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论衡校释

自序

凡例略说

刘盼遂集解自序

论衡校释

第一卷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禄第三

气寿第四

第二卷

幸偶第五

命义第六

无形第七

率性第八

吉验第九

第三卷

偶会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禀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势第十四

奇怪第十五 本篇题作“奇怪”。各版本均同。

第四卷

书虚第十六

变虚第十七

第五卷

异虚第十八

感虚第十九

第六卷

福虚第二十

祸虚第二十一

龙虚第二十二

雷虚第二十三

第七卷

道虚第二十四

语增第二十五

第八卷

儒增第二十六

艺增第二十七

第九卷

问孔第二十八

第十卷

非韩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第十一卷

谈天第三十一

说日第三十二

答佞第三十三

第十二卷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谢短第三十六

第十三卷

效力第三十七

别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第十四卷

状留第四十

寒温第四十一

谴告第四十二

第十五卷

变动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 缺

明雩第四十五

顺鼓第四十六

第十六卷

乱龙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虫第四十九 当作“适虫”。详见本篇说明。

讲瑞第五十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是应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自然第五十四

感类第五十五

齐世第五十六

第十九卷

宣汉第五十七

恢国第五十八

验符第五十九

第二十卷

须颂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论死第六十二

第二十一卷

死伪第六十三

第二十二卷

纪妖第六十四

订鬼第六十五

第二十三卷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讳第六十八

□时第六十九

第二十四卷

讥日第七十

卜筮第七十一

辨祟第七十二

难岁第七十三

第二十五卷

诘术第七十四

解除第七十五

祀义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第二十六卷

实知第七十八

知实第七十九

第二十七卷

定贤第八十

第二十八卷

正说第八十一

书解第八十二

第二十九卷

案书第八十三

对作第八十四

第三十卷

自纪第八十五

附编一

论衡佚文

附编二

王充年谱

附编三

论衡旧评

附编四

王充的论衡

附编五

论衡版本卷帙考

附编六

论衡旧序

宋庆历杨刻本序

宋刊元明补修本序

程本序一

程本序二

明天启本序一

明天启本序二

明天启本序三

明天启本序四

王本跋

论衡集解附录

后记

自序

《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自从董仲舒治《公羊传》，阐明天人相感之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与人的意识相互感应。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翼奉、李寻、刘向等人也都推演这一学说。儒家到了这个时候，内部发生了质的变化，披着巫祝图谶的外衣，把天说得过于神秘、过于聪明，人的行动要受它的裁判，这就是一班汉儒所说的阴阳灾异理论。

这种荒谬的迷信理论，把儒家改装成为带有宗教性质的儒教，自汉武帝时起至光武帝时止，一直支持了一百多年，才出现小小的反动：即郑兴、尹敏、桓谭等人。但他们只知道攻击图谶的荒谬，对于这些儒教徒所持的天人感应说的原理，还不能从根本上击破，或者还相信这一原理。到了王充（仲任），才大胆而有计划地进行正式的攻击，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教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古哲学史上掀起巨大的波澜。

《论衡》全书就是揭露这天人感应说的虚妄荒诞。以自然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现在将《论衡》全书，依据其思想体系，分为六组：

第一组是论说性命的。

甲、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

《物势》第十四。

乙、论说性的：

《本性》第十三。《率性》第八。

丙、论说命的：

《初禀》第十二。《无形》第七。《偶会》第十。《命禄》第三。《气寿》第四。《命义》第六。《逢遇》第一。《累害》第二。《幸偶》第五。《吉验》第九。

丁、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骨相》第十一。

〔注〕《物势》篇说：“天地合气，人偶自生。”这是王充将性命定于初禀自然之气（《初禀》篇语）所依据的道理。《骨相》篇说：“不仅命有骨法，性也有骨法。”这是王充的意思：性命禀受于自然，显现于骨法。各篇排列的顺序，不依原书目次，而是以其理论体系的先后为依据。

第二组是论说天人关系的。

甲、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

《自然》第五十四。

乙、评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天道自然之义：

《寒温》第四十一。《谴告》第四十二。《变动》第四十三。《招致》第四十四。缺。《感类》第五十五。

丙、论当时灾异变动：

《明雩》第四十五。《顺鼓》第四十六。《乱龙》第四十七。《遭虎》第四十八。《商虫》第四十九。

译丁、论述当时的祥瑞征兆：

《治期》第五十三篇。《齐世》第五十六篇。《讲瑞》第五十篇。《指瑞》第五十一篇。《是应》第五十二篇。《宣汉》第五十七篇。《恢国》第五十八篇。《验符》第五十九篇。《须颂》第六十篇。《佚文》第六十一篇。

〔注〕王充论述灾变与符瑞，用“偶然巧合”来代替“天人感应”，以自然主义为宗旨。

第三组论述人与鬼的关系以及当时的禁忌。

甲、论述人与鬼的关系：

《论死》第六十二篇。《死伪》第六十二篇。《纪妖》第六十四篇。《订鬼》第六十五篇。《言毒》第六十六篇。《薄葬》第六十七篇。《祀义》第七十六篇。《祭意》第七十七篇。

乙、论述当时的禁忌：

《四讳》第六十八篇。《□时》第六十九篇。《讥日》第七十篇。《卜筮》第七十一篇。《辨祟》第七十二篇。《难岁》第七十三篇。《诘术》第七十四篇。《解除》第七十五篇。

〔注〕人禀受天地自然之气，偶然契合而生，（参见《物势》、《初禀》、《无形》等篇。）人死后精气消亡，（《论死》篇语。）所以人死后不能成为鬼。没有鬼，那么祭祀只是生者侍奉死者罢了，没有鬼神享用祭品的意义。（《祀义》、《祭意》篇语。）吉凶祸福，都是遭遇偶然，（《偶会》篇语。）所以不相信一切禁忌。

第四组论述书籍传记中关于感应之说违背自然之义和虚妄之言。

甲、评述书籍传记中关于天人感应说的：

《变虚》第十七篇。《异虚》第十八篇。《感虚》第十九篇。《福虚》第二十篇。《祸虚》第二十一篇。《龙虚》第二十二篇。《雷虚》第二十三篇。

乙、评述书籍传记中虚妄之言：

《奇怪》第十五篇。《书虚》第十六篇。《道虚》第二十四篇。《语增》第二十五篇。《儒增》第二十六篇。《艺增》第二十七篇。《问孔》第二十八篇。《非韩》第二十九篇。《刺孟》第三十篇。《谈天》第三十一篇。《说日》第三十二篇。《实知》第七十八篇。《知实》第七十九篇。《定贤》第八十篇。《正说》第八十一篇。《书解》第八十二篇。《案书》第八十三篇。

第五组是衡量贤者与奸佞、才能与智识的。

《答佞》第三十三篇。《程材》第三十四篇。《量知》第三十五篇。《谢短》第三十六篇。《效力》第三十七篇。《别通》第三十八篇。《超奇》第三十九篇。《状留》第四十篇。

第六组当作自序和自传的。

《对作》第八十四篇。《自纪》第八十五篇。

这八十五篇书，如今缺少《招致》一篇。反复诘问辩驳，不离其宗旨，真是一部有体系的著作。可惜这部大著，宋以后的人就忽略它了。

从汉代到现在，大家对于这部书的认识，可以分作三期：

一、从汉到唐 如谢夷吾、蔡邕、王朗、虞翻、抱朴子、刘知几等，都认为是一代的伟大著作。详见后文旧评。

二、宋代 带着道学的习气，认为《论衡》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书。如晁公武、高似孙、陈振孙、王应麟、葛胜仲、吕南公、黄震等是。详见后文旧评。

三、明、清 取其辩驳广博，但对于《问孔》、《刺孟》仍沿袭宋人的成见，骂他是非圣无法。如熊伯龙、《无何集》、沈云楫、虞淳熙、阎光表、施庄、刘光斗、傅严，详见后文旧序。刘熙载、陈鳣、周广业、章太炎先生，详见后文旧评。都是极力宣扬此书。《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乾隆读《论衡》跋、谭宗浚、王鸣盛、梁玉绳等，详见后文旧评。皆诋毁此书，或毁誉参半。

对《论衡》有真正的认识，还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因为诸子是研究思想史的宝藏，研究诸子的兴趣，不减于经史。治诸子的人，彻底革除前儒一孔之见，实事求是，作体系的历史的探讨。不因为他问了孔子，刺了孟子，就减轻他的价值。或者在现代人看来，还要增高他的价值。

《四库全书目录》和刘盼遂先生据《自纪》篇以为《论衡》当在百篇以外。详见后文版本卷帙考。近人张右源据《佚文》篇云“论衡篇以十数”，疑原本《论衡》的篇数没有今本这样多，认为今本是混合其所著《讥俗》、《节义》、《政务》、《养性》三书而成。（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二卷三期。）其说非也。《佚文》篇“十数”为“百数”之误。我以为王充的手定稿，或者有百篇，但抱朴子、详见后文旧评。后汉书本传都只著录八十五篇，盖《论衡》最初传世，是由蔡邕、王朗两人，据抱朴子、袁山松书。详见后文旧评。他两人入吴，都得着百篇全稿。虞翻说：“王充著书垂藻，络绎百篇。”足为当时尚存百篇之证。后来因为蔡邕所得者，被人捉取数卷持去，据抱朴子。故只剩八十五篇。现存的《论衡》，大概就是根源于蔡邕所存的残本，《史通·鉴识篇》：“若《论衡》之未遇伯喈，逝将烟烬火灭，泥沈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所以葛洪、范晔都只能见到八十五篇。刘盼遂先生所引类书中佚文，似乎都只是八十五篇的佚文，未必在八十五篇之外。因为唐、宋人所见的不能超出范晔、葛洪之外。

自从《后汉书》著录八十五篇之后，只缺《招致》一篇。至于各篇的先后排列，大致保存本来面目。据今本各篇的排列与全书理论的体系，及篇中所载的史事的先后，并相符合，可以为证。那么，这部书传到现在，好像是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编。

译未经后人改编，固然保存了当时篇章排列顺序的本来面目，但流传至今一千多年，还没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释。近人刘盼遂的《论衡集解》，其自序见于《古史辨》第四集，全书可惜未曾得见。其中被采纳的说法，都是依据《古史辨》。刘叔雅先生《三余札记》中《论衡斠补》说：“校理《论衡》完毕，交付刻工，刻版即将完成。”我曾当面询问他，据他说：“全稿保存在安庆。”所以未能得见。杨树达说：“曾校注数卷，因事中途停止。”章士钊说：“有意整理笺释。”（见《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期、第四十一期。）梁玉绳认为《论衡》有注，乃是错误的说法。《瞥记》一云：“《礼记·经解》引《易》‘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孙奕《示儿编》谓王充《论衡》注云：‘出《易纬》之文。’”按《示儿编》一云：“《经解》引《易》曰：‘差若豪厘，缪以千里。’乃出《易纬》之文也。”自注云：“王充论注，详见‘豪厘’。”卷四“豪厘”条云：“按王充论注，乃《易纬》之文。”徐鲲说：“《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论章怀注引《易纬》曰：‘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此处省略文字作‘王充论注’。”据此，则梁氏认为出自《论衡》注，是不对的。孙蜀丞先生也认为有旧注，见《乱龙篇》卷十六，页六九五；《指瑞篇》卷十七，页七四八；《死伪篇》卷二十一，页八九五。但据我的意见，前两者乃是正文，后者乃是两个版本的异文误合，不是注语。详说见本篇。《御览》引旧音一，见《别通篇》卷十三，页五九一；旧注五，见《逢遇篇》卷一，页七；《儒增篇》卷八，页三六五；《变动篇》卷十五，页六五０；《乱龙篇》卷十六，页七０二；《是应篇》卷十七，页七六三。篇中衍文，推知其为旧校者二，见《儒增篇》卷八，页三七六；《艺增篇》卷八，页三九一。似出于旧注者十七，见《命义篇》卷二，页五二；《吉验篇》卷二，页九五，又九六；《骨相篇》卷三，页一二三；《本性篇》卷三，页一三五；《物势篇》卷三，页一五二；《书虚篇》卷四，页一八三；《道虚篇》卷七，页三二九；《儒增篇》卷八，页三七六；《刺孟篇》卷十，页四六六；《说日篇》卷十一，页五０四；《答佞篇》卷十一，页五一九；《效力篇》卷十三，页五八二；《乱龙篇》卷十六，页六九四；《自然篇》卷十八，页七八一；《感类篇》卷十八，页七九七；《纪妖篇》卷二十二，页九二九。但这些，我都怀疑是读者随手旁注，不像是出自正式的注文。理由是：若是曾经有人正式注释过，不当把许多需要注释的地方都抹杀去，反而来注这些不经意的地方，甚至于不须注的。

