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十五

译《论衡校释》卷第十五

变动篇

论述灾异的人，已经怀疑上天是用灾异来谴责告诫人类了。其义理在《谴告篇》中已详细论述。他们又说：“灾异的到来，大概是君主以政事感动了上天，上天就变动气数以回应。好比用物体击打鼓，用槌敲击钟，‘扣’就是击打的意思。‘钟’，各本作‘钟’，下文相同。现在从王本。鼓好比是天，槌好比是政事，钟鼓的声音好比是上天的回应。君主在下面有所作为，那么天气就随着人而到来。”《汉书·翼奉传》中翼奉上奏章说：“我听说人的气息在内逆乱，就会感动天地。”就是这层意思。

我说：这又是可疑的。上天能够感动万物，万物怎么能感动上天呢？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万物都隶属于上天，上天是人和万物的主宰。所以说：“王良星策马，车骑充满原野。”并不是车骑充满原野，而是王良星策马。天气在上面变化，人和万物在下面感应。孙氏说：王良，是主管天马的星宿。它变动策马，就会车骑充满原野。车骑充满原野，是比喻刀兵战乱。“王良策马，车骑盈野”，大概是占星家的常用语，而王充引用它。所以说：“天气在上面变化，人和万物在下面感应。”《史记·天官书》：“汉中四星叫天驷，旁边一颗星叫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索隐说：“《春秋合诚图》说：‘王良，主管天马。’”正义说：“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是天子的奉御官。它变动策马，就兵骑满野。客星守之，津桥不通。金火守入，都是兵灾的忧患。”又说：“策一星，在王良前面，主管天子的仆役。占卜认为动摇移位在王良前面，或居于马后，就是策马，策马就兵动。”所以上天将要下雨，商羊起舞，〔非〕使天雨也。推究上下文义，“使”字上当脱“非”字。这段文字在阐明天能感动万物，万物不能感动天。现在版本脱去“非”字，就成了商羊使天雨，完全失去了原意。商羊，是知道下雨的物类，上天将要下雨，它就屈起一只脚起舞。《说苑·辨物篇》：“齐国有只一足飞鸟，飞下来，停在殿前，舒展翅膀跳跃。齐侯非常奇怪，派人聘问孔子。孔子说：‘这叫商羊，赶快告诉百姓疏通沟渠，天将下大雨。’于是照做，天果然下大雨。孔子回来，弟子请问。孔子说：‘以前，小孩子两个两个相牵，屈起一只脚跳着说：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也见于《家语·辨政篇》。都说：“商羊，是水灾的祥瑞。”方以智说：“《临海志》有独足鸟，声音像人，将雨时转鸣，就是商羊。”所以上天将要下雨，蝼蚁迁徙，蚯蚓出土，《东观汉记》说：“蝼蛄封住穴口，大雨将至。”琴弦松弛，旧病发作，《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天将阴雨，人的旧病就先发作，这是阴气相应而起。”这是万物被天所感动的证据。所以上天将要刮风，巢居的虫类活动；将要下雨，穴居的物类扰动，《汉书·翼奉传》：“巢居知风，穴处知雨。”师古说：“巢居，是鸟鹊之类；穴处，是狐狸之类。”《易通卦验》说：（《御览》九二一。）“鹊，是阳鸟，先于物而动，先于事而应，显现于未风之象。”《春秋汉含孳》说：“穴藏先知雨，

译阴云未集，鱼已噞喁；巢居之鸟先知风，树木未摇，鸟已翔。”《韩诗》薛君章句说：“鹳，是水鸟，巢处知风，穴处知雨，天将雨而蚁出壅土，鹳鸟见之，长鸣而喜。”（并见《文选》张茂先《情诗》注。）风雨之气感动了虫类万物。所以人在天地之间，就像跳蚤虱子在衣裳之内，蝼蚁在穴隙之中。跳蚤虱子蝼蚁无论顺逆横从，能让衣裳穴隙之间的气变动吗？跳蚤虱子蝼蚁不能，却唯独认为人能，是不通晓物气之理啊。

风至而树枝动，树枝不能招致风。所以夏末蟋蟀鸣叫，寒蝉啼叫，是感应阴气。《御览》二二引旧注说：“蜻蛚，是蟋蟀。”《月令》说：“季夏之月，蟋蟀居壁。”《尔雅·释虫》说：“蟋蟀，是蛬。”孙炎说：“蜻蛚，梁国称蛬。”郭景纯说：“现在叫促织。”《吕氏春秋·季夏纪》高注：“蟋蟀，蜻蛚，《尔雅》称为蛬。阴气应，所以居宇鸣以促织。”许慎《淮南子·说林篇》注说：“寒螀，是蝉属。”（《文选》捣衣诗注。）《月令》：“孟秋之月，寒蝉鸣。”郑注：“寒蝉，寒蜩，就是蜺。”《尔雅·释虫》：“蜺，寒蜩。”郭注：“寒螀。似蝉而小，青赤。”《吕氏春秋·孟秋纪》高注：“寒蝉，得寒气鼓翼而鸣，时候应也。”按：《方言》、《广雅》认为是“瘖蜩”。（《广雅》作“闇”，字同。）然而古传记，都说能鸣。郝懿行说：“寒蝉閟响，当在深秋，凉风初至，方始有声，所以《方言》谓之瘖。”又按：《淮南·说林篇》高注：“寒螀，（今作‘将’，此依《文选》三一注引。）水鸟。”其义独异。雷动而雉惊，发蛰而蛇出，孙氏说：疑当作“雷动而雉发，惊蛰而蛇出。”晖按：孙说未是。《御览》二二引作“雷动而雉惊，启蛰而蛇出”。启、发义同，明此文本作“发蛰”。《大戴礼·夏小正》篇：“启蛰，言始发蛰也。”是发蛰义犹“启蛰”，不必改作“惊蛰”也。《大戴礼·夏小正》说：“雉震呴，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之。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呴，相识以雷。”《说文》也说：“雷始动，雉鸣而句其颈。”《月令》：“孟春之月，蛰虫始振。”《吕览》高注：“蛰伏之虫，乘阳始振动苏生也。”起〔阳〕气也。朱校元本、程本亦脱“阳”字。钱、黄、王本有“阳”字，《御览》二二引同，今据增。“起”，《御览》引作“感”，盖以意改。盼遂案：“起”当为“趋”之误。下又脱一“阳”字。“趋阳气也”，与上文“感阴气也”为对句。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淮南·说山篇》云：“鸡知将旦，鹤知夜半。”注：“鹤夜半而鸣也。”《春秋说题辞》说：（《类聚》九一。）“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注云：“离为日，积阳之象也。日将出，预喜于类见而鸣也。”《春秋考异邮》说：（见修文《御览》。）“鹤知夜半。”宋均注：“鹤，水鸟。夜半，水位。感其气则益鸣也。”《说题辞》也说：“鹤知夜半。”这虽然不是变异，是天气感动万物，万物应和天气的证据。可以说寒温感动君主，君主趋赴气数以行赏罚，盼遂案：“起”亦“趋”

译之误。趋，赴也，赴所期也。（《释名》。）却要说以赏罚感动皇天，天为寒温以应政治吗！

译六情风家的说法是，风到来时，做盗贼的人感应到它而兴起。吴说：《五行大义》记载：“翼奉认为风贯通六情。”这里所说的“六情风家”，大概就是指齐诗学派。翼奉上奏章说：“东方的情志是怒。怒行阴贼，由亥卯主宰。贪狼必须等待阴贼而后发动，阴贼必须等待贪狼而后施行。”《五行大义》引用服虔对《左传》的解释说：“风生发木，木属于东方。”又说：“怒就是风。”《论衡》中关于风应盗贼的说法，大概就源于此。晖按：六情，是指好、恶、喜、怒、哀、乐。《汉书·翼奉传》记载，翼奉上奏章说：“北方的情志是好，好行贪狼，由甲子主宰。东方的情志是怒，怒行阴贼，由亥卯主宰。南方的情志是恶，恶行廉贞，由寅午主宰。西方的情志是喜，喜行宽大，由己酉主宰。上方的情志是乐，乐行奸邪，由辰未主宰。（上方指北与东。）下方（南与西）的情志是哀，哀行公正，由戌丑主宰。”陈启源《毛诗稽古篇》说：“后世风占中有六情的说法，大概就源于此。各自根据日时与方位，占卜风的来向，以观察吉凶。”并非盗贼之人的精气感动上天，使风到来。风到来，摇动不轨之心，“怪”字当作“摇”。孙校本见下文。盼遂案：“怪”字应当是“感”字的音误。怪、感同属见母。上文“六情风家言，风至，为盗贼者感应之而起，非盗贼之人精气感天，使风至也。”这里是承接叙述其文。孙人和怀疑是“摇”字的误写，不对。于是盗贼的操守就显露出来了。怎么验证呢？盗贼之人，见到物品就夺取，看到敌人就杀害，都在犹豫片刻之间，未必在往日就有这种念头，而天风已经在贪狼阴贼的日子到来了。义理见上文。通过风来占卜贵贱的人认为，风从王相方位来就贵，从囚死方位来就贱。孙说：《开元占经·风占》说：“凡是吉祥的风，日色清明，风势和缓，从岁月日时的德位上来，或者乘着王相位上来，离地稍高，不扬起尘土，人心喜悦，这叫祥风，是人君德政下达的感应。凡是凶灾的风，日色白浊，天气昏寒，风声叫怒，飞沙卷尘，乘着刑杀而来。应当详细考察五音，确定八方，观察其起止来占卜。”又说：“怒风兴起，都要详细考察其五音，与岁月日时的刑德合冲墓杀、五行生克王相囚死相结合，以此断言吉凶。仍然用六情来推演，万无一失。”所谓贵贱多少，是因为斗斛的缘故。风到来，卖谷的人抬高或压低价格，盼遂案：“籴”字应当是“粜”字。因为买谷的人无权能抬高或压低价格。《治期篇》说：“谷物在市场上出售，有时贵有时贱。”知道卖谷的人对谷价能使其贵也能使其贱。天气动摇人物。孙说：此文及下文“登树摇其枝”两句，“怪”字都讲不通，怀疑是“摇”字的误写。俗体字“摇”写作“□”，《五音类聚》又写作“□”，写作“□”，都与“怪”字形近。又按：上文“风至摇不轨之心”，“怪”字也难以讲通，或许也是“摇”字的误写。摇，就是动。摇动不轨之心，就是说动不轨之心。所以谷价高低，有时贵有时贱。“一”就是“或”的意思。《天官书》记载，在正月早晨，占卜四方之风。风从南方来就干旱，从北方来就水涝，从东方来就瘟疫，从西方来就战争。孙说：《史记·天官书》说：“凡是观测年成好坏，要谨慎观测岁首。岁首有时是冬至日，生气开始萌发。腊明日，众人年终聚会，一起饮食，发散阳气，所以叫初岁。正月旦，是王者岁首。立春日，是四时的终结与开始。四始，是观测的日子。而汉魏时期在腊明日、正月旦决定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战争。西北，戎菽受损，小雨，迅速用兵。北方，为中等年成。东北，为上等年成。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年成不好。所以八风各自与其冲对，考核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急，疾胜徐。”王充引用《天官书》，只说四方之风，所以文字多有删节，但不得违背论旨。这里说“从北方来就水涝”，《史记》及《汉书·天文志》都作“东方大水”。但水属于北方，《论衡》未必错误。太史公确实说道，用风来占卜水旱兵疫，人物的吉凶统属于天。“统”就是“本”的意思。

使万物生长的，是春天；使万物死亡的，是冬天，春天生长而冬天肃杀。天，盼遂案：此句应当是“春生而冬杀者，天也”，才与上文“人物吉凶统于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三句文法一致。如果希望春天肃杀冬天生长，万物终究不会死亡生长，为什么呢？万物生长统属于阳，万物死亡系属于阴。所以用口气吹人，人不会感到寒冷；呵气给人，人不会感到温暖。让被吹呵的人，经历冬天接触夏天，将会有冻伤炙烤的祸患了。“旸”读作“炀”。《庄子·徐无鬼》释文：“郭音羊。李说：‘炀，炙也。’”寒温之气，系属于天地，而统属于阴阳，人事国政，怎么能动摇它呢？

