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五　海防志

译澳寨，分兵驻守。水澳寨，元代改名为永宁。详见《兵制》。淳熙十三年，在城南设置宝林寨，在城东设置法石寨，各自分兵驻守。详见《兵制》。嘉定十一年，将法石寨兵力增加到二百人。在围头设置宝盖寨，调宝林寨兵一百二十人前往戍守。见《兵制》。真德秀《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说：泉州作为州，控制并面向大海，实在是福建边远地区的重要会聚之地。国家南渡初期，盗贼屡次作乱，皇上忧虑勤政，设置军队、建立戍守，用来防备海上意外，安排得极为详细严密。开禧年间战事兴起以后，戍卒能够活着回来的很少，船只荡失，再也没有保存下来。于是武备空虚，军政废坏，这是有识之士共同寒心的事。近来温明一带群盗窥见防守单薄，便萌生侵犯的意图，幸赖圣朝威德广泛施行，很快肃清了他们。只是目前的警患大致平息后，如果因循苟且，不再稍加整治，怎知不会有日后的祸患？我不顾自己迂腐愚昧，私下思考长久安定的办法。近来选派本州观察推官李方子、晋江县知县徐叔用，会同左翼军副将邱童等人，遍行海滨，秘密察看情势。现在据各官申报，我私下看到，沿海各处列寨戍守，关键在于控制扼守得当、部署适宜、士卒精练、器械整齐、船只便利并且熟悉风涛，这样遇到缓急才可以使用。现在左翼水军有三座寨：宝林、法石、永宁。本州沿海有四座寨，其中最紧要的有两处：晋江的石湖、惠安的小兜。虽然已经取得控制扼守之势，但宝林离城很近，距海却很远，形势稍缓，却还设有新旧两寨。至于围头，距州城一百二十多里，正面临大海，是南北洋船只往来必然停泊的地方，旁边又有支港可以通达石井，形势十分重要，但以前从未加以设置，这是控制扼守没有完全安排在适当位置。宝林驻扎水军三百人，人数最多；法石虽有一百二十多人，但正处于防海冲要之地，人数仍然太少。永宁步军人数却是水军的数倍，确实是本末倒置，这是部署没有完全适宜。各寨军兵中混杂着老弱之人。法石军器由大军统一掌管，遇事申领，不免耽搁。大军战船仅仅够用，其余各寨全无船只，只徒有水师的名义，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至于营房倒塌、器械缺少，丧失的装备尤其严重；如果不趁现在逐一整备，临战时必然误事。现将应当办理的整顿事项逐条列在下面，必须上报知悉。又有《请修治海军政状》说：贼船向南逃窜，还没有全部擒获；风涛变化只在片刻之间，往来没有固定时间。我任本州知州时，自从捕获贼首赵希却等人以后，具文申报朝廷。承蒙朝廷发下度牒十五道，用来帮助本州修整战船、创建围头宝盖寨以及修葺法石、永宁二寨，增加水军驻屯，增设石湖、小兜水军名额，直到储备军粮、修理铠甲器械，各项都应准备齐全。每年还应举行水军训练，并划定各寨巡海的界限。如今再次到任，看见各项事务多已废弛：军船破坏腐烂却不修理，军队名额因死亡而不补充，营房破败，铠甲器械损失。自从统制齐敏到任后，才稍加修缮治理，但仍未能完成。等到贼船侵扰郡境时，只好仓促私自雇用民船，供大军使用。所以在料罗之战中，虽然有勇将精兵，最终却因船小而不能完成全功。等晋江、同安的民船稍稍聚集，贼徒已经迅速逃走，事情已来不及了。如今贼徒深入广南，正值返航之时，必定有人遭受他们抢劫，难道不会损失国家赋税吗？而福、兴、泉三郡，全靠广南运来的米粮供养军民。

译贼船在海上，运米船不能到达，军民马上就会缺粮，米价飞涨，公私都受其害。

译这件事造成的利害关系，本来就很重大，何况祸患发生在海上。海盗每次劫掠客船，小则把船烧掉，大则夺来作为自己的船。船上人员有的抵抗，敌不过就被杀；懦弱无力、不能使用的，就放掉，有的则沉入水中。他们还掳走强壮、能够驾船的人供自己使用，稍微违背其意愿，便加以杀害。因此被掳的人只得拼死出力。海盗开始出海不过两三只船，很快就增加到二三十只；起初不过三五十人，很快就增加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如今各路贼寇在海上，人多船多，如果不及早消灭，他们就会日增月长，祸害没有穷尽。我已经同统制齐敏商议，整顿催促水军，增加建造大船，修缮各处寨堡，务必先做好准备，使贼寇不敢侵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淳祐三年，安抚司整顿沿海各州的民船。当时本州征集晋江船五十七只，纠首船二十只；南安、惠安、同安三县的船只额数也都有定额。船只分为十班，从甲到癸，每年轮换调发十三只，四县按等次编组征调。修船和犒赏等事，由各县分别办理。由州将一员押送到福州，交由安抚司将官管辖，前往沿海屯戍，事情办完后才返回。明 洪武初年，禁止百姓私自出海。洪武五年，命令制造海船，防备倭寇。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进入福建，从每户三丁中抽取一丁作为沿海戍兵，以防倭寇；并把卫所迁置在要害之处。当时泉州设置卫一处，名为永宁卫；守御所五处，名为福全、崇武、中左、金门、高浦。又设置巡检司十九处，这一年设置浯屿水寨。详见《兵制》。洪武二十一年，命汤和巡视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修筑城池，增派兵力，设置永宁指挥使以及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命令沿海卫所每个百户以及巡检司都设置船两只，用来巡查海上的盗贼。