宋仁宗庆历五年，杨文昌刻本序说：“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现在的各本，都根源于杨刻本。那么，今本的校语，是出自宋杨文昌之手。在杨校之后，辗转刊行，当又加添了不少的校语。如《问孔篇》卷九第四一一页，“子曰予所鄙者”，“鄙”下旧校曰：“一作否。”宋、元本并无此三字，则此注语当出自明人。但这班翻刻古书的人，不都是通人，不见得具备校勘整理的学力和方法。如《无形篇》卷二第六一页，“化为黄能”，旧校曰“能音奴来反”，朱校元本同。及上面所引《问孔篇》的校语“鄙”一作“否”，都是显著的讹误。详说见本篇。

清儒，尤其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是一代的伟迹。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及此书。莫友芝说：“抱经有校宋本。”未见。因为他们只把《论衡》当作一种治汉儒今古文说的材料看。俞樾虽然是校正数十条，想是以余力致此，所以不像所校他书那样精当。孙诒让、孙蜀丞先生对这部书，用力比较多些，订正若干条，才使这部书稍稍可读。

我整理这部书，把校勘和解释分成两部工作。在校的方面，因为流传的善本不多，连类书的援引及见于他书的地方也很稀少。在释的方面，因为此书用事沉晦，好多是不经见的故实，加以今古文说的纠纷——这两方面，都使我经过相当的困难，感觉学力的更贫乏。

《论衡》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元刊明正德补修本，《累害篇》不缺一页，是由庆历本、干道本、至元本直传下来的。一个是由成化本到通津本，到程、何诸本所构成的系统，从成化本起，《累害篇》并缺一页。参看《论衡版本卷帙考》列表于次：

译宋庆历五年 宋乾道三年 元至元七年 元刊明正德修本

┌─→ ──→ ──→

杨文昌刻本│ 洪适刻本 宋文瓒刻本 （累害篇不缺）（1）

│

│

│ ┌ 程本

│ │ 何本

│ 宋光宗时刻本 宋刊明成化 嘉靖时通津 │ 钱本

└─→ ──→修本（累害 ┌─→ ├ 黄本

（二十五卷）（2）篇脱一页） │ 草堂刻本 │ 郑本

│ │ 王本

│ └ 崇文本

│

│

│ 天启六年

└─→刘光斗刻本（3）

〔注〕一。叶德辉说，正德本累害篇脱一页，不对。

二。宋光宗时刻本二十五卷，见存日本，疑是根源庆历本。

三。天启本的序说，据杨文昌本刻。我想不是直接依据。因为天启本也脱去累害篇一页。明正德补修本是杨文昌本的四传的本子，还没有脱此一页，则知其所谓据杨本，不足信。疑出自成化补修本。

我所用的本子，是以通津本作底本。所见宋本，只是十四卷到十七卷的残卷。其余的所谓宋、元本，都是借用别人的校录。其中以朱宗莱校元本为最精详，杨守敬校宋本太粗疏。我想，一定忽略了一些好的材料。

胡适之先生在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上说：

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可以补版本的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当然，版本是作校勘的唯一的凭依。但是论衡这部书所保存的善本是这样少，要整理这部书，只靠版本是不够的。势必于版本之外，另找方法，即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古书注的四种方法。

孙诒让在他的札迻序上说：

其諟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音通转为其錧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

本书、它籍、类书，这是揭举校勘学在离开版本的凭借时的三大途径。陈援庵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说得更详细。他举出校法有四：

一。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二。本校法 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三。他校法 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四。理校法 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第一种对校法，是用两本相比，是最容易的工作。只要有相当的学力，就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第二种本校法，即孙氏所谓求之于本书。第三种他校法，即孙氏所谓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有时凭据他书注的引用，也属于此法。第四种理校法，即胡先生所谓推理的校勘。

在没有古本凭依的时候，想对于某一部书，发现它的谬误，改正它的谬误，证实所改正的是非，用本校法和他校法，即取证于本书、它书、类书、古书注的四种方法，是有相当征实性的方法。因为它的客观性是与凭借版本差不多。如唐、宋人的类书或古书注的引用，就可大致的见到唐、宋时这部书的本子。胡先生告诉我说：「依据类书或古书注，也就大致等于依凭古本。」

译考证依据本书、他书、类书以及古书注疏，这四种方法在运用时，应当各自具备相当的精细与警惕，现就本书举例如下：

一、考证本书的方法，是探求本篇的上下文义，或者将本篇与其他篇章进行归纳比较，找出其句式惯例和常用语，以相互校正。

例一——依据上下文义

高祖诏令叔孙通制定仪制，礼经十六篇在哪里？又为何重新审定仪礼？见《谢短篇》卷十二，第五六一页。

这是说礼经十六篇在哪里，而庸俗的叔孙通再次审定仪制呢。《后汉书·曹褒传论》说：“汉朝初年朝廷制度没有成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有补救崩坏弊病之功。先王的容止典章，大多缺失了。”张揖在《上广雅疏》中说：“叔孙通撰制礼制，文辞不违背古制。”可见仪制本于礼经，所以王充诘问说“十六篇在哪里”。礼仪即指仪制，《司马迁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儒林传》、《礼乐志》以及本书《率性篇》都可以证明。这里写作“仪礼”，是字序颠倒的错误。程树德《汉律考》将“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连读，《前汉书礼乐志考证》中齐召南读法相同，那么就将“仪礼”当作礼经，这是不对的。根据《曹褒传》，叔孙通所作的只有十二篇，并未说“十六”。况且此文多次提到“礼经十六篇”，那么这“十六篇在哪里”五个字自成一句，用以指代礼经，是很明显的。既然此句说的是礼经，那么下句又说“仪礼”，在义理上难以贯通。而且礼经有“仪礼”这个名称，始见于《后汉书·郑玄传》（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认为始自《晋书·荀崧传》），王充当时还未提及。

例二——本篇与其他篇章句式惯例的比较

现在鲁国所捕获的麒麟长着角，后来所见的麒麟未必也长着角。如果用鲁国所获的麒麟，来推知世间所有的麒麟，就一定无法得知。为什么呢？因为毛羽骨角并不相同。假如不相同，或者有时相似，未必就是真的。见《讲瑞篇》卷十六，第七二二页。

“不同”应当作“合同”，是受上文影响而误。这是反承上文。王充的意思是：即使有相同的，也不过是体貌相似，实质本性自有区别。下文即申述此义。《奇怪篇》说：“空虚的表象，不必实有。假使有之，或者有时熊罴先化为人，才生下二卿。”《应验篇》说：“屈轶这种草，或许实有却虚言它能指认奸佞。假使能指认，或者有时草性见人而动，就说它能指认。”句式惯例正相同。

例三——本篇与其他篇章常用语的比较

占卜说将要进入国邑，如果寒气重，那么将军将要发怒；如果温和，那么将军将喜悦。见《变动篇》卷十五，第六五五页。

根据下文“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可知州刺史、郡太守之事，并非指大将军。“将”指州牧、郡守，本书屡见，是当时的常用语。“大”字大概是后人不明“将”字的含义而妄加的。《累害篇》：“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又说：“将吏喜好不同，清浊操守各异。”《答佞篇》：“佞人在将军面前毁谤他人。”《程材篇》：“职责分明功业建立，将军尊重其才能。”又说：“将军有烦疑，不能效力。”《超奇篇》：“周长生在州任刺史时，任安举奏他；在郡任太守时，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两位将军得以保全。”《齐世篇》：“郡将鞭打杀害无辜。”这些“将”字都与此处相同。

二、考证他书的方法，是就本书文句出自他书，或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以及被他书征引的情况，进行比较考察。

例一——本书文句出自他书

齐詹（侯）问晏子说：“忠臣侍奉君主应当如何？”回答说：“有危难时不死，出逃时不送。”詹说：“分封土地给予他，疏远爵位使他尊贵，君主有危难时不死，出逃时不送，……”见《定贤篇》卷二十七，第一一一０页。

“齐詹”应当作“齐侯”，“侯”一作“▯”，与“詹”字形相近而误。此事见于《晏子春秋·问上》。《晏子春秋》作“景公问于晏子”，《说苑·臣术篇》作“齐侯问于晏子”，这是证据。下文“詹曰”，也应当作“齐侯曰”。“侯”讹为“詹”又脱漏“齐”字。《晏子春秋》作“公不说曰”，《说苑》作“君曰”。

例二——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

德行越盛，文饰越繁复；德行越彰明，人（文）越显明。见《书解篇》卷二十八，第一一四九页。

“人”应当作“文”。上下文都论述“文德”，不能转入“人”。“人”“文”字形相近而误。《说苑·修文篇》“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句意正相同，这是证据。

例三——本书文句被他书征引

广汉杨翁仲（伟）〔能〕听鸟兽的声音，骑着跛马在野外〔而〕田间有放（眇）马〔者〕，相距〔数里〕，鸣声相闻。翁仲（伟）对他的车夫说：“那匹放马（知此马而）眼睛瞎。”车夫说：“怎么知道的？”说：“骂这辕中的马跛，这马也骂它瞎。”车夫不信，前往查看，眼睛竟然瞎了。见《实知篇》卷二十六，第一０七九页。

译高似孙《纬略》卷一引文中，“仲”字均作“伟”，“听”字前有“能”字，“田间有放眇马”作“而田间有放马者”，“相去”后有“数里”二字，“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作“彼放马目眇”，“目竟眇焉”作“马目竟眇”。《类聚》卷九三、《御览》卷八九七所引也完全相同。这些引文都是正确的，应当据以校正。

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是最艰难而最精当的方法。刘先生告诉我说：“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才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校勘学的本义，固然依赖于版本的比校，但版本本身有两个缺陷，即：一、版本本身的错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本子，不外唐写本、宋刊本，但遇到这样的事实，在唐、宋以前就已经错了，那么即使有版本，也不能据以校正。二、善本流传到现在，确实有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版本才去校书，那么有些书必然导致无法去校。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正能补救这两种缺陷。这方法能使用的校勘材料有三，即：一、上溯本书所援引依据的文献。二、旁搜本书与他书互相见到的内容。三、下及本书被后人引用的部分。因为这方法取材的方面这样多，又没有版本的那两种缺陷，所以这方法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如《荀子·尧问篇》：“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杨倞注：“下、谦下也。子贡问欲为人下，未知其益也。”按：“而未知”下当有“为人下之道”五字。《说苑·臣术篇》：“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臣下之道也。”《韩诗外传》卷七：“请问为人下之道。”《家语·困誓篇》：“赐既为人下矣，而未知为人下之道。”这些都是证据。注：“下、谦下也。”是所见本已脱去这五字，而望文生义加“谦”字来解释。这就是取证于他书能挽救版本之穷的明证。

但取证于他书时，应当注意到家法的不同。因为今古文的章句文字是不一样的。如《别通篇》“犹吾大夫高子”，是用《鲁论》，不应当据今本《论语》改“高”作“崔”。《气寿篇》“舜征二十岁在位”，今本作“三十”，即由浅薄之人据伪《孔传》妄改，而不知道王充是习《欧阳尚书》的。《潜夫论·班禄篇》引《诗·皇矣》“此惟予度”亦见本书《初禀篇》。这是三家诗，王谟本据《毛诗》改“度”作“宅”，也是由于不明家法的缘故。

三、取证于类书的方法，是不可过信。因为类书漏引节引，与原书时有出入。要是善于运用，它是最好的材料，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的推理得到更确实的证明。最好不信赖类书中一两条的孤证，能够把类书所引的归纳得数条以上，那就能够使今本比较地接近古本。且举孙蜀丞先生误援类书的例子如下：

例一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耕也。《乱龙篇》卷十六，第七〇二页。

孙曰：“立土牛”当作“立土象牛”，与上文“为土象人”句意相同，此脱“象”字；“未必能耕也”当作“土牛未必能耕也”，又脱“土牛”二字，故文义不明。《类聚》三十九、《御览》五百三十八（当作七。）并引作“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毕能耕也”。“土牛”二字未脱。“或立土牛”作“或立土牛象人”，亦非也。惟《事类赋》四（当作五。）引作“或立土象牛”，不误，当从之。晖按：《类聚》、《御览》引作：“或立土牛，（句）象人土牛，未毕而耕也。”（《御览》二十引同。）当据补“象人土牛”句。“未必能耕也”，是承“为土象人”、“或立土牛”两层为文，言土人与土牛并不能耕。下文“与立土人、土牛，同一义也”，亦以“人”“牛”并举。“象人土牛”，“象人”即承“为土象人”，“土牛”即承“或立土牛”，《类聚》、《御览》所引不误。今本脱去“象人土牛”四字耳。孙误以“或立土牛象人”句绝，而信《事类赋》之孤证，非也。

例二

杨子云作《法言》，蜀富〔贾〕人钱千（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佚文篇》卷二十，第八六九页。

