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七十六

译用陶土制成器物，如果不把器模制作精良，就不能拿到市场上出售；用轮和轸制成车舆，如果不使它合于车轨，就不能驱车行驶；官员作为百姓的师帅，如果不慎重掌握其抠钅月，就不能使政事整齐有序。贤能的守令应当改变旧有的直率作风，以子谅之心存心；至于制度的增损，又全面考察简册，以前贤为准则，因而把这些写入书中，彰明法度程序，垂示典章规范，这才是所谓有纲纪、有文章。图志的编纂，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周礼》说大司徒掌管土地地图，用来辨别物产、施行政治教化；职方氏依照地图辨识土地，全面了解财用、谷物、牲畜的数目，务必要使各地利益相通；推及乡、遂、县、鄙，简选兵士、教导农事等，都由此而得到详备；兴办事务、安抚百姓，也由此而集中办理。这样看来，外史所掌管的四方志书，大概是安置治理权力的基础、调节政令张弛的关键。虽然大小、详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长官才力和精神所经营，而达到周详完备的结果。如果只是采集名邦胜迹、搜罗精美文辞，用来增益掌故，那么与真正的记载相比，就浅薄了。福建在周代称为七闽，地处闽中；自无诸建立国家以来，风气到唐代才开化，到宋、明两代更加兴盛，素有“海滨邹鲁”的称誉，是有来由的。圣明天子的仁德恩泽涵养浸润四方，声威教化广泛传播。闽地数千里，名城大都拱卫着东南，而省会是节度使官署和军府驻扎之地，正是控制上下游的所在。我恭敬地接受简命，负责总督浙江、福建事务。在逐步规划处理政务之余，因而得以考察所属各地的政绩。我常说，治理省城与治理普通郡县不同，治理福州又与治理其他省郡不同。为什么呢？划分省界疆域，形势上要居中镇守外围；而福州层层山峦、巨大的水面，到处都是边地要冲，所属各地处于山海之间。百姓没有储藏，仰赖上游供给；溪峒丛深，容易发生动乱而任意放纵；市井之间逐利而机巧，文饰而不知羞惭。因此担任守令的人，安抚、驾驭、教化、养育百姓，常常要付出十倍的心力，才能取得成效。又一座城中，军队与商贩交错杂处，盐务和军储集中贮藏，朝贡船舶来往，征调和转运汇集于此；如果不制定章程，奸邪盗贼就会更加滋长；如果法令不明确，听闻和观感就容易受到迷惑。这大概就是太守徐君勤勉修辑郡志的原因，也是因为把治理的关键放在心中，诚恳寻求整顿秩序的方法吧？我朝历代圣主相承，疆域广大，开辟经营前所未有。近年又恭逢《大清一统志》告成，由内府刊出并颁赐群臣。《周书·王会》篇和唐人的职贡图，都不能与今日的盛况相比。然而郡志也有不能废弃的地方：记载典章制度，朝廷负责其纲要，郡国负责其详细；疆域既然划分，统辖也各有所属。按照志书来核查，书中对版籍、户口、赋额增减的原因，徭役，树艺和农事兴废的原因，服饰器用、礼仪节制以及风俗习尚淳厚或浇薄的由来，土产、货物流通和财货多寡的情况，以及名卿硕士受天地灵气所钟、教化所及的地方，深广山谷和大河设置戍守、安置屯兵的所在，无不分条细析，清楚得如同列眉可数。治理政事的人可以据此补救偏失、革除弊端，成就礼俗，使百姓登上仁寿之境，逐渐驯服骄横强悍之民，并培育本地优秀人才。它不只是弘扬宏大的纲领和重要典章，承继前代的光辉；即使村落集市的遗闻、田间老人的歌谣，一言一语，也都是地方长官在黄堂听政时每天悬示、作为格式律令的依据。难道只是考察地图、查核典章，却不责怪其中有所缺漏吗？