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六　户口志

译登记百姓人数，天子亲自接受册籍，乘车时还在车前俯身查看，以此富民、教民并筹划国政。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人口不能不繁衍增加。然而，种桑种麻、养鸡养犬，是百姓安乐获利的凭借；要使百姓休养生息，则要仰赖当朝君主。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冢宰掌管国家财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容纳百姓、养育众人，使人口繁衍增长，让百姓安享太平；疆域图籍更加广阔，乡里人口日益增多而有条理，这就是国家长治久安、坚固不坏的基础。国家百姓安定、物产丰饶，超过古今。康熙年间，由于太平日久，户口日益增加，规定永远不再加赋。在山角海边之间，没有不熙熙攘攘、往来繁盛的，车轮相撞，肩膀相摩。生在这个时代的人，能够含着食物、拍着肚子享受安乐，生活越来越富足昌盛；抚慰养育百姓、使其安居乐业，掌管这片土地的人大概是有深远谋划的吧！因此编纂户口志。汉代的法令规定，百姓年满十五岁，每人缴纳赋钱八百二十文，称为一算。唐代制定租庸调法，赋税方面，扬州缴钱，岭南缴米，安南缴丝，益州缴罗、绸、绫、绢。闽中也像汉代那样按人口缴钱。五代时，伪闽政权统治期间，各州分别按人口计算钱数，称为身丁钱。后来泉州、漳州等州，将身丁钱折算改缴米五斗。宋朝建立后，户籍册籍仍沿用伪闽旧制，有关官吏用官斗计量，闽地原来的五斗折合七斗三升；从此命令百姓每年缴纳身丁钱七斗五升，每年折价缴送。真宗时期，考虑到南方土地狭窄、百姓贫困，终身受雇劳作也只能缴清身丁钱，其中有些人无力缴纳，父子逃亡，甚至生下孩子也不敢抚养。祥符年间，下诏两浙、福建免除身丁钱四十五万贯。当时兴化、泉州、漳州三州把丁钱折算改缴米，没有人上奏申辩；免钱的诏令于是没有在这三郡实行。景祐初年，福建转运使庞籍请求废除这一制度，有关官吏坚持认为不可。至和三年，知泉州蔡襄请求按照建州的例子减轻税额，没有得到答复。嘉祐三年十一月，下诏说：漳州、泉州、兴化，自伪闽以来，按丁征米最为沉重，有些贫困百姓无力缴纳，朕对此十分怜悯。从今以后，泉州、兴化原来缴纳七斗五升的，主户减免二斗五升，客户减免四斗五升，作为固定条例。大概这时庞籍正担任宰相。元丰八年，按主户、客户分别依据丁力多少确定科差，同时兼顾资产。由于衙前役负担沉重，供应官府物资的人往往因此破产。百姓有的把父子兄弟分别立户，有的嫁出孤寡妇女，设法成为单丁户，以躲避沉重的差役。户数虽然增多，实际人口却没有因此增加。南渡以后，下诏规定州县以人口多少作为考核和差派的依据，但虚报增加户口的弊病一直延续到宋末。元代把人户定为十等，制定科差法，分为丝料、包银、夫役三项，都按丁力征办，具体情况已经无法考察。然而听老年人说，其治理大体粗疏草率，不再加以细致区分。明朝初年平定闽中，便命令百姓如实申报户口。到洪武十四年，才颁行黄册，作为天下统一的格式。户籍类别共有七种：民、军、盐、匠、弓兵、铺兵、医令。各户按所属类别登记入籍，每十年核查老幼、生死，重新编造黄册。百姓父母健在，或者父母亡故而兄弟分家，以及赘婿、乞养子归还本宗另行分灶的，都允许另立户籍。只有军籍要进行清查勾补，担心有人借另立户籍逃避军役，因此禁止这样做。凡是征收物料和摊派差役，十年办理一次。男子年满十六岁以上为成丁，每丁应缴米一石，并服役供职。贵人、老年人、疲弱残废者和残疾人，都予以免除，不服役。正德十四年，沈御史灼建议酌情调整百姓人口赋税，开始实行八分法。每一丁每年征银八分，用来充抵每年应办的物料等。只有差役仍按旧制十年办理一次。嘉靖末年，倭寇入侵，经历战火和瘟疫之后，户口损失十分之六七；按照成例合并户籍、削除丁数。从此户数和丁数虽然稍有减免，但田产因分割析产反而比过去增加。隆庆、万历以后，虽然关隘没有警报，户口逐渐恢复，但明朝末年的战乱流离以及本朝初年的海上骚乱和迁徙，也使人口大半减少。