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周礼注疏》 唐 贾公彦 等撰
●周礼正义序
（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等奉敕撰）
夫天育蒸民，无主则乱；立君治乱，事资贤辅。但天皇地皇之日，无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 通卦验》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辅有三名。”注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机矩表计，置其刻日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注云：“拒燧皇，谓人皇，在伏羲前，风姓，始王天下者。”《丁菲：“所谓人皇九头，兄弟九人，别长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钩》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论语撰考》云：“黄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虽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黄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纬 命历序》云：“有九头纪，时有臣，无官位尊卑之别。”燧皇、伏羲既有官，则其间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无文字以知其官号也。案《左传》昭十七年云：“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杜氏注云：“少▯金天氏，黄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注云：“黄帝轩辕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缙云氏盖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注云：“炎帝神农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纪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注云：“共工以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农前，大▯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注云：“大▯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命官也。”“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又云“凤鸟氏历正”之类，又以五鸟、五鸠、九扈、五雉并为官长，亦皆有属官，但无文以言之。若然，则自上以来，所云官者，皆是官长，故皆云师以目之。又云：“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是以少▯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百官之号象其徵；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地，百官之号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马之类是也。若然，前少▯氏言祝鸠氏为司徒者，本名祝鸠，言司徒者，以後代官况之。自少▯以上，官数略如上说，颛顼及尧官数虽无明说，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蔡墨对曰：“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注云：“穷桑，帝少▯之号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故《外传》犁为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颛顼时之官也。案《郑语》云：“重、犁为高辛氏火正。”故《尧典》注：“高辛氏之世，命重为南正，司天；犁为火正，司地。”以高辛与颛顼相继无隔，故重、犁事颛顼，又事高辛，若稷、契与禹事尧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注“颛顼”之下云：“春官为木正，夏官为火正，秋官为金正，冬官为水正，中官为土正。”高辛氏因之，故《传》云“遂济穷桑”，穷桑，颛顼所居，是度颛顼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时之官，唯有重、犁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见更有馀官也。至於尧舜，官号稍改。《楚语》云“尧复育重、犁之後”，重、犁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尧典》云“乃命羲和”，注云：“高辛之世，命重为南正，司天；犁为火正，司地。尧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贤者使掌旧职。天地之官，亦纪於近，命以民事，其时官名盖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
译《周礼注疏》 唐 贾公彦 等撰
●周礼正义序
（唐朝散大夫、代理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等奉皇帝诏令撰写）