译况且天是本源，人是末节。登上树摇晃它的枝条，不能动摇它的树根。如果砍伐树根，万千枝茎都会枯死。人事就像树枝，寒温就像树根。吴说：“能温”应当作“寒温”。这是受上文“不能动其株”的影响而写错了。人生于天，蕴含天的气息，以天为主宰，就像耳目手足隶属于心一样。孙说：“生”字上面大概脱漏了“人”字。这是用耳目隶属于心，来比喻人隶属于天。如果脱去“人”字，就无法解释了。《自然篇》说：“人生于天地。”《订鬼篇》说：“天能生成人的形体。”这些都是证据。心有所作为，耳目就视听，手足就动作。如果说天应和人的行为，这难道是说心被耳目手足驱使吗？旌旗垂下的旒，礼制规定：天子的旗高九仞，有十二旒，旒垂至地面；诸侯的旗高七仞，有九旒，旒与车轸齐平；卿大夫的旗高五仞，有七旒，旒与车毂齐平；士的旗高三仞，有五旒，旒与头部齐平。旒系在旗杆上。旧校说：“杆”应当读作“韬杠”的“杠”。《仪礼·乡射记》说：“旌旗各自用相应的材料。没有相应材料，就用白羽和朱羽混合。旗杆长三仞，用鸿雁的脖子包裹上面两寻。”注解说：“杠，就是旗杆。”《后汉书·马融传》注解说：“橦，就是旗的竿子。”“杠”、“杆”声音相近，文字通用。旗杆向东，旒就随之向西。如果说寒温随着刑罚而至，“刑罚”应当作“刑赏”，是传抄错误。寒对应“刑”来说，温对应“赏”来说。《寒温篇》说“变复学派，以刑赏喜怒”，王本误作“刑罚”，正是这个例子。这是把天气当作系在旗杆上的旒。钩星在房星、心星之间，崇文本作“房星”，错误。《变虚》、《谴告》、《恢国》篇都作“房、心”。这是大地将要震动的预兆。齐国的太卜知道这件事，对齐景公说：“我能震动大地。”盼遂按：“臣”字上面应当有“曰”字。这种叙事体例应当如此。景公相信了他。见前文《变虚篇》。如果说人君能招致寒温，就像齐景公相信太卜能震动大地一样。人不能震动大地，也就不能震动天。“而”就是“则”的意思。

寒温，是天气。天至高至大，人至卑至小。筷子不能敲响钟，“篙”应当作“箸”。刺船的篙，并非不可以撞钟。但这里文意明显是小不能动大，所以下文说：“钟长而篙短。”那么“篙”字在意义上就没有可取之处了。《感虚篇》说：“用筋去撞，所用的击打物很小。”《干禄字书》说：“箸”俗写作“”。那么这里的“篙”字，大概是“箸”字的形误。又按：“篙”字下面旧校说：“或作筳。”（通津本、郑本误作“筳”，现在从钱王本。）《汉书》说：“用贝壳测量大海，用筳撞击钟。”《离骚》王注说：“筳，小折竹。”《文选》五臣注说：“筳，竹算。”但筳、篙字形不相近，怀疑

译不是“筳”误为“篙”，大概是一个版本作“筳”罢了。萤火不能烧煮鼎，“而”应当在“不”字下面，“而”读作“能”。校订者不明白，胡乱调整了语序。“篙不能鸣钟，萤火不能爨鼎”，相对成文。下文“钟长而篙短，鼎大而萤小”，也是对应承接此文。为什么呢？钟长而篙短，鼎大而萤小。用七尺高的细小形体，去感应皇天的大气，那没有分铢之效验，是必然的。

州牧、郡守将要进入国邑，根据下文“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那么州刺史、郡太守的事，不是指大将军。将指州牧、郡守，本书屡见，是当时的常语。（《累害篇》：“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又说：“将吏喜好不同，清浊操守各异。”《答佞篇》：“佞人在将面前毁谤人。”《程材篇》：“职责分明功业建立，将尊重他的才能。”又说：“将有烦疑，不能效力。”《超奇篇》：“周长生在州任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任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齐世篇》：“郡将挝杀无辜。”又《后汉书·第五伦传》：“同辈嘲笑他说：你连将都说服不了，怎么能打动万乘之君呢？”注：“将指州将。”又说：“会稽百姓常以牛祭神，前后郡将不能禁止。”）“大”字大概是后人不懂“将”字的意义而妄加的。天气寒冷，将就要发怒；天气温暖，将就要欢喜。发怒欢喜因事而起而发作，“起”就是“因”的意思。盼遂按：依据上句“气寒则将且怒”来校订，那么“喜”字上面脱漏了“且”字，应当补入。又按：“起”也是“趋”的误字。未进入辖区，未见官吏百姓，是非未明察，喜怒未发作，而寒温之气已经预先到了。发怒欢喜招致寒温，发怒欢喜之后，气才应当到来。根据变复家的说法，人君欢喜则温暖，发怒则寒冷。这竟然是寒温之气，使人君发怒欢喜。

有人说：“没有达到至诚。行事达到至诚，像邹衍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都见于《感虚篇》。为什么天气不能动摇呢？”

至诚，还只是心意的好恶。盼遂按：“以”应当是“似”的误字。有瓜果之类，放在人面前，离嘴一尺，心里想吃它，口气吸它，不能取得；用手拾取，送到嘴里，然后才能得到。瓜果细小，圆润易转，离嘴不远，至诚想要它，尚且不能得到，何况天离人高远，它的气息莽苍没有尽头呢！盛夏的时候，迎着风站立；隆冬的月份，向着太阳坐着。夏天想要得到寒冷，冬天想要得到温暖，至诚到了极点。想要得很厉害的人，甚至对着风摇扇子，向着太阳烧炉子，而天终究不为冬夏改变气候，寒暑有节律，不因人而改变。正当想要得到它尚且不能招致，何况以刑赏喜怒想要求得寒温呢！

译万人一起叹息，尚且不能感动上天，邹衍一个人的口，怎么能降下霜来？邹衍的遭遇，与屈原相比如何？被囚禁的冤屈，与沉江相比如何？邹衍被囚禁，见于《感虚》篇。屈原沉江，见于《书虚》篇。《离骚》、《楚辞》的凄怆，与一声叹息相比如何？《史记·屈原传》说：“屈平忧愁深思而作《离骚》，《离骚》就是遭遇忧患的意思。”屈原死时，楚国没有降霜，那是楚怀王、楚襄王的时代。楚厉王、楚武王时期，卞和献玉，被砍掉双脚，捧着玉哭着出来，眼泪流尽后接着流出血来。《韩非子·和氏》篇说：“楚国人卞和，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捧着献给厉王。厉王让玉匠鉴定。玉匠说：‘是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欺骗他，砍掉了他的左脚。等到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那块玉璞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匠鉴定，玉匠又说：‘是石头。’武王又认为卞和欺骗他，砍掉了他的右脚。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就抱着那块玉璞，在楚山下哭，三天三夜，眼泪流尽后接着流出血来。”卢文弨《韩非子拾补》说：“孙诒谷说：《楚世家》中没有厉王。《后汉书·孔融传》注引用作武王、文王、成王，这是对的。怀疑今本有误。”王先慎说：“《御览》引用也作武王、文王、成王。”按：《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叙述此事说：“献给楚武王，砍掉他的右脚，等到文王时，于是剖开玉璞，果然像卞和说的那样。”《览冥训》注也说武王、文王、成王，与李贤注引用《韩非子》相同。《孟子·尽心下》疏引用《韩诗》，说献给武王，成王雕琢它。这都不说“厉王”。然而《新序·杂事五》却说厉王、武王、共王，与今本《韩非子》及《论衡》此文相同。那么说“厉、武”的，是根据刘向的说法吗？《琴操》又说：“献给怀王，怀王死，儿子平王即位，卞和又献给平王。”这种说法荒诞无稽，已在孙星衍《晏子音义》中辨明。邹衍的诚心，与卞和相比如何？被囚禁的冤屈，与砍脚相比如何？仰天叹息，与泣血相比如何？叹息固然不如哭泣，被囚禁固然不如砍脚，估量冤情，料，是估量的意思。邹衍不如卞和，当时楚地没有降霜。李斯、赵高才杀了太子扶苏，并杀了蒙恬、蒙骜。盼遂案：“蒙骜”当作“蒙毅”。根据《史记》，蒙骜不与蒙恬同祸。那时他们都吐露痛苦之言，事见《史记》李斯、蒙恬两传。按：蒙骜是蒙恬的祖父。此文当指“蒙毅”，误作骜。蒙恬的弟弟蒙毅被胡亥所杀。与叹息声相同，又祸至死亡，不仅仅是被囚禁（迁徙）。“苟徙”二字无义。“苟”是“拘”字的形误。“徙”是涉“徒”字而伪增，又脱“见”字。扶苏、蒙恬自杀，邹衍被囚禁，两者相比，所以说：“又祸至死亡，不仅仅是被囚禁。”上文说：“被囚禁的冤屈，与沉江相比如何；《离骚》、《楚辞》的凄怆，与一声叹息相比如何。”又说：“被囚禁的冤屈，与砍脚相比如何；仰天叹息，与泣血相比如何。”其行文正相同。盼遂案：唐兰说：“‘苟’是‘拘’的误字。”“苟”或是“苛”的形讹，汉律有“苛人受钱”的科条，解释“苛”字为“止可”。“止可”合为“□”字。《玉篇》：“□，古文诃。”（王筠《说文句读说》）“诃”与“徙”正同类。而他们死的地方，寒气不产生。秦军在长平坑杀赵军，四十万人，同时陷坑。见《命义》篇注。当时啼哭号叫，不仅仅是叹息。诚心虽然不及邹衍，四十万人的冤屈，估量应当超过一个贤臣的悲痛；落入坑中的啼哭，估量超过被囚禁的呼喊，当时长平之下，没有降霜。《甫刑》说：“众被杀者旁告无辜于天帝。”《吕刑》说：“虐威，众被杀者方告无辜于上。”伪孔传说：“三苗虐政作威，众被杀者，各方各告无罪于天。”“戮”作“僇”，“方”作“旁”，“上”作“天帝”，都是今文。皮锡瑞说：“‘虐威’二字，怀疑今文《尚书》原本没有。”这是说蚩尤的民众被冤，以三苗的民众为蚩尤者，是今文说。详见《非韩》篇注。旁告无罪于上天。以众民的叫喊，不能致霜，邹衍的话，大概虚妄吧。

南方极热，煎沙烂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极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处。《王制》疏说：“南方叫蛮，是因为《风俗通》说：‘君臣同川而浴，极为简慢，蛮就是慢的意思。’北方叫狄，是因为《风俗通》说：‘父子嫂叔同穴无别，狄就是辟的意思，其行为邪辟。’”燕在北边，邹衍时，周历五月，正是夏历三月。正岁，是夏历。周以十一月建子为正，夏以十三月建寅为正。中原地区，正月二月霜雪时常降下；北边极寒，三月降霜，不算变异。这大概是北边三月尚寒，霜恰好降下，而邹衍恰好呼喊，与霜逢会。

传说：“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复温。”见刘向《别录》。见《寒温》篇注。那么能使气温，也能使气复寒。盼遂案：“则”读为“既”。怎么知道邹衍不让当时的人知道自己的冤屈，以天气表示自己的诚心，在燕谷狱中偷偷吹律，齐曰：“谷”字疑涉上“寒谷”而衍。让气寒而因此呼天呢？如果不是这样，“即”就是“若”的意思。霜为什么降下？

译范睢被须贾进谗言陷害，魏齐羞辱他，打折了他的肋骨和胁骨。这件事记载在《史记·范睢传》中。须贾，是魏国的中大夫。魏齐，是魏国的相国，也是魏国的公子。僇，是羞辱的意思。《史记》说：“打折了肋骨和牙齿。”张仪在楚国游说，楚国的相国拷打他，被打得流血。《史记》本传说：“楚国相国丢失了玉璧，门客怀疑是张仪干的，一起抓了他。拷打了几百下，他不认罪，就释放了他。”这两个人都受了冤屈，太史公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情形。邹衍被拘禁，与范睢、张仪的情况类似，况且司马迁为什么避而不谈呢？查邹衍的列传，是附在孟子传后面的。没有说他被拘禁而导致降霜。伪书中的游谈之言，就像太子丹祈祷使得太阳再次中天、天上下粟一样。这在《感虚篇》中有记载。由此说来，邹衍呼喊而降霜，是虚妄的！那么杞梁的妻子哭倒城墙，也是荒谬的！这在《感虚篇》中也有辩驳。