洪武二十五年，卫所军队与各郡互相调换。永乐四年，命丰城侯李彬等沿海捕捉倭寇，并招募岛民、蜑户、商贩、渔丁充当士兵。嘉靖二十六年，都御史朱纨、副使柯乔以海澳中的年长有声望者充任捕盗人员。都指挥黎秀建议说：日本倭寇往年侵入内地，朝廷多次下达备倭诏令，又委派重臣督察海防，因此海防得以安定。如今太平日子久了，军民趋利而忘记祸害，各处轻生冒险的人纷纷挽袖向前，私下与倭寇通商贸易。过去曾经缉捕断绝，如今又重新挑起祸端。如果不预先进行查究惩治，恐怕祸患日益加深，最终难以禁止。后来他又上奏说：近来主管安边馆事务，得知违禁通番大船的详细情况。这些船都在外岛建造，停泊在内澳；有的开船出海与外番通商，有的转卖给贼党。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正是海盗聚集的渊薮。近来想要实行禁令加以治理，又恐怕澳中的豪强势力抗拒不服，反而迅速引发祸患。请派府县巡捕官亲自到各澳，秘密进行擒拿惩治。船只应当烧毁的烧毁，应当留下使用的留下使用，使顽劣百姓受到警戒，使通番风气稍稍平息。奏议上报后，黎秀便因为捕盗而遭到漳、泉两地耆民的怨恨诽谤，最终被弹劾免官。十多年后，倭患大为猖獗，沿海数千里，百姓没有不遭受荼毒的。嘉靖三十七年，都御史王询请求分设福建水军：福州、兴化为一路，泉州、漳州为一路，各由参将统领。泉、漳参将驻扎诏安，从南日山到浯屿、铜山、元钟等地，都听从其节制。嘉靖三十九年，都御史唐顺之请求严禁福建沿海与倭寇交通。《筹海图编》说：倭寇拥众而来，动辄以千万人计算，不可能凭自己力量到达这里，都是因为福建内地的奸人接济。给他们米粮和水，他们才敢长期停留；给他们货物，他们才敢进行贸易；给他们向导，他们才敢深入内地。因此负责稽查的，应当是沿海寨堡、巡检司的官员。稽查有两方面：第一，检查船式。朝廷明令禁止一块木板下海，法令本来很严；但滨海百姓以海为生，采捕鱼虾又不能完全禁止，于是可以借此混杂通行。总之，只有双桅尖底船才可以通番；各官司对采捕船应规定使用平底单桅船，并用记号加以区别。违犯者毁掉船只，依例审问定罪，这样船式有了规定，接济通番就无从施行。第二，检查装载。船只即使很小，也可以分批装载货物出海，合在一起就能用来通番。各官司应严格盘问：如果确实是采捕船，除按规定携带的米水外，有没有违禁器物？返航时，除鱼虾以外，有没有贩运番货？如果有，立即依例审问定罪；这样装载有定额，接济通番就没有容身之处。这件事必须由海道官严格执行，例如某寨责成某官，某地责成某哨，某处规定某种字号，某个澳由东面某甲负责；如果这样还说通番无法禁止，我是不相信的。嘉靖四十一年，总兵俞大猷请求修缮沿海墩台，以备瞭望。俞大猷《条议山海事宜揭》说：第一，修缮墩台以备瞭望。盗寇到来时，及早发现，众人的心就不会惊慌；预先防备，谋划就能确定。开国初年倭寇为害，所以在沿海各处设置水寨守备，又在沿海高地设置墩台作为瞭望场所；保护百姓、消除祸害的制度，何等详细周全！如今海寇之患并不亚于倭奴，而沿海墩台却毁坏荒废，无人瞭望，所以盗寇得以乘隙突然袭击，使我方百姓来不及防备。应当查访旧址并恢复墩台，这样贼船尚未到达以前，村民已经知道警戒；想要趋避，就能找到办法，想要抵御，就能从容集合力量，乘势迎战。嘉靖四十三年，巡抚谭纶请求恢复五座水寨的旧址，各由一名武职官员统领。奏疏大意说：五寨扼守外洋，制度十分周密，应当恢复旧制：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三■〈舟宗〉为正兵，以铜山、小埕二■〈舟宗〉为游兵。各寨设置把总，划分汛地，明确侦察瞭望，严格会合巡哨。把三路参将改为守备。将新招募的浙兵分为两班，每班九千人，春秋两季轮番上岗。各县民壮都补充任用精壮人员，每府由一名武职官员统领。兵备使者按时巡视检阅，全部依奏执行。隆庆四年，增设浯屿、铜山的游兵。详见《兵制》。万历二十五年，增设浙营兵驻守泉州。详见《兵制》。万历二十五年，增设澎湖游兵。嘉靖、隆庆年间，海盗曾一本、林凤在这里建立巢穴。万历二十年，传来倭寇侵犯鸡笼、淡水的消息，议论者认为澎湖距离很近，不应坐失机会。于是设置官兵，先占据险要之地驻守。最初设置一游、四哨，后来因为孤岛援助少，增设一名游兵总哨，不久又裁减兵额、船额。见《兵制》。

译本朝 顺治十八年，迁徙沿海居民，以围墙作为界线，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全部毁弃为废墟。康熙十八年，命令沿海二三十里以内，衡量地势险要之处，各自修筑小寨防守，并以界墙限定范围。当时耿逆作乱，迁徙的百姓全部恢复故土。等到康亲王平定福建后，上疏说迁界使百姓受累，应听任百姓自行安排。到这时，督抚上奏请求，于是又重新迁界。康熙四十二年，复准沿海各营：海面上有岛有屿的地方，应当另行指定船只，由将领统带，长期驻守；其余各汛，由千总、把总率领游巡。同年又复准各处商船，凡驶往东洋的，必须经过定海镇管辖的要汛挂号。前往噶喇吧、吕宋等处的船只出洋，必须经过澎湖、南澳管辖的要汛挂号。船只如果由浙江进入福建，或由福建进入浙江，则必须经过定海、黄岩、温州、闽安、海坛、厦门、澎湖、南澳各协镇管辖的要汛挂号。康熙四十六年，复准福建省渔船，准许与商船一样往来。