孙曰：《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七十二引此文“富”下并有“贾”字，“千万”作“十万”，“听”下有“曰”字，“之行”二字作“犹”，皆是也。今本脱误，当据补正。晖按：孙补“贾”字、“曰”字，改“千”作“十”，是也。《御览》八二九又八三六引亦有“贾”字，“千”作“十”。又朱校元本、《事文类聚》别集二引亦作“十”。孙谓“之行”二字当作“犹”，非也。《御览》八二九引“之行”下有“正如”二字，又八三六引“之行”下有“犹”字。《事文类聚》引同。则“之行”二字不误，当据补“犹”字。

译四、从古书注疏中取证的方法，即拿唐、宋人在注释其他书籍时所引用的本书内容，与今本相互比对，往往可以补全缺漏、纠正错误。例如《感虚篇》：“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涂。”卷五，页二四五。《文选》注、《路史》注在“尧时”之下引有“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九个字，由此可知今本脱落了这九个字。《言毒篇》：“火困而气热，血毒盛，故食走马之肝杀人。”卷二十三，页九五三。《史记·儒林传》正义引作“气热而毒盛”，由此可知今本脱落了“气热”二字，“血”字是“而”字的形近讹误。

我对于这本书的解释工作，是采用归纳和分类的方法。

关于字义的解释，使用的是归纳法。王氏父子正是运用这个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经传释词》中可以得到体现。王引之在《经传释词》序中说：“凡是这些作为古代语词的情况，显然可以知晓。衡量本文则协调，验证其他篇章则通顺。虽然旧说中没有，也可以心知其意。”没有旧说的依据，为什么他能心知其意呢？就是因为他使用的方法正确。归纳各书中相同的字，找出共通的意义，所以能够“衡量本文则协调，验证其他篇章则通顺”。现将本书中“嫌”字的用法归纳如下：

许由让出天下，不嫌贪恋封侯。

季子能让出吴国君位，何嫌贪恋土地而遗留金子？

丢弃他的宝剑，何嫌一声呵斥就让人从地上取金？以上均见于《书虚篇》。

人生于天，何嫌天没有气？《谈天篇》。

能走到门庭，何嫌不窥视园中的菜蔬？《儒增篇》。

才能以其文采为他人立功，何嫌不能保养自身？《书解篇》。

上述各处的“嫌”字，都应当解释为“得”。刘盼遂先生解释为“贪”，那就不能做到“衡量本文则协调，验证其他篇章则通顺”了。详细说法见《书虚篇》卷四，页一六八。

又归纳全书“起”字，审察其用法，可以得出一个通用的解释。

一、云雨感应龙，龙也兴起云气而升天。《龙虚篇》卷六，页二九一。

二、禹提出疑难，浅显的话变得深奥，大致的指点变得详细，大概是兴起问难的说法，激发得深切，举杯时显得显著明白。《问孔篇》卷九，页三九七。

三、大概是兴起宰予白天睡觉的事，更是了解人的方法。页四０六。

四、现在孔子兴起宰予白天睡觉的事，……页四０七。

五、孔子想要去九夷，是因为什么兴起的？页四一六。

六、兴起于道在中原行不通，所以想要去九夷。页四一六。

七、仓颉受什么感应而创造文字？奚仲因什么兴起而制造车子？《谢短篇》卷十二，页五七七。

八、天极其光明，君主施政失误，不凭借其他气来谴责警告并改变，反而顺着他的错误，就兴起那种气。《谴告篇》卷十四，页六三九。

九、夏末蜻蜓鸣叫，寒蝉啼叫，是感应阴气；雷动而野鸡惊飞，惊动蛰虫而蛇出来，是兴起阳气。《变动篇》卷十五，页六五０。

十、君主兴起气而施行赏罚。页六五一。

十一、人的喜怒兴起气而发作。页六五五。

十二、兴起水流动作，鱼以为是真的，都来聚会。《乱龙篇》卷十九，页七００。

十三、况且祥瑞之物都兴起和气而产生。《讲瑞篇》卷十六，页七三０。

十四、奚仲感应飞蓬，而仓颉兴起鸟迹。《感类篇》卷十八，页八００。

十五、都兴起于盛德，作为圣王的祥瑞。《验符篇》卷十九，页八三九。

十六、虎狼的到来，是应和政事失误；盗贼的来到，是兴起于世道混乱，那么鬼神的聚集，是因为命数断绝。《解除篇》卷二五，页一０四二。

十七、《春秋》的著作，兴起于周道衰败。《定贤篇》卷二七，页一一二一。

十八、如果周道不衰败，孔子不著作，未必没有孔子的才能；没有所兴起的原因。页一一二一。

十九、周道衰败，孔子兴起而著作。页一一二二。

二十、假如孔子不著作，还有遗留的言论；言论必定有所兴起，就像文章必定有所作为一样。页一一二二。

二一、观察文章的是非，不顾及著作所兴起的原因，世间写文章的人很多。页一一二二。

二二、儒者不知道秦朝焚烧书籍所兴起的原因，所以不审察焚烧书籍的实情。《正说篇》卷二八，页一一二六。

二三、感应虚假兴起妄言，源头气流蒸腾。《书解篇》卷二八，页一一五三。

二四、有宏大才能想要著作而没有所兴起的原因，没有细微知识以闲暇而能记忆。页一一五四。

二五、所以贤圣兴起文章，兴起事情不凭空作为，因循不胡乱创作。《对作篇》卷二九，页一一七八。

二六、所以《论衡》的创造，兴起于众书都失实。页一一七九。

二七、所以《论衡》，……其根本都兴起于人间有非议。页一一七九。

以上共二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中，“起”与“因”字互用；第十六条中，“起”与“应”字互用；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中，“起”与“为”字互用；第一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中，“起”与“感”字互用。据此，这二十七处的“起”字，有“因”、“为”、“应”、“感”等字的意思。这是字书中没有记载的，但可以通过归纳的结果，证明这种解释是不会错误的。

译再者，王充（仲任）惯用“何等”二字，归纳如下：

一、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有什么功劳？《感虚篇》卷五，页二五三。

二、真正的黄帝，是什么人？《道虚篇》卷七，页三一四。

三、所谓的尸解，是什么？页三三一。

四、现在说男女，在其中互相追逐，有什么洁净的？《语增篇》卷七，页三五０。

五、这是什么百姓？尚且能知道。《艺增篇》卷八，页三八八。

六、年五十在路边击壤，与未成年的孩童为伍，有什么贤德？页三八九。

七、所谓法度的功效，是指什么？《非韩篇》卷十，页四三六。

八、名世是指什么？《刺孟篇》卷十，页四六０。

九、所谓的十日，是什么？《诘术篇》卷二五，页一０三一。

“何等”二字应当是汉代的常语。《孟子·公孙丑篇》：“敢问夫子擅长什么？”赵岐注：“公孙丑问孟子才志所擅长的方面是什么？”《吕氏春秋·爱类篇》：“它的原因是什么？”高诱注：“是什么缘故。”都是以“何等”连用，相当于今言“什么”。

上述“嫌”、“起”、“何等”三例，都是以归纳法来解释字义的。虽无旧说可凭，但若玩味其本文，参证其他卷次，自觉其为适当的解释。

全书的典故事实，也用同样的归纳法，以便于与其所依据的其他书籍及本书各篇前后互见的相参照。如汉高祖的母亲，在息大泽之陂，梦与神相遇，见《吉验》、《奇怪》、《雷虚》、《感类》等篇，此事出自《史记》、《汉书》高祖纪。王鸣盛说，“遇”是“构精”的意思。据《奇怪》、《雷虚》，谓“遇”是龙施气，则知汉人的意思与王鸣盛说同，而王充则谓“遇”是“遇会”。又如汤遭大旱，在桑林祈祷，见《感虚》、《明雩》、《感类》等篇。《明雩》、《感类》并说“汤以五过自责”，而《感虚篇》则说以“六过”，与《荀子》、《说苑》、《帝王世纪》等书正合。则知王充本云“以六过自责”，其说无异，而一作“五过”者，是出于误记，未必王充另有所据而云然。说详《感虚篇》。卷五，页二四五。又如桑榖之异，见《无形》、《变虚》、《异虚》、《恢国》、《感类》、《顺鼓》等篇。这件故事，有书系之高宗武丁，有书系之中宗太戊，王充于《无形》、《变虚》、《异虚》、《恢国》作高宗，于《感类》作太戊，于《顺鼓》并存两说。则知这个故事相承有如此异说，不关于今古文说的不同，故王充随意出之。说详《无形篇》。卷二，页六四。

关于本书援引群经的地方的解释，是用分类法。陈奂《诗毛氏传疏序》说：

起初仿效《尔雅》编作义类，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除去条例章句，揉合而成疏。

可见陈奂作《诗毛氏传疏》事前准备的工作，将全书拆开，分成若干类，会集材料，然后会通成书。我也用这种分类的方法。不过陈氏就山川名物学《尔雅》那样分类，我则就所引群经，将各经作一单位，分别抄集，然后再参照各经的各种注释，求其家法，探其义蕴。如本书所见《论语》的地方，都辑为一类，以便于与本书各篇前后参照，及博征旧说，以求合于本书的原义。如《论语·雍也篇》：“伯牛有疾，孔子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见《幸偶》、《命义》、《祸虚》、《问孔》、《刺孟》等篇。据《问孔篇》，卷九，页四０九。知“亡”字读作有无之“无”，不当如集解读死亡之“亡”。又据《祸虚》、《刺孟》，知所谓“恶疾”，所谓“有疾”，是“被厉”。又如《语增篇》引《论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卷七，页三四０。王充的意思，“与”是读“参与”之“与”。但旧说“与”字的意思有四种。具见本篇。结果，可以发现分类的好处：一、就王充的意思以相解释，不致前后相违。二、博考旧说，取其当于本书的原义，不致于只凭旧注，使正文与注义不相吻合。

我整理这部书，前后凡七年。在三年前，只就《文选》李注所引本书及本书见于他书者，互相比勘，成《论衡校录》若干卷，《王充年谱》一卷，就正于刘叔雅先生，幸蒙许为精当。去年，胡适之先生也以为我的《论衡校录》有些是处，所以愿意出其手校本和杨守敬校宋本借给我。今年，马幼渔（裕藻）先生借给我朱宗莱校元本，吴检斋先生借给我手校本。因为增加了这些新的材料，校录的内容也就扩张了。计校释的时间凡五年，全稿写定凡二年。其中一部分的稿子，曾经胡先生和高阆仙（步瀛）先生看过，改正好多地方。全书既成，友人齐燕铭举其《论衡札记》稿本相饷，又抉取约二十余条。——这些都是帮助我这书能够有成功的人。谨志其始末，以申谢意。

译本书关于今文、古文的学说，大致能够说得清楚，这是孙星衍、陈乔枞、皮锡瑞等人的功绩。俞樾、孙诒让和孙蜀丞先生都对此书耗费了精力，我平易地援引他们的成果，应当铭记感激。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黄晖在北平作序。

凡例略述如下：

一、书籍代代相传，抄写刊刻屡次更改，文字乖谬、句读错乱，散失的情况非常多；简册湮灭，旧事无法考证，义理微妙、训诂晦涩，久远难以明了。很依赖纠正伪误、补充遗漏，使其回归旧本；搜集经传，使事理疏通。有的地方抵触犹豫，真伪混杂，由此产生的训解，以是为非，因此句读纷乱，如同郢书燕说般混乱。所以必须校勘在解释之前，道理端正、粗具规模，其次再申述训释。本书私下恪守这一原则：研究核实各种版本，考校异同，使人知道所适从，于是综合旧有的训诂，贯通演绎群书，补充疏漏，避免产生穿凿附会。题名为《论衡校释》。

二、所依据的旧本：

宋本残卷，从第十四卷到第十七卷。版心有刻工姓名。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或二十一字。现存于北平历史博物馆。简称“宋残卷”。

悼厂（姓名不详）。过录杨守敬校宋本，依据程荣本以通津本互校。现藏于胡先生处。简称“宋本”。

孙诒让校元本，依据程荣本校。见《札迻》。简称“元本”。

朱宗莱校元本，依据王谟本校。现藏于马幼渔先生处。简称“朱校元本”，或“朱校”。

明天启本，序言称：依据宋杨文昌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后刻有杨文昌旧序。简称“天启本”。

通津草堂本，简称“通津本”。

程荣刻本，简称“程本”。

何镗刻本，简称“何本”。

黄嘉惠刻本，简称“黄本”。

钱震泷刻本，简称“钱本”。

潮阳郑氏刻本，仿照通津本。简称“郑本”。

湖北崇文局本，简称“崇文本”。

三、以通津本为依据，那些依据别本及其他书籍修改、补充的地方，则说“据某本某书当改”，“据某本某书当补”。不敢凭空臆断擅自改动，窜乱原书，那些校正、补充、删除的字，用符号识别，例如如下：