所谓“志”，就是记志。记载古代，是为了规范今天；记载今天，是为了留给后代。太守处在表率的位置，如果能在十属之中辨识有用的工具，树立声誉风尚，那么从今以后，就如同陶器转动陶轮、车舆转动轮轴，推移变化而无往不利，皆可由这部志书实现。若要追踪前代贤能守令严、虞、程、蔡诸人，又何必多所谦让呢？我赞赏此书能够完成，有助于政治，并且足以流传久远，因此写下它的大意。至于编排体例、记述源流，以及内容的博大深奥、详尽明白，太守是天禄阁、石渠阁的学者，执笔编写，自然能够胜任，不必再赘述。这就是序。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福建、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世袭骑都尉长白喀尔吉善撰写。《福州府志》序

译国家历代圣主相承，覆盖养育四海。凡沐浴日月光辉的地方，无不受到声教的涵养浸润，车轨、文字归于一统，疆域的广大是古今所未有的。乾隆十六年，颁行《大清一统志》三百五十六卷，疆域图上以彩绣绘地、以绿色书写文字，职方所记载的内容，确实足以光耀万世。辛未年，我从豫地调任福建巡抚。刚刚到任，福州府知府徐景熹就请求修纂府志。七闽处在岛夷、嵎夷之间，直到三国吴时才开始与中国交通；当地风俗喜好义行、崇尚文教，这在过去就已经如此。自从杨龟山得到伊川之学并传播到南方，罗氏、李氏又相继传承；后来朱子出生于崇安，倡导阐明圣学，一时之间人们都受到他的德教熏陶，知道以孔子、孟子为依归，这就是“海滨邹鲁”称誉的由来。福州是省会所在地，《一统志》的记载措辞严谨、义理核实，只举出大纲；即使《福建通志》列举全省十郡，细目也有时不够完备，因此修纂郡志确实不能停止。不过，福州郡志的修纂，有几方面的记载应当不同于其他志书：凡居民的才能和物资，都必定因地制宜；所谓深广山谷和大河各有不同的制度，生活在其中的百姓风俗也各不相同，治理者不可不加以辨别。福州府背山面海，人口繁多，没有不能开垦的土地，也没有不从事耕作的百姓，但百姓终年的粮食，常常要依赖上游各郡供应。至于商人贩运的各种货物，则都来自海洋。自从制府高文良公请求开放海禁后，商船每年冬季出海、夏季返回；十多年间，百货流通，市场充实得如同牛刃，来自海外的米谷每年不少于百十万。台湾一郡土地肥沃，盛产米谷；不只是下游各郡全都依靠台湾米，福州府所属各县也无不从中受益。有人担心米粮运出海外，动辄主张严禁，却不知道海外并不缺米，反而正在把米运往内地，哪里会有台湾米反而运到海外的道理？如果台湾有米，却不让它就近接济内地，那么必然会远运到其他省份。为福建百姓的粮食考虑，近处就依靠台湾，远处就依靠海外；以流通来实现接济，把防范之意寓于安定百姓、聚集物资之中。福州府是这样，下游各郡更为紧要。根据地势考察，民情中的利弊十分明显。只是官员按迁转次序任职，难以长期任任；法令施行日久，又容易昧于原本。如今徐君把海口要隘以及开洋始末，全都详细载入志书，希望后来的有心人能够依据书册考察，权衡利弊轻重，不被流俗说法所迷惑。这是其他郡志所没有的，也是《福州府志》最重视的地方。历来治理闽地的人，都把风俗强悍、好斗逞狠视为祸患。但依我看来，其中有力量的士大夫都知道以公事为急、崇尚义行，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遇到修建桥梁道路以及贡院、考棚等工程，都不惜倾尽资财来成就这些事业。