想要驶入海洋的，将十只船编为一甲，取得连环保结：一只船犯罪，其余船只全部连坐。桅杆用双桅还是单桅，听凭船只方便。以后建造船只，责成船主取得澳甲户、族里长、邻右的保结；倘若有人作奸犯科，事情败露，便与船户同罪。康熙四十八年，复准闽、粤、江、浙四省每年轮流委派总兵官，亲自率领官兵，从二月初一日出海，在所属本汛海面周遍巡查，直到九月底撤回。遇到失事或捕获盗贼，依照法例分别题报、参劾或议叙。康熙五十年，复准浙江、福建的捕鱼船只，不许越过省界航行。命令由沿海一带水师营管辖，并取得州县官的保结，送交沿海一带提督、总兵、副将，令其约束管理。康熙五十三年，复准水师提标五营，每营额定战船十四只。船旁增刻“海国万年清”五字，分给五营，每营以其中一字为字号，自一号依次编到十四号。各镇、协、营也按同样办法取字，依次编号，刻在船旁。同年又复准各省海上的商船、渔船，分别书写规定字样。各标营船巡哨时，刻明某营第几号；哨船按照舵工、水手的规定，各发给腰牌，刻明姓名、年龄相貌、籍贯。如果船没有字号，人员又有可疑之处，立即严加拿究惩治。康熙五十五年，复准福建水师提标五营、澎湖水师二营、台湾水师三营派拨兵船，并分别书写本营旗号。每月会合巡哨一次，彼此交换旗帜作为验证。康熙五十六年，覆议批准海坛、金门二镇分别划定疆界，设南、北两路总巡。每年由提标拨给船十只，其中六只归巡哨南洋的总兵官调度，四只归巡哨北洋的总兵官调度。台、澎二协副将以及金门、海坛总兵官，均从二月初一日起任职，至九月底期满撤回。这一年又覆议批准，台湾所需米粮由台湾镇、道负责；内地也要一律严加查禁，不许私自运出海洋偷卖。至于漳州、泉州、厦门一带米少价贵，由督抚酌定所需米谷数额，发文给台湾镇、道按量拨给。米谷验明后按公文发给凭照，由护送兵船逐汛严密押运，命地方官亲自监督发卖，并把原凭照申送督抚，以便销案。康熙五十八年，覆议批准凡是前往台湾的船只，必须先到厦门，出入都要接受盘查，并一律护送。由澎湖前往台湾、从台湾返回的，也一律护送。由澎湖到厦门的船只，出入经过盘查后，才准放行。又规定前往台湾的人，必须由地方官发给凭照。单身游民没有凭照而偷渡的，严加禁止。如有违犯，分别按军人或平民治罪。不许地方官滥发照票；如有哨船私自夹带偷渡者，发给并主管此事的各级官员分别议处。附载：明代曹学佺《海防志》说：福建设置海防，是为了抵御倭寇。建国初年设置卫、所，沿海从福宁到清漳、南北浙粤交界处，共设卫五个、所十四个。又在险要处设置墩台、斥堠，由军队守卫，其余由弁职官员督察，以传递警报、报告平安。凡是在陆地上防御倭寇，又在外洋设置寨、游。最初设置的寨有三个：烽火、南日、浯屿；后来增加小埕、铜山，共五寨。寨由把总统领，把总由武科会举及世袭勋臣中的高等人员题请升授，以都指挥的体制行事，称为“钦依”。最初设置的游也有三个：海坛、元钟、浯铜；后来增加湄洲、嵛山，共五游。游由把总统领，把总由抚院差遣委任或指挥，并由候用的材官充任，称为某种名色。凡是海上防御倭寇，适逢春、秋两次汛期，便驾驶楼船，准备应对岛上警情；总镇大帅也巡视海上，按期驻节，海防制度已经周密了。南澳一游位于福建、广东之间，也由“钦依”总领。近来题请将海坛、元钟改授为钦依总兵，以加强事权；并将浯屿一寨移作专门守卫石湖，以巩固泉州门户。不久又因浯铜属于漳州要区，也必须按同样体例题请改设。又恢复设置台山、礵山、湄洲、五虎、鸿江、澎湖等游，甚至在料罗、东涌、大小甘山也设置远哨，实在是想让它们在紧急时互相资助、彼此支援。大海平静无事时，就划定区域分别守卫；一旦敌船出动、下海侵扰，就合力进攻，不应拘泥于各自狭小的汛地。《闽书》说：成化、弘治以前，山寇多而海寇少；正德、嘉靖以来，山寇少而海寇多。建国初年州县沿用宋、元旧制，山林深险阻隔，荆棘茂密，奸人常常乘机窃发，发展到蔓延开来便难以收拾。如今这些地方经过砍伐清理，全都设置了县衙，即使有人想聚众啸聚，也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这就是山寇多少不同的原因。建国初年太祖严禁与外国交通，连一块木板也不许下海。江夏侯经营海上防务，城寨刚刚修成，士卒精锐强健，又哪里会有盗寇呢？嘉靖初年，都御史朱纨因为严禁海上贸易服药自杀，副使柯乔也因牵连获罪被诛。海上贸易容易进行，却不容易一下子禁绝。到了嘉靖末年，倭寇从浙江、直隶进入福建，侵犯闽中，造成多年大乱。如今福建人口日益繁多，如果不依靠对外贸易，衣食便无从取得。况且福建地势低狭而山多，沟渠高陡，雨水不能长久蓄积。每年都张口盼望吴越、东广运粮的船只，大海怎么能够禁绝呢？

译倭寇原本确实蹂躏我们的百姓，但他们来犯也有一定时日。如今他们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多是内地百姓冒用倭寇的面目、借用倭寇的名号，杀人越货，完全不知畏惧，这就是海贼多少不同的原因。当时山寇已经少了，掌事者却个个忧虑海上的倭寇，因为先前所说的，海外倭寇还有来去的时候，内地倭寇却无日不在。宁国人沈有容过去担任浯屿把总，海滨百姓的生计、出入、从事何种贸易以及所藏货物应到哪个外国市场出售，他都知道。罪大恶极的奸人就捕拿治罪；其次可以利用的，就作为耳目，竭力驱使并借编为士兵。他们熟悉冲撞、抵御的战法，见到刀刃也不害怕，望见旗帜、听到金鼓、铙钹和火炮声，神色也不惊恐；又给他们制造锋利的器械，配备坚固的船只。沈有容担任把总数年，泉州境内的海寇便绝迹了。唉！事情本来确实在人为。戴翀霄论述福建的情势，认为与浙江、直隶不同，只在于安抚是否得当。