缺——□

例：牖里、陈、蔡可得知，而沈江蹈河□□□也。——《累害篇》卷一页十四。

补——【 】

例：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失其富贵〕矣。——《命禄篇》卷一页二〇。

改——（ ）

例：谓能定说，审词（伺）际会。——《逢遇篇》卷一页六。

删——（ ）

例：皆赉盛粮，（或作干粮）——《艺增篇》卷八页三九一。

那些讹误显著的，直接加以勘正的，则说：“旧作某，今据某本某书改。或补，或删。”那些意义都通的，注明其异同。那些都难以通顺的，保留下来等待考证。旧本的校语，则标注“旧校曰”以区别。

四、引用各家校录：

俞樾《曲园杂纂》第二十三《读论衡》

孙诒让《札迻》

杨守敬《论衡校录》，见校宋本。

朱宗莱《论衡校录》，见校元本。

孙蜀丞《人和》。先生《论衡举正》载有吴检斋、陈世宜的说法。

吴检斋（承仕）。先生《论衡校录》手校本尚有若干条不见于孙氏《举正》者，颇加采摭。

刘叔雅《文典》。先生《三余札记》二《论衡斠补》

胡适之（适）。先生《论衡校录》，见手校本。

齐燕铭先生《论衡札记》稿本。

五、上述各家，简略书写其姓氏。两位孙氏容易混淆，则仿照“先郑”的例子，称孙诒让（仲容）的说法为“先孙曰”。那些杂糅在其他书籍中、经过左右纂集的说法，各标注姓名以区别；如孙诒让的说法不是出于《论衡札迻》的，则称“孙诒让曰”。那些旧说不妥当的，有时附带微意；或者管窥一得，增演前人的修撰，则标注“晖按”或“按”以区别。

六、一篇之中，那些自成起讫的，提行分段，或者空后一行，以清晰眉目，务必便于省览。那些依照旧本分段的，则说“旧本段”。

七、王充（仲任）生活在当今文盛行的时代，古文尚未确立，虽然他并不拘守章句，这是后汉书本传的话。如《明雩篇》引用《论语》“咏而馈”遵循古论，而《别通篇》“犹吾大夫高子”又使用鲁论。但大体上都是今文说。如《尚书》本于欧阳，《论语》本于鲁论，《诗》本于鲁诗。现在加以训释，各自遵循家法，列举其旧义。

八、史实义训，应当在后文详细阐述的，则在前文简略，注曰“注见后某篇”，如《谢短篇》“社稷灵星”注《祭意篇》。在本书中详细阐述的，则注曰“见前或后某篇”，如《死伪篇》“张良行泗水上，老父授书”，事详《纪妖篇》，则注曰：“见《纪妖篇》”，省略引用《史记·留侯世家》的文字。这都是为了节省简略罢了。

九、全书义理，或者前后互相阐发，或者互相抵触的，都注明以备省览。如《感虚篇》说杞梁妻哭城城崩是妄说，也见于《变动篇》，则注曰：“《变动篇》也辩其虚。”《遭虎篇》极力辩驳虎狼食人，不是部吏的过错，《解除篇》又说“虎狼之来，应政失也”，则注曰：“与《遭虎篇》宗旨相违。”那些援引讹误的，则依据其他书籍指出，以告知读者。如《讲瑞篇》“张汤之父五尺，汤长八尺，汤孙长六尺”，依据《史》、《汉》任敖传乃是张苍，不是张汤，则注曰：“仲任误记。”

译十、其他书籍征引的内容，推究其含义，补入正文；那些不能附属于正文的，则归为一类，编成《论衡佚文》一卷。审察其文义，似出自某篇，便加以注明。若非本书原话，以及非王充当时之事，而原本出自其他书籍的，则略加辩正。

十一、《后汉书》本传记载王充的事迹非常简略，本书《自纪》篇稍为详细，现在参酌各类典籍及《论衡》各篇，编成《王充年谱》一卷。并依据本书所见的史实，与史传相互参验，以看出《论衡》各篇起草的先后顺序。

十二、各家对王充或诋毁或赞誉，散见于各类典籍。颇为搜集编纂，编成《论衡旧评》一卷，以显示历代儒者对本书价值评价的历史转变。其中概括评论全书的，归入总评；专门评论某一件事的，则注明：“此评某篇。”至于余允文的《尊孟辨》、守山阁丛书本，郎瑛的《七修类稿》、《续稿》辨证类所说：“宋代刘章有《刺孟》，王充是辞藻胜过道理的，因孟子而矫枉过正。可惜没见到他的书。”熊伯龙的《无何集》、湖北先正遗书本，谢量的《王充哲学》、学生丛书本，中华书局出版，都有专著；政治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之类，偶尔有论及的，但世间多有这些书，所以都不再编纂收录。

十三、近代人对《论衡》颇为探寻梳理，融会全书，序言中屡屡论列，看其辞义，确实有好的地方，然而其所阐释的，难免牵强附会古今，穿凿附会中西，这里都不予采纳。胡适先生的《王充的论衡》一卷，抉发精要，钩深致远，将王充的辩证方法、思想体系、时代背景揭示给读者，所以予以转载。

十四、收集史书及藏书家经籍目录中的各种记载，编成《版本卷帙考》一卷。各版本先后相承，渊源可考。那些现存的好版本，希望将来能够得到。

十五、各版本的前序后跋，一并抄录，编成《旧序》一卷。虽然多有浮夸之词，但版本的源流，以及对王充的毁誉倾向，在这里附带可见，所以保留下来以备考查。

刘盼遂集解自序

序言说：东汉光武帝，顺应谶纬中兴，美好的风气所煽动，众草随之俯伏，虚妄显扬于真实，诚实混乱于虚伪，世人不能醒悟，是非不能确定，紫色与朱色混杂，瓦片与玉石堆积。会稽的大儒王充，忧目于当时，悲悯发心，创制《论衡》八十五篇，意在褒扬正确抑制错误，崇尚事实忌讳虚妄，确实因为当时众书都失去真实，虚妄之言胜过真实美好。虚妄之语不除去，那么浮华的文风就不会停息，浮华的文风泛滥，那么真实的事情就不会被采用。《论衡》是用来衡量言论的轻重，确立真伪的标准，不是苟且调和文辞，凭空制造奇特的观感。其根本都起于人间有错误，所以竭尽思虑，以讥讽世俗，明辨是非，希望唤醒迷惑的心，使人们知道虚实的区别。虚实的区别确定，然后浮华虚伪的文风消亡，浮华虚伪的文风消亡，那么纯朴诚实的教化就会日益滋生。《九虚》、《三增》，是为了让世俗务实诚实。《论死》、《订鬼》、《死伪》，是为了让世俗淡薄丧葬。至于《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等篇的言论，没有诽谤的言辞。凡是《论衡》之所以写作的原因，以及其文章的宏大美好，那么《对作》、《自纪》两章已经畅达地说明了！（上述各句，尽量摘录《论衡》原书之辞，以期接近真相。）

至于它在学术思想上的重要价值，我另外辑录古来评价《论衡》的作品，大约得到百余条，几乎已经发挥尽致，附在卷末，不必烦琐赘述。

原来《论衡》一书，历来号称难以阅读，大约有四个原因：一是用典的深奥晦涩。二是训诂的奇特怪异。这两者属于作者本文如此。三是极多误增误脱的字。四是极多形误音误的文字。这两者属于后代抄手及刻工的不谨慎所致。现在各举一两个例子来甄别阐发。

一、用典的深奥晦涩。

王充多见古书，往往为后代所不传，所以《论衡》所言故事，多有不知其出典的。如《书虚》篇说：“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查考周、秦、两汉现存的书，绝不见伍子胥被镬煮之事。只有《论衡》此篇所言，及《命义》篇说“屈原、伍子胥，楚国放逐其身，吴国烹煮其尸”，《刺孟》篇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烹煮，子路被剁成肉酱”，这一定是王充对于伍子胥伏鼎一事，别有承袭，并非凭空捏造，可以知道了。俞樾未能通较前后，急忙诋毁为王充误记，大概难免诬蔑古人的过失。

二、训诂的奇特怪异。

《书虚》篇说：“许由让天下，不嫌贪封侯。伯夷委国饥死，不嫌贪刀钩。”向来校勘者通晓于“嫌”字的借义，认为是误字。现在查考，“嫌”、“贪”是同义并列之辞，“嫌”也是贪的意思。《孟子》：“行有不慊于心。”赵岐注：“慊，快也。”《齐策》“齐桓公夜半不嗛”，高诱注：“嗛，快也。”这是“嫌”与“慊”、“嗛”古皆同声通用。本篇下文：“季子能让吴国，何嫌贪地遗金。”又说：“季子不负死者弃其宝剑，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儒增》篇说：“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诸“嫌”字，义都相同，可以决定“嫌”、“贪”为快意之谓。王充自有其字典。（世人说西方大学者都有个人字典，我说我国周、秦、两汉诸子也莫不如此。试取一本阅读，即可知道。○后见黄晖校释，说《论衡》诸“嫌”字并训作“得”。然而《谈天》篇“人生于天，何嫌天无气”，则仍不可通解。详见《谈天》篇集解。）

译三、误衍误脱之例。

甲、误衍。《物势》篇：“气微爪短诛，胆小距顿。”今案：诛当为铢之误字。《淮南鸿烈·齐俗训》：“其兵戈铢而无刃。”注：“楚人谓刃顿为铢。”《广雅·释诂》：“铢，钝也。”可见爪短与距铢为对文，顿字实为读者所作铢字的旁注，后人误将其窜入正文，又讹铢为诛，这是亟宜刊正的。

乙、误脱。《宣汉》篇：“讲瑞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今案：讲瑞下应有一则字，今脱去，导致与下句不匀称，且文气也不贯通，这是宜补足的。

四、形误音误之例。

甲、形误。《须颂》篇：“道立国表，路出其下，望国表者，昭然知路。汉德明着，莫立邦表之言。”今案：此文讹误确实严重。邦表实为邮表之误，国表又是由误会王充为汉避讳而改邦为国所致。邮表者，《说文解字》木部：“桓，亭邮表也。”其形制详见崔豹《古今注》云：“今之华表木，以横木交柱，状若花，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木。”崔氏之说与《论衡》此文全合。又考阮元《揅经室一集》有《释邮表畷》一文，其要旨谓“邮表畷之古义，皆以立木缀毛裘之物而垂之，分其间界行列远近，使人可准视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其说亦全与《论衡》合。可知《论衡》此文是邮表，而非邦表、国表矣。更以《论衡》本书证之。《谈天》篇说：“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舍矣。邮亭着地，亦如星宿着天也。”邮亭即邮表所在之亭。由此亦可考见两汉亭表之制焉。

乙、音误。《超奇》篇：“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孰其滋也？”今案：地泻与山秃对文，盖泻为舄之音误。舄者，地咸卤不生殖也。《汉书·沟洫志》“终古舄卤兮生稻粱”，《文选·海赋》“襄阳广舄”，皆其例矣。山秃则无为之茂，地舄则无为之滋，所以反比汉家炽盛则文章之人滋茂也。

以上四端，不过举其千百分之一二而已。瞑胘擿埴，至于此极。故王氏此书向称无善本，而自蔡伯喈、王景兴、葛稚川后，殊少道及之者。至宋孝宗干道三年，洪适始校刻于会稽蓬莱阁。然适已云“转写既久，舛错滋甚，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参校，犹未能尽善也。”惟洪本后世无传焉。今通行者，独明通津草堂本及程荣汉魏丛书本而已。而二本脱文错简之憾，亥豕帝虎之嫌，触目纷如，视洪氏蓬莱阁时，殆尤落叶殁阶，遂致此士林极须诵习之书，反成士林极叹榛薉之书，不其惜欤！予自负笈清华园，初有志于修正是书。暇日抽读，每遇疑难，随下一签。计起乙丑讫于今兹，此七年中，铢积寸累，所发正者无虑数百千事。于仲任之语法及字学，尤反复三致意焉。清凡经数易始定，匪敢曰勤劬，盖钻仰无匮之情则然尔。今更干流先正及时贤校录论衡之文，汇为集解三十卷，再以王充事迹及论衡题跋合为附录一卷，都三十一卷，付之剞劂氏，布诸艺苑。尚睎海内儒枭文霸，肯振其不逮，锡以匡棐，则尤不胜翘企之殷殷矣。壬申九月。

论衡校释目录

自序

例略

刘盼遂集解自序

论衡校释

第一卷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禄第三

气寿第四

第二卷

幸偶第五

命义第六

无形第七

率性第八

吉验第九

第三卷

偶会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禀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势第十四

