须以董仲舒、刘向为主，《礼记》、《周礼》及《新序》、《说苑》之类皆当贯穿熟考，则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诸序，尤须详味【已上出《吕氏童蒙训】
张子韶云：「文字有眼目处，当涵泳之，使书味存于胷中，则益矣。」韩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华，正谓此也。」
又云：「欧阳公之文粹如金玉，东坡之文浩如河汉。盛矣哉！」
又云：「书犹麹蘖，学者犹秫稻。秫稻必得曲蘖，则酒醴可成。不然，
译张耒说：“《诗经》三百篇，虽然说是妇女、平民、卑贱奴隶所作，但归根结底，不是深通文章之道的人写不出来的。比如《七月》中‘在野’到‘入我床下’，在《七月》以下各章中，都不点破，直到十月才说蟋蟀，不是深通文章之道的人能写得出来吗？”以上内容出自《吕氏童蒙训》。
仕学规范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仕学规范卷三十五
（宋）张镃 撰
○作文
吕居仁说：“苏东坡的《三马赞》，‘振鬛长鸣，万马皆瘖’，这些都记录了不可言传的妙处，学习写文章的人如果能沉浸体味这类语句，自然会有入门的途径。”
《左传》的文章，语言有尽而意蕴无穷。比如赵武拒绝梗阳人贿赂那一段，所谓一唱三叹，有余音缭绕的感觉。像这些地方，都是学习文章、培养文气的根本，不可不深入思考。
班固叙事详实周密，有条理，专门学习《左传》。比如叙述霍光、上官桀失和的原因，正是学习《左传》记载秦穆公、晋惠公失和的地方。
《孙子兵法》十三篇，论述战争防守的次序，以及山川险易、长短小大的状况，都详尽地展现了其妙处。摧毁高处的障碍，揭示隐藏的事物，使万物没有遁形的余地。这尤其是文章的妙处。
阅读三苏的进策，涵养我们的文气，日后下笔，自然文字充沛，没有吝啬之处。
韩愈的文章浑厚宏大、广阔深远难以窥测，柳宗元的文章分明可见规矩和次序，初学者应当先学习柳宗元的文章，然后熟读韩愈的文章，那么功夫自然容易见到成效。
张耒曾说：“只要把秦汉以前的文字熟读，自然就会滔滔不绝地流淌出来。”又说：“近世应当专门学习的，只有苏东坡。”
古人的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都可以作为题目。比如《尚书》就可以看出，后人的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合乎道理。只如《选诗》有高古的气味，自唐代以下就没有这种意趣了，这些都不可以不知道。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从容委曲，言辞不迫切而意蕴独自到达，只有《左传》是这样。比如当时各国往来的言辞，以及当时君臣相互告诫、讥讽的话语，大概可以看出。这也是当时圣人遗留的恩泽还未久远，涵养自然不同，所以言辞语气不迫切如此，不是后世的人专门学习言语就能做到的。
读《庄子》让人心胸开阔，思虑宏大，敢于创作；读《左传》便使人进入法度，不敢轻率。这两本书不可偏废。近世读苏东坡、黄庭坚的诗，也类似这样。
文章的大要，必须以西汉为宗，这是人们可以达到的。至于上面一等，则必须审视自己的才分，不可勉强去做。比如秦观的才分，终身跟随苏东坡的脚步，次序只宗法西汉，可以说是喜好学习了。
《檀弓》：“说南宫绦的妻子、姑母的丧事，三次都不能去掉其中一个。进见使者询问缘故，夫子之所以问使者，使者之所以回答夫子。一个‘进’字就够了，丰富而不多余一言，简约而不缺失一词。确实如此！”
陆机《文赋》说：“确立片言以居于要害，乃是一篇的警策。”这是重要的论述。文章没有警策，就不足以传世。大概是不能耸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代人的各种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的人，专门致力于此，所以失于绮靡，而没有高古的气味。老杜诗说：“句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句，就是警策。
汉高祖纪的诏令雄健，孝文帝纪的诏令温润，距离先秦古书不远，后世不能及。到孝武帝纪的诏令开始讲究文采，文章也逐渐衰落了。
医书论述脉象的形状，病症的验证，没有一个字是妄发的，而在借物为喻方面，尤其见出功夫。大抵看得既明白，那么表达在言语上，自然分晓。观察这类书，就可以看出。
又说：“苏东坡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至，如《礼记》、《左传》可以看出。”
韩愈答李翱书，老苏上欧阳公书，最见为文养气的妙处。西汉自王褒以下，文字专门从事词藻，不再简古；而谷永等人的书，杂引经传，没有自己的见解，而古学就远去了。这是学者所应当深深警戒的。
《檀弓》与《左传》记载太子申生事的详略不同，读《左传》然后知道《檀弓》的高远。
写文章必要有悟入处，悟入必定从功夫中来，不是侥幸可以得到的。如老苏对于文章，黄庭坚对于诗歌，大概都尽了这个道理。
老杜说：“新诗改罢自长吟，文字频改，功夫自出。”
学者须做有用的文字，不可尽力于虚言。有用的文字，议论文字是也。议论文字须以董仲舒、刘向为主，《礼记》、《周礼》及《新序》、《说苑》之类都应当贯穿熟考，那么做一日便有一日功夫。近世文字如曾巩的各种序，尤其须详细体味。以上内容出自《吕氏童蒙训》。
张子韶说：“文字有眼目处，应当沉浸体味，使书味存于胸中，那么就有益了。”韩愈说：“沉浸醲郁，含英咀华，正是说的这个。”
又说：“欧阳修的文章粹如金玉，苏东坡的文章浩如河汉。盛大啊！”
又说：“书犹麹蘖，学者犹秫稻。秫稻必得曲蘖，则酒醴可成。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