禁止一块木板下海的政策，如果施行于浙江、直隶，海滨百姓还可以凭鱼盐之利勉强生活，海洋也会因此肃清。但福建漳州、泉州等地山多田少，平日衣食全靠广潮米粮供给。海禁严急，惠州、潮州商船不能通行，米价就会上涨，百姓靠什么活命呢？我听说漳州、泉州的人把货物运到省城，走海路每百斤运脚银不过三分，走陆路却要增加二十倍，获利非常困难。当地所产的鱼、盐，比浙江还便宜，大概是因为肩挑翻越山岭，无法运出去销售。因此漳州、泉州借贷资本从事对外贸易，越禁止反而越兴盛。给倭寇当向导的人，官府拘押他的家属，使他不敢回来；他们年年入侵，说明外来盗寇的到来，都是内地盗寇纠集引导的结果。依我看，不如顺应这种形势，加以有利引导。由督抚、海道衙门命令漳州、泉州有船的人，官府为船只编号；富户为他们作保，准许他们出洋装载货物，缴纳税款后自行出售。船只回来时，向南准许贩运惠州、潮州的米，向北准许贩运福宁、温州、台州的米，但不许前往外国，也不许装载外国货物。如今海禁过于严厉，只要发现船在海上，带有兵器、火器，不问是不是外国货物，便逮捕治罪。米、谷、鱼、盐等物，一概严禁；按表面迹象虽然像是犯法，但按实际情形说，海船往来如果不携带兵器、火器，就无法防备海寇抢劫，难道不可以酌情宽宥吗？明白这一点，百姓的要求就能得到伸张，祸乱的根源也可以堵塞了。不过，这还不够。要安抚他们，必须先威慑他们。训练军队、充足粮食，使我们所具有的威势足以制服盗贼，百姓才有所畏惧而听从我们的安抚治理。安抚治理仍不服从的，然后再出兵剿灭。因此，能够进攻之后才能安抚；只知道安抚而不知道进攻的人，我还没有见过他能够真正安抚成功。《筹海图编》说：福建八郡山多田少，又没有水港，百姓本来就难以得到粮食；如果不是肩挑步担翻山越岭，即使储存一斗一石粮食也无法取得。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郡都濒临海洋，可以靠海船运米供给。在南面依靠广东，以惠州、潮州的米最多；在北面依靠浙江，以温州的米最多。元钟专门制造运输船，贩米到福州出售，利润常常有三倍。每次到达，总有几十艘，有时一百艘，有时二三百艘；福州百姓得到便利，广东、浙江的人也获利很大。战事兴起后，山岭戒严，肩挑背负已经困难，加上招募、调运的费用又多，大户积存的粮食不肯轻易出售，海运又受到严禁，百姓的粮食和军队的粮饷怎么会不缺乏呢？所以经营福建的策略，没有比安排粮食更优先的了。粮食一旦缺乏，即使五澳设置了军队，也好比穿戴衣冠的人，外表虽然好看，五脏已经腐烂，四肢萎缩麻痹，最终没有不败亡的；地方并不必等到倭寇来攻才难以保全。今天解决粮食问题有两条办法：第一，必须申明祖宗的本意，只禁止双桅船只私自运送外国货物，以免引发边境事端。所谓连一块木板也不许下海，是指不许驶入大洋、进入倭寇境内，并不是要完全禁止百姓在内海捕捞，或到邻省贩运粮食。严格实行保甲制度，命百姓沿海运粮出售，这样广东、浙江之间有无相通，福州百姓就不必担心没有粮食。第二，官府把编征的银两解送督抚，春夏用作军粮。时价正贵，有银却买不到米，士兵对此十分困苦。不如命有司在秋季米价低时用银买粮，这样购得的米数更多；到春天随着军队到达哪里，就在那里把米作为军饷。官府和军队岂不是两方面都有利吗？军饷准备充足，百姓粮食也充裕，再从其他省份调来三五千名善战军队驻扎福建，大振军威、克敌制胜，哪里只是倭寇不能成为福建的祸患，也将使那些在福建勾引、接济倭寇、与倭寇结党的百姓永远不敢再犯。蒋德璟《策海》上篇说：高皇帝平定天下后，唯独把东南海上警报视为忧患，命汤信国公巡视登莱、浙江、直隶，命周江夏侯巡视福建，察看险要之地修筑城池，设置卫所、巡司，按户籍抽调丁壮，在陆地戍守；又设置水寨，选拔军士训练战船，在水上防守。水寨也由指挥统领，称为把总。无事时往来会合巡哨，有事时就协同出兵剿灭，与卫所相互配合。自福宁沿海到泉州、漳州约有二千里，共设置卫所二十五处、巡司四十五处；五个水寨是福宁州的烽火、福州的小埕、兴化的南日、泉州的浯屿、漳州的铜山，北面与浙江的金盘相联，南面与广东的拓林相联，声势互相接应。后来又在烽火以礵山、台山二游为辅，在小埕以海坛、五虎二游为辅，在南日以湄洲游为辅，在浯屿、铜山以浯铜、澎湖、元钟三游为辅；各设置副总兵、参将、游击统领，听从督府裁决。制度一天天增加，防守也越来越严密了。为什么仍然如此？难道是海滨一两个逃亡者聚集党徒，横行作乱，竟然就无法抵抗和控制了吗？如今郑芝龙已经接受招抚，李魁奇已经被诛杀，郑芝龙又招降了叶郁，唯独钟斌时而接受招抚、时而反叛，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泉州地区，所以泉州尤其难以治理。不久前他们还率领三百艘船长驱直入，逼近省会，焚掠福宁、沙埕等处，又转而抢掠松江、湄洲，如入无人之境。那些水寨、游汛到哪里去了？有人说烽火、南日迁入南澳，湄洲撤入平海，浯屿迁入厦门，后来又迁到石湖，都是错误的策略。