奇怪第十五本篇题云“奇怪”。各本并同。

第四卷

书虚第十六

变虚第十七

第五卷

异虚第十八

感虚第十九

第六卷

福虚第二十

祸虚第二十一

龙虚第二十二

雷虚第二十三

第七卷

道虚第二十四

语增第二十五

第八卷

儒增第二十六

艺增第二十七

第九卷

问孔第二十八

第十卷

非韩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第十一卷

谈天第三十一

说日第三十二

答佞第三十三

第十二卷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谢短第三十六

第十三卷

效力第三十七

别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第十四卷

状留第四十

寒温第四十一

谴告第四十二

第十五卷

变动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阙

明雩第四十五

顺鼓第四十六

第十六卷

乱龙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虫第四十九当作“适虫”。说详本篇。

讲瑞第五十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是应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译自然 第五十四

感类 第五十五

齐世 第五十六

第十九卷

宣汉 第五十七

恢国 第五十八

验符 第五十九

第二十卷

须颂 第六十

佚文 第六十一

论死 第六十二

第二十一卷

死伪 第六十三

第二十二卷

纪妖 第六十四

订鬼 第六十五

第二十三卷

言毒 第六十六

薄葬 第六十七

四讳 第六十八

□时 第六十九

第二十四卷

讥日 第七十

卜筮 第七十一

辨祟 第七十二

难岁 第七十三

第二十五卷

诘术 第七十四

解除 第七十五

祀义 第七十六

祭意 第七十七

第二十六卷

实知 第七十八

知实 第七十九

第二十七卷

定贤 第八十

第二十八卷

正说 第八十一

书解 第八十二

第二十九卷

案书 第八十三

对作 第八十四

第三十卷

自纪 第八十五

附编一

论衡佚文

附编二

王充年谱

附编三

论衡旧评

附编四

王充的论衡

附编五

论衡版本卷帙考

附编六

论衡旧序

宋庆历杨刻本序

宋刊元明补修本序

程本序一

程本序二

明天启本序一

明天启本序二

明天启本序三

明天启本序四

王本跋

论衡集解附录

后记

自序

《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自从董仲舒研究《公羊传》，阐明天人相感之说，认为天有意志，与人的意识相互感应。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翼奉、李寻、刘向等人推演这一学说。儒家到了这个时候，内部发生了质的变化，披着巫祝图谶的外衣，把天说得过于神秘、过于聪明，人的行动要受它的裁判，这就是一批汉儒所说的阴阳灾异理论。

这种荒谬的迷信理论，把儒家改装成为带有宗教性质的儒教，自汉武帝时起至光武帝时止，一直支持了一百多年，才出现小小的反动：即郑兴、尹敏、桓谭等人。但他们只知道攻击图谶的荒谬，对于这些儒教徒所持的天人感应说的原理，还不能从根本上击破，或者还相信这个原理。到了王充（仲任），才大胆而有计划地进行正式的攻击，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教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古哲学史上掀起巨大的波澜。

《论衡》全书就是揭露天人感应说的虚妄荒诞。以自然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现在将《论衡》全书，根据其思想体系，分为六组：

第一组是论述性命的。

甲、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

《物势》第十四。

乙、论述性的：

《本性》第十三。《率性》第八。

丙、论述命的：

《初禀》第十二。《无形》第七。《偶会》第十。《命禄》第三。《气寿》第四。《命义》第六。《逢遇》第一。《累害》第二。《幸偶》第五。《吉验》第六。

丁、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骨相》第十一。

〔注〕《物势》篇说：“天地合气，人偶自生。”这是王充以性命定于初禀自然之气（《初禀》篇语）所依据的道理。《骨相》篇说：“不仅命有骨法，性也有骨法。”这是王充的意思：性命禀受于自然，显现于骨法。各篇排列的顺序，不依原书目次，而是以其理论体系的先后为依据。

第二组是论述天人的关系。

甲、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

《自然》第五十四。

乙、评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天道自然之义：

《寒温》第四十一。《谴告》第四十二。《变动》第四十三。《招致》第四十四。阙。《感类》第五十五。

丙、论当时灾异变动：

《明雩》第四十五。《顺鼓》第四十六。《乱龙》第四十七。《遭虎》第四十八。《商虫》第四十九。

丁、论当时瑞应：

《治期》第五十三。《齐世》第五十六。《讲瑞》第五十。《指瑞》第五十一。《是应》第五十二。《宣汉》第五十七。《恢国》第五十八。《验符》第五十九。《须颂》第六十。《佚文》第六十一。

〔注〕王充论述灾变符瑞，以“适偶”代替“感应”，以自然主义为宗旨。

第三组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

甲、论人鬼关系：

《论死》第六十二。《死伪》第六十三。《纪妖》第六十四。《订鬼》第六十五。《言毒》第六十六。《薄葬》第六十七。《祀义》第七十六。《祭意》第七十七。

乙、论当时禁忌：

《四讳》第六十八。《□时》第六十九。《讥日》第七十。《卜筮》第七十一。《辨祟》第七十二。《难岁》第七十三。《诘术》第七十四。《解除》第七十五。

〔注〕人禀受天地自然之气，偶然适会而生，（见《物势》、《初禀》、《无形》等篇。）人死则精气消灭，（《论死》篇语。）所以人死不能为鬼。无鬼，则祭祀只是为生者侍奉死者而已，没有鬼神歆享的意义。（《祀义》、《祭意》篇语。）吉凶祸福，都是遭遇偶然，（《偶会》篇语。）所以不相信一切禁忌。

第四组论书传中关于感应之说违背自然之义和虚妄之言。

甲、评书传中关于天人感应说的：

《变虚》第十七。《异虚》第十八。《感虚》第十九。《福虚》第二十。《祸虚》第二十一。《龙虚》第二十二。《雷虚》第二十三。

译乙、评书传中虚妄之言：

奇怪第十五篇。书虚第十六篇。道虚第二十四篇。语增第二十五篇。儒增第二十六篇。艺增第二十七篇。问孔第二十八篇。非韩第二十九篇。刺孟第三十篇。谈天第三十一篇。说日第三十二篇。实知第七十八篇。知实第七十九篇。定贤第八十篇。正说第八十一篇。书解第八十二篇。案书第八十三篇。

第五组是衡量贤佞才知的。

答佞第三十三篇。程材第三十四篇。量知第三十五篇。谢短第三十六篇。效力第三十七篇。别通第三十八篇。超奇第三十九篇。状留第四十篇。

第六组当作自序和自传的。

对作第八十四篇。自纪第八十五篇。

这八十五篇书，如今缺少《招致》一篇。反复诘问辩难，不离其宗旨，真是一部有体系的著作。可惜这部大著，宋代以后的人就忽略它了。

从汉代到现在，大家对于这部书的认识，可以分作三期：

一、从汉到唐 如谢夷吾、蔡邕、王朗、虞翻、抱朴子、刘知几等，都认为是一代的伟著。详见后文旧评。

二、宋 带着道学的习气，认为《论衡》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书。如晁公武、高似孙、陈振孙、王应麟、葛胜仲、吕南公、黄震等是。详见后文旧评。

三、明、清 取其辩博，但对于《问孔》、《刺孟》仍沿袭宋人的成见，骂他是非圣无法。如熊伯龙《无何集》、沈云楫、虞淳熙、阎光表、施庄、刘光斗、傅严，详见后文旧序。刘熙载、陈鳣、周广业、章太炎先生，详见后文旧评。都是极力表彰此书。《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乾隆读《论衡》跋、谭宗浚、王鸣盛、梁玉绳等，详见后文旧评。皆诋毁此书，或毁誉参半。

对《论衡》有真正的认识，还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因为诸子是研究思想史的宝藏，研究诸子的兴趣，不减于经史。治诸子的人，尽革前儒一孔之见，实事求是，作体系的历史的探讨。不因为他问了孔子，刺了孟子，就减轻他的价值。或者在现代人看来，还要增高他的价值。

《四库全书目录》和刘盼遂先生根据《自纪》篇认为《论衡》应当在百篇以外。详见后文版本卷帙考。近人张右源根据《佚文》篇云“论衡篇以十数”，怀疑原本《论衡》的篇数没有今本这样多，认为今本是混合其所著《讥俗》、《节义》、《政务》、《养性》三书而成。（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二卷三期。）其说非也。《佚文》篇“十数”为“百数”之误。我以为仲任的手定稿，或许有百篇，但抱朴子，详见后文旧评。《后汉书》本传都只著录八十五篇，盖《论衡》最初传世，是由蔡邕、王朗两人，根据抱朴子、袁山松书。详见后文旧评。他两人入吴，都得到百篇全稿。虞翻说：“王充著书垂藻，络绎百篇。”足为当时尚存百篇之证。后来因为蔡邕所得者，被人捉取数卷持去，根据抱朴子。故只剩八十五篇。现存的《论衡》，大概就是根源于蔡邕所存的残本，《史通·鉴识》篇：“若《论衡》之未遇伯喈，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

译者乎？”所以葛洪、范晔都只能见到八十五篇。刘盼遂先生所引类书中佚文，似乎都只是八十五篇的佚文，未必在八十五篇之外。因为唐、宋人所见的不能超出范晔、葛洪之外。

自从《后汉书》著录八十五篇之后，只缺《招致》一篇。至于各篇的先后排列，大致保存本来面目。据今本各篇的排列与全书理论的体系，及篇中所载的史事的先后，并相符合，可以为证。那么，这部书传到现在，好像是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编。

未经后人改编，固然保存当时篇章排列顺次的本来面目，但流传到现在一千多年，还没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释。近人刘盼遂《论衡集解》，有自序见《古史辩》第四集，全书惜未经见。其说见采入者，皆据《古史辩》。刘叔雅先生《三余札记》二《论衡斠补》云：“校理《论衡》既毕，付之剞劂，刻垂成矣。”曾面询之，据云：“全稿存在安庆。”故未获睹。杨树达云：“曾校注数卷，以事中辍。”章士钊云：“有意整理笺释。”（见《甲寅周刊》一卷四十期、四十一期。）梁玉绳认为《论衡》有注，乃是误说。《瞥记》一云：“《礼记·经解》引《易》‘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孙奕《示儿编》谓王充《论衡》注云：‘出《易纬》之文。’”按《示儿编》一云：“《经解》引《易》曰：‘差若豪厘，缪以千里。’乃出《易纬》之文也。”自注云：“王充论注，详见‘豪厘’。”卷四“豪厘”条云：“按王充论注，乃《易纬》之文。”徐鲲曰：“《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论章怀注引《易纬》曰：‘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此省文作‘王充论注’。”据此，则梁氏谓出于《论衡》注，非也。孙蜀丞先生也认为有旧注，见《乱龙》篇、卷十六，页六九五。《指瑞》篇、卷十七，页七四八。《死伪》篇。卷二十一，页八九五。但据我的意见，前两者乃是正文，后者乃是两本异文误合，不是注语。说具本篇。《御览》引旧音一，《别通》篇卷十三，页五九一。旧注五。《逢遇》篇卷一，页七。《儒增》篇卷八，页三六五。《变动》篇卷十五，页六五０。《乱龙》篇卷十六，页七０二。《是应》篇卷十七，页七六三。篇中衍文，推知其为旧校者二，《儒增》篇卷八，页三七六。《艺增》篇卷八，页三九一。似出于旧注者十七。《命义》篇卷二，页五二。《吉验》篇卷二，页九五，又九六。《骨相》篇卷三，页一二三。《本性》篇卷三，页一三五。《物势》篇卷三，页一五二。《书虚》篇卷四，页一八三。《道虚》篇卷七，页三二九。《儒增》篇卷八，页三七六。《刺孟》篇卷十，页四六六。《说日》篇卷十一，页五０四。《答佞》篇卷十一，页五一九。《效力》篇卷十三，页五八二。《乱龙》篇卷十六，页六九四。《自然》篇卷十八，页七八一。《感类》篇卷十八，页七九七。《纪妖》篇卷二十二，页九二九。但这些，我都疑为是读者随手旁注，不像是出于正式的注文。理由是：若是曾经有人正式的注释过，不当把许多需要注释的地方都抹杀去，反来注这些不经意的地方，甚至于不须注的。

译宋仁宗庆历五年，杨文昌在刻本序言中说：“得到俗本七种，大都是二十七卷，又得到史馆本两种，各为三十卷。经过改正、涂改和批注，共有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现在的各种版本，都根源于杨文昌的刻本。那么，今本中的校勘语，是出自宋代杨文昌之手。在杨文昌校勘之后，辗转刊行，应当又增添了不少校勘语。例如《问孔篇》卷九第四一一页，“子曰予所鄙者”，“鄙”字下面旧校说：“一作否。”宋、元本中并没有这三个字，那么这条注语应当出自明人。但这班翻刻古书的人，不都是通达之人，不见得具备校勘整理的学术功底和方法。例如《无形篇》卷二第六一页，“化为黄能”，旧校说“能音奴来反”，朱校元本相同。以及上面所引《问孔篇》的校语“鄙”一作“否”，都是明显的讹误。详见本篇。