上天养育众民，如果没有君主就会混乱；设立君主来治理混乱，事务需要贤能的辅佐。但是在天皇、地皇的时代，没有事务，百姓安宁。从燧皇开始，才有了臣子。所以《易·通卦验》说：“天地确立了位置，君臣之道就产生了。君主有五个阶段，辅佐有三种名称。”注释说：“三种名称，指公、卿、大夫。”又说：“燧皇刚出现时，掌握着规矩表计，放置刻有日期的苍牙，通达灵昌的成就，孔子推演天命，阐明道经。”注释说：“燧皇，即人皇，在伏羲之前，风姓，是开始统治天下的人。”《丁菲》说：“所谓人皇有九个头，兄弟九人，分别统领九州。”由此可见，政教君臣制度，起源于人皇的时代，到伏羲时沿袭下来。所以《文耀钩》说：“伏羲制作《易》，设立官职名称。”又查考《论语撰考》说：“黄帝接受地形的形象，观察天文来制定官职。”伏羲以前，虽然有三种名称，未必都设立了具体的官位，到了黄帝时，名称和职位才完备。所以《春秋纬·命历序》说：“有九头纪，当时有臣子，但没有官位尊卑的区别。”燧皇、伏羲既然有了官职，那么其间九皇、六十四民有官职是明显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无法知道他们的官号。查考《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秋天，郯子来朝见，鲁昭公设宴招待他，昭子问他说：‘少皞氏用鸟名来命名官职，这是什么缘故？’”杜预注释说：“少皞即金天氏，黄帝的儿子，己姓的祖先。”“郯子说：‘这是我的祖先，我知道。从前黄帝氏用云来记事，所以设立云师，用云来命名。’注释说：‘黄帝轩辕氏，姬姓的祖先。黄帝受命时有云的祥瑞，所以用云来记事，百官师长都用云作为名号，缙云氏大概是其中一官。’‘炎帝氏用火来记事，所以设立火师，用火来命名。’注释说：‘炎帝神农氏，姜姓的祖先。也有火的祥瑞，用火来记事并命名百官。’‘共工氏用水来记事，所以设立水师，用水来命名。’注释说：‘共工是称霸九州的诸侯，在神农之前，大皞之后，也受水的祥瑞，用水来命名官职。’‘大皞氏用龙来记事，所以设立龙师，用龙来命名。’注释说：‘大皞即伏羲氏，风姓的祖先。有龙的祥瑞，所以用龙来任命官职。’‘我的高祖少皞挚即位时，凤鸟飞来，所以用鸟来记事，设立鸟师，用鸟来命名。’又说‘凤鸟氏掌管历法’之类，又把五鸟、五鸠、九扈、五雉都作为官长，也都各有属官，只是没有文字记载。如果这样，那么从上古以来，所说的官，都是官长，所以都称‘师’来称呼他们。又说：‘从颛顼以来，不能记述久远，就记述近处。’所以少皞以前，天下的名号象征其德行，百官的名号象征其征验；颛顼以来，天下的名号依据其地域，百官的名号依据其事务，事务即司徒、司马之类。如果这样，前文少皞氏说祝鸠氏为司徒，本名是祝鸠，说司徒，是用后代的官职来类比。从少皞以上，官职数量大致如上述所说，颛顼和尧的官职数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也可以大致说说了。查考昭公二十九年，魏献子说：‘社稷的五种祭祀，是谁的五个官职？’蔡墨回答说：‘少皞氏有四个叔叔，叫重、叫该、叫脩、叫熙，确实能掌管金、木及水。让重做句芒，该做蓐收，脩和熙做玄冥，世代不失去职责，于是成就了穷桑，这是三种祭祀。’注释说：‘穷桑，是帝少皞的名号。’‘颛顼氏有个儿子叫犁，做祝融；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句龙，做后土：这是两种祭祀。后土就是社。稷，是田官之长。烈山氏的儿子叫柱，做稷，从夏朝以上祭祀他。周弃也做稷，从商朝以来祭祀他。’所以《外传》说犁是高辛氏的火正，这些都是颛顼时的官职。查考《郑语》说：‘重、犁是高辛氏的火正。’所以《尧典》注释：‘高辛氏的时代，任命重为南正，掌管天文；犁为火正，掌管地理。’因为高辛与颛顼相继没有间隔，所以重、犁事奉颛顼，又事奉高辛，就像稷、契与禹事奉尧又事奉舜一样。所以昭公十七年服虔注释‘颛顼’之下说：‘春官为木正，夏官为火正，秋官为金正，冬官为水正，中官为土正。’高辛氏沿袭它，所以《传》说‘于是成就了穷桑’，穷桑，是颛顼所居之处，这是推度从颛顼到高辛的情况。如果这样，高辛时的官职，只有重、犁以及春之木正等，不见得还有其余的官职。到了尧舜，官号稍有改变。《楚语》说‘尧又养育重、犁的后代’，重、犁的后代，就是羲、和。所以《尧典》说‘于是任命羲和’，注释说：‘高辛氏的时代，任命重为南正，掌管天文；犁为火正，掌管地理。尧养育重、犁的后代羲氏、和氏的儿子，贤能者让他们掌管旧职。天地之官，也记述近处，任命他们管理民事，那时的官名大概叫稷、司徒。’天官，就是稷；地官，就是司徒。又说‘分别命令羲仲’、‘重申命令羲叔’、‘分别命令和仲’、‘重申
命和叔”，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尧既分阴阳四时，又命四子为之官。掌四时者，字曰仲叔；则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兜曰共工”，注：“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让稷、契暨咎繇，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注：“稷，弃也。初，尧天官为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亲，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尧时事，舜因禹让，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为秩宗”，舜时官也。以先後参之，唯无夏官之名。以馀官约之，《夏传》云司马在前，又後代况之，则羲叔为夏官，是司马也。故分命仲叔，注云官名，盖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共工，通稷与司徒，是六官之名见也。郑玄分阴阳为四时者，非谓时无四时官，始分阴阳为四时，但分高辛时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时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尧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时官不数之者，郑云：“初，尧冬官为共工。舜举禹治水，尧知其有圣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宠异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职，为共工与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尧典》又云“帝曰畴咨，若时登庸”，郑注云：“尧末时，羲、和之子皆死，庶绩多阙而官废。