译各位将领不仅从未抵御，也不能巡哨，没有一个能够侦察到贼船所在。按法律，罪重的属于贻误军机，罪轻的属于没有设置守备；任由贼寇进入境内抢掠，以及邻近卫所不立即出兵策应的，都要发戍。依我看，各汛地的将领应当受到追问。掌事者动不动就说：没有将领、没有士兵、没有粮饷、没有船只。若发生失事却不追究责任，只听任他们成为河上临时抽调的旋转门，那么即使有千百名将领也等于没有将领。建国初年，卫所军没有另外的兵，指挥、千户、百户没有另外的将；即使寨、游出汛，也是卫所军。弘治年间选募民壮，隆庆年间招募客兵，万历年间又增加募兵，近来又编练乡兵，与卫所军合计已有四类。古代平民有士、农、工、商四类，如今当兵的也有四类；百姓越来越贫困，军队越来越空虚。如果不就卫所编制内的额军和现有士兵进行一次总检选汰、一次训练，而任由他们成为纸上的雀鼠，那么即使有百万士兵也等于没有士兵。这样一来，表面上虽有粮饷，实际上等于没有粮饷；即使造了船，也等于没有船。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将领，所以没有士兵；因为没有赏罚，所以没有将领；即使有船，又有谁来使用？只不过给盗贼提供便利罢了。何况负责造船的人，又把船当作奇货来牟利呢？所以必须明白高祖皇帝设置水陆官军的本意及其制度，然后海防事务才办得成。《策海》下篇说：责问将领当然是对的。但嘉靖末年，即使有胡梅林、唐荆川这样的督抚，俞、戚、汤、卢、刘这样的将领，又加上川、湖地区的狼土兵精锐，与王直、徐海等人在海上交战，仍然胜负各半。直到采用说客、使用内应，才可以谋取胜利，但这已经属于诡诈了。有人说如今各位将领已经远非从前的对手，而且贼寇一天天增多，这怎么办？回答说：如今的贼寇也不是从前的对手了。过去他们依靠倭寇，现在都不过是像池塘里的普通百姓。谁没有父母妻子、坟墓房屋？他们被驱赶去做贼，并不是出于本意。他们未尝不想接受招抚，只是特别不相信我们会真心招抚；我们也不是不能招抚，只是特别没有能力把剿灭作为招抚的手段，所以招抚也不能成功。为什么呢？他们不相信招抚，是因为李魁奇受到惩处。如果接受招抚的人都像袁进那样，早就已经放下武器了。但我们仍然必定要把剿灭当作招抚手段，既不能以此显示信用，也不能以剿灭显示威慑，那么他们即使再次作乱、焚掠，千罪万罪最后只归结为谋求一个官职罢了。众人看见做百姓无法保护自己，而做贼却可以得到官职，于是每天都投奔盗贼。一个盗贼接受招抚，另一个盗贼随即产生。这就是刘诚意为方谷珍所制定的策略，海上事务也因此无法办理了。那么，难道应该主张剿灭吗？回答说：要剿灭盗贼，非三省会合出兵不可。但天下正把全部力量用于辽东，辽东的形势紧急，而福建相对缓和。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还有五条措施。我认为应先瓦解那些被胁迫跟从的人。正统年间，汀州邓伯孙叛乱，尚书金濂张榜公布赏格，能够互相擒杀后前来投降的，与斩杀敌人同样奖赏。悬赏列级，信用如四时运行一样确定；并允许恢复正身的人发给牌照，听任他们回归而不追问。于是投降者接连不断，这是可以效法的。胡梅林允许徐海住在沈家庄时，先离间他的书记叶麻，又离间他的党羽陈东，使他们彼此争斗。他谋取王直时，又与王直的亲信王滶、叶宗满等人里应外合，假装潜伏。贼寇身边的姬妾侍从，没有不被置于圈套之中的；用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前来，来了以后由勇将精兵周密包围，并不是徒手试探。这也是可以效法的。戚将军《新书》论练兵方法，无不切中要害；俞武襄《剑经》先教棍法，说使用棍法要像学习《四书》一样，刀、斧、枪、钯、狼筅等技艺，则像分别学习一部经书。他说：练兵必须先练胆，练胆必须先教技艺。技艺精熟，胆气就雄壮；胆气雄壮，军队就强大。而且练兵必须先从训练一个人开始，一个人练精后，再用他教十个人就不难了。这也是可以效法的。福建的士兵、船只过去被称为长处，所以盗贼非常忌惮。沿海一带，如长乐的松下；福清的南盘、后营、沙场、澳口；莆田的崎头石壁、吉了、莆禧三个港口；晋江的石湖、深沪、祥芝、福全、围头、东石、石碅；惠安的崇武；南安的石井、营前、莲河；同安的澳头、刘五店、官澳、神前、列屿、金门、水头；海澄的砧尾、赤石、林尾、双屿、长屿、海沧、月港、斗米；漳浦的镇海、赤湖、陆鳌、铜山、云霄；诏安的南诏、梅岭、元钟，各澳的人都很多勇猛强悍之士，远远胜过浙江兵。嘉靖末年，议定命各县每个澳选拔五十人；这些人必须二十五岁以下，机敏勇健，能够挽拉三百觔的力气，并且能够管理十人。每人发银五钱，命其自备籐牌、刀枪，每日发给工食银四分。又选指挥、千户、百户，每类各须二三人，先派教师教授技艺，再教习营阵，务必使他们都懂得其中深意。突然遇到警报时，贼少就率领这些人应战；贼多则命三百人每人自行招募亲邻十人，发给安家银三钱、工食银三分，听任这三百人各自推一人为甲长，加以管束和教导。顷刻之间，众人都能遵守纪律，无不一人抵挡十人；需要时随时抽用，想聚集就聚集，想解散就解散，机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对于贫民来说，这既可以借以糊口，就不会再跟随盗贼，也会顾惜自己的身家性命。指挥、千户、百户又都是本地人，彼此熟悉，并且顾及世袭职位，与普通白丁的名色不同。这也是可以效法的。只是这些费用由哪里承担呢？议论者认为，应先从卫所额军以及州县的机快中选足；不足时，再从各澳补充。那些人既然各有月粮、工食，再淘汰年老体弱以及各地客兵中虚报冒领的人，就不用担心粮饷不足。而且澳兵就是近来的乡兵。乡兵强壮以后，客兵也可以逐渐淘汰。各水寨又额定设置福、哨、冬、鸟、快五种船，共四十多艘；大船每只从制造到杠桅、器械的费用，须三百三十金。嘉靖末年，武襄曾使用这些船。贼多时五寨夹攻，贼少时各寨自行剿杀，海贼不敢正面相对。还说：海贼之所以难以对付，是因为一听说官兵出洋就逃跑；如果专门停泊在各澳，正是弱兵所害怕、强兵所喜欢的。假使水陆兵船真有猛虎、豹子据守山林的威势，又何必忧虑盗贼，何必依靠以贼攻贼？又何必招抚，何必一定不招抚呢？这五项都是海防事务已经试验过的成效。可是其中关键又不在将领，而在吏员。