清代儒者，尤其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是一代的伟大业绩。但对于《论衡》，像卢文弨、王念孙等人，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却没有一人涉及此书。莫友芝说：“抱经（卢文弨）有校宋本。”却未见。因为他们只把《论衡》当作一种研究汉代今古文说的材料来看待。俞樾虽然校正了数十条，想必是以余力为之，所以不像他校勘的其他书籍那样精当。孙诒让、孙蜀丞先生对这部书，用力比较多些，订正了若干条，才使这部书稍稍可读。

我整理这部书，把校勘和解释分成两部分工作。在校勘方面，因为流传的善本不多，连类书的援引及见于其他书籍的地方也很稀少。在解释方面，因为此书用典深奥晦涩，很多是不常见的典故，加上今古文说的纠纷——这两方面，都使我经历了相当的困难，感到学力的更加贫乏。

《论衡》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元刊明正德补修本，《累害篇》不缺一页，是由庆历本、干道本、至元本直接传下来的。一个是由成化本到通津本，再到程、何诸本所构成的系统，从成化本起，《累害篇》并缺一页。参看《论衡版本卷帙考》列表于下：

宋庆历五年 宋干道三年 元至元七年 元刊明正德修本

┌─→ ──→ ──→

杨文昌刻本│ 洪适刻本 宋文瓒刻本 （《累害篇》不缺）（1）

│

│

│ ┌ 程本

│ │ 何本

│ 宋光宗时刻本 宋刊明成化 嘉靖时通津 │ 钱本

└─→ ──→修本（《累害 ┌─→ ├ 黄本

（二十五卷）（2）篇脱一页） │ 草堂刻本 │ 郑本

│ │ 王本

│ └ 崇文本

│

│

│ 天启六年

└─→刘光斗刻本（3）

〔注〕一。叶德辉说，正德本《累害篇》脱一页，不对。

二。宋光宗时刻本二十五卷，现存日本，疑是根源庆历本。

三。天启本的序说，据杨文昌本刻。我想不是直接依据。因为天启本也脱去《累害篇》一页。明正德补修本是杨文昌本的四传本子，还没有脱去这一页，则知其所谓据杨本，不足信。疑出自成化补修本。

我所用的本子，是以通津本作底本。所见宋本，只是十四卷到十七卷的残卷。其余的所谓宋、元本，都是借用别人的校录。其中以朱宗莱校元本为最精详，杨守敬校宋本太粗疏。我想，一定忽略了一些好的材料。

胡适之先生在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上说：

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可以补版本的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译当然，版本是进行校勘的唯一依据。但是《论衡》这部书所保存的善本如此稀少，要整理这部书，仅靠版本是不够的。势必要在版本之外，另寻方法，即采用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古书注这四种方法。

孙诒让在他的《札迻序》中说：

“那些校正文字讹误的地方，有的从本书中寻求，有的旁证于其他典籍，以及援引类书，并以声音通转作为关键，所以能够发现疑点、纠正误读，完全符合事实。”

本书、他籍、类书，这是列举校勘学在离开版本凭借时的三大途径。陈援庵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说得更详细。他提出校法有四：

一、对校法：即用同书的祖本或别本对照阅读。遇到不同的地方，就注在旁边。

二、本校法：用本书前后互相印证，从而抉摘其异同，就知道其中的谬误。

三、他校法：用他书校勘本书，凡是本书有采自前人的内容，可以用前人的书校勘；有被后人引用的内容，可以用后人的书校勘；其史料有被同时代书籍并载的，可以用同时代的书校勘。

四、理校法：段玉裁说：“校书的困难，不在于照本改字、不讹不漏的困难，而在于判定是非的困难。”这就是所谓的理校法。

遇到没有古本可依据，或者数本互异、无所适从的时候，就必须使用这种方法。

第一种对校法，是用两本相比，是最容易的工作。只要有相当的学力，就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第二种本校法，即孙氏所说的从本书中寻求。第三种他校法，即孙氏所说的旁证于其他典籍以及援引类书。有时凭据他书注的引用，也属于此法。第四种理校法，即胡先生所说的推理校勘。

在没有古本凭依的时候，要想对于某一部书，发现它的谬误，改正它的谬误，证实所改正的是非，用本校法和他校法，即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古书注这四种方法，是具有相当实证性的方法。因为它的客观性与凭借版本差不多。如唐、宋人的类书或古书注的引用，就可以大致看到唐、宋时这部书的本子。胡先生告诉我说：“依据类书或古书注，也就大致等于依凭古本。”

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及古书注这四种方法，在运用时，应当各有相当的精细和警戒，现在就从本书举例如下：

一、取证本书的方法，是求本篇的上下文义，或把本篇与他篇作一种归纳的比较，找出它的句例常语，以互相校正。

例一——据上下文义

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何在？而复定（仪）礼〔仪〕？谢短篇卷十二，第五六一页。

这是说礼经十六篇在哪里，而庸叔孙通再定仪品呢。《后汉书·曹褒传论》：“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有救崩弊。先王容典，盖多阙矣。”张揖上《广雅》疏说：“叔孙通撰制礼制，文不违古。”因此仪品本于礼经，所以仲任诘问说“十六篇何在”呢。礼仪即谓仪品，《司马迁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儒林传》、《礼乐志》、本书《率性篇》都可以证明。这里作“仪礼”，是字误倒也。程树德《汉律考》，以“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为句，（《前汉书礼乐志考证》，齐召南读同。）则把“仪礼”当作礼经，是不对的。据《曹褒传》，叔孙通所作，只有十二篇，未说“十六”。而且此文屡次说“礼经十六篇”，那么这“十六篇何在”五字为句，以指礼经，是明显的。此句既谓礼经，那么下句又说“仪礼”，在意义上难以通顺。况且礼经有仪礼之名，始见于《后汉书·郑玄传》，（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谓始自《晋书·荀崧传》。）仲任来不及称引。

例二——本篇与他篇句例的比较

今鲁所获麟戴角，即后所见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鲁所获麟，求知世间之麟，则必不能知也。何则？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合）同，或时似类，未必真是。讲瑞篇卷十六，页七二二。

“不同”当作“合同”，是受上文影响而误。这是反承上文。仲任意：即使有合同者，不过体貌相似，实性自别。下文即申述此义。《奇怪篇》说：“空虚之象，不必实有。假令有之，或时熊罴先化为人，乃生二卿。”《是应篇》说：“屈轶之草，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动，则言能指。”句例正同。

例三——本篇与他篇常语的比较

占因将且入国邑，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变动篇卷十五，第六五五页。

译根据下文“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可知州刺史、郡太守的职责，并非指大将军。“将”指州牧、郡守，本书中屡见不鲜，是当时的常用语。“大”字大概是后人不懂“将”字的含义而妄加的。《累害篇》：“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又说：“将吏异好，清浊殊操。”《答佞篇》：“佞人毁人于将前。”《程材篇》：“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又说：“将有烦疑，不能效力。”《超奇篇》：“周长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齐世篇》：“郡将挝杀非辜。”这些“将”字都与此处相同。

二、取证他书的方法，是就本书文句出于他书，或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以及被他书征引的情况，进行比较考察。

例一——本书文句出于他书

齐詹（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定贤篇》卷二十七，第一一一０页。

“齐詹”当作“齐侯”，“侯”一作“▯”，与“詹”字形相近而误。此事见于《晏子春秋·问上》。《晏子春秋》作“景公问于晏子”，《说苑·臣术篇》作“齐侯问于晏子”，这就是证据。下文“詹曰”，也当作“齐侯曰”。“侯”讹为“詹”又脱去“齐”字。《晏子春秋》作“公不说曰”，《说苑》作“君曰”。

例二——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

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文）弥明。《书解篇》卷二十八，第一一四九页。

“人”当作“文”。上下文都论述“文德”，不能转入“人”。“人”“文”是形近之误。《说苑·修文篇》“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句意正同，这就是证据。

例三——本书文句被他书征引

广汉杨翁仲（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而〕田间有放（眇）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翁仲（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蹇，此马亦骂之眇。”其御不信，往视之，目竟眇焉。《实知篇》卷二十六，页一０七九。

高似孙《纬略》一引“仲”并作“伟”，“听”上有“能”字，“田间有放眇马”作“而田间有放马者”，“相去”下有“数里”二字，“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作“彼放马目眇”，“目竟眇焉”作“马目竟眇”。《类聚》九三、《御览》八九七引也正同。这些都是正确的，应当据以校正。

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是最艰难而最精当的方法。刘先生告诉我说：“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才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校勘学的本义，固然依赖于版本的比校，但版本本身有两个缺陷，即：一、版本本身的错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本子，不外唐写本、宋刊本，但遇到这样的事实，在唐、宋以前就已经错了，那么虽有版本，也不能据以校正。二、善本流传到现在，委实有限，若必待于版本而后校书，则有些书必致无法去校。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正能补救这两种缺陷。这方法能使用的校勘材料有三，即：一、上溯本书所援据者。二、旁搜本书与他书互见者。三、下及本书被后人引用者。因为这方法取材的方面这样多，又没有版本的那两种缺陷，所以这方法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如《荀子·尧问篇》：“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杨倞注：“下、谦下也。子贡问欲为人下，未知其益也。”按：“而未知”下当有“为人下之道”五字。《说苑·臣术篇》：“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臣下之道也。”《韩诗外传》七：“请问为人下之道。”《家语·困誓篇》：“赐既为人下矣，而未知为人下之道。”并其证。注：“下、谦下也。”是所见本已脱此五字，而望文生义加“谦”字释之。这就是取证于他书能救版本之穷之明证。

但取证于他书时，当注意到家法的不同。因为今古文的章句文字是不一样的。如《别通篇》“犹吾大夫高子”，是用鲁论，不当据今本《论语》改“高”作“崔”。《气寿篇》“舜征二十岁在位”，今本作“三十”，即由浅人据伪孔本妄改，而不知仲任是习欧阳尚书的。《潜夫论·班禄篇》引《诗·皇矣》“此惟予度”亦见本书《初禀篇》。是三家诗，王谟本据毛诗改“度”作“宅”，也是由于不明家法的原故。

译三、从类书中取证的方法，不可过于信赖。因为类书存在遗漏引用、节略引用的情况，与原书往往有出入。如果善于运用，它是最理想的材料，因为它能使我们的推理获得更确切的证明。最好不信赖类书中一两条的孤证，能够将类书所引的内容归纳出数条以上，那就能够使今本比较接近古本。且举孙蜀丞先生误用类书的例子如下：

例一

立春时向东耕作，制作土象人，男女各两个，手持耒和锄；或者树立土牛。〔土象人、土牛，〕未必能耕种。《乱龙篇》卷十六，第七〇二页。

孙说：“立土牛”应当作“立土象牛”，与上文“为土象人”句意相同，此处脱漏了“象”字；“未必能耕也”应当作“土牛未必能耕也”，又脱漏了“土牛”二字，所以文义不明。《类聚》三十九、《御览》五百三十八（当作七百三十八）都引作“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毕能耕也”。“土牛”二字并未脱漏。“或立土牛”作“或立土牛象人”，也是不对的。只有《事类赋》四（当作五）引作“或立土象牛”，没有错误，应当依从它。晖按：《类聚》、《御览》引作：“或立土牛，（句）象人土牛，未毕而耕也。”（《御览》二十引同。）应当据此补入“象人土牛”一句。“未必能耕也”，是承接“为土象人”、“或立土牛”两层意思来写的，是说土人和土牛都不能耕种。下文“与立土人、土牛，同一义也”，也是将“人”、“牛”并举。“象人土牛”，“象人”即承接“为土象人”，“土牛”即承接“或立土牛”，《类聚》、《御览》所引没有错误。今本脱去了“象人土牛”四个字罢了。孙误将“或立土牛象人”断句，而相信《事类赋》的孤证，是不对的。

例二

杨子云撰写《法言》，蜀地富〔贾〕人有钱千（十）万，愿意被载入书中。子云不听从，〔说〕：“富贵如果没有仁义的行为，〔就像〕圈中的鹿，栏中的牛。怎么能胡乱载入？”《佚文篇》卷二十，第八六九页。

孙说：《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七十二引此文，“富”下都有“贾”字，“千万”作“十万”，“听”下有“曰”字，“之行”二字作“犹”，都是对的。今本脱漏错误，应当据以补正。晖按：孙补“贾”字、“曰”字，改“千”作“十”，是对的。《御览》八二九又八三六引也有“贾”字，“千”作“十”。又朱校元本、《事文类聚别集》二引也作“十”。孙说“之行”二字应当作“犹”，不对。《御览》八二九引“之行”下有“正如”二字，又八三六引“之行”下有“犹”字。《事文类聚》引同。那么“之行”二字没有错误，应当据以补入“犹”字。