当此之时，▯兜、共工更相荐举。”下又云“帝曰四岳，汤汤洪水，有能俾▯”，郑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兜、共工、放齐、<骨玄>四人而已，其馀四人，无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则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尧初天官为稷，至尧试舜天官之任，谓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为之，即天官也。案《尚书传》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尧始以羲、和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为四岳，出则为伯。其後稍死，▯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尧丧、舜即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据畿外八州。郑云“畿内不置伯，乡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郑注云：“有虞氏官盖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记也。”《昏义》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郑云盖夏制依此差限，故不从记文。但虞官六十，唐则未闻。尧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属官言之，则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阳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喾官号，略依高阳，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与六卿，又《尧典》有典乐、纳言之职，至於馀官，未闻其号。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数。殷官二百四十，虽未具显，案《下曲礼》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郑皆云“殷法”，至於属官之号，亦蔑云焉。案《昏义》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书传》云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顾命》太保领冢宰，毕公领司马，毛公领司空，别有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卫侯为司寇，则周时三公各兼一卿之职，与古异矣。但周监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备。此即官号沿革，粗而言也。
译命令和叔，让他分别主管四方。注解说：“仲、叔也是羲、和的儿子，尧已经分掌阴阳四时，又任命这四个儿子担任官职。掌管四时的，字称为仲叔；那么掌管天地的，大概称为伯吧？这样就有六官。”考察下文“〇兜曰共工”，注解说：“共工，是水官。”直到下文舜寻求百揆，禹推让稷、契和咎繇，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撒这些百谷。”注解说：“稷，就是弃。起初，尧的天官是稷。”又说“帝说契，百姓不和睦，你担任司徒”，又说“帝说咎繇，你担任士”。这三个官职是尧时的事，舜因为禹的推让，述说他们以前的功劳。下文说“舜任命伯夷为秩宗”，这是舜时的官职。通过先后次序参证，只有没有夏官的名称。用其他官职来推测，《夏传》说司马在前面，又用后代的情况来类比，那么羲叔就是夏官，即司马。所以分别任命仲叔，注解说这是官名，大概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共工，连同稷与司徒，这就是六官的名称显现出来了。郑玄说分阴阳为四时，并不是说没有四时官，才开始分阴阳为四时，只是分高辛时重、黎的天地官，让他们兼管四时罢了。而称仲叔，所以说：“掌管天地的大概称为伯吧”。如果这样，《尧典》说伯禹担任司空，四时官不把他算在内的原因，郑玄说：“起初，尧的冬官是共工。舜举荐禹治水，尧知道他有圣德，必定能成功，所以改命为司空，用官名来宠异他，这不是常设的官职。”等到禹登上百揆的职位，舍弃司空的职务，担任共工与虞，所以说“垂担任共工，益担任我的虞”就是这样。考察《尧典》又说“帝说谁可以咨询，像这样提拔任用”，郑注说：“尧末年时，羲、和的儿子都死了，许多功绩缺失而官职废弛。在这个时候，〇兜、共工互相荐举。”下文又说“帝说四岳，洪水浩大，谁能使〇”，郑说：“四岳，是四时的官，主管四岳的事务。”起初羲、和的时候，主管四岳的，称为四伯。等到他们死后，分岳事设置八伯，都是王官。这八伯，只有〇兜、共工、放齐、<骨玄>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没有文献可知。考察《周官》说：“唐虞考察古制，建立官职共一百。内有百揆、四岳。”那么四岳之外，还有百揆的官职。只是尧起初天官是稷，到尧试用舜天官的职位，称为百揆。舜即真之后，任命禹担任，就是天官。考察《尚书传》说“只有第一年巡狩四岳八伯”，注解说：“舜格文祖的那一年，尧开始以羲、和为六卿，春夏秋冬者，都掌管方岳的事务，这就是四岳，出外则称为伯。后来逐渐死去，〇兜、共工请求替代，于是设置八伯。”元祀，是指除去尧丧、舜即真的那一年。九州说八伯，是依据畿外八州。郑玄说“畿内不设置伯，由乡遂的官吏主管”。考察《明堂位》说：“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郑注说：“有虞氏官大概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能像这样记载。”