那些有志于求学的士子，也都知道持守礼法、遵循义理，家家户户弦歌诵读；对于理学的传承，常常想着如何继续下去，并且留心经学著述，他们撰写的作品也非常丰富。仅就福州一府而言，几乎达到数百种，这难道不是当地风俗美好的一面吗？莠草应该剪除，嘉禾本来就应当栽培。徐君对于其中重大的好义行为便加以记载，对于各种著述之书，则都详细记录其作者姓名，都是为了鼓励人们趋向善行、努力求学，使他们知道声教的美好。这又是《福州府志》不同于其他志书的地方。会城五虎门外就是临近大洋之处，我曾乘船亲自到那里，登山远望，岛屿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都有险要可以防守；可是前明刘香老、郑芝龙为寇时，却能自由出入，我心中对此十分诧异。于是逐一查考旧册，按照近来设置汛地的情况，哪里可以防内、哪里可以御外，都让徐守详细核查并载入《海防》。这又是《福州府志》不同于其他志书的地方。至于疆域、建置等方面的内容，本来可以因袭旧志而增补修订。徐君学业有成、长于文章，三代都凭翰苑起家；他勤于吏治，识大体，孜孜不倦地把修志作为急务，这也只是他尽职的一方面。浏览方域，可以知道如何经营治理；查阅形胜，可以知道应当怎样防备；考察官职，就应当想到不要留下旷职失责的讥评；核查兵制和赋税，就应当想到不能忘记综合核实的要务；观察土产，就应当默默检验财货的盈亏；采集歌谣风俗，就应当慢慢谋划教化引导；观览前代美好事迹，希望能够有所讲求。大概治理之道的纲维、百姓生活的利弊，都在志书中完备了。我尤其希望徐君存心真诚并落实施行，把实际成效体现于政治、使百姓获利；这样修志就不只是粉饰门面的文书，而能够符合圣天子设置官员、分掌职务、不断追求治理更完善的宏大心愿。这就是序。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兵部右侍郎、巡抚福建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级、纪录五次陈宏谋撰写。《福州府志》序

译我编纂《驻防志》已经完成，福州府又开始纂修府志。《驻防志》本来与郡志互为表里。《驻防志》以创制为主，郡志以因袭增修为主，难道创制者难而因袭者容易吗？《驻防志》统摄全闽，郡志统摄十邑，难道全闽难而十邑容易吗？志书难以完成，已经很久了。我在闽地开府掌兵，又兼任巡抚，管理海关税务，熟悉岭海的险要、山川的交错、营垒的分布、风俗的淳厚与弊病、农田户口的增减、礼乐刑政的张弛、官员政绩和乡里善行的光彩，而郡志距离修纂已有一百多年；表面上是因袭，实际上其中也包含创制。况且福州地处都会，体制重大严整，节使等官署林立，是众人趋赴之处，也是百官各部门汇聚之所。虽说是十邑，却是全闽的首要地区。如果没有素来擅长“三长”、众多困难也不能动摇的君子，凭什么承担这一职责并最终看到它完成呢？况且志书是《周礼》职方氏所掌管的，也是合方氏、形方氏所司掌的。职方氏掌管天下地图，辨识各邦国、都鄙；“七闽”这个名称，最早见于经典，合方氏、形方氏二官实际上辅佐职方氏。然而这几种官职都隶属于《夏官·司马》，由此可知其所重在于军事。军队用来保卫百姓，百姓用来供养军队；这种潜在的形势、不可动摇的格局，都是志书所关涉的内容，也是枢要政务中最重要的。因此我对修志一直十分关注，私下认为重新纂修郡志是不能在早晚之间稍有耽搁的事情。如今福州守徐君以史官身份出任重要郡守，既有才干，又有权力，也遇到了适当时机。他开局延揽人才，早晨书写、夜晚撰录，经过一年书成，请我作序。