顿牟反叛，盼遂按：《儒增篇》也写作顿牟。按：顿牟就是中牟的异称。晋人中间，“中”和“顿”互相混淆，语音上就是这样。赵襄子率领军队攻打它。军队到达城下，顿牟的城墙崩塌了十几丈，襄子敲击金器而退兵。《淮南子·道应训》、《韩诗外传》卷六、《新序·杂事》卷四都写作“中牟”。按：《儒增篇》说：“并费与顿牟。”可见“顿牟”就是“中牟”。“叛”，《淮南子》高诱注说：“中牟自己臣服于齐国。”既然说杞梁妻哭而城崩，赵襄子的军队里有哭的人吗？秦国将要灭亡时，都城城门向内崩塌；《汉书·刘向传》中，刘向上书说：“秦始皇末年，到二世时，都城城门向内崩塌。”颜师古说：“向内崩塌。”《说苑·辨物篇》说这件事发生在二世时。霍光家将要败落时，宅第的墙自己倒塌，《汉书·霍光传》说：“宅第的门自己倒塌。”谁在秦宫哭、在霍光家泣呢？然而门崩墙坏，是秦、霍败亡的征兆。有时杞国将要毁坏，盼遂按：依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传，“杞”应当是“莒”。这是抄写者因下文有“杞梁之妻”而误写。而杞梁的妻子正好在城下哭，杞梁，是齐国的大夫。（《左传》杜预注、《孟子·告子下》赵岐注。）他在攻打莒国时战死，齐侯回来，在郊外遇见杞梁的妻子。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传。这里说“杞国将要毁坏”，下文说“鲁君在路上吊唁”，都是荒谬的说法。就像燕国正好寒冷，而邹衍偶然呼喊一样。事情因同类而有时相因，听到看到的人，或许就相信了。又（夫）城墙老旧墙皮朽坏，还有崩塌的时候。一个妇人的哭喊，就能崩倒五丈的城墙，这就好比一根手指能摧折三仞高的柱子。孙曰：下“城”字是衍文。晖按：“又”是“夫”的形讹。春秋时期，山经常变化。僖公十四年，沙麓山崩塌。（依据《谷梁传》、《左传》的说法。《公羊传》认为是河上的邑。）成公五年，梁山崩塌。山和城，是一类事物。哭能崩倒城墙，又能毁坏山吗？女子穿着素缟而哭河，河水流通，如果相信哭能崩城，那也合乎情理。孙曰：《感虚篇》也讲了哭河的事。事见《谷梁传》成公五年传。此文“女”字实在不可理解，难道是因为上下都有“哭”字而误衍吗？按：杞梁从军而死，没有回来。意思是说没有生还。他的妻子去迎接他，鲁君在路上吊唁，妻子不接受吊唁，把棺材抬回家，鲁君到家吊唁。见《左传》。没有说在城下哭。《列女传》说：“枕着丈夫的尸体在城

译下哭。”本来是从军而死，从军而死不在城中，妻子对着城哭，不是正确的地方。那么杞梁的妻子哭而城崩，又是虚妄之言了。

因同类而推及，荆轲刺秦王，吴曰：“荆”下脱一“刺”字。孙曰：崇文本有“刺”字，大概是依据别本校补。盼遂按：《感虚篇》“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之战的计策，太白星侵犯昴星，都注释在《感虚篇》。这也是妄言。豫子谋杀赵襄子，埋伏在桥下，襄子到桥时心动；贯高想杀高祖，把人藏在墙里，高祖到柏人时，也心动。《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三：“现在柏人故城，在直隶顺德府唐山县西二十里。”我在《感虚篇》中注过。这两个人想刺杀两位君主，两位君主心动。实在论之，尚且认为不是这两个人的精神所能感应的，“之”读作“者”，“者”、“之”声纽相同。“实论者”，是本书常用的语，王充自谓。认为不是这两个人所感应，意义见《感虚篇》。《道虚篇》说：“实论者听到后，才知道不是这样。”《雷龙篇》：“实事者说不是这样。”《感虚篇》：“实论者还说这是虚妄。”《明雩篇》：“实论者说未必真是。”这里意思正同。何况荆轲想刺杀秦王，秦王的心不动，而白虹贯日呢？那么白虹贯日，是天变自然形成，不是荆轲的精气化为虹而贯日。钩星在房、心之间，是地将要震动的占卜。地将要震动，钩星应验在房、心。前面已经说过。太白星侵犯昴星，就像钩星在房、心一样。说卫先生长平之议，使得太白星侵犯昴星，可疑！岁星侵害鸟尾，周、楚厌恶它；《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传：“裨灶说：‘今年周王和楚子都将死。岁星离开它的位置，而客居在明年的位置，以侵害鸟尾，周、楚厌恶它。’”杜预说：“旅，是客居。岁星离开星纪的位置，客居在玄枵。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失次于此，祸冲在南。南为朱鸟，鸟尾叫帑。鹑火鹑尾，是周、楚的分野，所以周王、楚子受其咎。”綝然之气出现，盼遂按：章太炎说：“《左传》昭公十七年传，梓慎说：‘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用《论衡》此语证明，则‘不然’是‘林然’之误，借‘林’为‘綝’。”（见《太炎文录》卷二俞先生传。）宋、卫、陈、郑发生火灾。见《左传》昭公十七、十八年传。“綝然”未详。按当时周、楚没有过错，而宋、卫、陈、郑也没有恶行。《五行志》说：“董仲舒认为象征王室将乱，天下无人救援，所以四国受灾，说亡国四方。又宋、卫、陈、郑的君主都荒淫于乐，不关心国政，与周室行为相同。阳失节，则火灾出现，所以同日受灾。刘向认为都外附于楚，没有尊崇周室的心，所以天灾四国。”都是灾异谴告的说法，所以王充不赞同。然而岁星先守尾，灾气署（着）垂于天，先孙曰：“署”当作“着”，形声相近而误。其后周、楚有祸，宋、卫、陈、郑同时都这样。“然”读“燃”。传曰：“宋、卫、陈、郑皆火。”这说明天变在先，显然不是人动天。盼遂按：“然”疑为“灾”之误。《治期篇》也说“宋、卫、陈、郑皆灾”。岁星侵害周、楚，天气灾四国。怎么知道白虹贯日，不导致刺杀秦王；太白星侵犯昴星，使得长平计策兴起呢？“使”上“不”字省略，见上文。盼遂按：“使”上宜有“非”字。上句“何知白虹贯日，不致刺秦王”有“不”字可证。

译招致篇

盼遂按：此篇如今已残缺，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缺失的。唐代马总《意林》卷三引用《论衡》说：“在山林中丢失了猎犬，大声呼喊犬的名字，那犬就会鸣叫回应主人。人与犬类别不同却能相互感应，是因为犬认识它的主人。”又引用：“东风到来，酒液满溢。按酒味从酸，东方属木，木的味道是酸，所以酒液满溢。”又引用：“将要大赦时，门钥会自行摇动，这是感应所致。”又引用：“蚕吐丝结茧时商弦容易走音，新谷收获时旧谷就会短缺。按子女出生而父母精气衰减，新丝既已收获，所以旧的丝自然损坏。”以上这四条，周氏《广业意林注》断定它们是《招致篇》的佚文。按：这也如同九鼎中的一块肉、桂林中的一枝桂叶一样，仅能窥见全貌的一小部分。

明雩篇

《须颂篇》说：“治理有期限，动乱有时机，能化动乱为治理的人优秀，优秀的人拥有这种能力。建初初年，无妄之气到来，这是圣明世代的时机。皇帝敦厚德行，补救防备灾害，所以顺应鼓声、举行明雩之祭，为汉朝应对变化。”

变复家认为，久雨为“湛”，“湛”字见《感虚篇》注。久晴为旱，“旸”指日出，“久旸”指长久不下雨。旱灾对应亢阳，久雨对应沉溺。《春秋说》说：“人君亢阳导致旱灾，沉溺导致久雨。”（见后文《顺鼓篇》。）按《案书篇》说：“《春秋公羊传》说，亢阳的时节，足以恢复政令。”《春秋考异邮》说：“旱的意思是强悍，是阳气骄横乖戾所导致的。”（见《御览》卷八七九。）《洪范五行传》说法相同。都说道：“秉持亢阳的节度，对下暴虐，所以旱灾相应发生。”（见《合璧事类》卷二十。）《汉书·五行志》：“君主亢阳而暴虐。”颜师古说：“凡是说亢阳的，是干枯之意，指对下没有恩惠。”按：《公羊传》僖公九年：“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何休注：“亢阳的样子。”《洪范五行传》：“鲁宣公十年秋天大旱，当时宣公兴师伐邾，夺取绎地。伐国亢阳，应验为大旱。”（见《御览》卷三五。）那么亢阳不仅仅是干枯无恩惠的意思，颜师古的解释不全面。有人反驳说：一年之中，十日一雨，五日一风。雨水稍多滞留，是久雨的征兆；晴天稍久，是旱灾的渐起。久雨之时，人君未必沉溺；旱灾之时，未必亢阳。人君施政，前后如一，然而有时久雨有时旱灾，这是时节气候使然。“一”同“或”。范蠡《计然》说：《意林》引《范子》说：“计然，是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公子。不肯自我显扬，天下无人知晓，所以称他为计然。”《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徐广说：“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名研。”索隐认为计倪与研是同一人。周广业说：“计然自为辛文子，而倪是另一人。”《唐志·农家》：《范子计然》十五卷。注：“范蠡问，计然答。”“太岁在于水则毁，在于金则穰，在于木则饥，在于火则旱。”孙说：“子”当作“于”，是文字错误。这是说太岁在水则毁坏，在金则丰收，在木则饥荒，在火则旱灾。如果作“在子”，就不连贯了。《史记·天官书》：“观察太岁所在，在金则丰收，在水则毁坏，在木则饥荒，在火则旱灾。这是大的规律。”（

译《汉书·天文志》“在”字不重复。）《越绝书·计倪内经》说：“太阴三年处于金，则丰收；三年处于水，则毁坏；三年处于木，则康；（按“康”与“糠”同。）三年处于火，则旱灾。”《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说：“所以岁在金则丰收，在水则毁坏，在木则饥荒，在火则旱灾。”这些都是证据。像这样，水旱饥荒丰收，有岁运的规律。岁运正值其时，气运当世，变复家便指认并命名。人君采纳他们的言论，寻求过错自我改正。久晴自然下雨，久雨自然放晴，变复家于是称颂他们的功劳。人君认为如此，于是相信他们的方术。试着让人君安居不动，不寻求自己的过错，天自然下雨，雨自然放晴。旸济雨济之时，济，停止的意思。字本作“霁”。《说文》：“霁，雨止也。从雨，齐声。”《洪范》郑注：“霁者，如雨之止，云在上也。”霁本指雨止，假借“济”字代替。这里说“旸济”，是引申义，凡是“止”都可以叫“济”。《庄子·齐物论》：“厉风济，则万窍为虚。”《淮南子·天文训》：“大风济。”则又指风止为“济”。人君无事，变复家仍然称颂他们的方术。这就是说阴阳之气，以人为主，不统属于天。“说”当作“统”。《变动篇》说：“人物吉凶，统属于天。”又说：“寒温之气，系于天地而统属于阴阳。”人不能以行为感动天，天也不随人而行而应人。义理详见《变动篇》。

《春秋》鲁国大雩，是旱灾求雨的祭祀。桓公五年秋天，大雩。《公羊传》说：“大雩，是旱祭。”旱灾长久不下雨，祈祷祭祀求福，就像人患病，祭祀神灵解除祸患一样，这就是变复。变复，见《感虚篇》注。

《诗经》说：“月离于毕，比滂沱矣。”见《小雅·渐渐之石》。“比”作“俾”，音同。“离”读“丽”。离毕指宿毕。余注见《说日篇》。《尚书》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见《洪范》。注见《感虚篇》。那么风雨随月所离从。房星四表三道，盼遂按：“房”当为“毕”。这是受上篇多言房星影响而误。毕是西方宿，房是东方宿，各不相及，怎能混淆？又本篇皆就毕星立论，不应此处独作房星。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则久雨，出南则旱。有人说出北则旱，南则久雨。《天官书》索隐引《尚书运期授》说：“所谓房，四表之道。”宋均说：“四星间，有三道，日月五星所从出入。”《春秋佐助期》说：“房为四表，布三公道，故昴毕为天街。”（见《书抄》卷百五十。）《隋书·天文志》说：“房四星，下第一星，上将也。次，次将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为四表。中间为天衢之大道，为天阙，黄道之所经。南间曰阳环，其南曰太阳。北间曰阴间，其北曰太阴。七曜由乎天衢，则天下平和。由阳道则主旱丧，由阴道则主水兵。”《汉书·天文志》说：“月出房北为雨，出房南为旱。”有人说北旱，南久雨，与汉、隋志不同，未曾听闻。盼遂按：此九字非本文，亦非自注语，或出后人误沾。本篇屡言南则旸，北则雨，知仲任定从北湛南旱之说，不应于此处操两可之说。按月为天下占，房为九州候。盼遂按：“房”亦“毕”之误字。下文孔子、子路以月离于

译毕而赍雨具，不作房星。又云“月离于毕为雨占，天下共之”，又云“月毕天下占”，与此“为九州候”同也。月之南北，非独为鲁也。

译孔子出门，派子路带着雨具。过了一会儿，天果然下起了大雨。子路问其中的缘故，孔子说：“昨天夜里月亮离开了毕宿。”后来有一天，月亮又离开了毕宿。孔子出门，子路请求带上雨具，孔子不听从。出门后果然没有下雨。子路问其中的缘故，孔子说：“以前，月亮离开毕宿的阴面，所以下雨；昨天夜里，月亮离开毕宿的阳面，所以不下雨。”《史记·弟子传》中《宰我传》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没有提到“子路”。《孔子家语·弟子解》中又说是“司马期”。像这样，鲁国的雨是因为月亮离开毕宿，难道是因为政治吗？如果确实是因为政治，让月亮离开毕宿作为下雨的占卜，天下人都这样认为，鲁国下雨，天下也应该都下雨。六国时期，政治不同，君主的行为，赏罚的时间各异，如果一定以雨来应和政事，让月亮离开六七次毕宿，然后才满足。