《昏义》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郑玄说大概夏制依照这个差限，所以不遵从记文。只是虞官六十，唐则未闻。尧舜道同，或者都是六十，连同属官来说，则都有百。所以成王《周官》说“唐虞建官惟百”。如果这样，从高阳以前，官名略说于上，至于帝喾官号，略依高阳，不能详尽。其唐虞之官，只有四岳、百揆与六卿，又《尧典》有典乐、纳言之职，至于其余官职，未闻其号。夏官一百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数。殷官二百四十，虽未具显，考察《下曲礼》说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类，郑都说是“殷法”，至于属官的称号，也很少提及。考察《昏义》说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所以《书传》说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考察《顾命》太保领冢宰，毕公领司马，毛公领司空，另有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卫侯为司寇，那么周时三公各兼一卿之职，与古不同了。只是周监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备。这就是官号沿革，粗略而言。
◎序周礼废兴
周公制礼之日，礼教兴行。後至幽王，礼仪纷乱，故孔子云诸侯专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郑注云：“亦谓幽王之後也。”故晋侯赵简子见仪，皆谓之“礼”，孟僖子又不识其仪也。至於孔子更▯而定之时，已不具，故《仪礼》注云：“後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孔子曰：“吾自卫反於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谓当时在者而复重杂乱者也，恶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复更散乱。故《艺文志》云：“昔仲尼没，微言绝，七十二弟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书，纷然散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周亡，灭去其藉，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至高堂生博士传十七篇。孝宣世，后仓最明礼，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案《儒林传》：“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戴德、戴圣。”郑云“五传弟子”，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是为五也。此所传者，谓十七篇，即《仪礼》也。《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解》，逵《解》行於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则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为六乡大夫，则冢宰以下及六遂，为十五万家，ㄌ千里之地，甚谬焉。此比多多，吾甚闵之久矣。”六乡之人，实居四同地，故云ㄌ千里之地者，误矣。又六乡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皆讫。惟念前业未毕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案《艺文志》云：“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书经传诸子诗赋。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於是总群书，奏其《七略》，故有《六艺》、《七略》之属。”歆之录，在於哀帝之时，不审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刘向、子歆考理秘书，始得列序，著於录略”者。成帝之时，盖刘向父子并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者，故今文乖，理则是也。故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又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
译◎序周礼废兴
周公制定礼制的时候，礼教兴盛推行。后来到了周幽王时期，礼仪混乱，所以孔子说诸侯专断征伐，“十代很少有不失国的”。郑玄注解说：“这也是指幽王之后。”所以晋侯赵简子见到仪节，都称之为“礼”，孟僖子又不认识那些仪节。到了孔子重新整理确定的时候，已经不完备了，所以《仪礼》注解说：“后世衰微，幽王、厉王尤其严重，礼乐的书籍，渐渐被废弃。”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音乐得以校正，雅、颂各归其位。”这是说当时存在的而又重新杂乱的，哪里能保存那些已经亡失的呢？等到孔子去世后，又更加散乱。所以《艺文志》说：“从前仲尼去世，微言绝迹，七十二弟子丧亡而大义乖谬。诸子的书籍，纷然散乱，到了秦朝对此感到忧虑，于是焚烧毁灭文章，来愚弄百姓。”又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等到周朝衰微，诸侯将要逾越法度，厌恶它周全完备，毁灭去除它的依据，从孔子时代就不完备，到秦朝大坏。汉朝兴起，到高堂生博士传授十七篇。汉宣帝时，后仓最精通礼，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弟子，三家立于学官。”查考《儒林传》：“汉朝兴起，高堂生传授《礼》十七篇，而鲁地徐生善于容止。