译例如伍文定镇守吉安、谭纶镇守台州、金燕任桐乡县令、张佳九任铜梁县令，任环以同知身份、陶鲁以县丞身份任职，都能出奇制胜，比一般将帅更贤能，这样的人不可多得。只要组织团练、严禁接济，先实行安抚教养，使那些潜藏在高城深池之内、家家户户隐伏的人不再起来作乱，那么这种办法本来处处都可以实行。再由院、道官员振作精神，抱定必胜的志向，颁行必能贯彻的命令，运用必能取胜的谋略，从上面加以统御，或许就能有所成效吧！王文成难道是由什么异人来担任的吗？本朝王命岳《靖海疏略》说：叛贼原本没有长远谋略，不过是纠合亡命之徒，苟且在海岛求生；人多喧嚣而组织不整，兵虽多却不适合使用。而且南方人气力脆弱，交锋片刻便胆力不支，往往想着向北逃走，没有持久苦战的力量。不过盗贼长期熟悉海上，把船当作家室，把巨浪看成平静水面，海战确实是他们的长处。我们的军队都是北方人，不习惯水性；若与盗贼在巨大的水面和洪涛中周旋，似乎不是万全之策。如今最好的策略，只有把守截断险要港口，禁绝接济，做到赏罚分明、信赏必罚，申明并严厉执行号令，减轻徭役和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使百姓不成为盗贼的同党，盗贼也得不到资助。拖延日久，必定会有擒获盗魁、押送京城献俘的人。奏疏又说：近来海寇强横，常常在岛上暗中联结土贼作为外援，布置奸人图谋内应。因此城外的盗贼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姓名已经著录的盗贼，逃窜藏伏在山海交界处，营造三处巢穴，号召同党，联络乡里；听从联络的就输送粮饷，不听从的就遭到抢掠。另一种是父子兄弟中分派一两人入海跟从叛逆，再分派一两人进入衙门充当蠹虫，而本人却留在乡村，有的借用乡总的名义，有的借用社首的名义，驱使里民，一声号召便百人响应；白天进入城市，别人不敢过问，夜里回到乡里，哨党便聚集抢掠。近来郡城以外，大乡抢劫中乡，中乡抢劫小乡，天天有人来报告，这些人实在是战争祸乱的首恶。乡民被抢后到官府控告，缓慢处理时，衙门蠹虫牵连其中线索；紧急处理时，海上的盗贼又成了他们的归巢。诸如此类，都与海贼遥相呼应，彼此如臂使指相连。但零散的草寇原本容易铲除，如果姑息养患，必定会滋长蔓延。我认为应当敕令督抚、提督，凡有土贼的地方，都应侦察其巢穴，立即扑灭；那些表面上是百姓、暗中却为盗贼效力的人，也应查访确实，立即处以重典。土寇除掉以后，海寇的党羽就会孤立，城外也没有肘腋之患了。至于投诚的人数众多，应分别酌情增加职衔，授予房屋，安置在郡县之中，与百姓杂居。这些人既然受到朝廷厚恩，未必马上会怀有反叛之心。然而如果处置不当，即使他们起初没有异志，难道不会因有利可图、乘隙而改变最初的心意吗？把本地投诚者安置在本地，他们平日的党羽中，有些投诚后同住城中，有些没有跟着投诚，仍在城外聚集为哨；虽然行踪藏露各不相同，彼此的消息却经常相通，来往也无法察知。他们身处城郭之中，防备困难，且种类众多，一声呼唤便能聚集。郡中的虚实，他们平日全都知道；再加上像鹰尚未驯化时留下的根性、老虎长期饥饿时的凶性，海寇又多有勾引煽动的奸人，如同磁铁彼此相吸，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实在令人寒心。就泉州来说，去年八月间镇江失守，消息传到福建省城，几天之内，投诚者的言语、神色和眼色便与平日大不相同。我当时在城中，一夜之间常常受到几次惊吓。幸亏江南获胜的消息传来，人心才安定下来。倘若捷报稍迟，我恐怕泉州的祸患就不在海上，而在萧墙之内了。我认为朝廷既然施行广大的恩典，给予他们免死待遇并加授职衔，也应商议妥善安置的方法，使变乱无从发生；这不仅是为了安定地方，也是为了使对这些人的始终恩典得以保全。施琅《海疆底定疏》说：我认为放宽海禁、开放海洋贸易，本来是为了体恤百姓、增加税收，但尤其必须审察弊端、建立规章，以便永久遵行。如今贩运外国、从事贸易的船只，不分大小，接连不断地出发，数量很多，而资本有限，所得粮饷和税收没有多少；这不仅会使外国厌烦，轻视我大国的威势，而且还借着公开贸易的名义办理私事，装载过多货物，百姓对此深感忧虑。近来我在省城议事时，据中军参将张旺报告：船户刘仕明赶着一只缯船，持关票出海前往吕宋经商；船很小，装载货物不多，但搭乘人员共有一百三十三名。我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查办，可是这只船已经开走了。一只船尚且如此，其余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当时内地百姓中，奸徒和贫困者不少；如果不设法建立规章，任由他们分批搭船出海，恐怕内地人口会逐渐一天天减少。台湾的难民尚且承蒙皇上的恩德，被迁入内地安置，如今内地人反而听任他人引诱而出走外国吗？这不是巩固国家根本的好办法。我私下观察外国来进贡的船只，来往人数有限，哪里肯留下一个人在我国境内？再考察历代以来，为防备外国，制度都十分严密。如今即使同他们贸易，也必须有所限制，不能过度放纵。依我愚见，飘洋贸易这一项，应由督抚、提督办理。