鲁缪公的时候，发生旱灾。缪公问县子：“天旱不下雨，我想曝晒巫师，怎么样？”《檀弓下》郑玄注：“巫师主管沟通神灵，希望上天哀怜而降雨。《春秋传》说巫师：‘女性叫巫，男性叫觋。’”《周礼》：“女巫，干旱时举行舞雩。”县子不听从他的话。“想迁移集市，怎么样？”回答说：“天子去世，在街巷设市七天；诸侯去世，在街巷设市五天。《檀弓》作‘三天’。为这事迁移集市，不也可以吗！”郑玄说：“迁移集市，是平民的丧礼。现在迁移集市，是对干旱的忧戚，如同丧事。”《正义》说：“街巷设市，是因为平民忧戚，不再寻求财物，如果有急需之物，不得不求，所以在城邑里内设立街巷市场。”考察县子的话，迁移集市就能得到雨。考察《诗》、《书》的文字，月亮离开毕宿就能得到雨。月亮离开箕宿起风，离开毕宿下雨，不应当泛泛地说“月亮离开星宿得雨”。“离星”应当是“离毕”。这就是根据“月亮离开毕宿”来说的。《说日篇》说：“月亮依附毕宿的时候应当下雨。”下文说：“肯因为迁移集市的原因，离开毕宿的阴面吗。”就是承接这个意思写的。这是证据。日月运行，有固定的节度，肯因为迁移集市的原因，离开毕宿的阴面吗？月亮和毕宿是天下共用的占卜依据，迁移鲁国的集市，怎么能移动月亮？“耐”、“能”古字通用。月亮在天上运行，三十天绕一周。《白虎通·日月篇》：“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月亮追上太阳为一个月，到二十九天时还差七度；即三十天时，超过七度。”一个月之中，经过一次毕宿，离开阳面就晴朗，离开阴面就下雨。“离开阳面就晴朗”下面，应当脱落“离开阴面就下雨”一句。这篇文章意在说明月亮离开毕宿阴面，天自然下雨，以表明迁移集市求雨是错误的。如果只说到“离开阳面就晴朗”，那么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没有着落，这是第一个证据。下文：“假如迁移集市的感应，能让月亮离开毕宿阴面，那时迁移集市能得到雨吗。”就是根据“离开阴面就下雨”来说的。现在版本脱落这四个字，就使得意思没有归属，这是第二个证据。假如迁移集市的感应，能让月亮离开毕宿阴面，那时迁移集市能得到雨吗。“而”读作“能”，“乎”应当是“也”。盼遂案：“时”怀疑是“将”的误字。像县子说的，不应当采用。

董仲舒求雨，申述《春秋》的大义，设立虚空的祭祀。“虚”读作“墟”，是四通八达的坛台。《汉书》本传：“董仲舒治理国家，用《春秋》灾异的变化，推演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闭塞阳类，放纵阴类。止雨则相反。”《春秋繁露》有《求雨篇》。父亲不在庶子家吃饭，《曲礼下》说：“庶子不祭祀，祭祀必须告知宗子。”上天不在下地吃饭，诸侯雩礼所祭祀的，不知道是什么神。《月令》：“仲夏之月，大雩祭天帝，用盛大的音乐，于是命令各县雩祭对百姓有益的百辟卿士，以祈求谷物丰收。”郑玄注：“雩祭天帝，是指在南郊旁边筑坛，雩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百辟卿士，是古代的上公，像句龙、后稷之类。天子雩祭上帝，诸侯以下雩祭上公。”《左传》桓公五年服虔注（见《后汉书·礼仪注》）说：“大雩，是夏祭天的名称。一说，大雩是祭天帝而祈雨。一说，郊祀天祈农事，雩祭山川而祈雨。”贾逵注（见本疏）说：“说‘大’，是区别于山川的雩祭，大概因为诸侯雩祭山川，鲁国得以雩祭上帝，所以称‘大’。”据此，就知道天子祭天，诸侯祭上公和山川。董仲舒说：“诸侯雩祭所祭祀的，像天神一样。”又说：“大雩所祭，难道祭山吗？”大概是用疑问词设难，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像天神一样，只有王者的天才会歆享，诸侯和现在的长官，天不歆享。神灵不歆享，怎么能得到神灵？如果说雨是云雨之气，这篇文章说：如果所祭的是“云雨之气”，不是说云雨是“气”。现在版本作“者”，错了。下文“云雨之气，何用歆享”，就是复述这句话，这是证据。云雨之气，何用歆享？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到一个早晨就遍雨天下，这是泰山。《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传文。注见《说日篇》。泰山雨遍天下，小山雨一国。《说日篇》作“小山雨一国”。那么大雩所祭，难道祭山吗？假如确实如此，也不能得到雨。孙曰：“而不”应当是“不而”。“不而得也”，即“不能得也”。董仲舒的意思，假如大雩专为祭山，则不能得雨。所以下文回答说：“雨没有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怎么能得到它。”现在作“而不”的，也是后人不达古语而妄改的。用什么来验证呢？水在不同的河流中居住，相差分寸，不决口不流，不凿通不合。假如让人君在水旁祷祭，能让相差分寸的水流而合吗？现在存在的水，相差无几，人君请求，终究不能流动，何况雨没有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怎么能得到它？

译雨水在天地之间，就像眼泪鼻涕在人的身体里一样。有的人在恩惠之人面前饮酒进食，请求他流出眼泪，但恩惠之人终究不会因此流泪。眼泪不能请求就流出，雨水又怎能请求就得到呢？雍门子悲哭，孟尝君为他流泪；苏秦、张仪在坑中悲切游说，鬼谷先生眼泪沾湿衣襟。或许可以凭借雍门子的歌声，发出苏秦、张仪的游说，来感动上天吗？但上天耳目高远，声音气息无法相通。杞梁的妻子已经悲哭，天不下雨而城墙反而崩塌。像这样，究竟应当用什么方法招致雨水呢？举行求雨祭祀的人家，凭什么来感动上天呢？

查考月亮从北方星道升起，离开毕宿的阴影，很少有不下雨的。由此说来，北方星道是毕星所在的地方。毕星肯因为求雨祭祀的缘故就降下雨水吗？孔子出门，让子路带着雨具的时候，鲁国未必正在举行求雨祭祀。不祭祀，雨水充沛地自然降下；不请求，阳光明朗地自然出现。像这样，天上的晴天和雨天，自有其定时。一年之中，晴天和雨天接连不断。当它下雨时，是谁请求的呢？当它放晴时，是谁阻止的呢？

君主听取请求，来安抚百姓、施行恩惠，必定不是贤明的。上天是最贤明的，当时节未到该下雨的时候，因为人为的请求，就胡乱降下雨水，这就像君主听取请求一样。主张灾异感应的人，不推究类比来验证，空设法术，迷惑君主。有时不该下雨，贤明的君主请求却得不到；有时恰好自然要下雨，暴虐的君主请求，却正逢其时。这导致贤明的君主承受空白的指责，而暴虐的君主蒙受虚名。

世人称圣人纯粹而贤者驳杂。纯粹则行为操守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则政治没有失误。然而世间的圣君，没有比得上尧和汤的。尧遭遇洪水，汤遭遇大旱。如果说这是政治导致的，那么尧和汤就是暴君；如果不是政治导致的，那就是运气。运气有定时，怎能请求呢？世上的议论者，仍然说尧和汤的水旱，水旱是时运；那些小的旱灾和水灾，都是政治造成的。假如确实如此，用什么来招致水灾呢？如果确实是用政治招致的，不修明政治所以失去它，却只是徒然请求，怎么能恢复呢？世人确实称尧和汤的水旱，是上天的运气，不是政治导致的。《白虎通·灾变篇》说：“尧遭遇洪水，汤遭遇大旱，也有谴责警告吗？尧遭遇洪水，汤遭遇大旱，是命运时运如此。”上天的运气，当时自然如此，即使举行求雨祭祀请求，终究没有补益。而世人又说汤在桑林以六项过错祈祷，当时立刻得到雨水。如果说运气，那么桑林祈祷的说法就站不住脚；如果称桑林祈祷，那么运气的理论就消失了。世上的说法，究竟应当依据什么？拯救水旱的方法，确实应当用什么？

灾变大体有两类：有政治造成的灾害，有无妄之变。政治造成的灾害，必须请求。请求虽然不能得到，但这是出于仁慈怜悯、恻隐之心，不得已的意思。慈父对于儿子，孝子对于父母，知道生病必定求神，病痛必定和药。又知道病必定不能治，治疗没有益处，但最终不肯安坐等待死亡，仍然占卜求祟，召医生和药，这是悲痛殷切，希望有灵验。既然气绝死亡，无可奈何，登上屋顶的危险之处，用衣服招魂，这是悲哀怨恨思念，希望他醒悟。求雨祭祀的人的用心，就是慈父孝子的用意。无妄之灾，百姓不知道，必定归咎于君主。执政的人，为了安慰百姓的期望，所以也必定举行求雨祭祀。

译问：政治之灾与无妄之变，如何加以区别？“问”字下面应当有“曰”字。

回答说：德行丰厚、政令得当，灾祸仍然降临的，是无妄之变；德行衰微、政令失误，灾变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之灾。关于“政治”一词，旧校注说：有的版本有“也治”二字。那么对于政治之灾，就要在外举行求雨祭祀，在内改革政令，以弥补其缺失；对于无妄之变，就要在内坚守旧政，在外修习求雨礼仪，以安抚民心。所以，无妄之气，历经世代时常出现，应当保持政令一贯不变，不适宜更改政令。用什么来验证呢？周公为成王陈述确立政令的道理时说：“有时灾物会乘间而至，盼遂按：‘物’指灾物或鬼物。孔安国本《尚书·立政》作‘时则勿有间之’，传文说：‘这样就没有什么来替代它。’不如王说的解释详尽。从每一句话、每一句话开始，我则无有非议，只有具备美德的俊才，才能治理我所承受的百姓。”见《尚书·立政》篇。“物”字作“勿”。王鸣盛说：“根据这个，那么‘勿’应当作‘物’，指灾物。刘逵《吴都赋》注引《易·无妄》说：‘灾气有九种，阳厄五种，阴厄四种，合为九种。一个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各自按数目到来。’王充依据这个，来解说这段经文，认为是灾物乘间而至，不适宜更改政令，这一定是晚周学者相传的古训，应当遵从它。伪传的传文出自魏、晋人，擅自更改古训，是不对的。”段玉裁说：“《论衡》作‘物’，这是今文《尚书》。解释为灾物，这是今文《尚书》的说法。作‘勿’的，是古文《尚书》。”侯康说：“王充解说这段经文，与古文完全不同，大概把‘物’当作‘灾物’。考察《左传》僖公四年：‘必书云物。’注解说：‘云物，指气色灾变。’又《史记·留侯世家》：‘然言有物。’《汉书·东平王宇传》：‘或明鬼神，信物怪。’王充把‘物’当作灾怪，意义与此相同。”段玉裁说：“详细考察王充的意思，在‘末’字处断句，‘末’，无也，意思是无非。”晖按：段玉裁的说法是对的。江声遵从王充的说法，却沿袭旧的读法，把“末”当作“终”，这是错误的。又按：“之”读作“至”，意思是灾物乘间而至。彦，指美士。“乂”读作“艾”，《尔雅·释诂》说：“相也”。孙奕《示儿编》十三说：“《立政》说：‘以乂我受民。’《论衡·明雩篇》引用它说：‘以友我爱民。’”按：现在版本引用与经文相同，孙志祖说：“大概是明人所改。”周公立政，

可以说（圣主）做到了。知道那些非正常的灾异，如果不加以赈济就不会离去，段玉裁说：“至”应当作“去”，意思是去除那些非正常的灾异。所以告诫成王，从每一句话、每一件事起，政事没有差错，不敢随意改变。然而那些非正常的变故，是无妄之气偶尔降临造成的。水灾之气偶尔降临于尧时，旱灾之气偶尔降临于汤时。周宣王因为贤明，也遭遇了长期的干旱。参见《艺增篇》。建初元年（原文作“孟季”，“季”当作“年”。“年”一作“季”，与“季”字形相近而误），北方各州连续干旱，《恢国篇》、《须颂篇》都记载：“建初元年，无妄之气降临。”《对作篇》记载：“建初元年，中原地区颇为歉收。”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北州指的是兖州、豫州、徐州这三个州。刘盼遂按语：“孟季”应当是“孟年”，是字形错误。“孟年”就是“元年”的意思。《乱龙篇》中有“季年”的说法，与此正相同例。《后汉书·杨终传》记载：“建初元年，发生大旱，粮食昂贵。”又《续汉书·五行志》注引《孔丛子》说：“建初元年，发生大旱，天子为此担忧。侍御史孔丰请