我本来就不能不说几句话，而且《驻防志》也可以借此更加完备，以供参照考核、查对校勘；不只是因为我兼理巡抚事务，才来做这件事。当今天下太平、国势全盛，文治武功并举而一以贯通；有的统领所属，有的分掌守卫，有的创立体例、阐明凡例，有的承继光辉、发扬美德，没有两套事务，也没有两条道路。圣明天子端坐垂衣而治，大力施行文教；凡海角日出处，没有不遵从教化、接受役使的。闽地的《通志》和《驻防志》概括了要点，揭示了端绪；作为首郡，完成这项事业，本来就是守土官员的责任，而我也可以借此报答圣上深厚的知遇之恩和南顾之托。这就是序。御前侍卫、镇守福州等处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世袭骑都尉、纪录一次沙济新柱撰写。《福州府志》序 福州府有志书，始于晋代陶夔，到宋代梁克家时才更加详备；两位都是镇守福州府的官员。人的才干虽不同，官职并没有不同；时代虽不同，修志也没有不同。如果做事不以古人为师，怎么能够流传后世？况且还会使前人的光辉被埋没，承继前人事业的人，难道能不因此停滞吗？乾隆己巳年，景熹由翰林编修出任福州府知府，奉天子之命治理福州府，巡行省察政务，肩负这一重大责任，早晚都戒惧警惕，不敢安宁。上任办事以后，他考察准则，权衡轻重，进而查看志书卷帙，却惊讶其中多有断缺脱漏。大概从明万历年间到现在，没有人起来续补这些记载，唉，实在太疏略了。他把这件事告诉前任巡抚潘公，潘公叹息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也没有比它更优先的了。书籍残缺，疑问就不能彰明；事情积久了，材料就会杂乱，听闻也更加昏暗，将凭什么施行政教？一定要设法办理！”我修志的决心更加坚定，于是四处搜求陶夔的旧本，却不能得到；唐代林谞、宋代林世程的两部志书也已残缺，只有梁氏《三山志》和明代林氏各志尚存，于是同意采用，并兼及稗官野史，以补充缺略。然而闽地藏书之家多有散佚，麻沙刻板近来又很少雕印，四方书商畏惧路险路远，很少把书搜集运来，这就是征求文献的困难。闽地的才人，如明代王懋宣、谢在杭、红雨楼徐氏兄弟等人的著述，如今也不容易得到，这就是考核文献的困难。然而我修志的决心更加坚定并且奋发努力，先从星野入手，以确定斗、牛、女三宿的分野；讲论天象，必须用人事来验证。其次考察建置沿革，详细查核二十二史；讲论古代，必须用今天来验证。岭海是地利中最重要的方面，因此山川形势、疆域、城池、海防、水利、桥梁渡口、坊和乡都以此为准。军务和祭祀是政典中最重要的方面，因此军制、坛庙、学校、寺观、坟墓都以此为准。官府和民户从唐、宋开始兴盛，凡职官、名宦、封爵、公署、选举、人物、风俗、艺文、第宅、园亭等后来兴起的内容，都超过前代。财赋以东南最为丰盛，凡赋役、户口、榷政、盐法、恩恤、物产等，后代比前代更加丰富，甚至超过一倍。有古迹，先贤就不会泯没；有祥异、外纪，见闻就可以周全。这些是其中显著重要的方面。大概先确定规模，然后再逐项办理。史书本来就比志书更难编纂；在福州府，就有福州府的志书；处于今天的福州府，也就有今天福州府的志书。我想依照丙辰《通志》和甲子郑志，却有些事情不敢照做，这是因为它们创立体例、阐明凡例各有不同；想沿袭前代府志，却又有些事情不能照办，因为那些志书的文辞弊病已显、内容也已穷尽。我竭尽精力和思虑，集中众人的意见，广泛采纳有益建议；在劳累于案牍之余，常常点着一盏孤灯，直到三更仍不休息。宁可详尽，不可简略；宁可严谨，不可滥收。