各自查明全省境内凡可通往外国各港口的地方，每个港口议定可驶入大洋的船只数目；允许有可靠根基、家产身世清白而不至于作奸犯科的人，或一人自造一船，或数人合造一船，并允许各地客商附带装载货物。这样人数较少而资本较多，粮饷和税收可以征取，查验也更容易。至于外国看到我国制度有条理、执法严密，自然会产生畏惧服从之心，从而遏制事变的端倪。那些想前往南北各省贸易以及从事捕捞的船只，也应由督抚、提督办理，设法制定周密的相互查察、彼此牵制制度，以杜绝船只任意漂泊海外、在海外滋生奸弊。这样百姓可以顺利谋生，国家也可以补助财用，祸患无从萌发，疆界长久安宁，实在是谋求长治久安的最好策略。所以处于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得到利益时应当想到祸害；如果以为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妥当，便不再防范，我私下恐怕先前海疆的祸患很快又会出现。何况水师船只限期三年小修、五年大修，经历征讨、渡运投诚的伪官兵及其家属、难民之后，大多已经腐朽，停泊搁置，能够使用的很少。贫困的弁员无力设法整修，请求修理又常常拖延时日。

译而沿海新近建造的贸易、捕捞船只，都轻便快捷、坚固牢靠，炮械也配备齐全，性能超过水师战舰一倍。倘若奸徒突然作乱，借助这些船只抢夺财物，恐怕会逐渐蔓延。天下东南的形势，关键在海上而不在陆地。陆地上的祸患有形可见，容易消除；海外隐藏的奸人却难以测度，应当考虑防微杜渐。再加上台湾、澎湖是新开辟之地，远隔茫茫大海，假如有人隐藏不可预测的阴谋，突然发动侵犯，即使有镇、营官兵汛守，偶尔能够阻截，往来消息也难以畅通，所造成的祸患又更是无法估量了。本县所属海口，上至乌屿，与惠安县分界；下至鸡母屿，与同安县分界。陆汛澳口。法石：内港的小港口，距县城东南十五里。上至新车汛十里，下至鹧鸪寨三里。《方舆纪要》说：宋代曾在这里设置寨。真德秀的奏状说：这是防守海洋的要冲之地。鹧鸪：内港小港口，船只很少。上至法石汛三里，下至浔美汛三里。浔美：内港小港口，船只很少。上至鹧鸪寨三里，下至后渚塘五里。后渚：内港小港口，船只往来很少。上至浔美汛，下至乌屿澳。乌屿：内港小港口。上面与惠安的臭涂分界，下面到桥南。乌屿在海中。《方舆纪要》说：四周被潮水环绕，居民聚集，有石桥沟通往来。陈埭：偶尔有船只进出。把南浦各水流汇合成斗门，通向大海。水汛澳口。蚶江：在县城东南，是内海的主要港口，也是船只出入的地方。《方舆纪要》说：“居民稠密。外国商船经过的沿海之地，佛堂、蚶江也有近在肘腋的忧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口〕 日湖：内海小港口。上面与蚶江相接，在县城南面。《通志》说：“水浅，可以停泊船只。”明代万历年间，浯屿水寨迁到这里。古浮：外港的次要海口。上至日湖，下至祥芝。祥芝：外港，在县城东面。《闽书》说：向东抵达外洋大海，向南到永宁卫，与崇武所相对。明初将石湖巡司迁到这里。《方舆纪要》说：明代参将王麟在此击败贼寇严山老。五堡：外港的重要港口。上至祥芝，下至东埔。水路二里以内属于内洋，二里以外属于外洋。东埔：外港的重要港口。上至五堡，下至东店。水路二里以内属于内洋，二里以外属于外洋。东店：外港的重要港口。上至东埔，下至厝上。水路一里以内属于内洋，一里以外属于外洋。厝上：外港的重要港口。上至东店，下至沙堤塘。水路三里以内属于内洋。沙堤：外港的重要港口。上至厝上塘十里，下至寨下塘。水路三里以内属于内洋，三里以外属于外洋。寨下：外港的重要港口。上至沙堤，下至永宁。水路五里以内属于内洋，五里以外属于外洋。永宁：外港的重要港口，距县城东南五十里。水路五里以内属于内洋，五里以外属于外洋。《闽书》说：东面濒临大海，北面与祥芝及浯屿寨相接，南面连接深沪、福全，是泉州的衣襟和下裳。梅林：外港的重要港口。上至永宁，下至鲁东澳六里。水路五里以内属于内洋，五里以外属于外洋。鲁东：外港的重要港口。上至梅林塘十里，下至深沪十里。水路六里以内属于内洋，六里以外属于外洋。深沪：外港的重要港口，在县城东南七十五里。《闽书》说：东面濒临大海，北面是永宁卫，南面是福全所，西面邻接浔美，通往南日，连接铜山。从深沪到永宁卫之间是佛堂澳，是海寇出入必经的地方，元代曾在这里设置巡司。乌浔：外港的重要港口，在县城东南九十里。水路五里以内属于内洋，五里以外属于外洋。《闽书》说：南面临大海，东面连接深沪，西面连接福全；有圳上澳，位于深沪、福全之间。大小溜：外港的重要港口。上至乌浔塘八里，下至围头汛七里。围头：外港的重要港口，在县城东南，距城一百三十里。与金门的料罗洋隔海相对。真德秀奏状说：这里正面俯瞰大海，是南北洋船只往来必定停泊的地方。《闽书》说：东南面俯视大海，南面连接■〈氵丙〉洲。宋嘉定十一年，在这里设置宝盖寨；元代时寨废。明洪武二十年，将陈岩巡司迁到这里，改为今名。内港次要澳口。石菌：内港偏僻的海口，舟船时常往来。上至■〈氵丙〉洲塘三十里，下至东石汛四十三里。东石：内港小港口。上至石菌汛四十三里，下至鸿江澳，位于白沙、安海之间，也是沿海的重要地点。鸿江：内港次要而偏僻的海口。上至东石十里，下至白沙。附近寻常澳口。福全：在县城东南。近来居民依山谋生，没有舟船出入。又《海防考》说：福全西南连接深沪，与围头、峯上等处同为外国商船停泊、避风的门户，是最重要的哨守地点。《闽书》说：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两个澳口，是交通要冲。明代在这里设置守御千户所。■〈氵丙〉洲：地界濒临海边。百姓以山场为业，没有船只出入。白沙：地方偏僻，沿着海边。居民依山而居，不以海上生产为业。上至■〈氵丙〉洲四十里，连接晋江、南安三县；在与大百屿交界的地方竖立石碑作为标记。风信。