译求像成汤那样减少田猎、散发积蓄，削减衣食，天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这大概就是王充本篇所谈论的事情。《章帝纪》将此事记载在章帝即位尚未改元的时候，说“京师及三州发生大旱，下诏不征收兖、豫、徐州的田租和草料，用现有的粮食赈济贫民”等等，与诸书记载建初元年的事实际上是同一件事。《论衡·恢国篇》也有“建初元年，无妄之气降临”的话，与此文相同，也是确凿的证据。牛死百姓匮乏，流离失所去谋求低贱的生计。圣明的君主在上宽厚明察，百官在下共同尽职，这是太平盛世的明显征兆。政事没有细微的过失，旱灾仍然发生，这是气机偶尔干扰所致。圣主明白这一点，不改变政令行事，而是转运粮食赈济供养，减损丰裕以救济匮乏。这见解审察明白，所以所采取的救急措施得当。鲁文公年间发生大旱，这是鲁僖公二十一年的事。这里说“文公”，是错误的。臧文仲说：“修缮城墙，降低饮食标准，节省用度，务必节俭并劝勉人们分享粮食。”《左传》中“啬”写作“穑”，两字通用。郑玄在《兵礼》注中说：“收敛叫穑。”臧文仲知道这不是政事的问题，所以只是修缮防备，修缮城墙作为守备，而不改变政治。变复学派的人，见到灾变就归咎于政事，不考察政事是否真的没有过失；见到异象就恐惧迷惑，改变操守行为。因为不应该改变而改变，只会招致灾祸。“秖”，朱骏声校勘的元本、程本、郑本相同。钱大昕、黄奭、王念孙的本子都从“示”部。

为什么说必定应当举行雩祭呢？

回答说：《春秋》记载大雩祭，传注家左丘明、《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讥讽的文字。孙诒让说：这段文字无法通顺，况且《春秋》宣公时期没有大雩祭，怀疑应当改为“曰：春秋大雩，传家左丘明、公羊、谷梁无讥之文。”“在”是“左”字的误写，“宣”是受上文“宜”字的影响而衍生的讹字，又脱漏了“丘明”二字，所以文字不成意义。《书虚》篇说：“如果经书有缺失，传注家左丘明、《公羊传》、《谷梁传》为什么忌讳不说呢。”也是将“传注家左丘明、《公羊传》、《谷梁传》”并列提及，可以证明。应当举行雩祭是明确的。曾皙回答孔子询问志向时说：“暮春时节，春装已经制成，成年男子五六人，少年六七人，在沂水中沐浴，在舞雩台上吹风，唱着歌回去（馈）。”齐召南说：“归”应当改为“馈”。下文“咏而馈，咏歌馈祭也”，就是解释这句话。后人看到这与今本《论语》不符，于是胡乱将“馈”改为“归”。《祭意》篇错误相同。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观点。”见于《论语·先进》篇。鲁国在沂水之上设立雩祭。郑玄说：“沂水发源于沂山，在鲁国都城之南，雩坛就在上面。”皇侃疏引王弼说：“沂水靠近孔子住宅，舞雩坛在上面。”《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传杜预注：“鲁国都城之南自有沂水，大沂水发源于盖县之南，流至下邳注入泗水。”《正义》引《释例·土地名》：“襄公十八年，沂水发源于东莞盖县艾山之南，经过琅邪、东海，至下邳县注入泗水。这条沂水发源于鲁国鲁县西南，注入泗水。由此可见沂水有两条。”《四书释地》、《春秋地名考》二，都称发源于鲁县尼丘山的，就是《论语》所说的“浴乎沂”。那发源于盖县临乐山的，就是所谓的大沂水，与这条不同。暮是晚的意思，春指四月。这是依据周历。《集解》包咸说：“暮春，是季春三月。”皇侃疏：“是指建辰夏历的三月。”所以与此不同。按：《月令》郑玄注：“龙星出现而举行雩祭，雩祭的正月，应当在四月。”《周礼·春官·司巫》贾公彦疏：“如果是四月的正雩，不仅有男巫女巫。按《论语》曾

译皙说：‘春装已经制成，少年六七人，成年男子五六人。’也包含这些人。”

也认为暮春是四月，以符合龙出现的时节。《公羊传》桓公五年疏、《月令》疏，也都认为这是鲁国的正雩祭，但都忽略了节气。龙出现是在建巳之月，按夏正算是四月，按周正则是六月，把龙出现当作周正的四月，这是错误的。“春服既成”，是说四月的衣服做好了。包咸说：“春服既成，是指穿单层夹衣的时候。”按：这段文字用周正来解释暮春，那么四月在夏正就是二月，不可能得到和煦温暖而穿单衫。所以包咸的说法在这里不通。冠者、童子，是雩祭时的乐人。《公羊传》桓公五年何休注：“让童男童女各八人，跳舞并呼喊求雨。”疏说：“《论语》说：‘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这与这里不同，是因为鲁国举行正雩，所以人数少，而且不说男女。现在这本书记载在经文中，不是正雩。凡是举行雩祭，都是因为旱情严重才做的，所以人数多，而且兼有男女。所以《周礼》司巫的职掌说‘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跳舞求雨’就是这样。《春秋说》说‘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大概是天子的雩祭。”《周礼》春官司巫职：“司巫掌管众巫师的政令，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跳舞求雨。”疏说：“说的是率领女巫。如果是四月的正雩，不只是有男巫女巫，按《论语》曾皙说：‘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也包含这些人。所以舞师的职掌说：‘教皇舞，率领他们跳旱祭的舞。’舞师是指（阮元校勘‘谓’当作‘诲’。）能跳舞的野人，显然兼有童子和冠者是可以知道的。”按：上面引用的两件事，都把冠者童子当作乐人，这是另据《论语》旧说，还是本于王充这篇文章，现在无法考证。《集解》包咸的说法，认为冠者童子是朋友，（依据皇侃疏。）这是三家论说的不同。“浴乎沂”，是涉足沂水，象征龙从水中出来。桂馥《札朴》说：“《论衡》认为‘浴乎沂’应当是‘沿乎沂’，古人没有入水沐浴身体的事情。”晖按：《论衡》没有这种说法，《论语笔解》记载韩愈说：‘“浴”应当是“沿”的误字。周历三月，夏历正月，哪有沐浴的道理呢。’武亿说：‘《笔解》认为“浴”作“沿”，也是推广王肃的意思。’桂氏大概把《笔解》误作《论衡》。凌曙《群书答问》又根据这篇文章认为“浴”应当是“涉”的误字，也不对。“浴”，旧说有三种：解释“浴”为“涉”，涉水而不沐浴，是雩祭的威

仪，这是王充（仲任）的解释。大概也是旧有的说法，然而典籍残缺，中间有间隔，现在难以详细考究。相往水浴，濯洗逐风罢了，这是包咸的解释。浴指祓除灾祸，这是蔡邕的解释。《月令》说“暮春时节天子开始乘船”，蔡邕的章句说：“乘船在名川中祓除灾祸。《论语》‘暮春在沂水沐浴’，从上到下，古代有这种礼仪，现在三月上巳日在水边祓除灾祸，大概出于此。”（见《后汉书·礼仪志》、《宋书·礼仪志》。《论语发微》说：“浴指在沂水祓除濯洗，然后举行雩祭。”这又沟通了王充、蔡邕两家的说法。“风乎舞雩”，风，是歌咏的意思。《后汉书·仲长统传》：“仲长统想占卜居所，选择清静空旷之地以愉悦其志向，论述说：‘在舞雩之下歌咏，在高堂之上吟咏归来。’”注引《论语》。按：这里的“风”也读作“讽”，与仲长统的说法相合。《集解》包咸说：“在舞雩之下乘凉。”《两汉刊误补遗》卷十说：“解说的人认为风干身体，当时天气尚寒，怎么能风干身体呢？王充的说法与仲长统相合，包咸等各家对‘风’的本字理解错误了。”《困学纪闻》卷七说：“将‘

译风’解释为‘讽’，则与‘咏而归’意思一致，应当遵从旧说。”《水经·泗水注》：“沂水发源于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北对稷门，也叫雩门。门南隔着水有雩坛，高三丈，是曾点想要歌咏的地方。”《困学纪闻》说：“根据郦道元的注推断，出了鲁门，就是沂水，而舞雩又在沂水之南。”《方舆纪要》说：“舞雩坛在曲阜城东南二里。”“咏而馈”，歌咏馈祭的意思，今本“馈”作“归”。包咸说：“歌咏先王之道，回到夫子门下。”《释文》：“郑玄本作‘馈’，馈，是酒食。鲁地读‘馈’为‘归’，现在遵从古文。”按：这里作“馈”，是遵从《古文论语》。王充是今文经学家，本书多从《鲁论语》，如“子疾病”，（《感虚篇》）“犹吾大夫高子也”，（《别通篇》）“虽疏食菜根，瓜（鲁读为‘必’。）祭必斋如也”（《祭意篇》）等就是如此。此文又遵从古文，大概是《范书》所说的“不守章句”的人。臧镛堂说：“《说文解字》：‘馈，饷也，馈，吴人谓祭曰馈。’可见《古文论语》‘馈’本作‘馈’。”晖按：郑玄说：“馈，酒食也。”这是读“馈”的本义。王充说：“馈，祭也。”这是读“馈”为“馈”。

“祭”是“馈”字的本义，古本《论语》只写作“馈”。例如“归孔子豚”、“齐人归女乐”，郑玄都依从古本作“馈”。《史记·弟子传》中“咏而归”，徐广说：“一作‘馈’。”司马迁采录古本《论语》，所以写作“馈”。臧氏怀疑古本《论语》原本作“馈”，这是不对的。王云解释为“馈祭”，郑玄解释为“酒食”，意义稍有不同罢了。又按：陈鳣、臧镛堂认为“咏馈”是祓禊之礼，这就又错了。认为祓禊的，只见于蔡邕的《月令章句》。（前面已提及。）王充则明确说是雩祭，原文可以查证。郑玄注《论语》的说法与此相同。《月令》说：“命令有司祈祷祭祀山川百源，举行大雩祭天帝，使用盛大的音乐。”郑玄注说：“从鼗、鞞到柷、敔都演奏，称为盛乐。其他雩祭只用歌舞罢了。”孔颖达疏说：“女巫说：‘干旱时没有雩祭。’这是只用歌舞。正雩则不仅用歌舞，还兼用其他乐器。所以《论语》说‘舞雩，咏而归’就是这样。”这也是把“咏馈”当作雩祭。翟灏说：“自从郑玄把‘归’读作‘馈’，附和的人认为是馈祭，后来的儒者，于是就把雩当作雩祭。”按：王充在郑玄之前，翟灏的说法也不对。《论语发微》说：“咏是歌《丝衣》篇。雩是灵星之祭。”即歌咏着进行祭祀。徐养原《论语鲁读考》说：“充实这个论点，乃是古文说。”解释《论语》的人，认为浴者，是在沂水中沐浴；风，是晾干身体。何晏《集解》中包咸的说法就是这样。《论语发微》说：“‘说论之家’，应当指鲁论，当时今文鲁论最盛行。”周朝的四月，正是夏历二月。俞樾说：包咸注以暮春为季春三月，自然是建辰之月。《周颂·臣工》篇：“维暮之春。”郑玄笺说：“周朝的季春，在夏历是孟春。”那么认为是建寅之日，而这里却认为是建卯之月。在夏历为仲春，不能称为暮；在周历为孟夏，也不能说春，虽然是汉人的旧说，也不敢遵从。天气尚寒，怎么能够沐浴并且风吹干身体？这是王充驳斥《论语》的观点。由此说来，涉水而不沐浴，雩祭是确凿无疑的。桂馥《札朴》说：《论衡》说《论语》“风乎舞雩”是举行雩祭，郑玄注《论语》相同。《月令》“大雩帝”，《公羊传》“大雩”，疏都引用《论语》“舞雩”、“冠者”、“童子”。案：大雩在四月，即周朝的六月，“龙见而雩”就是这样。其他因旱灾而修的雩祭，多在秋冬，没有暮春雩祭的礼仪