文辞虽然不足，尚且还有遗书可供依据；文献虽然无法完全征实，也可以借助年高有德者的见闻。辛未年夏季开局，甲戌年春季完工，哪里敢说这是一方的信史，不过姑且借此备查考、存掌故罢了。况且闽地共有十郡，福州居其首；掌持节宪的府院，开府掌兵的重镇，以至于守卫这片土地的官员，权势地位都有轻重，文武才智之士所居之处，礼乐政刑所优先施行之地，讨论考订、辨明事实，都有一定次序，不敢混乱；内容应当完整，不敢脱漏。何况我朝国运昌盛，歌咏太平，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闽地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拓台湾，福州府自康熙十四年剿灭耿逆以来，兵革不再动用，山高水清，风俗淳厚美好，文治武功兴盛而天下安宁，典章制度协调和谐；“海滨邹鲁”之地，编纂记述，想要描摹它的形貌，难道不正是天地的容貌吗？难道不正是日月的光彩吗？因此郡志长期未能修纂，并不是没有人才和时机，而是心中有所畏惧。我私下不自量力，起而承担此事，向上级官员质询，与十邑的各位君子商议，如今得到若干卷，哪里能够继承晋代陶夔、宋代梁克家之后呢？也只能说，我与他们官职相同，志书的意旨相同罢了。我的见识浅陋、文才不足，遗漏挂缺、内容未能充实，后来阅览的人还请谅解！乾隆甲戌年春三月，赐进士出身、前翰林院编修、中宪大夫、福州府知府钱塘徐景熹作序。修志凡例

译一部郡志始于东晋太元年间太守陶夔的《闽中记》；唐贞元年间，郡人林谞增修；宋庆历年间，郡人林世程又增修，三书都沿用陶夔旧书的名称。淳熙年间，清源梁丞相梁克家任知州，撰成《三山志》。元代致和年间有《三山续志》。明代府志共有四部：一部修于正德庚辰年，一部修于万历己卯年，一部修于万历壬子年，另一部由万历年间郡人袁表撰写。陶夔、林谞、林世程三书全都散佚，只剩梁公的《三山志》。致和《续志》和袁表志也已不可见。《正德志》过去收藏在闽人徐兴公家中；壬子志称其体例宏大、内容广博，阅读后确实如此。这次编辑，大体以《三山志》和《正德志》为根本，参照壬子志（万历己卯志文辞简略，不予采用；如今引用的万历府志，都是壬子志的文字），以及新、旧《福建通志》。又向正史追溯源流，旁采闽中记载、古今各类典籍和旧日典故传闻，务求内容完备。对于本朝一百多年来的制度、名物，更加详细征集、广泛采录，大事小事都全部记载，用来彰明一方掌故，流传永久。历来的志书体裁，大致相似，但分立纲目、排列条目，有的繁多，有的简略，彼此并不完全沿袭。这部志书只设三十二门，概括一郡事务，不再分纲列目。首先是分野，其次是建置沿革，并附表；疆域，附形势；城池，附街坊；山川；水利；乡都；津梁；户口；田赋，附仓储、恤政、盐法、关税；学校；军制；海防；坛庙；寺观；古迹；公署；第宅、园亭；冢墓；风俗；物产；封爵，并附表；职官；选举；名宦；人物；流寓；列女；释老；艺文；碑碣；祥异；外纪，到此为止。卷首加列地图，包括福州府十邑总图、福州府城图、福州府学图、福州府治图和十邑疆域图，希望做到不荒芜、不遗漏。十邑的次序，考察《福建通志》和宪纲，先闽县，其次侯官，再次长乐、福清、连江、罗源，接着是古田、屏南，最后是闽清、永福，这是十邑的次序。谨按《大清会典》和《皇舆表》，则先闽县、侯官，其次古田、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福清。如今恭敬遵照后者编排，屏南是古田分出的县，也列在闽清之前。