四、从古书注中取证的方法，即就唐、宋人注解他书时所引本书与今本相互比勘，往往可以补缺正误。如《感虚篇》：“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涂。”卷五，页二四五。《文选》注、《路史》注引“尧时”下有“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九字，则知今本脱落。《言毒篇》：“火困而气热，血毒盛，故食走马之肝杀人。”卷二十三，页九五三。《史记儒林传正义》引“血毒盛”作“气热而毒盛”，则知今本脱“气热”二字，“血”为“而”字形讹。

我对此书解释的工作，是用归纳和分类的方法。

关于字义的解释，是用归纳法。王氏父子就是运用这个方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经传释词》上可以表现。王引之《经传释词》序说：“凡此者其为古之语词，较然可着。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也。”没有旧说的根据，为什么他能心知其意呢？就是因为他用的方法正确。归纳各书中同样的字，找出共通的意义，所以能够“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试将本书“嫌”字的用法，归纳如下：

许由让天下，不嫌贪封侯。

季子能让吴位，何嫌贪地遗金？

弃其宝剑，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以上都见《书虚篇》。

人生于天，何嫌天无气？《谈天篇》。

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儒增篇》。

材能以其文为功于人，何嫌不能营卫其身？《书解篇》。

上列各“嫌”字，都应当训作“得”。刘盼遂先生训为“贪”，则不能“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了。详情见《书虚篇》卷四，页一六八。

又归纳全书“起”字，审察其用法，可以得出一个通用的训释。

一、云雨感应龙，龙也兴起云而升天。《龙虚篇》卷六，页二九一。

译二、禹提出疑问，浅显的话变得深奥，简略的指点变得详尽，这是因为通过提问和辩难来阐述道理，激发并深入探讨，使观点更加鲜明和显著。《问孔篇》卷九，页三九七。

三、这是因为宰予白天睡觉，从而更了解识人的方法。页四０六。

四、如今孔子因为宰予白天睡觉，……页四０七。

五、孔子想要前往九夷之地，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页四一六。

六、这是因为道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想要前往九夷。页四一六。

七、仓颉受到什么感应而创造文字？奚仲出于什么原因而制造车辆？《谢短篇》卷十二，页五七七。

八、上天极其明察，君主政治失误，不通过其他气机来谴责警告并改变，反而顺从他的错误，从而引发相应的气机。《谴告篇》卷十四，页六三九。

九、夏末时蜻蜓鸣叫，寒蝉啼叫，是感应阴气；雷声震动而野鸡惊飞，冬眠动物苏醒而蛇出洞，是引发阳气。《变动篇》卷十五，页六五０。

十、君主引发气机来进行赏罚。页六五一。

十一、人的喜怒引发气机而发作。页六五五。

十二、引发水动，鱼以为是真的，都来聚集。《乱龙篇》卷十九，页七００。

十三、况且祥瑞之物都是因和气而生。《讲瑞篇》卷十六，页七三０。

十四、奚仲感应飞蓬，而仓颉因鸟迹而创造文字。《感类篇》卷十八，页八００。

十五、都是因盛德而产生，成为圣王的祥瑞。《验符篇》卷十九，页八三九。

十六、虎狼的到来，是应和政事失误；盗贼的至来，是因世道混乱，那么鬼神的聚集，是因为命数断绝。《解除篇》卷二五，页一０四二。

十七、《春秋》的写作，是因周道衰败。《定贤篇》卷二七，页一一二一。

十八、如果周道不衰败，孔子不写作，未必没有孔子的才能；只是没有起因罢了。页一一二一。

十九、周道衰败，孔子兴起而写作。页一一二二。

二十、假如孔子不写作，仍有遗言；言论必有起因，就像文章必有目的。页一一二二。

二十一、观察文章的是非，不顾及写作的起因，世间写作的人很多。页一一二二。

二十二、儒者不知道秦朝焚书的原因，所以不审察焚书的实情。《正说篇》卷二八，页一一二六。

二十三、感应虚假而引发虚妄，源头和流弊如同气机蒸腾。《书解篇》卷二八，页一一五三。

二十四、有宏大才能想要写作却没有起因，没有细微知识却因闲暇而能记忆。页一一五四。

二十五、所以贤圣兴起文章，是因事而作不凭空虚构，因循旧例不妄自创作。《对作篇》卷二九，页一一七八。

二十六、因此《论衡》的创造，是因众书都失实。页一一七九。

二十七、所以《论衡》，……其根本都因人间有错误。页一一七九。

以上二十七则。第二十五条中，“起”与“因”字互用，第十六条中，“起”与“应”字互用，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中，“起”与“为”字互用；第一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中，“起”与“感”字互用。据此，这二十七处的“起”字，有“因”、“为”、“应”、“感”等字的意思。这是不见于字书，而可以由归纳的结果，证明这种解释是不会错误的。

再者，王充惯用“何等”二字，归纳如下：

一、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有什么功劳？《感虚篇》卷五，页二五三。

二、真正的黄帝，是什么样子？《道虚篇》卷七，页三一四。

三、所谓的尸解，是什么情况？页三三一。

四、现在说男女，在其中追逐，有什么洁净的？《语增篇》卷七，页三五０。

五、这是什么百姓？还能知道。《艺增篇》卷八，页三八八。

六、年五十在路边击壤，与未成年的小孩为伍，有什么贤德？页三八九。

七、法度的功效，是指什么？《非韩篇》卷十，页四三六。

八、名世者是指什么？《刺孟篇》卷十，页四六０。

九、所谓的十日，是什么情况？《诘术篇》卷二五，页一０三一。

“何等”二字当是汉时常语。《孟子·公孙丑篇》：“敢问夫子恶乎长？”赵注：“丑问孟子才志所长何等？”《吕氏春秋·爱类篇》：“其故何也？”高注：“为何等故也。”都是以“何等”连文，犹今言“什么”。

上列“嫌”、“起”、“何等”三例，都是以归纳法来解释字义的。虽无旧说可凭，但若玩其本文，参之他卷，自觉其为适当的解释。

全书故实，也用同样的归纳法，以便于与其所根据的他书及本书各篇前后互见的相参照。如汉高祖的母亲，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见《吉验》、《奇怪》、《雷虚》、《感类》等篇，此事出《史》、《汉高纪》。王鸣盛说，“遇”是“构精”的意思。据《奇怪》、《雷虚》，谓“遇”是龙施气，则知汉人的意思与王鸣盛说同，而王充则谓“遇”是“遇会”。又如汤遭大旱，祷于桑林，见《感虚》、《明雩》、《感类》等篇。《明雩》、《感类》并说“汤以五过自责”，而《感虚篇》则说以“六过”，与《荀子》、《说苑》、《帝王世纪》等书正合。则知王充本云“以六过自责”，其说无异，而一作“五过”者，是出于误记，未必王充另有所据而云然。说详《感虚篇》。卷五，页二四五。又如桑榖之异，见《无形》、《变虚》、《异虚》、《恢国》、《感类》、《顺鼓》等篇。这件故事，有书系之高宗武丁，有书系之中宗太戊，王充于《无形》、《变虚》、《异虚》、《恢国》作高宗，于《感类》作太戊，于《顺鼓》并存两说。则知这个故事相承有如此异说，不关于今古文说的不同，故王充随意出之。说详《无形篇》。卷二，页六四。

译关于本书援引群经之处的解释，采用的是分类法。陈奂在《诗毛氏传疏序》中说：

起初编撰《尔雅义类》，分别部居，各自探索。后来才去除条例章句，揉合写成疏证。

可见陈奂在撰写《诗毛氏传疏》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是将全书拆开，分成若干类，汇集材料，然后融会贯通成书。我也采用这种分类的方法。不过陈氏是按照《尔雅》中关于山川名物的方式分类，我则是以所引的群经为单位，分别抄录汇集，然后再参照各经的各种注释，探求其家法，探究其义蕴。例如本书中涉及《论语》的地方，都辑为一类，以便于与本书各篇前后参照，以及广泛征引旧说，以求符合本书的原义。例如《论语·雍也篇》：“伯牛有疾，孔子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见于《幸偶》、《命义》、《祸虚》、《问孔》、《刺孟》等篇。根据《问孔》篇（卷九，页四〇九），可知“亡”字应读作有无的“无”，不应像《集解》那样解读为死亡的“亡”。又根据《祸虚》、《刺孟》篇，可知所谓“恶疾”、所谓“有疾”，是指“被厉”（染上瘟疫）。又如《语增》篇引用《论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卷七，页三四〇）。王充的意思是，“与”字读作参与的“与”。但旧说中“与”字的意思有四种，详见本篇。结果，可以发现分类的好处：一、依据王充的意思相互解释，不至于前后矛盾。二、广泛考证旧说，选取符合本书原义的，不至于只凭旧注，导致正文与注义不相吻合。

我整理这部书，前后历时七年。在三年前，仅就《文选》李善注所引本书以及本书见于他书的内容，互相比勘，写成《论衡校录》若干卷、《王充年谱》一卷，呈请刘叔雅先生指正，幸蒙赞许为精当。去年，胡适之先生也认为我的《论衡校录》有些可取之处，所以愿意将他手校本和杨守敬校宋本借给我。今年，马幼渔（裕藻）先生借给我朱宗莱校元本，吴检斋先生借给我手校本。因为增加了这些新的材料，校录的内容也就扩充了。计算校释的时间共五年，全稿写定共两年。其中一部分稿子，曾经胡先生和高阆仙（步瀛）先生看过，改正好多地方。全书完成后，友人齐燕铭将他的《论衡札记》稿本赠予我，我又从中选取了约二十余条。——这些都是帮助我这书得以成功的人。谨记录其始末，以表达谢意。

本书中关于今古文说的论述，大致能说得清楚，这是孙星衍、陈乔枞、皮锡瑞一班人的功绩。俞樾、孙诒让和孙蜀丞先生都对此书费了些精力，我平易地援引，应当铭感。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黄晖序于北平。

例 略

一、典籍世代相传，抄写刊刻屡次更改，文字乖谬句法错乱，散失特别多；简册湮灭，事迹无法考证，义理微妙训诂晦涩，久远难以明了。颇赖辨伪补遗，使其回归旧本；采集经传，使事理疏通。有的则抵牾犹豫，真伪混杂，缘生训解，以是为非，因此句读纷乱，郢书燕说互相混淆。所以必须校勘在解释之前，理正粗成，其次才申述训释。本书恪守此义：研核众本，考校异同，使其知道所适，于是会综故训，贯绎群书，裨补疏遗，避免穿凿附会。题曰《论衡校释》。

二、所据旧本

宋本残卷自十四卷至十七卷。版心有刻工姓名。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或二十一字。现存北平历史博物馆。简称“宋残卷”。

悼厂姓名未详。过录杨守敬校宋本，据程荣本以通津本互校。现藏胡先生处。简称“宋本”。

孙诒让校元本，据程荣本校。见《札迻》。简称“元本”。

朱宗莱校元本，据王谟本校。现藏马幼渔先生处。简称“朱校元本”，或“朱校”。

明天启本序称：据宋杨文昌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后镌杨文昌旧序。简称“天启本”。

通津草堂本简称“通津本”。

程荣刻本简称“程本”。

何镗刻本简称“何本”。

黄嘉惠刻本简称“黄本”。

钱震泷刻本简称“钱本”。

潮阳郑氏刻本仿通津本。简称“郑本”。

湖北崇文局本简称“崇文本”。

三、以通津本为据，其依别本及他书改、补者，则曰“据某本某书当改”，“据某本某书当补”。不敢凭臆擅动，窜乱原书，其订正补删之字，以符号识别，例如左：

缺——□

例：牖里、陈、蔡可得知，而沈江蹈河□□□也。——《累害》篇卷一页十四。

补——【 】

例：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失其富贵〕矣。——《命禄》篇卷一页二〇。

译改——（ ）

例：谓能定说，审词际会。——逢遇篇卷一页六。

删——（ ）

例：皆赉盛粮，（或作干粮）——艺增篇卷八页三九一。

那些讹误明显的，直接加以勘正，则注明：“旧作某，今据某本某书改。或补，或删。”那些意义都通顺的，注明其异同。那些都难以通顺的，保留下来等待考证。旧本的校勘语，则加上“旧校曰”以作区别。