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恢复海界后，迁徙百姓逐步归来；从此太平休养，户口生息日益繁多。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钦奉恩诏，以康熙五十年的丁册数额定为常额，此后盛世人口滋生，永远不再加赋。雍正二年，又奏准把丁税随田赋均摊，百姓感到非常便利。现在考核：晋江县原有登记人户丁口四万三千七百二十七丁。其中民户男子成丁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九丁，共征银四千八百七十五两七钱六分二厘六毫有余。盐户男子成丁一千四百五十九丁，共征银二百二十七两九钱七分七厘七毫有余。食盐课户以及未成丁人口共二万八千一十九丁口，每丁口征银一分八厘七毫九丝八忽四微，共征银五百二十六两七钱一分二厘三毫有余。以上人户丁口合计共征银五千六百三十两四钱五分二厘七毫有余。其中因乾隆二年缺额田粮征输案件，豁免按户口均摊的丁税，免征银二十两零六钱七分八厘二毫。又因乾隆七年修建西仓同知衙署，购买民田作为地基，豁免按户口均摊的丁税，免征银一钱三分八厘二毫有余。又因乾隆九年缺额田粮案件，豁免按户口均摊的丁税，免征银五两七钱四分九厘三毫有余。又因乾隆十七年汇报晚禾受灾案件，豁免按户口均摊的丁税，免征银八钱八分三厘四毫有余。又因乾隆三十年请示劝垦案件，豁免逃亡、死亡断绝、水冲坍陷户口的均摊丁税，免征粮银八十四两七钱六分三厘。又因嘉庆九年请示水冲陷没案件，豁免按户口均摊的丁税，免征粮银九钱零二厘。实际征收丁口银五千五百一十七两三钱四分有余。盛世滋生的人户丁口共七千一百五十九丁口。其中民户男子成丁三千八百五十一丁，扣除补足原额的二千八百七十三丁，实际增加九百七十八丁。盐户男子成丁六百四十九丁，扣除补足原额的五百二十七丁，实际增加一百二十二丁。食盐课户以及未成丁人口二千六百五十九丁口，扣除补足原额的七百七十一丁口，实际增加一千八百八十一丁口。共补足原额四千一百七十一丁口，实际增加二千九百八十一丁口，钦遵恩诏，永远不再加赋。此外，泉粮厅附征的泉州卫屯丁改归县里征收，新增屯丁一百四十九丁，征银五十二两四分一厘八毫有余。

译又有永凝卫改归县里征收，新增屯丁一百一十九丁，征银四十一两五钱六分三厘六毫有余。●第七卷　田赋志 三代时期，在乡里选拔士人，把军队编制寄托在农民中。早晨扛着农具，晚上横放经书，士人都来自田间；出征时编入伍、两，平时归入比、闾，农民也都可以充当士兵。自秦朝开通阡陌、百姓自行申报田地以后，于是只有从事耕作的人被称为农民，而世家大族和巨商购买田地、雇人耕种，却由官府征收赋税。可是田产辗转承接，有的被水冲走、被泥沙压埋，田地虽失而赋产名额仍在，官府追逼催索，无法处置。因此，按人口授田的制度发生变化，而依田征赋的实际情况也混乱不清。即使如此，田地所承担的银，是征收粟米的赋；丁所承担的银，是征发劳役的赋。康熙年间，人口繁衍日久，永远不再加赋。雍正年间，地税、丁税合并为一。圣恩广大，这在古代也极为少见。所以井田制虽然不能恢复，但赋税征收都尽量从轻。人们处在这种制度之中，丁粮得到减免，就优先供养士人；秋粮有谷物缴纳，就以供养士兵为重。太平盛世延续日久，教化和养育日益兴盛，确实是安乐昌盛的盛大制度。因此编纂田赋志。田 泉州四面环山、三面临海，海滨土地贫瘠而含盐碱，所种植的只有大麦、小麦、黍、稷、瓜类等，粳稻极少。山地百姓租种耕作，偶尔也有肥沃宽广的土地，但大多地势层叠高峻；治理土地、使用农具耕种收获，大都靠人力取胜，真正上等肥沃的田土并不多。五代时，伪闽王王延钧派官员丈量田土，定为三等，把肥沃土地分给僧道，中、下等土地分给本地居民和流寓人口。从此肥沃田地全部进入寺观，民间只能得到贫瘠狭窄的田地。前后如王廷彬、陈洪进等家族，大多把田产捐入寺院，只是借着檀越施舍的名义，暗中把应缴的产米推给寺院，而把税轻的田产留给子孙，所以寺田的产米比民田税业特别沉重。