各门类所征引的典籍，都记录清楚书名；有的标列在前，有的侧注在下，以便阅览者考察材料的出处。各门类中有两处记载的，有的按照重点所在处理，文字就写得详细；有的虽然不是重点，但按体例不宜遗漏，文字就写得稍简略；都注明“详见某处”“互见某处”。这也是依照古代史书的体例。万历壬子年府志设有《岛夷》一门，记载琉球入贡、日本为患等事。考察起来，琉球是海外的杂国，远隔重洋，不过入贡时取道这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系。况且我朝声威教化通达四方，东南各夷遵奉正朔、服从职贡的很多，相关事情都记在国史中，没有必要再收入志书编记。至于明代日本为寇的事情，已经附见于《海防》一门，所以现在删去这一门。琉球的事实，则载在公署“柔远驿”条下。《三山志》记建置沿革过于繁琐，万历壬子志又过于简略，而且与各史互相推考校验时，有许多错误，现在特意加以订正。旧志又没有表，于是仿照《皇舆表》的形式，编作《建置沿革表》，希望使阅览者一看便能详细了解。郡城自前明改筑以后，本朝仍沿用旧制，重重城门、深深壕沟，坚固得如同金城汤池。这里是岭海险要之地，又是省会重地，设置险阻防守尤其重要。这次把创建修筑的缘由详细列在前面，把晋、唐、五代故城的旧迹列在后面，以供考证；城内外的坊巷也附带记载。所属各县依此办理。凡现今镇、卫所属的各城，隶属于哪个县的，都在后面记载。山川按县统属；写山，就详细说明主山、从山及其山脉脉络；写水，就叙述源头、流向和支流分派。这并不只是记载名胜，主要是说明地形地势，也可以一指一顾之间便得到了解。名人的文章和辞赋，如果不是典雅可观的作品，一概不予收录。至于志书中罗列的八景、十景等名目，大多附有题咏，常见而无关紧要，现在一并删去。闽中的田赋，自宋、元以来相差不大。本朝按照明万历四十八年的则例征收，把明朝末年各种没有定制的征派全部革除。又把各项征收解运统一归入一条鞭法，革除了里长被摊派连累的弊端，百姓没有痛苦，欢歌起舞、欢呼庆贺。现在依据现行科则编载，同时记述前代赋额，也略微说明其源流；把户口列在开头，是因为重视民数。附载仓储、恤政，是为了彰明皇上的仁德；盐法、关税也一并附见。郡城东南面向大海，所属的连江、长乐、罗源、福清等县都处在瀛土需之地。明代中叶，倭寇气焰未平，几个县遭受的祸害最为惨重。万历壬子志在《兵戎志》中设有《海防》一类，只记明代一朝的防御兵目，而历代事迹却有缺漏，未免疏略。如今详细查考正史、志书、别集和现行档案，凡古今海道上的旧事以及防御制度和措施，无不完备记载；风信、潮侯、针经、占验，明代倭寇以及本朝初年郑寇的始末，也都附带记载。卷首有地图，其中的形势也可以一览而知。凡属官署建筑的，都统一归入公署。万寿宫、万寿亭，是群臣工役和士民朝拜正朔、祝祷福祥的地方；贡院，是国家选取士人的地方，都恭敬地记在卷首。各官署的旧迹以及前代废弃的官署，附在后面；驿递也附带记载。名人的宅第，志书通常会记载；园亭却常常缺略，这次一并记录。使从前贤人著作的地方、游览赏玩之地，即使后来变成荒墟，或者转归他人所有，也仍然能够考察它们的旧貌。职官一门，万历壬子志所列官衔和姓名多有错误。现在每一代先列出官衔名称，同时考察其沿革起因，再附载任职官员的姓名；把分掌监察辖治的大吏和寄寓此地办公的官员列为一类，以保存省会首郡的体制。郡守、县令、学官列为一类，这是郡志的正例。郡府佐贰官一定记载，武职也一定记载；县级佐杂官不载，这同样是郡志的体例。