四、引据各家校录

俞樾《曲园杂纂》第二十三《读论衡》

孙诒让《札迻》

杨守敬《论衡校录》见校宋本。

朱宗莱《论衡校录》见校元本。

孙蜀丞人和。先生《论衡举正》载吴检斋、陈世宜说。

吴检斋承仕。先生《论衡校录》手校本尚有若干条不见于孙氏《举正》者，颇加采摭。

刘叔雅文典。先生《三余札记》二《论衡斠补》

胡适之适。先生《论衡校录》见手校本。

齐燕铭先生《论衡札记》稿本。

五、上述各家，简略地只写其姓。两位孙氏容易混淆，则仿照“先郑”的例子，称仲容说为“先孙曰”。那些杂糅在其他书中、经过左右编纂汇集的各家说法，各自写上姓名以作区别；如仲容说并非出于《论衡札迻》者，则称“孙诒让曰”。那些旧说尚有不安妥之处，时常附带微意；或者管窥一得，增演前人的修撰者，则加上“晖按”或“按”以作区别。

六、一篇之中那些自成起讫的，提行分段，或者空后一行，以清晰眉目，务必便于省览。那些依照旧本分段的，则注明“旧本段”。

七、仲任生活在当今文盛行的时代，古文尚未确立，虽然他不固守章句，后汉书本传语。如《明雩篇》引《论语》“咏而馈”从古论，《别通篇》“犹吾大夫高子”又用鲁论。但大抵都是今文说。如《尚书》则本欧阳，《论语》则鲁论，《诗》则鲁诗。现在加以训释，各自遵循家法，列举其旧义。

八、史实义训，应当在后面详细叙述的，则在前面略写，注明“注见后某篇”，如《谢短篇》“社稷灵星”注《祭意篇》。在本书中详见的则注明“见前或后某篇”，如《死伪篇》“张良行泗水上，老父授书”，事详《纪妖篇》，则注明：“见《纪妖篇》”，省略引用《史记·留侯世家》的文字。这都是为了力求简省。

九、全书义理，或者前后互相阐发，或者互相抵触的，一并注明以备省览。如《感虚篇》说杞梁妻哭城城崩是妄说，也见于《变动篇》，则注明：“《变动篇》也辩其虚。”《遭虎篇》极力辩驳虎狼食人，不是部吏的过错，《解除篇》又说“虎狼之来，应政失也”，则注明：“与《遭虎篇》宗旨相违。”那些援引讹误的，则根据其他书籍标出，以告知读者。如《讲瑞篇》“张汤之父五尺，汤长八尺，汤孙长六尺”，根据《史》、《汉》任敖传乃是张苍，不是张汤，则注明：“仲任误记。”

十、其他书籍征引的，推究其义，补入本文；那些不能附丽的，则都归为一类，编成《论衡佚文》一卷。审察其文义，似乎出自某篇，则为之注明。或者不是本书语，以及不是仲任时事，而原本出自其他书籍的，则略加辩正。

十一、后汉书本传记载仲任行事很简略，本书《自纪篇》稍详细，现在参酌群籍及《论衡》诸篇，编成《王充年谱》一卷。并根据本书所见故实，与史传参验，以见《论衡》诸篇属稿的先后。

十二、各家对仲任或毁或誉，散见于群籍。颇为撰集，编成《论衡旧评》一卷，以见诸儒对本书价值的历史上转变。那些概论全书的，则列入总评；那些专论某一事的，则注明：“此评某篇。”如余允文《尊孟辨》、守山阁丛书本。郎瑛《七修类稿》、续稿《辨证类》曰：“宋刘章有《刺孟》，王乃词胜理者，因孟而矫之。惜未见其书。”熊伯龙《无何集》、湖北先正遗书本。谢量《王充哲学》、学生丛书本。中华书局出版。皆有专书；政治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之类，间有论及，而世多有其书，故并不纂集。

十三、近人对《论衡》颇加寻绎，揉和全书，序累论列，观其词义，信有善者，然所理释，难免附会今古，穿凿东西，兹并不取。胡先生《王充的论衡》一卷，抉要钩玄，将仲任辩证方法、思想体系、时代背景揭示读者，故为转载。

十四、集录史乘及藏书家经籍目录诸志，编成《版本卷帙考》一卷。诸本先后相承，渊源可考。那些善本尚存的，幸而可以在未来得到。

十五、诸本前序后跋，一并抄录，编成《旧序》一卷。虽颇有浮词，而版本源流，及对仲任毁誉背向，于此附带可见，故存之备考。

刘盼遂集解自序

叙曰：东汉世祖，应谶中兴，芳风所煽，庶草斯偃，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会稽大儒王充，蒿目当时，恻怛发心，肇造《论衡》八十五篇，意在褒是抑非，实事忌妄，诚以当时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虚妄之语不除，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论衡》乃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空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明辨然否，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虚实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孳。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论死》、《订鬼》、《死伪》，所以使俗薄丧葬。至若《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凡《论衡》之所由作，与其文章之鸿美，则《对作》、《自纪》二章固亦鬯哉其言之矣！（上方诸句，盖尽量最录《论衡》原书之辞，期能近真。）

译至于《论衡》在学术思想上的重要价值，我另外辑录了自古以来评价、论衡的作品，大约有一百多条，几乎已经阐发殆尽，附在卷末，不必再啰嗦。

原来《论衡》这本书，历来被称为难以阅读，大约有四个原因：第一是用典深奥晦涩。第二是训诂奇特怪异。这两点属于作者原文本身的情况。第三是极多误增、误脱的字。第四是极多因字形相近或读音相近而造成的错误。这两点属于后代抄写者及刻印者不慎所致。现在分别举出一两个例子来甄别阐发。

一、用典深奥晦涩。

王氏（王充）多见古书，往往为后代所不传，所以《论衡》中提到的故事，多有不知其出典的。如《书虚篇》说：“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把他煮在镬里。”查考周、秦、两汉现存的书，完全不见伍子胥被镬煮之事。只有《论衡》此篇所说，以及《命义篇》说“屈原、伍子胥，楚国放逐他们，吴国烹煮他们的尸体”，《刺孟篇》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烹煮，子路被剁成肉酱”，这一定是王氏对于伍子胥伏鼎一事，另有承袭，并非凭空捏造，由此可知。俞樾（曲园）未能通盘比较前后文，就斥责为仲任（王充字）误记，大概难免诬蔑古人的过失。

二、训诂奇特怪异。

《书虚篇》说：“许由让出天下，不嫌贪封侯。伯夷放弃国家饿死，不嫌贪刀钩。”向来校勘者都误解了“嫌”字的借义，认为是错字。现在查考，“嫌”、“贪”是同义并列的词，“嫌”也是“贪”的意思。《孟子》：“行为有不慊于心。”赵岐注：“慊，快意。”《齐策》“齐桓公夜半不嗛”，高诱注：“嗛，快意。”可见“嫌”与“慊”、“嗛”古时都同声通用。本篇下文：“季子能让吴国，何嫌贪地遗金。”又说：“季子不负死者丢弃他的宝剑，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儒增篇》说：“能到门庭，何嫌不窥园菜。”这些“嫌”字，意义都相同，可以确定“嫌”、“贪”是快意、满足的意思。王氏自有他的字典。（世人说西方大学者都有个人字典，我说我国周、秦、两汉诸子也都是这样。试取一卷阅读，即可知道。○后来见到黄晖校释，说《论衡》中的“嫌”字都训作“得”。然而《谈天篇》“人生于天，何嫌天无气”，则仍然无法通解。详见《谈天篇集解》。）

三、误增误脱的例子。

甲、误增。《物势篇》：“气微爪短诛，胆小距顿。”现在查考：“诛”应当是“铢”的错字。《淮南鸿烈·齐俗训》：“其兵戈铢而无刃。”注：“楚人谓刃钝为铢。”《广雅·释诂》：“铢，钝也。”可见“爪短”与“距铢”是并列词，“顿”字实际上是读者所作的“铢”字的旁注，后人误窜入正文，又讹“铢”为“诛”，这是亟需刊正的地方。

乙、误脱。《宣汉篇》：“讲瑞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现在查考：“讲瑞”下应当有一个“则”字，现在脱去，导致与下句不匀称，而且文气也不贯通，这是应当补足的地方。

四、形误音误的例子。

甲、形误。《须颂篇》：“道立国表，路出其下，望国表者，昭然知路。汉德明着，莫立邦表之言。”现在查考：此文讹误确实严重。“邦表”实为“邮表”之误，“国表”又是因为误会王充为汉代避讳而将“邦”改为“国”。“邮表”，《说文解字》木部：“桓，亭邮表也。”其形制详见崔豹《古今注》说：“现在的华表木，用横木交叉在柱子上，形状像花，形如桔槔，大路交叉处，全都设置，也用来标识道路。秦朝废除它，汉朝开始重新修建。现在西京称为交午木。”崔氏的说法与《论衡》此文完全吻合。又考阮元《揅经室一集》有《释邮表畷》一文，其要旨说“邮表畷的古义，都是以立木缀毛裘之物而垂之，划分其间界行列远近，使人可以准视望，止行步，而命名”。其说法也完全与《论衡》吻合。可知《论衡》此文是“邮表”，而非“邦表”、“国表”。再用《论衡》本书证明。《谈天篇》说：“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舍矣。邮亭着地，亦如星宿着天也。”邮亭即邮表所在的亭。由此也可以考见两汉亭表的形制。

乙、音误。《超奇篇》：“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孰其滋也？”现在查考：“地泻”与“山秃”对文，大概“泻”是“舄”的音误。“舄”，指土地咸卤不生长作物。《汉书·沟洫志》“终古舄卤兮生稻粱”，《文选·海赋》“襄阳广舄”，都是其例。山秃则没有茂盛，地舄则没有滋生，所以反比汉家炽盛则文章之人滋茂。

以上四点，不过举其千百分之一二而已。摸索探求，到了这种地步。所以王氏此书向来称无善本，而自蔡邕（伯喈）、王景兴、葛洪（稚川）之后，很少提及它的人。到了宋孝宗干道三年，洪适才开始在会稽蓬莱阁校刻。然而洪适已经说“转写既久，舛错滋甚，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参校，犹未能尽善也。”只有洪本后世没有流传。现在通行的，只有明通津草堂本及程荣汉魏丛书本而已。而这两本脱文错简的遗憾，亥豕帝虎的嫌疑，触目纷如，比起洪氏蓬莱阁时，大概更加落叶殁阶，遂致此士林极须诵习之书，反成士林极叹榛薉之书，不可惜吗！我自负笈清华园，初有志于修正是书。暇日抽读，每遇疑难，随下一签。计起乙丑讫于今兹，此七年中，铢积寸累，所发正者无虑数百千事。于仲任之语法及字学，尤反复三致意焉。清凡经数易始定，匪敢曰勤劬，盖钻仰无匮之情则然尔。今更干流先正及时贤校录论衡之文，汇为集解三十卷，再以王充事迹及论衡题跋合为附录一卷，都三十一卷，付之剞劂氏，布诸艺苑。尚睎海内儒枭文霸，肯振其不逮，锡以匡棐，则尤不胜翘企之殷殷矣。壬申九月。

译操行有固定的贤良，但做官却没有固定的际遇。贤与不贤，是才能的问题；遇与不遇，是时运的问题。才能高超、品行高洁，不能保证一定尊贵；才能浅薄、品行污浊，也不能保证一定卑贱。有的人才能高超、品行高洁，却不得志，退居在下层；有的人才能浅薄、品行污浊，却得志，位居众人之上。各个时代各自有选拔士人的标准，士人也各自有得以进身的途径。进身在于得志，退隐在于不得志。身处尊贵显赫的地位，未必是贤人，这是得志的缘故；地位卑微在下层，未必是愚笨，这是不得志的缘故。所以，得志与不得志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时运下，贤人辅佐恶君；有的以大才跟随小才；有的双方都是大才，但道术有清浊之分；有的没有道德，却凭借技艺投合君主；有的没有技能，却凭借美色受宠。

伍子胥、伯嚭，都侍奉夫差，伯嚭受到尊重，伍子胥被诛杀。这是品行不同而侍奉同一位君主的情况。有的品行相同而侍奉的君主不同，也有得志与不得志的区别，伊尹、箕子就是这样。伊尹、箕子，才能相当，伊尹做了宰相，箕子做了奴隶。伊尹遇到成汤，箕子遇到商纣。用贤臣侍奉贤明的君主，君主想要治理好国家，臣子用贤才辅佐他，趋向与舍弃相吻合，他得志是理所当然的；用贤臣侍奉恶君，君主不想治理好国家，臣子用忠直的品行辅佐他，操守与志向相违背，他不得志也是理所当然的。

有的贤圣之臣，遇到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却最终不得志，孔子、孟子就是这样。孔子在陈国、蔡国断绝了粮食，孟子在齐国、梁国陷入困境。这不是当时的君主不任用善人，而是君主才能低下、见识浅薄，不能任用大才。能够驾驭千里马的，一定是王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