汉文帝时，徐生因容止成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因礼学做到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师从萧奋，将礼学传授给后仓。后仓解说礼学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传授给戴德、戴圣。”郑玄说“五传弟子”，那么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这就是五传。这里所传授的，说的是十七篇，就是《仪礼》。《周官》，在汉武帝时才出现，秘藏而不流传。《周礼》后出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特别厌恶它。所以《马融传》说：“秦国从秦孝公以下，使用商鞅的法令，其政教酷烈，与《周官》相反。所以秦始皇禁止携带书籍，特别憎恶，想要断绝毁灭它，搜求焚烧得特别彻底，因此隐藏了百年。汉武帝才废除携带书籍的律令，开辟献书的道路，既然从山岩屋壁中出土，又进入秘府，五家之儒都不能见到。到了汉成帝，通达才识的人刘向、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排列次序，著录于目录。然而亡失了《冬官》一篇，用《考工记》来补足。当时众多儒生一起出来共同排斥，认为不是真的。只有刘歆独自识得，他那时还年轻，致力于广泛阅览博览，又大多锐精于《春秋》。晚年，才知道周公致太平的事迹，事迹全在这里。无奈遭遇天下仓促，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只有同乡河南缑氏杜子春还在，永平初年，年纪将近九十，住在南山，能通晓其诵读，颇识其解说，郑众、贾逵前往受业。郑众、贾逵洪雅博闻，又用经书记传相证明来作《解》，贾逵的《解》行于世，郑众的《解》不行。兼揽两家，作为完备却多有遗缺。然而郑众当时所解说，接近得到其实，唯独以《书序》说‘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这就是此《周官》，失之矣。贾逵认为六乡大夫，那么冢宰以下及六遂，为十五万家，方圆千里之地，非常谬误。此类错误很多，我怜悯它很久了。”六乡之人，实际居住在四同地，所以说方圆千里之地，是错误的。又六乡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议的不著录。又说“多多”的，像这样解说而不著录的很多。又说：“到了六十岁，担任武都太守。郡小事务少，于是叙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都完成。只念想以前未完成的只有《周官》，年纪六十六岁，目瞑意倦，自力补之，称为《周官传》。”查考《艺文志》说：“成帝时，因为书籍颇散亡，派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书经传诸子诗赋。刘向就条列其篇目，撮取其指意，记录而奏之。适逢刘向去世，哀帝又派遣刘向之子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群书，奏其《七略》，所以有《六艺》、《七略》之类。”刘歆的录，在哀帝之时，不知马融为什么说“到孝成皇帝，命刘向、刘歆考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成帝之时，大概刘向父子都被帝命，到刘向去世，哀帝命刘歆完成父亲所整理的，所以今文乖谬，道理则是正确的。所以郑玄序说：“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都作《周礼解诂》。”又说：“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
○其名《周礼》为《尚书》‘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书序》曰：‘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是言盖失之矣。案：《尚书 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属，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过三千言。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作《周官》之时，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别，正有一篇。《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若兹，焉得从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然则《周礼》起於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大平之变，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是以《周礼》大行，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谓也。
●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
（○陆德明《音义》曰：“本或作‘冢宰上’，非，馀卷放此。”）
[疏]“天官冢宰”。郑《目录》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统理万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总御众官，使不失职。不言司者，大宰总御众官，不主一官之事也。”
○释曰：郑云“象天”者，周天有三百六十馀度，天官亦总摄三百六十官，故云“象天”也。云“官”者，亦是管摄为号，故题曰“天官”也。郑又云“冢，大。宰，官也”者，下注对大宰则云“冢者，大之上”，此不对大宰，故云“冢，大也”。“宰”者，调和膳羞之名，此冢宰亦能调和众官，故号大宰之官。郑又云“不言司者，大宰总御众官，不主一官之事”者，此官不言司，对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群职，故言司。此天官则兼摄群职，故不言司也。若然，则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其地官，郑云“象地所立之官”。彼言“象地”，实主地事；此天官言“天”，直取总摄为言，全无天事。天事并入於春官者，言象天自取总摄为名，象地自取掌物为号，各取一边为义理，无嫌也。