译闽中的选举，前代没有可考的记载。登进士科，从唐代开始；到宋代，达到了极盛。考察宋代，科目很多，进士之外还有诸科：童子科、制科、释褐、八行、特奏名、武举等名目，见于《三山志》；正德志全部记载，万历己卯志删去，壬子志又恢复记载。现在分别列为一类，注明年份，排列在宋代进士科之后。又把历代选举制度全部详细记载，以供考证。这部志书在名宦一门上颇费斟酌。其他问题不再逐一说明，例如各志误把邱仲起写作邱仲趋，因而没有为他立传，本志便依据《南齐书·沈宪传》加以补正。刘越石从未任晋安郡守，《闽书》却误为他立传；唐代柳冕任福建观察使，因政绩无状被召回；薛戎的节操风范表现在代理泉州事务时，他在福州不过曾任团练副使，此外没有治理政绩，但各志都为他立传，这也不对。现在本志对于这一类情况全都删削，务求不滥收，也不遗漏。一、前志记载人物时，分类杂乱，以致同一家中的父子、兄弟被分隔在不同卷册，读者对此很以为苦。现在只依照史书体例，先按县分别列传，再以时代先后编排。其次列道学、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艺术七类，只按时代编排，不再分县，以便查阅。流寓在此地的各位贤人，汇编在一卷中，也足以成为本地的光彩。一、烈女按县编排，体例同人物。把历代贞节列为一类，贞烈列为一类，名媛列为一类。贞节、贞烈无论是否受到旌表，都分别立小传。事迹不太显著的，也把她们的姓氏保存在后面，以记其不朽。名媛若没有确实值得记载的事迹，就不收录。一、艺文志始见于《汉书》，隋、唐、宋诸史也都记载书目，而不列诗文。如今郡县志书往往列诗文而遗漏书目，这不合古制。现在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凡贤达的著述，以及作者姓名、篇名和卷第，都详细著录。至于诗文，则分散见于各门之中，按照事类分别归入，以便查考。至于现今名人的诗文，难以取舍，所以一概不收载。一、碑刻流传之后，好古的人搜集摘录，唯恐有所遗漏。然而在荒原深谷、丛祠古墓之间，偶尔显露出来、前人从未见过的碑刻，也间或有之。本志所载《碑碣》，除鸿篇巨制已分别见于各类，以及已经失传的，只记下它们的名称。至于摩崖上的题名，以及字迹、画幅尺寸可以考察的，也都详细记载。一、各条之中间附按语，有的事情存在疑问，就加以辨析；有的义理有所指向，就加以说明，并不是妄自增添议论。过去范淳夫撰写《唐鉴》，每条都附加论断，程明道认为这样很好；而《续纲目》认为，是非之心人人都有，不必都出自自己，所以只偶尔附上几句话而已。现在依照《续纲目》的体例，只间或附加按语，不敢任意掺入主观臆说。修纂本志的人员姓名 总裁 福州府知府、前翰林院编修，钱塘徐景熹 提调 原任闽县知县，吴至慎 原任侯官县知县，姚循义 原任侯官县知县，王裕殡 原任委署侯官县知县，祁琅 闽县知县，熊定猷 纂修 翰林院庶吉士，会稽鲁曾煜 贡生，钱塘施廷枢 原任以州判衔管理泰州小海场事务，侯官林正青 原任南安府知府，福清游绍安 原任四会县知县，永福黄任 原任铜陵县知县，福清陈九龄 分修 福州府学教授，惠安王士鳌 侯官县学生员，林飞 闽县附监生，林玉衡 福州府学贡生，李肇杏 甲戍科进士，永福黄惠 甲戍科进士，闽县郑天策 福清县学生员，陈长龄 癸酉科举人，侯官张伯谟 福州府学增生，林擎天 福州府学生员，吴科捷 校勘 教授，王士鳌 附监生，林玉衡 增生，林擎天 监局 原任侯官县学教谕，蔡元成 督刻 闽县学教谕，高廷璧 第一卷 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