译海船航行有利与否取决于风。风的发生、消失以及顺风、逆风，关系到一军的安危。风信多在夏秋之间出现，西北风突然刮起。有时早晨太阳呈白色、傍晚呈赤色，天边出现断虹，散云霞像破帆、鲎尾；西北方黑云突然生成，昏夜中星辰闪动，海水骤然变化，水面多有污物和海蛇浮游，蝼蛄出海，乌■〈魚脊〉在波浪中翻动，必定是飓风将至，必须赶快收船进入澳口。兵船在海上遇到傍晚时，应先酌量可以收泊的地方，以防半夜起风。追赶盗贼也是如此，要审察风信来决定进退，掌管此事的人不可不知道。明代戚继光《风涛歌》说：太阳有晕就要下雨，月亮有晕就要起风；哪一方出现缺口，哪一方就会起风。太阳落山时出现油脂般的红色，往往没有雨而骤然起风。夕阳返照在前，胭脂色出现在后；星光闪烁，必定会起风。海上沙尘随云升起，叫作风潮。称为飓风时，大雨也同时到来。风单独起、单独止，风成双起、成双消；早晚风平和，第二天风势会更大。暴风在傍晚出现，夜间起来一定猛烈。风急时云气升起，风越急越会下雨。下雨后最难放晴，还要防备暴风突然发生。春季容易传报风讯，早上风起，晚上就会减弱。一天刮南风，第二天转为北风。南风要防船尾，北风要防船头。南风吹得越急，北风就越不专一。云若呈车形，大多预示风声将至。云层压低，四野如雾如烟，称为风花，预示有风的天气。云若鱼鳞般排列，便不会下雨而风势颠狂。雨阵从西北而来，风势如泼墨；云气升起像眉梁，风雨先行扩散。雨下得急，容易很快放晴，天晴后无妨。海水呈靛青色，预示将有风行。海燕成群，风雨就要到来；海鸟白肚朝天是起风，乌肚朝天是大雨。海猪在海中乱窜，风势不会停止；逍遥鸟夜间鸣叫，风雨立即到来：叫一声是风，叫两声是雨，叫三声、四声则风雨将断。虾笼中捕到纬，必定预示风水变化。蛇盘在芦苇上，水位将上涨若干；蛇头下垂，水势立刻上涨，蛇头昂起则稍晚。月底无雨，初一将有风雨；二十五、二十六日若无雨，初三、初四不要行船。春季有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风在开头，楝花风在末尾。正月忌初七、初八，北风必定发作；二月忌初二；三月忌清明；五月忌雪至。正月如果落雪并起风，从箕宿到一百二十日之内，风灾必定难以停止。想知道彭祖忌日，应看六月十二日，前后三四夜，这天早晚的风候必定不会错。七月、八月连续三天刮南风，必定还会有北风返回。九月初九前后，三四天内风势难平。十月忌初五。三、四日以后直到冬至，风候不会爽利。腊月二十四日前后，月亮运行到箕、毕、翼、轸四宿时，起风最为准确。海船出洋时又推算风信，称为飓期，按日期大多应验，现统载如下。正月初九日，玉皇飓。这一天如果有飓风，各个飓期大多应验；如果没有，各个飓期也多有不应验的。十三日，关帝飓。二十九日，乌狗飓。二月初二日，白须飓。三月初三日，上帝飓。十五日，真人飓。二十三日，妈祖飓。真人飓多风，妈祖飓多雨。四月初八日，佛子飓。五月初五日，屈原飓。十三日，关帝飓。六月十二日，彭祖飓。十八日，彭祖婆飓。二十四日，洗蒸笼飓。以上三天都属于大飓旬，即使在内港，也应当躲避。七月十五日，鬼飓。八月初一日，灶君飓。初三日，这天龙神大会，会有飓风。十五日，魁星飓。九月十六日，张良飓。十九日，观音飓。十月初十日，水仙王飓。二十六日，翁爹飓。十一月二十七日，普庵飓。十二月二十九日，火盆飓。从二十四日到年末，每逢大风，都称为送年风。潮候。《万历府志》记载：晋江的潮汐，出入和通航中最重要的潮汐水道，有洛阳江，从县城东北的乌屿流入，潮水涨到坝头便停止，这就是留公陂，俗称陈三坝。安海港，从县城东南的东石流入。晋江，从县城东面的石头流入，潮水可到达黄龙溪上游。除此之外，北起乌屿、南到东石之间，如福全所、永宁卫、龟湖、浔美等处，各有支流通向海湾，能够冲洗瘴气，便利舟船通行，有利于运输鱼盐。沿着晋江并从两旁流入小港的，有下辇港，从东山流入，直到青濛；有店头港，从石笋东面的下洲流入，直到浦头；还有新亭港，从石皮西面的石闸流入，直到广教坑、鼓雷塘。其他细小狭窄的支流，更是多得无法一一记载。旧志记载晋江的潮候：初一、十六日辰时和戌时正中；初二、十七日巳时和亥时初；初三、十八日巳时和亥时正中；初四、十九日巳时和亥时末；初五、二十日子时和午时初；初六、二十一日子时和午时末；初七、二十二日丑时和未时初；初八、二十三日丑时和未时正中；初九、二十四日丑时和未时末；初十、二十五日寅时和申时初。十一、二十六日寅时和申时正中；十二、二十七日卯时和酉时初；十三、二十八日卯时和酉时正中；十四、二十九日卯时和酉时末；十五、三十日辰时和戌时初。大概是以潮水平定的时刻作为潮候。洛阳、安海等港湾的潮汐比海潮迟三刻，浯江、笋江又迟三刻，这就是各处潮汐先后的大致情况。居民用手指和掌面排列十二个时辰，再按照“长半满汐半竭”六字顺次推算，也很准确；但潮汐有大小之分，潮候因此有迟有速，还应当按刻计算才是准确的。〔校注〕 〔一〕“作”字，《真文忠公文集》作“昨”，是。〔二〕“泊”字，《真文忠公文集》作“舶”，是。●第六卷　户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