译。贾逵

说：“所谓大雩，是与山川之雩有所区别的。”难道山川之雩，就不关乎龙星出现吗？晖按：《公羊传》桓公五年传疏、《周礼》司巫疏，都将《论语》中的“风乎舞雩”解释为举行雩祭。姚范认为唐以前的经师有此说法。《春秋左氏传》说：“启蛰时举行雩祭。”又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启蛰、龙见，都在二月。俞氏说：桓公五年《左传》：“启蛰时举行郊祭，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杜预注：“龙星出现，是建巳之月。”《礼记·月令》篇：“仲夏之月，于是命令各县举行雩祀。”郑玄注说：“雩祭的正期，应当在四月，凡是周历秋季的三个月中如果干旱，也举行雩礼来求雨，因而把正雩定在这个月，这是错误的。”那么正雩在建巳之月，而午、未、申三个月不下雨，也可以举行雩礼，如果是卯月就不是举行雩祭的时候。《左传》说“启蛰时举行郊祭”，这里却改为“启蛰时举行雩祭”，不知其说法依据何在。先孙说：《左传》桓公五年作“启蛰时举行郊祭”，并没有说“雩”。王充不知道依据什么版本。《后祭意》篇也说：“二月的时候，龙星开始出现，所以《传》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龙星出现时，一年已经启蛰并举行雩祭。”（此文有讹误。疑当为：“所以又说启蛰时举行雩祭。”今本脱漏了五个字而已。）《论语发微》说：“认为雩祭在正岁二月，是不对的。苍龙在黄昏时出现在东方，是在正岁四月，才开始举行雩祭。所以《左传》‘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杜预注认为是建巳之月。如果是启蛰，则是夏正郊祭天帝，而不是雩祭。”晖按：杜预注：“启蛰，是夏正建寅之月；龙星出现，是建巳之月。”这样启蛰在夏正是正月，在周正是三月，龙星出现在夏正是四月，在周正是六月。王充都说在二月，是因为太初历以后，以雨水为正月的中气，惊蛰为二月的节气，不明白历法的变迁，错误地沿袭当时的习俗，所以把启蛰当作二月。龙星出现在夏正是四月，错误地把四月当作周正，所以依据夏正说是二月。《后汉书·礼仪志》中注引《左传》桓公五年服虔注：“大雩，是夏季祭天的名称。雩，是远的意思，远远地为百谷祈求甘霖。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龙，指角宿和亢宿，是说四月黄昏时，龙星整体出现，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而长大，所以举行雩祭来求雨。”春季二月举行雩祭，秋季八月也举行雩祭。春季祈求谷雨，秋季祈求谷物成熟。说“春季二月举行雩祭”，是错误地依据了“启蛰时举行雩祭”和“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后汉书·礼仪志》

“从立春开始，到立夏，直至立秋，如果发生旱灾，公卿和各级官员依次举行雩礼祈求降雨。”刘宝楠在《愈愚录》卷二中说：“雩的正祀在建巳之月，即《左传》所说的‘龙星出现而举行雩祭’。至于《春秋》所记载的秋冬雩祭，都是因为旱灾而祈求降雨，并非正祀。现在错误地依据《汉仪》，认为二月和八月有雨雩，这是不对的。”又在卷三中说：“《左传·桓公五年》记载：‘凡是祭祀，惊蛰时举行郊祭，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郊祭和雩祭各自不同，不能把郊祭当作雩祭。况且龙星出现在建巳之月，不在二月。《春秋》所记载的秋雩，都是因为旱灾而举行雩祭，不能列为正祀。周历以建子为正月，但仍沿用夏历，不能把暮春当作周历的正月。而且周历的三月，在夏历中是正月，不能说周历四月、夏历二月。这些都是《论衡》中明显的错误。而认为《论语》中曾点所说的话是指雩祭，则是确定无疑的。只是关于春季旱灾使用雩祭，没有证据说明。现在查考《左传》说：

译（桓公五年传）‘秋季举行大雩，是因为不合时宜。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过时了才记载。’‘不合时宜’，是说不是龙星出现的时候。这说明这次秋季雩祭是因为旱灾而祈求降雨。所以《公羊传》直接认为是因为旱灾，并不是讥讽礼仪的失误。（杜预的经注，却说‘失去了龙星出现的时候’，这话不合情理。）雩的正祀在四月，如果春秋冬三季发生旱灾，也使用这种雩礼来举行。《春秋》对于正祀不记载，只有因旱灾而举行雩祭才记载。因此，举行雩祭而求得降雨就记载雩祭，举行雩祭而求不到降雨就记载旱灾，不记载雩祭。《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夏季大旱’，杜预注：‘举行雩祭没有求得降雨，所以记载为旱。’那么凡是记载旱灾，都是因为举行雩祭没有求得降雨。又如僖公三年，正月不下雨，夏季四月不下雨。僖公二年，冬季十月不下雨。文公二年记载：‘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文公十年、十三年都记载：‘正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公羊传》解释说僖公关心百姓，文公不关心百姓。这些虽然没有举行雩祭，但既然记载了不下雨，那么都可以使用雩祭了。郑玄《月令》注：‘周历的冬季以及春夏虽然发生旱灾，礼仪上只有祈祷而没有雩祭。’然而雩祭是为了求雨，必定先进行祈祷。既然进行了祈祷，怎么见得没有举行雩祭呢？秋季旱灾可以使用雩祭，难道春夏冬季发生旱灾，就不能使用雩祭吗？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左传·襄公五年》传正义引用《释例》说：‘初夏举行雩祭，是因为纯阳之气当令，防备发生旱灾而祈求降雨。至于四季的旱灾，又使用这种礼仪来求雨，所以也称为雩祭。’杜预认为四季求雨都称为雩祭，那么就没有祈祷和雩祭的区别了。”

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详尽列举了春、夏、季夏、秋、冬雩祭的方法，这应当是公羊学派相传如此。「当今灵星，秋以雩也」，这是《祭意》篇的注文。因为春雩已废，秋雩尚存，所以灵星的祭祀，是每年雩祭的一部分。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观点。」赞许曾点的话，想要通过雩祭来调和阴阳，所以赞同他。《集解》引周生烈说：「赞许曾点独自知晓时宜。」皇侃疏：「说我的志向与曾点相同，赞许他能乐于道义、知晓时宜，达到逍遥游咏的极致。」邢昺疏：「我赞同曾点的志向，赞许他独自知晓时宜，而不追求从政。」这些说法都与董仲舒的观点不同。《论语发微》说：「如果依据《鲁论》的说法，（按即《集解》所引包咸之说。）那么曾点有超脱世俗的意思，并不比三位弟子特别，反而与夫子问话的本意相反了。」《论语补疏》也认为邢昺疏有误，这是对的。应当以董仲舒的说法为正确。又按：此文将「与」解释为「许」，邢昺疏的意思相同。皇侃疏说「与曾点相同」，则意思不同。如果雩祭失去正道，曾点想要去做，孔子应当非议，不应当赞同他。樊迟跟随孔子出游，因雩祭而发问，讽刺鲁国不能崇尚德行，却只是举行雩祭。《论语·颜渊》篇：「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说：『请问如何崇尚德行、消除邪恶、辨别迷惑。』」皇侃疏：「舞雩的地方，靠近孔子的家。」按：即《论语·先进》篇所说：「在舞雩台上吹风」也。《通志·礼略》第一注：「卫宏《汉仪》称：『鲁人设立雩坛，在城东南。《论语》：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卫宏所说的鲁城东南，旧迹尚存。」《公羊传》桓公五年「秋大雩」，何休注：「不记载地点，是因为这是常设的地点。」疏曰：「指在鲁城南沂水上。」因此舞雩是鲁国雩祭的常设地点，所以樊迟有感

译而发，讽刺鲁国。刘逢禄《论语述何》说：「这一章大概发生在孙齐之年，《春秋》记载：『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说：『又雩，不是真正的雩祭，而是聚集众人来驱逐季氏。』樊迟想要探究昭公丧乱的原因。」宋翔凤《四书纂言》说：「这应当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由后追述前事的话，当时哀公也想除去季氏，所以举出昭公前事来警示他。」现在按：这两种说法，都认为举出昭公时事，怀疑接近事实。樊迟大概是讽刺昭公。雩祭，古代就有，所以《礼记》说：「雩祭（宗），是祭祀水旱的。」先孙说：这是《祭法》的原文。「雩祭」应当作「雩宗」。（《祭意》篇引用《礼记》没有错误。）郑玄注：「『宗

“当”应为“禜”，是字的讹误。“禜”的意思是“营”。雩和禜也都指水旱祭祀的坛场。《说文解字·示部》说：“禜，用绵蕝来划定范围，向日月星辰、山川禳除风雨雪霜、水旱灾祸和瘟疫。”《初学记》卷二引《三礼义宗》说：“雩，是祈求降雨的祭祀；禜，是止住降雨的祭祀。”所以有雩礼，盼遂按：应当是“古有雩礼”，才能与下句相应。下文说：“大水时，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这也是古礼。”“亦”字，就是对应此句。所以孔子不讥讽，而董仲舒申述它。像这样，雩祭，是祭祀之礼。怀疑不应有“祀”字。宋残卷中“祭祀”二字颠倒，朱校同。雩祭合乎礼制，那么大水时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注释见《顺鼓》篇。这也是古礼。合乎礼制就没有过错，应当是“当雩”一词。

译礼制规定：祭祀社神，是为了报答大地生成万物的功德。先孙说：“也”字应当是“地”字的坏字。晖按：“也”字疑为衍文。《礼记·郊特牲》说：“社神是用来神化大地之道的。大地承载万物，人们从大地获取财物，因此亲近大地，所以教导百姓美好地报答它。”土地广阔遥远，难以遍祭，“辨”读作“遍”。因此设立社坛作为祭位，以主事之心来侍奉它。这是今文经学的说法。详见《祭意》篇。造成水旱灾害的，是阴阳二气，充满天地四方，难以全部祭祀，因此修筑坛位，恭敬祈求，效法侍奉社神的意义，是回复灾变之道的做法。推想侍奉生者，便侍奉死者；推想侍奉人，便侍奉鬼神。阴阳精气，倘若像活人一样能饮食，所以共同献上馨香，供奉美味佳肴，诚恳恳切，希望得到回应和享用。推想祭祀社神的说法，应当是求雨的第二条理由。

年成气候调和，灾害不产生，尚且还要求雨。盼遂案：“尚犹而”三字当有误。此处是重复语，不合文法。《左传》僖公四年说：“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意思是十年尚且好像有莸气未散。“十年尚”连文，“犹有臭”连文，并非以“尚犹”为重复语。明说《文论》中的“尚犹”为误字。（略本俞氏《癸巳类稿》说。）现在有灵星，这是古时的礼制。何况年成气候有变化，水旱不时发生，国君的恐惧，必然更加深切。虽然有灵星的祭祀，仍然再次求雨，是担心前面的祭祀不周全，这是肜绎的意义。《公羊传》宣公八年传：“绎是什么？是祭祀的第二天。”何休注：“一定要绎祭，是因为尸祝昨天配享先祖饮食，不忍心立刻忘记，所以因此再次祭祀，礼制就没有失误，这是敬慎到了极点。殷代叫肜，周代叫绎。绎，是据今天说昨天，不敢直言尊长，是文雅的意思。肜，是肜肜不绝，据昨天说今天，直言尊长，是质朴的意思。”希望弥补灾变的亏损，获得丰收的报答，这是第三条理由。

礼的内心是诚恳，后汉书章帝纪：“悃愊无华。”注：“《说文》说：悃愊，至诚也。”乐的意义是欢欣。《乐记》说：“乐者，乐也。”以诚恳之心用玉帛表达心意，以欢欣之情用钟鼓验证意旨。《论语·阳货篇》，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集解郑注：“玉，是圭璋之类。帛，是束帛之类。”求雨祭祀请祈，是国君的精诚。精诚在内，无法向外表达，所以求雨祭祀竭尽己力的惶恐，将精心关纳于求雨祭祀之前，这是玉帛钟鼓的意义，这是第四条理由。

臣子得罪于君主，儿子获过于父亲，相比自我改正，且应当谢罪。对旱灾惶恐，如同政治所致，是臣子得罪获过之类的事情。默默改正政治，暗中改变操行，不彰显于外，天怒不消释，所以必须求雨祭祀。这是惶恐的意义，这是第五条理由。

汉朝设立博士之官，《汉官仪》说：“博士，是秦代的官职。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来增至十四人。”（后汉书朱浮传注。）老师、弟子互相诘难，想要穷尽道理的深处，显明是非的道理。不提出横加诘难，就不能纵容解说；不发下苦诘，就听不到甘美的对答。引导米粟低仰，想要求得精米；先孙说：此文难通，疑当作：“导米低仰，欲求粺也。”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李注说：“导官，主导择米，以供祭祀，谓导择米粟簸扬低仰之，所以去粗粝求精粺也。”（《说文》米部说：“粺，毇也。”《九章算术》粟米篇说：“粝米三十，粺米二十七。”）“米”、“才”，“粺”、“裨”，形声相近而误。磨石磨砺，想要求得锋利。铦，是锋利。推想《春秋》的意义，探求求雨祭祀的说法，实在是孔子的心意，考察董仲舒的意思。孔子既已去世，董仲舒已死，世上的论者，谁还能再问？只有像孔子的门徒，董仲舒的党羽，才能解说它。