○“第一”者，“第”，次也，“一”者，数之始也。次第之中处一，故云第一也。郑氏者，汉大司农，北海郡郑玄之孙，名玄，字康成。“注”者，於经之下自注己意，使经义可申，故云“注”也。孔君、王肃之等则言“传”，“传”者，使可传述。若然，或云“注”、或言“传”不同者，立意有异，无义例也。
惟王建国，（建，立也。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司徒职》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王如字，干宝云：“王，天子之号，三代所称。”雒，音洛，水名也，本作洛，後汉都洛之阳，改为雒。景，京领反，下皆同。）
[疏]“惟王建国”
○释曰：自此以下至“以为民极”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者，以其建国设官为民不异故也。王者临统无边，故首称“惟王”，明事皆统之於王。王既位矣，当择吉土以建国为先，故次言“建国”。於中辩四方、正宫庙之位，复体国经野，自近及远也。於是设官分职，助理天工，众人取中以为治体，列文先後次第应然。其实建国之初，岂未设官分职也？直以作序之意，主在设官分职，为民极耳，故终言之。“惟王建国”者，言“惟”，谓若《尚书》云“惟三月”之类，皆辞，不为义。建，立也。惟受命之王乃可立国城於地之中。必居地中者，案《尚书 康诰》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
译○《周礼》在《尚书》中被称为《周官》，是周天子的官制。《尚书序》说：“成王废黜了殷商的命数，灭掉了淮夷，返回丰邑，作了《周官》。”这种说法大概是错误的。考察：《尚书》中的《盘庚》、《康诰》、《说命》、《泰誓》等篇，它们的序言都说“某人作了若干篇”，现在多的也不过三千字。而且《尚书》的内容，是根据时事来写辞令，是君臣之间诰命的语言。作《周官》的时候，周公又作了《立政》，上下篇的区别，正好是一篇。《周礼》却有六篇，文字差异达数万，从头到尾的辞句，都不像《尚书》一类，难以归属于它。既然事实如此，怎么能跟随那些说法呢？”又说：“这种道，是文王、武王用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的，由周公制定，达到了隆盛太平、出现龙凤祥瑞的境界。”然而《周礼》起源于成帝时的刘歆，完成于郑玄，附会背离它的人占了一大半。所以林孝存认为汉武帝知道《周官》是末世混乱、不验的书，所以作《十论》、《七难》来排斥它。何休也认为它是六国阴谋之书。只有郑玄遍览群经，知道《周礼》是周公实现大治的变革，所以能回答林硕的论难，使《周礼》的意义得以条理贯通。所以郑氏传文说，郑玄认为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因此《周礼》大行于世，成为后世王者的法度。《易经》说“神妙地变化它，在于其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
（○陆德明《音义》说：“有的本子作‘冢宰上’，不对，其余各卷仿照此例。”）
[疏]“天官冢宰”。郑玄《目录》说：“仿效天所设立的官职。冢，是大。宰，是官。天统理万物，天子设立冢宰让他掌管国家治理，也是用来总御众官，使他们不失职。不说‘司’，是因为大宰总御众官，不主管单一官职的事务。”
○解释说：郑玄说“象天”，是因为周天有三百六十多度，天官也总摄三百六十个官职，所以说“象天”。说“官”，也是以管摄为称号，所以标题叫“天官”。郑玄又说“冢，大。宰，官也”，下面的注对大宰则说“冢，是大之上”，这里不对大宰，所以说“冢，大也”。“宰”，是调和膳食的名称，这冢宰也能调和众官，所以号称大宰之官。郑玄又说“不说‘司’，是因为大宰总御众官，不主管单一官职的事务”，这官职不说司，相对于司徒、司马、司寇、司空都说司，因为它们各自主管一个官职，不兼管群职，所以说司。这天官则兼摄群职，所以不说司。如果这样，那么春官也不说司，是因为祭祀鬼神，鬼神不是人所主管，所以也不说司。那地官，郑玄说“仿效地所设立的官职”。那里说“象地”，确实主管地事；这天官说“天”，只是取总摄的意思，完全没有天事。天事并入春官，是说象天取自总摄为名，象地取自掌物为号，各取一方面为义理，没有嫌疑。
○“第一”，“第”，是次序，“一”，是数的开始。在次序中处于第一，所以说第一。郑氏，是汉大司农，北海郡郑玄的孙子，名玄，字康成。“注”，是在经文下面自己注解自己的意思，使经义可以申述，所以说“注”。孔君、王肃等人则说“传”，“传”，是使可以传述。如果这样，有的说“注”、有的说“传”不同，是因为立意有异，没有固定的义例。
惟王建国，（建，是立。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称为《周礼》。在土中营建邑都。七年，将政事交给成王，用这个礼授给他，让他居住在洛邑，治理天下。《司徒职》说：“冬至日的日影，一尺五寸，称为地中，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时相交的地方，风雨相会的地方，阴阳相和的地方，这样百物阜盛安宁，于是建立王国。”
○王如字，干宝说：“王，是天子的称号，三代所称呼。”雒，音洛，水名，本作洛，后汉定都洛水之阳，改为雒。景，京领反，下面都相同。）
[疏]“惟王建国”
○解释说：从这里以下到“以为民极”五句，六官之首都有这个序言，是因为建国设官为民没有不同。王者临统无边，所以首先称“惟王”，表明事情都统属于王。王既已即位，应当选择吉土以建国为先，所以接着说“建国”。在其中辨别四方、端正宫庙的位置，又体国经野，由近及远。于是设官分职，助理天工，众人取中作为治体，列文先后次序应当如此。其实建国之初，难道没有设官分职吗？只是作序的意思，主要在设官分职，为民极罢了，所以最后说。“惟王建国”，说“惟”，像《尚书》说“惟三月”之类，都是虚词，没有实际意义。建，是立。只有受命的王才能在地中建立国城。必须居地中，考察《尚书·康诰》说：“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