宋建隆初年，命官员分别到各道均定田地；当时陈洪进献纳土地，诏令按照田土高下分为五等，山田又分为三等。然而太平日久，荒田开垦、田产转易相互交错，隐瞒虚报、转寄名下等弊病纷纷产生。朱文公任同安主簿时，深知其中弊病；后来任漳州太守，上书说清丈田界是百姓最大的利益，绍兴年间已经在各地推行，公私双方都便利。唯独泉州、漳州、汀州三州尚未实行，应当选择官吏委任，责成他们丈量亩步、编造图册账簿，费用由官府供给，按照田产均摊赋税，这样或许可以宣扬皇上的恩德、惠及百姓，请求先在漳州实行。第二年春天，诏令漕运官员共同协力办理此事；但贵族豪强侵夺贫弱百姓的田产，众人都提出异议加以阻挠，先前的诏令于是搁置。此后直到宋朝末年，田土高下变化混乱，无法依据。到了元代，欺瞒隐匿的情况更多。延祐年间，采纳朝廷大臣的建议，命令百姓如实申报田地，不如实申报的治罪并没收其田，但最终也没有实行。明朝建立后，诏令天下的田地、山林、池塘、海荡等，都把名称和数目详细登记在册。田地分为两类：官田、民田。职田、学田、废寺田、没官田、官租田，都归入官田。职田，是唐代制度中分给职官的田地；学田，是府县用来供养学校的田地；废寺田，是寺院废止后登记收归官府的田地；没官田，是抄没之家产后收归官府的田地；其中又分原没、今没两类。官租田，是将抄没的田地招募人员耕种的田地。民田苦于徭役重、负担多，官田虽有折价征收却没有徭役，所以豪强乘田主急于出售之机，有的强行冒充官产，有的减少亩数、合并契券；田主也长期操纵此事，悬置产籍而不办理推收，直到死亡或迁徙，子孙年幼衰败，最终无人能够追查。间或还有田地被水冲走、被泥沙压埋，田地虽失而赋产仍在，连饮食和丧葬都没有钱财，官府催逼却一天比一天紧迫。这两种情况都不得不向官府呼号求助，官府怜悯他们，于是产生了“浮粮”这一名称。但又有积年老奸和大蠹虫，向里胥交钱买通，采用虚报、诡寄、旁射等手段，以临溪、临海、崩陷等为借口，名义上称为“浮粮”，实际上却都是有产之田。他们的巧诈手段无穷无尽，诉讼争端日益增多。万历十年，下达清丈田地的命令。晋江县令彭国光振作精神集中办理，逐亩丈量确定标准，把田产分为上、中、下三等，业户按照各丘段分别领取一纸田单，再汇总登记入册。每亩分别摊派官米、民米、钞米若干。寺院中已经找买的田地以及现存寺田，一律丈量并摊派。统计出超过原额的一千四百八十顷八十九亩有余，产米也增加了五分之二。从此浮粮得以免除，田界和田籍不再混乱，争讼因此稍稍平息。唯独寺僧与民间相互控告揭发，积年累月不能停止。此前嘉靖年间，因有大规模工程，费用无从筹措，便命民间找买寺田。到了嘉靖末年闽中发生倭乱，军饷匮乏，巡抚、巡按又商议：寺院尚存、僧人尚在的田地，四成留给僧人供焚修，六成抽取作为军饷，这项办法实行已久。万历十九年，又听到倭寇警报，前后巡抚相继清查寺田以助军饷，于是有关官吏执行过于严厉，奸僧便寻找事端挑起争讼，控告揭发不止。府中详文说：请将库中收存的官帖全部提取查验。于是拘捕人员、置于对案审问，并牵连株连，百姓深受其害。尚宝卿、永春人李开藻写信给方伯范涞。信中洋洋洒洒一千多字，大意是说：寺田奉旨变卖，产业在嘉靖中期已经找买；后来经过丈量，已经摊入黄册，每年办理粮赋差役，与民田没有区别。七八十年间，时势变迁，其子孙不能守住产业，卖给他人；库中收存多年的官帖既然年代久远，怎么可能一一保存？可是有关官吏却吹毛求疵，像筛查鱼网一样反复追究，甚至拿它与民间田契相比较，实在卑劣至极。并且使胥役把此事当作牟利的奇货，百姓每天都陷入困境和圈套，这不是仁人所忍心听闻的。范方伯把此事告诉巡抚，事情才搁置，百姓得以稍稍苏醒。然而寺田的产米额比民田特别沉重。那些仍归僧人所有的寺田，有的寺院废弃、僧人死亡，寺院无力缴纳赋饷，只好卸去负担卖给田主。那些卖给民间的，有的把寺田冒充民田，急于出售而辗转转卖，却仍要承担寺院赋饷；一百多年来，控告揭发纷纷不断。雍正年间，晋江县令唐孝本怜悯百姓艰难，设立机构清查，认为一块田地不能承担两份赋税，详细请示请求豁免，但上报户部后被驳回，未能实行。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