顺鼓篇说伐鼓是攻击社神，在义理上是逆乱的。告社是顺从，所以叫“顺鼓”。

《春秋》的意义，大水时，在社神处击鼓并用牲祭祀。解说者说：“鼓，是攻击的意思。”有人说：“胁迫。”胁迫就是攻击。孙说：《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在社神处击鼓并用牲祭祀。秋，大水，在社神处击鼓并用牲祭祀，在门处。《公羊传》说：“日食时为什么在社神处击鼓并用牲祭祀？是寻求阴的道理。用红丝绳环绕社神。有人说胁迫它。”（日食在社神处击鼓并用牲祭祀，与大水在社神处击鼓并用牲祭祀意义相同，前面已经明其义，后面就略去，这是《公羊传》省文的例子。）何休注：“求，是责求。或曰者，是或人的言辞，其意义各异。或曰胁迫它，与责求同义。红丝绳环绕它，是助阳抑阴。”《春秋繁露·精华篇》说：“大水，是阴灭阳。阴灭阳，是卑胜尊。日食也是如此。都是下犯上，以贱伤贵，是逆节。所以鸣鼓而攻击它，红丝绳而胁迫它，是因为它们不义。”《说苑·辨物篇》说：“阳，是阴的长。其在鸟则雄为阳，雌为阴；其在兽则牡为阳，而牝为阴；其在民则夫为阳，而妇为阴；其在家则父为阳，而子为阴；其在国则君为阳，而臣为阴。所以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是天之道。大水及日蚀，都是阴气太盛，而上减阳精。以贱乘贵，以卑陵尊，是大逆不义，所以鸣鼓而慑之，红丝绳萦而劫之。”阴胜，攻击社神以救之。孙说：“阳”当作“阴”，义见上条。晖按：《礼记·郊特牲》说：“社祭土，而立阴气也。”阴胜所以攻击社神。

译有人诘难说：王充诘难“攻社”之说，认为它符合胜负的道理，却未必符合顺应的节度。人君以父礼侍奉天，以母礼侍奉地。如果母亲的党类造成祸害，难道可以攻击母亲来拯救吗？因为政令失道，导致阴阳乖戾的，是人君自己。他不自我攻击以恢复正道，反而违背节度去冒犯尊位，天地怎么会来救助呢？如果洪水伤害了天，而不是因为地伤害了天，那么攻击它是可以的。如今洪水所伤害的，是万物。万物对于地来说，地位是卑下的。伤害冒犯至尊的形体，在道理上是违背逆乱的。那些论述《春秋》的人，竟然不知道诘难这一点。

按：雨出自山，雨出自山，详见《日篇》。雨水流入河流，所谓“湛水”之类，就是指山川。发生大水灾时，并不攻击山川。社，是土神。土地广阔，难以普遍祭祀，于是设立社，所以说社是土神。五行的性质，水和土不同。因为水为害而攻击土，土能胜水，那么攻击社的道理，岂不是像当今工匠使用锤子和凿子一样吗？用锤子敲击凿子，让凿子穿透木头。如今如果攻击土，就能压制水吗？“厌”，指厌胜之术。

况且攻击社的道理，是认为攻击阴的同类。甲是盗贼，伤害人民，甲没有逃亡，舍弃甲而去攻击乙的家，能制止甲吗？如今雨是水。水存在，不直接攻击水，却去攻击社。考察天将下雨时，山先冒出云，云积聚成雨，雨流淌成水。那么山是父母，水是子弟。重罪刑罚波及族属，难道要惩罚父母子弟吗？还是惩罚他们的朋党？计算山、水与社，都属于雨的同类，哪一个是更亲近的？社是土，五行中气息不同，相差很远。

殷太戊时，桑树和谷树一起生长。有人说是高宗。担心惊骇，盼遂按：“太戊”是“大社”的误写。“或曰”二字又是浅陋的人在“太戊”误写后沾染上去的。《论衡·异虚篇》说“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于朝”，没有写成太戊。这是王充所依据的与《史记·殷本纪》不同。此篇上文就社立论，所以说“殷大社桑谷俱生，高宗恐骇”，以此显示《春秋》攻社的错误。后人习惯于《史记》，因而改作太戊，这就与攻社之事不相应，所以断定是浅陋之人所改，而又误沾了“或曰”二字。侧身行道，思索先王的政事，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贤人，彰明养老的道义，桑树和谷树消亡，享国长久。注见《异虚篇》。这是论述《春秋》的人所共知的。孙曰：应当作：“此说《春秋》者所共闻也。”上文说：“论《春秋》者，曾不知难。”可以证明。晖按：“说《春秋》”，指解说《春秋》灾异的人。水灾与桑谷之变有什么不同？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理相互违背，实行起来该听从哪一个？

周成王时，天下大雷雨，吹倒禾苗，拔起树木，雨可以说“下”，雷不能说“下”。“下”应当是“大”，字形相近而误。《金縢》正作“天大雷电以风”。《感类篇》也作“大”。《后汉书·周举传》注引《洪范五行传》说：“周公死，成王不图大礼，故天大雷雨。”都是证据。又

译下文说：“大雨久湛，其实一也。”“大雨”即承接此句行文，尤其确切的证据。危害很大。成王打开《金縢》之书，寻求周公的功绩，《金縢》说：“王与大夫都戴上礼帽打开《金縢》之书，于是得到周公自以为能代替武王受病的说法。”拿着书哭泣过后，雨停了，风向反转，禾苗、大树重新挺立。“遏”应当是“过”，字形相近的讹误。此文原读“执书以泣过，（句。）雨止，风反，禾、大木复起”。今本“过”误作“遏”，则以“遏雨，止风，反禾”为读，是不对的。经文只说“反风，禾尽起”，没有“止风反禾”的文字。经作“执书以泣”，此作“泣过”者，《感类篇》云“见周公之功，执书泣过”，又云“成王觉悟，执书泣过”，又云“见公之功，执书泣过”，都是“泣过”连文的证据。经作“天乃雨反风”，此作“雨止风反”者，《感类篇》云“出郊观变，天止雨反风”，《琴操》说《金縢》曰：“天乃反风霁雨”，雨止为霁，与此文言“止雨”义合。大概是古文经“雨”字，而今文作“止雨”也。“禾、大木复起”者，经云“禾则尽起，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感类篇》云“天乃反风，偃禾复起，”又云“天止雨反风，禾尽起”，是“起”字以“禾”言，“反”字以“风”言，“止”字以“雨”言，则“遏”当为“过”，属上读，明矣。皮锡瑞曰：“‘遏’与‘止’同义，盖仲任所据今文作止雨也。”其说殊非。大雨久湛，其实一也。成王改过，《春秋》攻社，两经二义，行之如何？

《月令》之家，盼遂按：详见《商虫篇》。只有他们称为变复之家，说“虫吃谷物，是部吏造成的。”知道《月令》家，就是衍生五行变复说的。虫吃谷物庄稼，选取与虫同类象征的官吏，鞭打侮辱，以消除这种变异。《实论》篇说这未必是真的。辨析详见《商虫篇》。然而这样做，符合人的意愿。如今导致下雨的，是政事，是官吏，不改变政事，不罪责官吏，却只攻击社，怎么能消除灾害？假如认为应当攻击同类，众阴之精，是月亮。方诸对着月亮，水自然流下来。《淮南子·天文训》：“月者，阴之宗也。故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令热，月盛时以向月下，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滴。”许慎注：“诸，珠也。方，石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升。”钱塘补注：“方诸用金，亦有用石。依高注，方诸为蚌。”月亮离开毕宿，从房宿北道出来，很少有不下雨的。注见《明雩篇》。月亮中的兽，是兔子、蟾蜍。它们的同类在地上，是螺和蚌。吴曰：诸子传记说此义者，通作“螺蚌”，唯此作“”。“”者蚌之异文，东旁转阳，故字亦作“”，而蚌字相承亦有并梗一切。《类篇》、《集韵》：“、，食苗虫。”别是一义，非此所施。晖按：《字汇补》曰：“疑即蚌字。”可引此文为证。月亮在天上有缺损，螺、蚌在地上有残缺，盼遂按：“舀”当是“□”之误。□、陷通用。同类明显了。

译注见《说日篇》。雨久不停，攻击阴的同类，应当捕杀兔子、蟾蜍，锤破螺、蚌，这才是得其实际。蝗虫时常到来，有的飞有的聚集，聚集的地方，谷物草料枯干。官吏士兵管理百姓，挖掘道路做成坑坎，鞭打驱赶蝗虫进入坑坎，把蝗虫积聚起来数以千斛计。直接攻击蝗虫的身体，蝗虫尚且不止，何况只攻击阴的同类，雨怎么会停？

译《尚书大传》说：“旧本‘大’字写作‘太’，这是错误的。现在依据宋代残卷和崇文馆本改正为‘大’。‘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盼遂案：‘祝’字应当是‘祀’字，因字形相近而讹误。‘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多弒主，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先孙说：这是引用《尚书大传》的话。‘不隆’应当是‘不降’，两个字声类相同，所以伏生《尚书大传》中‘降’字多写作‘隆’。王应麟《王会篇补注》引用《大传》：‘隆谷玄玉。’郑玄注说：‘“隆”读如“庞降”的“降”。’这就是证据。孙说：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六琐语类引用《书大传》说：‘太师，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风雨不时，雪霜不降，责在天公。臣多弒主，多杀宗，五品不训，责在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隆，责在地公。’这与上文略有不同。王者的三公，各自有所主管；诸侯卿大夫，各自有分派的职事。大水不责备卿大夫，却击鼓攻击社神，这是什么道理（如何）？吴说：‘何知’疑当作‘何如’。《论衡》常以‘何如’、‘如何’、‘奈何’作为征询诘问的词语，这里也是同样的用法。大概是说大水不责备卿大夫而攻击社神，在义理上没有什么可取的。

如果不这样，鲁国失礼，孔子作《春秋》，将其作为警戒。说孔子作《春秋》，记载‘大水鼓用牲于社’，大概是讥讽鲁国失礼，并不是说应当攻击社神来救灾。公羊高不能证实，公羊传说：‘求乎阴之道。’何休注‘求，责求。’所以说：‘不能实。’董仲舒不能确定，《繁露》说：‘鸣鼓而攻之，为其不义也。’所以说：‘不能定。’所以攻击社神的义理，至今仍然实行。孙说：《通典》说：‘成帝五年六月，开始命令各官止雨，朱绳乃萦社，’《续汉书礼仪志注》引用《汉旧仪》，‘五’作‘二’，‘乃’作‘反’，并说：‘后水旱常不和。’按：作‘反’是对的。求雨反萦，止雨顺萦，现在反萦，所以水旱不和。《御览》卷五百二十六引用《汉旧仪》说：‘五仪（疑有误。）元年，儒术奏施行董仲舒请雨事，始令丞相以下求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祷天神五帝。五年，始令诸官止雨，朱绳萦社，击鼓助之。’可知攻击社神遏止雨水，汉人多尝试实行，所以王充这样说。假使公羊高还活着，董仲舒未死，将要诘难他说：久雨积水泛滥，是谁造成的？如果是君主造成的，应当改变政令行为，来补救堵塞；如果是臣子造成的，应当治那个人的罪，以过错解除天灾。如果不是君臣造成的，而是阴阳之气，偶然的时运，击鼓攻击社神，怎么能救止？当作‘何而救止’。‘而’、‘能’古通。上文：‘而徒攻社，何能复塞。’下文：‘攻社，一人击鼓，无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句例都相同。今本是由不懂古语的人妄自颠倒所致。《春秋说》说：‘人君亢阳致旱，沈溺致水。’注明《雩篇》。如果是这样，旱灾就是亢阳的行为，水灾就是沉溺的操守，当作‘旱则为亢阳之行，水则为沉溺之操’，与上文义方才相衔接。《明雩篇》说‘旱应亢阳，湛应沉溺’，与此文义相同。为什么要攻击社神？

攻击社神不能解除水灾，用朱丝缠绕它，也仍然不明白。解说的人认为，社，属阴；朱，属阳。水，属阴，用阳的颜色缠绕它，辅助击鼓来救灾。《春秋繁露》止雨篇说：‘凡止雨的大体，女子想要她们藏匿，丈夫想要他们和乐。开启阳而关闭阴，闭合水而开启火，用朱丝缠绕社神十周。’干宝说：‘朱丝萦社，社，太阴也。朱，火色也。丝，维属。’《后汉礼仪志注》。大山失火，用瓮水去浇灌，先孙说：‘壅’应当是‘瓮’，形声之误，下同。众人都知道不能救火，为什么呢？火大水少，热不能胜过。现在国家积水，如同大山失火；用这样细的丝，缠绕社神来救灾，如同用瓮水去浇灌大山。‘犹’，钱、黄、王本并作‘若’。以人的心意揣测天心，以人事的状态比拟天治，人互相攻击，气势不相兼并，兵力不相加倍，不能取胜。盼遂案：‘负’读为‘倍’，一声之转。与上句‘气不相兼’的‘兼’字文义相同。古‘负’读若‘倍’。《穆天子传》‘茅萯’，郭注‘萯’音‘倍’。《汉书》宣帝纪‘萯阳宫’，李斐音‘萯’为‘倍’。都是证据。现在一国水灾，如果真想要攻击阴以断绝其气，‘阳’当作‘阴’。社，属阴。水，属阴。大水阴胜，攻击它以断绝其气。全部发动国人，拿着刀握着杖去攻击它，如同年终驱逐疫鬼，注《谢短篇》。然后才行。楚、汉之际，六国之时，兵器战争，力强则胜，弱劣则败。攻击社神，一个人击鼓，没有兵器的威力，怎么能救雨？

译一晴一雨，就像一昼一夜；遭遇像尧、汤那样的水旱灾害，就像一冬一夏。如果企图用人事祭祀来补救这些变化，那就是冬天想变成夏天，黑夜想变成白昼。用什么来验证呢？久雨不停，试着让君主高枕安卧，雨自然会停。停得太久，导致大旱，试着让君主高枕安卧，旱灾自然会下雨。为什么呢？阳气极盛就会转为阴气，阴气极盛就会转为阳气。孙诒让说：“旸”字都应该当作“阳”。本书中“阴”与“阳”，“旸”与“雨”，是相对使用的，完全不会混乱。所以知道这两个“旸”字应当是“阳”字。那么天地有雨水积聚，怎么知道不像人有水病呢？有旱灾，怎么知道不像人有热病呢？俞樾说：“人”字下面应该有“之”字，才与上句句式一致。瘅疾，就是热病。见《史记·扁鹊仓公传》正义。祈祷求福，终究不能治愈；改变操守和行为，终究不能挽救。让医生用药，希望可能治愈；宋残卷作“衰”，朱骏声校勘同。寿命耗尽期限到来，医药也无效。尧遭遇洪水，是春秋时期的大水，圣明的君主知道这一点，不向神祈祷，不改变政令，派禹去治理，使百川向东流。尧派禹治水，就像得水病的人请医生一样。病水，是说人得了水病。那么尧的洪水，就是天地的水病；禹治水，就是洪水的良医。解说的人为什么轻易改变这个说法呢？

攻击社神的道理，在事理上说不通。雨不停止，祭祀女娲，在礼制上有什么依据？《路史后纪》卷二注说：“董仲舒的法度，攻击社神雨不停止，就祭祀女娲。”伏羲、女娲，都是圣人，舍弃伏羲而祭祀女娲，《春秋》没有记载。董仲舒的议论，原因是什么呢？俞樾说：仲舒的议论上文不明显，大概就是“雨不停止，祭祀女娲”这句话，从下文“仲舒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女娲是古代的妇人帝王”一段可以明白。这些地方，必须好学深思才能知道。再查阅《路史后纪》卷二女皇氏篇，注说：“董仲舒的法度，攻击社神雨不停止，就祭祀女娲。”庆幸自己看到的没有错误。

《春秋》经只说“鼓”，哪里说“攻”呢？解说的人看到有“鼓”的文字，就说“攻”了。鼓不一定就是攻击，解说的人用意不同。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却为他聚敛财富并增加赋税。孔子说：“这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可以鸣鼓攻击他。”“鼓”字下面原本有“而”字，朱骏声校勘同。按：回答佞臣有“而”字，与《论语·先进篇》邢昺疏本相合。皇侃疏本没有“而”字，怀疑古本是这样。攻，是责备，责备斥责的意思。六国兵器互相攻击，不能用来驳难这里。“季氏”以下，是另一层意思。解释“攻”为“责备”，与前文说的“攻击”不同，所以说“六国兵器互相攻击，不能用来驳难这里。”怀疑“季氏”上面，脱漏了“或曰”二字。

这也不对。以下位责备上位，就是悖逆了。或者是依据天来责备他。“或”字下面怀疑有“曰”字。王者以地事天，母亲没有过错，儿子可以依据父亲来责备他吗？下级对上级，应该叫谏。如果顺从，是臣子的礼节；责备斥责，是上级的礼节。违背礼制的本意，实行起来怎么可以呢？

礼制用鼓来辅助呼号，使声音响亮。程、黄、钱、王本“明”作“鸣”。宋本同此。古代君主将要出行，撞钟击鼓，所以警戒下级。一定要把击鼓当作攻击这个社神，“此”字是衍文。这就是钟声鼓鸣攻击上级了。大水用鼓，有时再次告祭社神。“再”字怀疑有误。阴气太盛，雨水积聚不停，阴盛阳微，不是道义的适宜。口头祝祷不灵验，用鼓来辅助自己，与日食时击鼓用牲口祭社，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告急，彰显阴盛。事情大而急的用钟鼓，小而缓的用铃□（□）。孙诒让说：“□”不是铃之类，字应当是“□”。《说文》竹部说：“□，吹筩也。”《急就篇》说：“箛□起居课后先。”“□”与“□”字形相近而误。彰显事情告急，辅助口气。天道难知，吴说：“大”应当是“天”，字形相近而误。《纪妖》、《订鬼》、《讥日》等篇都有“天道难知”的话，应当据正。（崇文局本校改作“天”。）大水长久积聚，假使是政治导致的，还是先告急，然后施行这个政令。盗贼的发生，与此做法相同。盗贼也是政治导致的，相比寻求缺失，还是先发出告急。鼓用牲口祭社，是发觉的意思。社，是众阴的首领，所以击鼓让社神知道。解说鼓的人认为这是“攻”，所以“攻母”、“逆义”的驳难，因此而来。现在说是“告”阴盛阳微，攻击尊长的驳难，从哪里来呢？而且告祭适宜用牲口，用牲口不适宜于攻击。告祭用牲口，是礼制；攻击用牲口，在礼制上有什么依据？

朱丝像绳子，显示在阳气上。阳气实在微弱，所以用物也微弱。孙诒让说：两个“旸”字都应当是“阳”。上文说：“解说的人认为，社，属阴；朱，属阳。水，属阴，用阳色缠绕它，辅助击鼓来补救。”所以知道两个“旸”字应当是“阳”字。投入一寸长的针，布置一丸艾草在血脉的通道，重病也有痊愈。朱丝就像一寸长的针、一丸艾草一样。

译吴国攻破楚国，楚昭王逃亡，申包胥抄小路步行奔赴秦国，哭泣着请求救援，最终得到秦国的出兵援助，击退吴国而保全了楚国。此事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说苑·至公篇》、《新序·节士篇》。击鼓的人，难道真的能讨伐（驱散）云雨吗？王盼遂考证：“伐”字应当是“诚”字的误写。下句“使诚，若申包胥”，“诚”字正是承接上文而言。如果确实像申包胥那样，一个人击鼓就能成功。假若说一个人击鼓，在义理上说不通，文中必有错漏。将“耐令社与秦王同感”，“耐”与“能”古字通用。凭借土克水的威力，止住云雨。云雨之气如果也能像吴国那样感到恐惧，就会消散进入山中，遭受灾害的百姓，就能蒙受雨过天晴的恩泽，“晏”指天空没有云彩。这样就有楚国的安定了。

遇到迅雷烈风，君子必定改变神色，即使是夜晚也一定要起身，穿戴整齐端坐，这是《礼记·玉藻》中的记载。这是畏惧威势和变异。《释名·释言语》说：“威，就是畏。”水灾旱灾，就如同雷风一样，虽然是运气中的无妄之灾，“无妄”一词的注释见《寒温篇》。想要让君主高枕无忧地安卧，旧校注说：“幄”字另一版本作“据”。吴云说：另一版本作“据”是正确的。“据”原本写作“据”。《左传·僖公五年》说：“神必据我。”杜预解释说：“据，安也。”“据”也写作“倨”。《淮南子·览冥篇》说：“卧倨倨。”高诱注说：“倨倨卧，没有思虑。”上文说：“试使人君高枕安卧。”安、据意义相同。写成“幄”字，是“据”字的形讹，意义不通。王晖按：“欲”字大概应当作“设”。意思是如果君主不鸣鼓告社，就不是爱护百姓的意思。以此来等待时机，没有恻隐忧民之心。尧帝不使用牺牲，或许是因为上古时代质朴。仓颉造字，奚仲造车，难道可以说前代没有书、车之事，是后世才有的吗？时代相同却做法不同，事情才可责难；时代不同风俗改变，互相非议又怎样呢？

〔世〕俗图画女娲的形象，“世”字根据宋本补入。画成妇人的形状，吴云说：《北齐书·祖珽传》说：“太姬虽然是妇人，实际上是雄杰，自从女娲以来就没有了。”那么认为女娲是妇人，从汉代到南北朝都有这种说法。王晖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说：“伏羲、神农、女娲为三皇。”（见《曲礼疏》。）郑玄注《明堂位》引《春秋纬》说相同。未说女娲是女皇。《说文解字》女部：“娲，古代的神圣女子，化育万物的人。”《帝王世纪》说：“女娲蛇身人首，一说叫女希，是女皇。”《风俗通》说：“女娲，是伏羲的妹妹。”（见《路史后纪二注》。）又她的称号叫“女”。董仲舒的意思，大概是指女娲是古代的妇人帝王。男为阳，女为阴，阴气造成灾害，所以祭祀女娲祈求福佑。传说又说：“共工与颛顼争夺天子之位，共工不胜，愤怒地撞击不周山，致使天柱折断，地维断裂。女娲冶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斩断鳌足来支撑四极。”注释见《谈天篇》。董仲舒祭祀女娲，大概是看到这样的传说。本来就有修补苍天、支撑四极的神，天气不和，阳气不能战胜阴气，或许女娲能以精神帮助圣王止住大雨呢！

《论衡校释》

《论衡校释》卷第十六

乱龙篇

土龙以形象类比实物，以礼仪示意。乱，终结的意思。用来终结董仲舒的说法，所以叫“乱龙”。有人认为这一篇设立十五个证据来证明土龙能够招致雨水，与王充全书征实祛惑的宗旨不合。《死伪篇》说：“董仲舒求雨的方法，设置土龙来感应气机。土龙不是真实的，不能招致雨水。董仲舒用它来致精诚，不顾及事物的真假。”王充的意思可见。所以学者多怀疑它是伪作。王晖按：这一篇意在终结董仲舒的说法，代替子骏来应对质疑，并非王充本人的主旨所在。《定贤篇》说：“董仲舒相信土龙能招致云雨，大概也有他的理由。”《案书篇》说：“孔子终结论断，定于董仲舒之言，他修治雩祭、设置土龙，必定有道理，不可奇怪。”他列举十五个证据，又有四种义理，即所谓“大概也有他的理由”、“必定有道理”的意思。《明雩篇》从“何以言必当雩也”以下，顺《鼓社篇》“用鼓告社”以下，都就董仲舒设立雩祭、鼓社的意义来探求其说法，与这一篇的文例正相同。《龙虚篇》说：“雷龙同类，感应气机相致。龙与云同招，虎与风相致，所以董仲舒雩祭的方法，设置土龙作为感应。”那么王充对于董氏的说法，并未完全摒弃。怀疑它是伪作，是不对的。

董仲舒申述《春秋》中的雩祭，设置土龙来招致雨水，他的意思是以云从龙来感应。《春秋繁露·求雨篇》说：“春天旱灾求雨，在甲乙日，制作大青龙一条，长八丈，居于中央。制作小龙七条，各长四丈，在东方，都面向东，它们之间相距八尺。夏天求雨，在丙丁日，制作大赤龙一条，长七丈，居于中央。又制作小龙六条，各长三丈五尺，在南方，都面向南，它们之间相距七尺。季夏，在戊巳日，制作大黄龙一条，长五丈，居于中央。又制作小龙四条，各长二丈五尺，在南方，都面向南，它们之间相距五尺。秋天，在庚辛日，制作大白龙一条，长九丈，居于中央。制作小龙八条，各长四丈五尺，在西方，都面向西，它们之间相距九尺。冬天，在壬癸日，制作大黑龙一条，长六丈，居于中央。又制作小龙五条，各长三丈，在北方，都面向北，它们之间相距六尺。”《山海经》说：“大荒东北角，有座山名叫凶犁土丘，应龙处在南极。杀死蚩尤与夸父，不能再上去，所以下界多次旱灾。旱灾时制作应龙的形状，就能得到大雨。”郭璞说：“现在的土龙本于此。气机感应自然冥感，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易经》说：“云从龙，风从虎。”这是《易经·乾卦》的文言。以同类相求，所以设置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然到来。